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二

译《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二。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壬午朔，按时祭祀太庙，命成国公朱希忠代行。升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詹瀚为刑部右侍郎，巡抚云南；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应大猷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升陕西布政司右参政王邦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增设四川阆中县五路递运所、广元县宁仓递运所。○丙戌，总督宣府、大同都御史翁万达议论：大同是山西的藩篱，扼守它的要害，就能使兵力集中而力量完整。两镇边墙相连接，只有七百里，因地近而费用少。大同有了防备，山西就无忧。将来客兵可以逐渐撤回，以节省供给。兵部说：布置在边境的兵，不可立即撤回。除山西内边宁武、雁门各关额定的常驻官兵，以及外边偏关以西直到黄河岸边山险水深之处，秋季只增加戒备外，偏关以东及宣府、大同地方也不必列兵，只需预先拟定信地，分布士马防守。得到圣旨，准许实行。后来巡抚山西都御史孙继鲁上奏说：国家定都京师，外面有蓟州辅佐左方，山西辅佐右方，真保辅佐前方，宣府、大同辅佐后方，各有自己的信地。因此从紫荆、居庸、山海，到东溟、渤雁、门宁、武偏头以西据守黄河，都是上天设置的重大险要，用来藩卫国家。即使宣府、大同有警，只要各关凭据险要、严加防守，关南就可以无所恐惧。怎么可以把军队集中在旷野，撤去重关的守兵，敞开门户招致敌人呢？往年虏寇侵犯紫荆，是从宣府进入；侵犯山西，是从大同进入。紫荆拱卫京师，雁门等关屏障全晋，这是第一点。如今议论尚且不撤紫荆的兵来合并守卫宣府、雁门，怎么能撤去这些兵来合并守卫大同呢？何况从偏头、宁武、雁门向东直到平刑关，是山西的长边；从右卫双沟墩到东阳和镇口台一带，是大同的紧边。从了角山起到双沟止的一百四十里，是大同的紧边；从了角山起到老牛湾止的一百四十里，是山西的紧边。论长边，大同稍急，山西稍缓；论紧边，山西、大同同样紧急。这些地方都靠近河套，好比两扇门户。从了角山起到老牛湾止，是左扇门，由山西每年防守；从了角山起到双沟墩止，是右扇门，由大同每年防守，都是最紧要的信地。山西前一天合并力量守左扇门户尚且不能支撑，如今再分散力量守大同的右扇门，难道不会有忧患吗？近年虏寇不敢侵犯，是因为三关防备严密。如今却议论让三边将士远离信地，还想使敌人不来侵犯，太难了。全军在外，虏骑在内，那么紫荆、倒马等关就只是徒然防守。翁万达后来又上奏说：孙继鲁认为了角以西一百多里的边地难以支撑，那么宁武、雁门八百里的边地一旦遇到虏寇，难道反而容易支撑吗？把新近分出的一百四十里交给内地兵防守，实在危险。那么八百里边境由内地兵防守，不是更加危险吗？增加兵力布置边防，是近年以来才开始的，与额定设置的守边官军不同。山西过去本来有协助大同的班军，实际上就是守卫要害的意思。如今议论撤回宁武、雁门一带布置在边境的兵，酌量移来合并防守；多余的兵，则逐渐议论裁撤。额定的官军仍然进入关隘，防备重大险要，这正不失为恢复旧制。孙继鲁动辄用危险的话来恐吓，始终在谢恩奏疏中表示反对。内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意见相背，近来他又写信给我说：‘宣府、大同、偏头、保定各有巡抚，各有总兵，各有信地。’