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五

译君主和父亲竟然到了因灾求言的诏书墨迹未干，臣下便来庆贺，祥瑞的奏报屡屡上呈。大概从前些年开始，灵宝县官说黄河水清，得到赏赐；接着都御史汪鋐又进献甘露。如今副都御史徐赞和训导范仲斌又进献瑞麦，指挥张楫又进献嘉禾，汪鋐、杨东又进献盐花。礼部又再次请求举行称贺礼。像范仲斌这类人，卑微琐屑，不值得责备。汪鋐、徐赞、杨东等人身居宪臣之列，掌管风纪，应当激浊扬清、进忠补阙，以称职于辅佐君主的责任。礼部尚书李时等身居八座，掌管三礼，竟然也昧于义理、希求利益，欺罔皇上、讨好君主，败坏士风，损伤政体。这正是小臣抚胸流泪、不能不说的原因。如果不严加禁止遏制，恐怕这种风气逐渐滋长，正气消磨软弱，上下相互附和，绝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皇上再次命令百官各自直言时事，不要有所隐瞒；以后如果有人假托符瑞，巧设谀辞，迷惑 圣上的听闻，应立即加以诛责惩罚。这样或许可以把谄媚改变为忠诚，唐虞三代的治理也就不难实现了。”奏疏送入后，皇帝下旨责问赵时春胡乱妄言，并说既然他说大臣、科道都没有陈奏，那么他一定有正直的言论和良策，让他详细陈述上报。赵时春惶恐地引咎自责，皇帝发怒，催促他赶快详细陈述。于是赵时春说：“当前的事务，最大的有四件，最紧急的有三件。四件事是：第一，尊崇治国根本。君心的喜怒决定赏罚，国家安定或混乱就由此显现。不要因为事情违逆心意就发怒，事情如果确实善良，即使违逆心意也一定要奖赏；不要因为事情顺从心意就高兴，事情果真不善，即使顺从心意也一定要惩罚。这样赏罚极其公正，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第二，取信于号令。号令是圣人用来鼓舞万民的。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参考众人的议论；不要拘泥于一时的眼前利益，一定要考察长远效果。利益有十而害处有一，也不一定要兴办；功效有百而费用有半，也不一定要举行。这样天下就能享受安宁清静的福祉，归于恭敬安静的教化。第三，广泛延请访问。应当仿照古人轮流应对的制度以及本朝宣召的规定，使大臣、台谏、侍从都能在便殿之中陈述意见，而各司官吏则按照各自职掌召来询问。第四，勉励廉耻。对大臣应当按照道理相待，取其大节而略过小过；对台谏官应当以信任相待，他们的意见正确就采用，不正确也宽容对待。这样群臣才会自爱，不敢不自我勉励。最紧急的三件事是：第一，珍惜人才。凡得罪的各位臣子，有的才干不可舍弃，有的过错可以原谅，请广施恩泽下令，让那些被贬斥的人恢复原来的官秩；又可趁南郊礼成之时，免除谪戍之罪，使他们重新开始。第二，巩固边防。请严明败军的法律：临阵退却的，副将可以杀士卒，大将可以杀副将，总制官可以杀大将。有些边将所任职务重大而兵力少，有些驻地遥远而援军孤弱，应当合并办理军务，命令边地充实，守御完备。第三，端正治理和教化。请恢复古代冠、婚、丧、祭的礼仪，断绝醮祭祷祀之类的术法。凡佛、老之徒，敢于假称符箓，依托经忏，妄说能够变化金银、飞升到遥远仙境，以此求取恩宠俸禄的，立即加以责罚斥退。”皇帝责备他的条奏不明，只是拾取旧有言论来沽名买直，下交锦衣卫拷问。福建平和县知县王禄“＜▯▯锍-釒＞”请求在安陆修建献帝庙，封崇仁王主持祭祀，皇帝认为不应当。他考证说，献帝是孝宗的伯父，以免涉及二本之嫌；宗藩的子弟中如果有年幼而聪颖的，应当预先养育在宫中，以备储贰之位“＜▯▯锍-釒＞”。最后又叙述自己治理县政的劳苦，如征收赋税、听理诉讼等事。皇帝斥责他轻率自大，下令巡按御史逮捕审治王禄“＜▯▯锍-釒＞”。皇帝随即“角□羊”去他的县事，巡按御史弹劾他擅自离开职守，下诏罢免职务，不再叙用。庚寅日，调通政使司添注右参议孙禬为光禄寺少卿。这是因为孙禬因病不能办理奏事。南京内臣高昇进贡鱼和笋时，勒索船夫没有得逞，于是把笋放下，只进献鱼。兵部说：“近来皇上担心这些人徇私索取、扰害民间，特意重申节省并禁绝的规定。高昇等人不遵守，反而肆意抗拒违逆。”