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袁准（一）

译卷五十四 袁准（一） 袁准，字孝尼，是陈郡扶乐人。魏国郎中令袁涣的第四个儿子，在魏国任职情况不详。进入晋朝后被授予给事中。有《仪礼丧服经》注一卷、《袁子正论》十九卷、《正书》二十五卷、《集》二卷。《招公子》（《艺文类聚》作《观殊俗》） 河内的青稻，新城的白〔字缺〕，柔弱的〔字缺〕游于梁地，〔字缺〕〔字缺〕通达芳香。蒸小猪和〔字缺〕鳌，烤鹌鹑，烤大雁。鹭〔字缺〕齐备，文〔字缺〕黄〔字缺〕散。辽东的细粒米，鲛氏〔二字缺〕，寒天的鸿鹄和〔字缺〕雁。想寻找兰花枝却没有找到，只看见巨大的树干上结着大栗子。《向曹爽进言，建议放弃淮水、汉水以南》吴楚的百姓脆弱而缺少才能，英才大贤不出自那里；比较技艺、衡量力量，不足以同中原抗衡。然而自上古以来，他们常常成为中原的祸患，大概是因为以江汉为池，以舟船为用，有利便在陆地上抢掠，不利便退入水中。进攻他们路途遥远，中原的长处无从施展。孙权十多年来大举侵扰江北，修治铠甲兵器，精心加强防御，多次出兵盗窃，竟敢远离水道，在陆地平原驻扎，这正是中原所希望看到的。用兵贵在以饱足等待饥饿，以安逸攻击疲劳；军队不宜久战，行军不宜遥远；防守兵少则坚固，力量集中则强大。如今应当放弃淮水、汉水以南，退却避开；中原的贼军如果能够进入中部、侵扰边境，就顺势利用他们的短处，使中原的长处得以施展。如果他们不敢前来，边境便能安定，也没有抢掠盗窃的忧患。假使我国兵强国富、政治修明、百姓团结，凌驾于吴国之上也不算遥远。如今襄阳孤立在汉水以南，贼军沿汉水上行，就会切断它与外界的联系；一战取胜，便可使其不待进攻而自行归服。所以保留襄阳对国家没有益处，失去它也不足以为耻。自江夏以东、淮南各郡，三代君主以来，它们所丧失的土地难道还少吗？不正是因为靠近贼人的疆界，容易遭受抢掠吗？如果把它们迁到淮水以北，远远隔绝中间的联系，那么百姓就会安乐，哪里还会有鸡鸣狗吠般的惊扰呢？《才性论》凡是天地间生成的万物，都有美有恶。事物为什么美？因为由清气生成。事物为什么恶？因为受到浊气施加。金石丝竹，承受天地间的气；黼黻、玄黄等色彩，配合五方之色，共有五种。君子由此能够辨别曲直，这是木的性质：弯曲的合乎圆规，笔直的合乎墨线，都是制造车轮和方椽的材料。贤与不肖，是人的本性：贤者可以作为老师，不肖者可以作为资材，都是成就师资的材料。由此可见，性说的是本质，才说的是作用，这是很明白的。《丧服传》考察《孔子家语》说：“男子十六岁成为成人，女子十四岁具备生育能力。”这是成人的大致标准。人成年有早有晚。又考察《左氏传》说：“国君十五岁生子，举行冠礼后生子，是合乎礼的。”这样看来，十五、十六岁就可以算作成人了。女子七岁、男子八岁开始换牙，这是换牙的大致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殇服的意义，七岁至九岁应当属于下殇，十岁至十二岁应当属于中殇，十三岁至十五岁应当属于长殇。合乎古代十六岁成人、十五岁生子的意义，十九岁以下相差四岁。《传》中记载的，并不是经典。二十岁举行冠礼，三十岁娶妻，只是说没有不行冠礼、不娶妻的限制；如果一定要到三十岁才娶妻，那么舜就是合乎礼制的了，为什么还称他为鳏夫呢？

