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十

译户科都给事中张汉卿弹劾席书奉敕赈济时措施不当，反而伤害百姓性命；此事已经由南京御史梁世摽、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上奏，现在应当派官员前往勘查，查明并治其虚耗欺骗之罪。户部议请命南京都察院和户科选派有操守的给事中、御史前往勘查，皇上同意。根据巡按御史刘栾的奏请，裁撤海州、盐城、宿迁、睢宁、清河、安东等税课局。太常寺协律郎崔元祈，是任乐舞生二十年的人，将要到内府教习音乐；卿汪举认为他不奉明诏、越例擅入，请求追究崔元祈的罪。皇上命令派一名寺官同崔元祈等人入府教习。礼部侍郎朱希周说，朝廷设置神乐观，乐舞生有固定名额，已经足以供宗庙使用，似乎不必在内府另行设置。皇上命令仍按先前诏旨执行。不久汪举又说：“臣近来听说皇上命工部查核太庙祭器的数目和神乐观祭服的样式，如今又有在内府教习音乐的命令，那么观德殿将要举行陈设笾豆、使用乐舞的祭祀了。我朝祖宗列圣崇敬报答的礼制，只在太庙设置笾豆、使用乐舞，奉先殿和各陵寝从未使用过。” 如今献皇帝已经在安陆家庙使用了乐舞，又想在观德殿设置，未免使礼制尊崇失去均衡，请求下令停止。皇上说：“奉先殿不使用乐舞，是因为太庙已经举行过这种礼仪。朕的皇考不能在太庙庭中享受祭祀，只能在内殿奉祀，因此乐舞的仪式绝不可缺少。汪举等人轻率妄奏，姑且宽免他们。” ○壬寅，主事张聪、桂萼以前所条陈的关于大礼七件事的奏疏尚未下达，朝廷议论正急切地攻击他们，于是又一同上疏说：“礼官起初失礼，后来又隐瞒错误；恭敬地承受明命两次，催促臣等来京，大概是想让我们当面辨明是非，由皇上亲自裁断。臣等到京朝见后，仍有大臣以浮言恐吓，必定要使我们改变最初的主张，务求彼此和同，以掩盖自己的罪过。从前孔子说：‘反省自己，理直气壮，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如今臣等所依据的是先王的礼制，众人所倚仗的是奸臣的权势。奸臣的权势，竟敢用来胁迫天子；先王的礼制，难道偏偏不足以制服权臣吗？祖宗设置言官，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太子的耳目，如今却相继甘愿做权臣的鹰犬，实在可耻。”伏望皇上亲临便殿，召集执政大臣和礼官，准许臣等援引典籍作为证据，驳正再次颁诏的错误以及两京奏疏的错误。奏疏上呈后又留在宫中。升兵部左侍郎李钺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任巡抚凤阳等处。○癸卯，升礼部精膳司员外郎边宁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甲辰，升兵部武选司郎中陈达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建州左卫女直都督章成等四十七人入朝进贡马匹，分别赐给缎绢、衣服、钞币、靴鞋。贵州按抚官先后奏报，芒部逆贼陇政、阿核等纠集苗夷，在毕节卫等处抢掠，杀伤官军，毁坏官民房屋很多。兵部说：“贼势猖獗，应当大力征讨剿灭，请下敕令湖广守臣听从都御史杨一英调取永保土官；命云南守臣部署曲靖等处士兵三千人，屯驻并截击要害之地，防止贼寇逃逸。”皇上同意。至于湖广土兵是否应当调动，命杨一英酌情议定后执行，不得轻率调动以扰乱内地。○己巳，升南京刑部主事伍希周为河南按察司佥事。因为各宫庄田所报新旧册籍的数目不明确，敕令司礼监官员和户部郎中一员，等到秋收后前往，召集各巡抚、巡按官，秉公勘查核实后上报。○丙午。皇上命主事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读学士。于是翰林院学士丰熙、修撰杨惟听、舒芳、编修王思都不愿与桂萼等同列，分别上疏请求归乡。皇上都不准许。御史刘谦亨说：“桂萼等人拘泥于偏僻的学说，持有偏见，却突然得到优厚官职，天下士人从此离心，应当赐令罢黜，以惩戒奸党。”奏章交有关部门办理。