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三十四

译御史黄洪毗上奏说：“李珏历任山西官职，先前清廉，后来贪黩；如今从病废之后重新起用，把东方的锁钥交给他，臣恐怕前面的覆辙会再次发生，晚年也难以挽回。请立即罢免李珏，另令吏部推举选择合适的人。”吏部复议说：“李珏一向有能干的声誉，近来又因巡抚、巡按推荐而起用，黄洪毗一人的话未必可以作为依据，请等到观察他任事无效后再罢免。”上报获准。大风扬尘，四面弥漫。己卯日，因为灾害，停止山东今年核查文卷。升左给事中胡叔廉为都给事中，右给事中杨思忠、王国桢为左给事中，给事中马锡、程时思为右给事中。胡叔廉属兵科，杨思忠属户科，王国桢属工科，马锡属吏科，程时思属礼科。庚辰日，在雷霆洪应殿举行祈年醮典，派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溶等到各官庙祭告。命织染局织造冬至大祀所用的十二章衮服以及皮弁服。升光禄寺寺丞吴子孝为湖广右参议，鸿胪寺添注右少卿郝棠为本寺左少卿。甲申日，命延绥参将陈凤、紫荆参将程棋各充任副总兵，陈凤协同守卫延绥，程棋分守密云等地。御史吴相说：近来朵颜各部夷人，除入贡以外，往往扣关索求赏赐，边臣习以为常，每年耗费军粮以巨万计。那些贪婪的人，既然借此剥削军士，军士也乘虏人和好之际出边砍柴，这是自己撤掉我们的藩篱，反而引导虏人进入。请从今以后在蓟镇各处隘口，凡是能够通行马、步兵的地方，都修筑城墙和水门，堵塞溪涧，使虏人没有可以窥伺的空隙；这样既能节省赏赐费用，军粮也会自行充足，砍柴也可以禁止。奏章交给巡抚孙应奎等议论，他们说：密云、马兰谷、太平塞、燕河营能够通行马步的隘口共九十九处，应修筑边城及墩台一万七百一十二丈。请先拨太仓银、太仆寺马价银各二万两，用于开始各项工程。上报获准。乙酉日，总督宣大都御史翁万达说：“臣愚昧浅陋，不明白当今的事情。早年我听到朝廷内外谈论边事的人，认为那些主张一定可以见诸施行。等到亲自承担此事，又往往大错特错。俗话说：‘耕田要问农奴，织布要问婢女’，意思是一定要亲自从事这件事以后才知道。然而也有愚蠢的婢女、狂妄的农奴并不懂耕织，却冒失地议论，听的人因为以为他们亲自参与过此事，几乎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详细考虑内政而略于外事，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方法；详细考虑外事而略于内政，是防御边境、准备秋防的方法。察看形势，选择要害，是谨慎防守的办法。大同是古代的云中地区，可以扼制匈奴、保卫中原，是宁夏、雁门各关所依赖的地方，大概非常重要。”自祖宗以来，山西有两班官军轮番协同防守，大同每年照此办理，考虑得非常深远。嘉靖庚子、辛丑年间，大虏越过大同蹂躏山西，守臣不能推究原因，突然议论撤回轮班军队，专门守卫宁夏、雁门，又增设许多参将、游击的兵马，增加民壮，也像宣府、大同一样纷纷部署边防，使关防事务繁多，公私费用比过去增加一倍。难道是认为可以把大同拿来诱饵虏人吗？所以一变而几乎放弃大同，使整个山西坐困。近来山西巡抚杨守谦倡议合并防守，确实很好；但要把宁夏、雁门全部撤回秋防兵力，集中力量防守大同，则又不可行。近年增设的兵力，应当酌量撤回，只是不宜过于仓促；先前按额设置的兵力，应当全部保留，只是不必部署到边墙上。因为所谓撤回，是撤回后增加的兵力。秋防时暂时把兵力分到大同，主兵、客兵的名目，自然应当有所区别。所谓合并防守，是历朝沿袭的旧制度。军队人数虽不必完全相同，但轮班军队总归是方便的。事情已经施行，各项大体就绪，但臣仍然忧惧不安，内心不能释然，实在是看见边臣有的只是沿袭前任守臣的错误见解，议论纷纷，以致朝廷内外传闻，真假各半。况且宁夏、雁门的防守，只应像紫荆、居庸等内地一样；特别重视大同，是因为担心放弃大同。守住大同，就是守住山西。臣不自量力，筹划集中兵力防守，并且加紧边防工程。开始时，众人都替臣担忧，请等秋防没有问题之后再定议。