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

译嘉靖九年六月初一日己未，下诏国子监修建敬一亭，把御制《敬一箴》、范氏《心箴》和程子《视听言动箴》的注文刻在石上，这是采纳祭酒许诰的请求。任命永康侯徐源协同守备南京，署都督佥事崔文掌管南京前军都督府事务，专门管理操江、团营、效勇营坐营事务。任命署都督同知杨镇充任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总兵官；保安守备指挥使张瑢升为署都指挥佥事，充任宣府游击将军。按照旧制度，团营的官马有一万匹，每年春夏交替时赶到牧场放牧，入秋后回来操练。锦衣卫、旗手卫等卫以及五军、三千等营供上直官使用的马匹，也分别设置草场；每次赶到牧场的月份，停止发放草料。后来，锦衣等卫的上直马虽不再赶到牧场，而团营的骑操马仍然每年按例放牧。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开始以边境有警为理由，上奏请求免除团营马匹下场放牧；各营草场则酌量征收租银，充作营中的公费，剩余的“角□羊”太仆寺买马，而营马专门依靠司农供给饲料。后来边境稍稍安宁，准许保留营操马六千匹听候征调，其余马匹全部下场放牧；又准许听征马在下场期间不必远行放牧，各牧场听任就近放牧，每月发给一半草料，每十天到营中操练一次，这是采纳给事中夏言的奏议。户部于是说，各营草场原本就是用来牧马的，现在听征马既不按例放牧，所发草料应从草场租银中拨出公费的盈余来供给，余款输送太仓以资助。皇帝下旨同意施行。不久，兵部又根据给事中魏良弼的意见说，草场散布在民间，官府没有专门管理，所发草料有名无实，请仍把这件事归各营办理，计算盈余，全部输送太仆寺，用来抵补下场马军三个月应出的朋银数额，停止发放草料。后来听征马军大多以不给草料为由提出意见，兵部也认为这不合旧例；户部又认为草场租银既已归各营，京城储备便无所取用，于是请求酌情留下三千匹听征马，其余一律放牧。皇帝同意了。庚申日，命武定侯郭勋提督五军营操练。壬戌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宋沧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等处地方。癸亥日，巡抚山东都御史刘节请求在曲阜县城设置四所塾学，十六社各设一所，选拔孔氏生员和儒士二十人担任塾师。凡孔、颜、孟三氏子弟年满八岁以上的，都送入塾学学习。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由提学官考查学业；有成就的送入三氏学，对屡次考试没有成就的予以黜退，但仍列入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的名目。廪膳生虽没有廪饩，都按照提学官考定的高下收取补录。至于应试贡举，以收补时的名次等级为准。如果年满五十岁，屡次考试仍无进步，就发还衣巾身份，终身如此。礼部复议后同意施行。廪膳生、增广生的人数，准许依照州学的规定，各三十名。甲子日，礼部因为四郊祭祀的制度已经确定，请求命翰林院把《存心录》中所载的乐章、祝文酌情润色，并撰写祈谷用的乐章、祝文；又命太常寺按数额选补乐舞生，加以教习。又说，国家设置协律郎，是希望他们依照律吕确定声调，审定音律、安排舞蹈；一百多年来，郊庙的乐舞大都沿袭旧习，依照乐谱相传，因此这个职务容易徒有其名。现在正逢圣明君主建立大法、制度制作革新，应当先考选太常寺的协律郎，务必选得精通音律的人主持此事；或者从神乐观中选人，并命吏部、科道官在京城各类职役人员中广泛访求，有像宋代胡瑗、李照那样的人，就列出姓名上报，根据其官品高下授予太常寺职务，以成就一代盛大的制度。下诏批准。刑部尚书许瓒因灾荒饥馑奉诏分条陈述四件事：第一，禁止刁讼。他说，近年来民间养成刁滑风气，狱讼越来越多，法纪纲常衰弛，请通令内外衙门一律加以禁止约束。第二，查求实情。