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崔（二）

译《政论》（谨慎考察：《隋书·经籍志·法家》载，《正论》五卷，为汉代大尚书崔琦所撰。《旧唐书·经籍志》作《政论》五卷，《意林》也作五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六卷。各书引用时，有的作《政论》，有的作《正论》，又有的作《本论》，其实只是同一部书。崔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是涿郡安平人。高祖崔篆，祖父崔寔，父亲崔瑗，《后汉书》都有传。崔琦喜好典籍，桓帝初年任郎官，后来授任议郎，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著作。出任五原太守，被征召授任议郎，又和诸儒博士共同修订《五经》。授任辽东太守，母亲去世后回乡安葬。服丧期满，召任尚书；当时社会正处于阻塞混乱之中，他称病不上任，免职归乡。建宁年间去世。崔琦明于政治体制，具有治理才干，论述当世便于施行的政事数十条，切中时弊，言辞明辨而确切。范晔《后汉书》评论说：“崔琦的《政论》，论说当世的治乱，即使像痛心疾首、错乱失常之徒，也不能超过它。”）他的书写成于任辽东太守之后，所以有“我从前任五原太守”以及“如今辽东耕犁”等话。本传把它系在桓帝初年授任郎官之时，并不符合实际。这部书在北宋时已经散佚，所以《崇文总目》没有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没有记载。《通志略》载有六卷，只是空列书名，不足以凭信。现在从《群书治要》中辑出七篇，从本传和《通典》中各辑出一篇，共九篇，大略依照《意林》的次序编排。又摘取各书引用的文字，校订并补正讹误脱漏，定为一卷。其中零碎的短段，不能独立成篇的三十则，编在卷末。《群书治要》专门选取精确充实的内容，而丰润的文辞、美好的词语都删削殆尽。然而对于当时积累的弊病，已经列举得没有遗漏。治乱兴亡，古今都是同一规律；本传引仲长统说：“凡是做人君的，都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这话确实说得对。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六月十五日。从尧、舜作为帝王，汤、武作为王者以来，无不依赖明智圣哲的辅佐和博学多识的臣子。因此皋陶陈述谋略，唐尧、虞舜之世由此兴盛；伊尹、箕子制定训诫，殷、周因此兴隆。到了继承帝位的君主，想要建立中兴功业，什么时候不依赖贤哲的谋略呢？天下之所以常常不能治理，通常是因为当世君主享受太平日子太久，习俗逐渐败坏却没有觉察，政事日益衰败却不加改变，习惯于混乱而安于危险，安逸而看不见自身处境。有的荒废政事、沉溺欲望，不理会万机；有的耳朵被堵塞，听不进箴言教诲，厌恶真实而轻视正道；有的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跟从什么；有的被信任的辅佐之臣闭口守禄；有的被疏远的臣子因身份卑贱而使言论被废弃。因此王道纲纪在上面纵弛，智士在下面郁结悲愤。可悲啊！况且守成的君主承接衰败的局面，就像乘坐破旧的车子一样，应当寻找巧匠，使他修理整治；车轴折断便接续，车身松缓便用楔子固定，补缀雕琢、更换修易，就可以重新成为新车。不断更新，便可以长久使用。如果终究不去修理，反而继续乘坐，车子摧毁拉裂，也就无可奈何了。像武丁得到傅说、周宣王得到申甫，这就是找到了巧匠。” 如今朝廷凭借圣明贤哲的资质，如龙飞升于天路，大臣辅佐政事，将要形成团结坚固的力量，实在应当有所作为，以满足天下人的希望，符合百姓的心愿。年成丰收，风俗未▯。（这两句话上下文疑有删节。）风俗，是国家的脉诊。年成好比人的肥肤，肥肤虽然和润，但脉诊不和，实在还不能算作吉祥。《尚书》说：“即使有祥瑞也不要自以为祥瑞。”何况并不祥瑞，却可以认为祥瑞吗？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污浊玩忽，上下怠惰懈怠，风俗雕敝，百姓多行巧诈虚伪，众人喧嚣不安，都重新思念中兴的救济了。况且挽救时局、拯济世道的方法，难道一定要完全效法尧、践行舜，然后才可以治理吗？只要能够修补裂缝和破坏，支撑倾斜的枝柱，随着形势裁量取舍，采用当今君主所能实行的办法，把这个时代安置在安宁的境地，也就够了。所以圣人能够权衡形势，遇到不同时代便制定不同制度，步骤有差异，各自有所设置；不强迫人去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背离紧急事务而羡慕古代所说的制度。从前孝武皇帝策书说：“三代的法制各不相同，所走的道路各有差异，但建立德业这一点是相同的。” 大概孔子回答叶公关于远方来归的问题，回答鲁哀公关于临民治理的问题，回答齐景公关于节制礼制的问题，并不是主张不同，而是所急于处理的事务不同。因此，受命建立王朝的君主，常常创制新的制度；中兴之主，也要匡正时弊。从前盘庚忧虑殷朝，迁都而改变民众；周穆王有过失，甫侯便纠正刑法。可是痛恨世俗之人拘泥文辞、牵扯古制，不通晓权变制度，认为罕见奇异的古闻值得重视，却轻视眼前所见；谋策不受珍视，计谋不被信任。一个人既然不知道善事为什么是善，又怎么会知道不善为什么是不善呢？哪里可以和他谈论国家大事？所以每当有人进言论事，颇为符合圣意，有时皇帝便下令群臣集议；即使其中有可取之处，也总被牵制反对。为什么呢？那些顽固之士不明白时势和权变，安于习惯的见解，几乎不知道享受成功，何况能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新的事业吗？他们心意闪烁、见解乖舛，不知说些什么，就只好空说一切遵循旧章。那些通达的人，有时又自矜名声而嫉妒排斥。即使稷、契重新出现，也将被困住。

