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三

译《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三。嘉靖十七年六月壬寅朔，皇帝谕告礼部说：“朕恭敬地准备遵循祖宗一代代的制度，命令修建慈庆宫作为太皇太后的居所，慈宁宫作为皇太后的居所。如今朕有同母弟弟，便以慈宁宫供奉圣母章圣皇太后，以慈庆宫供奉皇伯母昭圣皇太后。所有供帐用品，都由内府供给，依照祖宗的旧例办理。” 乙巳。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察进献他所著的《乐书》《四圣图》《角[缺字]》二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兴乐要论》三卷，并请求振兴正乐，用来荐祭上帝、祭祀祖先和教导皇太子。奏章交给礼部复议。礼部说：“我太祖殷切希望恢复古乐，只是草创尚未完成。如今皇上兼具圣明，应迅速制作正乐，正逢礼乐百年一遇的时机；考订端正音律，使神人与人和谐，这正是时候。只是乐的道理广大，精微之处难以穷尽，不仅情义难以说明，所谓制度也早已失传。西汉距今还不太久，当时有制氏世代任乐官，但只能记述乐声铿锵、歌舞动作，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更何况数千年以后呢？如今李文察进献的乐书，在乐理、乐声、乐的本源方面，很多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又从人的声音中考定五音，认为这是制定律管的根本，似乎简明切要，深合《虞书》所说‘言志永言，依永和声’的宗旨。应命李文察和太常寺通晓音律的人，选取善于歌唱、奏乐、舞蹈的一百多人，协同学习演练。由本部和太常寺主管官员按时考察试验，等到声律和谐、吹奏以候气并取得应验后，再议定提拔任用。”诏令授李文察太常寺典簿，与太常寺官员协同学习乐。乙酉，诏令将汝阳王府辅国将军睦櫋、镇国中尉睦葈降为庶人，夺去奉国将军安[缺字]一年的禄米，都是因为被抚按官奏报有奸盗违法之事。壬子。此前，广东巡按御史审查重囚严官旺，认为其案情有值得怜悯之处；都察院复奏后，已经得到旨意，宽免死罪，发配充军。等到审录官也把案件可怜悯的情况上报时，刑部却不知道，认为严官旺罪当处死，仍命令把他监禁。广东按察司认为前后奉到的旨意不同，奏请刑部重新议定改判。皇帝责备他们前后矛盾，尚书杨志学等引罪上奏。皇帝说，人命极其重要，怎么能轻率地在堂上官员之间出入人罪，暂且不再追究；承办此事的郎中吴至夺俸三个月。严官旺依照审录官原先拟定的意见发遣。甲寅。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湛，因为母亲年满九十岁，请求回乡奉养，获准。乙卯。云南按察司佥事郭田请求退休，诏令升任左参议后退休。这是因为吏部复议认为他任官清廉谨慎。丙辰。此前，退休的扬州府通判同知豊方上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帝更大的。请恢复古礼，修建明堂，加尊皇孝献皇帝的庙号，称为‘宗’，使他配享上帝。” 奏章交给礼部集议。尚书严嵩等说：从前羲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称为合宫，有时称为明堂。此后夏后氏有世室，殷人有重屋，周人制定明堂的制度，比殷、夏更加完备。古代圣王认为，人君是上天的宗子，他事奉上天，也如同儿子事奉父亲，礼义尊崇而情感亲近，所以制定了一年四次享祀的礼制：有冬至圜丘礼，有孟春祈谷礼，有孟夏雩祀礼，有季秋明堂礼，都是为了遵行这一道理。