臣认为天下的事情，有的确实正确，有的确实错误；有的偶然成功，有的偶然失败。假如这个主张确实不妥，即使侥幸没有发生其他问题，也应当改正；假如这个主张确实妥当，即使不幸发生了其他问题，也仍应当坚持。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能用成败来决定是非，何况任事的人岂敢因为意见不同而改变立场？” 是要退缩不前吗？臣敢于绘制修缮完毕的三镇边墙图，并把边关形势附在奏疏开头进呈圣上阅览。所有尚未尽述的事项，列举如下：一，宣府北路龙门、云州一带新筑边墙以内，有很多肥沃田地，应分拨给附近军民耕种，永远不征赋税，随即增筑堡寨、营房，听任他们居住。一，独石、马营、赤城各墩共八十六里，敌台一百七十三座，以及滴水山□厓、四海、冶永宁等处，应依次修筑，工程费用从修边余银中支给。一，三镇已经修筑的边墙，责令守臣随时修缮，巡按御史巡视时发现损坏的，要依法从重惩罚。一，山西边墙应当集中兵力防秋的地方只有一百里，近来在太原、岢岚、平阳、潞安增设参将四员，招募军士各三千名，逐年转运费用，恐怕难以维持，请命巡抚、巡按详细议论，先裁汰其中过于冗余的；北楼口游击所驻地方策应不便，也应迁移。一，山西分守大同边墙一百四十多里，防秋粮草目前属于山西供应，隔镇收买不便稽查，请从明年起，以山西客兵银两扣除后拨给大同，由大同负责供应，以求便利。一，大同大边、二边的远墩以及墙内不甚紧要的烟墩应当革除；宣府、山西墙外低矮单薄的墩台应当修缮；靠近边墙的旧墩应全部裁撤，把墩军移驻墙上的敌台进行侦望，修筑瓮城和房屋，酌量拨给荒田，令他们携家居住耕种。

译一，各镇边塞既然已经坚固，如果守臣不能抵御虏人，责任应有归属。今后虏人如果冲破边墙突入，各依信地，凡领兵的大小官员一律按失陷城寨律治罪；其余遇到贼寇观望而贻误军机的，不分主兵、客兵，一律按临阵退缩以及已经接受调遣却不按期策应的律令治罪。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复议，皇帝下旨准许施行。随后山西巡抚、巡按官议论革除平、潞二营参将，改由两名守备代任；其所属招募的三千军士，选取其中精壮的一半编入平、潞卫所，每逢防秋酌量调往边境；太原、岢岚官军以及北楼口游击仍照旧办理。”},{ 己丑日，是武宗毅皇帝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祀礼，派定国公徐延德到康陵祭祀。庚寅日，黎明时观望月食。巳时，雷电交加，下雨并降冰雹。降巡抚湖广都御史姜仪为广东布政司左参议，停止征调苗兵。起初，麻阳苗民作乱，姜仪请求征调军队讨伐，但很久没有成功。先后任巡按御史的贾大亨、萧端蒙都认为大军应当撤回，请求增设湖贵总督来安抚平定当地；御史黄洪毗也请求罢兵，但朝廷没有答复。到这时，姜仪上奏说：“贼军屡次战败溃散，已经分散逃入山林竹箐之中。现在正值春季水涨，我军不宜穷追，请求暂时撤兵，以图谋再次出兵。”皇帝下诏斥责姜仪劳师费财、借虚假功劳掩饰过失，命令降三级并调往外任。撤兵事宜交给巡按御史再行议定。兵科都给事中胡叔廉说：“大军长期停留，粮饷将要耗尽，如果一定要等该省上奏，动辄超过十天、一个月，不如直接由朝廷裁决罢兵。”皇帝下诏准许。辛卯日，锦衣卫军匠冯经进献他制造的双矢弩和三矢弩。皇帝下诏交给有关部门检验试用，认为可以使用。皇帝赐名为“克敌弩”，命工部按照样式制造，发给团营和各边，并命冯经前往军门教习演练。有功者升职赏赐。壬辰日，从太仓拨银三万两给昌平，四万两给密云，用作客兵粮饷。癸巳日，锦衣卫镇抚司审讯曾铣一案，案情称：曾铣勾结大学士夏言，让他的儿子曾淳先后携带数万两银子，假托是其妻之父苏纲送给夏言的，实际上彼此勾结谋划奸事，妄议收复河套；他前后掩盖失事，冒报战功，全部如咸宁侯仇鸾所揭发的那样。皇帝说：“曾铣妄自议论开拓边疆，隐瞒战败损失，使百姓遭受灾祸和暴虐，欺骗蒙蔽朕，罪行不可宽赦。”法司会同九卿、锦衣卫堂上官从重议定罪名，苏纲发往烟瘴地区充军，命夏言由锦衣卫派官校逮捕押解来京审问。