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傅咸（二）

译◇迁任尚书左丞上表 左丞职位低而事务重，是以卑贱身份制约尊贵之人，所以很难任职。我愚昧低劣，却冒昧承受这一任命，惭愧不能胜任。害怕罪责牵连自己，早晚惶恐不安，睡觉吃饭都不得安宁。◇为李含申理上表 臣的州中、秦国郎中令始平人李含，忠诚公正、清廉正直，才干足以治理世务，确实有史鱼秉持正直的风范。他虽然因此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但名声品行严峻刚正，无法遮掩；二郡都举荐他为孝廉和异行。尚书郭奕巡行本州时，李含出身寒门且年少，郭奕却破格任命他为别驾。太保卫瓘征召李含为属官，常对臣说：“李世容应当成为晋朝奋不顾身的忠臣。” 秦王去世时，悲痛哀伤感动人心，百官聚集送丧，都是亲眼所见。如今李含屈从王国的制度，按照规定，除服后在葬礼十七日便亲自担任中正，当时有人说他“背弃哀戚而居荣显”，于是夺去他的中正职务。后来又牵涉天子之丧，天子葬后除服，便说天朝尊贵特殊，以此作为准则，这不应当这样说。如果天朝之丧葬后除服，而藩国之丧葬后也除服；藩国若想同样不除服，反而应当责备说天朝尊贵特殊、以此为准，这也不应当这样说。如今天朝在上解除丧服，却想让藩国在下继续服丧，这是藩国的礼义更隆厚，而天朝的礼制反而单薄，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又有人说诸王公都要服满丧期，礼制规定丧期尽了才叙用，明显是认为丧制应当隆重，务必要敦厚慎重。至于丧期尽了才叙用，只是说明要怜惜服丧者的疾病罢了。天朝的制度是让人服满丧期，这种说法却没有见到。国家制度是葬后除服，除服后祔祭。从汉、魏直到圣晋，都是共同实行的。文皇帝去世，武帝崩殂，世祖过度悲哀，陛下身心受损，含着忧痛，服丧终至三年；普天下的臣民难道没有攀慕而继续服丧之心吗？实在是因为国家制度不可逾越，所以在既已下葬之后，不敢不除服。天王之丧，在上面解除丧服；藩国的臣子却独自在下面继续服丧，这实在令人心中不安。又有人根据秦王先后之事，说李含应当作为丧主。即使李含应当作为丧主，按如今的制度，葬后应当除服并祔祭，那么就应穿吉服进行祭祀。于是有人说，秦王还没有宗庙，神主没有迁置之处，所以不应除服。秦王是初次受封，没有可以合祔的祖庙，灵主所在之处就等同于宗庙。不能不问国家制度如何，却因为没有宗庙便断定应当贬抑。若以李含如今的行为来推移博士、考察礼文，那么尧帝放勋去世时，四海停止音乐直到三年；世祖去世后还不到几十天，便解除丧服、穿上吉服。若拿古制来约束今制，全天下都应当被贬责，哪里只是李含不应除服呢？如今没有贬责，正是因为王制如此。圣上居谅闇之中，悲哀之声没有停止，股肱近臣和身边侍从尚且应当内心服丧，不宜立即举行婚娶和欢乐之事；但没有人这样说，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大制度不可逾越，只能委曲求全吗？此前因为李含有王国之丧，上奏请求派人代替。尚书下令说秦王下葬日期已近，葬后李含应当代理职务，不准派人代替。葬后李含仍然犹豫，没有及时代理职务，司徒多次责罚、询问来催促他，李含这才处理政事。李含是在承受尚书台的敕令、受到司徒府符催逼之后才代理职务的；他刚履职，便遭到弹劾，这就是台敕府符把李含陷入罪恶之中。如果说台敕府符损害教义，那么就应当依据正理处理，不要承认不正当的符敕，却只贬责李含。李含遭受困厄又有什么可惜的呢？只是国家制度不能偏废罢了。另外，李含自己认为是陇西人，虽然户籍属于始平，却不是始平所统辖熟知的人。最初被任命为中正时，他反复向司徒说明，自己不是始平国人，不适合担任中正。后来任郎中令，又以选官任用应当援引台府为例，认为自己不应担任中正，于是辞让给常山太守苏韶。他辞意恳切，充分表现在文辞之中。李含坚决辞让，是在秦王去世以前；葬后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被罚责逼迫，才代理了职务。臣的从弟李祗任州都，意在弘扬风教，认为李含的议论已经过分；不肖之人于是相互煽动，希望借助名义，在法外构成案件，以便有所求取。中正庞腾便削减李含的品秩。臣虽然没有祁大夫那样的德行，但看见李含受庞腾侮辱，愤怒难忍，谨上表说明，请求朝廷及时广泛议论，不要让庞腾得以滥用权力。◇又论说 臣认为，国家的大制度不可偏废。秦国郎中令李含承受尚书的敕令，奉行服丧的命令，葬后除服；而中正庞腾没有任何依据，却把李含的品秩降了三级。