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袁准（二）

译《袁子正书》《礼政》治理国家的大体有四项：第一是仁义，第二是礼制，第三是法令，第四是刑罚。四项根本都具备，帝王的功业就建立起来了。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父母的行为。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所以能够兴起天下的利益。所谓义，就是能够辨明事物的道理。事物各得其理，所以能够除去天下的祸害。兴利除害，是贤人的事业。礼是什么？就是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节制和文饰。严肃对待父亲、爱护亲人，是感情；尊敬亲人、敬重长者，是义理。仁义礼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末端。没有根本就不能建立，没有末端就不能完成，为什么呢？礼教的治理，先用仁义引导，以敬重谦让示范，使百姓迁向善行，在日常使用中不知不觉受到教化。儒者看到这一点，便认为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却不知道刑法承接其后，然后仁义才能在上面兴起。法令用来奖赏善行、禁止淫邪，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商鞅、韩非看到这一点，便说治理国家不必依靠仁义，却不知道仁义是法令的根体，所以法令才能在下层施行。因此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就有羞耻心；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苟且免罪。这就是治道有贵贱之分。先实行仁义而后使用法令，先施行教化而后使用刑罚，这是治道有先后的次序。远大的事物难以明白，近在身边的道理却容易知晓。所以礼让施行缓慢，刑罚施行急迫，这就是治理有缓急。仁能使人具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令；礼能使人知道禁令，却不能使人一定仁爱。因此以仁作为根本，以礼使道理明白，以刑罚保证一定实行。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通达人性的道理；设置刑罚，是为了弥补礼制不足。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理国家，是不懂人性，因而失去教化；失去教化，就是没有根本。认为刑法不能使用，是不懂真情和伪诈，因而失去威势；失去威势，就无法禁止奸邪。因此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时间一久百姓就会怨恨，百姓怨恨就会愤怒；只有仁义而没有刑法，百姓就会轻慢，百姓轻慢就会兴起奸邪。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令完成治理，使二者都畅通而不偏重一方，这才是治理的极致。仁义虽然力量柔弱却能够长久，刑杀虽然力量强大却会迅速导致灭亡，这是治理的自然规律。《经国》先王的制度设置五等爵位，是为了建立藩屏、造福后代，因此国家得到治理，万世得以安定。《春秋》记载，郑庄公把同母弟封在京邑。祭仲说：“都城超过制度，是国家的祸害。”后来兄弟终于相互攻伐，国内大乱。所以封地过度，就有强臣作乱的祸患；封地太小，就有势力微弱的忧虑。秦凭借列国的形势兼并天下，自以为这是因为从诸侯的基础上兴起。于是废除五等爵位，设置郡县；即使是亲生儿子和同母弟弟，也都成为平民。等到秦的政治衰败，一个平民大声呼喊，天下就离弃了它。到了汉朝，看到秦因为孤立无援而灭亡，于是大规模分封子弟，有的连着几十座城，封地达千里；函谷关以东都成为王国，力量多而权势重，所以又发生七国之乱。魏国兴起时，正承接大乱之后，百姓减少，不能完全照搬古代制度。于是分封侯王，但都只给寄居性的封地，只有空名而没有实权。王国只允许有一百多名老弱士兵守卫，虽有王侯称号，力量却同平民相当；封国与京师相隔千里，没有朝聘之礼，邻国之间没有会同的制度；诸侯游猎不得超过三十里；又设置防辅、监国等官职来监察他们。王侯都想成为平民，却又无法真正成为平民。这样既违背了宗室作为藩屏的意义，又损害了亲戚骨肉之间的恩情。从前周武王灭掉殷朝后，下车便分封同姓子弟建立五十多个国家；但也占卜周朝可以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到了周赧王以后，天下三十多年没有君主。因此诸侯得到治理，就像车辅车、唇齿相依，能够辅佐拥戴天子，以礼乐、征伐来治理天下。即使有昏乱的君主和暴虐的国君，如吴楚的国君，也不过是在本国任意妄为，哪里能给天下造成祸害呢？周朝用千乘之国的赋税分封诸侯，如今却连一成的田地都没有；为什么周王室当年如此富厚，而今日却如此贫乏呢？难道是古今治道不同，而只是今日形势造成的吗？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万物没有不产生弊端的，圣人难道能没有衰败吗？只要审察终始的道理，取用其中的长处罢了。如今即使不能完全恢复五等分封，也仍应分封亲属，使他们稍有土地，制定朝聘、会同的礼义，以符合亲戚之恩；讲明礼制，使他们知道职分；用黜陟来惩罚不合礼制的行为。