祖宗成法都在，朝廷敕谕也现存。擅自改变的人固然蒙受不当的罪责，何况因此贻误军机的人呢？含糊奏准，律法有明文；收赎而没有功劳，英明的君主不会宽贷。往年提出建置云中的建议，宰执几乎不能免罪；近年撤回各路兵力，部臣、抚臣也已经获罪，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他又说：‘合并防守、酌量防守，可以节省费用和兵力；砍伐树木、毁坏防御，隐藏着祸患和深忧，难以轻易泄露。’他甚至把我砍伐树木、修建营房和敌台等事作为罪状，执意认为触犯禁令。我先奉钦依在北楼口采伐树木，如果是紧要路口，留下来用以抵御虏寇，这与盗伐、贩卖怎么能相同呢？如今秋季防务已经逼近，应当使抚镇诸臣严令督促所属，相互协力，尚且恐怕经营不及，却反而阻挠排斥已经议定的计划，怎能指望事情办成？兵备刘玺又随声附和，动摇迷惑人心，请把孙继鲁调往别处；否则就早些赐令罢免我，不要误了边防大计。事情下交兵部，兵部说：根据翁万达等人的奏议，想撤回山西布置在边境的兵马，合并守卫大同外边，似乎是合理的。但宣府马营等处也有通往敌境的要路；山西岢岚等处逼近黄河，多是套虏渡河的地方。命令翁万达会同查勘议定。后来汇集诸臣意见，调一支保定兵驻扎赵州堡，专门防备宣府西路、中路；又酌量把东路、南路两路兵马在防秋时调往西路、北路，协助战守。至于大同、山西两镇的外边合并守卫要害，又担心敌人严守外边而侵入内地，因此酌量留下宁武、雁门一带额定的兵马作为内应，这就不是只守门户而不顾堂室了。孙继鲁不能虚心揣度事情，责令他共同办理，实在难以继续，因此请求以圣旨告诫训敕。如果他仍然执迷不悟，就罢免他。奉旨：修边、守边的事务，令翁万达严督各镇总兵等官，尽心共同谋划，赶快整顿办理。周尚文不要因为孙继鲁的烦琐言论而疑惑退缩。孙继鲁刚到任，就在谢恩奏疏中排斥诋毁，已经属于不敬；如今又传播私信，牵引指涉往事，讥讽揣测君上，竟敢违背明旨，挟制总督官，阻挠破坏已经议定的事情。锦衣卫派官校将他逮捕到京师治罪。刘玺也命总督官逮捕审问。孙继鲁性情耿介而自负，做官以清廉气节著称，但喜好刚强逞气，沾沾自喜。等到任巡抚时，志意过于自满，言语行动骄矜放肆，人们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不久他竟然被戴上刑具，死于诏狱。○己丑，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汪宗元为南京鸿胪寺卿，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吴春为光禄寺少卿。赐给锦衣卫故都指挥使张刚丧葬费银一百两，张刚是德妃的父亲。登记陕西红崖口等营堡中因战事死亡的墩军，以及出境哨探的夜不收张闰等四十五人，各升授他们的儿子一级。○辛卯，发放太仆寺寄养的马一千匹，供给京城内外巡捕官军。○壬辰，南京吏科给事中雷贺等说：近年以来借关文、冒领滥支，使驿递疲困，请把此事明确写入法令。

译从今以后，除京官、行人和部属之外，知府以上的文官、守备以上的武官因公务出入者，允许发给关文和应付物资，其余全部革除。事情下交有关部门议论。兵部说：借关文的积弊还难以完全革除，如果重新开启这个端口，弊病恐怕会更加滋长。只应告诫内外，通行严禁；除非是敕旨、本人的奏疏以及真正的公务差遣，不许凭关文支取应付物资，例外的金□赞求，一概禁止革除。仍令巡抚、巡按及各有关司严加察访。于是诏令依从兵部的议议。甲午日，拨太仓银七万二百七十三两给大同镇，用来修筑边墙。此前，宣府、大同两镇的督抚官商议修筑边墙，诏令拨银十六万两给他们。到这时，督抚官说，先前拨发的银子只够宣府支用，估算大同的工程费用还需要二十一万两有余。户部、兵部会同商议，应该拨太仆寺马价银十四万两、太仓银七万两有余，修筑大同边墙。