治罪的诏令下达后，南京兵部查勘出他的贪婪刻薄事实，奏请处治。辛卯日，仁孝文皇后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彭城伯张钦到长陵祭祀。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魏校请求退休，皇帝准许。升江西右布政使黄芳为南京太常寺卿。壬辰日，兵部尚书李承勋因病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慰留，不准退休。癸巳日，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党以平、福建按察司副使郭持平为各本布政使司右参政；广东惠州府知府顾遂为广西按察司副使。甲午日，升广东左布政使刘士元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礼部因为万寿圣节请求提前演习礼仪，皇帝认为恭敬举行圜丘大报的祭礼尚未进行，暂时免除朝贺。都给事中王汝梅、御史赵兑都请求重申诏令，命各提学官端正命题，严格慎重地录取入学。礼部复议了他们的奏疏。皇帝说：“国家以文章选取士人，文体所关，全在提学这一官职。必须崇尚典雅、排斥浮靡，然后士人的习气才能改变。况且诸生中廪膳生、增广生有规定名额，附学生怎么可以反而超过正式名额？民间一切子弟为了逃避徭役，设法谋求入学，提学官又多徇私情、收买恩惠，政纪在哪里？命令他们据实考校文章，选取、淘汰其中年老、年幼、平庸以及不堪培养的人。如果奉行不实，听任抚按官弹劾查究上报。” 乙未日，授太常寺博士雒昂、沈继美，行人张玺、王祯、秦鳌、傅学礼，进士王崇、叶洪、曹汴、祝咏、王纳言、管怀理、郭应奎、王玑、薛甲、潘大宾、王□□正、张裕、王希文、戴继丁、湛、赵国良、蒋贯、李士文为给事中：雒昂属吏科；叶洪、曹汴、祝咏、王纳言、管怀理属户科；张玺、郭应奎、沈继美属礼科；王玑、王祯、薛甲、潘大宾、秦鳌属兵科；王□□正、张裕、王希文、傅学礼、戴继丁属刑科；湛、赵国良属工科；蒋贯属南京户科；李士文属南京工科。詹事霍韬因母亲去世离开职位。此前，隰川王俊柏因为父亲被谪死于高墙，请求剥夺自己的爵位，回去安葬父亲。

译皇上准许他前往祭奠安葬之处。到这时，他又请求每年春秋两季都能派人前去行礼，并进呈他所著的《太文录》。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把这部著作交给礼部审察详议。尚书李时等说：“这部书大体仿照周子的太极说，立意作赞语，推演天地阴阳以及国家人物的道理，用心虽然勤苦，但对道没有补益，恐怕不足以取信于今世、流传于后世。”皇上说：“俊柏所著，确实多有穿凿附会，对最高的道理没有帮助；但他好学的这一念头值得嘉许。应当赐给他敕谕，使他务实而归于正道，作为宗室的劝勉。” ○丙申，太常寺进呈《圣制祈谷乐章所叶音谱》，皇上下令留下阅览。○己亥，下诏革去协同镇守贵州右参将方仲、铁岭备御指挥李春、美金州备御都指挥刘尚德的职务，都是因为犯有贪污罪。○庚子，升右春坊右谕德彭泽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升右赞善林文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壬寅中元节，派成国公朱凤、建昌侯张延龄等分别祭祀七陵；仪宾周钺祭祀景皇帝陵，驸马都尉谢诏祭祀。悼灵皇后陵。○升广西按察使高公韶为广西右布政使，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廷用为江西按察使。○起初下诏荫授尚书屠勋的儿子应埙为国子生。应埙考中进士后，又补授屠勋次子应埈为荫生；应埈也考中了进士。皇上曾准许以应埙的儿子钶补授荫职，后来又有恩荫不得再补的规定。到这时，钶才向吏部呈递文书请求，说自己补荫在该条例颁布以前。皇上说：“大臣子弟冒滥补荫，都是因循造成的私弊，本来就不是国家的法典。既然已有旨意查办革除，就定为条例。