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魏五十◎嵇康（四）

译这样一来，隐藏和遮掩的心情必定存在于内心，虚伪懈怠的机心必定会表现在事情上。如此，是非的议论既已明白，赏罚的实际执行又很坚决。他不知道遮蔽在阴暗处可以不留下影子，却忧虑影子不能隐藏；不知道没有施行可以没有忧患，却忧虑施行得不够巧妙，这难道不可悲吗！因此，申侯苟且顺从，招致楚恭王的废弃；宰▯沉溺于私心，最终遭受了自己的祸害。由此说来，从未有怀抱隐情、顾念私利而能在清明的世道中立身，也从未有隐藏过错、藏匿实情而能获得明君信任、显扬声誉的人。因此，君子既要具备自己的本质，又要观察借鉴他人。看重光明通达的品德，虽少见也要保存它；厌恶矜持吝啬的品行，便抛弃并远离它。施行一件错误的事，内心就对神明感到惭愧；轻视隐藏的一处过失，外表就为自己的形迹感到羞惭。言语不随便隐讳，行为不随便隐藏。不因为喜爱某人就苟且说他是善，不因为厌恶某人就苟且说他是非。内心没有什么可矜夸的，感情没有什么可牵系的，形体清正，精神端正，是非判断恰当。忠诚感动明天子，诚信深深取信于万民；把胸怀寄托在八荒之内，使坦荡之德流传于永远。这难道不是贤人君子高尚品行中奇异而美好的地方吗！有人问道：“第五伦有私心吗？”回答说：“从前我哥哥的儿子生病，我一夜之间去探望十次，回来后却能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我一整天都不去看望他，却整夜不能入睡。”像这样，可以说是有私心还是没有私心呢？”回答说：“这是有是有非的问题，并不是私心。私心以不说出来为特征，公心以把话全部说尽为标志；善以不留下名迹为本体，非以有所施行为过失。如今第五伦把内心的实情显露出来，这是无私；但以自己曾多次探望哥哥的儿子而矜夸、因而不能入睡，这是有过非。无私却有过非，是因为没有施行的志向。所谓没有施行，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一切都做尽；所谓多有吝惜，也不只是完全不说而已。所以，多有吝惜会有过非，没有施行反而有正确之处。然而，没有施行之所以有正确之处，是因为志向没有崇尚的对象，内心没有欲求，通达大道的真实情理，行动顺任自然，于是便没有什么途径会导致过非。守持专一而无所施行，既无私心又无过非，同时具备这两层意义，才是最完美的。若有过非却能够说出来，这胜过以不说来掩饰私心，并非没有实情，而是把最大的过非说出来。如今第五伦有过非而能将它显露出来，不能说他不公；他所显露的是是非，不能说他有所施行；明明有过非却说成是私心，也不能说他不迷惑于公私的道理。”（此文见本集，又略见《晋书》本传、《艺文类聚》二十二。） ◇《管蔡论》有人问道：“考察《记》中的记载：管、蔡散布流言，在东都反叛作乱。周公出兵征讨，以凶恶叛逆之罪将他们诛杀。他们的顽固邪恶显而易见，恶名流传千里。况且，父亲周文王圣明，兄长周武王也圣明，却竟然没有在他们年幼时察觉他们的凶顽愚昧，没有发现他们是不善的子弟；反而让他们治理殷地残破的百姓，使他们在藩国显贵荣达；直到罪恶积累、罪行形成，最终遭遇祸害。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内心也无法安宁。希望听听其中的说法。” 回答说：“好啊！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好。