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六

译嘉靖七年三月壬申朔，是孝宗太皇太后的忌辰，在奉慈殿举行祭礼，派昌国公张鹤龄到裕陵祭祀。建州右卫女直夷人都督察哈等二百多人来朝贡马，按惯例宴请赏赐。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言官建议修筑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的边墙，这个建议原本是由愚臣中有人提出，却遭到阻止。此后多次议论修筑，最终都没有实行，是因为主管其事的大臣不得其人。如今承蒙圣明准许实行，又命部臣会同推举有才望的大臣专门负责此事，边防真是有幸。但所任用的人，必须年富力强才能承担劳苦，必须器度宏大宽裕才能谋划长远。资历浅的，应优先提高官秩，使他没有急于求进的心；才力足的，应加重其事权，使他借助可以办成事情的形势。命他督率镇守、巡抚等官，亲自巡视边城，考察形势，所需钱粮器具先行筹备。派遣间谍侦察套内没有贼人后，二月开工，五月停工；八月开工，十月停工。顺应时令，衡量形势，以安排缓急。期限定为五年，大工程必须完成；墙垣、壕堑的高、深、宽、长度，都要如臣所绘图所定。套中原有伏虏，其势力不过千人，不能以此作为借口。兴武各营都有守将，架设防守设施，是他们的责任。宁夏中路参将、镇城游击可以到期调来，使他们就近防守。仍稍微调取宁夏兵车数百辆到施工地点，排列成营，使服役民夫有地方栖身躲避。等大边建成后，再以余力修补延绥定边营以东至宁塞营、宁夏横城以北至黑山营一带坍塌的边墙。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恰逢廷臣共同推举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可以胜任。皇上立即任用王廷相，命他兼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延宁边防，修理墙堑。又谕令王廷相把杨一清所奏之事与三镇镇守、巡抚等官共同商议筹划，务求取得实际成效，不得只取得虚文。净身男子韩春等共八千多人守在宫阙前，上奏请求收录任用。皇上震怒，命有关部门驱逐他们；有容留他们的人治罪。为首的韩春等十人发往边卫充军，于是将此定为法令。癸酉日，河南的群盗史奉、吴迁等被平定。甲戌日，海西法因河等卫的女直夷人、都督土剌来等来朝贡马，按惯例宴请赏赐。乙亥日，升原任南京尚宝司卿王崇献为南京通政司右参议。太子太傅、镇远侯顾仕隆去世。顾仕隆曾提督漕运，在淮安镇守十年，改任镇守湖广，召回后提督三千营，掌管右府事务，不久改掌中府，加授太子太傅。到这时去世，按惯例赐祭安葬，谥号荣靖。皇上因黄河水清，派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勋到郊坛祭告天地。皇上在内庭露天跪拜，以答谢神灵的恩赐。再次谕令各巡抚都御史：凡因升迁或事故离任的，必须等接任者到达后才能离任。文书到达之日，接任者就要立即兼程前往。违者命兵部参奏。丙子日，肃王贡錝先前因年老，上奏请令世子真〔原文疑缺〕代为执行迎送礼仪。诏敕、表笺等礼仪方面，到这时真〔原文疑缺〕去世，世孙尚且年幼，请求由次子淳化王真泓暂时代行礼仪，皇上同意。大学士张璁因原籍姚溪旧日所建书院上奏请求赐名，并亲自修建亭子、刻立石碑供奉收藏。皇上御制《敬一箴》五箴注，于是张璁把书院所辑录的诗文进呈御览。皇上赐书院名为“贞义堂”，亭名为“抱忠”，仍命有关部门修建亭子、刻立石碑；堂舍破旧损坏的，也一并修葺。张璁具疏陈谢。皇上批答说：“你当时是学界首领，博学多闻，勤勉自励、敬慎修身，尽心任职，专门以王道辅佐匡正朕。又担心后学废弃衰落，所以特意请求为堂院赐名。朕亲自撰写赐给你，你的才德学行，不是褒奖文字所能完全显示的。看了你的谢疏，完全可以看出你的勤勉忠诚。”随后又赐给张璁玉带一条，谕令说：“见你的带子不好，今天特意赐给你。”用札子答复，不必到朝廷谢恩。丁丑日昏刻，月亮侵犯天关星。戊寅日，大学士谢迁第四次以年老有病请求退休。皇上说：“你年高而有盛德，被召回任用还不久，正是朕倚重你的时候，却恳切请求退休，朕不愿违背你的高雅志向，特准你所请。赐给敕书，派官员护送你，乘驿站车马赶回，按原例发给每月米、每年夫役。有关部门每年按时慰问，以表达朕的心意。”此后，又准许中书舍人谢正随行。