○丁未，升兵部右侍郎李昆为本部左侍郎，以大理寺卿郑岳代替李昆。诏令驸马都尉游泰统领将军，列队在午门前迎接。献帝神主仍抽调将军，在正阳门外的帐幕中陈列，按照朝见仪式作为神主前导和护卫。○庚戊，户部说：“去年受灾的地方，只有庐、凤、淮、杨四府，以及滁、和、徐三州最严重；应天、太平、镇江次之，其余府、州、县的灾情各有不同。至于席书所报告的濒临死亡的极贫百姓有四十五万，其中因疫病死亡的占十分之二三，那么荒废抛弃的田地也不会太多。恐怕有关部门不以国家财政为重，反而借此为理由，延误征收，使官民都陷于困境。请传谕天下有关部门，先招抚逃亡百姓，发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恢复旧业。对于绝户留下的荒田，应招人佃种，并减免他们的徭役赋税，务求灵活处理，不要损失原有额数。至于屯田荒废的，也一并处理。军士逃亡后，不得冒领支取积存的有余粮食，用来补充绝户屯粮的数额。”皇上全部采纳。洮州卫指挥武贤违反规定起送进贡番僧端行劄失等人，分巡守备官却不能督促勘查，命巡抚逮捕武贤审问，并查究分巡等官没有察觉此事的罪责。升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佥事郑勋为本司副留守。巡按四川御史参劾龙勘，上报松潘失事的罪状；刑部复议，拟将指挥熊果等人分别按情节治罪，并说松潘卫指挥杜钦、参将芮锡、副使吴希由、巡抚都御史马昊也都应逮捕审问。皇上全部同意，只有马昊免于逮捕，等勘查报告送到之日一并追究。○辛亥，桂萼、张璁、方献夫各自上疏辞去学士之职。

译桂萼请求让臣与臣张璁当面驳斥诸臣的错误，改正“两考”的谬误。张璁则说，以两考为失误，将成为万世的笑柄。还未完，请允许臣进讲，以破除邪谋。方献夫说：“士人以节义为根本。如果臣因为进言而升官，臣的气节在哪里？况且国家任用人才自有资格，怎么可以滥用恩典呢？”皇上都答复说：“升迁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议论礼部事务；你们也不是靠这种说法来求进，仍然算是忠臣。你们的学问和品行都在朕心中，所以特意选拔安置在翰林院，以成就朕接纳贤才的治理，不必再辞。”不久，吏部尚书乔宇说：“以前席书凭宫中旨意升任尚书，臣等已经多次陈奏这是不可行的。如今又有升桂萼等人为学士的命令，宫中降下的恩泽大多施给佞幸之人。皇上即位以来，凡是先朝传旨升官的人，即使是工匠、役夫、军校，也都尽力黜退浮华之人。士大夫一旦与这些人同列，就会被清正舆论所不齿。如今言官前后弹劾桂萼等共二十道奏疏。圣朝培养士人，应当让他们珍爱名节。翰林学士的职位，选任极为重要；如果让桂萼等人担任，那么在翰林院储备人才的人，谁还愿意同他们排列班次呢？请停止这一任命。” 皇上认为乔宇的言论违忤，严厉斥责他，并且说：“任用有才有德的人，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办法。桂萼等人执持经义、讨论礼制，难道是为了迎合朕的心意而求取进身吗？立即命令他们办理事务。”不久，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一同上疏说：“桂萼等人都是曲解学说、持有偏见，扰乱典章制度，在圣明时代本来应当诛杀，怎么能因为一句话得到认可，就突然升任优厚官职？何况还通过传奉圣旨任命为学士，这对圣德的损害不小。”御史段续、陈相又特别上疏，极力论列席书以及桂萼等人的罪状，请求按典法治罪。皇上发怒，诘问斥责李学曾等人，命他们对所奏之事作出说明。不久李学曾等上疏认罪，皇上于是宽免他们；却以段续、陈相欺骗蒙蔽、嫉妒贤能为由，逮捕交镇抚司拷问。升河南左布政使刘文庄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刑部尚书赵鉴说：“推究桂萼、张璁的罪行，确实有如张翀等臣所论，应当交给臣等依法处理。”皇上说：“赵鉴既然任职司法部门，就应奉行君命，怎么竟结党邪曲、玩弄法律？勒令他自行弹劾。”不久赵鉴上疏陈述罪状，皇上又严厉斥责。