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六

译李福达因此居积财货而致富，欺骗邵进禄等人说：“我有大分宜，将掌教天下；如今暂时回家，你们应当聚集众人，等候我。”于是带着家人回到山西。邵进禄等人的事情被发觉并遭逮捕后，便急忙聚众作乱，擅自授予官爵，杀伤官吏百姓。官兵将他们捕获后，他们供称李五是首谋。李福达听说事情败露，又逃入五台县，改名张寅，往来于山西徐沟县同戈镇；后来又携带大量财物来到京城，混入匠籍，以钱财按例捐纳为山西太原卫指挥，并让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补任匠役。他假称能够烧炼药物、调制药剂，与武定侯郭勋家往来十分密切。过了很久，行迹渐渐暴露，他便回到同戈镇；他的仇人薛良首先告发了他。李福达害怕，又逃入京城。官府捕获了他的儿子大义、大礼，审理此案。李福达处境窘迫，便亲自到官府承认罪行，又贿赂武定侯郭勋，请他写信送给巡按御史马录，为自己说情免罪。马录没有听从，最终判定李福达谋反，并将他的妻子儿女连坐。臣等谨按：李福达以妖术蛊惑众人，邵进禄等人的反叛，实际上是李福达首先谋划的；将他置于重典，确实罪有应得。但郭勋凭借勋戚世袭爵位，竟同逆贼交往，收受贿赂替人请托，法律上不可宽赦，请一并逮捕治罪。得到圣旨，命令诛杀李福达父子，没收他们的财产，妻子儿女罚为奴婢。命郭勋对案陈述，郭勋全部服罪并谢罪。皇上特意宽赦了他。给事中程辂、刘琦、王科分别上言，认为郭勋罪行重大，不应赦免，奏章交有关部门办理。戊子日，南京试监察御史毛麟之上疏说：我听说上下官员意见完全相同，并不是国家的福气；彼此互相攻击，也不是国家的福气。所以一定要同心辅政、把自身和家族都置之度外的人，才可以称为大臣。我私下看到，大学士费宏和尚书席书，起初因议论礼制各自产生了细微嫌隙，辗转猜疑忌恨，最终结成深仇。想来席书在弟弟席春外调任职时，愤怒尤其激烈；费宏也因此积怨，失去了宽宏包容的道理。席书早晨进言诋毁费宏，费宏晚上上疏攻击席书。幸亏皇上宽容，各自用温和的诏旨答复他们。替费宏和席书说话的人，本来应该感恩图报，然而他们仍不反省，屡次扰乱圣听。我担心两人的嫌隙日益加深，党羽日益形成，这对国家体制损害很大，祸患也不会就此停止。请皇上降下诏谕告诫他们；如果仍不改正，就罢免官职、削夺爵禄并加重处分。又说：从前议礼的诸位大臣，出于忠心和爱国之情，各自陈述所得见解；他们伏在宫阙前叩头进谏，是迫切而不得已的举动，以致皇上的孝思不能伸张，因而震怒。诸臣中有请求退休的，有被贬官的，有发往戍所的，有降为平民的，还有死在鞭打杖击之下的。那些死者将要在幽冥之地沐浴皇上的怜悯恩光，以彰明他们始终如一的节操；但活着的人被贬谪流放已久，悔悟日益深切，又看到礼书颁下后心悦诚服，都想踊跃地洗心革面，以赎前罪，却没有这样的途径。这不仅是人才可惜，假如他们困顿过度而因此沉沦埋没，也足以损伤太平盛世和谐兴盛的气象。只希望陛下怜悯体察，不要置之不理。升兵部右侍郎王时中为本部左侍郎，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张璁为兵部右侍郎。当时张璁请求告假回乡省墓，初一已经入朝辞行。皇上又命鸿胪寺卿魏璄传旨挽留他。不久，吏部会同推举两名能够担任兵部职务的人上报。皇上命令另行选择，并把张璁的名字报上去，于是任用了他。当日，三名宦官宣召张璁到左顺门，命他处理兵部事务。张璁没有归还奏疏，仍请求给假，皇上不准。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都说张璁贪婪奸佞、险诈急躁，而且刚刚进用，尚未经历国家事务，不宜骤然掌握兵权。廖纪和铨部大臣辜负当时的声望，竟迎合窥伺皇上的意旨，引用邪人，以保全禄位，实在不忠。温仁和负有参与推举的责任，却当面阿谀顺从，退下后又私下非议。