己卯日，十三道监察御史郗元洪等会同推荐退休尚书罗钦顺、秦金、赵璜，左都御史姚镆，右副都御史陈洪谟，左佥都御史林廷玉、杨志学、张璇，南京国子监祭酒鲁铎，通政司誊黄右通政李元吉，认为应当召回任用。事情交给吏部议处。吏部说，这些大臣的人品和舆论评价并不一致，本部不敢一概拟定任用，请皇上裁决。皇上说：“罗钦顺等都不是可以任用的人才，郗元洪等徇私共同举荐。”命都察院责令他们陈述事实具奏。于是郗元洪与周在、徐州三人调任外地，其余各罚俸两个月。提督两广军务、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上疏，请求辞去兼理两广巡抚之职，并推荐退休副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南赣副都御史汪鋐，说他们都可以选择任用。皇上下优厚的诏书慰问答复，不准他辞职。下诏命儒臣重新校订《大明会典》，订正错误，增入后来续定的事例。

译在这以前，皇上谕令内阁说：“朕昨天阅读《大明会典》，其中记载太祖制定的冠服，竟然说冠礼有成化十四年谒谢、奉先、奉慈殿的文字。奉慈殿是在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先帝即位后才开始修建的，却说成化十四年已经前往谒谢，这是什么道理？”大学士杨一清等回答说：“《会典》所记的是孝宗皇帝在东宫时举行的冠礼，当时奉慈殿尚未修建，这确实是错误。然而臣等曾经查阅《会典》，其中的错误恐怕不止这一处。此书是在弘治十年孝庙才命官员开局编纂的，当时刚开始编修，毫无头绪。到十三年，大学士李东阳等才制定凡例，把各司职掌作为圣祖旧制列在前面，再把历朝各年因革的事例编排在后面；这也算是把秘藏金石室的典籍全部搜罗出来，又从两京百司的档册中逐一征取，目的是使事理和资料都完备。然而篇章浩繁，条目和脉络烦琐，各司辑录的内容有的并不精详，史官来不及核实订正，其中记载失真的、文辞相互矛盾的比比皆是。”武宗皇帝即位初年，又命儒臣参互校勘颁行，但其中的错漏仍没有完全订正。一代通典，是百司共同遵守的制度，如果不及时修改，就无法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请命各司把所记载的事例详细校勘，如有差错，明确注在旁边。自从最初修书以后，典礼因革的事例有增有减，也命他们查明后编集，一并送史馆润色改正。正德以后各项事例也应继续修订附入，以完成一部完备的典章。皇上说：“《会典》是我朝一代的制度，怎么能有这样的错误？你们所奏都准许施行，也算完成两朝的遗命，符合朕继承先志的心意。其余尚未尽的事项，由礼部拟议奏报施行。” 发给大同镇太仆寺寄养的马一千五百匹，以及马价银一万五千两，因为该镇缺马，敌情警报又紧急。庚辰日清明节，派恭顺侯吴世兴、瑞安侯王桥、彭城伯张钦分别祭祀七陵，都督夏助祭祀；景皇帝陵寝由内官祭祀；恭让章皇后陵寝由〔原文承接不完整〕。庄肃皇后千秋令节，免除命妇入朝庆贺，在午门宴请文武百官。王府前来入朝庆贺的人员，按惯例赏赐。在这以前，大同巡抚都御史蔡天祐因以劝罚盐商银六万多两一事，被商人白仓等上奏告发。皇上命巡按御史查勘。到这时，御史陈邦敷查勘后奏报：据蔡天祐说，前项罚银是用来补充代府的禄粮以及修理、宴贺等费用；这虽属于在规定价格之外进行的劝罚，违反条例，但册籍有据可查，实际上并非侵吞，似乎不能因为一个奸商就骤然怀疑巡抚。户部复议说：代府禄粮原来分派宣府民粮数万石，历年都没有拖欠；如今既然说是补充禄米，就应从原来分派的民粮中扣还。至于修理、宴贺等费用原来从哪一项摊派，若也直接从中补给，那么罚款者可以借此作为名目，而偿付者又取自本来无需支出的财物。若以内库钱粮补助边地盐课，曲意苟从、填补私费，将使各边巡抚敢于任意科罚而庆幸不留后患，商人也乐于接受罚款而坐享厚利，这对国家的财计又如何呢？皇上同意户部意见，认为蔡天祐科罚数额过多、支销不明，陈邦敷奉旨查勘却相互附和回护，都命他们当面陈述。所欠商人的银两，仍命从原来分派的民粮中补还。后来蔡天祐具疏引罪，并说山西连年灾荒，宗室嗷嗷待哺。当时开中商人都争相趋赴淮盐，愿意受罚的人很多，所以每引所开淮盐罚银三钱，一天之内便争先交完；又按后来所开淮盐每引罚银五钱，因此用来补给宗室禄粮和修边工程费用，确实没有侵吞。皇上于是宽赦了他，命他照旧任职。辛巳日，下敕令贵州威清兵备副使改驻毕节地方，兼管云南沾益州、四川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府以及永宁宣抚司。