这样，国家就有恒常的守卫，军队就有恒常的强盛，能够保全世代、延长国祚，长久拥有家国。《设置官职》古代三公讨论君王的职事，六卿掌管各种事务；事务重大，官职就尊大，事务细小，官职就卑小。如今三公的官职，有的没有事务，有的职掌很小；又有一些尊贵重要的官职，却没有治理事务的实际，这是官职徒然设置。秦汉设置丞相、九卿等官职，用来治理各种政务。后来天子不能同公卿一起谋划政事，便把他们排斥在外而设置尚书；又把尚书排斥在外而设置中书，官职层层转相重叠，逐渐掌握机密政务，成为控制百官的根本，公卿的职权于是减轻，这就失去了官制的体统。又有士兵因军功封侯。古代尊贵的人，是因为职务重大所以尊贵；如今列侯没有事务，还没有听说无职而徒然尊贵的。世道衰败、礼制废弛，五等爵位散亡，所以才有赐爵封侯的奖赏。既是公爵又是侯爵，就违背了制度。如今有卿相之才的人居于三公之位，修明政务、使国家安宁，也未必封侯；可是如今军政制度规定，斩杀一个牙门将就封侯。斩杀一个将领的功劳，哪里比得上使天下安宁呢？使天下安宁的人不得封爵，斩杀一个将领的人却封侯，就失去了封赏的本意。背离古代制度的本义，内外制度不统一，大小官职错杂混乱，层层相互重叠，因此人人执持不同的主张，窥伺权欲没有止境；这是治道的祸患。先王设置官职，各有分掌的职责，使各部门通过所属官员把事务上达君王；官员对于自己的职事能够辨明是非、精细治理，百官上奏，下面的实情就不会堵塞，这是先王的治道。

译《政略》如果有不急需的官职，就会有不急需的俸禄，这是国家的蛀虫。明智的君主设置官职，使人各自适合事务；人各适合事务，官吏就少而百姓就多；百姓多，归农的人就多；官吏少，供养他们的人就少。使官吏俸禄丰厚，供养充足，就不会向百姓索取，奸邪轨外之事便会止息。俸禄足以代替耕作，官员就会一心从事职务；一心从事职务，政事就能治理；政事治理，百姓就不受扰乱；百姓不受扰乱，就不会耽误农事。养生有制度，送终有标准，婚嫁宴饮都有分寸节制，衣服食物都有品级。明确制定礼制，严格执行禁令。这样，国家就没有违法的百姓，财物也没有无益的耗费。这是使百姓富足的大略。不是先王之法，不能实行；不是先王之言，不能宣道。名声不可凭空求取，尊贵不可虚假取得，天下人自然坦然地知道应当舍弃什么、趋向什么。以实际行为为根本而不以虚名为根本，要求合乎义而不要求功名；行为没有比孝敬更大的，义没有比忠信更大的，这样天下人就知道应当如何安置自身。这是教化的大略。礼制建立，百姓就重视实行；名分明确，事务就不会错乱。百姓重视实行，所需治理的事情就少；事务不混乱，下面就安静而专一。这是使百姓富足、达到太平的道路。礼制受到重视而刑罚从轻，士人就受到劝勉；施行仁爱而刑罚必定，百姓就会服从。士人受到劝勉，忠信的人就会到来；百姓服从，犯法的人就少。德行完备，教化就真诚；教化真诚，就能感动神明。行为深厚，厚德就显著；厚德显著，影响就流传长远。崇尚义，就会使利益相同的人彼此庇护；崇尚法，就会使看重公义的人彼此刻责。彼此刻责，就没有亲近；彼此庇护，就没有疏远。施行礼制，政事就公平；政事公平，百姓就诚实。设置权术，政事就险诈；政事险诈，百姓就虚伪。这就是礼义与法术的实际情形。《论兵》治理政事如果失去正道，还可以思考改正。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一死便不能复生的事情。所以说，天下最难的事在于用兵。如今有人在这里，力能举起重鼎，气势压倒三军，一发怒，三军将士都震恐，世俗见到这种人，便说他善于用兵；可是依我看，这正是亡国的军队。凡是意气强盛的人，往往让意气先于谋略。没有策略便径直前往，一时怒气奋发，仿佛天下无人，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却轻视天下的事物；偶然遇到可以侥幸取胜的情况，若有谋略的人来抵御他，他就必定送死。凡用兵，正规的条件不完备，就不能取得全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我说他死，百姓就全都能死；我说他生，百姓就全都能生；我使他们勇敢，百姓就全都勇敢；我使他们怯懦，百姓就全都怯懦。只能使人死而不能使人生，只能使人勇而不能使人怯，这种用兵之道只是半套，并非全胜之道。用兵作战有四种情况：具有宏大谋略的敌人，难以同他持久相持；依仗威势刑罚的敌人，难以同他争夺险要。善于柔顺的人，要用厚重来对待他；善于借助形势的人，要用坚固来抵御他。用兵能使百姓坚强而持重，就可以同他们赴汤蹈火、躲避患难；前进时不可欺骗，退却时不可追击；所到之处百姓都安定，占有的土地都守备坚固，疑惑离间不能侵入，权变诡诈也无从施展。所谓坚强持重，就是物资准备充足。物资准备充足，就不会有偏颇的形势；没有偏颇的形势，所以形势怎样变化都能应对。因此，礼和法是首尾相接的；文治和武功，是根本与枝末。所以礼制端正以后法令才会明晰，文治发挥作用以后才能施行武政。因此，用兵却不知道先治理政事，就是亡国的军队。任用人有四条：一是以功业要求他，二是同天下人共享利益，三是乐于见到别人胜过自己，四是根据才能安排职位。以功业要求他，人就会竭尽才能；同天下人共享利益，百姓就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乐于见别人胜过自己，下属就没有隐瞒的实情；根据才能选择职位，各类事务就能同众人一起完备办理。每个人都有能做的事，也都有不能做的事。