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一

译当时詹事霍韬极力反对郊祀的议论，上奏说：“祖宗的制度不应轻率议论。大学士张璁、尚书李时不能用正道侍奉皇上，奉天法祖，却听从给事中夏言的妄说，议论更改郊祀典礼，扰乱朝政，变更既成法令，将来必定有人要承担这个责任。而且考察经书传注，并没有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天地的说法，只有《周礼》中有这种记载；《周礼》是王莽这个奸贼伪造的书，不足凭信。”皇上看了他的奏疏后很不高兴，斥责他妄加议论、欺罔皇上、任意妄为。于是夏言又上奏说：“臣先前承奉圣旨，询问南北郊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仪，本来就想回答上报，只是臣先前的奏疏已经略有陈述，正要广泛询问廷臣以求得公正意见，所以暂时没有再说。没想到十多天以来，议论纷乱交杂。到了昨天看见詹事霍韬的奏疏，更是大为惊骇恐惧，臣不能不说。臣考察《周礼》一书，其中关于祭祀说得十分详细。大宗伯掌管祭祀天神、人鬼、地祇的三类礼仪：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祭祀地祇，有血祭、狸沉、疈辜之礼；祭祀人鬼，有肆献、祼享、馈食、祠、禴、尝、烝之礼。大司乐说，冬至日在地上建圜丘的制度，是用来礼敬天神；夏至日在水泽中建方丘的制度，是用来礼敬地祇。天地分别祭祀，已经由来很久了。所以宋儒叶时说：‘郊祀与丘祀分开还是合并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论。’如今议论的人把社看作祭地之所，却不知道天子有三个社：大社、王社、亳社。大社是为百姓设立的，王社是为藉田设立的，亳社是迁国时所立的社，并不是祭地。如今议论的人既然把大社当作祭地之所，那么南郊本来就不应再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可呢？秦朝离古代还不远，祭天不在圜丘而在山下，祭地不在方丘而在水泽中。汉代在甘泉祭天帝，在汾阴祭地，那么秦、汉祭祀天地仍然是分开的。到了元始年间，才开始在南郊把天地用同一太牢祭祀。这是王莽这个奸贼暗中讨好元后的计谋，想把妣与祖并列，所以把地与天合祭。合祭的说法实际上从王莽开始。汉代以前都以分祭为主，汉代以后也间或有分祭的，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实行分祭。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后，才专门主张合祭。” 宋代元丰年间一次议论、元祐年间再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但最终不能改变，是因为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耗尽府库，所以采用节省、简约、安稳、便利的办法，并不是认为分祭不合礼。如今议论的人往往把‘太祖’的制度视为疑虑和畏惧之事，却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确定的制度、不可更改，不知道分祭本来也是‘太祖’最初的制度、可以恢复；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也是‘太祖’著明的典章、可以遵行。这些都属于‘太祖’的制度，只需遵从其中合乎礼义的部分罢了。敬‘天’法‘祖’，并没有两种道理。况且古人说礼乐必须经过百年才能兴盛，衡量道理、审度形势，有些事情本来就不得不这样，难道都要拘泥于‘祖宗’已经实行过的旧迹，因而一成不变吗？霍韬的奏疏说：‘扰乱朝政、变更成法，将来必定有人承担责任。’律令中有奸党条款，其中规定，若在朝官员结交朋党、扰乱朝政，都处斩。这是指凡涉及国家法度政令、纲纪名分，而奸臣互相结交、结成朋党、相互更改、破坏混乱、彼此附和，作奸犯科以欺罔皇上、虐害百姓的情形。” 言官议论礼制，本来不是变更法令，把这说成扰乱朝政，恐怕不合律令的本意。所谓‘变乱成法’的条文，属于讲读律令条目，其中规定，应当斟酌事情的轻重，确定罪名，颁行天下，永远遵守。最后一款说，官吏等人以欺诈手段损害公事，妄自提出异议，擅自更改、扰乱成法的，处斩。这里所说的成法，就是太祖制定的《大明律令》。霍韬曾上奏说，有俸禄的官员收受枉法赃八十贯，按律应处绞刑；他想把在外的知县以上等官员，只要犯有收受赃银八十两的罪，就逮赴京城在市曹处绞，不许按徒刑折抵，这是把杂犯改成真犯。这就不是成法了。