壬午日，山西黎城县知县王良臣亲自进入潞州青羊山，说服贼人投降。贼首陈卿等悔罪，送还所掳的州官，请求允许他们献出、擒获其余贼人以赎罪。于是巡按御史穆相请求派官抚慰处置，并嘉奖王良臣；但都御史常道认为这是废弃法令、养成后患，不可同意，请求调青州枪手，提升兵备副使牛鸾为佥都御史，前往进剿。兵部把两种意见一并上奏，皇上两策并用，命常道等同心协商，以安定地方。仍敕令山东副使牛鸾选拔善战枪手加以操练，听候调遣；将王良臣改任太原府通判，听从军前任用。癸未日，下诏免除南京管理粮储的官员以及腹里巡抚官赴京议事。甲申日，大学士杨一清等因为黄河水清，多次请求率领百官上表庆贺。恰逢御史周相上疏劝谏，皇上震怒，将周相交付监狱。不久只停止称贺，并停止派官祭告致谢。杨一清等坚持请求，皇上说：“关于黄河清澈而称贺，事情发生以前朕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你们又想称贺，撰写呈上的贺词拿来给朕看，已经表明忠诚恭敬，不必实行也可以。朕并不是因为周相而迁怒。况且张璁你曾竭力告诉朕，恐怕群臣会怀疑朕因周相一人而迁怒，朕难道还能再拒绝吗？而且祭告致谢本来出于朕的诚意，如果又要称贺，那朕就像借祭告为名，求群臣称颂自己了。况且今天经筵讲官也说了这件事，朕昨天初看时本想另行撰写，但想到讲官所撰、你们润色的文字，似乎不必抛弃。其中以‘谦以履盛’最好，可以看出忠诚爱护、告诫君主的意思，朕非常嘉许。称贺绝不能实行，你们应当恭敬遵从朕意，这样忠诚胜过称贺。千万不要举行称贺。”杨一清等又说：“派官祭告的诏旨已经发出，不能中途停止。”皇上说：“你们又拿祭告黄河清澈、致谢来说。你们说君主的心意与上天相通，一句话既已说出，上天鉴察、神灵知晓，就不可停止。但君主的话确实不能轻易说出。

译朕过去解释程子的箴言时，也曾听说有人传话告诉高宗：‘言语会招来羞辱。’近来朕说出狂妄的话，竟到了这个地步，这是朕自取其祸。假如朕的话果真合乎道理，哪里会有周相的讥刺？而朕本心确实出于诚意，因为礼官请求派官向河神致谢，朕于是想到这件事。河神不过主管当地的命数，真正的源头在上天；朕只是特别产生一个念头，告诉你们，询问是否可行。你们议定以为朕亲自前往不妥，只派官祭告并在丹陛行礼为宜。正准备实行，却被无理之人阻止，现在不能实行了。朕的话既已出口，天地河神一定已经鉴知。如今又被凶徒诽谤毁辱，天地河神也一定鉴知。假如朕有一丝一毫夸诞之心、一点不诚的念头，应该招来灾祸罪责，只希望上天鉴察，把这些都加在朕一人身上，但愿不要牵累臣民，这就是朕的本心。你们不要再烦言。至于称贺，朕决不接受。如今言官已经先行诽谤，朝廷又将他下狱问罪，朕还有什么脸面接受称贺？你们是朕的股肱辅弼之臣，应当舍弃私心邪念，尽忠持守公道，辅佐朕这个年轻人治理国家才是。不要被惑乱人心的言论迷惑，大小官员互相包庇，那就超过称贺的心意了。” 乙酉日。武宗毅皇后的忌辰，派泰和伯陈万言到康陵祭祀。升山东按察司提学副使余本为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丁亥日，因南京工部尚书高友玑任职三年考核期满，荫其子廷愉为国子监生。戊子日，车剌等族番人板萧等来朝贡马，按惯例赏赐。命湖广制造岳怀王常宁、长公主、善化长公主坟殿所用的祭器、碑志石，并拨给厨役、屠户、吹鼓手等随工部请求办理。己丑日，在此以前，医士周序、刘惠因为上奏请求改观德殿名而获罪，发往边地戍守。到这时，殿名重新确定，二人上疏请求宽赦。皇上说：“刘惠、周序过去所奏，都有赞明大礼、辅成朕孝的作用，当时为什么要妄加参驳，使他们受到重法？赶快命令所在之处释放他们。” 庚寅日，退休兵部尚书王琼听说将被起用，命他上疏辞免。皇上下优诏慰留，不准辞职。在这以前，皇上命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处甘肃功罪。刑部尚书胡世宁于是上奏说：忠顺王速坛拜牙已经自行归附；土鲁番虽然占有哈密，哈密仍是它的属地，其他后裔部族没有可以拥立的人。回回中的一支，早已归附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到肃州依附也已经很久，即使驱逐他们出去，也不可行。这样一来，哈密将怎样复兴？即使得到忠顺王的嫡系，给他金印，帮助他军队和粮食，又由谁替他守卫？土鲁番反复多诈，善于使用反间计。他想离间我们的谋臣，就说侵犯肃州都是陈九畴造成的。其实他们发兵入寇、暗中策划通谋已经很久，一旦拥兵径直进入，各回回暗中预置兵甲，图谋作为内应。