过去文王、武王任用管叔、蔡叔，是着眼于实际；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出于权宜。权宜之事显露在外，实际的道理却被掩没，所以使当时的人全都把管叔、蔡叔认作顽劣凶恶之人。现在我正为你说明其中的道理。管叔、蔡叔都服从教化、殉守义理，忠诚出于本性。因此文王把他们列为显要，启用旦、叔二圣，举拔而任用他们，并不是因为亲情而互相偏私，而是为了崇尚德行、礼遇贤人。他们救济殷地的弊病，安抚并辅佐武庚，以改变顽劣的风俗；功业有所成就，所以历世不废，声名冠绝当时，被列为藩臣。到了武王去世、成王继位而年幼，周公执掌政事，率领朝见的诸侯；他想光大前代事业，以隆盛周王业。然而管叔、蔡叔服从教化，却不能通晓圣人的权宜之计；终于遭逢大变，不能自行申明。他们内心忠于王室，于是抗言率众，想要除去国家的祸患；他们希望保存天子，甘愿使旦遭受毁谤。这正是愚拙的忠诚激愤发作、因而招致祸患。成王彻底觉悟，周公的功绩得到显明，又重新统一教化、整齐风俗，以义理断绝亲恩。虽然成王内心确实信任周公，外在的情势却不能成立。管叔、蔡叔起兵叛乱，受迷惑的人遍及各地。因此周公忍痛施刑，流着眼泪执行诛杀。这样是为了表明赏罚，即使亲属也不回避；凡是荣宠爵位所显扬的，一定是盛德；凡是刑戮鞭挞所施加的，一定是有罪之人，这才是施行教化的正道。” 如今公正的论断是：管叔、蔡叔虽然怀有忠心、抱持诚意，但终究因为罪行而被诛杀。罪行和诛杀已经昭然，不可能再为他们申理。他们内心的隐情必定幽暗潜伏，罪恶却终于显露。幽隐与显章的道路大不相同，所以历代以来都没有人替他们发明真相。然而议论者承袭已有的名声，相信表面的行为，便把管叔、蔡叔认作恶人，却不知道管叔、蔡叔之所以被视为恶人，正会使三位圣人显得不明智。假如三位圣人并不昏暗，那么圣人就不会任用顽劣凶恶的人；顽劣凶恶的人既不能容于当时，管叔、蔡叔就不会凭父兄关系求取私恩；既然被任用必定是因为忠良，那么二叔本来就是善人。如今如果根据三位圣人任用人的明智，思考他们显然授予的实际道理，推究忠贤之人被暗中处理的权宜，把它作为治国的大纲来论说，那么二叔的善良就会显现，三位圣人的任用也就都有道理，流言也有了产生的缘由，周公的诛杀就是正确的。况且周公摄政时，邵公并不高兴。由此推论，管叔、蔡叔虽然心怀疑惧，却不能因此说他们不是贤人。忠贤之人可能不能通晓权宜之计，三位圣人并没有任用恶人，而周公又不得不诛杀他们。这样一来，三位圣人所任用的确实是善良之人，周公的诛杀也合宜，管叔、蔡叔的内心可以得到说明，于是大义就贯通了，内情和外在行为也都得到解释，再没有彼此攻伐、互相负累的地方，那么当时的议论也就会释然彻底地消解了。（本集）

译◇明胆论 有一位吕先生，精研义理，体味道术，考察是非。他认为人可以只有胆识而没有明智，但有明智便一定有胆识。嵇先生认为明智和胆识作用不同，不能互相产生。论说如下：天地元气陶铸万物，众生都承受它。禀受有多有少，所以才性有昏暗和明达的不同。只有至人特别禀受纯美之气，内外兼备，没有不完整的地方。低于至人的，大概就有所欠缺了。有的人明于观察事物，有的人勇于决断。人的性情有贪有廉，各自都有所止限。譬如草木，种类区域不同，便各有区别。兼具明智和胆识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广博；偏受一方面的人，只能守住自己的本分。所以我认为明智和胆识是不同的气，不能互相产生。明智用来观察事物，胆识用来作出决断；只有明智而没有胆识，虽然看见了却不能决断；只有胆识而没有明智，就会违背道理、错失时机。