至于竭力诋毁《周礼》，还说《天官冢宰》篇是王莽欺骗天下的手段，那就更加奇怪了。《天官冢宰》一篇，朱子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之书，用意最为深切；其中关于知人安民、正心诚意的学问，都可以看见。其实，其中又说冢宰一职兼管君王的膳食、服饰和嫔妃侍御，这正是设置官职者的深意。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后世即使不能实行，难道可以把圣人的良法美意全部废弃，反而诬说是王莽伪造的吗？” 况且合祭以后，把地配享于天帝确实从王莽开始。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以及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制，反而另立一套说法呢？近年礼部行文天下，命令设立小学，学习诵读《周礼》，又命令科举考试必须用《周礼》策问士子，霍韬没有听说上奏纠正。等到霍韬编修《大明会典》时，还曾具奏想把内府各监、局的职掌归属礼部，也引用《周礼·天官冢宰》的文字。这说明霍韬平日并不曾反对《周礼》，怎么能因为议论郊祀，便突然把自己的学说全部抛弃呢？臣实在愤懑。今天的事情，是陛下光明伟大、超越古今的盛举，却得不到群臣同心协力、恭敬辅佐，实在是霍韬造成的。臣私下详细考察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诸神坛壝的规制，本来有我太祖刊定的典章，完备地记载在《存心录》一书中；这并不是新创，也没有什么变更，只是一概依照旧制而已。但如果在大祀殿以此祭天，就不合经书义理；如果以此享祭上帝，则与《周礼》完全相合。然而太祖、太宗一同配享，父子并列，从经书旨意考察，不能没有疑问。周人举行郊祀，以后稷配天，臣认为我太祖足以与之相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认为我太宗足以与文王相当。这是臣浅陋的见解，看到这一点，谨敢一并陈述。奏疏送入后，皇上赞许他阐明古典，下交礼部，命礼部根据古礼折中群臣的意见上报，不得拖延退避、有所顾忌。礼部说：亲蚕礼出于新创，一时之间命妇仓促进入坛场，恐怕会有失礼，请把所绘的采桑图发给她们，使她们各自依照礼式演习。

译至于北郊坛殿，原图中外命妇房在里面，随侍房在北面，是因为有内壝隔开。如今既然省去内壝，就应当把外命妇房改为内随侍房，仍请为采桑的地方确定名称。皇上于是把该处命名为采桑台，其余都依照这个意思办理。命浙江都司署指挥佥事孙堪、万全都司都指挥佥事郁勋任坐营官，孙堪统领团营，郁勋任神机营中军。任分守广西左参将张经为副总兵官，镇守广西。戊戌日，户部答复御史周＜▯礻睪＞所陈关于清理册籍的事情，说：设置册籍，是为了确定户口、均平赋役。祖宗立法不能说不严密，但法令一旦败坏，百姓的奸弊手段就层出不穷，有挪移、诡寄、飞走、洒派以及故意破折、寄顿、妄造畸零、带附等办法；有的投靠仕宦来借用名义，有的假称绝户来影射占有。如今正逢大造册的时期，请命主管官署尽心查核。皇上批示：依议办理，命主管官署查究改正；犯罪者立即将其产业没收入官。己亥日，皇上敕谕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你自任官以来，多次提出建议，都是出于为国为民，对朝廷很有帮助。昨天你把耕田、养蚕两件事具奏上报，朕已经把皇帝亲耕礼完成的情况详细告知祖考，皇后亲蚕的事宜也将要办妥。周成王是有周一代英明贤德的君主，周公尚且恳切地用‘无逸’的道理告诫他。朕是什么人呢？这实在都是你的力量。现在特意嘉奖你的忠心，赐给你四品服色，并下敕褒奖晓谕。你应当更加振作心志，更加思考尽职。凡是政事可行不可行、用人是否恰当、天下治理得好不好、百姓安定不安定，只要有一点见闻，就应当直截了当地陈述，希望你过去的功劳能够更加增益，也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 庚子日，将詹事霍韬关入都察院监狱。霍韬起初上奏议论郊祀典礼，违背圣旨；夏言忧虑地上奏辩论其中的错误，攻击揭发得非常用力。霍韬一向好护持自己的成见，自从使皇上发怒且怒气未消后，不敢上奏辩解，于是写信给夏言，严厉斥责他。信共有一千多字，又抄录信稿送给法司作为查照依据。夏言上奏陈述这件事，说霍韬是朝廷近臣，又在议论礼制之列，既然有确定的见解，就应当公开直率地竭尽忠诚上告。一次奏疏不够，就再上奏、三次上奏，直到连续上奏十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投递私人书信给臣，又把书信送给三法司？他的意图在哪里？臣如果有罪，霍韬可以请陛下下旨，逮捕臣送交法司，这样才可以审理。