译这就是贾谊被绛侯、灌婴排斥，凭吊屈原来抒发愤懑的原因。以汉文帝的明察、贾谊的贤能、绛侯和灌婴的忠诚，尚且有这样的祸患，何况其他人呢！何况其他人呢！世上的君主没有不希望得到孔子、孟轲一类的人来辅佐自己的，但真的得到他们，也未必珍视。如果不是在他们脸上题写“鲁孔丘”“邹孟轲”，大概一定不会被敬重信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这两人的善德在后世已经存在了；在当时却都被视为卑贱，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们，困顿窘迫、被削职放逐，等待放归却没有人追回，劳苦屈辱、勤劳憔悴，还被小人议论嘲笑，这就是他们后来获得声名的原因。淳厚善良的人，本来就不会歪曲正道来取媚当时，也不会用诡诈行为来求取名声；以乡愿的赞誉为耻，断绝结党营私的团体，必须等到脸上题写“鲁仲尼”“邹孟轲”，才可能得到世俗的承认。可是世上的普通君主，明察不足，不能辨别才量不同的人，反而只会接受谗言和润饰性的诉说。前代君主已经在古代错失贤才，后代君主又在今日重蹈覆辙，所以闻名一世的人才常常被当时压抑，却被后世人思念。用过去来推知未来，难道就容易吗？假如贤者和不肖者之间的差别，像泰山与蚁穴一样悬殊；谋策的得失相差，像日月与萤火一样明显，即使顽劣喧嚣的人，也还能够察觉。通常令人忧虑的是贤者和奸佞难以辨别，是非纷乱颠倒；起初相差如毫厘，后来祸福却相差千里，所以圣明的君主仍然应当对此谨慎。（《群书治要》。） 谋划成就王业不成，余下的功业还足以成就霸业；谋划成就霸业也不成，余下的局面将会怎样呢？（《意林》。） 所以应当衡量力量、估量德行，这就是《春秋》的义理。如今既然不能完全效法八代，就应当参照霸政；那么就应当重赏、严罚来驾驭臣民，明确公布法术来约束他们。若不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严厉便能治理，宽纵便会混乱。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熟悉施政的原则，所以严刑峻法，挫败奸邪轨迹之徒的胆气，海内肃清，天下安宁。嘉瑞一同聚集，多次获得丰年；把功勋荐告祖庙，享有中宗的尊号。计算治理成效，超过孝文帝。元帝即位后，多行宽政，最终因此败坏削弱，威权开始被夺，遂成为汉室酿成祸患的君主。治理国家的道路和得失的规律，在这里就可以作为鉴戒。从前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这难道不是认为文王、武王之道美好吗？实在是因为他通达权变、救治弊病的道理。所以圣人能够随时代推移而改变，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道变通，以为结绳记事的约束可以重新治理秦朝遗留下来的乱局，以《干戚》之舞足以解除平城之围。熊经鸟伸，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却不是治疗伤寒的道理；呼吸吐纳，虽然是延长年岁的法门，却不是接续断骨的膏药。治理国家的道理，类似于调养身体：平常时便调养，患病时便攻治。刑罚，是治理混乱的药石；德教，是使天下太平的粮食肉类。用德教去除残暴，就像用粮肉治疗疾病；用刑罚治理太平，就像用药石供养身体。如今承受百王留下的弊病，正逢困厄的时运。自数代以来，政事多施恩赦，驾车者放松了缰绳，马匹咬松了嚼环，四匹马横冲直撞，皇帝的道路险峻倾覆。现在正要用铁钳和嚼勒约束它们来救治局面，哪里有空鸣响和铃、清整节奏、从容走上平坦道路呢？从前高祖命萧何制定九章律，又有夷灭三族的法令；黥面、割鼻、斩断脚趾、割断舌头、枭首，因此称为具备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应当割鼻的改为笞打三百，应当斩左趾的改为笞打五百，应当斩右趾的改为弃市。对于应当斩右趾的人，既然已经损伤了他的性命；而受鞭打的人往往也会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上却是在杀人。在这个时候，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到了景帝元年，才下诏说：“加重笞刑和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能作为平民生活。于是决定减轻笞刑，使用较轻的鞭打。从此以后，受笞打的人得以保全性命。”由此说来，文帝实际上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刑罚；是用严厉达到太平，而不是用宽纵达到太平。时代既然会变化，为什么偏偏拘泥于过去呢？（“世有”以下八字，或据《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八补。）如果一定要实行你所说的办法，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确立制度，使君主以五帝为师、以三王为法，改变秦朝的风俗，遵循先圣的遗风，抛弃苟且保全的政治，践行稽考古制的道路，恢复舜时的五等爵位，建立井田制度。然后选用稷、契为辅佐，伊尹、吕尚为助手；音乐奏起，凤凰来仪；击打磬石，百兽起舞。若不是这样，那就只会增添累赘罢了。（《后汉书·崔琦传》。） 人的性情，没有不喜欢富贵荣华、美服装饰、铿锵声响、炫耀光彩、芬芳美味的。