因此，明智的人不因一个人的一种才能就要求他具备所有善长，不因一个过错就掩盖他众多的优点，不遗漏小类人才，不抛弃微小力量，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治理天下的人，他赖以施行治理的原则就在于一个“公”字。所谓“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公正罢了。所以公正是用来攻破天下邪恶、排除谗言奸邪萌芽的。战争是倾覆危险的事，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件事情做得不到位，众乱就会兴起。因此要用仁爱聚集天下人的心，用公正堵塞天下的空隙。内心公正而空隙堵塞，百姓就会专一而可以任用。公心彰明，所以贤才到来。一心公正，万事就畅通；一心私欲，万事就闭塞。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贵在公正。王子《主失》有个叫王子的人，撰写了《主失》一书，子张非常赞赏它，替袁子称述说：人之所以贵为大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官爵，而是因为他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君主授予他职位不是虚妄的，臣下接受职位也不是妄为的。如果居于那个职位，却不考察他的才能；奖赏这个人，却不考察他的功劳，那么私门的道路就会畅通，而公正的道路就会堵塞。世间通常所忧患的，并不是忧患君主有过失，而是忧患君主有过失想改正，却无法做到。这是为什么呢？奸臣侍奉君主，本来就想苟且取悦君心。事物从来没有完全没有相似形象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话，以及逐渐浸润人心的谄媚，不是明察的人不能辨识。奸臣于是借似是而非的话替自己粉饰游说，君主不能分辨，就以为正确而喜欢它，使自己的心受到迷惑扰乱，举动一天比一天荒谬，却常常自以为得到了治国之道；这是拥有国家者常有的祸患。谄佞的话柔和顺从而且有文饰；忠正的话简约直率而且多有逆耳之处。即使忠臣的话是正确的，君主本来就不会觉得痛快。如今奸臣的话已经被君主接受，却不认为自己有错；忠臣用违逆触犯的话去劝说他，君主正把它看作诬陷妄言，这样一来，他的话怎么会被听取呢？所以大罪的被剖腹，小罪的被贬为奴隶。忠臣冒着危险死亡进言，却不被听从；奸臣享受荣华利益，进言却得到喜悦，那么天下人为什么还要踏上危险死亡之路而不求任用，舍弃荣华利益而求被听从呢？所以有人披散头发装作狂人，有人逃窜藏伏在洞穴中，这是古今常有的情形。凡是奸臣，喜欢做难以成功的事情，以求侥幸成功的利益，同时又能先取得君主的心。上位者不能审察，反而喜欢他的巧言，他就只见得到奖赏而见不到惩罚。做臣下的，有礼未必尊贵，无礼未必卑贱，这样奸臣就知道应当怎样侍奉君主了。即使今天有过失，也一定知道明天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因此君主的赏罚一旦不恰当，邪人为求巧利的行为就会不断滋长；他们作奸犯科更加严重，明智的人即使看见其错误，也不敢进言，恐怕将来任用时受到牵累。

译先王的治道久远而难以明白，当代的法令切近而容易了解。凡人没有不违背疏远的而亲近亲近的，看到小处而昏暗于大处。如今贤人本来就同君主疏远，所掌握的是久远而难明的东西；奸人本来就同君主亲近，所掌握的是切近而易知的道理。那么忠正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传达到君主那里呢？所以君主在上面受到蒙蔽，奸臣在下面形成势力，国家灭亡，家族破败。伍子胥替吴国攻破楚国，使阖闾称霸；等到夫差即位，却把他装入鸱夷沉到江中。乐毅替燕王攻破强大的齐国，报了大耻；等到惠王即位，却把他驱逐。伍子胥、乐毅对于国家，可以说有功劳了；夫差、惠王也足以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仍不能免于危险死亡，是因为君主不能始终明察，而忠臣与奸臣的道路不同。何况是出身草野、孤立疏远的臣子，又没有这两人的功劳，经过奸臣的门路，走过倾危险阻的道路，想使自己通达显用，不是更加困难吗？如今有人虽有子产的贤能，却没有子皮的举荐；有解狐的德行，却没有祁奚的正直举荐，又凭什么能够通达而得到任用呢？所以有祁奚的正直，却没有宣子的听纳；有子皮的贤能，却没有执掌国政的权力，那么即使是荆山中的璞玉，也还会被看作瓦石罢了。因此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牙这样的朋友，也一定要遇到桓公以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这样的朋友，也一定要遇到高祖以后才能被听取。桓公、高祖不可遇到，即使有这三个人的才能，又怎么能够得到任用呢？厚德 依靠关闭门户来防止盗贼，不如把刑罚规定清楚；把刑罚规定清楚，不如使德行深厚。因此有教化禁制、刑罚禁制、物质禁制，圣人兼用这三种办法。所以百姓知道羞耻，便没有越轨的行为。不能制止百姓心中的恶意，却想用刀锯来禁止他们外在的行为，即使每天在市场上杀人，也不能制止。明智的人知道制止恶行在于根本，所以退下来修养德行：制定男女之礼和婚配的规范，就不会淫乱；施行廉耻教育，使人知道满足的界限，就不会盗窃；任用贤人授予爵位，百姓的德行就会深厚。因此圣人重视恒久不变；恒久不变，就是德行牢固。