因此子家软弱，陷入弑君之祸；左师不能决断，被华臣逼迫，都是智慧已经达到，却不能实行决断。这个道理很明白，不应有所滞碍。因此我只略举一个方面，想来你不会再重疑了。” 吕先生说：“恭敬地读了你的来论，可以说是教诲也没有再超过它的了。辨析道理贵在简约而能穷尽实情，何必崇尚浮华污杂和迂曲荒诞呢？如今你的论说竟援引混沌元气作为比喻，为什么如此空泛而直率轻慢！所以我只就人事中最切要的地方直接回答你。汉代的贾生，陈述切直的策略，奋力提出极其危急的言论；实行它而毫不迟疑，是明智有所察见；忌惮鹏鸟而作赋，是昏暗有所迷惑。一个人的胆识，难道会有增减吗？大概只是看见或看不见，所以行动有成效或没有成效罢了。子家、左师都愚昧迷惑而见识浅陋，明智不能彻底通达，所以被暧昧的事理所迷惑，最终遭受祸害。难道是明智能照察事物，而胆识却不能决断吗？霍光怀有深沉勇敢的气概，承担上将的职任，在王贺之事上进行争战。延年是文士，早先没有武勇的名声，但陈述义理、奋发言辞，胆气直冲云霄，这不正是它的验证吗？至于荆轲授首、陵母伏剑，明智和果断的同类，像这样的事情有千千万万，想要详细记录，无法说尽。何况有人看见平坦的道路却不敢迈步，登上通天的道路却疑惑不能到达太清之境吗？至于思虑弊病这一类人，能够自己寄身于幽暗之中，舍弃身体陷入井中，像盗跖逃身于虎口、穿墙小偷把头伸进沟渠，以及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的愚蠢勇敢之人，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 因此我说，有明智而没有胆识，没有胆识的人也能偏守一端，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不需要多作譬喻，所以不再广泛援引繁杂的言辞。假如你还不能由一点推知其余三点，仍然有所疑问，我愿意承受你后面的教诲，再让你充分陈述一番。” 论说性情，辨析异同，本来就应当追究所禀受的始终，推求气分的由来；顺着端绪推到末端，这才不违背道理。如今你想抛开混沌元气，只搜集眼前所见，这就像喜欢道理的纲目，却厌恶把握纲领。本论说二气不同，明智不产生胆识；如果要把它推到极致，就应当让一个人具有无所顾忌、无刺无讽的胆识，同时又有观察事物的明智。这样就应当有不能成功的祸害；这并不是中等人的血气所没有的，又何必再用明智去资助它？二气存在于同一身体中，明智能够运用胆识，贾谊就是这样。贾谊的明智和胆识，自足以相互配合，所以能够成就事情。谁说绝无只有明智而没有胆识、却独任明智来行事的人呢？只是你自己说出这种话，以迎合你的论说。忌惮鹏鸟而作赋，是明智有所不能周遍，这对胆识有什么妨害？明智既然用来观察事物，胆识就能够实行它。明智没有看见的，胆识应当决断什么？进退相互牵制，难道可以说胆识有增减吗？照你这样说，贾生陈述策略，是明智所看见的；忌惮鹏鸟作赋，是昏暗所迷惑的。你前面明彻，后面昏暗迷惑，这就是明智有增减。假如明智有进退，胆识又怎么不可以偏于一方呢？你说霍光有深沉的勇气，在废黜君王之事上争战；这种勇气也有所受阻。而你说一个人的胆识哪里会有增减，这一点倒是正确的。” 贾生受鹏鸟之事的迷惑，是明智有所阻塞；霍光害怕废立之事，是勇气有所受阻。只有极其明智的人才能不受迷惑，只有极其胆勇的人才能毫不亏损。假如自己不是这样，谁能没有弊病和损失呢？只是应当总括有无的大略来进行论说罢了。事物以实际看见的情形为根本。延年奋发而出，通晓义理、气概凌云，这就是胆识；但你说他早先没有武勇的名声，这是相信先前的声誉而怀疑后来成事。