白天想着它，夜里梦见它，专心致力于这些事情，一时一刻也不从心中消失，就像急流归向低处、下游河川奔赴大海一样。如果不厚重地制定制度加以限制，人人都会穿侯爵的服饰、吃王者的食物，僭越至尊，超过上天制定的等级。所以先王治理天下，一定明确法度以阻止民众欲望，崇修堤防以抵御水害。法度废弛，民众便散乱；堤防毁坏，水便泛滥。近来法度很不考察古制，而旧有的称号和制度像漏水的蚕舟一样，于是庸俗之人设置藻饰之类的华美装饰，普通小民也享用方丈大的盛宴，下级僭越上级，尊卑没有区别。假使把鸡鸭做成蛇的脖子、龟的身体，五色纷繁华丽，难道也可以比凤凰更尊贵吗？如果不这样却没有人救治，法度败坏而不能持久，这大概正是有识之士因此忧闷而增加叹息的原因。律令另有车舆服饰制度，但制定时不从根源上断定，禁止又不严密，却想真正杜绝这种现象；珍珠美玉等玩赏装饰藏在怀袖之中，文绣之物充斥帘帐之间。（“而欲”以下二十一字，据《北堂书钞》未改本卷一百三十二、《太平御览》卷七百补。）

译如今让各家店铺出售奢侈的功名用品，商人贩卖僭越礼制的服饰，各种工匠制造淫巧器物；百姓看见这些可欲之物，不能不买，于是商人的行列家家都践踏礼制、竞尚奢侈。所以王政一旦倾颓，普天之下，无论所居何地，没有不奢侈僭越的；这并不是家家户户逐一劝告才造成的，而是时势驱使他们如此。这是天下的第一种祸患。况且世人都穿奢侈僭越的服装，无用的器物就昂贵，农本事业反而低贱了。农桑辛勤而获利微薄，工商安逸而收入丰厚（《意林》作“利厚”），所以农夫丢下农具去从事雕刻，女工放下织机去刺绣（原本作“刺文”，据《意林》改）。亲自耕作的人少了，从事末业的人多了，所生土地虽然都已开垦，但地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没有人努力耕作，怎么会有丰年？财富郁积在少数人手中而不能充分流通，百姓贫困匮乏，因而成为奸盗，是以粮仓空虚而监狱充实；一旦谷物歉收，便会有人因饥饿困乏而流亡死亡。上下都贫乏，无法互相救济。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生命耗尽，根本就会拔除；根本拔除，国家就会倾覆。这是国家最严重的毒害和忧患，足以使有热心的人焦虑。这是天下的第二种祸患。法度既已败坏，车舆服饰没有限制，婢女妾妇都戴着琢玉镶饰，穿着织有花纹的衣服；就连送葬的人家，也完全没有法度（“大”字据《御览》五百五十五补入），甚至使用涂金的车和梓木制的黄肠题凑，耗费许多珍宝财物，用牛作殉葬品，修筑高坟大墓；这种事如果也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可是世俗之人却多加赞许，都说这是勇健之子。天下人纷纷仰慕，羞于不能赶上他们。想到父母将要去世，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奉送，便节省日常供养，预先准备丧亡所需的物品。年老亲人的饥寒，竟以侍奉淫靡浮华的名声为荣，耗尽全家财产，也甘心情愿而不怨恨。贫困困厄逼迫之下，便起来做盗贼（“起”字原作“迫”，据《御览》五百五十五改），被拘捕而陷入罪法，成为世间的大耻辱。可痛惜啊，这种风俗竟成为陷害愚民的刑具（“此”字原作“化”，据《御览》改）。况且橘柚的贡品（《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六十六作“之实”，九百七十三作“之贡”），尧、舜尚且不常食用（原作“尝御”，据《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三改）；山龙华虫等纹饰，帝王也不把它们用于日常便服。如今臣下妾妇之中，吃够黄甘、厌弃文绣的，恐怕以万计了。其余同类事例，无法尽数记载。古代只掩埋尸体而不起坟，文王、武王的墓兆也与地面齐平。如今豪强人家的坟墓，已经有千座之多了。想使百姓不贫困，确实也很难。因此上天忧惧不安，人民奔波劳碌；外部沉溺于奢侈的风气，内部忧虑贫困枯竭。所以在位者触犯王法来聚敛财富，愚民则冒着犯罪受刑的危险来求得“勇健”之名，风俗的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天下的第三种祸患。一种祸患所造成的弊病，接续着荒废衰败的局面，却只想修补旧制、沿袭旧事，而不加以匡正改革；即使唐、虞重新出现，也无益于治理乱世。过去圣王深谋远虑，忧虑民情难以防范，担心奢侈淫靡危害政事，于是堵塞源头以断绝末流，使刑罚严厉、惩罚加重。善于堵塞河川的人，一定先堵住源头；善于防止奸邪的人，一定先断绝其萌芽。过去子产辅佐郑国，区别尊卑，分别章服，国家因而得到治理。难道大汉的明主，竟还不如小藩国的陪臣吗？只在于修治还是不修治罢了。（《群书治要》） 《易》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仲尼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如今官府与百姓交往，常常严重违背道理，只求解脱眼前之事，不顾先哲的教诲。役使各种工匠以及征用民间市场上的物品时，往往先设法诱骗他们前来；器物制成以后，却又不给他们工钱。老弱者受冻挨饿，在道路上痛苦号哭，到关口守候申诉，始终得不到理会。经过一年又一年，才勉强给付，又说这是拖欠的工钱，请求只付十分之三。这拖欠的工钱难道是物主的罪过吗？官府不反省责备自己，反而一再毁灭物主的财产，使他们蒙受冤屈压抑和残酷痛苦，足以感伤天地和气。既然如此，却又把破旧损坏的物品折价给他们，甚至有车舆、旧谒者冠，拿去卖无人肯买，退还又不允许。其余杂物，大都也是如此。因此百姓受到创伤而有所警惕，都把官府视为忌讳，像老鼠一样逃窜，没有人愿意应募。于是官府便逮捕他们，以威势强迫；如果内心不愿意，器械就被拿去出售，白白耗费财物，也不能办成事情。