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魏二十◎中山王衮

译给魏文帝的信 汉中的地形，实在险要坚固，四岳、三途都比不上它。张鲁有精锐铠甲兵数万人，凭借高处据守险要，一人挥戟，千人也不能前进。而我军通过那里，像受惊的巨鲸冲破细网，奔跑的犀牛撞破鲁缟一样，仍不足以比喻其容易。上书谢罪请求赦免 臣年轻时不遵循正道，过错在人伦方面。年长后长期窃居不称职的职位，终于蒙受宽容赦免。臣的性情没有节制，也不懂知足，反而具有豺狼般贪得无厌的本性。年老昏昧而更加贪婪，触犯冲撞国法，罪过接近三千条，不在赦免宽宥之列。本应接受罪刑诛杀，弃尸于市朝，却仍蒙受上天恩典，使已死的骨肉重新获得生命。臣仰头看着天日，惭愧辜负了神灵；俯首思量自己的过失，惭愧、恐惧而心悸。不能自缢来割断自己的生命，只好恭敬地走到宫门，拜上奏章陈述心情。曹[字迹不清][字迹不清]字元首，是中常侍曹腾兄长叔兴的后代，齐王曹芳的族祖，官至弘农太守。按：另有清河王[字迹不清]，是明帝的儿子，并不是此人。《晋书·汝南王亮传》说：“泰始初年，亮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有军司曹[字迹不清]。”这说的是清河王。六代论（并附上书） 臣听说，古代的君王一定分封同姓，以彰明亲亲之道；一定任用异姓，以彰明尊贤之道。所以《左传》说：“酬报功勋，亲近亲族；亲近近臣，尊重贤者。”《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近九族。”《诗经》说：“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子就是国家的城墙。”由此看来，不是贤能之人，就没有人能和他共同建立功业；不是亲族，就没有人能和他共同辅佐治理。专门实行亲亲之道，逐渐就会衰微；偏重任用贤者，弊端就会发展为劫夺。先圣知道这一点，所以广泛寻求亲疏各类人才而一并任用：关系亲近的，有宗族盟誓和藩卫的坚固；关系疏远的，有仁人贤士辅弼的帮助；国家强盛时，有人共同参与治理；国家衰弱时，有人共同守护土地；国家安定时，有人共同享受福祉；国家危急时，有人共同承担祸患。这样才能拥有国家，保全社稷，历经长久岁月，使根本和枝叶延续百世。如今魏国尊重尊长的法令虽然明白，亲近亲族的原则却还不完备。《诗经》不是说过：“雁在原野，兄弟共同面对急难”吗？这说明兄弟在丧乱之时彼此求助，在忧患之中同心协力；即使有兄弟相争的愤怒，也不会忘记共同抵御外侮。为什么呢？因为忧患是共同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人被任用却不受重视，有的人被放弃而不予任用。一旦疆场告警，关门反而拒绝他们，股肱不能扶持，心腹没有护卫。臣私下想到这些，连睡觉也不能安稳，想献上赤诚之心，向朱雀门进献策略，谨慎地汇集所听闻的情况，叙述成败的道理。论说：从前夏、殷、周延续了几十代，而秦朝传到二世便灭亡了。为什么呢？三代君王与天下共同治理人民，所以天下人与他们共同承担忧患；秦王独自控制人民，所以国家倾覆危急时没有人救助。和百姓共同享乐的人，人民一定会替他忧虑；和百姓共同安定的人，人民一定会拯救他的危难。先王知道独自治理不能长久，所以和别人共同治理；知道独自守护不能稳固，所以和别人共同守护。兼顾亲疏而同时任用，参照同异而一并建立制度。因此轻重足以互相制衡，亲疏足以互相防卫，兼并之路被堵塞，叛逆之节不会产生。等到周室衰弱，齐桓公、晋文公以礼法统率诸侯，楚国不进贡苞茅；齐国出兵讨伐楚国，宋国却不为周王筑城。晋国杀死周王的宰臣，王室纲纪于是松弛而又重新张立，诸侯由骄傲而重新肃敬。二霸之后，国势渐渐衰落，吴、楚凭借长江，依仗坚固城池。虽然心中想要夺取九鼎，却畏惧宗室姬姓诸侯的威势。奸邪之情消散在胸中，叛逆的谋划消失在言语之前。这难道不是因为重视亲戚、任用贤能吗？枝叶茂盛，正是根本赖以存在啊。从此以后，各国转相攻伐。吴国被越国兼并，晋国分裂为三国，鲁国被楚国灭亡，郑国被韩国兼并。到了战国时代，姬姓诸国衰微了，只有燕、卫还存在，但也都弱小。西面受强秦逼迫，南面畏惧齐、楚，忧惧灭亡，来不及彼此救助。到了周赧王时，周王降为平民，但枝干之间仍相互支撑，使他得以居于空有名义的王位。天下没有君主，持续了四十多年。秦国占据形势有利的地区，施展诡诈权术，征伐关东，像蚕食桑叶一样吞并九国。