译《袁子正论》谨慎考察：《隋志·儒家》载《袁子正论》十九卷，袁准撰。梁代又有《袁子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后来亡佚。《旧唐志·儒家》载《政论》二十卷、《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新唐志》作《正论》，作者作袁准，卷数与旧志相同。各书有的称袁准，有的称袁准，有的称袁淮，大概是隶书俗体把准误作准，因而又误作淮，其实只是同一个人。《政论》是《正论》的误称，也只是一本书。袁准是汉司徒袁滂的孙子、郎中令袁涣的第四个儿子。袁涣死于建安年间，《魏志·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有袁准《自序》一篇，大概他在魏国任职并不显达，《正论》就是魏时所作。进入晋朝后被授予给事中，见《袁涣传》注引。荀绰《兖州记》也曾引用，见《北堂书钞》五十八、《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及《晋书》所附《袁瑰传》。袁准是陈郡扶乐人，袁瑰是梁国阳夏人，袁瑰就是袁准的堂孙。袁瑰的儿子袁乔，袁乔的儿子袁山松，名望和官位都很显赫，所以袁准附载在《袁瑰传》中。唐初的人似乎不知道袁淮就是袁准，所以《群书治要》所载《正书》题作袁淮；而《晋书》说到袁准所著，只说他注《丧服经》，不说《正论》《正书》，大概是错误地把袁准、袁淮分作两个人。现在搜集各书，得到《正论》三十多条、《正书》四十多条；校正补足讹误脱漏，仍依照隋、唐书志的次序，先列《正论》，再列《正书》，各自定为一卷。他所注的《丧服经》，《隋志》作《丧服经传》，《旧唐志》作《丧服纪》，《新唐志》作《仪礼注》，都是一卷；如今只保存一条，因为仅此一条可见，另附在《文集》之后。伏羲画出八卦，由此触类旁通，推演成六十四卦；周文王撰作《彖》《象》。《尚书》说：“敬慎啊！只有刑罚之事应当忧惧。”又说：“对于过错，即使大也可以宽宥；对于刑罚，即使小也不可免除。”这就是前代君王彰明德行、慎重刑罚的意思。从前汉文帝因缇萦的孝心，终于废除了肉刑。近来太宗〔此处所指及庙号有疑〕看了明堂的图样，想要减轻笞背之刑；于公用阴德拯救众生；袁安以审讯罪人为耻。这些都是前代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敬慎刑罚、怜悯罪人的意旨。国家的大祭有五种：禘、祫、郊、祖、宗报；这五种是礼制中的重大节制。天地是帝王承受天命的来源，所以要设置祭祀来敬奉它们。明堂、宗庙、太学，是礼制中的重大设施；三者事务和意义不同，本来各有用途，不能互相代替。儒者把它们合并看作一体，取《诗》《书》中散佚的文句，以及经典中相似的话，推衍附会，再拿人情来考察，距离真实情况太远了。宗庙之中，是人们表达敬意的地方，幽静清洁，是鬼神居住之所；却让众多学生在那里学习，在其中举行飨礼和射礼，使人鬼受到轻慢亵渎，生者和死者混杂；囚俘被割耳，创伤流血，用这些来触犯鬼神，并不合乎道理。茅草屋顶、粗木椽子，是最质朴的建筑；却在其中设置日月之象，乘坐玉辂，二者也不是同类。宗庙是鬼神居住的地方，在人鬼之室祭天，并不是合适的处所。君王有五道门，宗庙在其中一道门以内；如果在宗庙中张设三侯，又把辟雍设在里面，加上众多人物，宗庙之中根本容纳不下。关于禘、祫，先儒有的认为相同，有的认为不同。然而祫祭涉及坛场，禘祭涉及郊祀和宗庙石室，这说明二者所涉及的范围有远近之差。《大传》说：“礼制规定，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诸侯不能举行禘祭，这是比天子降低等级。”如果禘、祫完全相同，那么诸侯也不应举行祫祭，就不只是不能举行禘祭了。由此可知，禘大而祫小；把祫称作殷祭，是因为它大于四时之祭，但二者都属于大祭。《国语》说：“禘祭和郊祭，牺牲不超过蚕和栗的大小；蒸祭不超过一把。”这说明禘祭最大，且与郊祭相同。《公羊传》说：“所谓大事是什么？就是祫祭。”又说：“已经毁掉的宗庙之主，陈列在太祖庙中；尚未毁掉的宗庙之主，也都升入太庙共同受祭。”