所以说“上面怎样做（《意林》作‘上面怎样行动’），下面就怎样仿效”，然后才可以称作教化。上下相互仿效竟到了这种地步，将用什么来防止呢？处罚就不宽赦，不处罚就无法治理，因此风气转而趋于欺诈，习俗变得互相欺骗，诉讼案件繁多，百姓喜好残忍虚伪。这样处理政事，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些事情都起因于掌管府藏的官吏不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假如割断小腿来使头部肥大，却不知道小腿虚弱也会使全身跌倒。《礼》讥刺聚敛之臣，《诗》说贪婪的人会败坏同类，大概都是为此而感伤。（《群书治要》） 在天下安定的时代陈述用兵策略，就好比让没有生病的人服药。（《意林》）

译传说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他的器具锋利。” 从前永平、建初年间，距离战争结束还不久，朝廷重视武备，财用充足，主管官员亲自过问，所以官兵的武器常常坚固强劲而精良锋利。有蔡太仆的弩，以及龙亭九年的剑，直到今天仍以此名闻天下（原作“谢”，据《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五和《御览》三百三十九改）。近来主管官员既不督察谨慎，诏书又误把进入之宾（“宾”字疑有误）作为对象；贪婪的官吏争相削减制作经费，狡猾的工匠又偷盗材料，甚至用麻▯包裹弓弩，用米粥混入漆中，把铠甲铁片放入醋中烧煮，使其脆弱易于加工；铠甲的孔又狭小，不能容纳人体（“治”字旧作“冶”，脱“铠”字及“不足容人”四字，均据《御览》三百五十六改补），刀和矛全都钝了（“牟”疑当作“矛”）。因此边地百姓敢于和勇士争斗，都是自己制造私兵，不肯使用官府器械。汉朝所以能够制服胡人，只是凭借铠甲和弩的锋利。如今铠甲不坚固，弩也不强劲，永远失去了所依仗的东西。况且士人的身体，如果兵器钝、铠甲[字形有误]，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即使是孟贲、下庄，也还会犹豫。由此推论，以小事来比喻大事：假如三军的器械都可靠可用，那么士气和勇势就会盛大，人人都有奔赴敌阵、决不回头的意志。假如器械都破败不堪，不能确定是否可用，士兵也会争相奋勇，甚至不避水火。三军都奋勇作战，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确实应该重新申明关于巧工的旧令，取消对进献物品的征课，恢复原有的制作经费。即使会被官吏和工匠从中侵蚀，也总胜过从根本上自我损害。假如把器械坚固锋利、能够使用作为根本，不必再问其他，《月令》说：“器物上要刻上工匠的姓名，以考察他的诚信；功效如果不合要求，一定要治他的罪，以追究事情的真相。”如今虽然刻了姓名，但赏罚不能实行，又多次有赦免赎罪，主管者肆无忌惮，没有什么惩罚。兵器铠甲，是国家的大事，应当特别留意，加重有关的治理和惩罚。胆敢以巧诈手段制造器械的，立即治罪；罪行不得因赦免或赎罪而除去，这样官吏才会敬守职分，工匠才会谨慎从业。（《群书治要》） 过去圣王治理天下，都设置诸侯来统治百姓。国家有固定的君主，君主有确定的臣属，上下彼此安定，政事如同一家。秦国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县，于是君臣之间开始有了不亲密的弊端。汉文帝、汉景帝担心这种情况，所以命令县令长任职到十多年，有的人在位甚至传给子孙；任职长久就彼此熟悉，上下之间没有隐藏真实情况的地方，加上意志坚定专一，安于官位、乐于职守，谋求长久的功业，不施行苟且的政事；官吏和百姓供养他们（《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作“养”），也竭尽忠诚（《北堂书钞》作“诚”）而没有仓促应付的打算，所以君臣和睦，百姓安康快乐。假如安康快乐的心充满内心，和气就会在外部得到响应，因此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近来政教渐渐改变，对大臣的重刑有所缺失，而对下级官职却设置了严密苛刻的法网；辅政大臣不思考宽厚的德政，州牧郡守相互驱逐，各自竞相挑剔细小过失，吹毛求疵，罗织重罪，深加诋毁，以中伤忠贞善良的人。长吏有的确实清廉，内心平正，行为纯洁，反省自身没有愧疚，不肯媚事权贵，曲意行礼也不施于属下，私人的敬意在官府中也不废弃（此处有脱误）。州郡官员侧目相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意旨，于是选用善于舞文弄法的奸猾官吏，面向墙壁编造条文，诬陷其全家，拘捕他的妻子儿女。人情上以妻子儿女被捕为耻，他便不等逼迫就自行离去。况且君主没有不想得到西门豹、子产这样的臣子的；然而西门豹治理邺地一年，百姓却想杀他；子产辅佐郑国，起初也被人诅咒，三年以后，德政教化才融洽普及。如今长吏上任百日，如果没有显著的其他表现，州郡官员便侧目相待，怀着恶意对待他；任满一年仍寂寂无闻，就立即被驱逐。即使西门豹、子产重新在世，刚刚出现一些怨恨或毁誉，便按时奔驰调动，他们又怎么能够建立易歌那样的功勋，留下不朽的声名呢！这就如同冯唐评论汉文帝不能任用李牧一样。近代汉朝所谓的良吏，黄侯、召父治理郡国，任职都将近十年，然后功业才显著。况且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人，也说“三年才会有成效”，何况普通平庸之士，却要责求他们在仓促之间见效吗？所以那些仓促取得成效的政绩，必定有横暴酷烈的过失。