但又严厉斥责后宽免了他。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二篇、《为人后辨》一篇，以及《辨张璁等诸说》，大意认为：张璁以《祖训》只有“兄终弟及”的文字，而没有立后之文。《祖训》说：“凡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终弟及，必须立嫡母所生之子。”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有亲弟弟，即使先帝有次子，仍应以上一代皇帝为考，先帝的正统不会改变，哪里用得着立后？所以《祖训》的意思在于辨别嫡庶，并不是说为人后继承。况且传记凡是说兄终弟及，常常与父死子继相对而言，只是排列兄弟传国的名称，不同于父子继承世代罢了。难道说兄弟传国，就可以不为别人之后，而只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吗？前代君主中，有异父兄弟三四人之后继承的，例如殷代阳甲、盘庚；如果不专一承继所后之人，而各自亲近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统绪就会纷乱，宗庙祭祀没有定制，典礼不至于扫地而尽的，几乎没有。又说：“陛下入继大统，并不是为人后。所谓为人后，是在所后者那里承受宗祖、考妣的祭祀。”汉文帝推让即位时说：“奉祀高皇帝的宗庙。”汉宣帝时，有关官员上奏说：“陛下作为昭皇帝之后，承继祖宗的祭祀。” 师丹告诉哀帝说：“陛下继承元帝的统绪，承奉宗庙和天地的祭祀。”由此可以看出，自古凡继承统绪的人，都以奉祀祖宗为职责，也就是为人之后。又说：“宋仁宗亲自命英宗为儿子，孝宗不曾亲自命陛下为他的儿子。”杜瑗说：“所谓为人后，是有先后名分的。尊长者既然已经成为所后者，后来者是承继他，而不是与他并存。”子夏说：“族人以支子承继大宗，这说明成为人后的人，是在宗子已经去世后由族人立他承继，并不是宗子还在世时另立一个人。”如果想在生前立某人为儿子，只称为立嗣；死后入继，才称为为人后。有人说：“孝宗把皇位传给武宗，从来不是没有后嗣；陛下也不曾再次承继孝宗。”汉殇帝继承和帝，和帝没有儿子，邓太后立和帝哥哥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这与今天的事情相似；当时诏书说：“兄弟的儿子也如同自己的儿子，不能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拒绝祖父的命令。”这正可以援引为今日的依据。又想用伯考的称呼称孝宗，于是说宋真宗诏令讨论太祖庙号时称伯考，并且拿唐中宗、睿宗来类比；却不知道当时讨论庙号时，只是说僖祖，而太祖称伯，起初并不是庙号。睿宗本来应当成为天子，玄宗则是从父亲那里承受天下；孝宗相对于中宗，献帝相对于睿宗，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前代以诸侯身份入继而称太子为伯考的，只有元魏庄宗；他不是中原的君主。当时临淮王还曾极力进谏，难道曾说上臣不如临淮王吗？又想让陛下去掉“本生”二字。他说：“考察礼经，本生父母是相对于所后父母而言的，大礼中没有这样的文字。”只是欧阳修在《濮议》中摘取《丧服传》的“所后者”二字，后来因为《开元礼》《开宝礼》的文字中有“所生父”，于是常常把所生、所后并称。张璁上奏时只背诵欧阳修的话，没有深入考察，妄自援引礼文，难道不可笑吗？又说陛下应当尊重名实，使两宫都能完全尽孝，认为昭圣太后对陛下实际上不是母亲，而章圣太后对陛下实际上是母子关系。这是由于他不明白名实。为人后是实，称所后者为父母是名；出后给别人是实，随后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何种名号也是名。这些都是依据事实来确定名称。至于说昭圣太后从未有儿子，所以陛下的心意也不得专擅决定、干预，这更是不对。先帝去世时，昭圣太后把心意寄托在陛下身上，天下臣民谁不知道？在迎接陛下、陛下尚未到达之前，皇太后不能自行决定，谁又能自行决定呢？”