此前拨发的十六万两专供宣府使用，不得再混杂挪用。议案上报后，皇帝批准，仍谕令督抚官依法修筑，不要徒然耗费国库。工程完毕后，由总督官会同巡按御史亲自查阅、详细核验上报。蜀王朱让栩进献扇子而推辞赏赐，诏令嘉奖他的诚恳，仍赐白金、龙衣，并下书褒奖晓谕。命令修缮两京国子监的校舍。乙未日，淮府德兴王朱祐梿去世，赐祭葬，按惯例办理。山东巡抚、巡按官何鳌等奏报：“汶上县的妖贼惠金等聚集一千人，在单县各处流窜劫掠，蔓延到归德。”兵部分条上奏，提出广泛晓谕、遣散党徒并招降投诚，以及调兵发赏、严明赏罚等五项意见。诏令责备守臣没有及时擒捕，停发巡抚、兵备及掌印官的俸禄，令他们戴罪剿贼。兵部所议的升迁赏赐条例不准实行，其余依议办理。惠金等不久被捕，其余党徒全部平定。巡抚、巡按官将此事上报，得到圣旨：“妖寇虽然已经除掉，但百姓受害必定惨重，命令按察官核实清楚后具奏。” 丙申日，升户部右侍郎潘潢为本部左侍郎，升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户部右侍郎。升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苏祐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调原任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抚治郧阳。金星在白天出现。丁酉日，兵科给事中王国祯说：“近来，总督宣大都御史翁万达上奏，辽东锦衣参将朱汉，先前任北楼口游击，刚被弹劾逮捕审问，不久却升任灭虏堡守备，又升任现职，没有等到勘查结案便赴任，应该治他的罪。” 兵部尚书陈经徇私，滥用职权的罪责也应当追究。得到圣旨：“命令巡按御史逮捕朱汉治罪；告诫陈经今后任用人员务必更加公正谨慎，不要辜负委任。” 戊戌日，拨太仆寺寄养的马四千五百匹，供保定听征的汉达官军使用。庚子日，升兵科都给事中扈永通为南京太仆寺卿。辛丑日，追赠左军都督府带俸都督佥事王朝用，其已故父亲王隆和已故祖父王英也都按他的官职追赠，仍赐谕祭。王朝用是皇贵妃的弟弟。命辽东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郭都充任右参将，分守辽东的锦州、义州二城；命东官厅前哨参将署都指挥佥事余勋充任右参将，分守宣府南路。癸卯日，升太仆寺卿吴章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左少卿周释、太仆寺少卿李仁都为右佥都御史。吴章巡抚云南，周释提督操江，李仁巡抚保定。兵部复核巡按御史黄如桂勘报的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宣府北路龙门所、云州堡失事及获功情况：龙门之战，斩杀敌人三十九级，官兵伤亡五百二十多人；云州之战，敌人共杀掠男女九十多人，在青泉堡战败后离去。对于轻率进兵、军队奔溃、违反军纪的，参将董麒、游击吕阳以及所部指挥刘润、谷泰、张济、易伦、杨世勋、徐龙、千户杨辉、百户朱堂、卫奎等应当追究；拥兵观望的有参将祁勋等；守备没有设置，而千户韦纲等奋力抗敌击退敌人，游击陈言建立了功劳；总兵官白爵，以及巡抚都御史孙锦、总兵官赵卿调度不严，也应该从轻处罚。皇帝说：这次失事本来是董麒、吕阳等贪功而导致失败，按法律应当处死，只是如今边疆多有事故，姑且从宽。董麒、吕阳以及谷泰、朱堂都免死戍边，送到陕西总督军门下立功；祁勋、刘润、卫奎、杨世勋各降一级；徐龙、易伦、杨辉、张济、韦纲等分别扣夺俸禄，轻重有别；陈言、白爵各升一级，赏银十两。孙锦、赵卿暂且宽免，不予追究。