况且法司不属于詹事府，原本没有移送文书的格式，怎么能凭私人书信让法司作为查照依据呢？霍韬凭借地位高贵而肆意逞威，倚仗宠幸作威作福，深居詹事府，却暗中掌握内阁和吏部的权力，文武内外的臣僚没有不害怕他的威势。臣愚直，只知道有朝廷，不知道有陛下知遇的恩德，特意提出亲蚕、郊祀两项建议，奸臣因为这些意见不是出自自己，便千方百计阻挠，日夜想着向臣泄愤，无所不用其极。” 霍韬说：‘你提出南北郊的说法，照这样下去就会建立东西郊；照这样下去就会建立九庙。郊、社、宗庙的礼制，都是你一个人扰乱的。他想把我加上不可逃脱的罪名，竟然这样罗织。’愿陛下明察。夏言于是列举霍韬目无君上的七项罪状，并把他的私人书信一并封进。皇上大怒说：‘霍韬有罪，朕宽免他而没有追究，只是加以诘责，他全无悔改之心，反而放纵胸中意气，诋毁先儒，讥讽诽谤朕身，嫉妒正直、包藏邪心，沽名卖直，罪在不可宽赦。’锦衣卫将他逮捕送交都察院，从重治罪后上报。霍韬在狱中上书哀求，大学士张璁再次上奏申救，皇上不听。郑懿王妃阎氏有孝行，守臣上奏报告，皇上赐敕奖励。辛丑日，礼部汇集上报群臣所议的郊祀礼：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同时认为应慎重对待成宪、目前时机尚不可行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并把山川坛作为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合祭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主张分祭的人，本来认为古礼正确，但也未尝不以祖制为准则；主张合祭的人，本来认为遵守祖制为好，也未尝认为古礼错误。虽然立论不同，但他们纳忠守礼的心意相同。臣等恭敬奉行敕谕，折中各方意见，似乎应采纳主张合祭诸臣的意见，遵行旧典，最为简便；但恐怕不能完全符合皇上敬天崇礼的心意。若采用主张分祭诸臣的意见，确实合于古礼，但坛壝一经修建，工程劳役繁多；时势困窘而举措铺张，劳费不可估量，臣等私下恐怕也会使皇上爱民节财的心意不能安定。臣等认为，礼经称在屋中祭祀上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中祭祀，宜仍在大祀殿专门祭祀上帝，并以二祖配享；皇地祇则修建坛壝祭祀。这样阴阳的分别明白，尊卑的等级排列清楚，皇上敬天的心意也就得到伸张了。至于修建地坛，廷议并不一致，如今似乎应当把山川坛改为地坛，既没有新建的劳费，行礼也方便。这些都不是臣等敢于独自决定的，只在于皇上权衡可否，以此确定一代典章。至于朝日、夕月，修建东西坛专门祭祀的礼制，这是缺失的典礼，应当修复，没有可疑之处。臣又详细考察群臣的议论，其中有人想把大祀殿改为明堂，这不合经书义理；而且圣祖最初把露祭大坛改建为殿宇来祭祀，情意和礼文都完备，二圣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应突然轻率更改。至于尚书李承勋议论山川岳渎的次序失当，臣等查得，建国初年天神地祇分类从祀，如今却只依方位归属，造成紊乱，应当全部加以厘正；他又说应撤去太岁、月将，这些记载在祭祀典章中，不可轻率拟议。中允廖道南的议论又提到宗庙，原本不是圣谕所涉及的范围，臣等不敢置议。奏疏上呈后，皇上又下敕谕说：‘你们会同议论郊祀礼制，还没有形成确定意见，再次谕告你们：仍把原来议论的各位官员刊布出来，再次会同议论，明白陈述后上奏，把朕原先下达的制敕一并开示在后。朕原本因为要在南北郊分别祭祀天地，所以发起这次会议；会议文书中却说：“主张分祭的就听从分祭，主张合祭的就听从合祭，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如今实行的是合祭之事，因此朕才询问分祭的适宜性，原本并不是有两种说法。若朕的意思已经如此，又何必询问？祭天与祭帝，本来就不同。’

译如果按照会议的说法办理，不如不议论。程子说：‘一年九次祭祀，只有至日的礼最为重要，是因为要举行隆重报答上天的礼。’朕正是因为缺少祭天报本的大典，所以才发问。如今却说仍在屋下祭祀，那还不如不议论。应当遵循皇祖最初的制度，在坛上举行露祭，才合乎古代先王的意旨，才能尽到侍奉上天的根本道理。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决当依此办理。若分设东西郊，是凭私人意见制造的说法，这比王莽主张合祭还要严重。应当分设南北郊，在冬至、夏至举行祭祀，都以我皇祖高皇帝配享；仍在岁首于大祀殿祭祀上帝，以我皇祖文皇帝配享，这是为百姓祈求谷物丰收的意思。朝日、夕月，都在春秋仲月举行礼仪，以尽报答神明的典礼。在朝阳门、阜成门外修建祭坛。