又说廖纪结交坏人，还荐举其妻家亲属和骄纵的儿子干预政事。温仁和曾经接受庆王的贿赂，曲意替他申辩；又牵涉主持会试时交通关节等事。皇上大怒，斥责杜桐等人轻慢君命、排斥忠良、陷害大臣。不久，六科的解一贯等人、十三道的张录等人，以及南京给事中方纪达等、御史戴继先等，也接连上疏陈说此事，皇上都不听从。庚寅日，因旱灾，免除四川绵州、巴州等七州以及成都府华阳县等十七县的田租，数额各有不同。山西平虏卫降霜，禾稼被冻死；随后又下大雨，山洪突然暴发，冲坏城郭房舍，百姓中有被淹死的。下诏在四川汶川县建立儒学，这是听从抚按官的请求。虏众在宣大边塞之外驻牧的很多，皇上命镇守、巡抚等官员严加防备。甲午日，御史刘濂上言：“如今内外臣工不能仰体并符合皇上的德意。陛下喜好镇静，他们却引导您纷纷更改；陛下效法祖宗，他们却以擅自任意行事来迷惑您。我曾经推究他们的内心，大多是在为自己谋划，并不是忠于陛下。奸邪诡诈的人借此谋求私利，积忿蓄怨的人借此发泄怒气，迂腐偏执的人又不通达时宜，强行提出主张来欺骗世人、诬害百姓，纷纷扰扰，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我朝的法制出自历代圣主，筹划设置已经很完备；但法令施行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病，任其发展而不加治理，当然不是审察时势、谋求治理的本意。若坐视小人播弄摇动，也不是盛世应有的做法。听说臣下希望申明变乱成法的条文，以及奸党扰乱政务的律令，布告内外。凡是讨论时政得失的人，必须先考察某事过去的旧＜缺字＞如何、今日的流弊如何，以及怎样才能除去旧弊、恢复旧＜缺字＞。如果有人敢于变乱法制、任意更改，妄自提出建议，或援引国初已经不可实行的法令，以及祖宗偶然实行过的事情而非纯正美善的典制，应当允许有关衙门驳议，科道官弹劾论罪，明确治罪，以此警戒不忠之人。陛下也应体察大道而谦逊自持，更加崇尚继承祖宗事业；不是祖宗的法令和言论就不说，不是祖宗的法令就不实行，那么臣民幸甚，国家幸甚。” 奏章交有关部门知道。御史雷应龙说：坝上等十三处马房现有马匹所需草料，每年用银二十二万四千五百二十三两；每年按草场地亩收入计算，只有银五万三百多两。

译我曾经查验那些马，大多瘦弱矮小，不适合乘骑；即使全是良马，也没有看到有人试骑。使用西儿马，是因为它能用蹄踢虎；即使养着它每天踢死一只虎，又有什么益处？耗费有用的钱财，饲养派不上用场的马匹，实在毫无意义。东直门内外三处牛房养牛九百多头，每年草料用银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六两，按草场地亩收入计算只有银三千二百多两。问它们有什么收益，只是供应牛酪六罂而已。一年总计下来，尚且不值三四百两金子。而且光禄寺已经供应酪品，这又是为什么？实在应当废止牛马房，征收草料、豆料的价钱，把牧地借给百姓耕种，收取租税并全部存入官府。临有事情时再买马，计算十年积蓄，应当可以得到良马十万匹。除去购买牛酪以外，十年积蓄应当还能得到余银十九万多两。如今百姓非常贫困，县官告称财用匮乏，假如节省一分，朝廷就获得一分利益。只是恐怕负责收取的人会借此谋利肥己，这就要依靠陛下英明决断了。假如厩马不能全部废除，也应只保留几个地方，挑选良马留下放牧，每年检阅，以供军用，这样马匹或许才有用。此事交兵部复议，兵部说：有了马牛，就必须有草场地亩和草束，形势上一向相互依存。” 厩马就是前代所说的“人闲六种”，不敢轻率议论废止合并；但应淘汰有疾病和损伤的马，以折价出售的钱存入库中，准备买马。草场地亩以及草料，应按马匹牛畜的数目计算，听任保留；其余土地交给百姓租种，征收粮食存入仓中。原定数额的草料，应斟酌减派。奏疏上报后，仍按原议办理。朝鲜国王李怿派刑曹参判洪彦弼等人前来祝贺万寿圣节。乙未日，伊王訏渊去世，停止朝会，按例赐祭并安葬，命他的弟弟济源王訏淳主持丧事，代理府中事务。