圣人长久遵循自己的道路，天下于是教化成功；没有不恒久而能成就德行的，也没有没有德行而能长久维持的。任用贤能 治理国家有四件事：一是崇尚德行，二是考察才能，三是奖赏功劳，四是惩罚罪过。这四件事明确，国家就治理好了。评论士人不依据他的德行，却依据他的旧日资历；考察才能不依据他的才干，却依据他的任职年限，这样想求下属尊重上级，是不可能的。奖赏可以凭势力求得，惩罚可以凭力量躲避，这样想求下属没有奸邪，也是不可能的。做官长，并不是苟且地相互侍奉君主，而是要治理天下。任用贤人，不是为了役使他，而是为了崇尚德行。用公正来施行，所以天下归附。明王役使人有五条：一是以大局要求他，二是要求他取得成功，三是对他忠诚信任而不怀疑，四是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五是同天下人共同忧虑。以大局要求他，臣下就会自我尊重；要求他取得成功，臣下就会勤勉而戒惧；忠诚信任而不怀疑，臣下就会竭尽忠节；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臣下就会尽情尽意；同天下人共同忧虑，臣下就会竭尽生命。只有信任以后，才可以役使人。从前齐威王派章子率军攻打魏国，别人三次说他要反叛，威王都不回应。从此以后，替齐国领兵的人没有自我怀疑之心，所以始终兵力强盛。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守信，一旦不守信，终身的品行都会毁掉。因此君子看重守信。汉高祖只是崤山以东的平民，没有咫尺之地，也没有十户人家的聚落，却能任用天下人的智力，掌握大局而不苛细，所以称王于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项籍是楚国世代为将之家出身，在民众中很有威望，横行天下，然而最终死在东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心意猜忌而多疑，不信任大臣。所以宽厚就能得到众人，任用贤人就能建立更多功业，守信就会使人归附。使近者喜悦 孔子说：“居于上位而不宽厚，我还能从哪里观察他呢？”如果政治比暴虎还要凶猛，诗人憎恨聚敛刻薄而居官位的人，因此圣人以德行立身而居于简约，以虚心接受众人。人有德便谦逊，谦逊便能礼让；内心虚静便宽厚，宽厚便能爱护万物。世俗把公正刻薄看作能干，把苛细明察看作聪明，把猜忌避讳看作深沉；这三样都具备，国家就危险了。因此礼法希望简约，禁令希望简明，事业希望少扰；简约就容易明白，简明就容易遵从，少扰就能建立功业，这是圣贤所致力的事情。汉高祖只是崤山以东的平民，起兵那天，天下的英俊贤能奔走归附他，贤士像车辐聚集一样来到他身边，乐意为他效力，因此称王于天下而没有人能够抵挡。只是因为他节制简约而宽宏大量，能够容纳天下的各种人才和事物。因此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虚心就能容纳万物，守信就没有疑惑，不设禁忌避讳，下情就能上达，人心就能安定。高祖并不是每次举措都一定恰当，只是因为心胸开阔，所以人们不怀疑他；何况以极端公正来处理事物，以聪明来治理百姓呢？尧先亲近九族，文王先施德于妻子；万事没有不由内而及外的，从大的信任开始结交，就容易简约而上位安定；由仁爱厚道开始，下面就会亲近。如今诸侯王国的制度，没有一成田地，没有一旅军队，却独自坐在空宫之中，百姓没有机会见到他的面。它用来防御的准备比防备仇敌还严密，内没有公族的辅佐，外没有藩屏的援助，因此兄弟之间没有和睦亲爱的教化，百姓没有光明正大的德行；衰弊浅薄的风俗兴起，忠厚的礼义衰落；近处的人不亲近，远处的人不归附；君主孤立在上，而根本没有庇护扶助的力量：这是天下的大患。圣人以仁义为根本，以大信来维持它，根基深厚，所以即使风雨也不能使它失常。贵公

译治理国家的道路有万端，但施行它们的原则在于一个“公”字。这个“一”是什么？就是公正罢了。只有有公心，才可以拥有国家；只有有公心，才可以拥有家族；只有有公心，才可以保全自身。自身，是国家的根本；公正，是自身的根本。私心是人所欲求的，而是治理中最厌恶的东西。想要治理国家的原则只有一个，不想治理国家的私欲却有万端；凡是拥有国家而以私心对待它，国家就会分裂成万端。所以设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天下；设置三公，是为了辅佐君王。观察事理而制定制度，观察民心而制定法令；制度不可以轻重失当，轻重失当就会偏邪；法令不可以因私心而偏倚，因私心偏倚，奸邪就会兴起。古代有个人正赶上市集拥挤的时候偷窃别人的金子，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只看见了金子，没有看见人。”所以一个人有所偏爱，必然会有大的迷乱。宋国有人儿子非常丑，却认为胜过曾参的美貌。可见内心偏向私情，就会使所知道的东西减少。沉迷于美色，眼睛就分辨不出精细和粗陋；沉溺于声音，耳朵就分辨不出清浊；偏爱某人，心就分辨不出是非。因此圣人节制欲望、除去私心，所以能同万物相处而无怨尤，同人相处而无争斗。明智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即使拥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也不敢把亲近的人视为私有，因而百姓超然脱离私心而趋向公正。