明堂祭祀上帝，又借此亲近上帝。先儒说：天就是帝，在郊祀中称天，以后稷配享，是为了尊崇后稷；在明堂中称帝，以文王配享，是为了亲近文王。这是周代的做法。臣等再次思考，今天秋季享祀的礼制，国家典章中有所缺失，确实应当举行。但明堂的制度，古代遗迹难以寻考，关键在于效法先王的用意，自行制定合宜的制度。臣等切实认为，明堂、圜丘都是事奉上天的礼制。如今大祀殿在圜丘北面、禁城东南，正符合古代方位；殿宇高大幽静，确实适合举行庄严祭祀。如今明堂秋享的礼仪，就在大祀殿举行最为适宜。至于明堂配侑的礼制，从前周公在明堂以文王配享，《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帝，如同人成形于父’，所以季秋在明堂祭祀上帝，以父亲配享，是取万物成就之时的意义。” 汉武帝在明堂举行享祀，以景帝配享；孝章皇帝以光武帝配享；唐中宗时以高宗配享；唐明皇时以睿宗配享；永泰年间以肃宗配享；宋真宗以太宗配享；仁宗时以真宗配享；英宗时以仁宗配享。这些都是按世代递相配享，主旨在于亲亲。宋代钱公辅说：‘三代的制度，郊祀用来祭天，明堂用来祭五帝。郊祀祭天，以开国始祖中有圣人功业的配享；明堂祭祀，以亲近一系的君主中有圣人德行的配享。’于是，既推求周公尊敬父亲的心意，又思量成王尊崇祖先的心意，因此司马光、孙忭等臣子在朝廷中坚持此说，向各位贤者诘难，臣下也提出议论，这一主旨在于祖宗的功德。我国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应该配享哪位帝王，也只有这两种说法。若按功德来论，太宗文皇帝重新建立国家，功劳与太祖相当，应当配享太宗。若按亲亲来论，献皇帝是陛下亲生的父亲，应当以献皇帝配享。至于称宗的议论，臣等又议定：人君的地位是上天所授的地位，凭借天位相承，称为统。”

译假如人君称为宗，周人称为王，继承帝统的严肃秩序就不容混乱，这是圣人制定的最为合乎礼、合乎正道而不可改变的原则。既然已经称宗，就没有帝王之宗不附葬于太庙的。臣等私下恐怕皇考在天之灵也会对此感到不安。臣等仰思圣训，远考旧章，不敢妄议称宗之说。奏章上呈后，得到旨意：明堂秋季报享大礼在奉天殿举行；关于配享帝王，务必归于统一的说法。皇考称宗，在今天并不过分。至于情理，古人并不曾一概把自己的君主都称作宗，近代却都这样做，为什么皇考反而不适宜？应当再次集议上报。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上奏争辩说：宋儒朱熹曾认为天地合祭、与宗庙同堂是非礼之举，说一千五百年来没有人整理礼制；如今我皇上创立两郊、建立九庙，使三代礼乐焕然在世间复明，假如朱熹能够看见，不知将怎样歌颂。然而三代礼制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解释的人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制定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这句话来证明圣人的孝道，只是回答曾子的询问而已，并不是说拥有天下的人都一定要以父亲配享上天才算孝。” 否则，周公辅佐成王登上王位，这套礼制大概是为成王制定的；对于周公来说是尊敬父亲，对于成王来说则是尊敬祖父。然而周公归还政权以后，没有听说成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除文王配享的制度而改为武王配享。