假如不是陈九畴奋不顾身，后来击杀奸回，又近处派属夷劫掠他们的营帐，远处联合瓦剌掠夺他们的城池，使他们顾虑内部而撤回，那么肃州很难保全无事。臣认为文臣中有勇气、懂军事、忘身为国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陈九畴；这正是那些番夷深深忌恨、想要杀害他之处。可惜后来他相信僚属的公文，听信奸回的假报告，竟妄称速坛满速儿、牙木兰已经死亡，那么他的罪责就不能免除。臣愚昧，想请求圣明特意与辅臣仔细商议，仿照先朝和宁、交趾的旧例，对哈密置之不问，不必再使皇命受辱，追究城池、印信，以免落入对方索取的计谋。如果他们不肆意侵扰，就准许他们来通贡；如果又侵犯作乱，就关闭关口断绝往来，这样或许不至于因为哈密而使我中国疲惫。皇上批示知道了。后来兵部和法司会同议处，认为陈九畴夸大张扬事情，导致夷贼深入，然而最终能够抵御他们使其退去，他的功劳也很多；只是轻信传闻，便上报番酋已经死亡，虚妄荒诞的罪责不能推辞。兵部尚书金献民掠取他人功劳，自己贪得记录功劳、荫封，又举荐冒领功劳的人员，使他们都受到爵赏。总督都御史彭泽谋划经营没有成功，导致留下后患，但曾经招抚回回、取得金印城池，也有可以称道的功劳。甘肃巡抚都御史李昆、镇守太监许宣、都督佥事史镛、参将蒋存礼、副总兵赵镇、参将云冒、游击将军王爵前后的功过与陈九畴相同，但情节有所不同。监督太监张忠、都督佥事杭雄与金献民属于同一情况，依法不应有差别。都指挥王辅妄报番酋死亡，导致镇守、巡抚轻信；纪功御史卢问之预先防备事变，竟擅自处决夷人囚犯。以上诸臣依法都应追究治罪。镇守太监董文忠与金献民、张忠、杭雄的子侄冒领荫封升迁，以及一切参随人员滥升俸级的，都应清查，奏请皇上裁决。此前斩获回夷而有功的人员，仍应催促查勘上报。得到圣旨：陈九畴招致怨尤、开启衅端，使回贼深入残暴边城；又妄报速坛满速儿、牙木兰死亡，贬谪到极边戍守。彭泽处置疏略，导致兵端，夺职闲住；李昆、许宣、史镛、蒋存礼、董文忠都降二级。王辅、赵镇等分别提问，罚俸各有差别。其余都依奏议办理，只有金献民、杭雄、张忠等候查明后定拟。已经派给事中商大节、御史赵镗及兵部司官一员查勘。辛卯日，兵部请求制定因升俸而增加官皂隶的条例。凡因军功升级的，都在原职基础上加升。其柴薪皂隶名额，不论官员品级正从，自五品以下，每升一级增加皂隶一名；八品以下因升俸而升者不增加，五品以上每升一级增加皂隶二名。以后再有军功，依此递加，最多到十四名为止。以后官员迁转，只按原来升俸的等级和皂隶数额随带支给，不许随着官职一并增加。升俸支给的起算日期，在京以除授之日为始，在外以文书到达之日为始。诏令依议施行。壬辰日，升户部左侍郎胡瓒为南京工部尚书。鲁府辅国将军当濆及其子奉国将军健橰上奏，请求辞去禄米一千四百石，用来帮助疏浚运河；礼部议请赐敕褒奖晓谕，皇上同意。命提督神机营，宣城伯卫錞掌管右军都督府事务，仍管理营务。癸巳日，云南武定军民府土舍凤朝文作乱，杀死同知以下官吏，抢夺府、州印信，起兵与安铨会合，进攻包围云南省城。

译巡抚等臣将此事上报。当时安铨尚未平定，凤朝文又在滇中起兵，造成大乱。于是皇上命廷臣会同推举一两名一向有威望、熟悉夷情的大臣，督率军队前往讨伐。兵部推举都察院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下诏任伍文定为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御史，提督云、贵、川、湖等处军务，调集四镇土官、汉官军队讨伐；任梁材为户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督理粮储。户部拨给银三十万两，派属官一员随行携带，用来购买粮草和犒赏军队。任命咸宁侯仇鸾、南宁伯毛良、西宁侯宋良臣担任奋武等营坐营管操，靖远伯王瑾提督三千营。甲午日，贵州芒部、乌撒、毋响、苗夷、陇革等攻打抢掠毕节屯堡，焚烧房舍，杀害抢掠士民。守臣将此事上报，兵部复议请求，得到圣旨：兵备、守巡以下官员都停发俸禄，戴罪任职。命贵州、四川镇守、巡抚等官督率军队剿灭。乙未日，因南京刑部右侍郎王爌任职三年考核期满，荫其子宏为国子监生。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上疏说：臣认为，岑猛父子固然有应当诛杀的罪行，但造成他们如此行事的原因，此前负责其事的各位也应当分担责任。