译臣认为，昭圣太后有不可忘记的恩德，有不可再增加的尊崇。近来先上昭圣太后的徽号，第二天才涉及章圣太后，这是天理秩序自然形成的礼制。陛下由此推而广之，就能使孝思永不穷尽。又说应当另为献帝在大内立庙，援引《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祖先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同时建立四庙；庶子为王，也同样如此。”所谓庶子，大概是指世子的父亲所生的庶子，并不是旁支宗属中的庶子。他没有思考这句话所指的对象，便依据陆氏的错误说法，认为汉宣帝的父亲是史皇孙、光武帝的父亲是南顿令。不知道光武后来因张纯的建议，把四座亲庙改建在南阳舂陵。师丹告诉哀帝，不应把定陶共皇的祭祀迎入他的宗庙，陛下应当记住师丹的话，并把光武的事情作为法则才是。皇上认为薛蕙越位妄言、轻率浮躁，命令逮捕送镇抚司拷问。于是张璁、桂萼一同上疏说：“今天关于典礼的议论，是非异同，已经同礼官论辩清楚；只是还担心没有证据而不被相信，所以谨慎地列为十三件事：三代以前，天子没有嗣子的，都实行兄终弟及，没有立后的礼制，所以《尚书·商书》中凡是兄弟相继的，不称嗣子，而称为及王。” 议论此事的人背离古代礼书，强行认定皇上是孝宗的后嗣，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一点。《祖训》说凡“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终弟及，必须立嫡母所生之子”；说“必定兄终弟及”，就可知不立后；说“必须立嫡母所生之子”，就可知伦序。议论者强行认定皇上是孝宗之后，不仅背离古代礼书，连高皇帝的训诫也不肯遵守，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二点。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让子路负责邀请射手，并说：“败军的将领、亡国的大夫，以及为人后的，不得参加。”议论者强行让皇上成为人后，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三点。武宗遗诏起初根本没有立嗣的说法，等到皇上登极，才改变说法，认定皇上是孝宗的儿子，使皇上违背武宗的遗诏，背弃献皇帝的恩德，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四点。对于所后父母，礼制称为重；对于本生父母，礼制称为轻。孝宗和昭圣太后本来是皇上的伯考、伯母，却反而称为皇考、圣母，给予重的名分；献皇帝、章圣太后本来是皇上的父亲、母亲，却反而称为本生皇考、本生母，给予轻的名分。把轻的反而看作重，把重的反而看作轻，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五点。《祖训》说，凡亲王如果是天子的侄子，称天子为伯父、叔父。活着时可以称伯父，死了难道就不能称伯考吗？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六点。汉宣帝另为父亲史皇孙建立皇考庙，光武帝另为父亲南顿君建立皇考庙，这是合乎礼制的。议论者认为不应当为献皇帝在京师另立庙，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七点。宋仁宗把宗实接入宫中立为皇子，大儒朱熹曾把这件事同定陶王的事情一起讨论，认为它破坏礼制。议论者牵强附会地加以比较，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八点。皇上应当迎接献皇帝的神主，奉安在另立的庙中，这是取古人迁国时一同载运神主的意义。议论者认为史籍中没有迁移神主的事情，这是欺骗妄说的第九点。《祖训》说，皇后可以主管内宫，但不得干预宫门之外的事务。