作为君主祭天，是报答本源的祭祀，关系到所有身为下民的人，因此应当有本有文。本就是诚心，文就是威仪制度。本与文虽然有轻重不同，却不能偏失其中任何一方；办理事务应当适当减省，以尽到侍奉上天、为百姓谋利的实际。一切诸神的祭祀典章，等郊祀之议确定后，逐一考定，再根据先前的奏疏下令，形成统一的议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上奏说：“我们恭敬地看了皇上制发、敕谕礼部的文书，实在是出于皇上侍奉上天的诚敬之心，臣子若有不体察明白的，就不是人类了。四郊分别修建，在分至日分别举行礼仪，遵照恢复圣祖最初的制度，确实合乎经书义理，天下后世再也没有容许议论的余地。只是冬至在坛上祭天，以太祖配享；岁首在大祀殿祈谷，以太宗配享，这一点臣等不能没有疑问。二祖的圣德神功共同配享天地，已经一百多年，突然把他们分开，恐怕在义理上不相协调。谨将仁宗皇帝命二祖共同配享天地的敕谕和告文抄录呈上，恭请圣明慎重思考、审慎处理。”皇上说：“祖宗共同配享上天，在经传中没有依据。《易经》说‘隆重祭祀上帝来配享祖考’，就是周代郊祀以祖配天、明堂以考配帝的意思，并不是说同一时刻让二祖共同配享。你们说朕应当慎重思考，足见你们忠诚爱戴，只是因为害怕人们议论罢了。”把这份奏疏和朕的话一并录下，交给礼官会议。礼部随即会同各官在东阁集议，说：“皇上把正月的祭祀定为祈谷，把十一月的郊祀定为报本，在南北二郊修建圜丘、方泽，在朝阳门、阜成门外修建朝日、夕月二坛。向上考察古典，近来又恢复祖制，大小臣工仰首诵读皇上的裁断，都认为这是大圣人的见解，超越千古，决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 臣等只等命令下达，参酌《存心录》中所载祭祀礼仪、制度和仪文，逐条陈述上请，不容再有其他议论。只是二祖分开配享，在义理上还有不相合之处。有人认为父子并列有所嫌疑，但太庙祭祀中，德祖居于中央。太祖、太宗以及历代圣祖，按照昭穆制度分居东西相向，并不嫌于并列。况且太祖、太宗的功德都很高，圜丘和大祀殿所祭祀的对象相同。既然都是祭天，配天的祖宗就应当只有一位。况且高皇帝配享冬至祭祀，而文皇帝独自担当孟春的享祭，儿子先于父亲受祭，难道也是礼制的本意吗？如果远远拾取遗文，近来又改变已经形成的典章，臣民震惊恐惧，这是臣等不忍说的。臣等私下议论，南北郊和大祀殿每次祭祀，都以二祖共同配享，也许可以使神灵安慰喜悦，降下无穷福祉。奏疏上呈后，皇上谕告内阁说：‘二祖共同配享天地，实在不是礼制的正道。况且最先提出这个议论的是你们，百官没有谁敢表示可否。如今已经讲求如何纠正，不应当又说它是错误。朕自己难以违背所见，你们准备如何处理？’大学士张璁、翟銮回答说：‘如今郊祀的仪式，从头到尾的主张都出自圣心，哪一项不是古礼的正道？确定南北郊，在冬至、夏至分别祭天地；确定东西郊，在春分、秋分分别祭日月，这是恢复圣祖最初的制度。又确定以大祀殿作为孟春祈谷之所，祭祀上帝，这又没有失去圣祖后来更定的制度。臣私下感到庆幸，认为皇上一言裁决，两方面都能兼顾而没有妨害，真是大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唯独二圣分开配享，臣私下有所疑虑，并不是怀疑古礼，实在是心中感到不安。恭敬地想，我太祖在南京建都，创立基业；太宗在北京建都，使天下安定，功德都很盛大，古来少有可以匹敌的。因此仁宗皇帝曾让他们共同配天，礼制说：‘既然举行了这种礼，就不敢废弃。’凡事都如此，何况祖宗配享天地的大典呢？况且古代郊祀与明堂相隔不同地点，所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以分别举行礼仪。如今修建圜丘，必然与大祀殿同在南郊。臣私下考虑，冬至祭祀是报本，太宗却不参加；孟春祭祀是祈谷，太祖却不参加。臣心中有所不安，担心皇上的心中也一定很不安。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臣愿皇上鉴察三代礼制损益的适宜之处，只求内心安定罢了。”皇上又谕告张璁说：“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承受天命，配享天地是恰当的。我太宗文皇帝继而平定内乱，功劳也很大，难道不可以配享天地吗？实在是我太祖是建立极则、创立基业的君主。”张璁回答说：“太宗的功德盛大，不仅在于继而平定内乱，还在于东征北伐，确定都城于北京。” 如今皇上掌握广大的基业，实在是承自我太宗的帝系。礼制说：‘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庙，敬重宗庙正是为了尊崇祖先。’臣私下担心，提出建议的人只知道天地分祭是应当的，却不知道祖宗分开配享不可轻易议论；只知道共同配享不是古礼，却没有思考分开配享或许不适合今天。