但世俗却归附称赞，说这是善于治理，于是被罢黜的人又重新升进，被弃用的人又重新任用，横加迁调，越级提拔，不按次序。因此残暴凶猛的人便尽情施展毒害，仁慈贤良的人也被世俗逼迫而作虐；他们本来的操守虽不相同，最终却都被驱使到同一条道路上。所以朝廷不能任用温和善良的人，百姓不能蒙受宽厚恩惠，百姓的性命便交付在酷吏之手，百姓嗷嗷的怨声，罪责都归于上层。百姓善待他就拥护他，厌恶他就仇恨他；如果仇恨遍及天下，难道能不畏惧吗！因此凡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都非常畏惧自己的百姓。既畏惧百姓的怨恨，又畏惧由此招来的惩罚，所以像对待受伤的病人一样供养他们，像爱护初生婴儿一样爱护他们，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始终怀着畏惧，担心失去群臣的和睦，毁坏先王的法度。如今朝廷虽然屡次颁下施恩的诏书，表达抚恤百姓的意愿，但法度和政令严重失去了养民之道，劳心劳力却没有功效，文辞华美繁多而实际内容很少。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利于百姓的方法，就应当大幅度地改革法令，设法使长吏安定牢固；宽免他们的小罪，放宽对细微过错的追究，只取其大体上惠及下民这一点罢了。过去唐、虞的制度，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才升降官员，用来表彰善者、简除恶者，使臣下尽力。汉朝的法令也是三年考察一次治理状况，举荐孝廉和尤异之人。汉宣帝时，王成担任胶东相，黄霸担任颍川太守，都任职将近十年，只是增加俸秩、赐给黄金，封为关内侯，然后依次入朝担任公卿；此后政教大为推行，功勋流传于竹帛。这些都是先帝的旧法，应当沿用。中兴以后，上官象任并州刺史，祭肜任辽东太守，各自任职十八年，都增加俸秩至中二千石。建初年间，南阳阴意由诏书授任郎官，出任饶阳令，任职二十三年；后来改任寿阳令，又任职十八年（“建初”以下二十九字据《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服令门”补）。

译近来所见，有的在一个任期之内，郡守更换数名二千石官员，像波浪翻滚、旋转不定，溃乱纷纷，官吏和百姓疑惑不解，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卿和尚书也同样如此。况且台阁的职务尤其应当选择熟悉任事的人。汉文帝时，尚书只加厚赏赐，很少调任外地，因此机密事务周密严谨，没有泄露。过去舜任命九官，从在文祖庙接受命令直到巡视四方，五十年都没有听说再次更换。圣人在古代这样实行，因而达到时世和谐；汉文帝、汉宣帝仿效这一制度，也达到盛大太平。如果不能这样实行，就是以仿效唐、虞为羞耻，以遵循先帝为可耻了。（《群书治要》） 过去贤明的君王统治百姓，大概都是满足他们的欲求，同时为他们规定节制。凡是人情普遍喜欢的，就推己及人地予以满足；因为百姓都有乐于生存的本性，所以分给俸禄来供养士人，规定住宅和井田来养育百姓，然后上下各自得到满足，内心才会安定。人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衣食得到满足以后，才可以教导他们礼义、用刑罚威慑他们。假如衣食不足，即使慈爱的父母也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何况君主能够约束臣下吗！所以古书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如今让他们分掌威权、治理百姓、审理诉讼、办理府中事务的，都是群臣；可是他们的俸禄非常微薄，向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父母是人性所爱的，妻子儿女是人性所亲近的。所爱所亲的人将要受冻挨饿，即使冒着刀刃去求取利益，尚且不会躲避，何况能让他们面对财物、统率众人而不取吗！这就好比让口渴的马看守水，让饥饿的狗看守肉，却希望它们不去侵取，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不可疑之处，形势也有不能如此之处；大概这类人即使偶尔有本来富裕、品行高洁的，也不到百分之一，不能把他们作为天下普遍的标准。圣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提高他们的俸禄以防止贪欲，使他们从俸禄中取得满足，不和百姓争夺利益。因此士人养成了推让的风气，以谈论十五税一的谋生之计为耻，而让葵菜停止生长、使织妇放下织机的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三代的赋税，足以代替士人的耕作。晏平仲不过是诸侯的大夫，俸禄却足以供养五百人，这难道不是俸禄优厚宽裕的缘故吗？从前暴秦违背正道、背弃圣人，给自己厚加封赏，却把臣下当作俘虏对待。汉朝兴起后因循沿用，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一个拥有百里辖地的长吏，承担着诸侯的职责，却领取看守门户之人的俸禄；请举一例，用来说明其余。一月俸禄只有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即使想要崇尚节俭，也应当有一个随从。假如没有奴仆，还得雇用宾客。宾客一月的工钱一千，油脂肉食五百，柴炭盐菜又五百。两个人吃粟六斛，剩下的钱只够供给马匹，哪里能够供给冬夏衣被、四时祭祀和招待宾客一斗酒的费用呢？何况还要迎接父母、接来妻子儿女呢！不迎接父母，就违背早晚省视的礼制；不接来妻子儿女，就会断绝后代。