延年参与议论，是明智所看见的；壮盛的气势腾跃猛烈，是勇气的决断。这已经足以作为观察了。你又说有明智而没有胆识，没有胆识的人能够偏守一端。按照你的话，这就是有专门胆识的人，也说明胆识只是自成一气。五种才性存在于一体，各自有其产生的根源。明智如阳光照耀，胆识如阴气凝聚。难道能因为有阳便产生阴，就可以没有阳吗？二者虽然相互需要以合成德性，终究是不同的气。我所杂论的荆轲、陵母、徒手搏虎等，万言归于一个意思，是想用来说明什么呢？希望你再仔细思考，不要只是徒费言辞。（本集）

译◇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人的本性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所以不受扰乱就能实现愿望，不受逼迫就会顺从自己的心志。洪荒时代，大道的淳朴还没有亏损。君主在上没有文饰，百姓在下没有争竞。万物各全其理，顺其自然，没有不自得的。饱了就安然睡觉，饿了就寻求食物，怡然自得地拍着肚子，不知道自己正处在至德的时代。像这样，哪里知道仁义的开端、礼法的文饰呢？到了至人不再存在、大道衰落，才开始创作文辞，用来传达自己的意旨；区别各种事物，使它们有类别族属；创立仁义，使之拘束人心；制定名分，用来约束外在行为；勤奋学习、讲习文章，使教化神妙。因此六经纷杂，百家兴盛，打开荣华利禄的道路，于是人们奔走追逐而不自知。所以贪生的禽鸟，去吃园池中高粱、豆类的粮食；求取安定的士人，便改变心志以顺从世俗。拿笔执简，可以得到休息；积累学问、通晓经书，可以代替耕种。因此困顿之后才学习，学习用来求取荣华；先作盘算然后学习，喜好学习而后习惯形成。它看起来好像出于自然，所以使你称它为自然。推究它的根源，六经以抑制和引导为主，而人的本性以舒展自如为快乐。抑制和引导违背人的愿望，顺从欲望才获得自然。那么，自然的获得并不依靠抑制和引导人的六经；保全本性的根本，不需要违逆情性的礼法。因此可知，仁义是致力于矫正人为之理，并不是养护真性的要术；廉洁谦让产生于争夺，并不是从自然本性中产生的。由此说来，鸟不会自毁来求得驯服，兽也不会合群来求得畜养。这样看来，人的真性本来无为，正应当自然地沉溺于这种礼学了。论说又说：美味佳肴和珍贵膳食，即使从未尝过，尝到了一定会觉得美，是因为适合口味。身处暗室，看见点燃的蜡烛发出的光，不需要教导便会在心中感到喜悦，何况在长夜的黑暗中得到太阳的照耀，情感变得郁陶舒畅，而使蒙昧得到启发。虽然事情从末端到来，情感却从根本上响应，这并不损害自然地喜欢学习。” 反驳说：口对于甘苦，身体对于痛痒，受到外物感触就会发动，遇到事情就会作出反应，不需要学习以后才会，不等待借助以后才有，这是必然的道理，我不改变这个看法。如今你拿必然的道理来比喻未必必然的好学，恐怕是似是而非的议论。关于学习如同一粒粟米的说法，大概就在这里。如今你树立六经作为准则，仰仗仁义作为根本，把规矩当作车乘，把讲学教诲当作哺乳。沿着它的道路就通达，违背它的道路就阻滞；放纵心思、穷极视野，却看不见它以外的东西；终年奔走，思想也不越出自己的位置。聚集同族共同献议，只有学习最为尊贵。手执书卷，俯仰叹息；使人把这些话牢记在心，认为它们是荣华。因此你把六经说成太阳，把不学习说成长夜。如今如果把【缺字】堂当作丙舍，把诵读讽咏当作鬼语，把六经当作荒芜污秽，把仁义当作臭腐；看见文籍便斜视，修习揖让便变得佝偻，穿着章服便抽筋，谈论礼典便牙齿蛀坏。于是把这些一并抛弃，与万物重新开始，那么你虽然好学不倦，仍将有所缺失。这样，先前的不学习未必就是长夜，六经未必就是太阳。俗语说：乞丐也不以马医为辱。假如遇到上古没有文饰的治理，不学习也能得到安定，不勤劳也能实现志愿，那么还向六经求取什么，还对仁义有什么欲求呢？”},{ 这样说来，那么今天的学者，难道不是先谋划而后学习吗？如果先谋划而后行动，就不是顺应自然的反应了。您说了这些话，恐怕只是故意得到菖蒲腌菜罢了！