吏部右侍郎温仁和请求退休，不准。不久他又请求回乡省亲，皇上说：“朕正在勤勉治学，每天到经筵听讲；仁和的职责在于讲读，正应当尽心辅导启发，为什么却总想回乡省亲、图自己的方便？”所请不准。给事中陈皋谟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儿子没有超过孝顺的，臣子没有超过忠诚的。难道儿子偶然做一件事使父亲高兴，就足以求得父亲终身的宠爱吗？臣子偶然说了一句话顺合圣旨，就成为前所未有的功劳吗？恭敬地说，恭穆献皇帝追崇的礼典，是出于陛下天性的至情，席书等人不过说了一句话表示赞成罢了；他们却贪图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动辄自我夸耀，互相结党援引，越出职权议论朝政，排挤宰执，纷纷更改法制，任凭个人喜怒，掌握赏罚威福的大权。比如李鉴父子抗拒官兵，法官判处死刑，已经会同查验，席书却曲意替他们申救，甚至说众人因为议礼而怨恨臣下，所以借机陷李鉴于死地。议礼是朝廷的公事，合适与否，何至于结下深仇？即使有仇，席书与李鉴也不是父子亲族或交游，为什么竟要对李鉴痛下决心？至于郭勋的诉求，更是说不通。郭勋写信给御史马录，为罪人张寅请托；马录把信上奏，郭勋却也以议礼激起众怒为说辞。难道这是儒臣博士没有深究明白，反而武夫悍将却能做得更好吗？这件事席书尚且不应自行提出，郭勋又窃取其中余绪来欺骗上天、蒙蔽皇上，罪不容诛。假如审问官依法处置张寅，郭勋又像席书那样代他申诉，岂不是要无止境地滥施恩典、废弃法令吗？把朝廷纯厚孝道的盛举，竟变成权奸邪党营私的巢穴，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请求立即罢免席书、郭勋、李鉴，仍按原来的罪名治罪，同时查究张寅请托一事，使人心明白知道权奸邪党不足以依靠，公法不可废弃；这样以后，叛逆的气节才会消退，求情幸进的门路才会堵塞。皇上不采纳。当时南京御史姚鸣凤、王献等人也都上疏极力进谏，奏章一并交有关部门知道。丙申日中元节，派英国公张仑、恭顺侯吴世兴、驸马邬景和分别祭祀七陵；仪宾周钺祭祀景皇帝陵寝。河南南阳县有牛生下小牛，一身两个头。吏部尚书廖纪请求离职，皇上慰留，不准。不久他以疾病为由再次辞职，皇上派宦官赐给宝钞、羊和酒，仍命他赶快出来处理政务，不必坚决辞退。丁酉日，御史朱豹说：近来，各地接连奏报水灾、霜冻、雨雹、地震以及人事异常，非常令人惊骇。我私下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不会有差错，从来没有无缘无故自行到来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出现却没有应验的变故。众人都说这些异常现象，都是阴气盛大的征象。如果不深入考察原因，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却把它们视为寻常，恐怕不是用来堵塞上天警告的办法。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辞；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靠言语。希望陛下召来老臣，与他们讲求上面《洪范》的旨意、《春秋》的义理，下面考察京房的学说和五行之志：水为什么泛滥？霜为什么不合时令？冰雹为什么屡次出现？大地为什么不得安宁？人为什么产生妖异？过去在哪个朝代出现过这些现象并导致什么变故？如今应当用什么德行禳解，用什么办法革除弊病？那些老臣一定能够推究灾异征兆的踪迹，引证具体的旧事，使圣心安然开悟而又警惕恐惧。陛下必将深思：阴，是臣下之道，也是夷狄之道；莫非奸邪小人将要昌盛吗？狡黠的虏寇将要猖獗吗？