他说，近年来案件多有罗织构陷，冤屈枉滥尤其严重，例如人命案件不曾明确检验尸伤，盗贼不曾追获真正赃物，枉法恐吓、诈骗而没有超过赃物或见证人的，奸情、私盐案件没有奸人和贩私者被捕获的迹象，只凭空言牵连攀附，便定为诬告有罪。请求对这类案件及时加以诘问，命令重新审讯，以使受冤受压者得到伸张。第三，阐明法律本意。他说，《大明律》中有一条：“凡是窃盗已经实施，只要取得财物，就以一个主犯的赃物数额为重，并合赃物论罪。”又有：“凡恐吓取得他人财物，以及用欺诈诓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都计算赃物数额，按窃盗论罪。”又有：“监临、主守和普通人盗窃仓库钱粮的，都合并赃物论罪。”又有：“如果在知道强盗作案以后分得赃物，按所得赃物数额，以窃盗从犯论罪。”所谓“并赃”，是把众人的赃物合并计算来论罪；所谓“计赃”，是只计算各人自己所得的赃物来论罪；所谓“准”，是说与真正犯窃盗罪的情况有所区别。法律条文的权衡并不是不清楚的。可是司法官员大多不明白法律本意，顿时颠倒轻重：有的本应计赃，却按并赃论罪；有的本应并赃，却又不以一个主犯的赃物数额为重。假如有一人真正犯窃盗罪，盗得八十贯，判杖九十、徒二年半；又假如五人共同恐吓诈骗一人五十贯、另一人三十贯，共八十贯赃物，每人分得十六贯，按计赃论罪，五人各自所得超过十贯，只判杖罪；按并赃论罪，五人都判杖九十、徒二年半。这样，按窃盗罪论处反而比真正的窃盗犯重数倍，怎么能说是有区别呢？这几乎成为滥刑了。又如知道监守人员或普通人盗窃仓库后再分赃的，因为没有相应的正律，只能按“不应”罪名治罪。窃盗罪至多判徒刑、杖刑，分赃仍按盗窃论罪；盗窃仓库钱粮的罪重则抵死，分赃的人反而从轻科罪，这几乎成了纵容。现在应当申明法律本意：凡说“计赃”的，只计算本人所得赃物来论罪；凡说“并赃”的，必须以一个主犯的赃物数额为重来论罪；知道监守人员或普通人盗窃仓库后分赃的，应当按照“知道盗窃后分赃”的法律定罪。这样才可以使轻重适当，不失制定法律的本意。第四，慎重刑罚，禁止滥捕。他说，中外审理刑狱的衙门，凡是奏告词讼，不必拘捕、羁系无关的人，也不必株连妇女等人。审理期限，小事三五日，大事十日，都应作出裁决。强盗、人命案件即使需要勘验，难以限定期限，也应及时裁决，不要使人长期羁押。男子犯徒罪以上，或者赃物数额过多，以及妇人犯重罪而逃脱的，才准许囚禁；其余罪犯可以收赎，允许保释在外自行行动。即使是在京城奉旨提问的人，如果患病，也允许召人作保，出外调养。两京在冬至以后、立春以前应当枷号示众的，按照天气暖热时钦恤罪囚的诏旨，奏报皇帝。皇帝十分采纳他的意见，命都察院、大理寺详细参酌律例，议定后上报。

译南京兵科给事中何祉分条陈述九件事。第一件说，近来南京大小各营的把总投托请托多种多样，贿赂公然流行，请命南京兵部列出各卫指挥贤能的实际事迹，分类咨报兵部；遇到官员缺额时，按照运粮把总的旧例“＜▯▯锍-釒＞名”上请。第二件说，南京各卫所军额八万多人，近来逃亡将近一半，而内外守备等衙门又役使、占用其中富实者，各种苦役偏重地加在贫弱军户身上，请命南京兵部查实被役占的军丁，允许改正；仍像从前一样占用的，准许科道官指明事实加以弹劾。第三件说，《大明会典》有一条规定，凡各营和操江官军，兵部应委派一名官员，并命南京科道官不时点阅；近来只在开始操练时会同点阅，虚应故事，请命各官遵照《会典》的明文施行。第四件说，南京内府各监局的工匠约有七千六百多人，不论有没有工作都领取月米；一遇到工程兴起，又动辄重新招募工匠修造，滥行冒领、侵耗费用，没有止境。应当命南京有关部门查实各监局工匠实际在籍和逃亡、死亡的人数；凡有工程，兵部、工部各委派一名官员，会同有关监局官员计算工程量，核验拨给工匠人数；每月底，各监局将现有工匠姓名人数及所做工程如实上报。第五件说，南京各营马匹，内外守备及参赞衙门每天拨用将近二百匹，此外坐营等官骑占的数量也不相等；每匹马占用一名军人，常常以地方有事为名，请敕令有关部门酌量事务，制定固定制度，并命各衙门中应领取马匹的人员登记姓名前往领取；遇到马匹倒毙，照军人的事例一律责令追缴桩银。