译◇驳张辽叔《住宅无吉凶与养生论》神灵幽远，吉凶难以明察，即使普通人竭尽心力，也无法探得端绪，反而容易被邪说迷惑。所以孔夫子面对来人的询问而停止回答，始终谨慎对待神怪之事而不谈论。因此古人对外物显扬仁德，对自身隐藏功用；知道有些事情不可明说，而且众人共同非议它，所以把它隐而不言。那并不是他们不能明白。我无意于苟且求得，而您却以自己的偏见为师，断然毫不怀疑，作出这样的判断，似乎足以独自裁决。思考您来信的论旨，大多不能贯通，所以谨依照您的话提出这些疑难。正要推究金、木二气，却还不知道它们所处的位置；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调治，世上也没有能够自行解决的办法，法则更没有独善其身的途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理就不会凭空自行流行。’礼、乐、政、刑这些经常处理的外在事务，尚且还有疏漏，何况幽深微妙的事呢？即使想辨明神妙之理，消除疑惑、疏通滞塞，树立端绪以说明事情的由来，□□断定以考察其中的要领，也必须有实际征验才行。如果只是提携一群愚昧之人，□□蚕种，因愤怒而抛弃它，便说不存在阴阳吉凶之理，岂不像吃东西噎住了却怨恨庄稼、掉进水里淹死了却责怪船桨吗？《论》中说：‘百年建成的宫殿，不能使夭折的孩子长寿；孤独而违逆、魁梧高大的处境，不能使彭祖夭亡。’又说：‘许负给条侯看相，英布受黥刑后却成为王，这些都是性命所决定的。’我回答说：这就是说，命运有一定安排，寿命有固定期限；祸患不能靠智谋逃避，福分也不能靠力量取得。英布害怕疼痛，最终仍遭受刀锯之刑；周亚夫忌讳饥饿，最终还是遭遇了饿死的祸患。万物万事，凡是所遭遇的，没有不是由相貌和命运决定的。然而唐尧、虞舜的时代，为什么命运都同样长久？长平之战的士卒，为什么命运都同样短促？这是我疑惑的地方。即使按照您所说，谨慎如曾参、颜回，也不能免除祸患；邪恶如桀、跖，却本来就应当昌盛。既然吉凶预先注定，不可推求称量，那么古人为什么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行诚信、思虑顺理，就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呢？必定是积累善行之后福报才会到来，诚信显著之后上天才会保佑，这就像罪行招致惩罚、功劳带来奖赏一样。如果必须先积善然后才接受报应，那么事情和道理之间就有所得，不是暗中偶然相遇。如果一切都说成是相貌命运决定的，那就是把相貌命运的决定归结到人的行为，把吉凶确定在人的智力和力量上，恐怕不是原论的意思；这又是我疑惑的地方。又说：‘吃得多而不能消化，必须服黄丸。’如果命中本来就应当活着，吃得多又有什么可怕的，还要服用良药吗？如果说服药是相命所允许的一项，那么住宅难道不是相命所允许的一项吗？如果说虽然有命运，仍然必须靠药物自救，那么怎么知道相命不需要住宅来辅助自己呢？如果说药物可以谈论而住宅不能谈论，恐怕天下或许有人能够说明它。