皇上又答复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今天既然要把它纠正妥当，就不应当再有丝毫错误。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为本，所以君王祭天要以祖配天，天只有一个，祖也只有一个。因此今天隆重报答上天的祭祀，只应当以我皇祖高皇帝配享，不应当让二圣共同配享。并不是因为父子相并列有所嫌疑，实在是这不合礼制的正道。你一向见识明白，熟悉礼经，从前曾说过：‘人哪里会有两个父亲？’如果按你今天所说，难道就有两个祖先吗？祖就是根本，虽然有始祖、高祖、曾祖的不同，那是按世代来说的；从根本说，只有一个。我皇祖文皇帝功劳大、恩德厚，难道不可以配天？只是开创天下、建立极则，是我皇祖高皇帝首先做成的。如果拿周代文王、武王来讲，周朝的创立虽然从文王开始，但讨伐罪恶、抚恤百姓，实在是武王的事业。周朝的王业，确实由武王完成；但配天时只以后稷配上帝，文王配天、武王配帝，都没有参与。’

译当时没有听说有人争辩，功德方面，大抵古人只知道遵循道理和义理罢了。朕停留数日，是想反复思考、自我反省，希望有所收获，只是前几天的看法是正确的。你们都是害怕激烈的言论，不能按照正道处理这件事，不如把它搁置。随后给事中夏言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圣上制定的制度，南北二郊都以太祖配享，仍在岁首于大祀殿祭祀上帝，以太宗配享。臣无比庆幸，认为虞、夏、商、周的郊祀，都只配一位祖先。后世儒者穿凿附会，把郊祀和丘祀分成两件事，又错误解释《大易》配考和《孝经》严父的义理，以至于唐、宋改变古制，出现二祖共同配享、三帝一同配享的事情，周代的典章礼制被毁弃得一干二净。先儒朱子曾感叹，这件事一千五六百年来没有人整理。如今皇上独自破除千古谬误，一旦把它改正，臣子应当顺从扶助还来不及，怎么可以再违背阻挠？前日在东阁会议时，臣见礼官坚持共同配享的说法，臣告诉他们：‘天与上帝是同一个，二祖分开配享并没有高下之别，应当依从圣制。’当时尚书方献夫也认为臣的话正确，不知礼官后来如何议奏？如今这份奏疏上呈已有九天，还没有得到明旨；外间传闻，少傅张璁、大学士翟銮接连上奏，一定要二祖共同配享，拖延日久，仍没有听到皇上的裁断，实在担心陛下万一被异说迷惑而有所迁就，或者在礼制上稍有违背，难免再次留下后人的议论。” 恭请皇上出自圣心裁断，仍依照先前的敕旨施行，这是历代君王都不会改变的大典。皇上答复说：前次会议有许多不同意见，又有小人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礼官于是只把共同配享这一种说法具奏。朕看出这不是礼制的正道，所以停留数日，反复思考，希望有所收获，最终只知道分开配享是对的。朕心中实在没有丝毫疑惑，并不是被人迷惑了。你所论述的很详细、很正当，阴间阳世的道理没有两样。我的太祖、太宗难道还会不知道吗？礼部引用太庙中父子、祖孙不嫌同处一堂的例子，但祭祀上帝与享祭祖先不同，这种说法实在没有意义。礼部应当赶快会同原来参与议论的官员重新议论上报。壬寅日，将四川汉州三水关巡检司迁到怀口，改隶金堂县。癸卯日，巡抚大同佥都御史萧淮因病请求回原籍调养，获准。改由巡抚顺天都御史王大用代替萧淮。詹事霍韬写信给礼部尚书李时，为自己与夏言议论郊祀、亲蚕之事申辩；李时也把他的信封进呈上去，皇上下旨命都察院一并审问后上报。御史王道说：边地墩台的军士日夜瞭望，不能休息。宣府、大同、狭西的墩军，除每月粮食外，还加发口粮一石。黄花镇、密云、马阑谷、太平寨等地没有这种口粮，士卒吃不饱，却要责令他们巡哨，就很困难了。请参照宣府、大同等地的例子，酌情发给二三斗口粮。至于军士追击奔逃的敌人、堵截敌军，往往要出动百里；或者埋伏数日，就应当随所在之地发给刍草粮食。近来因为无事时混杂支取，便因言官建议一概裁减，致使军士饥饿、战马疲惫，往往遭到败退。请恢复旧制。此事交兵部议论，兵部说：各边墩军有无口粮，各有旧规，应当命当地守臣酌情处理。至于军士追捕敌人，确实出动到百里以外，或者调兵应援、驻扎的，才发给行粮；否则不得滥支。皇上采纳了兵部的意见。甲辰日，武宗毅皇帝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恭顺侯吴世兴到康陵祭祀。琉球国王世子尚清派陪臣蔡瀚携带方物和马匹前来进贡。此前，琉球国王尚真在五年去世，六年，他的世子尚清派长史郑郑绳等人请求册封，郑绳等返回到海上时溺死。到这时又派蔡瀚等人来进贡，趁机再次提出请求，并请将原来送往琉球监读书的官生蔡廷羙等四人送回本国成婚。臣认为，承袭封爵是重大事情，应当命福建镇守、巡抚官员查访后上报；至于希望蔡廷羙等回国，应当听从他的请求。