随后，法司会同议定曾铣的罪行，因律文没有直接条款，认为应比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者处斩。皇帝说：“曾铣的情节和罪行非同寻常，已有旨意命令从重拟罪。”于是法司以律文没有直接条款为由，难道就可以置之不问吗？仍应依照他所犯的正条律法议定罪名上报。于是法司请求按照交结近侍官员律治罪，皇帝下诏准许，便将曾铣斩于市曹，妻子流放二千里。曾铣有机谋策略，起初任御史，巡按辽东，适逢辽东广宁、抚顺发生兵变，曾铣秘密运筹方略，将首恶全部逮捕诛杀，使整个辽东完全安定。当时舆论认为他有才干，正值虏患紧急，因而破格得到提拔，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然而曾铣性情急躁，没有经略长远的大谋略，自负在辽东的功劳，认为天下没有难办的事；他所筹划办理的事情，大多荒诞散漫。他巡抚山东时，听说虏兵进入太原，便上奏请求激励召回驻守关西的山东军队，留守临清，因此被当时人嘲笑。等到他巡视西部军队时，便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大学士夏言喜好边功，于是极力支持此事，纷纷制造船只车辆，在关陇之间搜括铅铁，弄得当地萧条不堪、费用繁重。当时虏兵势力正盛，而我军长期怯弱，曾铣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议处，过了很久仍未答复。皇帝心中也对此感到危险疑虑，秘密询问大学士严嵩。严嵩与夏言不和，常想着找机会陷害他，便想借此事陷害夏言，于是暗中迎合皇帝的意思，说收复河套并非良策。这个说法被皇帝采纳后，严嵩随即连续上奏攻击夏言，夏言于是获罪离职。当时皇帝非常恼怒曾铣，但实际上并没有打算杀夏言。适逢咸宁侯仇鸾先前被曾铣弹劾，皇帝下旨将仇鸾逮捕送入诏狱。仇鸾到宫门上书申辩，严嵩便授意仇鸾，让他以收复河套一事攻击曾铣贿赂夏言、内外勾结作奸，企图谋求大福。等到镇抚司上奏案情审结，法司两次议定罪名，曾铣最终按交结近侍律一同判处死罪，仇鸾得以免罪释放。仇鸾于是厚重贿赂严嵩，两人关系更加密切；仇鸾越发横暴跋扈、违法乱纪，最终也因此被诛杀。曾铣死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妻子儿女狼狈地被远迁，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感到冤屈。荫封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詹荣的儿子詹于远为国子生，这是因为詹荣任职满三年考核合格。甲午日，举行追崇仪式，尊奉二位亲长，并在宫中举行孝烈皇后的醮典。七天内停止举行通常的封事。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吏科都给事中刘学易上奏说：科道官员有空缺，请先从京官中选拔补充。得到皇帝旨意：“科道官关系到言论和监察责任，应当谨慎选任来充任。”于是吏部上奏请求改授礼部等部主事郑廷鹄、梅守德、唐禹、谭大初、赵釴，南京大理寺评事姜良翰，行人杜汝桢、刘体乾、李万实、王鹤，太常寺博士乌从善，中书舍人马如松为给事中；刑部主事刘仑、陶钦皋，南京刑部主事阮鹗为监察御史；行人宿应参、姚一元、杨选、徐洛，中书舍人朱有孚、郭公周为试监察御史。郑廷鹄、梅守德、唐禹任吏科，谭大初任户科，赵釴、姜良翰任礼科，杜汝桢、刘体乾任兵科，李万实、乌从善任刑科，王鹤、马如松任工科，阮鹗任河南道，刘仑任江西道，陶钦皋任福建道，宿应参任广东道，朱有孚任广西道，姚一元任山东道，杨选任山西道，徐洛任陕西道，郭公周任云南道。”},{ 丙申日，在直隶苏州府新设一名新堰闸闸官。丁酉日，升浙江左布政使林云同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因服丧期满，任命提督南京粮储的右佥都御史王守总理河道。戊戌日，罢免。皇后亲自主持养蚕礼，派女官祭祀先蚕之神。辛丑日，总督宣大都御史翁万达说：“俺答各部首领因求贡未能实现，既感到羞耻又十分愤怒，声称将纠集众人、聚集军队，等待时机发动一次进攻。