第六件说，被骑占的马匹常常以轮班为名，掩盖其中的弊端；点阅时马匹哄然全部聚集，散还以后再去寻找便无影无踪。骑占的马匹如何得到数目，倒毙又不知原因。应命从今以后轮班差拨，每月更换一次；有关部门仍发给一面加盖印记的木牌，悬挂木牌作为凭证。如果骑坐的马匹有烙印而没有木牌，就是私自骑占，允许任何人告发查究。第七件说，南京各营马匹，太仆寺官员有时每三年、两年集中加盖烙印一次，因而可以互相借马点验。现在应当给各营马匹分别使用不同的字号作为标记，不要雷同；其中有买来补充的马匹，以及烙印年代久远、无法辨明的，也都按此办理。第八件说，京营骑操马匹有瘦弱损伤、倒毙的，管队官以一队为单位停发俸禄；各队马匹数量并不相同，请不要按队数计算，只按马匹数为标准计数定罚。所需买补的马匹，仍以一年或半年为期限；如果一年以上还买补不完，就从各卫马政官名下停俸追补。第九件说，领取马匹的官军每逢领取草料，私下互相买卖，以谋求奸利；应当申明成化、弘治年间的旧例：凡把总等官克扣官军草料的，发往边卫立功。盗卖草料的，发往瞭哨；买入十石以上的，充军。并命五城兵马司、各卫巡捕官严加缉查访察。下诏命有关部门议定施行。丙寅日，刑部尚书许赞以生病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凡京城内外仓场所需草料，都由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州县分派征收，差遣大户“角□羊”送到户部，缴纳实物；必须等缴纳完毕，才领取实收凭证、通关文书和批文，返回原籍。这是固定制度。去年秋天京师粮价飞涨，召买草料无人响应。户部认为各仓场积存的草料很多，于是采纳给事中陈侃的建议，命各州县大户把应缴的银两暂时送到太仓银库交纳，发给通关文书。待秋收以后草料价格平稳，再照旧召买，换缴实物。又命以后各处起运内外草场的钱粮，都限定在秋末冬初运到户部，以便召买，免除大户守候的辛苦。上报后得到批准。河南巡抚都御史徐赞上奏，进献一茎两穗的瑞麦一百株。皇帝嘉奖他，赐给银币，并把这些麦子进献到内殿。没过多久，听选训导范仲斌把原籍四川巴县所产的瑞麦进献上来，其中有一茎五穗的。京师人又说郊外长出了瑞禾，因此礼部尚书李时“＜▯▯锍-釒＞”请皇帝允许称贺。皇帝不允许，他再次请求后皇帝才允许。大学士张璁作《嘉禾颂》进献。戊辰日，户部上奏确定查盘边方钱粮的制度，每三年一次，派官员清查。如果到了期限而当地正遭遇兵乱、灾荒，就暂时免派官员，命各有关巡按御史核实后登记上报。皇帝同意。庚午日，《大明集礼》一书编成。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升左给事中赵汉为工科都给事中；右给事中孙应奎、田秋、曾仲魁、周祚为左给事中；给事中魏良弼、李仁、王聘、饶秀、戴儒为右给事中。孙应奎、魏良弼属户科，田秋、李仁属礼科，曾仲魁、饶秀属刑科，周祚、戴儒属工科，王聘属兵科。辛未日，大学士桂萼因患病已久，上奏请求停发俸禄以调养。皇帝说：“你的病应该谨慎地加意调养，俸禄不准辞去。” 壬申日，吏部尚书方献夫再次“＜▯▯锍-釒＞”请求退休。皇帝仍然加以慰留。新升任四川右布政使的李际可因病请求退休。下诏让他以原任参政的官衔退休。山东按察司副使张鹏因病请求退休，却不等候命令，擅自离职。下诏命原籍巡按官将他提解审问。真定府等处发生大旱，皇帝命太常寺官员携带香和帛，到北岳神前祈祷。当天降雨，远近土地都得到充分滋润，守臣把这件事上报。癸酉日，吏部请求命团营医官办事，任职三年勤勉谨慎的授予冠带，再任职三年有成效的授予吏目职务，永远作为固定制度。皇帝同意。蓟镇管粮郎中康河说：本镇食粮官军有四万二千多人，每年上半年发给本色粮，下半年发给折色银。