既然说寿命长短不可求，比贵贱更不可求，却又说善于求得长寿强健的人，必须先知道灾病从哪里来，然后才能防备。那么寿命长短究竟可以求取吗？又说不可求。既然说‘彭祖活到七百岁、夭折的孩子早死，都是性命自然如此’，却又说不知道防止疾病、增加寿命、避免夭折，‘在虚妄中追求实效，所以性命不能遂愿’，这就是说，寿命长短来自保养身体，性命能否顺遂取决于善于求取。既然如此，短命夭折的人为什么不能说是愚蠢，长寿的人为什么不能说是聪明？如果寿命长短由愚智造成，那么所谓自然命运、不可求取的说法，又放在哪里呢？这些说法，实在也是高明论述中的矛盾。《论》中说：‘专一精神，使身体柔和；减少私欲，降低欲望；径直按照性情所适宜的去做，就符合养生的正当法度，在内心之中求取，便可以得到。’又说：‘善于养生的人，做到和顺就全部完备了！’这些话确实说得对。并不是说它不对，只是说保全生命不能完全靠这一点。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是为了躲避乱政的祸害；设置重重门户并敲击梆子，是为了躲避狂暴之徒的灾祸；居处一定要高爽干燥，是为了远离风毒的祸患。凡是外界事物能够造成伤害的，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还不足以包括全部情形，怎么能说守住专一与和顺就可以全部解决呢？专心安静、减少欲望的人，没有谁比单豹更突出；他活到七十岁，仍有儿童般的面色，可以说已经发挥了柔和之道的作用了！可是他一旦被老虎吃掉，难道不是依赖内在修养而忽略外界防范吗？如果说单豹本来就该供给厨房，虽然聪明也不能免死，那么减少欲望又有什么益处，为什么还说可以通过养生获得长寿？如果说单豹因为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而招致灾祸，那么辅助生命的道理就不止于专一和顺。假如和顺还不足以保全生命，那么外物造成祸患的范围，我就不知道应当如何划定了。《论》中说：‘占问已经建成的住宅就有应验，若为人建造新住宅就没有征验。’请问，占问已经建成的住宅而有应验，是只占问墙屋吗？还是占问居住者的吉凶？如果占问居住者而知道他的盛衰，那就是占问人，不是占问已经建成的住宅。如果占问已成住宅而知道吉凶，这就是住宅本身有善恶，居住者会受它影响。所以占卜者观察外在表象而得到内在情形。假如住宅能够制约人，使人顺从它，那么本来应当吉祥的人就会在凶宅中遭灾；妖邪叛逆、无道之人，反而会在吉宅中获福。这样一来，吉凶的形成只由住宅决定，却又让它由人来决定。新建住宅就没有征验吗？如果吉凶本来应当由人决定，那么即使是已经建成的住宅，怎么能说占问会有应验呢？这种事究竟可以占问吗？不可以占问吗？究竟有住宅之相吗？还是没有住宅之相？《论》中说：‘住宅如同卜筮，可以知道吉凶，却不能造成吉凶。’我回答说：这两者相似却不同。卜筮所问的吉凶事先并未确定，是等待事物出现而应验的未来征兆；相宅不询问居住者的贤愚，只观察住宅已经呈现、已有流传依据的形势。正如看见帝王之相的面容就知道将来显贵，看见额头上的纵理就知道会饿死。然而各自都有缘由，并不是在暗中无故发生。如今只因看见它们都能得到吉凶，就说相宅与卜筮没有区别，这就像看见琴便说它是箜篌，不只是不了解琴而已。即使如《论》中所说，营建宅居与占卜相同，只能知晓吉凶而不能有所作为，那么吉凶已经形成，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益处呢？占卜与不占卜，实际上都没有区别。可是古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必定说要询问龟卜和筮占，以吉兆来确定事情的依据和差别，这难道只是徒然的吗？这仍然是我所疑惑的地方。武王营建周都时，就说：“通过占卜，只有大王决定，把都邑建在镐京。”周公迁徙都邑时，于是占卜涧▯，最终以洛邑的卜兆为宜。又说：“占卜宅地的吉凶征兆，然后在那里安葬。”古人在过去如此奉行这些做法，您如今却这样非难它们，我不知道究竟应当听从谁的定论。