于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整饬武备来防备夷狄。凡是能够宽恤百姓、节省财用、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事情，无不勤勉去做，那么聪明才智就会扩展，蒙蔽阻塞就会消除，精诚就能通达，灾变也会平息。”奏疏交有关部门办理。戊戌日，革除直隶和州青沙坊河泊所。此前，各地把粮食、草料等物资运送到京师时，多半携带轻便资财到达；奸民争相笼络这些运输者，为他们包揽缴纳。他们得到财物后，往往侵吞耗费，毫无节制。等到发生诉讼，案件拖延拘押数年，赃物最终也没有入官。运输者如果长期被羁留，迫不得已再次缴纳，包揽户便冒充他们抵偿赃物。当时督运官、山东参政常道替他们申诉冤屈，说应当释放运输者回去，严厉追究包揽户；这样他们就不会观望拖延，赃物也容易追缴。此事交户部议处，户部按常道所说，请求从今以后，北直隶、山东、河南各州县中能够自行运送粮草的，允许自行运送；其他地方路途遥远的，只应折算成银两交给户部，由官府招募富商代为缴纳，缴纳后再发给相应银两，这样就没有侵吞耗费的祸患。皇上下诏准许招募富商缴纳粮草，自此开始。但后来全都直接指定富人承办，并不等待招募；负责财政的人又大幅压低□价，而且不按时发给。京师富人往往因此破产。己亥日。太宗文皇帝忌辰，派长宁伯周大经到长陵祭祀。再次命侍医诊治席书的疾病，传谕叫他早日出朝办事。第二天，又赐给羊、猪、酒、米等物。

译撒藏等寺的剌麻番人禄竹速南等十五人，敖皃等族的番人石落萧等二百六十人，各自带着佛像、马匹、甲胄等物前来进贡，按惯例设宴并赏赐。庚子日，皇上命宦官韦霦传旨给工部：当初建立观德殿时，位置在奉慈殿后面，事情出于仓促，规制狭窄局促，不足以竭尽虔诚、安妥神灵，朕心中并不满意。现在想在奉先殿左边另建一殿，奉安皇考恭穆献皇帝的神位，以符合朕孝敬亲人的心意。工部尚书赵璜等说：在奉先殿左边建殿，必然会与奉慈殿左右对峙而立。孝肃太皇太后是献皇帝的圣祖母，孝惠皇太后又是圣母。如今在它左边建立殿宇，恐怕献皇帝在天之灵未必能够安宁。而且奉先殿虽稍高大宽广，却是祖宗历代圣帝共同祭祀之处；观德殿虽稍狭小，却是专门祭祀献皇帝的地方。况且如今外面已有世庙的规制，完全以太庙为准，在那里竭尽虔诚、安妥神灵，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观德殿即使不改建也可以；如果一定要更新，也必须命令监、阁、礼、工诸臣恭敬地到殿左测量方位，务必使各自都保持尊位，不失次序。皇上说：另建之处已经确定，只管依照谕旨办理。于是礼部尚书席书等说：世庙的修建使百姓劳作超过一年，如今刚刚完工，力量也应当节省。何况四方灾异异常，奏报没有一天中断，而赋役并未停止，财力都已困乏。希望酌量宽缓一年，使民力稍微舒缓、民间财物稍微充裕，然后再命臣等议请。皇上答复说：看了奏疏，深知你们的忠诚，朕也想到世庙刚刚建成，工程已超过一年，又将有仁寿宫的工程，民力不可不爱惜。只是观德殿位于奉先殿后面，出入不方便，所以才议论迁改。况且屋宇已经具备，如今只是迁移安置，所费不多，而且已经择定日期，可以按照议定的办法赶快建成。给事中张嵩也上疏说：殿宇位于大内，紧邻宫寝，营建工程怎么可以轻率进行？即使千金之家想修筑一间房屋，也必定要审察年月是否有利、方向是否适宜，何况是天子的尊严和宗庙祭祀这样的重大事情呢？往年修建观德殿时，都说筹划十分周详。不久便有修建世庙之事，如今世庙刚刚建成，已经与太庙相并，而又要建别殿，并且左右并列，难免有祖孙、母子相互并立的嫌疑。比较殿宇的宽窄，又有群庙与专庙的区别，实在恐怕有不安妥之处。大工程进行了一年多，世庙才得以完工，军士希望休息，百姓也请求缓办供应。以上这些问题，礼部、工部都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皇考的盛大德行，恐怕未必希望陛下另建殿宇。