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禘祭涉及坛场，祫祭涉及宗庙，因此包括已经毁掉的宗庙；二者都祭祀毁庙之主，只是所涉及的范围不同。所涉及的范围虽不同，已毁与未毁却相同。这是论者感到困惑的地方，郑玄认为二者不同，是正确的。若说禘祭不涉及毁庙之主，那就是错误的。〔字缺〕、贾逵认为禘祭兼及已毁与未毁，是正确的；但不区分禘、祫所及范围的远近，就是错误的。关于正朔，除非是承接乱世而起，一般不应改定历法正朔。关于封禅的说法，只有《周官》有天子大封的文字。齐桓公想举行封禅，听到管仲的话便停止了。焚柴燎祭上天，都是天子的事情，不是诸侯所能做的，因此学者对此有所怀疑。后来秦有一位君主、汉有两位君主举行封禅，规定“封土高一丈有余，堆在泰山之上”，这些都不见于经典；秦汉的事情，不能完全相信。管仲说：“禹在会稽山举行禅祭，向上天告祭；既然如此，祭地也不应有所不同。”会稽山可以举行禅祭，那么四岳也都可以举行封祭。洛阳是天地交会之处，嵩山位于六合中央。如今处在天地中央，在嵩山高处告祭上天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在泰山呢？有人问：“同姓不能互相婚娶，为什么？”回答说：“是为了使亲属关系保持远近区别。”又问：“如今的人在外亲和内亲之间通婚，合乎礼吗？”回答说：“中外亲属的关系，比同姓亲属更近。同姓尚且不能婚娶，何况中外亲属呢？”古人认为这一点没有疑问，所以没有另行制定禁令。如今因为经书没有明说，便固执地认为可以婚娶，这是不懂礼的人。有人问：《国语》说“同德就是同姓，同姓即使相距很远，男女也不能相通；德行不同就是异姓，异姓即使关系很近，男女也可以相通”，这话是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司空季子有意这样说的。晋文公准备借助秦国返回晋国，不敢违逆秦国，所以季子这样说。季子说：“你对于子圉来说，只是道路上的陌生人。”咎犯说：“将要夺取他的国家，何况他的妻子呢？”赵衰说：“向别人有所求，必定先顺从他；这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译同时立两位皇后、并立两位嫡妻，是礼制最忌讳的事情；但这里说的是因为感情偏爱而无故立为嫡妻。夫妻关系已经断绝，并不是犯了应当被休弃的罪；等她回来就恢复原来的关系，怎么能废黜她呢？如果身在吴国这样的异域，事势已经断绝，就可以另娶妻子；后来娶的妻子并不妨碍前妻，又怎么能把她遣弃呢？考察起来，同时立两位嫡妻，事情不能两立；前嫡承继宗统，后嫡不承重服，这样是可以的。两位母亲都不穿丧服，那么在两三年内也没有疑问。当时流行的说法说：“庶子成为国君，就可以尊奉他的母亲为夫人。《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考察《隐公二年》记载，夫人子氏去世；到隐公五年，又修建仲子的宗庙。上文既称夫人为子氏，下文就不应再说仲子，显然仲子是由妾升为妻的。秦国人来送还成风的丧服遗衣，却不称她为夫人，说明这种私下尊奉只在本国通行，并不为邻国承认。《左氏传》说：“同时立两位皇后、并立两位嫡妻，是祸乱的根源。”《公羊传》也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解释说：《穀梁传》记载“秦国人来送还成风的丧服遗衣”，奏文却不称夫人。正因为对外不称夫人，才显出礼法上的正名：国君本人不忍让自己的母亲只是妾庶，臣下也不能安然接受，所以只在国内私下称夫人，不把这个称号加到境外；这是子女的感情和国人的私意，却违背了礼法的正道。假如有几个庶子同时做了三公，都想尊奉各自的母亲，那将用什么来制止他们？