公道施行，邪恶私欲就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趋向公正，百姓所遵循的道路就只有一条；趋向私欲，百姓所遵循的道路就有万条。向公正，只要一条道路，明察不费力而奸邪自然止息；向私欲，即使繁多地施加刑罚，奸邪也不能禁止。因此公正作为治道，言语非常简约，而施用起来范围非常广大。治乱 治理国家的要务有三项：一是粮食，二是军队，三是信义。这三项是国家的急务、存亡的关键，是明君所重视的。百姓所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甚的，难道只有百姓如此吗？即使尧、舜也是如此。百姓困于衣食，将要残败死亡，却希望他们奉行法令、听从教化，是不可能的。只有君子才能在困穷中坚定不移。所以有国家却不致力于粮食，就是责求天下人实行君子的行为。伯夷饿死在首阳山，是伤害生命本性；管仲分配财物时自己取得较多，是伤害义理。因为有伯夷的节操，所以可以不吃东西而死；因为有管仲的才能，所以可以不谦让而取得。然而死亡不如生存，争夺不如谦让。因此百姓陷于贫困，君子就会伤害治道，小人就会损害品行。君子损害治道，教化就会亏缺；小人损害品行，奸邪就会兴起。百姓，是君主所求取来使用的。百姓富裕，君主所求取的就全能得到；百姓贫穷，君主所求取的就全都会失去。想使用却得不到，所以没有强兵；求取却全都失去，所以不能振兴国家。明君知道治理国家不可以不使百姓富裕，所以率领百姓从事农业。使国家富裕有八项政事：一是节俭以使用度充足，二是顺应时令以产生利益，三是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四是使百姓的职业固定，五是出入财物都有节制，六是用货物流通来均衡财富，七是抑制游说之士，八是堵塞朋党之门。节俭就能扩大财用，顺应时令农业就能得到修治；重农，粮食就贵重；轻商，货物就便宜；职业固定，百姓就专一；有节制，财物就不会离散；货物流通，兼并就会被堵塞；抑制游说之士，百姓就不会放荡；堵塞朋党之门，天下就会归向根本。知道这八条，国家即使小也一定能称王；不知道这八条，国家即使大也一定灭亡。上位者能够控制下属，凭借的是掌握利益和权力。能使贫穷者富裕，叫作利益；能惩罚有罪者，叫作权力。如今治理国家却不彰明威严禁令，使刑罚、奖赏、利益、俸禄全都出自自己一人，国家就会贫穷而私人之家富裕，百姓离开上位者而趋附下位者。处在最尊贵的地位，拥有一国的财富，不可以不彰明威刑，接纳公正而真实的言论；这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最尊贵的地位，人会夺取；最富有的财富，人会攫取。因此明君不敢凭恃尊贵，而以道为尊；不敢凭恃强力，而以法为强。亲近道而不亲近个人，所以天下人都亲近他；爱护义而不偏爱近亲，所以万里之外也如同近处。天下同一道，万里同一心，因此以人治理人，以国治理国，以天下治理天下，这是圣王的道路。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忧患在于闭塞不通，所以不可以不公正；忧患在于虚浮巧诈，所以不可以不务实；忧患在于欺诈虚伪，所以不可以不守信。这三点做到，国家就安定；这三点不明，国家就危险。只要功劳所在，即使是疏远的人也一定奖赏；只要罪过所在，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一定惩罚。辨析智巧之士没有地方任意施展言辞，君主左右也没有地方替他们开启说法；君子、卿、大夫的敬畏，就像平民忧虑自身一样。因此百姓遵行法令而没有侥幸之心，君主制定制度，臣下服从；命令施行，禁令就能制止；闭塞的道路被堵住，君主就安稳如泰山。礼，是用来端正君子的；法，是用来治理小人的。治理要靠君子，功效要在小人身上体现。因此治理国家却不用礼，群臣就不会谦让；制约百姓却不用法，小人就不会畏惧。君子不谦让，治理就不能建立；小人不畏惧，功业就不能完成。因此圣人的法令，使贵贱所行的礼不同，使贤愚所受的法不同。毁坏法令的人诛杀，有罪的人惩罚。授予爵位要依据才干品行，不计较出身本末；施行刑罚和奖赏要依据功过，不计较亲疏轻重。言语一定出于公正真实，行为一定合乎法理，所以百姓乐于行义，不敢做坏事。最高的做法是使百姓懂得道理，其次是使百姓明白本心，最低的做法是使百姓不敢作恶。使百姓懂得道理，是德；使百姓明白本心，是义；使百姓不敢作恶，是威严禁令。所谓威严禁令，就是奖赏必定施行、刑罚必定决断。这三种道路，是治理天下的工具。想称王就能称王，想称霸就能称霸，想强盛就能强盛，在于君主的志向。损益 衣服器物如果不相称，贵贱就没有等级。于是富有的人更加富有，贫穷的人更加不及；小人使用君子的器物，商贩穿戴卿士的服饰；身披文绣，佩戴银印黄绶，重重门户之内享用玉食，身边的人被他们呵斥，只凭下巴示意就使唤别人。因此有财产的人光荣，没有财产的人卑贱受辱；向上可以交接卿相，向下可以凌驾普通百姓；珍宝到处流通，而刑罚却被用于贿赂。这样下去，法令受到侵害，能够不亏损吗？世治