御史郭希愈等也说：陛下心中效法尧舜，政治上仰慕唐虞，连樵夫的意见也多能采纳。希望听从礼部、工部的议论，慎重对待兴建工程，等年景调和、财力丰足以后再议，也还不晚。况且陛下想要报答献皇帝、修建献庙的心意，本来就在于继承先志、述行先事，安定天下、使百姓安宁，以成就大孝。献庙所希望陛下做到的，也只在于拨乱反正，达到治理、弘扬教化的目的，以成就大业。对父祖的思念与感应神灵的关键，本来就在这些事情上，而不在另建殿宇。奏章都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皇上又传谕辅臣费宏等说：朕的皇祖妣孝穆皇太后，是皇伯考的生母，关系最为亲近；既然不能配享皇祖考宪宗纯皇帝于奉先殿，所以在西边建立殿室。又皇曾祖妣孝肃太皇太后，是我皇祖考的生母，也不能入奉先殿配享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因此在奉慈殿奉享。考察礼制的根本道理，没有比五伦更重大的；凡是人，没有不具有父母的。如今观德殿在奉慈殿后面，庙殿重叠，丹墀狭窄，这也是前日仓促制定的规制，出入不便，所以现在想迁到东边。而且世庙在太庙东北方，内外可以相对，与奉慈殿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不违害礼制。费宏等说：皇上的孝思纯厚专一，永远怀念先人，无时无地不在思念之中，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遵照圣谕，选择日期开工；或者依靠旧殿增修，或者增加新的建筑，一定要做到完整洁净、宽敞，使其足以竭尽虔诚、安妥神灵，以符合皇上尊亲的孝心。随即奉旨另建观德殿，方位已经确定，工部立即开工修建。御史朱豹说：“百姓的安乐与忧苦，取决于守令是否贤能，而其中知府又是关键。近来各地知府大多任意贪婪残酷，有的装饰声誉而行私事，有的钻法律空子、废弛政务；真正诚心爱护百姓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我曾考察，宋太宗时，曾让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等官员各举荐一人，这件事人们至今还听说过。先朝大学士杨士奇建议，让京堂官各自举荐才干足以治理一方的知府，不按通常资历而破格提拔，一时被称为得人。如今重视京官而轻视外任，拘泥于资历次序而忽略名声与实际，凡是提拔知府只以年资为标准，至于才能高低、品行好坏都来不及过问。应依照前年的旧例，特意命令两京文职四品以上官员、翰林五品官等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交给吏部，编登记册，再加以复查访问；果真与举荐相符，等到有知府缺员时，就升任补授。审查确实贤能的便任用他，任职六年、九年后可以越级破格提拔。有人如果举荐自己的亲近私交而用非其人，就让举主连坐，如同宋代端拱年间的旧事，也可以实行。”当时皇上正留意吏治，便将他的意见交吏部议行。吏部复议同意朱豹所言，并请说：“将名单登记后存入禁中，皇上观察其中贤能者，时时亲自提拔，以资鼓舞。”皇上命令照此办理。壬寅日，皇上因世庙即将完工，亲自制作乐章给大学士费宏等看，命令重新确定曲名。