凡已经受荫的人，后来又通过其他途径出身，以及条例颁布后才将文书送到吏部的人，一律改正，不许再次补荫。” ○癸卯，巡按狭西御史胡明善弹劾镇守甘肃都督同知姜奭以及都指挥莫愚、芮刚等人，说他们各自侵夺盐利。皇上批示：莫愚等人都交给巡按御史逮捕审问，姜奭则令兵部审察议处后上报。兵部说：“姜奭在任已久，没有明显过错；至于他侵夺盐利究竟有无、多少，都还无法知道。请交给巡按御史查勘属实后再请示。”皇上听从了。○此前，锦衣卫千户陈纪奉命出差广东，逮捕审问陈洸；巡按御史邵豳弹劾陈洸奸诈贪赃等罪。陈纪以御史陈大器巡察广西时曾嘱托邵豳弹劾自己为由，于是搜集陈大器的罪状上奏。皇上命令陈纪和陈大器都回原籍，听候查勘。○甲辰，皇上派太常寺卿魏璄前去探视大学士桂萼、翟銮的病情，并命令病愈后立即出朝处理政务。○命詹事顾鼎臣掌管詹事府事务，侍讲学士穆孔晖掌管翰林院事务。○乙巳，是太宗文皇帝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建昌侯张延龄祭祀长陵。○因赈济灾荒有功，命令赏赐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布政使胡训、巡按张禄各一袭彩币，并奖赏犒劳副使侯纶等人以及府县官十二人。○武定侯郭勋因锦衣卫舍人张澜两［原文残缺字］上疏弹劾他擅自役使营军、窝藏逆党以及逃军等罪，便称病请求罢职。皇上下了优厚的诏书，不准许。○锦衣卫舍人樊名想要袭任其伯父樊通的百户职务，兵部说：“樊通是因为戚畹关系升任的，按例不应袭任。” 皇上说：“武职不是凭军功取得的，不得承袭，这是法令。近来因为请求升授的人有‘世袭’等字样，便导致名位和官职被冒滥使用，实在不是国家奖励军功的制度。兵部应查考选授法的旧例，议定后上奏。”不久，部臣说：“近来军功冒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斩首没有达到规定数目，有的巧立名目冒充军功，实际上并没有军功；有的混列为‘当先’等名目，却从未明确区分类别，竟和真正有军功的人一样袭职。等到查禁革除的命令一下，又想方设法影射攀附以求幸免，甚至有斩首仅一百多级却升授给一千多人以上的；计算斩首数目，与所升授的人数相比，相差达到数倍。”请从今以后按照记功尺籍逐一核查，必须是亲自获得首功的人，才准许依例袭职。至于文武官员和内臣的子侄，假借技艺、勤劳等名义请求升授的，更应全部革除。戚畹的后裔，亲疏有远近，恩典也应有等差，也应分别奏请。如今樊名虽然是英庙顺妃的侄孙，但他的伯父樊通任百户，樊通又因袭任其兄樊聪的职务，已经越过两世，恩泽应当递减，不可准许。”皇上全部听从，并命令革去樊氏的职务。○丙午，工科都给事中赵汉说：桂萼、翟銮称病已经超过三个月，却从未诚恳地请求离职，难免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讽；张聪长期参与机务，却没有听说他请求任用贤能共同济事，难免有专擅之失。至于桂萼有覆餗之戒，翟銮有伴食之讥，张璁有夬履之嫌，那些暂且没有时间深入讨论。请谕令桂萼、翟銮立即以病离职，并另外选用两京大臣以及闲居在家的年高有才德者，来分担张璁的责任，这样或许大臣的礼制能够得到重视，朝廷的体统也会更加尊严。皇上责备赵汉在奏疏中误写“聪”字，又告谕张璁不要以母亲的事情作为引避的借口，命中使召他入朝。张璁到内阁上疏谢恩。皇上又褒奖他的忠诚，勉励他尽职。张璁于是说：内阁缺员，已经三次上奏请求增补。臣的心意只有圣明能够知道。赵汉忠于君主、谋划国事，应当让他的奏疏名称［原文残缺字］上呈。臣才庸无能，请求赐准退避。皇上说：“你常常上奏请求增用阁臣，朕已经知道。赵汉离间诋毁的话，不必介意。立即命赵汉举荐他所说的那些在家年老而有才德的人。”赵汉说：“臣看见陛下每日应对万机，辅佐治理的人还在于多用贤能，所以冒昧列举这些意见，希望张璁举荐贤能共同济事，因此概括提到两京大臣中必定有可以任用的人，起初并没有私心偏向。”皇上又责备赵汉故意违背诏令，不据实回答，仍催促他把人名上报。赵汉的回答仍和先前一样，并且说：“辅臣是重大职务，选用任命出自朝廷；即使有咨询，也不是小臣所敢干预的。”皇上于是宽赦了他，只罚停俸禄一个月。桂萼、翟銮也各自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皇上都没有准许。○左给事中孙应奎说：方献夫担任铨衡这一重要职务，应当秉公持正，作为百官的榜样。