否定圣人便没有法度，这是造成大乱的道路。《周礼》说：“大祝掌管练祭、祥祭以及国家事务。”如果没有丧服，怎么能举行祥祭？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制。”《礼记》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国君的丧事，大夫等到练祭，士在卒哭后便回去。”这些都是说服丧期间始终穿着衰麻丧服。《春秋左传》说：“三年之丧，即使身份尊贵也要完成服丧，这是礼。”虽然说到贵者，也不能和贱者有所不同。既然说穿丧服而不说丧期，衰麻丧服的规定就可以知道了。《春秋传》中凡是说到任职者除去丧服，都是因时制宜罢了；高宗默然守丧，怎么能说只是心丧呢？为父亲承继宗统的人，对于被父亲休弃的母亲不穿丧服，是因为服丧期间不能祭祀。但既然她已经被休弃，就不得不降低服制。哪有母子至亲却不穿丧服的道理？脱去丧服后再举行祭祀，也是可以的。《礼记》说继父服齐衰，这其实是自行制造一个父亲，是扰乱亲属名分的大问题。考察《礼·丧服》说：“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从天子到士，都是一样的。祖父服周服，那么曾祖父服大功，高祖父服小功；但这里说服三个月，是概括远祖而言。如今即使有彭祖那样长寿的人，也会有不知名的祖先存在。《尔雅》有来孙、云孙、仍孙、昆孙等称呼，正因为有世代相及的关系。若十代祖先还在世，就不能不服丧。郯子说：“我的高祖少昊挚即位。”这并不是说五代祖先。蒯聩向康叔祈祷，自称曾孙，也不是说自己是四代祖先的孙子。由此可知，高远而没有专名的祖先，能够实际相及的很少，所以不再分别列举，而以曾、高并称。服三个月，是为了表明远祖；称曾祖、高祖，服制相同。远祖尊贵，所以用较重的丧服；亲恩已经减弱，所以减少服丧月份。因此举出三个月，就可知道是远祖；称曾祖、高祖，他们的服制相同。儒者有人认为高祖无服，因为五服亲属中没有明文；但既然如此，难道可以说高祖完全无服吗？族祖父只服缌麻，曾祖父反而服三个月吗？有人说：嫂子是亲属；长嫂对于年幼的弟弟有抚养成人的恩情，却说不为她服丧，这种做法近于不合古礼，大概是秦朝焚烧诗书造成的缺失。“保母”应当写作“保姆”；《春秋》中宋国伯姬等待保姆，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母亲的名称。母亲是因为父亲而得此称。况且保傅是辅佐妇人的人，只是身份较高的婢女罢了；却要为她服丧，岂不是太重了吗？先儒难道想让国君的庶子不为生母服丧，反而为乳母服丧吗？这是当时流行的称呼，记礼的人把它汇集进来，并不是圣人的制度。为姨母服小功五个月，为舅父服缌麻三个月，这种礼制是不对的。姨母应当服缌麻，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姨母。舅父和姨母，都是母亲的姊妹兄弟，怎么能服制不同？所谓从母，是跟随母亲而来的庶母；亲情更加深厚，所以服小功。凡是称作父母的，都是按照父母的同等关系来称呼。舅父不属于父亲一列，姨母不属于母亲一列，所以舅父不称父，姨母也不称母；可以称姨，不应称姨母。把姨母称作从母，是当时世俗混乱亲属名称的结果，也是书籍因此产生错误的原因。《春秋传》说：蔡哀侯娶陈国女子为妻，息侯也娶了陈女；息妫回国时经过蔡国，蔡侯说：“她是我的姨母。”于是留她设宴款待。《尔雅》说：“妻子的姊妹共同出嫁，称为姨。”这才是本来的名称。《左传》说，臧宣叔娶铸国女子为妻，生下臧贾和臧为后去世；继室是她的侄女，是穆姜的姨女。依据蔡侯和《尔雅》的说法，穆姜怎么能称作姨？这是因为妻子的姊妹彼此称姨，后来相互沿用；姊妹互称姨，所以她们的子女称姨子，她们的母亲称姨母。由于是跟随母亲而来，所以称为从母。从母、姨母，本来是相同的亲属关系，后来又把姨母称为从母；这是借用名称逐渐混乱，最终成为固定称呼的结果。《左传》又记载，宋国景曹去世，季康子派冉有前去吊唁并参加葬礼，说：“凭借我的身份，能够成为弥甥。”先儒说：“弥，是远的意思，姊妹的孙子称弥甥。”这只是临时解释事情，难道就能成为固定名称吗？这也和从母一词相互借用而转变一样。