译如今拨捉墩军的行动，狂妄的图谋渐渐得逞，而归□供报。各部酋长仍以请求通贡为说辞，并让人转达此意。边臣的职责在于守卫疆土，又奉有严厉的诏旨，计策只有作战和防守，哪里敢再轻易听信他们？只是用兵之事，必须权衡敌我，估量利害。虏兵虽然强盛，但我军凭据险要，即使有数万人的军队，也容易支撑防守。只是担心狡黠的虏兵不肯罢休，联合大羊数十万，肆意施展凶暴强悍的势力，那就不是城墙、壕堑和军队力量所能抵挡的了。恭请朝廷从长计议，迅速作出决断，使边臣能够相机行事。”皇帝说：“朕把边疆防务的重大责任交给翁万达等人，你们自然应当合力防御。为什么还屡次以请求通贡为说辞？命令你们遵守先前的旨意，一心拒绝，严格加强防备；违抗或贻误者从重治罪，绝不宽贷。” 癸卯日，首次在云南广通、定远二县建立儒学，这是听从巡抚、巡按官员的奏请。宁化王府奉国将军奇瀸为他的侄子表棨等请求冠带、廪给以及婚嫁费用。皇帝不准许，仍命令各王府严格执行禁止宗室与倡优亲近并通婚的规定；所生子女不得冒称请封名爵，辅导官不加劝谏的要严加追究。将咸宁侯仇鸾释放出狱。乙巳日，兵部复议御史党承赐提出的条议：一是收罗将才，以备任用；一是修整险要关塞，以挫败敌军奔突；一是改进弓箭，以震慑虏兵酋长；一是派遣大臣巡视边疆，以审察军事机宜。其中关于收罗将才的建议，是想命令两京九卿、科道官以及各边总督、巡抚、巡按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皇帝说：“选择将领、安定边疆，是兵部的专门职责；如果推举任用不当，言官可以加以纠弹议论，不必让各官纷纷举荐上奏而造成扰乱，以免滋生弊端。其余事项依议办理。”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第三百三十四完。《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第三百三十五。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丙午朔，举行时享太庙之礼，命京山侯崔元代行。丁未日，致仕大学士夏言被押解到京，交付镇抚司拷问。命法司拟定罪名。夏言上疏说：“臣的罪过祸衅，起因于仇家。我恐怕一旦突然死在刀斧之下，便再也不能自我辩明。如今幸得重见天日，即使泣血陈诉于皇上面前而死，也没有遗憾。从前曾铣倡议收复河套，咸宁侯仇鸾从未上奏指斥为错误。后来皇上想要停止用兵，敕谕尚未颁行，仇鸾的奏疏却已经送到这里，显然是京中大臣伪造，借仇鸾之口陷害臣。其间搜罗臣妾的父亲苏纲与曾铣交往往来的情状，都是加重文辞、巧加诋毁，完全没有证据。如今皇威在上，仇家的言辞又在旁边，臣若不自行申辩，还有谁会替臣申辩呢？”皇上正在盛怒之中，没有理会。后来，刑部尚书喻茂坚、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议定夏言罪当处死，但他长期在内廷当值，又有弹劾和办事的功劳，按照法律应属于“议能议贵”的条款；况且供词尚未认罪，或许另有隐情，不是臣等敢于轻率拟定的。”皇上说：“夏言的辩解奏疏已经批示留中，不应再议论复核。夺去喻茂坚等人的俸禄，并责备他们说：‘你们任职的职责是执掌法律，难道不知道恩威应当由皇上亲自施行吗？竟敢借议罪之名，结党包庇！’ 朕把夏言视为心腹，夏言又把朕看成什么人？曾铣上奏时，立即秘密强请君主出兵，朕何曾说过一句话答复他，他竟敢动辄声称有密谕，奉旨主持此事？等到事情败露，朕只命他致仕，他又不知道引罪自责，反而故意说怨恨的话：‘先前离去，是因为没有奉戴香巾；这是替朝廷考虑，难道不是人臣的礼节吗？’他正是以在西内值班两三个月却不能见到苏纲为借口。你们又因为夏言曾在内苑值班，就顽固地放纵这种结党包庇的私心，这是什么法理？应当再依照法律定罪上奏。”于是最终以夏言与曾铣交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