译然而他在任用人员时，不考虑资历年限，只顾私人的亲属故旧。像冼光这样衰老的人，是方献夫的朋友；像彭泽这样卑微浅陋的人，是方献夫的亲属。两人的资历声望都不符合舆论，方献夫却今天推举冼光，明天推举彭泽。朝廷之上难道缺少贤能之人，却要推荐这样的人吗？恐怕从此以后侥幸进用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守持操守的士人将低头沉沦于下级官位，再也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了。皇上说：彭泽是朕亲自选用的，也是因为四夷馆的责任稍轻，所以特意任用他；只是部臣拟定升迁得太快了。命令改用冼光。方献夫说：冼光、彭泽与臣同乡，并不是亲属故旧。冼光历任知县、御史，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和政绩，在乡里又以孝友闻名。汪鋐说他可以推举为佥都御史，臣还引避嫌疑，首先推举林有孚，而把冼光列在其次。至于彭泽的为人，声誉和实际才能都很优长，士人舆论共同认可，只是因为他参与议定大礼，受到众人猜忌；推任太常寺卿也并未越级，臣并无私心。”皇上下优诏褒奖答复，告谕他不要再辩解。不久，吏部拟将冼光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皇上批准。汪鋐说：冼光被推举，实际上是由于臣。臣一向知道冼光足以担任都宪，所以特意说起他。方献夫虽然这样说，但冼光确实贤能，恐怕不应仅因言官的议论就立即调任。皇上又听从汪鋐的意见，命冼光照旧任职。丁未日，都给事中夏言也上疏弹劾说：方献夫任用奸邪之人，败坏祖宗制定的成法。例如浙江参政黄卿，因为少傅张璁不喜欢他，便被调往陕西；又让温州兵备副使党以平代替黄卿，让温州知府丁瓒代替党以平。黄卿并没有其他过错，只因一位大臣的私人恼怒就被斥退。党以平和丁瓒任职不久，又因为温州的缘故而改调任用。一时之间官员调换，上下如同下棋一样。党以平和丁瓒算是得计了，黄卿有什么罪呢？张璁已经偏袒同乡黄芳，让黄芳在南京任职；如今太常卿出缺，又把彭泽补上。彭泽的邪曲反复，言官弹劾他的奏疏都明白记载着。可是他竟然越级跳升，实际上是方献夫想把彭泽当作旗帜，借此堵住天下人的嘴。广东佥事刘乔正在任职，吏部却误听说他已经死了，竟然胡乱处理而不加省察，改用员外郎吴翀代替他。后来知道消息不实，却不自行检举纠正，反而又升刘乔为广东副使。况且额定官员已经齐备，从来没有在并不缺员时还更换任用的，官爵名器竟如同戏剧一般。其他如因进呈表章返回任所的人，不到一年几乎全都升迁；考核政绩的人还没有走出都城，有的走到半路就升迁了，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吏部外调补官和降职的人，没有得不到美好官职的。知县林初是广东人，以贪婪残酷闻名，却反而升任州守。判官吴爵是彭泽的亲属，却从吏胥升为通判。这些都是他们交通贿赂的迹象，其中又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奏疏末尾又有“参照”的话：尚书方献夫援引同乡，在两京安插布置，大开私人门路，贿赂的痕迹相当明显；再考察少傅张璁任凭自己的喜怒，对人任意好恶，擅自更换皇帝任命的官吏，暗中使他们为私家效力等语。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臣是在诋毁斥责朝廷大臣，也请把臣放归田里，以平息众怒。皇帝说：彭泽是朕亲自点名任用的；张璁、方献夫安心供职，不得推辞躲避。今后任用人才务必符合公论，黄卿等仍按原来的官职任职。于是张璁上疏说：臣与夏言素来有嫌隙，今天他责怪臣也是有缘由的。从前吏部推举夏言为佥都御史时，夏言因听到别人的议论而辞职。