译迎神用《永和之曲》，初献用《清和之曲》，亚献用《康和之曲》，终献用《冲和之曲》，撤馔用《太和之曲》，送神用《宁和之曲》，这样就可以与太庙区别开来。费宏等议论说，献皇帝生长于太平时期，起初并不以武功为崇尚，三献都应当使用文德之舞。皇上同意了，于是撤去武舞生和引舞者六十六人，乐生和文舞生则依照太庙制度。后来太常寺请求增用武舞，皇上命礼部会同张璁议论，并说：“按朕的看法，不使用武功之舞，是为了尊重、谦让太庙，并不是礼典有所缺失。”张璁说：“乐舞按照佾数来区别等级，从未听说以文舞、武舞来区分偏全。如果一定说以武功平定天下的人才可以兼用武舞，那么禹是以揖让取得天下的，而《大禹谟》却说‘舞干羽于两阶’，由此可见古代天子都兼用文武之舞。《诗经》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礼记》说‘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万’是舞蹈的总称，可见列国诸侯也都兼用文武之舞。议论者错误地援引汉景帝的诏书作证明，既不知道汉人所谓文始、昭德之舞本来并非没有武舞，也不知道本朝制度，即使王国宗庙也从未废去武舞。” 假使八佾的制度只用文舞而废去武舞，那么两阶之间的仪容便只有左边而缺少右边，这是皇上举行天子礼乐却自行降低等级；天子的父亲也不能享用天子礼乐了，又凭什么让四方取法、流传万世呢？”奏疏上报后，采纳了张璁的意见。巡抚湖广都御史黄衷说：本辖区郡县自从奉命以来，立即改修粮仓，所储粮食共有一百多万石，这都是副使刘士元的功劳，应当奖赏他，以此劝勉有职位的官员。皇上命令抚按官表彰刘士元的劳绩，又因黄衷有惠民政绩，赏银十两、纻丝一表里。达思蛮长官司派都纲番僧沙加藏等四百三十八人前来进贡。礼部认为他们的贡使人数超过定额，请求减半赏赐。皇上同意。上笆篱、笊咂等二十二族的番人啽斑等二百八十六人，各自带着地方物产前来进贡。有盗贼突然闯入九江钞关公署，对榷税主事陈儒说：“我是锦衣卫官校，奉有密旨，来逮捕你。” 于是把陈儒拉进后署，呵斥赶走他的随从，拔刀劫持陈儒，索取税银，砍开库门取走金子十斤。担心有人追赶，便挟持陈儒一同上船，到了湖口才放他回去。知府东汉、知县□汝霖立即派兵追捕盗贼，将他们抓获。守臣把此事上报，皇上下诏逮捕审问指挥杨信、程瑾以及巡捕、巡湖等官员。东汉、□汝霖因有功免于逮捕。乙巳日，兵科给事中黎良说：旧制度规定，京朝文职四品以下官员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得乘轿；军职官员不得使用马杌出入，也不得乘小轿。为什么近年以来，勋臣厌恶骑马而不骑，争相乘轿？这究竟是朝廷赏赐他们乘坐的，还是明知不合制度却故意这样做？何况承袭前人的汗马功劳，正应当以骑马射箭为本务。《诗经》歌咏鹰扬，史书记载飞将，上古以骠骑命名军营，本朝以腾骧建立卫所，都是因为重视骑战。况且人长期安逸，就一定不能承担劳苦；长期处于安定，也一定不能面对危险。身为大将，手握重兵，遇到劳苦事务和危急时刻，又将把责任交给谁？应当酌量加以惩罚，并且重申旧制度以示警告。皇上采纳了他的奏议，下诏说：从今以后，两京五府以及在外镇守的公、侯、伯、都督等官，皇亲、驸马；在京四品以下文职官，在外自三司以下官员，凡乘轿者，军职官员上马使用马杌或乘小轿出入者，都要交有关部门审问，降职调任，照例办理。即使兵部尚书到军营之日，也要骑马出行。分守大同中路右参将李瑾曾经抵御虏寇，轻率地落入伏击，士卒伤亡十多人，损失战马一百七十匹，却隐瞒而没有全部上报。后来他多次俘获敌人首级，御史张录奉旨逮捕审问李瑾，按罪应当杖责、纳赎后恢复原职。张录又说，大同中路一向被认为难以守卫，李瑾能够结交□惠士人，使边地人心归附服从，边防有赖于他；而且他在失事以后也有斩获敌人的功劳，请允许他以功劳赎罪，来振作边将敢于作战的士气。皇上同意。真人邵元节请求在原籍江西贵溪县仙源观颁降敕谕，免除差役，并替他的两个弟子请求升任右正一等职，皇上准许。戊申日，大学士杨一清因病请求告假，不准。下诏在固原镇、白马城、黑水、红古城、乾盐池堡设置四仓官，这是听从提督尚书王宪的奏议。己酉日，泰宁等卫都督孛来罕等派头目塔卜歹等三百人进贡马匹，祝贺万寿圣节，按例赏赐。辛亥日，南京户科给事中林士元说：百官中奸邪之人很多，是因为激励劝善没有适当办法；名声与实际不能核实，是因为举荐者没有受到惩罚。