等到康王继承成王之后，也没有听说他因为尊敬父亲，就废除文王配天的制度而改为成王配享。后世祭祀明堂，都以父亲配享，这是错误理解《孝经》的意义，也违背先王的礼制。所以有人问朱熹：‘周公以后，应当以文王配享吗？还是应当以当代君王的父亲配享？’朱熹说：‘只应当以文王配享。’又问：继承周代的朝代怎么办？朱熹说：‘只以有功的祖先配享。’后来只是被尊敬父亲的说法所惑乱罢了。由此看来，明堂配享显然不专属于父亲！况且当初我皇上继承大统之初，朝廷大臣讲论礼制不明白，坚持为人后之说；当时推明一脉相承、努力匡正大伦的，只有习书、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几人，可以说是忠臣了。等到何渊提出建庙的建议，习书等人便竭力斥责他。其中言辞最为切实的，习书说：‘献皇帝入祀大内，是因为只生下陛下一人，宗庙祭祀不可缺少。不敢附祀太庙，是因为献皇帝尚未成为天子，不能干预大统。’张璁说：‘先儒说，孝子的心意没有穷尽，但名分有一定限度；能够做而不做，和不能做却偏要做，同样都是不孝。皇上追尊献皇考、另立庙宇，是礼所允许而可以做的；把献皇考的神主附祀太庙，是道理上不允许而不能做的。’桂萼说：‘孔子说过，孝子不应顺从自己的感情而违背父亲，忠臣不应预先滋长奸邪而陷害君主。何渊的说法确实是在陷害君主，皇上难道可以顺从感情而相信他吗？我难道不知道不该屡次谈论臣下的过错吗？只是因为爱护君主太深切罢了。’当时陛下嘉奖并答复这些大臣，也说：‘朕奉行天道、效法祖宗，哪里敢干预太庙？圣明的见解深远，已经超过前代了，难道今天反而会被豊坊的说法所感动吗？只是遗憾礼部集议不能辨明尊敬父亲之说的错误，不能举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德来告知陛下，却滥引汉、唐、宋那些不足以作为依据的事情来说罢了。’即使这样，豊坊关于明堂的议论虽然不能采纳，但明堂之礼却不能废除。因为如今冬、夏以及南、北两郊都着重尊崇，必须在季秋于奉天殿举行一次大享上帝的礼仪，亲亲之义才算完备。自三代以来，郊祀和明堂各有配享的帝王；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的功德盛大，向上可以与历代帝王相比，在周代，太祖相当于后稷，太宗相当于文王。” 南郊、北郊和春季祈谷都奉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享，仍然没有为明堂确定配享者，实在是典制上的缺失。所以如今奉天殿大享的祭祀，必须奉太宗配享，然后我圣朝一代的大典礼才算完备。因此臣认为，豊坊所议的明堂之礼不能废除。至于我皇考恭穆献皇帝，有皇上这位大圣人作为他的儿子，不必等待称宗，也不必议定配享；专庙享祀，也足以把无穷的福泽传到亿万世。伏请裁决察看。奏章上呈。皇帝说：‘这篇奏疏所论，歪曲礼制、没有君臣之义，最为严重。文皇帝是谁的祖先？献皇帝是谁的父亲？朕作为人家的孙子、儿子，难道还有轻重之分吗？他借朱熹的话来为自己辩说，不过是想箝制朕罢了。朱子常常感叹君臣之情终究不如父子之情，臣下对君主，还没有真正像儿子对父亲那样的。臣下对君主本来就多有不同于人子对父亲之处，但从来没有像唐胄这样严重的。动不动就说“时君时君”，如果不承认君主，那祖宗的统绪还由谁继承？何况奏疏中还将……’皇考的尊号、谥号擅自改动，又因为张子敬回避君主的奏疏而赏赐纸张，欺骗君主、无道无理，于是交给锦衣卫拷问。礼部于是再次召集廷臣，先议论配享帝王的礼制，说到季秋万物成就的旨意以及尊敬父亲配享上帝的文义。献皇帝配享上帝并陪享进食，确实符合周代的礼制。皇帝说：明堂秋季报享的大典，应当以尊敬父亲、配享上帝的文义为根本，与郊祀礼不同。