译折色每石银四钱五分，这是旧制度。后来因为本色粮不足，户部议定在应发本色粮的月份，偶然遇到没有粮食时，每石折银六钱五分；应发折色的月份仍照旧。大概因为春夏米贵、秋冬米贱，所以在两者之间调节。只是近来各地“角□羊”运送误期，有时上半年本应发本色粮的月份，仓中没有储粮，便增加银两按折色发放，合计六个月共增加银四万二千多两；有时下半年本应发折色的月份，库中没有银两，反而把一石本色粮只抵银四钱五分发放，费用颠倒，实在可惜。现在七月以后正应发折色，而本镇现存库银只有一万二千多两，不够使用一个月。又查得山东、河南等处每年分派给本镇遮洋海运本色粮十万石、折色银十万四千多两，原来在四五月间银粮一并“角□羊”纳；由于本色粮有监兑主事按期督运，折色银往往拖延。像去年河南拖到九月，山东拖到十二月，就是明证。请敕令有关部门行文各巡抚，严格督促所属地区，务必在本镇折色银限期七月以内全部输送“角□羊”纳。以后各年责令续差监兑主事，不分本色、折色一并督促起运，得到允许后才回京。这样或许能使本镇按期发放，不至于颠倒本色、折色，一年可以节省银四万二千多两，对于国家财政也不是没有补益。奏疏下交户部，命全部按照康河的意见办理，报告获准。甲戌日，升礼部精膳司郎中潘潢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乙亥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弹劾陕西巡茶御史陈情荐举人员冗滥，违背明文诏旨。并且陕西按察使姚文渊贪赃的事迹显著传闻，他也反而加以褒扬举荐。请按照近来御史王宣的先例，罢免陈情，以此作为后来者的警戒。下诏革除陈情的职务，姚文渊命吏部查访事实后上奏。不久姚文渊也被黜退。辽东巡抚副都御史成文与管粮郎中李腾霄因为发放军粮时互相抵牾，成文“＜▯▯锍-釒＞”弹劾他。下诏召李腾霄回京，并命户部查核后上报。登记巡抚甘肃左副都御史唐泽的儿子世桥为国子生。当时，应天巡按御史叶奇任期届满回京，超过了期限；他以母亲年老为理由绕道回家。下诏姑且宽免他，并命都察院严禁以后任期届满回京的御史绕道回家。丙子日，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侯位为四川右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郑光琬为山东按察司副使；广东按察司佥事刘乔为本司副使。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上奏说：六科定额设置给事中五十八员，自从祖宗以来额定人数一直齐备。后来又有不必全部补足员额的诏旨；但是遇到左右都给事中缺额五人以上时，就一定升补，给事中缺额十五六人以上时，就一定选补，这也已经形成惯例。现在六科在任官员只有二十一人，除去都给事中和左右给事中外，只有四名给事中经常办理公务，日夜忙碌不暇，恐怕不是朝廷最初设置官职、确定员额的本意。臣考察祖宗的旧“＜▯矢见＞”：凡给事中有缺额，只在进士中选取年满三十岁以上的人补充。弘治年间才开始兼从行人、博士中选取，正德年间才开始兼从外任推官、知县中选取。正德末年，才开始完全废除从进士中考选的制度。陛下即位时下诏命令全部恢复旧例，曾经实行过一次，随即又废止制度，大概是庙堂大臣暗中加以阻止，总是以他们没有经历世故为理由。古人固然有未曾徒劳于州县任职而本来就具备经纶才干的，也有做到台辅而功名反而不如治理郡县的；人的品格、才干和器量自有一定的评价，不能一概拘泥。何况朝廷设置言官，各有其用意：应当取其风采气节，不应取其德行器量；应当取其刚直敢言，不应取其“＜▯▯锍-釒＞通”；应当取其具有朝廷重臣的风度，不应取其处理文书、米盐事务的能力。司马光说：“选择言官，凡事应把三点放在首位：第一是不贪爱富贵，其次是看重并珍惜名节，再次是明白治国的根本。”臣认为应当把司马光的话作为选人的准则，并用臣的意见来寻求建立官制的根本。如果只说要选老成练达的人，不过是想得到那些圆滑逢迎、爱惜自身、固守俸禄的人，只是因为他们不会危害自己而已。更严重的是，有的大臣扶植一两个不肖之徒作为私人，借给他们爪牙，使他们攻击善类；这对大臣有利，却不是国家的福分。