兄长即位，弟弟继承统绪，实际上遵循祖训；议论者却不能凭借祖训，反而借昭圣太后的懿旨作为说辞，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十点。皇上对于寿安皇太后，不能率领天下服满三年丧，即使想追悔也来不及了，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十一点。新颁布的诏令，确实应当慎重改正；如今皇上是否改诏，只决定于一句话，不改就是百世的羞耻，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十二点。古代三公讨论治道，九卿分掌政务，台谏官明察四方、通达信息。如今这些人联名上疏，难道议论会完全相同吗？不过是结党相互勾结罢了，这是欺骗妄说的第十三点。奏疏上奏后留在宫中。○壬子，铨补大宁中卫署都指挥同知；王宁佥书江西都司事务。○癸丑，升巡抚西川右副都御史阳沐为大理寺卿。○乙卯，修撰杨慎、张衍庆等三十六人说：“臣等与桂萼一派的学术不同，议论也不同。臣等所坚持的是程颐、朱熹的学说，桂萼一派所说的是冷褒、段犹的余绪。如今陛下既然甄别录用桂萼等人，认为他们的话是正确的，而臣等所说的都不被圣明采纳，臣等不能与他们同列，愿赐罢职归乡。”皇上说：“朝廷储备人才，把你们安置在史馆，应当努力修治职务、涵养德性，以等待将来任用。”杨慎不能安守本分，率领众人请求离去；张衍庆等人同声附和，轻率得太过分了，暂且夺杨慎俸禄两个月，夺张衍庆等人俸禄一个月。河南流贼阎价等被擒，巡抚都御史王荩、巡按御史俞集分别评定诸臣功罪，说：“守备都指挥王秉彝、指挥许杲等，以及永宁县知县谭鼎，有罪而无功；左参政朱廷声、佥事张天性功过相抵；卢时县知县郭时叙捕获贼寇功劳多，应当赏赐。”皇上命令逮捕审问王秉彝等，夺朱廷声等俸禄两个月，赏赐郭时叙，谭鼎降一级使用。○丙辰，升广东按察司王廷相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升镇江府知府滕言□盔为湖广按察司副使。命令各巡抚都御史，无论边疆还是内地，凡是因升迁改任或因服丧应当离职的人，必须等接任者到达后才能离任；新任官员也应立即前往，不得拖延，以免造成误事。违犯者，听任言官弹劾。○丁巳，泰和伯陈万言上疏请求武清、东安二县土地各一千余顷，交户部议处。有人说，两县的土地每年都输送给未央宫，不是陈万言所得，请求不要批准。皇上命令查明两县土地中与宫庄无关的部分，发给陈万言。于是户部又说：“臣等只能根据册籍核对有无，确实难以远距离估量，应当命所派主事王纳言前往勘查后上报。”皇上命令赶快勘查上报，同时另行给陈万言儿庄地四百六十二顷六十八亩，曹村桥地四十顷，重楼社、青冢等村地二百五十顷九十三亩。于是保定巡抚刘麟、御史任洛都说：“前面这些土地都是明诏清查出来、豪强兼并的土地，本来应当归还小民，不应当又夺来给陈万言。”交有关部门知道。

译○戊午，鸿胪寺右少卿胡侍上疏辨析张璁、桂萼所条陈的大礼七件事：第一，张璁等人援引《祖训》中“兄终弟及”的文字，妄自把兄长说成孝宗，把武宗的弟弟说成献皇帝；并且认为皇上因为是献皇帝的儿子，所以应当即位，仿佛武宗根本没有关系。献皇帝虽然是孝宗皇帝的弟弟，却没有亲自拥有天下；陛下接受武宗遗诏，继承皇帝之位，如今却说武宗没有关系，不知这是什么道理？即使武宗去世时献皇帝还在世，接受遗诏成为天子，那也是从侄子那里接受的，怎么能径直说是从孝宗那里接受，以此解释为兄终弟及呢？献皇帝去世后，幸赖陛下能够继承大统；如果坚持孝宗为兄长的说法，当时孝宗的弟弟还有在世的，不知道要把陛下置于什么地位。第一，张璁等人援引遗诏中的“嗣皇帝位”，其中起初根本没有让皇上成为孝宗之子的说法。臣考察，张璁等人曾倡议说，“继”只是帝王相传的次序，必须有父子一体的亲情；继承统绪的人不一定是继承嗣位的人。假如嗣位必须具有父子亲情，那么遗诏就不应说“嗣皇帝位”；假如朝廷大臣称“嗣”是不合经典的，那么遗诏称“嗣”，为什么偏偏只解释为继承统绪，而不解释为继承嗣位？考察《仪礼·丧服》，有“为人后”的说法；《春秋公羊传》又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说法。