译有人说：“考察袁准的说法，经典所说的从母，是母亲的姊妹；跟随母亲而来，成为自己的庶母，亲情更加深厚，所以服小功，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母亲的姊妹。”宣舒说：“两个女子相处，出行有同车之道，坐下有同席之礼；她们感情亲近，恩情周到。由此看来，姊妹相同便能相亲，兄妹有区别便会疏远。相同是亲情的根本，有别是疏远的源头。”又问：“既然这样，两个女子的服制为什么不更重？兄妹的服制为什么不更轻？”回答说：“同父而生，父亲不降低服制，子女也不敢降低，所以两个女子不敢彼此加重服制。”又问：“那么舅父为什么服三个月？从母为什么服小功？”回答说：“这是因为母亲取其亲爱之情，所以外祖父的尊贵在礼制中没有逐级减降的规定。作为子女，应当顺从母亲的感情，亲近与母亲同类的亲属，这才是尽孝之道。因此从母的服制重，舅父的服制轻。”又问：“姑母与父亲德行不同、名称不同，叔父与父亲德行相同、名称相同，为什么服制没有轻重降等？”回答说：“姑母和叔父，都是祖父所疼爱的子女。父亲不降低服制，子女也不敢降低，这就是叔父和姑母服制相同而不降等的原因。” 《通典》卷九十二引两条。为父亲承继宗统的人仍应为出嫁的母亲服丧；根据外祖父属于异族，尚且停止祭祀而服丧，就知道为父亲承统者也应为出嫁的母亲服丧。丧服不能重复穿着，但悲哀深重，也不能完全不穿丧服。如果服满原定月份，就是重复服丧。道路遥远，超过期限也可以；道路较近，十天一个月内完成也可以。有人问为哪些亲属服缌麻，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可以这样服。先儒认为再祭就是小祥、大祥。但服丧者既然举行小祥便除去丧服，大祥时不应再举行禫祭。况且虞祭在下葬以后举行，不以日月为限；禫祭在丧期结束时举行，也不以早晚为限，所以应当举行禫祭而不应举行祥祭。公羊高的书是道听途说之书，却想用乡曲偏见来议论圣人的经典，这不是他所能承担的职责。军队有三种勇力：君主爱护百姓，是一种勇力；拥有威严刑法，是一种勇力；对百姓实行赏罚而取信于民，也是一种勇力。所以仁爱施加于下，便会有愿意拼死效命的百姓。高明的医生治疗疾病，先从腠理入手。太祖击败吕布时，袁涣在军中。陈群父子见到太祖便拜见，只有袁涣独自作长揖而不行跪拜之礼，太祖却严肃而恭敬地对待他。袁涣有四个儿子：袁侃、袁〔字缺〕、袁奥、袁准。袁侃字公然，议论清楚允当，性情柔和而不冒犯人，善于同人交往。在兴废变迁之间，世人所趋向追求的事情，他常常谦退而不参与，因此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历任黄门选部郎，逐渐升至尚书，早年去世。袁〔字缺〕字宣厚，精于辨析而富有机巧，喜好道家学说，年轻时便患病，未曾任官就去世。袁奥字公荣，品行足以激励世俗，言辞简约而义理丰富，最终官至光禄勋。袁准字孝尼，忠诚信实、公正无私，不以向地位低下的人请教为耻，只担心别人不能胜过自己。因为世事多险恶，所以常常修习退守之道，不敢求取仕进。他著书十多万字，论述治理天下的事务，撰写《易》《周官》《诗》的传，并讨论《五经》中难以通晓的义理和圣人的微言，以流传后世。卷五十五 袁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