两广军门本来就是专为各地猺獞和流贼而设置的；如果能够振作军威，自然足以制服各蛮族。然而由于因循怠惰，军政日益败坏，一旦发生紧急警报，必定要依靠调集土官的狼兵以及猛等部属，然后才能出动。因此这些人得以凭借兵力，日益增加骄横悍戾。事情平定后，功劳又都归于上级，而他们却没有得到什么；加上无能的有关官吏向他们需索，引诱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开始时征发军队就延误期限，后来调遣的军队又不到，导致上级嫉恨、下属愤怒，日积月累，终于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又加上叛逆的罪名而要征讨他们。按他们已经暴露出的罪恶来说，确实应当加以诛杀；但是，导致他们变成这样，也应当反省自己的过失，姑且致力于自我责备，使内政得到治理、外患得以抵御，等我们有了余力，他们自然会服从。只是如今不再反省自己，一味愤怒。真正值得愤怒的，不过是岑猛父子及其党羽中几个首恶罢了；他们手下的一万多人，本来都是无罪之人。如今岑猛父子和那几个党恶既然已经被说成诛杀，天讨已经施行，却又不能平息对卢、王二酋的愤怒，于是不顾一万多人的性命，竭尽两省财力，调动三省军队，使百姓遭受骚扰和涂炭至今已经两年了；然而二酋的首级还没有得到，这样只是徒劳。战争接连不断，灾祸相互连接，百姓更加困苦；无罪百姓死亡的，已经十有六七。山中猺人和海上盗贼趁机动摇作乱，穷困窘迫、不得不死的盗寇又乘势煽动诱骗他们，贫苦流亡的百姓也跟着逃去归附他们。这样的忧患危险，难道只是二酋的十倍百倍吗？不考虑这些问题，却急切地专注于二酋，是当权者错误的谋划。臣认为，暂且应当赦免二酋的罪过，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姑且致力于停止用兵、停止军饷，以使受创伤的百姓得到休养，断绝奸徒的觊觎，弥补不可预测的变故。等到处置已经确定，恩德和威势都已充分施行之后，二酋如果改过自新，我们又何必一定追究他们的罪？如果仍不悔改，把他们捉来杀掉，不过是一名狱吏所能办的事，何必劳烦天兵去向小丑泄愤？有人认为，如果征讨不能取胜便仓促释放他们，就会使人怀疑朝廷纲纪没有振作。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天子对天下的人民万物，就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难道要同微不足道的小丑争强斗气、求得胜利，才叫振兴纲纪吗？从前苗民顽抗，不立即归顺，舜派禹、益前往征讨，按理说不需一早便可取胜，然而却经过三十天之久，最后还是到了班师的地步。若从今天看来，那简直是纲纪极不振作了；但最终还是使有苗归服，万世都称颂舜为圣人。古人所谓振兴纲纪，本来就是如此。臣错误地承受重任，得以总制四省军务，来处理偏远角落的小丑。臣并非不知道可以侥幸成功，苟且避免怯懦退避；但那必然会多调军队，多伤士卒，多杀无罪之人，多耗费粮饷，而且仍不足以振扬威武、使各夷族真正信服。这只能使人因对二酋的愤怒而得到一时快意，却忘记给两省百姓遗留下来的祸患；只知道在眼前邀功，却不知道把艰难留给日后。这是那些喜好惹事的臣下所得到的利益，不是国家的福祉，也不是百姓的庇护，臣实在不忍这样做。臣又听说，设置流官只是徒有虚名，反而招来实际祸患。思恩府在尚未设置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土兵三千，听从官府调遣；设置流官之后，官府每年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流官没有益处，显然可见。但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既然已经设置，若再撤去，恐怕会引起人们非议、招来舆论，因此宁可让一方百姓长久遭受涂炭，也不敢明白说出一句话；宁可辜负朝廷，也不敢触犯众议。人臣不忠，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如果有利于国家、能够庇护百姓，即使死也要去做，又何必把人言物议放在心上？田州紧邻交趾，那里深山绝谷，到处都是猺獞盘踞，动辄就有成百上千人。必须仍然保留土官，才可以借助他们的兵力，作为中原的屏障。如果把土官改为流官，那么边境的祸患就要由我们自己承担。自行撤去藩篱，不是安定边境的办法，日后一定会后悔。