译天地的规律以宏大为贵，圣人的道路以宽厚为贵；没有丝毫曲折，才是极其正直。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工匠，材料就总是不够；没有一丝一毫的短处，才是极其完善。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君主，世上就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任用。因此凡是任用人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齐桓公对待宁戚，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大概亲近会见的人没有长远的预期。如今制定法令，说“选举官不得与人见面”，说是为了“杜绝奸私”。可是处在深宫之中，却要凭此选取天下人才来显示明智，又从哪里了解他们呢？与人交往的道理，不可以断绝。因此圣人寻求治理交往的办法，而不寻求断绝交往；不应当只问为什么不交往。用人来防禁人，足以用私心禁止私心。先王任用人却不是这样：不论贵贱，不禁止交游，以德行授予官职，以功劳授予俸禄，具备奖赏刑罚来等待他们归顺；即使让他们交游，谁又敢背离正道呢？刑法 礼法明确，百姓就没有私下的忧虑；事业专一，百姓就没有邪伪；百官完备，百姓就不必邀功。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制定法令希望它正当，事业希望它长久，百官希望它恒常。天下的事情按次序办理，爵禄按次序晋升，士君子凭精纯的德行显达。德行有次序，人的行为就会修养；官职有次序，人就安定；事情有次序，百姓就安宁。农夫想着自己的田界，百工想着自己的规矩，士君子想着自己的德行，群臣百官想着自己的职分，上位者想着统一的原则；这样侵夺官职就没有由来，离开本业也没有去处。就是这样。因此天下的道路端正，百姓就专一。变化，是圣人的事情；应对非常之事，是上等智慧者的职责。这属于权变之道，不是贤者所能窥测的。才智极其聪明，却喜欢做奇异事情的人，是祸乱的开端。因此圣人非常厌恶奇功。天下有可以赦免的心情，也有可以赦免的罪过；没有可以赦免的心情，也就没有可以赦免的罪过。明君不赦免罪人，并不是喜欢杀人而厌恶生存，而是认为爱护生命的实际内容就在这里。若总想着制定可以赦免的法令，法令就会有出入；法令有出入，奸邪就能容纳他们的议论；奸邪能容纳其议论，法令就会日益混乱，犯罪的人增多，私情并起；这样即使想不赦免，也无法停止。频繁奖赏，贤能的人就不会受到勉励；频繁赦免，罪人就会求取侥幸。明君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这样做。可以赦免的罪，不过千百件中的一件。得到一件的好处，却损害万件，治国之道不采取这种做法。因此先王知道赦罪不可实行。凡是俘虏，一概依据法令决断，只致力于建立法令，不寻求可以赦免的法令。法令确立、命令施行，百姓就不犯法；法令不确立、命令不施行，百姓就多触犯死刑。所以说，能够杀戮然后才能使人活，能够决断然后仁爱才能建立。国家的治乱，在于法令是否确定；法令确定，民心就安定；法令变动，民心就改变。法，是用来端正事情的；发布一次而端正，发布第二次就会邪曲，发布第三次就会混乱。法令发布却不正当，就是没有法；法令正当却不施行，就是没有君主。因此明君将要施行某事，一定先在心中求得确定，先思虑定下然后写在策书上；话说出口就不可更改，命令下达就不可反悔。如同阴阳的运行，如同四时的推移，如同风雨的施布，所到之处就发生变化，所滋养之处就生长。天不可违逆的，是时令；君主不可违逆的，是法令。假使四时可以违逆，就不是天道；法令可以违背，就不是君主。如今有十个人张弩对着百万人，没有不震恐的。十支箭不能杀死百万人，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全军都震恐，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没有方向可以躲避就罢了，一旦被射中必定死亡。明君端正礼制，彰明法令，严厉刑罚，张满弓而不发，以此统治万民。触犯礼制的处死，违背法令的诛杀。奖赏没有不兑现的，刑罚没有不坚决执行的，那么暴乱的人就不敢尝试。因此击中人就必死，一支箭便可以使万人恐惧；有罪必诛，一项刑罚便可以禁止天下。所以明君重视法令，慎重发布命令。君主 君主没有不想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的，然而所任用的人免不了有不肖者；没有不想得到奸人并除掉他们的，然而所除掉的人免不了有贤人。像这样，赏罚不恰当，是任用和役使失误造成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并不是认为他不可以奖赏，而一定认为奖赏他是恰当的；君主所惩罚的人，并不是认为他不可以惩罚，而一定认为惩罚他是可信的。智慧不能看清是非的道理，明察不能识破逐渐浸润的言论，所任用的人未必有智慧，所使用的人未必忠诚。因此表面上有赏罚严暴的名声，实际上却有杀戮能人、养成奸邪的后果，这是天下的大患。招致贤人 即使有离娄那样的眼睛，也不能同时看清两处；即使有夔、师旷那样的耳朵，也不能同时听清两处；即使有仲尼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同时思考而明察两件事。凭借天下最明察、最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同时听取而兼顾一切，何况普通人呢？所以只凭自己的眼睛，即使极其明察，也有不知道的；凭借他人，即使是普通人，也没有得不到的知识。因此善于学习的人，借助先王来讨论道理；善于借助他人的人，借用外在的智慧来应接事物。借用别人的眼睛来观察，哪里还会只见一处？借用别人的耳朵来听，哪里还会只听一处？借用别人的智慧来思考，哪里还会只明察一处？