人谁没有父亲？父亲就是祖先。这项礼制由朕施行，应当奉皇考配享。严嵩等又说：高皇帝配享圜丘，皇考配享秋享，已经没有可议论的了。文皇帝继承先祖的正统而成为首位君主，祭天享帝，却独独缺少一个配享的位置，似乎有所不安。臣等私下认为，孟春祈谷可以仍然采用廪祭的意义，在大祀殿举行，恭敬奉皇祖文皇帝配享；冬至以太祖配享，孟春以文祖配享，季秋以皇考配享。这样礼文周全，孝诚流通，皇上爱亲敬祖的心意两方面都没有遗憾。得到旨意答复知悉后，皇帝又就称宗的礼制，召集文武大臣在东阁议论。大臣们说：称祖，是因为有功；称宗，是因为有德。解释者说，祖是开始，宗是尊崇。《汉书》注说，祖的称号表示开始，是开始接受天命；宗的称号表示尊贵，是有德而值得尊崇。《孝经》说，祭祀文王于宗庙，以配享上帝。王肃注说，周公尊崇文王而祭祀他。这就是宗以尊崇为义的说法。古代天子有七庙，刘欹说：七是正定的法数，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量。

译宗不在七庙的数目之内，是因为尊号可以有所变化。朱熹也认为刘欹的说法正确。陈氏《礼书》说：父亲昭位、儿子穆位并有固定数目，这是礼；祖先以功、宗室以德而没有固定法数，这是义。这就是宗没有定数、礼制因义而起的说法。惟独皇考献皇帝受封为藩王，声望与天下相联系，和文王处在四伯之位相同；生下圣人，光大承继天命的次序，和文王生武王、武王完成天命相同。如今皇上的中兴功业，都是皇考的功业。因此今天举行宗祀大典，援引古义，推求人情，那么皇考至高的德行已经昭著于世，秘密保佑上天，把他尊为宗，是因他的德行；圣子神孙世代承继、无穷无尽，把他尊为宗，是因他的世系。只要皇上推行武王、周公宗祀的义理，遵从孔子的训诫，采纳宋代诸大儒关于宗以尊为义的解释，加上‘宗’号，使皇考永远配享上帝，在明堂成为有德而不迁的宗庙，那么圣人的孝道就隆盛完备，也可以流传无穷了。皇帝认为奏疏没有谈到附祀太庙，便留在宫中不发下去，于是设想作成臣下奏对的言辞，写成《明堂或问》给辅臣看。文中说：‘所谓《明堂或问》，并不是皇上喜好争辩、仿效通常人情而作的，而是实在不得已才说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皇祖曾经借臣下的身份作答对奏，因而在楼城之上写下这篇文章，所以这里也仿照那样写成《或问》。问：明堂大享的礼制，远古本来没有，是周代开始的，固然也是报答上天、敬畏上天的心意；但关于配享的位置，各种议论不同，而且在今天有特别难办的地方，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答：明堂享祀的礼制，次于大规模报祭，重于其他祭祀；古代究竟有没有尚不可知，但周代开始把它写入典籍，今天举行并不困难，只是当代人的情感远非古人可比。问：配享帝王很难办。将要奉太宗配享，或许可以使天下人信服；但每次想到不知道今天应当把太宗看作怎样的君主。如今圣灵在天，仍和当年统治人世时一样。太宗本来是当代君主的远祖，却因父亲般较近的亲情而称宗，这是不合人道正理的，把祖先降为亲属，是经书从未听说的，孔子也不曾这样教导后世。只是世道日益衰落，道理日益湮没，文人学士的心思一天比一天昏昧，只会任意比附舜、文王，放纵智巧，胡乱作为，对上箝制君父，对下愚弄百姓；这不是难办而是绝不能实行的礼制。问：你大概是想说，以皇考配享也不妥，难道是只爱父亲而不爱祖先吗？答：明堂的本来议论，是因为秋季万物成熟，用来报答父亲，也就是人由父亲生长成形的道理。因为它符合义理正大之典，所以成为礼制；以父亲配享，是正当的，并不是亲昵，也不是因为忌讳疏远。” 问：以父亲配享固然是对的，将来每一代更换一次，还是始终只配一位？