一日李时对臣说：“夏给事今天虽然得到朝廷准许辞职，等郊坛礼成之后将会重用他；朝廷称赞他的才干，不只是可以担任佥都御史而已。”这是夏给事自己传出来的话，臣听说后感到惊讶。近来霍韬因服丧离职时，又对臣说：“夏给舍想乘此机会推举补任詹事，已经托付严侍郎前来转达这个意思。” 等到臣等推举顾鼎臣，却没有推举夏言，夏言便更加责怪臣了。参政黄卿用刑过重，臣家乡的百姓多认为他冤屈。臣有所听闻，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方献夫。至于党以平、丁瓒的推举，吏部自有通常的制度，具体选用出自朝廷，并不是臣平常所能干预的。况且陛下把臣置于辅弼的位置，凡是人才贤能与否，都应当让臣参与知悉，何况是在臣的本乡任官的人呢？如果照夏言所奏，必将使臣像哑巴、聋子一样，对任何事情都不能褒贬评议。这样一来，内阁和吏部的职掌都应归给夏言了，那么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做什么呢？皇帝说：卿竭尽诚意、尽忠职守，来辅佐国家。夏言只是偶然因为郊礼的议论符合正论，以及查勘山西事务时多有陈奏，所以朕因他辞职而特别称许他的才干，并不是说他只能做佥都御史。昨天讨论卿等奏疏末尾所说的那些话。夏言是言官，职责在于论列时政，怎么可以又怀疑、猜忌他的真情和虚情呢？朕都已经清楚知道，所以昨天对卿说：“如果我们君臣互相猜疑，各自深加辩解，那就是中了宦官等人的计策。”至于报复大礼之争的怨恨，也任凭他们公开说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在幽冥之中，鬼神也会察知。朕与你们都应当更加思考并努力修治自己的职责，以符合皇天的任命，不必放在心上。黄卿等待朝廷再次查访并裁决处理。张璁又说：方献夫之所以遭到夏言弹劾，实际上是臣招来的。方献夫常常写信给臣说：“夏言自从攻击霍韬以后，每每愤懑不平地对人说：‘决不与这些人同立于朝廷。’臣回答他说：‘霍韬是自己获罪于君父，不是夏言所能攻击的，即使夏言承 皇上信任他的时候，暗中替前人实行报复的计划，夏言的姓名已经大书于《明伦大典》之中，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如今却不根据是非来发泄忿怒，这样做果真是要大开衅端了。假使臣果真欺骗了陛下，陛下按义理也应当让臣与方献夫一同治罪。”皇帝又用温和的诏旨劝谕他们。方献夫也上疏说：“黄卿的调任确实是这样，张璁所说是对的；但璁是为了地方事务，并非出于私心。党以平、丁瓒的升擢，是按照资历的常规，不是受张璁指使，也不是臣徇私，这更是不对。臣也请求准许归还乡里。”皇帝说：“卿昨天因孙应奎的话请求离职，朕已经下过旨了，不必再深入辩解。”方献夫又说：“言官论列，只应当就事论事。法曹书写狱案，才有‘参照’等语，把它叫作断案。大臣的升降取舍出自朝廷，除非奉诏逮捕审问，否则不能拿他人的参奏之语来上疏，动辄说‘参照臣的罪过’，而且还牵连辅臣张璁，侮辱就更加严重了。”夏言平日怀疑、忌恨臣的心思，已经在弹劾奏疏中显露出来。霍韬的奏疏说“被韬这一类人侧目”，所谓“韬这一类人”，指的就是臣与张璁等两三个人。

译从前举荐夏言为佥都御史时，臣还常常竭力称荐他的才干，怎么会总是斜眼看他、顾忌他而加罪于他呢？皇帝又下优厚的诏书慰留。随后夏言说：“张璁诬陷臣说臣嘱托李时请求升任詹事，又嘱托严嵩转请此事。昨天随从皇帝到南郊，臣得以同李时当面作证，李时明白说臣从未有过这句话；至于严嵩，也没有受臣嘱托。都御史汪鋐、侍郎蒋瑶以及宦官、武臣中许多人都是听闻此事的人。又从前臣荐举佥都御史李如圭时，陛下命臣代替他。臣援引包拯弹劾宋郊的旧事，来避免受到‘因践踏田地而夺取牛’的讥讽。詹事是霍韬原来的官职，臣常常弹劾霍韬，难道还能承受这种讥讽吗？佥都御史是掌管风纪的重要大臣，和詹事相比不能说谁高谁低。臣为什么要辞去已经得到的官职，反而去求取不能得到的官职呢？”如今李时与严嵩都在陛下那里，尽可加以讯问。至于张璁又揭发臣辞职时皇帝谕告他的旨意，说臣把它传给别人，大概是想曲意构成臣的罪名，说臣不应当把陛下的秘密谕旨泄露到外面。