所以处在天下大道之中而智慧不穷尽，兴办天下大业而思虑不枯竭，统摄协调各种言论而口舌不劳累，兼听古今的辨析而心志不疲倦的，大概只有任用贤人吧？明辨赏罚 求取俸禄的人，只关注利益所在，智慧足以取得当世的功名，却不能每天都不违背仁义。当他运用智慧驾驭世事时，贤人有时反而不如他。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张开仁义的大门以引导天下，压制虚情伪饰以堵塞天下的门户，再配合赏罚来推行。奖赏足以使人荣耀，刑罚足以使人畏惧；有智慧的人知道荣辱必然到来，于是劝善之心产生，不合轨道的奸邪止息。奖赏一个人，天下就知道应当归从什么；惩罚一个人，天下就知道应当躲避什么。明白开门与闭门的道路，使百姓清楚知道应遵循的轨迹由来。因此贤人不忧虑，智者不恐惧，求取俸禄的人不走邪路。这就叫仁爱的人安于仁，聪明的人因仁而得利，畏惧罪过的人勉强行仁，天下都成为仁人，这就是彰明法令。死亡是人最厌恶的事，杀人是仁人所不忍心做的事。然而人对于利益欲望，有时甚至冒犯死罪也要去做。先王制定肉刑，斩断人的身体，撤去膳食，停止音乐，叹息着施行刑罚，是因为不得已。刑罚不严明就没有威势；为了避让亲贵而不依法办理，法令就会日益败坏。这样奸邪不能禁止，犯罪的人增多，只让一个人得到宽惠，却伤害天下人的生命。圣人从利害上计算，所以施行刑罚并不疑惑。因此刑罚杀戮，正是爱护人的心意。

译流着眼泪施行刑罚。因此天下人明白这是仁爱。即使尊贵显要的人也不能免刑，因此天下人知道它决断严明。仁爱显现，所以百姓不怨恨；决断确立，下面的人就不敢犯法。这是圣王用来禁止奸邪的办法。先王制定八议以及赦免宽宥的差等，在三槐九棘的审议中作出决断；穿着丧服，反复思念五六日，甚至达到旬日或时日，以求完全合乎正义，然后才作出判决。仁厚之心达到如此程度，所以最终施行刑罚也是可以的。（以上十七篇，均见《群书治要》） 以下各书所引，篇名缺失 有人问袁子说：“故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他一看到君主的错误，就勃然大怒而当面触犯君主；同人谈话，从来没有不说起这件事的。难道不就是所谓‘做王臣要謇謇正直，不顾自身’的缘故吗？”袁子回答说：“是。他可以说是直臣，至于忠臣，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仁人爱人，施于君主叫忠，施于父母叫孝。忠孝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仁爱达到极点的人，君主或父母有过错，进谏而不被采纳，反复求取改正的方法而不得已时，仍不忍把过错公开宣扬。如今做臣子的，看见君主失道，直接斥责他的错误，还传播宣扬他的恶行，可以说是直士，却还不是忠臣。因此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整天谈论，从来没有说君主的错误；多次上书占卜式地进谏，而外人并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件事上是长者，这才是忠臣。”（《三国志·陈群传》注、《北堂书钞》五十四、《艺文类聚》二十二、《长短经·臣行》、《御览》四百四十七） 礼兼有仁和义。（《北堂书钞》八十，当是《礼政篇》的文字） 长安九▯р，中山清酤。接连几年九种谷物都没有丰收，蔬菜也没有成熟，不可不深思忧虑。只要能够出售枣、栗、瓜、梨，凡是不足以供给的物品，如甘蔗之类，都可以暂时禁止。俗语说：岁星在申、酉之年，讨水浆却得到酒；岁星在辰、巳之年，就会嫁妻卖子。盛衰交替，丰收与荒年相间，这是上天恒常的规律。滑▯说：“如今正逢凶年，有人想把随侯之珠送给你，又有人想把一钟粟送给你，你将选择什么？”▯说：“我取粟，可以救济穷困。” 树立德行、践履礼义，叫作英；子产、季札，是人中的英杰。尧在济阴避让给舜，如今定陶有尧的坟墓，是真的吗？桀、纣拥有左亿右亿那么多的百姓，有四岳、三涂的险要，有京山、终南的坚固地势，等到在鸣条之野交战，却一朝之间失去了天下。眼睛因为能看见细小事物而称为明，耳朵因为能听见宏大声音而称为聪。圣人治理天下，就像平坦的地面一样，聋人、盲人、跛脚者、跛行者都能在上面行走；法令却像丘陵一样，不是有超群脚力的人，不能越过。只有圣人能够了解圣人，只有贤人能够了解贤人，这话是真的吗？杨子说：“庄周是什么样的人？”袁子说：“气度宏大而不节俭，分量厚重而又畏惧祸患，是有智慧的人。” 孔子称赞蘧伯玉说：‘国家没有道义，可以把自己的才德卷起收藏起来。’如今李膺处在浑浊的世道中，卓然同世俗走不同的道路，只是西山饿夫一类的人罢了，最终无罪而死，怎么能算作雅人呢？李膺说出的话，没有人敢违背。有人非难李膺的话，乡里人就非难他；李君子同别人乘车共同出行，于是名声闻于天下。学习没有比广博更重要的，行为没有比简约更重要的。圣人，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通过博学来积聚知识，通过兼听来辨析事理。对于不是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却勉强学习，就像把百万军队聚集在河水、济水之中，再使用舟船和船桨，本来就不如江水、汉水那样适宜。方丈大的食物，不过够吃一顿；绨袍上的刺绣，不过只能带来一阵温暖。牛马替人驾车乘骑，并不是喜欢背负千钧的重量、行走千里险路；鞭打驱策是很痛苦的。《袁子》说：我曾经同陈茅在邺城东门外休息，看见一位老人，正坐着吃东西。