思恩、田州的处置事宜，等事情平定之日，再另行议奏。只是臣既然有所听闻，不敢不先陈述，使朝廷早日有确定的处置，可以专心奉行，不至于反复查议而贻误时机。兵部下发奏疏复议说：守仁的奏疏是对的，或许有一面之见。臣等看来，恐怕眼前的成效一纸檄文就可以取得；事情以后的变化，却难以预料。而且在途中询问访察、没有经过集体会议，也不是确切的处置办法。臣等因此指出其中应当审慎处理的有五件：田州既然已经由土官改为流官，又因其叛乱而全部更换，朝廷命令朝令夕改，无法显示信用；必须查照其他府州的事例，土官、流官兼设，然后才可以，这是第一。岑猛父子的职级已经因罪被降职革除，不应仍然恢复府制；应降为五品衙门，选择人员分管，这样或许可以使法纪不致衰败，这是第二。卢、王二酋是有名的首恶，不应只让他们侥幸免罪。如果他们果真归顺，擒获并押送同恶之人投赴军门，才可以暂且不杀，听候安置，这是第三。思恩府是在弘治末年建置的，已经安定很久，与田州不同，似乎不可以一概改易。倘若担心流官增加编派里甲、任意科罚，难道没有法制可以禁止防范吗？

译第四，本部题准的事例规定，生擒岑猛并斩首献上的，按等级赏银，仍分给罪人的财产，并酌量授予地方官职。如今银两虽然已经赏给，但财产还没有议定拨付，无法激励有功之人；必须按照功劳和出力的轻重，分割田地产给以赏赐，一方面削弱他们雄踞一方的势力，另一方面激励忠勇之心，分散利益、团结众人，也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第五，应命令守仁会同总领太监张赐、总兵官李旻、新旧巡按纪功御史，根据道理审察时机，详细衡量形势，不急于求取眼前功劳，再作长远谋划；应当安抚的就安抚，应当剿灭的就剿灭，或者剿抚并行，不应偏执一端。究竟应当用土官还是流官，还是土官、流官兼设，尤其在于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并将臣等所陈五件事酌量采行，务必使恩德与威势相互配合，信用与义理兼备，这样边疆事务才会有益，国家体面也不受损。皇上听从了兵部的意见，认为守仁一向才干谋略优长，他的论奏必然有可取之处；但尚未经过询问谋议、取得众人同意，恐怕还不是定论，命令他同镇守、巡抚等官仔细商议后上报。凡应当施行的事情，也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便宜处理。○丁酉，虏人侵犯山西，从乾沟墩进入，自称有十万人，包围游击邵定的军队。巡抚都御史常道把情况上报。皇上已经命令行宣大、延绥整顿军队前往救援，兵部说：虏贼自春季出套以来，向东沿边驻牧，窥伺已经很久了，而各级官员全不考虑戒备；邵定妄自行动而被围，总兵赵廉防御失当，大同镇巡诸臣听到警报后观望不动，彼此不相救援，都应当追究治罪。现在应先命令山西、大同的镇守、巡抚官员戴罪办事，严格督促将领更加谨慎防御，伺机截击。保定都御史王应鹏、副总兵陈谨防守三关；延绥都御史张缙发兵听候策应；大同、宣府都御史各自把本镇兵马分布防御并准备救援。巡按御史查勘邵定损失兵马的实际数量，以及诸臣失职误事的轻重，全部奏报。皇上听从兵部意见，仍命一名给事中同当地巡按御史查勘：贼人从何处入境，各该将官是否曾经交战，被围的游兵是否曾经交战后退却[原文“角□羊”有缺字/OCR疑误]，如今虏人正向何处，其声势轻重缓急如何，都要奏报。○戊戌，大学士杨一清等说：近来云南土夷安铨等人聚众作乱，深深牵动圣上的忧虑；朝廷又设置总制、督储大臣，并责罚镇守、巡抚等官不能驾驭属下，命御史记功，集合四镇军队去剿灭一隅的贼寇。朝廷的谋划和皇帝的筹算，已经没有遗漏的策略；只是战争凶险、战事危急，事变难以预测，如果不及早扑灭，就有战争相连、灾祸不断的忧患。云南是荒远未服之地，前代不曾把它列入版籍；我太祖高皇帝起初命西平侯沐英攻克平定，又因为各夷杂居，容易发动而难以驯服，所以任用有功的夷族酋长，设置为土官，让他们各自统领所属夷人，子孙世袭；又命西平侯的子孙、如今世袭黔国公的人世代镇守当地，加以控制，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凡有调遣，没有人敢不服从。盗贼发生，责任在土官；派一名使者到那里督责，立即就能奏报成功。这就是以夷制夷的方法，汉兵不过是壮大声势、巩固根本而已。几十年来，土官病故后，应该承袭的子孙，官府不肯为他们保结，上级官员反复驳查，有的二三十年也不能承袭职务，只令土舍管理事务；下属不畏惧上级，强凌众、暴虐无所不为。