然而当时张璁自己抄录了一道御札来谕告臣，臣因李时询问，便直说了其中的意思，认为这不是不能对人说的事，难道会无缘无故就把它告诉别人吗？至于方献夫说臣的奏疏不应使用‘参照’二字，弹劾大臣、参驳章奏，都是臣等所掌管的事务，所以弹劾称为‘参劾’，论列称为‘参论’，奏报称为‘参奏’，驳正称为‘参驳’，查考称为‘参看’，施行称为‘参行’；至于举发各司欺瞒蒙蔽的事情，只称‘参照’为‘照’、‘再照’。方献夫不明白事情的体制，认为臣不应当这样说，却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皇帝批示知道了，并且说：“你应当用心办事，以符合朕任用你的本意。”彭泽上疏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后来，皇帝又对方献夫说：“黄卿性情粗暴，地方上怨恨他，本来应当另行调任，并且连同党以平一起调动。如今按原先的调任办理，夏言却妄自进言上奏，扰乱朝廷，擅自对大臣使用‘参照’之语，本来应当追究治罪；但考虑到言官进言也是他的职责，姑且不追究。今后务必谨慎对待事情的体制，以符合朕任用你的本意。”方献夫又替丁瓒请求，皇帝命令丁瓒与黄卿等人照原先拟定的方案任职。大学士桂萼说：“近来年年歉收，甚至有人互相吞食。朝廷大量发放府库储藏的钱财，往往耗费数十万金，却不能换得数万石粮食，就是因为平时没有预先储备的缘故。请敕令户部发放帑银数十万，供给天下，及时收购并出售麦子、豆类，这样可以获得数万，而百姓也能因此把粮食换成钱来维持生活，足以作为日后赈济饥荒的储备。有关事项大致有四条：第一，随时查验并发放米粮，补充常平仓。粟可以储藏九年，米可以储藏五年；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方，期限减半。如今天下义仓多年不发放，有的已经腐化成尘，应当命令有关官员更换修整，不要让粮食浥烂，等到收成之日，再增加补足到原来的数目。第二，因地制宜设置粮仓。如河南洛口屯积粮食，可以准备山陕的紧急需要；辽东靠近海边有粮廒，莱州的海仓有粮廒，用来沟通海上商贸；荆襄有储备可以救济四川，汉中有储备可以救济岷洮，这些都应当查议并修治兴办。第三，兼收杂粮。如今天下北方只知道购买粟，南方则只知道购买稻米，不知道二麦和各种豆类的价格很低，如果兼收这些粮食，比起粟米可以得到两倍的数量。第四，通融本色和折色。臣往年请求在徐、淮、临、德等地方各用盐银收买粮料，正是为了弥补南方运输粮食供应不足，使南北之间都可以通融本色和折色。” 大概南方丰收时，本色粮必然充足，却多听任北方缴纳折色；北方丰收时，就近收存粮食，却多听任南方缴纳折色，这是可以长久实行的策略。”这件事交给户部议处。户部以帑银告罄、无法发给为由，请求改令有关官员取用各边和京库的折银，以及各省库中储存的赃罚银；至于这四件事，都属于忧国裕民、安定边防、预防荒歉的紧急事务。皇帝下诏依照议案实行。刑部拟定上报应当修改订正的律例：例如亲属之间挪用财物、受人寄存财物，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财物而偶然使用，情节本来较轻；至于互相盗窃，是贪图对方所有的财物而侵夺盗取，情节本来较重。如今情节较重的，即使没有服制关系，也可以比普通盗窃减一等；而情节较轻的，即使有服制关系，反而一概按照普通人的法律拟罪，情理和法意都失去了公平。臣等认为，亲属之间挪用财物、使用受寄财物的，只拟处以不应杖罪，似乎情理与法律都较为适当。如今正在纂修《会典》，请立即把这条附入作为法令。皇帝命令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再行议定妥当后，共同奏请，并发交史馆采录。戊申日，兵部尚书李承勋患病，皇帝派宦官去探视他，并谕令他病愈后赶快出朝处理政务。己酉日，詹事顾鼎臣说：翰林院内修建敬一碑亭，应当敕令宛平、大兴二县各自挑选两户人家，责令他们看守。皇帝批复说可以。庚戌日，刑部议覆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所条陈的应当议处事项：第一，申明条例禁令以清除烦琐苛细。