他的儿子给他蒜，吃完还有剩余，想扔掉又舍不得，想带走又怕天气炎热，于是就全吃了。这样一来，蒜的辛辣灼痛他的肠胃，两眼都红了，陈子笑他。我对他说：“你的牛羊有几千头，却不敢吃；天气炎热时有▯曷死的人，等到那时才吃，用来伤害你的身体，也正是这个道理。” 《袁子》说：诸葛亮是持重之人，却屡次动用蜀国军队，这是因为他知道小国弱民难以长久保存。如今国家一举进攻蜀地，从征伐的功效来看，还没有像这次这样迅速的。正当邓艾率一万人进入江由的险要之地，钟会率二十万军队停留在剑阁而不能前进时，三军将士已经饥饿；假使刘禅再过几天不投降，两位将领的军队就难以返回了。所以建立功业竟然如此艰难。国家先有寿春之战，后有灭蜀的劳役，百姓贫穷而仓廪空虚。因此小国的忧虑，在于及时建立功业来保全自己；大国的忧虑，在于胜利以后力量耗尽，成功之后正是戒惧的时候。（《三国志·邓艾传》注。按：以下五条只称《袁子》，不能分别判断属于《正论》还是《正书》，所以抄录在卷末。） 《袁子》说：张子布把诸葛亮推荐给孙权，诸葛亮却不肯留下。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孙将军可以说是君主，但观察他的气度，他能够尊重贤能的诸葛亮，却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我因此不留下。”

译《袁子》说：有人问诸葛亮是怎样的人，袁子说：张飞、关羽与刘备一起起兵，是刘备的爪牙、心腹之臣，但都是武人。后来得到诸葛亮，便让他担任辅佐之相，群臣都喜悦服从，这是因为刘备足以信任诸葛亮，诸葛亮也足以受到尊重。等到诸葛亮接受托付六尺之孤，代理一国政务，侍奉平庸的君主，独掌权力却不失礼法，行使君主的职事而国人不怀疑；像这样，便足以使群臣百姓的内心欣悦拥戴。施行法令严明而国人喜悦服从，役使百姓尽其力量而下属不怨恨。等到他出兵，军队进退如同宾客，行军不侵扰百姓，不捕猎砍柴的人，仿佛仍在本国境内。他用兵时，停止如山岳般稳固，进退如风般迅疾；军队出动的那天，天下震动，而人心并不忧惧。诸葛亮死到现在已有几十年，蜀国人仍歌咏思念他，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面南而立，主持政事。’诸葛亮就有这样的才能。又问：诸葛亮起初从陇右出兵，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人反过来响应他；假如诸葛亮迅速进兵，三郡就不会归中国所有了，可是诸葛亮缓慢行军，不向前推进；后来官军登上陇地，三郡重新恢复，诸葛亮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错过了这个机会，为什么呢？袁子说：蜀兵轻捷锐利，良将很少。诸葛亮刚出兵时，还不知道国内力量的强弱，所以疑虑而试探；而且大规模会战的人不求眼前小功，所以没有进兵。又问：怎么知道他有疑虑呢？袁子说：他刚出兵时迟缓持重，驻营层层设置；后来转而接受投降者，却仍未进兵求战，这就是他疑虑的迹象。又问：怎么知道他勇敢而善于作战呢？袁子说：诸葛亮在街亭时，前军大败，他驻扎在数里之外而不救援；官军与他军相接，他又缓慢行进，这就是他的勇敢。诸葛亮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就容易发动，坚重就可以进退。诸葛亮法令明白，赏罚守信，士卒听命，奔赴险境而不顾性命，这就是他能够作战的原因。又问：诸葛亮率领数万军队，他所兴建的设施，却像数十万人的功业，这是他的奇特之处。所到之处，营垒、井灶、厕所、藩篱和障塞，都符合规矩尺度；行军一个月，离开时仍像刚到时一样。耗费劳力只是为了装饰美观，为什么呢？喜子说：蜀人轻浮放纵，所以诸葛亮故意用坚重来约束任用他们。又问：怎样说明确实如此？袁子说：诸葛亮治理实际而不治理虚名，志向宏大而所求长远，并不是追求眼前的迅速。又问：诸葛亮喜欢整治官府、馆舍、桥梁、道路，这些不是急务，为什么呢？袁子说：小国贤才少，所以他想使这些设施显得尊严整齐。诸葛亮治理蜀地，田地开辟，仓廪充实，器械精利，储积丰足，朝会时没有喧哗，道路上没有醉汉。根本树立了，枝末自然得到治理；有了余力以后才顾及小事，这就是用来勉励功业的办法。又问：您议论诸葛亮，确实有根据。但以诸葛亮的才能，他的功业为什么不算多呢？袁子说：诸葛亮是守持根本的人，至于应对变化，并不是他的长处。因此他不敢使用自己的短处。又问：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赞美他呢？袁子说：这本来就是贤人的深远之处，怎么可以要求他样样都完备呢？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不去使用，这是贤人的伟大之处；知道自己的短处，也就知道自己的长处了。那些事先的见识和言论如果不合实际，正是诸葛亮所不采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可取之处。（《三国志·诸葛亮传》注） 《袁子》说：魏国设置吏部尚书，专门选拔天下百官。任用人，是君主掌管的事务，是不可以假手于人的。假使治乱的权柄控制在一个人手中，权力过重而人才又难以得到，处在这个职位上而才能配得上它的人，没有一个。因此就会百事混乱而只有一事治理。《袁子》说：士人中达到命士以上的，都有冠冕，称为冠族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