乙巳日，致仕吏部尚书罗钦顺去世，赐祭葬，按惯例办理，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罗钦顺是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考中进士第一甲，任翰林院编修，升国子监司业，多次升迁至吏部侍郎。嘉靖初年，由南京吏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服制期满后，起用为吏部尚书；因病坚决辞职，诏令准许致仕，赐给每月米粮、每年支取的俸禄。到这时去世。罗钦顺学术纯正，操守品行端正。当时有人倡导以心为师、顿悟成学的学说，罗钦顺反复为此辩析订正，他的论说非常完备；考察他的学术造诣，可以说是信守正道而不受迷惑的人。起初，曰草番蛮据险作乱，诏令罢免巡抚都御史王大用、副总兵高冈凤，改用都御史张时彻、副总兵何卿。二人请求会合军队进剿，皇帝准许。张时彻等于是商议把石泉、坝底、龙州的军队分为三哨；随后又调天全招讨使高继光、马湖长官王祥銮等率领土兵猡犭□回及建昌各卫军队援助，生擒首恶黑杀、白石、撒剌等，斩首六百九十三级，俘获男女二百七十七人，攻克番寨四十七座，毁坏碉房四千八百七十多所，缴获牛马、器械和储积物资以万计。捷报传来后，下交兵部议处。尚书陈经等说：“张时彻、何卿的功劳应当首先论定，王大用先前也有斩获之功，也应一并论定。” 只是张时彻、王大用正在等待勘查，请等勘查明确后再予以记录。至于考核、核实效劳情况的，是巡按御史袁凤鸣；应当因克敌取胜而赏赐的，是都指挥丁勇、孔仁、参政宋宜等；协助治理而有功劳的，是布政使严时泰等；功过可以相抵的，是佥事陈乙等。得到圣旨，升张时彻为兵部右侍郎，何卿署理都督同知，仍分别赐给王大用等银币，数量各有不同。拨太仓银四万两给昌平，三万两给密云。丁未日，在东阁考选庶吉士。皇帝亲自赐下考试题目：文章题为“原心”，诗题为“善为宝”。

译戊申日，命宁夏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使高秉元充任右参将，分守延绥东路。命山西都司、署都指挥佥事王佐充任东官厅前哨听征参将。己酉日，派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派大学士严嵩为副使，捧册封徐氏为永妃。改授进士亢思谦、江镗、孙黎澄、张居正、胡杰、莫如士、谢登之、蓝璧、张勉学、祭文、任士凭、任有龄、张思静、陈一松、刘泾、毛起、孙世芳、马一龙、林濂、李遇元、殷士詹、胡晓、赵镗、马三才、朱大韶、刘锡、李敏、孙裒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治、吏部左侍郎徐阶教导他们，仍命二人兼任学士。北虏从去年夏季中旬开始，到大同边塞请求朝贡，朝廷议论对此有所怀疑，严厉下旨告诫边臣不要落入敌人的计谋，并责令他们查究敌情，限期十日内回奏。于是边臣已经遣返夷使，约定取得敌人的要领和印信、番文，但这些东西还没有送到，他们害怕朝廷追究责罚，于是以敌使已经离去、没有办法再查问为由，只回答说整顿军队、严加戒备、谨慎守卫边疆。后来敌使再次到来，边臣却拒绝了他们。从这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敌使多次往来、重新到边塞请求通贡，边臣只是姑且用好话答复，不敢上报。敌人因为已经同中国通好，于是让军队驻扎各处，不再设置防备，即使遇到深入侦察的士卒也不杀害。这一年二月，派夷使李天爵携带番文来到，文中说：“俺答说，他的祖父、父亲都曾进贡，如今敌中大神说，羊年按惯例应当议和。俺答召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和四大头目商议请求进贡。