到了秦始皇，才确定天下至尊的地位，耗费时日如此之久，用力如此之大，难道不是为了深深稳固根基、采取不可动摇的办法吗？《易经》说：“它将灭亡，它将灭亡，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周朝的德行大概可以说正符合这句话。秦国看到周朝的弊病，以为周朝弱小就会被人夺取，于是废除五等爵位，建立郡县官制；抛弃礼乐教化，任用严酷苛刻的政治。皇帝的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爵，功臣没有立锥之地；朝廷内部没有宗子自相辅佐，外部没有诸侯作为藩篱卫护。仁爱之心不施加于亲族，恩惠也不流布到枝叶。譬如砍掉大腿和臂膀，只独自任用胸腹；又像漂浮在江海上的船只，抛弃船桨。旁观者因此寒心，秦始皇却安然自得，以为关中险固，千里金城，正是子孙世代称帝称王的基业。这难道不是荒谬吗？这时淳于越进谏说：“臣听说殷、周的君王，把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一千多座城邑。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子弟却是平民；最终如果出现田常、六卿那样的臣子，却没有辅弼，靠什么相救？事情如果不以古人为师却能长久，这是臣从未听说过的。”秦始皇听信李斯片面的说法，贬斥了他的建议，到自己去世之日，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平庸之人的手，把废立皇帝的命令托付给奸臣之口，终于使赵高一伙诛杀铲除宗室。胡亥年少时接受刻薄的教诲，长大后继承凶暴父亲留下的事业，不能改变制度法令，宠信任用兄弟，反而以申不害、商鞅为师，向赵高询谋，把自己幽闭在深宫中，把政权交给谗佞贼臣；自己在望夷宫遭受残害，想做一个平民，难道还办得到吗？于是郡国离心，百姓溃散反叛；陈胜、吴广在前面倡导，刘邦、项羽在后面使秦朝疲敝。如果当初秦始皇采纳淳于越的策略，压制李斯的议论，分割州国，分封子弟为王，封赏三代之后，酬报功臣的劳绩，使士人各有固定君主，百姓各有确定主人，枝叶彼此扶持，首尾互相发挥作用，即使子孙有失道的行为，即使当时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贤明的人，奸谋还未发动而自身已经被诛杀，又哪里会有微不足道的陈胜、项羽得以施展手脚呢？

译所以汉高祖挥舞三尺长剑，驱使乌合之众，在五年之中终于成就帝业。自从打开函谷关以来，兴起并建立功勋，还没有像汉高祖这样容易的。伐取深根的树木，难以取得功效；摧毁枯朽的东西，容易施力，这是形势和道理决定的。汉高祖鉴戒秦朝的过失，分封并培植子弟；等到诸吕擅权，图谋危害刘氏时，天下之所以没有倾覆动荡，百姓之所以没有改变心意，只是因为诸侯强大，像磐石一样牢固；东牟侯、朱虚侯在内部奉命行动，齐、代、吴、楚在外部充当屏障。假使高祖沿袭亡秦的法令，忽略先王的制度，那么天下早已传给别人，不会属于刘氏了。然而高祖分封建国，封地超过古制；大的跨州兼郡，小的连接数十座城，尊卑上下没有区别，权力反而逼近京室，于是有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患。贾谊说：“诸侯势力强盛，长期会滋生祸乱奸邪。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增加诸侯数量而削弱他们力量更好的办法；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那么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讨伐之事。”文帝没有听从，到了孝景帝时又仓促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贬黜诸侯，亲近的怨恨，疏远的震恐。吴、楚首先谋反，五国随风响应；祸根萌发于高帝时期，冲突在文帝、景帝时期集中爆发，这是宽缓造成制度过度膨胀、急切处理又没有循序渐进的过错。这就是所谓末梢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便难以摆动。尾巴与身体同属一体，尚且有时不听从，何况不是身体一部分的尾巴，怎么能够摆动呢？