皇上采纳了意见，命令按等次赏赐彩缎、布匹和钞。蔡瀚来时经过日本，日本国王源义晴托他携带表文，说过去因为本国多有忧患、战事阻塞道路，正德年间的勘合没有送到东都，因此宋素卿拿着弘治年间的勘合前来；请求宽恕他的罪过，遣送他回国，并请求发给新的勘合、金印，恢复正常进贡。礼部查验他的文书，发现都没有印章篆文，说夷人的情形诡诈，不能立即相信；请敕谕琉球国王派人传达给日本，命日本擒获并献送宗设，送回被掳去的指挥袁琎，然后再斟酌上奏，请皇上裁决。皇上采纳了这个意见。乙巳日，升应天府府尹查约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当时查约任福建布政使，因为重大囚犯越狱受害的事情被上报，于是升山东左布政使邵锡为右副都御史，代替查约。戊申日，升光禄寺寺丞叶廷芳为本寺少卿，南京吏部郎中吕楠为尚宝司卿，狭西按察使姚文渊为本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广西南宁府知府蒋山卿为本布政使司左参政。庚戌日，狭西流贼李世奉等聚集一百多人，肆意抢劫州县，官兵将他们剿灭平定。兵部上报他们的功劳和罪过：拟定副使郭凤翔、指挥王振等有斩获之功，应当奖赏；百户万捷战死，应当抚恤，录用他的子孙；都指挥赵昶等阻截无方，应当逮捕审问；参政江玠、张衍庆等应当以功劳抵赎罪责；指挥把钺、知府金濂、吴世良、知州郭天锡等应当酌量处罚。皇上采纳了这个意见，夺去把钺、郭天锡两个月的俸禄，金濂、吴世良暂且置而不问。辛亥日，巡抚宣府都御史刘源清弹劾总兵官郤永残忍、品行浅薄，仇害军民，不应把镇守边疆的重大权力交给他。郤永于是上奏称病请求免职，皇上准许了。癸丑日，升大理寺右评事陆鳌为光禄寺寺丞。因灾害歉收，下诏停止征收狭西延安府和延绥二卫八年以前的粮税以及每年额定的物料。发放国库银一万两，赈济真定府的饥民。任右参将李鉴充任分守辽阳副总兵官 甲寅日，升山西右布政使江晓为应天府府尹。皇上谕告大学士张璁说：“朕近来把真德秀所著新刻本《大学衍义》每卷卷首都题写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用来标明此书教人的方法。

译现在特意把这部书赐给你，你在辅佐政务之余，应当时时翻阅，并把此书以及《二典》《三谟》中的话，早晚向朕陈述，这就是朕赐书的意思。”张璁上奏道谢，因而说：“臣曾考察《二典》《三谟》直到《大学》的纲领条目，其中的道理是一贯相通的。如果思考它的要旨，只在于絜矩。皇上以不忍见人受苦的仁心施行仁政，告诫守令崇尚俭约，节省多余费用，免除租税，打开仓廪，按时赈济借贷。然而这些年四方仍不断报告灾荒，百姓流离失所，以至于父子相食，这是有良知的人不忍听到的。上面有明德爱民的君主，下面却没有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臣子，臣本应首先受到诛斥，反而得到格外的赏赐，臣实在惭愧恐惧。孟轲说：‘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是因为急于处理最要紧的事务；尧舜的仁爱不能遍及所有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典》《谟》中关于治理之道的要旨，不外乎此。臣感戴恩德，陈述谢意，谨一并说出。”皇上说：“朕看了你的奏疏，应当努力实行。” 升四川按察司副使杨守礼为狭西按察使。命福建都司署都指挥佥事仲钦掌管本都司事务。乙卯日，总制三边兵部尚书王琼上奏请求辞去宫保之职，皇上褒奖答复，不准辞职。延绥发生严重饥荒，命户部发放国库银三万两，到山西保德、汾州等地买米赈济，这是采纳巡抚都御史萧淮的请求。建州卫女直都督察哈等六十一人进献马匹，入朝贡物，按惯例给予赏赐。礼部答复御史周＜▯礻睪＞所陈关于修明史职的事情，说：祖宗设置修撰等官专门负责史职，六科掌管章奏，府、部、寺、院掌管典章。皇上所施行的政令，见于对章奏的批答和颁布的诏令，都收藏在内府，保存于各官署。编纂修史时，集中收集，分类送交，分馆编纂。至于皇上的亲笔御书和睿智文辞，有内阁珍藏，由学士汇集，因此史职并没有废弃。如果再兼任官员、另设机构，恐怕会增加烦扰，于是搁置了这项议议。丙辰日，命阳武侯薛伦的儿子薛翰承袭爵位。起初，礼部集议各王府所用衮冕冠服中应当改正的地方，发现《会典》《集礼》和内阁秘藏图说各不相同，应当以秘图为准。例如中单的制度，衣领不应使用织成的黼纹；亲王、郡王、世子应当有等级差别；锦绶的制度应当以玉作环，安置在绶带之间，不应以织丝代替。王的蔽膝制度，亲王、世子用四章，藻、粉米、黼、黻各两章；郡王用两章，没有藻、粉米。这些都是秘图所载，而《会典》《集礼》在纂修时或有省略，或有错误。请立即交付史官，命他们纠正其中的差错，再颁示各藩王府，使其一律遵守。