答：如今既然以周制为准则，就应当像武王行礼、奉文王配享的意义一样，只配一位。问：周公制定礼制，你为什么说是武王实行的？答：周公的身份是臣下。即便如此，也必须称说武王实行才正确，难道有臣下代替君主行礼的吗？周代自武王实行此礼，尊敬父亲就必然以文王配享。今天举行此礼，也必然以皇考配享。问者又说：配享的道理虽然明白，为什么还要称宗？答：称宗的意义，在今天没有统一的说法，不过是尊崇亲属的意思；既没有根据可以比附，也没有轻重和利害可说，那么它只是崇奉尊上的意义罢了。问：称宗是否要附祀太庙？答：附祀太庙和称宗是一回事。如今文臣只说附祀太庙必然会迁入祧庙，不如专庙享祀百世为上，这不过是愚弄欺骗君主罢了。我皇考虽然没有亲自处在天子之位，今天也有如同生前一样的名分和道理。祖宗列圣在一堂欢聚，唯独排除我皇考一人，人情上不能忍受，时义上也不顺；这是皇天和皇考所眷顾、思念的，也是子子孙孙所不忍的，只有残酷狠毒、无人性的人才会这样做。既然不损害义理，也不损害礼制，就不应再进行无意义的争辩；必须称宗，必须附祀太庙，亲属关系尽了就迁入祧庙，这样才可以完成一代宗庙的礼制。太庙中怎么能有四亲不全的礼制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父亲，能有这种道理吗？何况人君是人的最高典范，怎么可以这样？提问的人又说：“称宗、祔庙、祧迁的礼制都很明确，那么明堂配享中亲属关系已尽的情况将怎么办？”回答说：“明堂配享，百世都不能改变；奉祧之主配享又有什么妨害？两者并不相涉。”提问的人又说：“当时的人只是因为太宗不能获得一位配享者，才争论这件事罢了。”回答说：“这种说法不是为了真正尊崇太宗，而是假借此事来制约当今皇帝，又欺骗太宗，说他无道至极。借此制约君主的罪固然重，欺骗太宗的罪更重。今天的始祖是太祖，所以始祖配享郊祀。今天的严父是献考，所以严父配享明堂。这些文人也是知道的；他们明明知道太宗不能在始祖之上并列，又不把他降为近亲，所以说献考可以一并奉祀配享。又想恢复屋下的配位，以加重明堂祭祀，这种强行牵合、妄加比拟、欺骗昏愚君上的做法，难道是人的行为吗？提问说：“如果这样说，那么太宗永远没有配享的典礼，你难道忍心吗？”回答说：“礼制中正当应当实行的事，不可逃避，也不可推让。逃避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推让就是辜负上天。礼制中不正当、不应实行的事，也不可妄行、不可欺骗。” 妄行就会自取过失，欺骗就是用虚诈的情意来侍奉神明，神明一定不愿接受。圣人难道是这样教导人的么？”提问说：“太宗的功劳兼有开创和守成，应当用什么来报答他呢？”回答说：“太宗在皇祖太祖初定天下之时，又遇到建文所造成的破坏，重新使国家兴起，这就等于再次开创基业。如今让他同太祖一样百世不迁，这才是报答和崇奉他的正道。然而称为太宗，终究与列圣没有区别，应当把他列入‘祖’字一类，才大概显示其适宜。这才是真实的人情。古人所说‘祖有功而宗有德’，为什么如今一概用‘宗’来尊称呢？太宗所说的有功，难道可以同一般的宗一样称呼吗？这正是应当加以区别的地方。于是下令礼官按照所说办理，有疑问的拟定会议意见上报。”于是应当写入记录，严嵩等又说：“皇上认为明堂、宗庙的典礼关系重大，近几个月以来连续三次下诏决定议论此事，又亲自勤勉思考，撰成《或问》来告示臣民。圣人的见识超过千古，诚敬孝亲的念头发自天性，不是臣下所能测知的。假如今天的礼制由皇上奉皇考配享上帝，便符合严父的意义；太宗是远祖，降为亲属，并不是人道的正理。尊崇皇考的宗号，使其祔享太庙，使兴祖宗列圣欢聚一堂，完全符合把死者当作生者对待的意义，从而完备四亲的制度，这些都是我皇上至孝至庸之德的表现，实在有不能自已之处。”