如果获准，他们进献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请求朝廷赐给白叚一匹，以及给大神挂袍、麒麟蟒叚等物，供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互不伤害。从东边辽东到西边甘凉，都不侵犯。现在同中国约定：如果达子进入边墙作乱，中国将其擒获交给他们，并把他所蓄养的马全部夺来赔偿中国；如果不服，就杀掉他。如果汉人出到草地作乱，他们将其擒获交给中国治罪；如果不服，也杀掉他。永远和好，每年进贡一两次。如果大师允许代为上奏，就传谕各部落禁止生事。”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将此事上报，并且说，敌人从冬天到春天以来，游骑、信使到边塞请求通贡不下数十次，言辞恭顺；臣等认为夷情极其难以测度，不敢轻率议论。将原来的夷使减省谕令后送回营地，责令他取得印信、封诰，限定今年秋天以前西边不得侵犯延宁；至于东边不侵犯辽蓟来取得信任，并不难，难的是东西各边都不侵犯。” 如果敌人果真依约而来，我们却仍然最终断绝关系，那么他们结怨是可以预料的，他们煽动众人的话柄也有了，报复我们时必定专一而有力。即使我们受了他们的欺诈，中途改变立场，那么敌人将背负不义的名声，发动没有名义的进攻；这样造成的祸患也终究会较弱而且来得较慢。这正是从曲直、老幼、强弱等方面应当分别判断的。何况边臣的职责一向如此：敌人进贡要防备，不进贡也要防备，本来不会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如果担心他们进贡是为了窥伺中国、困扰边境、反复偷袭，那么就应当预先设伏并审慎等待。或者限定地点，在边城以外接受他们的方物；或者限定人员，把他们的亲族、头目一百十人扣留在镇城；或者限定时间，等过了秋天进入冬天以后再发给赏赐。这样一来，敌人真诚，也始终在我们的羁縻控制之中；敌人欺诈，也可以避免他们冲破边防造成的祸害。那些不衡量事理曲直、事情利害，认为敌人求贡绝对不能答应的人，不是能够预料祸患的人；认为敌人纳贡就可以确定依恃、从而放松防备，任凭他们提出要求的人，也不是能够估量敌情的人。臣等早晚战战兢兢，怎敢不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只希望朝廷的谋划尽快决定，使边臣能够奉行办理。巡按御史黄如桂也说：敌人的内心当然还不可信，但外表却恭顺委婉、诚恳哀切。如今信使往来，帐幕和牧群散漫分布，恐怕家丁、通事等差役有的会拦截杀害信使来邀功，有的会私下交结来买好。拦杀会挑起祸端，私下交结仍然会受到侮辱，请预先发布禁令。＜▯▯锍-釒＞一并下发兵部复议说：敌人连年侵犯九边，横遭其毒害，凡是臣工都认为应当消灭这些微小丑类，以雪积累的愤恨。何况自从石天爵倡导进贡之说以来，敌人连年沿袭先前的欺诈，怎么可以轻信而落入敌人的计谋？请命各总镇大臣严整军队、加强戒备，不要错失时机。如果敌使再次到来，就简省地传谕俺答，约定他会同各酋长禁止约束部落，不得侵犯各边。如果九边果真安宁，并且确有恭顺的事实，再另行具奏。至于拦杀、私下结交等弊端，全部像御史所请求的那样严加禁止。得到圣旨：狡猾的敌人连年侵犯边境，罪恶深重，边臣不能消灭凶敌、报效国家，竟敢听信请求进贡的诡诈言辞，轻率地写下浮泛言词代为上奏，实在是亵渎欺罔。命令总督官申令告诫镇守、巡抚诸臣，齐心尽力；通事和差役如违法挑起争端，处以重刑。大概当时陕西有再次上奏的议论，准备督率军队出塞，当权者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极力压制进贡的议论。”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