皇上命礼官议处。到这时礼部议上说：王府章服的物料多很贵重，都由内府供应，费用不可估量；如果让王府自行制造，又会逾越制度，没有限度。臣认为，郡王以上的冕冠、玉圭、中单、大带、蔽膝、大小袜舄，都仍照旧，不再议论。只有青衣、纁裳属于应当禁止的物品，应由内府制造，王府须奏请后由内府颁给；玉带、玉环、玉佩听任王府自行制作。郡王长子以下，朝服、祭服都到主管官署领取价钱后改制，以后确定为定式。皇上答复批准。丁巳日，皇后在北郊举行亲蚕礼，祭祀先蚕氏。升湖广按察使周祯雍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整饬蓟州边防，同时巡抚顺天。总督南京粮储右佥都御史孟洋受到给事中丘九仞的弹劾，于是自己弹劾自己请求退职。吏部说：孟洋才干可以任用，如今只是因公事受到牵连，不可立即弃用。皇上命孟洋照旧供职。升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桂勇为右都督，仍然掌管府中事务。赏银三百两，抚恤他的家属。因为桂勇先前擒获大同叛卒，他的家中七人因此遇害。戊午日，升河南布政使司左参政于湛为山西右布政使。任辽东都司署都指挥佥事李景良为右参将，分守锦州、义州二城。云南元江军民府收到老挝宣慰使招揽章缅的书信，说交阯有应当袭任的长子光绍被叔父驱逐，逃亡到老挝，想调集象匹、马匹把他送回来。守臣说：“根据招揽章的话，他害怕承担收纳逃亡者的罪责，而且借口把光绍交给我，是为了取得制服他的资本；他在言外掩护光绍的私心已经显露出来了。但如果留下光绍，就会引起他的猜疑；如果送还，又恐怕被他劫夺。只有听任光绍自行归去，才是妥善的办法。”兵部说：“边臣的职责在于守边，不得有私下交往。如果不在事情刚开始时加以杜绝，万一彼此勾结的事端萌发，后患难以预料。请敕令守臣责问招揽章为什么私自收纳光绍，立即命令他送光绍回国。今后务必谨慎守护疆界，保全世代基业；对于一切亡命之徒，都要按理拒绝，不得容留藏匿。”皇帝下诏同意他们的意见。○己未日，都给事中夏言说：靖江知县郑翘、山阴知县杨行中，因任期考满到吏部，尚未等候引见奏报，却擅自先行考核。李承勋推荐正在告假中的人，杨志学任都御史，尚未等候覆奏请示，却擅自先行推举；先后次序失当，关系重大，恐怕不是用来尊重朝廷、向内外显示法度的做法。奏疏交给吏部。尚书方献夫说：郑翘、杨行中既然听从臣部考核，却图谋列入同类引见以恢复职务，来适合自己的便利，而没有按期等待礼科引奏，这是郑翘等人的罪过。至于推举杨志学，是广泛采纳舆论，并非臣的私意；而且当时因为地方用人急迫，以致偶然失误，臣的罪责也不能推辞。皇帝因方献夫自我弹劾，宽宥了他，扣除主管该司郎中一个月的俸禄。郑翘、杨行中交法司审问；以后凡有告假者，须等候奏请后才能推举。○大学士张璁说：关于郊祀的议论，圣上的见解已经决定，请下礼部重新议定。

译群臣一定会都不发言，只有臣承受皇上重大的责任和特殊的恩遇，不忍保持沉默。皇上如果相信分配祭祀的说法，难道完全符合古礼吗？大祀殿不是明堂的位置，孟春祈谷又不是季秋大享的礼制，这样就未免有失于千古之制。皇上如果相信并配祭祀的说法，难道适合今天吗？太祖神位已经有一百多年，怎么忍心说撤去？文皇帝配享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怎么忍心说废止？这样又未免有失于当今。因此臣微薄的愚见认为，天地分开祭祀，应当遵从古礼，以彰显皇上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孝道；祖宗并配祭祀，应当遵从现行制度，以彰显皇上不违失、不忘本的心意。臣并不是敢于反复改变自己的说法。过去议论尊崇之礼，是三纲五常，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不能改变的，所以臣认为不得已而行之，是为了阐明父子之道。如今议论郊祀之礼，是制度和礼仪形式，是三代以来不能不改变的，所以臣认为或许有可以改变的余地，是为了尊崇祖宗之道。仲尼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说，已经做完的事不要再劝谏。’如今事情还没有做成，也还没有实行完毕，所以臣才敢冒昧陈说、冒犯上达，希望皇上明察。何况现在上天显现灾变，下面百姓困穷，四方报告灾荒，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臣身居机务之职，私下对此感到恐惧，希望圣明的皇上从容审慎地处理。奏疏下交礼部。皇帝仍然谕告张璁说：‘朕听说大臣侍奉君主，应当有调和处理的适宜方法。这次议论郊祀，卿竭尽诚意来辅佐朕。至于议论配祀的典礼，却突然改变先前的想法，百般想阻止它，不知是什么缘故？