译臣等岂敢不遵从圣命？只是关于祔庙的礼文，考察古制可知，父子分属不同昭穆，兄弟则同属一世数。因此殷代有四位君主同属一世而共处一庙；宋代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这些都是古代可以依据的事。如今皇考与孝宗是同胞亲属，属于一世。臣等私下拟定，皇考应奉祔于孝宗之庙。至于太宗再造国家的功劳，等同于开创基业，大概与汉高祖、光武帝两位祖先没有不同，应当进尊为‘祖’，以区别于众宗。”皇上的见解认为妥当。皇上看了他们的议论，说：“皇考与皇伯考同在一庙，这是依据古礼，应当作为法则。只是现在恐怕不能容纳奉祀两位神主；如果不另设位置，就必然同处一方。你们再详细议论后上报。”严嵩等又说：“孝宗皇帝陵寝殿不足以容纳两位神主。若想另建新宫，地势又难以扩展。臣私下认为，皇考特庙已经成为安奉神主的固定场所，尊称、昭谒等礼与列圣相同。皇上专意崇奉的孝道已经很大了。如今皇考神主应仍安置在特庙；遇到太庙祫祭时，恭敬地设置神座，与皇伯考同居昭位。这样，在太庙中有恒常尊奉的敬意，在祫祭时也没有不参与祭祀的嫌疑。”于是皇上亲自察看孝宗庙，也认为这样可行，便全部按照他们所拟定的办理。此前法司拟定唐冒罪可赎杖刑，恢复原职，诏令特意将他降为民。○戊午，恭睿渊纯宽穆纯圣献帝忌辰，在景神殿举行祭礼。○辛酉。○在此以前，武定侯享勋上奏：“近来科道官奉命查验收纳仓库钱粮，却废弛职守、侵夺官权、招揽权势以谋取利益，严重失去言官的体统，应当裁撤改革，只令他们专门负责进谏。” 事情交给工部复议，工部认为享勋的奏议深得整顿、明确职守的本意。皇上命令仍然查明原先设置的负责验收的部官后上报。到这时，工部说：“甲字等十库原设本部员外郎一员，军器局原设郎中一员，并设置司监、御马监、中马局、针工局、银作局、司苑局、内官监、兵仗局、酒醋面局、宝钞司。嘉靖九年才开始命令原来主管十库的员外郎一并负责验收，并增设十库监局科道官。”皇上说：“十库监局中原有的部官仍旧保留；嘉靖九年增设的全部裁撤。” ○壬戌。○将工部虞衡司署员外郎皇甫汸降为湖广黄州府推官。皇甫汸因山林运输石料、填垫道路而耽误期限，被武定侯享勋弹劾。刑部议定赎罪后恢复原职，皇上不听，特旨降职任用。○追封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方锐的妻子孙氏为夫人，赐葬礼遇按例办理。孙氏是皇后的母亲。孝陵王完绍、镇远侯顾寰、永康侯徐源、太监潘镇、王德、萧通、南京兵部尚书王軏、南京工部尚书蒋瑶、右侍郎胡训、前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前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尧封、苏民、南京给事中钱焕、曹迈、曾均、监察御史高懋、方免，各赐银帛。南京工部营膳司郎中李暹、员外郎高忡，各升一级。屯田司郎中周志、韦莫同等，各升俸一级。其余人也都按等级赏赐。○癸亥。○升监察御史姜润身为顺天府府丞。○丙寅。○改任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胡缵宗总理河道。○丁卯，孝庄睿皇后忌辰，在景神殿举行祭礼，派英国公张溶祭祀裕陵。○戊辰。○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韩邦奇请求致仕，获准。○己巳，孝穆皇后忌辰，派英国公张溶祭祀茂陵。《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