大概是说，称为“人”，就不是亲父；称为“为后”，就不是亲子，却使他成为名义上的儿子。又有“为人后为其父母期”的说法，大概是说称为父母，是表明亲生根本；服期服，就降同于伯叔父母。难道可以强行称呼、强行夺取名分吗？” 翟方进说兄弟的儿子也如同儿子，定陶王应当作为嗣子；晋代庾冰请求以同母弟琅琊王岳作为成帝嗣子。假如一定要有父子亲情，那么又何必借用“嗣”这个称呼呢？又有人说，宋仁宗曾亲自命英宗为儿子，孝宗不曾亲自命陛下为自己的后嗣，这似乎有道理。可是按照礼制，大宗不能断绝；族人以支子承继大宗。如果一定要亲自命令之后才能成为儿子，假如宗子来不及亲自立后便死去，因而没有嗣子，难道族人就任凭大宗断绝吗？汉昭帝死后，霍光才立人承继孝昭帝；光武帝中兴时，距离孝元帝去世已经四十多年，按照昭穆次序，本来应当成为孝元帝的后嗣；孝宣帝、光武帝何曾亲自接受孝昭帝、孝元帝的命令呢？他们作为入继的君主，又怎么能说没有承继关系呢？如果都因为没有亲受命令，便称为儿子的人说“我是自己继承统绪，不是为人后”，而不以臣子的礼节事奉先君，那么以后凡是没有嗣子的君主，都会不忍心把国家交给本宗，而宗族之人在君主死去时，无论是否亲近昭穆次序，都可以援引此例自行即位，这将是无穷祸患的征兆。又有人说，献皇帝生下陛下一个儿子，长子不能为人后。按礼制，别子成为祖，继承别子的成为大宗，继承父亲的成为小宗。宋代儒者程颐曾说：“礼制虽然有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条文，但如果没有兄弟，而且继承祖宗的宗统也断绝了，也应当继承祖宗。这可以说是通晓变通之道、善于阐发圣人深意的人了。”他说的“祖”，就是别子成为始祖的那个“祖”，是族人的共同祖先，并不专指祖父；所谓“也应当继祖”，是说代替继承祖宗的宗统。张璁等不懂继祖的含义，竟说：“陛下应当直接继承宪祖于献皇帝，这样自然不会失去继承的名义；并且还援引一身事奉武宗的说法来助证。”他们却不知道，宗法所谓“一身事五宗”，是说族人一身事奉继承名分的宗统。如今武宗就是继承祖宗的宗统，所谓祖，就是太祖皇帝。陛下作为小宗继承它，这叫已经继承祖宗，并不只是说继承宪祖。继承祖宗，自己就是宗子，族人都以陛下为宗。如果又继承献皇帝，就是兼继承父亲，这便是大宗事奉小宗。因此，今天的议论，应当专门继承大宗，另为献皇帝立后以继承小宗，这才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张璁等说唐玄宗称中宗为皇伯考，宋真宗咸平年间，朝臣曾据此议论太祖庙号，认为与今天的情形相似。臣考察《春秋》的义理，不因亲爱亲属而损害尊崇尊长。唐睿宗曾亲自作为中宗的臣子，宋太宗也曾亲自作为太祖的臣子，因此宋臣张齐贤等认为，天子既然断绝期服之丧，宗庙中怎么能有称伯父的名分？唐代、五代有这种称呼，都不是正统典籍的规定。何况玄宗的父亲睿宗曾继承兄长中宗而即位，用来比拟献皇帝，又是不相称的。如今礼经的正条、历代的旧典，全都置之不论，所尊奉的竟是魏存庄夷狄式的诡异称号，所依据的竟是冷褒、段犹街巷小人的谀媚之谈，还得意洋洋地援引同类，以攫取美官，真是何等肆无忌惮！张璁等先前曾说：“为人后者成为他的儿子，并不是圣人的话。”《礼·丧服记》说：“为人后者，为他的父母服丧。”这说明所继承的父母称作父母，并没有改变称呼。关于伯叔的条文，他们后来又说，不是父子关系而成为后嗣的，是强行这样称呼。到这时，有人引用礼经中“本生父母、所后父母”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这是上天夺去了张璁等人的神智。况且“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这句话，《丧服记》中并没有，礼经也没有“所后父母、本生父母”这样的文字，只有《仪礼·丧服》【原文疑似缺字】下可以见到。张璁等从未详细考察礼文，只是道听途说，实在可耻至极。如今关于所后父母与本生父母的区别，丧服制度中有明确规定可以考察，“本生”二字绝对不能删去。