译《论》中说：‘即使建造三公的住宅，愚民也一定不能成为三公，这是可以知道的。’有人说：‘愚民一定不能长久居住在公侯的住宅中，那么住宅果真没有作用吗？’我回答说：并不是说吉宅能够单独造成福分，只是说君子既有贤能才智，又选择自己的居处，再加上顺应积德，才会享有大吉。就像优秀的农夫既掌握良好的耕作技艺，又选择肥沃的土地，再加以耕耘培植，才会得到粮仓满盈的报偿。如今只看到愚民不能在吉宅中获得福分，便说住宅没有善恶，这与看见田地不能收获十千粮食，便说田地没有肥瘠好坏，有什么不同？良田虽然美好，庄稼也不会独自茂盛；卜选的住宅虽然吉祥，功业也不会独自成功。彼此相互依赖的道理确实如此，所以住宅的吉凶不可疑惑。如今相信征祥，便抛弃人事所应遵循的道理；拘守卜筮相宅，便否定阴阳所体现的吉凶；只依仗智力和力量，便忘记天道的存在，这与认识到时雨能使万物生长，却只拱手等待嘉谷成熟有什么不同？因此怀疑怪异的言论产生，偏执的是非之论兴起；各自所凭借的不同，怎么能够相互贯通？至于想把各种因素兼收并蓄、都认为是好的，难道不会反而一半是在否定坟墓住宅吗？《论》中说：‘以时日谴责鬼祟，古代盛德之王没有这种做法，这是末世君王所喜爱听信的。’这话说得很好，只是并不完全如此。商汤在桑林祈雨，周公手执圭璧，难道不知道这不是对鬼神谴责吗？‘选择吉日戊日，既已祭祀伯，又已祈祷。’难道不知道这不是关于时日吗？这些都是您家学中的事，也是先师所确立的，您却一朝背弃它们，难道一定要说商汤、周公还不算盛德之王吗？希望您再详细考察。又应当知道，那两位贤人和您相比究竟如何吧？《论》中说：‘盗贼将要到来时，以快跑逃避为要务；食物不能消化时，以服黄丸为先。您只知道这些做法胜过安于片刻、向胡人乞求，却不知道在祸患尚未成形时就制服盗贼和疾病，事情的功效虽然幽微，却没有差错。救火用水，虽然胜过抱柴救火，却不知道事先疏通烟囱才是预先防患。何况天下有许多细微的事情，言语不能完全涉及，数术也不能一一分辨，所以古人有所保存而不加论述。能够神妙地理解并使之明白，于是能预知将来的事物，所以可以在万物变化之前独自观察，在大顺之后收获功效。百姓称它为自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像这样，难道是通常的道理所能达到的吗？如今对于形象已经明显、具有一定数理的事情，尚且有人执着而不能理解；天道广远，万物多端，人的智力所能知道的，远不如它所不知道的多。如今拘守辟谷之术，认为养生已经完备、至理已经穷尽，竭力用心观察，只到这里便停止；凡是心智达不到的，都说它不存在，想凭自己的见闻来裁定古人难以言说的事情，难道不像寒蝉议论冰雪吗？想凭自己知道的东西，□□□所抛弃的事物，难道不像戎人到中原询问布匹，只看见麻种却不去经营吗？我对于专断感到畏惧，进而不敢断定祸福全由卜筮相宅决定，退而也不敢说人家住宅没有吉凶。（本集） 卷五十一·魏五十一 ◎嵇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