接来以后又不足以互相供养，除非是伯夷、叔齐，谁能甘愿饿死呢？于是就产生卖官鬻狱、盗窃以及主管官吏侵夺的奸邪行为。孝宣皇帝哀怜这种情况，于是下诏说：“官吏如果不廉洁公正，治理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官吏都勤勉办事而俸禄微薄，要他们不侵夺百姓，实在困难！” 应当把俸禄百石以下的官吏增加十分之五。然而这仍然俭薄狭窄，也比不上古代所给的俸禄；即使不能完全遵循古制，也应当稍加增加，以填补他们的匮乏，使俸禄足以代替耕作、供其自身生活，从而断绝他们内心顾念奸利的想法；然后再加重他们接受财物的惩罚。这样，官吏在财物面前就会有所顾忌，对外畏惧严刑，人人怀有羔羊般的廉洁，百姓也就不会遭受侵夺和枉屈了。过去周朝衰微时，大夫没有俸禄，诗人曾加以讥刺。暴秦的政令，开始制定微薄的俸禄。亡新之乱时，甚至不给官吏发俸禄。三个覆亡朝代的过失，虽然时代不同，做法却相同。我们没有什么可鉴戒的，只有夏后氏和商朝。前车倾覆的道路，应当拿来作为警戒。”（《群书治要》） 大赦的创制，是圣王接受天命兴起以后，讨伐叛乱、铲除残暴，诛灭首恶，赦免臣民，使他们逐渐受到教化熏染的做法。到了战国时期，犯罪的人常常逃奔邻国，于是便实行赦免，用来诱使那些逃亡者回来。汉朝承袭秦制，遵循而没有逾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才实行大赦，只是表示不废弃旧章罢了。近来永平、建初年间，也是六七年才大赦一次。逃亡的人都老死在荒野，穷困而受到惩戒，几乎等同于死亡。近段时间以来，几乎每年都大赦一次，百姓因而轻慢放纵，轻易做出奸邪非法之事。每当临近春节，认为有侥幸机会，犯恶之事尤其多。近年前一年之内，大赦大小四次。俗谚说：“一年两次大赦，奴仆也会暗中作恶。”何况不守法度的人，谁不会肆意妄为呢！于是把大赦当成通常的习俗，起初盼望它；过了期限没有实行，逃亡者便积聚起来，同党成群聚集，成为朝廷的忧患。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得不大赦。大赦助长奸恶，奸恶又促使大赦，彼此辗转驱使，双方都不得停息；即使每天大赦，祸乱也只会更加繁多。这就像因为坐着饮酒过多而发作消渴，却又不断饮水，最终也不会有尽头。又逢即位改元之际，没有不大赦的。每次诏令都说：“荡涤过去的罪恶，将和士大夫重新开始。” 这实在是轻薄先王之制，而且长远看来没有改变的道理，也不是彰明孝道、抑制邪恶的方法。过去《管子》说：“赦免，是放开奔马的缰绳；不赦免，是治疗痈疽的砭石。”至于匡衡、吴汉，都是将相中的俊杰，也都曾进言说不应当屡次大赦。如今如果想要尊重先王的制度，就应当开阔明白地重新颁布一次大赦令，并且明确告诉天下，使人知道今后永远不再赦免；这样臣下和百姓都会震惧，不敢轻易犯罪。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也应当相隔十年以上才大赦一次。（《群书治要》）

译从前圣王建立井田制度，把土地按人口分给人们共同耕作，使各家彼此相称适合，让人们不至于有的过饥、有的过饱，劳逸大体均衡；富裕的人没有条件僭越差等，贫穷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暴秦开始毁坏法度，控制百姓的财产，既没有纲纪，反而尊崇奖赏兼并土地的人。乌氏从牧童成为富豪，所受宠信比得上诸侯；寡妇清凭借开采丹砂发家致业，朝廷用接待国宾的礼节对待她。于是奸巧狡猾之徒的苗头，便肆意滋长。上等人家拥有亿万财产，土地多得可与封君相比；他们行贿来扰乱执政，豢养剑客来威胁百姓，擅自杀害无辜，号称没有在市场上被处死的子弟，生死所享用的待遇，大多比拟人主。因此下等人家困顿艰难，没有立足之地，只好父子低头，像奴仆一样侍奉富人，亲自率领妻子儿女为他们服役。所以富人坐享剩余财富，每天织造享乐；贫穷的人踩着短缺的生活度日，年年被役使，仍不能满足衣食，活着有终身劳苦，死后有尸骨暴露的忧患；年成稍有歉收，就流离于沟壑，嫁妻卖子。他们因此伤心、腐朽内藏，失去活人的乐趣，实在无法尽述。所以古代有迁徙人口、互通财物的办法，来供养百姓。如今青、徐、兖、冀四州人口稠密而土地狭小，不能互相供给；而三辅附近以及凉州、幽州内地相邻的郡县，都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田地适宜耕种，却全都不肯开垦。小民的性情是安于故土、看重迁徙，宁愿挨饿，也不考虑迁往乐土。因此古人说人是“瞑瞑”的，是说他们昏昧无知，就像成群聚集的羊，需要主人放牧、饲养和处置；把它们放在茂盛的草地上，就会肥壮繁殖；放在贫瘠盐碱的土地上，就会零落消瘦。因此景帝六年下诏给郡国，让百姓可以离开贫瘠狭窄的地方，迁往宽阔肥沃之地。到武帝时，于是把关东的贫民迁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共七十二万五千口，后来又把奸猾官吏迁到关内。如今应当重新遵循旧例，把不能靠自己谋生的贫民迁往宽阔之地，这也是开垦荒草土地、救济百姓的方法。（《通典》一） 战国时天下分为十二国，魏国有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地，百姓因此作歌颂扬；蜀郡有李冰开凿离堆，使三江水道相通，益州至今还依赖它。秦国开凿郑国渠，汉朝修筑白沟，于是关中被称为陆地上的大海。（《御览》七十五） 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教百姓耕种。他的方法是三张犁共用一头牛，一个人牵引牛向前下种，拉耧播种都由此完成，一天能播种一顷，直到今天三辅仍然享受它的好处。