条例所说的“喇唬”名目，除了平素凶恶、犯有前项罪行的人，依条例审问发遣外，其余斗殴争执等普通案件，都应依本律判决，不许任意援引前例，滥及无辜；第二，区别夷夏以端正婚姻关系。各边的军职和土官负有统属、防御的责任，却互相缔结婚姻，不仅扰乱夷夏的体制，一旦发生争斗而造成祸患，或泄露事务，或彼此包庇隐瞒，给将来留下祸患，实在不是小事。应当严加禁止约束，不论官军、土民，都依条例充军发遣。皇帝下旨准许施行。辛亥日，詹事顾鼎臣说：“古代帝王传授和承接帝位，从来不超出精诚专一、执守中正的宗旨。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代当时的君主，没有真正懂得这一道理的。”皇帝生来就具有最高的圣明，又勤勉聪敏地学习，在处理万机政务的空闲时间，撰写《敬一箴》，并为《心箴》以及视、听、言、动四箴作注，亲自挥笔书写，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建亭于翰林院。臣愚以为，儒臣应当铺陈宏大的文辞，记载这一重大典礼，但大家都认为事情体制重大，谦让推辞还来不及。幸蒙皇帝谕令他们作文，使此事昭示无穷。皇帝命内阁首辅大臣撰文并立碑。驸马都尉邬景和因守卫官员缺额，上奏请求与锦衣卫官员一同选补；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弹劾邬景和不遵奉诏旨，应该会同官员选补，却擅自营私办理。邬景和又为此请求。皇帝命令兵科委派官员会同选补。壬子日，起初，行人王祯上奏请求查核内府工匠、厨役、医卜、技艺人员等的额数，裁汰多余滥设的人员，以节省糜费。

译太监黄锦等人以修缮营造郊坛工程为由，请求暂缓清查，皇帝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王伫等人又援引旧例陈奏请求免除。皇帝说：“各监局原本已有旨意命令清查，正是要革除多余滥设，节省浮费，怎么能上奏扰乱以图侥幸？除去有旨意暂时免查的，停止办理；其余都照旧清查，不许含糊其辞地上奏。” 癸丑日，给事中张裕说：“臣下想向皇上进言，没有不白天揣度、夜里思考，早晨删改、晚上修改，希望以诚意感动并启发君父的。如果又加以诘问责难，那么言辞没有不穷尽的；如果专门摘取小的过失，那么进言的本意没有不受阻碍的。况且君主以一人之身，处理万机的繁杂事务，忧虑过多可能损伤心神，愤怒过多可能损伤气息。组织言辞、回答诘难，往往达到频繁的程度，这不是培养平和之气、招来直言的办法。只希望皇上怡养精神、接待事物，坚定心志、谋划政务，扩大无私无我的胸怀，充实容纳进言的度量，像天地一样兼容并包，像日月一样同时照耀。好的意见就听从，不好的意见也宽厚对待，那么直言每天都能听到，幽微隐秘的情况全都能够通达，帝王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皇帝说：“言官上奏，大多不是忠言正论，对上下都没有益处，不过是求取名声、实行私意，难道朝廷喜欢这样做吗？既然想有所进言，就应当直接陈述，为什么要用这种话来烦扰？暂且不追究。” 惠安伯张伟、广宁伯刘泰因坐营中隐匿桩朋银的事情败露，皇帝责令张伟等人自行弹劾，并命司法部门审讯后上报。到这时，都察院召集刑部等部门议论：张伟的事情有旁证，刘泰阿附而不检举，清平伯吴杰收受和交付钱财不清楚，都属于有罪。至于把总徐勇、指挥王勋等人，因机缘而共同作奸，罪名各有差等。皇帝认为张伟、刘泰是有功勋和外戚身份的大臣，全部宽宥；其余各名犯罪者都按照拟定的罪名处理。不久张伟又上疏自行辩白。皇帝批示说：“已经有旨意免于追究，不必再深入辩解。”都给事中赵廷瑞等人联名上章弹劾张伟的事情，说此案发生已经超过一年，其间反复审核、移送文书不下数十件，先交刑部，后来交给都察院，又提交大理寺会审；因为涉及锦衣卫的事务，不是某一部门可以专断的，案情已经查实，恐怕难以轻易宽宥。况且张伟在正德六年以大将身份贻误军机，按罪应当处死，同案的都御史马中锡已经死在狱中，而张伟竟然侥幸免死，那么对于今天的赃罪又有什么不能追究的呢？似乎不应姑息养奸。