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从此以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淮南被三次分割，梁国、代国被分成五国。于是国势逐渐衰落，子孙弱小，只能领取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有的因为酎金失礼而被免爵削地，有的因为没有后嗣而封国被废。到了成帝时期王氏专擅朝政，刘向进谏说：“臣听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根本就没有可以庇护的地方。如今同姓宗族日益疏远，外戚专擅政权，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弱小，这不是保守社稷、安定国嗣的办法。”他的话深切恳切，引证很多；成帝虽然悲伤叹息，却不能采用。到了哀帝、平帝时期，异姓掌握权力，借用周公的名义，却制造田常那样的叛乱。高高拱手窃取皇位，一朝之间使四海臣服。汉朝宗室王侯解下印绶，奉献社稷，仍然害怕不能成为臣妾。有的人竟替王莽制作符命，歌颂王莽的恩德，难道不可悲吗？由此可见，并不是宗室子弟在惠帝、文帝时期独自忠孝，到哀帝、平帝时期便转而叛逆；只是因为权力轻、势力弱，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罢了。幸亏光武皇帝挺立出世所罕见的才姿，在王莽已经成功之后擒灭他，在汉朝继嗣已经断绝之后重新接续，这难道不是宗室子弟的力量吗？然而魏朝竟不鉴戒秦朝的错误策略，沿袭周朝的旧制度，继承亡国的法令，却侥幸希望获得无穷尽的国运。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宦官掌握权柄，朝廷没有为国死难的臣子，外部没有共同承担忧患的诸侯；君主孤立在上，臣下在下方玩弄权力，根本和枝叶不能互相控制，身体和头颅不能互相驱使。于是天下沸腾，奸邪凶恶之徒一同争夺，宗庙焚烧成灰，宫室变成荆棘丛林。占有九州之地，自己却没有安身的地方。可悲啊！魏太祖武皇帝亲自具备圣明的资质，又兼有神武的谋略，以王纲废弛断绝为耻，怜悯汉室倾覆。像龙一样在谯、沛兴起，如凤一样在兖、豫飞翔，扫除凶逆，消灭鲸鲵般的贼臣，迎接皇帝到西京，定都颖邑。德行震动天地，义举感动人神。汉氏奉承天命，把帝位禅让给大魏。大魏兴起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看到五代存亡的历史，却不用其中的长远策略；看见前车翻覆，却不改变自己的车辙。把子弟封王在空虚之地，君王拥有土地却不能役使人民。宗室逃窜于民间，听不到参与国家政事的机会。权力和普通百姓相当，势力和庶民一样。内部没有深厚根基、不可拔除的稳固，外部没有磐石般的宗盟援助，这不是安定社稷、建立万世基业的办法。况且如今的州牧、郡守，就是古代的方伯、诸侯，都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兼有统领军队的职责；有的几个人各自相当于一个国家，有的兄弟同时据有要地，而宗室子弟竟没有一人厕身其中、与他们相互维持，这不是强固根本、削弱枝叶以防备万一祸患的办法。如今任用贤能之人，有的人越级任为名都的主官，有的人任为偏师的统帅；而宗室中有文才的，必定限制为小县县令，有武略的，必定只安排在百人之上的职位。这样使廉洁高尚之士都把志向耗费在狭小的范围内，使有才能的人以同不相称的人为伍为耻，这不是鼓励进用贤能、褒奖异于常人的宗室子弟的礼制。泉水枯竭，水流就干涸；树根腐朽，树叶就枯萎。枝叶繁茂可以荫护根本，枝条凋落则根本孤立。所以俗语说：“百足之虫，直到死也不会倒下。”因为扶助它的脚很多。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况且城墙的根基不可能仓促建成，威名也不可能一朝树立，都是逐渐经营、平素建立的。譬如种树，时间久了，根本就深厚牢固，枝叶就茂盛。如果仓促间把树移到山林中，栽在宫阙之下，即使给它培上黑土，用春日温暖它，也仍然不能挽救它枯槁，又哪里有余暇使它繁茂生长呢？树木好比亲戚，土地好比士人和百姓。建置时间不久，下面的人就轻慢，上面的人就受到怠慢。平时居处安定尚且害怕他们离心叛离，到了危急时将怎么办呢？所以圣王在安定时不放纵安逸，而思虑危难；在存在时设置防备，而畏惧灭亡。因此即使疾风突然到来，也没有摧折拔起的忧虑；天下发生变故，也没有颠危覆亡的祸患。（《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又见《文选》。“以昔夏殷周”以下是《六代论》。） 曹爽 曹爽字昭伯，是大司马曹真的儿子。明帝时期任散骑常侍，转任武卫将军，授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齐王即位后，加授侍中，封武安侯；正始十年被司马懿诛杀。