张璁等又假设孝宗、献皇帝说出责备陛下的话，说如果考孝宗为父，那么两位皇帝便不能享祀，这更不是臣子应当说的话。陛下继承大位，太祖、太宗的统绪因而有所托付，献皇帝的神灵也应当欣慰庆幸，必不会偏私自己而轻慢祖宗。假如孝宗还在位，献皇帝住在邸第，陛下正因为亲贤而被立为太子，那么只奉事孝宗自然应当专一，怎么还能顾及献皇帝的抚养？献皇帝难道也会忘记宗统，不把陛下作为孝宗的儿子吗？陛下把慈寿当作母亲奉事，在礼制上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如今宫闱之中，慈爱与孝敬并无间隔，哪里知道张璁等疏远的小臣凭什么能知晓太后的内心？他们竟说太后没有把陛下当儿子的心意，又说陛下是遵循祖训入继，与慈寿太后无关。唉，这话一说出来，天理就灭绝，纲常就断绝了。武宗遗诏明明有请慈寿皇太后派官迎接陛下的文字，陛下后来正是据此登上大位。假如武宗来不及留下遗诏便去世，太后也来不及发布诏旨迎立，而宸濠恰好又没有死、反而发表言辞叛逆，陛下即使按伦序应当即位，难道能不等候太后的懿旨，安然登基吗？

译太后亲自把天位授予陛下，功劳关系到社稷，张璁等竟说太后没有参与、不能专断，这难道还有人心吗？张璁等又想为献皇帝建立皇考庙，像汉宣帝为史皇孙、光武帝为南顿君所做的那样，并且引用《丧小记》中“庶子为王可以立庙”的文字作为证据。臣考察《丧小记》说：“王者建立四座庶庙，庶子为王也同样如此。”郑玄注说：“世子有废疾不能即位，而庶子即位，他祭祀上天、建立宗庙，也和世子即位一样。”这里的庶子，是指与世子同为父亲之子的宗亲，并不是旁及自己的私人亲属。至于光武帝的四亲庙，远在章陵，从未在京师建立庙宇。孝宣帝则因为以孙辈继承祖父，担心昭穆次序难以安排，所以可以称史皇孙为考，并为他立庙。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对此加以非难。如今陛下对于孝宗，并没有昭穆次序的疑难；又是奉诏继承统绪，并不是中兴帝王那种情形，却想特别尊献皇帝为考，并在大内立庙，臣认为过分了。为什么呢？过去汉安帝起自清河，桓帝兴起于蠡吾，虽然曾荐举自己的亲属、加上皇帝称号，但都仍保留原来的称号，在嗣王之下祭祀。宋英宗也遵循这种曲折办法。至于在宫禁附近立庙的，只有魏朝因为出身丑夷，陈朝因为帝位出于旁支，汉哀帝又处于炎汉国运衰微之时，才说礼文可以暂且简略；这种做法至今还留下讥议，难道可以再拿来给小人作借口吗？臣又考察张璁等前后所议，大体上是承袭欧阳修的说法，但空疏而不加考察，又有五处连欧阳修的本意也失去了。欧阳修说“为人后者成为他的儿子”不是圣人的话，是汉儒的说法。张璁等承袭这一说法，认为果然不是圣人的话；但这句话实际出自公羊高，而公羊高亲自从子夏那里接受，子夏又从孔子那里接受。孔子是圣人，难道不是吗？况且公羊高也不是汉儒，这是第一处。欧阳修说：“《仪礼·丧服记》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欧阳修说“《仪礼》二字是后人增添的”，但篇首仍有“仪礼”二字，尚且没有大害。张璁等却擅自删去“仪”字，竟真的说成《礼记·丧服小记》中有这句话，这是第二处。欧阳修说“考察《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以及宋代令文《五服年月敕》，都说“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为其父母服齐衰一年，对所继承者和本生者都称父母并服丧”。又有令文《五服年月敕》说“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为其父母服齐衰一年，对所继承者和本生者都称父母”。这里所说的令文敕，大概是宋朝的制度。张璁等却说“礼经中的本生父母，是相对于所后父母而言”，大概是把令文和敕都误认为礼仪篇名，这是第三处。欧阳修对于英宗，只是想称安懿王为亲，并没有敢说仁宗不能称考。张璁等却想让陛下不考孝宗，这是第四处。欧阳修说，定陶王称恭皇而不连用国名，就有妨害统绪的苗头；又在京师立庙，就会扰乱汉朝宗庙。