黔国公虽然有总兵之名，却不能自行专断，凡事必须同太监、抚按和三司共同会议后才能施行。积久以后，土官认为上级官府不足依靠，也就怠慢命令、玩弄法律，毫无顾忌，等到他们罪大恶极之后才出兵征剿，以至军民日益困苦，地方日益败坏，这是谁的过错呢？臣等深切考虑，云南各处土官所属的夷兵人马很多，除丽江、景东外，像沅江、邓川、北胜、姚安、鹤庆、宁州、罗次、亦佐、蒙化、姚川这一类地方，都有官兵。如果肯听从调遣命令，消灭二贼，不难做到，也不必烦劳其他省份的兵力。但其中很多是不能承袭职务的人，也有因涉事而正在接受审问的人；他们心怀怨恨、害怕获罪，很难保证一定没有人作乱。倘若听说大军压境，以致产生疑惧，暗中帮助叛逆党羽，恐怕二患还没有平定，又会产生其他祸患。所以今天的急务，应先收服土官之心，暗中瓦解投向叛逆的党羽。提督大臣要过两三个月才到云南，调取各镇兵马又必须几个月才能聚集；如果使他们的疑心不能消除，贼党会更加坚固，而我们的势力自然削弱。应先派在京城中强干有精力、熟悉夷情的官员，请发一道敕令，并携带圣旨、榜文，令其快马前往，限四十日到达当地；命镇守、巡抚官员派遣能言善辩、熟悉事务的人分头前往传谕。向土官等人宣示朝廷的恩德与威严，说明二贼是自己作恶作凶，按法律不可赦免。你们土人世代承受国家恩德，享有土地和人民，应当竭尽忠心、吐露诚意。天兵到达之日，各自出动兵马，同心讨贼，统一先行给予厚赏。凡应当承袭而没有得到起送的人，有功劳的，听凭提督官就地奏报承袭职务，免得进京。凡有罪尚未结案的，除谋逆罪外，一概赦免。如果在大军到达以前有人能够剿杀两项逆贼，加倍赏赐慰劳。能够擒获首恶的，赏银一千两，在原有职级之外加升两级。其余官军等人擒获、斩杀首恶以及其他贼人的，功劳次序依照兵部拟定的升赏条格施行。二贼部下有人能够自行交战解散[原文“角□羊”有缺字/OCR疑误]，或者到官府投案自首的，一律赦免其罪。如果擒获二贼并献上，照普通人惯例给予赏赐。这样做，比使用几万军队更好。用兵本来就有先制造声势、后采取实际行动的办法；如果没有调动大军的声势先行震慑，这个策略实行起来也没有益处。如今大臣已经派出，大军已经调动，先夺去他们的气势，再震慑他们的内心，就能用力少而成功多。所派官员仍留在当地，同巡按御史共同记功。仍请敕令镇守太监杜唐、总兵官沐绍勋，对过去的过失承担责任，努力建立将来的功劳；并命抚按官申明严格号令，把调来的土兵、汉兵分布防御，伺机安抚或剿灭，不可倚仗提督大臣将要到达而拖延推诿。

译有关应当办理的事项，谨慎地分条列出上奏，请求敕令兵部查议后奏报复核，并命派去的大臣遵照施行。夷民虽然强悍，但最看重信用。近年官府处置他们，往往失信：有事时招呼他们前来，事情办完后却用法律绳治他们，所以土人才自己产生疑虑和沮丧，不肯为我们效力。应当等贼乱平定时，派去的大臣仍留一人，同镇守、巡抚、三司等官把应当袭职的土官、土舍催促查勘，将应当承袭的人具结呈送吏部，照例承袭职任办事，不必反复驳查。一省城仓廪的积粮，年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使用，加上调动客兵，将拿什么供给？附近迤西州县也经过贼兵行扰，军民逃避，连粮食都没有地方购买。迤东州县没有遭受破坏、可以籴买粮食的，应命督饷大臣派官员分头购买运输，并设置官员带兵巡逻道路，保护运粮车辆。价格比当时的估价酌量增加几分，使积存粮食的人有利可得，使买粮运输的人没有忧患。然而在道路险阻艰难之时，官府购买最终很难收到成效；应当按照尚书王骥征南时的事例，张榜告示各都司、卫所官员：有人缴纳粮食一百石，升一级，允许一代承袭；缴纳更多的，逐级增加升赏，允许承袭至三代为止。确定拟定具体等级规格，仍发给劄付一千多道，交给督储大臣收存掌管，填写发给，送交有关部门铨选授职。此外，承差、吏、农、散官等名目的事例，也命令查照办理。一，近来访察得知，云南都司只有一名都指挥，应该命镇守、巡抚官员访察举荐数名都指挥，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以备军政之用，奏请铨选任命。一，云南附近州县多被残害，迤西百姓都逃入省城，舍弃房屋；如今城郭已经成为废墟。听说夷方因此更加增长轻侮、桀骜的气势，应酌量派官兵驻守，命各地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并根据他们受伤的轻重给予周济。一，省城迤东如沾益州土官安慰一族，以及贵州镇雄、四川东川等府的要害地方，都同安铨联姻。