译给司马宣王的信 卑贱的我曹爽，悲哀惶恐，因无端招来祸患，理当受到屠灭。先前派家人去迎取粮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近几天已经缺乏匮乏，烦请您赐给一些粮食，以接济早晚的需要。曹义 曹义是曹真的次子，正始年间任中领军，曹爽失败后因牵连被诛杀。有文集五卷。替兄长曹爽上表请求任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 臣已故的父亲曹真，侍奉三代君主，入朝时兼任冢宰，出朝时担任上将。先帝认为臣承继了亲近重臣的遗绪，奖赏提拔臣，掌管禁省兵权。进而言之，臣没有忠诚恭谨、逐步积累功劳的行为；退而言之，也没有像羔羊那样廉洁奉公的节操。先帝圣体不安，臣虽奔走侍奉疾病、尝药问安，却从未有精诚感动上天、使先帝痊愈的效验。臣冒昧与太尉司马懿一同接受遗诏，既惭愧又恐惧，不知如何报答。臣听说虞舜排列贤能，把稷、契列在首位；成汤褒奖功劳，把伊尹、吕尚列在首位。审慎选拔，广泛推举，使优劣各得其所。这实在是辅佐天下、长养百姓的大道，是记录勋劳、酬报功绩的良好典制，自古以来从未缺少。如今臣昏昧无能，职位却居朝廷首位，回头想自己越次居上，内心惭愧警惕，谨敢竭尽愚诚，陈述最真实的想法：天下通行的大道有三种，即德行、爵位、年龄。司马懿本来凭借高明中正的品德，处在上司的地位，声名足以镇服众人，道义足以率领下属，这是第一点；胸怀远大谋略，文武兼备，又建立了征伐的功勋，远近都把功劳归于他，这是第二点；从万里之外回军，亲自接受遗诏，辅佐皇家，内外都归向他，这是第三点。加上他年高德劭，掌管国家纲纪，熟悉朝廷政务；论德行超过吉甫、樊仲，考功劳胜过方叔、召虎。以上这些条件，司马懿确实全都具备。臣徒有空虚的名位却处在他的上位，天下人将会说臣因为是宗室而徇私，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让。陛下聪颖早慧，能够明辨而且善于类推。如果能够察知臣的话，臣认为应当任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对上彰显陛下进用贤能的明察，对中显示司马懿文武兼备的实际，对下使愚臣免受诽谤讥刺。申明蒋济关于叔嫂服制的议论 关系相当就可以服丧，不必拘泥于尊卑；依照亲情制定礼制，也不必一定同族。兄弟亲近而伯父、叔父疏远，为什么服齐衰期年？因为是依据尊卑来服丧。伯叔母与自己没有骨肉亲情，却有因尊长而服丧的道义，所以也服齐衰期年。为什么唯独不能依据亲情为嫂嫂服丧呢？如果一定要等到交往次数足够才服丧，那么妻子的母亲身处异姓之地，交往也疏远；如果依据爱意来制定服制，恩情也会微薄。哪里比得上嫂嫂和叔叔共同居住在一家之内，共同承继先人的祭祀，有相互奉养的义务，却没有服丧制度，难道不奇怪吗？况且防止嫌疑的方法，是把关系推远；哪比得上通过服丧把关系牵引得亲近而加重情分？推远她，就和陌生人一样；牵引她，就成为亲亲之人。九品议 臣伏见有人发表明确的议论，想要废除九品制；而设置中正官，用来考察虚实。一个州地域广大而遥远，彼此大多并不相识。访察不能了解情况，就再转而访求本郡的前代名人。这样表面上是在询问州中正，实际却由郡中人士决定。