请敕令吏部遵守旧制，破除私心臆断，将现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以及任职两年以上的行人、博士，还有推官、知县任满三年考核后到吏部的人员，一律公正考选，用来补充六科员额。外任三年考满的知县，如果才干足以担任台谏官，也允许和推官一样选取进京，以备急需风宪官员时使用。这样，选取人才的途径既广，言路也不必担心缺少人才。奏章下交吏部议覆：六科承担言论监察的责任，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历朝推选人员从未一定补足额数。况且现在行人、博士和办事进士人数不多，请先补足科额的一半，其余等候从任职年限较长的推官、知县中选取。皇帝下旨同意。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绍勋因为奉有清查勋戚田土的命令，具奏请求免于查勘。皇帝认为沐绍勋世代镇守边疆，下优诏准许他免查。户部尚书梁材等坚持上奏说：“圣明君主即位，首先采纳辅臣的意见，特地下诏清查勋戚田土，是想端正王法、体恤百姓困穷、巩固国家根本。沐绍勋世代享有厚禄，正应当首先顺应圣意，却竟然设词规避，抗拒违背明旨。现在蒙受圣上慈爱免除他的查勘，命令所涉及的事情如果逐渐不能贯彻，就不可任其发展。应当遵照先前的诏旨，按照登记簿册清查。”皇帝说：“朕想到边镇的勋臣，所以推诚相待；他一定会更加自我勉励，不辜负朕的恩德。可以按照先前的诏旨施行。” 己卯日，升通政使司右通政陈经为左通政。庚辰日，先前陕西洮岷等处的番夷若笼扳尔等族屡次聚众入侵，总制尚书王琼集合军队，向他们说明祸福。各番族大多听从招抚，只有若笼扳尔、剌唧等族不服，于是分兵进攻，攻破若笼扳尔两族，焚烧他们的巢穴；剌唧等族震恐畏服，叩头听命。

译共斩首三百六十多级，招抚投降七十多个族，缴获牛羊和器械以千百计。捷报传到京师，皇帝嘉奖王琼的功劳，下敕褒奖，并给镇守、巡抚等官以下人员分别赐予银币。王琼来到陕西将近两年，使西面的土鲁番服从，率领十国遵守约束前来进贡；又在北面抵御俺答，多年没有烽火警报。到这时各番族都被平定，西部边境没有事情。河西四郡过去苦于土鲁番侵扰暴虐，担心王琼一旦离去，夷患又会发生，于是都到巡抚、巡按、镇守官那里，请求上奏挽留他。于是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巡按御史胡明善替他申说：“土鲁番吞并哈密已经六十多年了，前后经营边务的大臣，执掌文书的没有取得安辑的成效，手持节钺的也没有施展讨伐的威势，这才启发了敌人的野心，酿成边境祸患。幸亏皇上特意起用王琼并委以重任，王琼奉命奔走，竭尽心力，平息兵乱、巩固边防，终于壮大了他的谋略。于是把长期滞留的夷众遣返回本土；新近前来的夷人使者，准许他们入贡。对于暗中进入边境肆意抢掠的，又振奋威武加以剿灭。牙木兰是俘虏心腹，就迁置到内地；帖木哥土巴是俘虏爪牙，就羁縻安置在近边。安置寄居在关厢的所属番人以抚恤其情，抚慰驾驭逃散在山谷中的所属番人以联结其势，预先设置周密防范，全部处理得恰当。” 王琼说：“中国对待夷狄，顺服的就安抚他，但安抚过度就会招致侮辱；违逆的就拒绝他，但拒绝过分就会滥用武力。天下的事情只有是与非两个方面。如果既然知道事情是正确的、必定可以实行，又考虑到后来成败而不能果断实行，没有不误国害民的。”王琼存心立论就是这样，所以敢于任事，能够实行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几乎使一方得到安宁，这确实是我皇上知人善任、任用旧臣的明证。现在甘肃全镇军民长期居住在危险困苦之地，依靠他才稍稍安定，大家一致恳求臣，希望长期留下王琼。当地民情就是这样，臣等谨将实情具奏。皇帝于是嘉奖王琼尽心办理边务，勉励他更加努力履行职责，以符合委托他的深意。辛巳日，礼部会同廷臣议论豊林王台瀚所奏处置宗室的四件事。第一，尊崇辅导。他说，长史、教授务必选用老成端正的人；果真有辅导宗室的良好事迹，应当一体叙功升迁。