如今安慰已经死亡而尚未承袭，提督官到曲靖后，应立即召见他的酋长，酌量加以赏赐慰劳，命有关部门尽早保结、查勘承袭替代之人，使其能够统摄土人；仍要告诫他们不许与贼交通、为其指路，以免自取罪责。曲靖应驻扎重兵，截断贼人的逃路。一，贵州威清等处兵备所辖地区，都是三省蛮夷出没之地，应行文吏部推举任用老成慎重、精力强干的人担任其职，这样边境相接的地方才有所依靠。[原文末有奏疏OCR标记]皇上深以为然，全部按照他们所拟定的办法办理，命提督大臣同镇守、巡抚等官商议处置并施行。○己亥，刑部把御史周相一案上奏议处，决定罚款赎罪，恢复原职。皇上下旨将他降职调往远方，不久又降为广东韶州府经历。○改礼部右侍郎徐缙为吏部右侍郎，经筵日讲照旧。改礼部左侍郎李时为户部左侍郎。升大理寺卿刘麟为刑部左侍郎。○庚子，改工部都水司主事胡明善为贵州道御史；选授推官朱孔阳、知县朱廷立、李宗枢、傅凤翱、敖越、行人傅鹗、杨东为试御史；国子监助教吕景蒙、行人乔英、朱绶、知县佘勉学、方日乾为南京试御史。○提督南赣右副都御史汪鋐奏报：这一年元日，甘露降在福建长泰、龙溪等县。皇上说：看了奏报，把甘露承认为祥瑞，说这是朕以仁孝感通上天的征兆，朕哪里敢当？朕并不好祥瑞，只是天意所到，人不敢违背。朕只愿奉承天意、祈求庇佑，让百姓万物用这些来报答上天的恩赐。进献的甘露，应当恭敬地把它献入祖庙。赐给汪鋐白金和文币，奏报中提到的诸生、父老，命有关官府给予赏赐。礼部已经上奏，请求照河清的事例祭告天地。皇上又告诉大学士杨一清等说：朕考虑谢恩告祭这件事，本来不是旧有章法，也不是经常性的制度，是朕任意所为；因为从情理上说没有不可之处，沿用这个礼仪也没有害处。虽然如此，却因此招来了人们的议论。幸得上天垂怜，鉴察朕微薄的诚意。这一次不能不更加详细地处理。《文献通考》记载前代一年举行五次祭祀，认为过于烦琐，不可不谨慎。如今举行的这件事，又不同于正式祭祀的仪式，只是恐怕斋戒过于频繁，使群臣怠惰。按朕的意思，如果他们曾经告祭谢恩，而这一次不举行，就是开始恭敬、最后怠慢；如果以后把它作为固定事例，又恐怕亵渎。不知怎样处理才合适？杨一清等回答：应当按照礼部的请求办理。皇上于是答应了。《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六。《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七。嘉靖七年四月壬寅朔，按时祭享太庙、世庙。○乙巳，山西巡抚都御史常道因为虏众逼近边境，请暂时设置总制大臣负责经略。○兵部复议说：“宣大三关地区彼此接壤，形势上可以互相救援，不同于西部三边绵延千里的情况。近来偏关发生失事，实在是因为镇守、巡抚等官平时疏于防御，临战时又失于救援。如今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做好将来的防备，却仓促请求增加官员，恐怕不合事情的体制。而且军队必须赏罚分明，然后军政才能振作。近来各镇办事失败的人多得到侥幸免罪，而受害的官军反而被归罪，功劳和罪过不分明，人心松懈。即使设置总制，又能做什么呢？”现在应命派去的给事中，查究先年宣府两次失事中将官的罪责，以及这次草垛山堡前后误事者，严格核查后上报；应罢黜、处罚的不得宽免。这样或许可以使赏罚彰明，边疆事务得到整顿。皇上听从了兵部的意见。○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相因病请求回籍调养，获准。○丙午，升广东佥事方豪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戊申，大学士杨一清等上奏感谢赐予甘露。皇上说：“把甘露分给你们，并不是朕倚仗祥瑞而自我夸耀，只是上天所赐、守臣进献，朕不敢私自占有，已经先拿去献给祖先。其余的想要遍赐群臣，却不能做到，只特别拿一两份赐给你们。希望你们交相修正朕身，辅佐我达到太平之治，或许才可以承受上天的眷顾。看了你们奏疏中的感谢和称颂，朕只有惭愧。” ○命都督桂勇充任总兵官，会同河间、保定总兵官鲁纲等，督率军队剿捕京东流贼朱锐、杨恭等人。各地发生失事的官员，都命令戴罪立功，等事情平定后再上奏处置。○福建福宁州矿贼林俊等人伏法，分巡建宁兵备佥事伍希周代理福宁州事务；知州张儒卿以及福宁卫指挥金汉等人，都因失事交巡按御史逮捕审问。○升贵州按察司副使王浚为本司按察使，以湖广岳州府知府韩正英代替王浚。○庚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