如今藩、臬、郡、县诸官，允许抚按官奏举；按理说，被举荐的人应当没有不贤能的，但今天被罢黜的人，却有一半是抚按官举荐的。如河南按察使张淮、山东副使王腾、两浙运使简沛、绍兴知府南大吉，都曾屡次列名被举荐，不久便全都因贪赃败露。考察他们所犯的罪，有的正是在被举荐的时候犯下的。大概他们内心深藏奸情而外表厚道，抚按官无法察觉；又随时改变面目，流俗之人无法保证其操守。所以以清廉举荐的，后来因贪污败露；以能干举荐的，后来因奸邪被罢免。正直忠厚的人，大多自信而少有求进之心，是否被举荐，并不是他们所计较的。如果抚按官能够对此特别留意，那么士人的风气怎么会不端正，治理教化怎么会不兴盛？我查考举主连坐的法律，成化、弘治年间大概曾经实行过，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废止了。我认为，如果想端正今日的士风，恢复祖宗时代的盛美，不能没有这项法律。但旧例对连坐没有明确规定，应当按所举荐者败坏程度的大小，决定举主连坐处分的轻重；有的罚俸，有的降官，同时减轻比照亲自犯罪的处罚，只表示举人失察的警戒，这样或许人情称便，也可以长久实行。” 吏部复议，得到圣旨：从今以后，抚按官所举荐的人，如果不能修治职业，举主罚俸；如果贪赃舞弊败露，举主降级。但也不得因为害怕获罪，就隐瞒贤能之人而不加举荐。这一年正逢考核武臣的大计，御马监请求自行考核腾骧四卫和牧马所；兵部说应当听从本部会同考核。皇上认为先朝没有会同考核的先例，命令照旧例办理。于是太监阎洪把考核结果写成文书移送兵部铨注管事，兵部扣下不立即上奏。皇上斥责兵部大臣抗旨，命令他们对案陈述；尚书李钺等人各自引咎，于是皇上宽赦了他们，但仍各夺去司官三个月俸禄。

译《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六。《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七。嘉靖五年八月壬子朔，命永康侯徐源在奋武营坐营。乙卯日，命已故安昌伯钱承宗的儿子钱维圻承袭爵位。升浙江道御史潘仿为山西按察司副使，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孙玺为山东按察司佥事。起初，河南督粮参议王亿、通判李思仁，因为包揽户韩继宗和奸民张举侵吞没收官钱，李思仁一并施行杖笞，白亿又加以棰打，张举最终死在杖下。张举的妻子以及义子、内使路荣把情况上报，案件交法司逮捕王亿等人拷问，案件长期没有判决。给事中张逵于是弹劾刑部尚书赵鉴阿谀隐默，一句话也不说，掌管刑狱重任却不称职。皇上认为王亿等人所犯事情重大，尚未审问清楚，张逵却贸然上奏扰乱，严厉斥责后宽赦了他。不久，路荣说：韩继宗向张举借贷以偿还拖欠的钱，张举不答应，韩继宗便诬陷他与自己一同包揽。有关部门拟定按诬告他人致死律判韩继宗绞刑；王亿、李思仁因公事殴打人致死，纳赎后恢复原职。皇上有旨重新审问，于是改拟王亿施用酷刑，降为平民。皇上认为法司徇私，轻纵罪犯，下旨严厉斥责。当时赵鉴已经退休，刑部尚书颜寿等请求会同官员参详，皇上不准。因王亿的缘故，审讯后免除死罪，谪戍广东南海卫；李思仁夺去官职，降为平民；韩继宗仍按原拟处理。泰宁等三卫都督孛来罕等派头目塔卜歹等进贡马匹，祝贺万寿圣节。丁巳日，祭祀先师孔子，派大学士杨一清行礼。兵部请求申明斩获战功升迁的条例：凡总旗立功、署理升一级的，依照成化四年条例，改升为署理试百户，只领取总旗名义的俸粮。所镇抚的试百户，都升为署理实授百户，只支取原来职务的俸禄。署理试百户立功一级的，升为实授试百户；署理实授百户立功一级的，升为实授百户，都支取本等职务的俸禄。过去已经升为署理百户而领取总旗名义俸粮的人，今后立功一级时，依照现行条例改正，升为实授试百户，使轻重适当、公平均衡，永远遵守。皇上同意。戊午日，祭祀太社、太稷。因水灾，免除南京应天府以及直隶太平、徽州、池州、广德等州县的夏税，数额各有不同。