译至公论 世人所说的掩盖坏处、宣扬善行，是君子的大义；保全并彰明与自己同好的人，是朋友之间最深的交情。这些话的产生，大概只是民间日常谈论，用来挽救因爱憎而互相毁谤的情况，推崇厚道的重大原则罢了，并不是笃实正直的至理，也不是折中持平的公议。世俗之士不辨析其中的道理而拘泥于这些言辞，于是善恶不分，把掩盖过错当作宽弘；朋友忽略义理，把附和雷同当作美德。善恶不分，混乱就由此产生；朋友一味附和，败坏必然随之而来。谈论的人把符合事实当作清明，不把过分苛难当作可贵；相知的人把情分相等当作交友，不把意见雷同当作牢固。因此通达的人保存其中的义理，而不拘察文辞；体察其中的心意，而不专求言语。即使在私下议论中，也尚且要按一定尺度行事；一旦处在公开的公议中，就更不能固执于私情。凡是有智慧的人处世，都希望兴起教化、达到治理。想要兴教化、达治理，却不尊崇公正、抑制私情，不割断私情而顺从义理，不整饬清议以督察风俗，不明辨是非以宣扬教化，我还没有见过能够取得成效的。清议如果不评定善恶，善恶就无法显明；是非如果没有赏罚，是非就无法明辨。所以评定善恶不能远离事实，赏罚不能失去中正。如果背弃清议、违背是非，即使尧也不能治理一天；审慎评定善恶，详细施行赏罚，所以即使是中等才德的君王，也能使天下安定万世。因此君子知道，私情难以统摄，至公之道容易实行。所以季友毒杀兄长而不疑虑，叔向诛杀弟弟而不后悔。这两位士人都是前代通达之士，是晋国、鲁国的忠臣。他们难道没有慈爱骨肉之亲、怜恤同胞之仁吗？至公之道，是上天的常理，是大地的义理，是事理的要旨，是人所应当遵循的准则。从前鲧是禹的父亲，舜却诛杀鲧而任用禹。禹知道舜诛杀自己的父亲是出于无私，所以接受使命而不推辞；舜明白禹知道自己至公无私，所以任用禹而不疑虑。无私的人，即使父亲被废黜，儿子也不说什么，何况把这种原则用于其他人呢？肉刑论 至于说肉刑有助于治理，这是荀卿首先倡导、班固加以陈述的观点。推崇它的宗旨，就说它取法天地而使刑罚明察；考察它的功用，就说死刑太重而生刑较轻。他们纵横驰骋地论述，极点也不过如此：政治清明时刑罚应当重，政治混乱时刑罚反而应当轻。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原则，但本来还没有通晓施用刑罚的根本。死刑并不只是为了杀人，也是为了铲除妖逆，这是天地的规律。伤人而不改过，也属于妖逆一类；如果能够改过，那么就没有必要采用肉刑。况且伤人、杀人，都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必定有其原因。有原因才这样做的人，激发他就会更加放纵，敦厚教化他就会归于纯一。所谓激发，就是触动他的逐利之路；所谓敦厚，就是使他的质朴本性更加坚定。因此，居上位的人应当议论这些根本要务，不营求奇巧的主张，施政简约，持守宁静。这样，大处则其隆盛足以与天地相配，中处则其治理可以使百姓富厚，下处则刑罚可以不残虐。百姓心境安静、治理得当，那么那些最为恶劣的人就会成为众人所抛弃的对象；既为众人所弃，其无可改过的事实也就显明了。明明可以置死者于生路，却想增加过度的刑罚来助长残暴的刑政。对于应受严刑的人，即使说惩治轻慢的风气是由此兴起，既然有使他成为这样的人，认为应当使他活着而让他活着，也是可以的。舍弃死刑而改为毁折肢体，他又有什么罪过呢？这就像满堂饮酒时，若有一人面向角落悲哀哭泣，便会使满堂都不荣耀。居上位的人若能洗涤自己的心志，保持宁静，使百姓满足，各自保全本性，又何必担心奸邪不能胜过，竟要截断肢体、使人走入死地呢？（《艺文类聚》卷五十四） ◎曹彦 曹彦，是真第五子，正始年间任散骑常侍、侍讲，曹爽失败后因牵连而被诛杀。◇议复肉刑 刑罚严厉而处死，犯法的人就少；刑罚轻而容易触犯，作恶的人就多。我认为，轻视常法、苟且求免的人多了，犯法的人才会众多。施行黥刑，就能彰明刑罚，而百姓也非常以此为耻。况且创伤、黥面、断足，见到的人就知道禁令；彰明罪行、表露恶果，也足以使人畏惧。所以《易经》说：“小小惩罚，以得到大的警戒。”难道作恶的人还会多吗？假使作恶很多但还不至于死刑，也不妨碍生育；如果一定要把作恶者都杀掉，即使不断加害，也终将达到无人可用的地步。那时上天就无法显其神明，君主也无法保持尊贵。所以宁可使人有过而不杀，才是高明；宁可宽大处理而取得众人拥戴。至于审理诉讼、用刑罚制止刑罚，不可以贸然改变旧制。超过这一范围，肉刑就应当恢复。肉刑与死刑相比是较轻的，减免死刑五百人却是重大的恩德。重刑不妨害人的生命，足以惩治奸恶；轻刑则使人知道禁令，禁止百姓作恶。这就是相互补益、合乎常道的法则。有人议论说不可恢复，或许是还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吧。（《御览》卷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 卷二十一·魏二十一 ◎夏侯▯ 夏侯▯字元让，沛国谯县人，是武帝的族兄，积累功劳升至前将军。文帝受禅后，任命为大将军，死后谥号忠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