卿说：二圣并配，是仁宗垂示万世的典范，这句话不可改变。卿还没有说出来，朕已经知道了。卿从前议论礼制，虽然说是因为纲常关系重大，实际上是出于一念之诚，痛惜朕父子关系未能完美。今天的事情，虽然说是礼仪制度，也同样是重要的典礼，不可稍有延后。卿一旦被危言所迷惑，同于邪说，前后改变志向，恐怕不是平日的忠诚。君主命令臣下实行，这是圣人的教诲；违背义理、背弃经典，正直的人不会这样做。卿平日持守正道、竭尽忠诚，应当有调和处理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一终。《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二。嘉靖九年四月庚申朔日，在太庙、世庙举行时享。○礼部奏定：安陆州官员拜谒陵墓和庙宇的礼仪。礼部说，家庙尊贵严肃而幽深隐秘，不宜轻率亵渎。请按照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南京孝陵的仪制办理。只有湖广镇、巡以及三司等在地方任事的官员，到达当天就拜谒陵墓和庙宇。其余因公差经过的官员，只拜谒陵墓，不必拜谒庙宇。把这些定为法令，皇帝批准了。○赐给庆成王奇湏、山阴王成鍪各一部《明伦大典》，因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癸亥日，起用大学士桂萼；他走到徐州，以生病为由辞谢。皇帝下旨说：‘卿在途中赶赴诏命，足见忠诚恭敬，应当赶快前来任职，以满足朕的心意。既然有病，沿途要好好调养，不要再辞谢。’ ○户部复议兵部尚书李承勋所奏关于农桑实际政务的奏疏，请求委派本部官员会同太常寺官员亲自到藉田坛所在地丈量空闲的余地，交给坛户耕种，使其供应祭品；其余土地按照民田从轻起科征收，解送光禄寺备用。仍敕令司礼监转告内禁御以及提督上林苑、海子的官员，察看土质是否适宜，开垦土地，种植桑树和谷物。本部仍行文给顺天等府巡抚官员，亲自到雄州、霸州等州县以及滨海以东地区，疏通陂塘，修筑堤堰，引水种植稻田；三年以后看成效奏请起科，并酌量实行赏罚。其余通行各抚按官，全部劝告小民按照时令种植荒芜田地，招募佃户耕种；对逃亡流移的百姓设法招抚，并发给口粮、耕牛和种子，优免杂役。抚按官每年年终查核、复核招募和招抚的多少，以此考核功过，议定优劣。皇帝命令各有关抚按官斟酌情形加以晓谕，务必顺应人情、适合当地风俗，以便利百姓谋生，不得督责严酷苛刻而造成弊端、扰害百姓。○湖广五开卫指挥王载上奏说，本卫地处极边，军伍缺额很多，请将埋没、寄操等项军旗严格清查遣发，并请求抄录南京后湖军册作为核对凭据。事情交给兵部议处。兵部说，自从实行南北改编以及逃军自首后允许改调附近卫所的条例，军政就混乱了，以至于有些人改调以后，原卫已经除名，所改的卫所也没有名位。这种情况不只是五开一卫如此。应当命清军御史把天顺六年以后改调的军役严格查究。如果有人妄引条例，串通里胥，擅自把边卫改作近卫，就查明后解发回原卫。今后如果事情涉及的情况不明，仍转交兵部，查对格眼文册后裁定。皇帝下诏批准。○甲子日，升山东按察使顾应祥为本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升云南按察司副使张峨为湖广按察使，升河南按察司副使樊继祖为本布政使司右参政。○故都御史程宗的孙子程政上奏，请求补授荫职；吏部把考核职掌以及历年条例上报。皇帝说，补授荫职的恩例太过泛滥；今后已经受荫而病故的人，不得再行补授，作为定例。○建州左等卫女直都督方巾等人来朝，进贡马匹。按照旧例，赐给袭衣、彩缎等物。方巾等请求改给价银，皇帝特别答应了，但不作为常例。○乙丑日，此前因为榆林镇城发生饥荒，皇帝听从都御史萧淮的请求，发放延安府预备仓的粮食，挖运到榆林赈济。到这时，总制尚书王琼说，延安距离镇城七百里，道路险远，而附近的饥民急等救济，应该留下延安的粮食赈济本地；榆林可以暂借支用库银发放赈济，等运到赈银后再补还，这样比较便利。兵部复议后上报，皇帝批准。○兵部说：延绥的军士一向号称忠勇，在各镇中最为突出，北方敌虏也畏惧服从他们。如今死亡的达到十分之六七，未死的人又有很多逃散聚集起来做盗贼。现在必须同时实行赈济抚恤、蠲免租税、捕捉盗贼三件事，才可能有所成效。请命令户部在常例之外发银十万两用于赈济；灾情严重地区所拖欠的赋税全部暂缓征收；各卫官军暂时免除上班，以节省下来的行粮增加给守边军士，或者酌量派官军暂住附近地方，就地领取粮食。一切安定边疆、抚恤军士的事务，听任总制尚书王琼便宜处置；事体重大的再上报。皇帝听从了。○山西行都司指挥同知黄镇因监守自盗库银一千两以上论罪，暂时枭首示众。○革去镇雄府流官知府的职务，重新授予芒部土裔陇胜通判，代理镇雄府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