庚申日，因万寿圣节，派恭顺侯吴世兴、会昌侯孙杲、彭城伯张钦分别祭祀七陵；派仪宾周钺祭祀景皇帝陵寝，宦官祭祀恭让章皇后陵寝。辛酉日。皇上驾临奉天殿，接受朝贺，赏赐文武百官节日钱钞。壬戌日，户部说：山东、河南、北直隶的粮草物料，近来已经题请准许折征银两，招募商人缴纳。今年秋季丰收，物价正平稳，请派官员分赴各地查访当时的价格，并酌量计算脚价，告示商人，使他们到总部等官处报明并缴纳。以后如果价格有涨有跌，仍听总部官员另行查访裁定，不得拘泥于固定价格；这样或许可以使时价平准，便于招募缴纳。皇上答复准许。癸亥日，登记辽东三道沟堡斩获首级的功劳，升迁赏赐官军吕玠等二十一人。甲子日，沈府辅国将军勋沤勋注因事情怨恨潞州同知胡侍，拿胡侍考核诸生时所出的试题，使用“望之不似人君”以及策问讥刺切责时事，指称胡侍因被贬谪而怨望、诽谤大礼；文辞又牵连知州邵经的多项违法之事，便启奏沈王诠钲上报。下诏逮捕邵经等人到京城审问，胡侍等人也上奏揭发勋注违法以及内使丁彦明的事情。勋注偷偷来到京城携带奏疏，又诬陷佥事宋钦替胡侍报复，对他百般窘辱。等到查出宋钦数项贪赃罪行，案件交都察院议复。左都御史颜颐寿等说：“勋注不通过沈王代为上奏，违反规定来到京城，已经属于有罪；而且诬陷宋钦贪赃舞弊，实际上是想掩护丁彦明等人，勋注应当加以追究治罪。”皇上不准，命镇守、巡抚官查实后具奏；又责备都察院大臣复奏拖延，命令他们对案陈述。不久颜颐寿等上疏自劾，于是皇上宽赦了他们。后来有关部门拟定邵经等纳赎后恢复原职，皇上有旨命令重新审问，于是改拟降职调任。下诏将邵经降四级，勒令胡侍为民。丙寅日，中宫千秋节，免除命妇入朝祝贺。服丧期满后，重新授任给事中葛鴊于刑科。因灾害歉收，下诏将湖广漕运米十万石全部折征银两，同时发放太和山香钱，赈济饥民，并补给缺少月粮的人。丁卯日，提督漕运都御史高友玑、巡按御史刘隅奉旨会同查勘原庐州府知府龙诰所提出的备荒八项建议，分条列出上报：第一项议仓储制度，每州县设置一所义仓，仿照古代常平仓的制度，积储粮食以备赈济发放；一是议定籴本，筹措银两，购置义田，并把污池鱼利、铺面租金一并充作籴本，遇到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一是核查丁口，把编民每百户编为一社，每社设置正、副社长，各发给印信和文册，登记“某家贫困而有产业，应当赈籴；某家有能力偿还稻谷，应当赈贷；某家贫困而无产业，应当赈济”，都要填写注明清楚，送交府中，等到赈济期限，按户籍次序发给。如有隐瞒捏造，社正、副以及同甲、同户的人都要治罪；一是议定赈籴，每逢青黄不接时，就把积存的粮食减价出售，同时规定每户不得超过银一两；一是议定赈贷，每年二月、五月借给百姓种子和口粮，每户不得超过三石，每石取息一斗；小歉时免除一半利息，大歉时全部免除；一是议定赈济，实行赈籴、赈贷两法后，需要赈济的户数自然减少，其中仍有下等户应当赈济的，查取仓粮余息发给他们；灾情严重时，连租本也拿出十分之七，极其严重时则全部捐出给百姓；一是议定官田，凡田段的界址、粮租额数、买价多少、佃户姓名，每乡各立石碑刻明，并在本仓另立总碑，以防混淆合并和磨灭；一般冲田十亩缴租三石五斗，塝田十亩缴租二石五斗；如果这些田是首出、清出之田，或者侵害牟利、扰害百姓，应当另行处理；一是严格考核，府中设置循环文簿，分发给各县仓。每季末，该仓把实际新收和开除的详细数目逐项登记，并将粜粮价格、鱼利等银两附在后面，送县申报府中备查。议案上报户部，请求依照拟定方案刻榜施行，皇帝准许了。此前已经有诏旨要给诰升职，到这时勘核奏疏上呈，皇帝认为诰建议能够留意民间疾苦，命令按诰现任官职升一级。当时诰已经升任四川副使，于是随即升为广西右参政。革除湖广武陵县和丰马驿，并入府河驿；桃源县渌罗水驿并入桃源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