张璁等却说直接称献皇帝为皇考、在京师立庙是适宜的，这是第五处。方献夫上奏章入朝供职，本来没有言官的职责，却擅自越职妄加议论，诏令逮捕审问。不久因言官上疏营救，被贬为山西潞州同知。又因灾伤，免除应天、太平二府以及上元、当涂九县草场的地租，数额各有差等。○己未日，御史章衮弹劾左都御史边宪，说他过去在山东放纵盗贼，留下祸患，曾被给事中陈时明弹劾，不应当任职于要害职位。吏部复议说，边宪历任官职四十多年，积累了资历和声望。皇上认为有理，并说：“边宪是经朝廷廷议推举出来的，已经有成命，令他照旧供职。”不久御史刘隅也弹劾边宪，在章衮所说的基础上又说，他巡抚宁夏时克扣官军银两达数万。章衮的奏章下交有关部门知悉。大学士毛纪等请求节省修纂《武宗实录》的供给费用，从总裁官到五品以上纂修官，裁减三分之二；六品以下裁减一半。皇上按照旧例不准。铨选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徐辅，任本都司军政佥书。○辛酉日，顺天、保定、河间以及徐州发生蝗灾。户部请求下令有关部门捕捉蝗虫。皇上说：“蝗虫和蝗卵损害庄稼，百姓艰难度日，朕心中悲痛。”立即命令各部门分别筹划扑灭治理，并核实灾伤，仍按惯例减免赋税。○壬戌日，庆成王奇浈因王府内宗室有人违法，请求下令加以禁止约束。皇上准许了，并告诫奇浈要先端正自己再约束别人，不得借此徇私，以免辜负朝廷和睦宗族的本意。改应天府尹闻渊为顺天府尹。《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十。《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十一。嘉靖三年七月甲子朔，举行太庙时享祭祀，派武定侯郭勋主持礼仪。○乙丑日。○太医院冠带医士刘惠周上疏说：观德殿名号不相称，皇上尊奉亲属的意义没有得到体现，请下令礼部更改名称，以彰明圣上的孝心。皇上发怒说：“观德殿的名称是朕亲自确定的，用来表达孝敬之情，匾额已经悬挂。刘惠等不专心履行本职，越职妄言，欺慢无礼，逮捕交镇抚司审讯。” ○起初，皇上因司礼监太监张钦有襄助之功，荫封他的弟弟或侄子一人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其职。张钦是朝鲜人，没有宗族亲属，便让家人李贤承受荫职。到这时，李贤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李儒请求袭职。兵部尚书金献民说：“武职没有军功不得世袭，何况李贤以别人的姓氏冒领荫典，李儒难道还能再次冒领吗？请按照新诏裁撤革除，以慎重对待官爵名器。”皇上念及张钦的功劳，仍命李儒世袭。○丁卯日，仁孝文皇后的忌辰，派恭顺侯吴世兴到长陵祭祀。○太傅、瑞安侯王源去世。皇上因此停止朝会一日，赐给斋粮、麻布，追赠太师，谥号荣靖，按惯例赐祭并安葬。王源是孝贞太皇太后的弟弟。○升南京太常寺少卿黄爌为应天府府尹。○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方献夫再次上疏请求辞职，说：臣之所以坚决辞去这个官职、一定请求离开，实在是为了替陛下阐明这项礼制。臣私下认为，大礼的议论是天地之间不可磨灭的道理，所以不得不说。起初从未有丝毫迎合取宠、谋求进用的意思，却被弹劾诋毁的已有几十人。臣认为，这个道理不能靠口舌争辩，只有离职或留任才能表明自己的心迹。臣若不离开，议论者一定会说臣确实有所观望，那么臣所说的即使正确，也会被认为不正确了。如今陛下果然授予臣官职，就是让议论者先前的话全都应验，而臣的心意也将沉没，再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难道不是大大损害这项礼制吗？希望陛下体察臣的心意，容许臣离去，臣实在不敢接受任命。皇上说：这份奏疏说得很明白，只是朕已经下旨不准你辞职，应立即出任供职，以符合朕治理天下的深切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