如今辽东的耕犁，犁辕长四尺，转弯时彼此妨碍；既要用两头牛，又要两个人牵牛，一个人扶犁耕地，一个人下种，两个人拉耧，总共使用两头牛、六个人，一天才播种二十五亩，差距竟这样大。（《齐民要术》一，《御览》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夏扈鸟催促人们耘田锄草。（就是“窃脂”，也叫“获谷”。《事类·夏赋》注） 我先前担任五原太守时，当地人不知道缉麻纺绩。冬至时就堆积草料，躲卧在里面；如果看见官吏，便用草缠住身体，令人心酸。我于是卖掉储藏的物资，得到二十多万钱，前往雁门、广武迎请织工，让技艺精巧的工匠制造织机并教人纺织，用来教导百姓织布。把这些情况全部上报了。从前有人羡慕推让财产的名声，把田地产业推给弟弟。不久以后贫困匮乏，反而凭借威势强行到弟弟那里借贷，这是不应该的。张开遮蔽天空的大网，用来罗致天下士人；同类之人聚集在一起，像蚂蚁一样依附。谋臣频繁遭受困辱而被迫服从，党徒在下层形成，君主在上面便孤立无援。（《意林》） 马匹平时不加以饲养，就难以追赶远途；士人平时不加以选拔训练，就难以应付紧急事务。（《意林》） 叶公喜欢偷取羊，虽然能够揭发奸邪，但君子并不认为这值得尊重。（《意林》） 国家不信奉正道，工匠不遵守尺度，灭亡就指日可待了。（《意林》，《御览》四百三） 没有赏罚分明的君主，却想使世道开始治理，这就像不准备梳子和篦子，却想使头发整齐，是不可能做到的。（《意林》，《御览》七百十四） 术士说：“冬天开花繁茂的，春天一定会凋杀。”（《意林》） 如今掌管州郡的人，自己违背诏书，任意出入。每当诏书想要禁止断绝某事，即使言辞十分恳切悲悯，甚至把责骂写到了极点，他们仍然反复废弃不执行，始终没有悔改之意。所以乡里俗语说：“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得到诏书，只把它挂在墙上。”永平年间，诏令禁止吏卒把马拴在宫外的树上，以免伤害树的枝叶。又诏令洛阳制作头巾的工匠，所做头巾一律周长二尺五寸。人的头有大小，不能用同一个尺寸。这道诏令是不能实行的。（《初学记》二十四，《意林》，《御览》十三、四百九十六、五百九十三） 洗涤百姓的心灵，涤除浮华的风俗。（《意林》） 永宁年间的诏令说：“钟声响过、漏壶滴尽以后，洛阳城中不许有行走的人。”（《文选·鲍明远放歌行》注） 诏书规定：按照旧例，三公征召士人，以四项标准选取人才：第一，德行高尚美好，志向气节清正纯洁；第二，学问通达、品行修养良好，并精通经学，达到博士的水平；第三，明白熟悉法令，足以裁决疑难，能够审察文书、复核诘问；第四，刚强坚毅而多有谋略，遇到事情不迷惑，才干足以担任三辅中事务繁剧的县令。（《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况且三公，是天子的股肱；属官，则是三公的喉舌。天子应当对三公恭敬自持，面向南方处理政事；三公也应当把谋议托付给属官，让他们用来答复天子。（《北堂书钞》六十八，《御览》二百九） 三府的属官，职位低而职责重；等到他们获得官职时，又大多能超常擢升，有的一个月就能成为州郡长官，有的几年便能做到公卿。确实，如果不凭借不合适的人，那么有罪的官员就会背着文书逃亡。（《北堂书钞》六十八） 秦国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县。（《北堂书钞》七十八） 旧制度规定，人口一万户以上的地方设置大县令，用来表彰他安抚治理百姓的能力。（《北堂书钞》七十八） 孝宣帝时，边境以外安定平静，单于叩头前来朝见；这是世世代代不受拘束的俘虏。（《文选·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注引崔寔《本论》） 秦国割裂六国君主的势力，割去百姓的鼻子并杀害他们，于是穿赭色囚衣的人堵塞道路，有鼻子的人反而成为丑陋的少数。因此百姓像鸟兽受到惊吓一样惊恐逃散，不知道归附谁、把性命托付给谁。（《文选·广绝交论》注，《御览》三百六十七） 再看世人互相评论，往往只凭一次见面交往，就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和是非。（《文选·三国名臣赞》注引崔寔《本论》） 等到他出仕以后，便足以救济世道、安定百姓。（《文选·诸渊》碑注，又陆机《吊魏武文》注） 秋风凛厉之时，便赏赐武臣。（《御览》二十五） 大昊氏的时代，设置九庖之官。（《御览》七十八） 搔抓癣疥这种小病，先让人发笑，后来却会令人忧愁。（《御览》三百九十一）

译君主以审慎发布命令为明智，臣下以奉行命令为忠诚。所以违背制度而行赏，叫作擅自施恩；违背命令而施刑，叫作擅自作威。施威就会使人畏惧，施恩就会使人归附。威和福，是君主掌握的神器。譬如操持莫邪剑，握住剑柄，人就没有谁敢抗拒；失去剑柄，反而会被剑所伤。（《御览》六百三十八） 师旷说：人的骨骼和头发，就像木材有弯有直；弯曲的适合做榆木，直的适合做檀木。檀木适合做车辐，榆木适合做车毂。（《御览》九百五十二） 小民的头发像韭菜，剪掉还会再长；头颅像鸡，砍掉还会发出叫声。官吏不一定值得畏惧，从来都可以轻视，为什么还想得到什么呢？（《御览》九百七十六） 治理世道却得不到真正的贤才，就像治病没有真正的药；本应使用人参，却反而得到萝卜根。（《御览》九百八十） 卷四十七 ◎崔寔（三） ◇《四民月令》（谨按：《隋志·农家》著录《四民月令》一卷，说是后汉大尚书崔寔所撰；《旧唐志》相同，《新唐志》作崔▯，是误写。宋代目录没有著录。近人任兆麟、王谟都辑有辑本，但编次不合体例，而且遗漏很多。王本又误以为《齐人月令》就是《四民月令》，而他从《齐民要术》中采录的六条，是今本没有的，文体也不相同，不知依据何在。我既然辑录崔寔《政论》一卷，因而也涉及这部书，搜集记录散佚文字，得到二百多条，删并重复内容，按月份分章，编为十二章，定为一卷。