御史叶奇等人又说：“张伟的罪可以脱免，赃物却不能宽贷。”皇帝因为张伟是重臣，最终没有追问。丙辰日，玉田伯蒋荣说：“臣作为外戚领取俸禄，在朝参见时与功臣不同，不应当到国子监学习。” 世宗说：“凡是勋戚中年少者到成均学习，正是想让他们从小受到教育、预先培养，使他们不习惯奢侈靡费，能够遵循礼制。蒋荣为什么不去？他这是自己阻断了向学的志愿。命令国子监官员一并考察，不要让他懒惰怠学。” 总制尚书王琼说：凉州卫三百名军士轮番休息、驻守洮州的，应当留在本卫；再用裁撤洮岷参将所退回的临洮卫军士补充，这是正确的。固原等处游击将军想选取庆阳、河州、临洮、秦州、西安左等卫的军士三千人充任游兵，常驻庆阳。但是河州、临洮、秦州距离庆阳一千多里，平凉与西安之间的路程也远近不一，遇到警报征调时，常常来不及赶到，应该只在西安左等三卫选取军士，而让游击将军驻在西安，这样更方便。镇守狭西都督驻扎固原，增设官军三千人；除西安三卫、固原卫的两千多人外，另从安会二县、临洮府、巩昌卫、凤翔千户所，以及巩昌、平凉二府的土达、民壮中选取，并招募舍余来补足人数，这样才合适。但土达和招募人员与正式军士不同，如今却同正兵、奇兵一概调遣，因而使他们困苦劳累；应当把原先选取的西安三卫正兵发去充任游兵，把原先选取的平凉卫游兵发去充任正兵；各府的土达、民壮命令他们回到本所操练和种田，招募人员也应放回原籍。至于游击将军退回庆阳、河州二卫的游兵，仍像原来一样，交归环庆、河州各守备官部署。退回临洮以及已裁革的参将退回巩昌各卫的官军，则收入镇守都督麾下听候使用。如果是参将退回的河州卫兵四百五十名，就派二百人戍守沙井驿，二百人戍守苦水湾，其余归还本卫。这样，守卫本土的各有正式军士，负责防御和征战的也有可供调集的军士，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世宗同意了这一意见。丁巳日，兵部尚书李承勋再次因病请求退休。世宗没有准许，命令他病愈后立即出任处理政务。《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第一百十五终。《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第一百十六。嘉靖九年八月戊午朔，给事中高金以下诏书准备裁汰天下生员，于是陈述不宜立即实行此事的大略，共有七点。他说：储备人才贵在预先培养，求取人才贵在范围广泛。各地人才多少不同，附学生员的人数怎么能嫌它增加得超过廪生？只应责成提学官严格加以考核，以杜绝冒名滥充，不必全部实行这种办法。而且老弱和庸常之人，并非全都属于附学生员；廪生、增生中也有这种人。如今只裁汰附学生员，未免有所偏颇。世宗责备高金没有奉行诏令，仍命礼部向各提学官重申谕令，务必遵守前诏，将廪生、增生和附学生员一体选拔。附学生员的名额不必按照廪生、增生原有的数量，允许根据各地人才多少酌量确定差等。庚申日，刑部复议南京刑部主事萧樟所说的三件事：第一，重视百姓的生命。他说：凡南京五城兵马司以及各卫所逮捕的罪人，只有涉及机密要务、关系地方事务的，才报告内外守备；至于争讼等细小事务，则听凭巡城御史交付法司审理。第二，明确律例。他说：《大明律》的深奥旨意不容易窥见，审理刑狱的条例大多删节了全文，意义往往不完备，应当责成有关部门把近来颁布的律条、题议以及附有律文解释的条例等书取来，讲习考订、互相参考，务求归于一致，然后请圣上裁定，载入《会典》。第三，清理诉讼。他说，各曹各有职掌，其所主管的诉讼有应当自行处理的，也有应当听由法司处理的；事情尚未办完，不应到别的部门申诉，使彼此互相牵制，导致事权不统一，反而给了人影射钻营的机会。诏令同意了这些意见。壬戌日，弋阳王朱拱樻请求主持山川、社稷的祭祀。礼部说：“逆王朱宸濠不守道义，改变社稷祭祀制度，现将其存留在有关官署。朱拱樻不过是约束宗室、代理府中事务，怎么能参与有关官署的事务？所请求的事不能准许。”世宗采纳了礼部的意见。大学士翟銮因告假养病三个月，上奏请求停止发给俸禄。世宗没有准许，仍传谕他病愈后立即出任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