第二，兴办学校。他说，各地抚按官查明亲郡王住在同城的，共同建立一所学校；郡王住处相隔遥远的，另立一所学校。宗室子弟八岁以上、尚未授封的，命令入学学习礼仪；抚按官仍然每三年考查一次，其中有勤奋学习、立志进取的，酌情加以劝勉慰劳；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德业特别优秀的，具奏请敕奖励。第三，确定子女的待遇。他说，镇辅、奉国将军、中尉因犯罪被革爵的，在革爵以前所生的子女，只准请求登记姓名，给予冠带，并供给赡养、婚嫁费用，不许请求封爵；在革爵以后所生的子女，只准请求登记姓名，不许请求赡养、婚嫁费用，听任他们在城中各自谋生。又规定，镇国将军以下，凡嫡子都准许请求封爵；没有嫡子，才准许以一个庶子请求封爵，其余只准请求登记姓名，给予冠带并供给赡养、婚嫁费用；至于奉国中尉，只准一个儿子请求封爵，其余只准请求登记姓名，给予冠带并供给赡养、婚嫁费用。第四，均平人役。他说，宗室不许保结、招集外人，而民间雇役的旧例又没有实际用途；应当在各王府护卫及群牧所食粮军校中，每名正丁酌情留下余丁一二名供差遣，其余人户查明后拨给郡王及将军以下使用，免得由有关衙门摊派，以减轻百姓负担。奏疏送入。皇帝认为“确定子女待遇”一事所拟不统一，命令重新议定，其余三件事全部依照原议执行。礼部又会同官员议定上奏，把“确定子女待遇”列为三项：第一，私生子女不得请求登记姓名；以前已经编入玉牒的，削除其名；正在享受赡养的，也一并停止，听任他们编入民籍，自谋生计。第二，凡镇辅、奉国将军以下因犯罪降为庶人以及从高墙释放回来的，不论在革爵以前还是以后所生的子女，只准请求登记姓名，不得请求封爵，也不给赡养、婚嫁费用；在未革爵以前所生的，仍给予冠带；如果是因谋逆被废黜的，也准许请求登记姓名，但不许请求赡养、婚嫁费用。第三，严格区别嫡子、庶子：将军以下凡嫡子女都准许请求封爵；没有嫡子女，才准许以一个庶子女请求封爵；其余只准请求登记姓名，给予冠带和赡养、婚嫁费用。议案送入。皇帝认为此事重大，准备从容审慎处理，最终没有施行。下诏把内府收藏的金、铜、玉、石制钟磬发到神乐观，考订、校正音律；仍命科道官各自举荐所知道的精通律吕之人上报。甲申日，孝庄睿皇后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昌化伯邵杰到裕陵祭祀。升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罗方为本司右布政使。丙戌日，孝穆皇太后的忌辰，在奉慈殿举行祭礼，派昌国公张鹤龄到茂陵祭祀。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叶相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原任鸿胪寺卿郑绅为通政使司右通政。鸿胪寺缺少左寺丞，吏部请求推举补任。皇帝下旨说，不必推举。本寺右寺丞吴祖乾升为左寺丞，随堂办理事务；序班周瑾升为右寺丞。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上奏说：蒙受恩典加授臣四品服色和俸禄，现在正逢孟秋时享太庙、世庙，请求准许臣陪同祭祀。又说，六科都给事中列署内庭，也应当一体陪从。皇帝下旨：准许夏言陪祀；至于六科都给事中，下交礼部议定，因为与《会典》的事例不合，停止办理。《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五。嘉靖九年七月初一日戊子，举行时享太庙、世庙的祭祀。兵部主事赵时春说：“近来灾荒饥馑接连发生，圣心隐隐忧痛，命群臣各自陈述意见。臣有所领会而仰窥皇上的心意，皇上正想成为唐虞三代那样的君主，作为臣子本应顺势辅成。不过自从下诏求言以来，已经过了十多天，而大小臣工大多用空虚的话、浮泛的文辞当面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