由于此书也有注文，怀疑注文也是崔寔所撰。过去引用的人有时把注文当正文，现今加上“注”字并隔开。王本从《齐民要术》中采录的六条，仍附存于后，等待考证。又有《齐人月令》一卷，为唐代孙思邈所撰；《宋志》列在《时令类》，现今已经亡佚，也一并附在后面，以免与崔寔的书混淆。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命。《洪范》所说八种政务，第一就是粮食。孔子谈论政事，也先说使粮食充足。自古至今，没有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却还能保有国家和家族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可惜古书流传日益减少。《汉志·农》著录九家，见于《隋志》的仅有▯胜之家；见于《新唐志》的只有尹都尉、▯胜两家，而且还多出《汉志》所没有的范子计然一家。到了宋代著录，才有《齐民要术》；在此以前的几家，完全没有传本。只是后来又增收一些晚出、空疏而不适用的书，甚至把茶、蟹、花、石等不急迫的事务也滥收其中，实在不是农家著书的本意。同乡学友洪颐暄开始辑录《范子计然》一卷、《▯胜之书》二卷。到我辑录这部书时，虽然全都残缺不全，但对于搜罗散失的旧闻，私下也算有所助力。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这部书是保存还是亡佚，我也不敢知道；这就要看爱好古籍的人是否广泛传播它了。嘉庆甲戌年十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正月初一，称为正旦。亲自率领妻子儿女，洁净地祭祀祖先。到了祭祀那天，进酒、降神等仪式完毕，家中无论尊卑老少，都依次排列在祖先面前。儿子、媳妇、曾孙，各自向家长献上椒柏酒，举杯祝寿，呈现出一派欢欣的样子。（《齐民要术》三，《艺文类聚》七十二、八十九，《初学记》四两次引，《白孔六贴》四，《岁华纪丽》一，《御览》二十九、九百五十八）。（注）正日进献椒酒、柏酒；椒是玉衡星的精华，服食它可以使人身体轻健、耐于衰老；柏也是仙药。进酒的次序，应当从年幼者开始，以年少者为先（《初学记》四，《白孔六贴》四，《御览》二十九）。上辛日，清扫韭菜畦中的枯叶（《齐民要术》三）。上除日或十五日，调合各种膏剂、小草续命丸以及散剂等药。农事尚未开始，命令成童以上的人进入大学，学习《五经》。（注）指十五岁以上至二十岁的人。砚台中的冰融化，命令幼童进入小学，学习篇章。（注）指九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人。所谓篇章，是指《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类的书。命令女工赶快织布，主管馈送、酿造春酒。（《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四，《艺文类聚》五十八，《御览》六百五，《事类·砚赋》注）雨水节气期间（《御览》三十七）。地气向上蒸腾，土壤长高，露出木桩；陈旧的根可以拔除，应赶快耕作坚实的黑垆土田（《齐民要术》一，《御览》三十七），给畴田施肥。（注）畴是种麻的田（《齐民要术》二）。可以种瓜。（注）种瓜宜选戊辰日（《齐民要术》二，《事类·瓜赋》注）。可以种瓠（《齐民要术》二、三），可以种葵（《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二十三），可以种Ε、韭、芥（《齐民要术》三）、大小葱、蒜、苜宽厚以及杂蒜。（注）这两种东西也可以在此时种，但都不如秋天种的好（《齐民要术》三）。应当勉强种蓼（《齐民要术》三），可以腌制芋头（《齐民要术》二），可以制作各种酱、肉酱、清酱（《齐民要术》八）。从正月初一到月底，可以移栽各种树木，以及竹、漆、桐、梓、松、柏和杂木。只有结果实的树木，要到望日就停止移栽；过了十五日，果实就会减少（《齐民要术》四）。正月底到二月，可以种春麦、《豆卑》豆（《齐民要术》二），可以剥取树枝（《齐民要术》四）。从正月一直到夏季末，不可砍伐树木，否则一定会生蛀虫。（注）有人说：如果当月没有壬子日，可以在上旬砍伐，即使在春夏也不会生蛀虫；但仍有剖裂、开解的损害，又违犯时令，不是急需就不要砍伐。（《齐民要术》五） 二月祭祀大社的日子，向祖父母和父母献上韭菜、鸡蛋（《初学记》三，《御览》十九）。阴寒冻结完全消尽、沼泽干涸以后，可以耕作肥美田地、松软土地以及河边水域的地方（《齐民要术》一）。顺应阳气练习射箭，以防备意外。春分节气期间，雷声开始响起，前后各五日。卧室应当男女内外有别。（注）有不戒慎的人，所生子女就会先天不完备。养蚕的事务尚未开始，命令缝纫工人洗涤冬衣，拆开夹层重新制作夹衣。若有多余的丝帛，就用来制作秋衣。（注）凡是洗涤旧丝帛，用灰汁洗，颜色会发黄，而且质地肥厚。把小豆捣成粉，过细绢筛投入热水中用来洗涤，能使丝帛洁白柔韧，比皂荚还好。可以出售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收集薪柴和木炭。（注）木炭堆积下面的碎末，不要让它丢弃；捣碎过筛，用淘米水调和，再捣到均匀，搓成鸡蛋大小的丸子，用来烘火取暖，常常可以一直烧到天亮，坚实耐久，超过木炭十倍（《齐民要术》三）。榆荚成熟而且还青时，收取晒干，用来作为美好的储藏食品。（注）“旨”是美，“蓄”是储积。司部收取青小麦，晒干，到冬天用来酿酒，酒味滑美芳香，适合供养老人。《诗》说：“我有美好的储藏食品，也用来抵御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