我认为这不符合汉、魏以来实行的制度，已经全部上表说明，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究竟应如何处理的答复。庞腾等人的说法，是秦王没有后嗣；此前又有诏令，便以此认为李含不应除服。臣愚昧地认为，诸侯国的制度不能与天朝不同。即使秦王有后嗣，按制度也本来就应当除服；何况秦王无后嗣一事，先前已有诏令，朝野无人不知。尚书下达敕令，明令葬后李含应当代理职务，不应派人代替。不久又举荐他为台郎；司徒还责罚、询问，催促李含代理职务。如此看来，台府也都认为李含葬后应当除服。丞相是纯正的臣子、群臣之首，他奏请让李含除服，也没有其他疑问。至于李含除服，却独自获罪，竟说他有负于哀情。臣任职期间，无论大小事情都想尽力办理，希望有益于国家的优崇制度。何况国家的大制度应当垂示后世，内心实在不安，不能不详细陈述，谨再次上奏，请求中书省加以诘问，即使百虑之中能有一得也好。◇代理司隶校尉上表 臣既然愚钝柔弱，不能胜任重任，又处在哀痛忧伤之中，勉强苟息的期限已满，陛下却过分抬爱，授予臣不能承受的职务。臣披露忠诚，归结困窘而上奏，诏令既已下达，最终仍没有改变。臣虽不能牺牲自身来保全礼教，但在道义上不能苟且偷安，白白承受隆厚的恩宠。先前接受严厉诏令时，臣私下发誓，视事之日一定以陨身失职来报答。由于货赂流行，正应当深切禁止，臣严令都官把这件事放在首位。然而经过多日多月，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是因为陛下有所奖励激励，而考虑到臣愚直刚戆，恐怕必然会被囚禁，所以臣自己收敛检束以避其锋芒。任职已有一段时间，既没有显著的举措，又没有遇到事情便立即振作，于是还有谁会畏惧呢？所以光禄大夫刘毅任司隶时，声威震动内外，远近都清肃起来。并不只是刘毅有王臣奋不顾身的气节，更是因为他的奏议得到采纳，威风得以伸张。

译◇表 凉州百姓要服军役，先办理军需物品，然后才能制作衣服。◇上言应当裁减官员、致力农事 陛下处在至尊之位，却实行布衣百姓的事务，亲自处理万机，劳心直到太阳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生活俭朴以便利天下，没有谁超过陛下。然而从泰始开元直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军国物资仍不丰足，百姓仍不能富足，一年歉收便面有菜色，实在是由于官员太多、事务繁重，免除赋役又过于滥施，蚕食百姓的人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少。臣愚钝疏略，错误地忝居近臣之职，每每看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忧，却无法有所补益，内心惭愧，怎敢不竭尽力量，以回答上天的询问。过去都督有四人，如今兼置监军，竟多到十人。夏禹分布土地，划分为九州；如今的刺史，几乎多了一倍。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却更多。徒然设置牙门校尉，对宿卫没有益处；又虚设军府，动辄有上百处。五等诸侯又各自坐享而设置官属。各种宠赏供给，都出自百姓；一个人不务农，就有人要承受他的饥饿，如今不务农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五谷全部丰收，也只能勉强接续；稍有灾害，便无法继续供养。臣认为当前的急务，应当先合并官署、减少事务，使政事清静、劳役止息，上下共同用心，专门把农业作为要务。◇上书请求责问奢侈 臣认为，谷物和丝帛难以生产，如果使用不节制，就没有不匮乏的道理。因此先王教化天下，吃肉穿丝，都各有制度。我私下认为，奢侈所造成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尧居住在茅草屋顶下，如今百姓竞相把房屋建得华美。古代臣下没有玉食，如今的商贩小人都吃腻了精美饭肉。古代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如今的婢妾都穿着绫罗。古代大夫才不徒步行走，如今的卑贱奴隶都乘坐轻车、驱赶肥马。古代人口稠密而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如今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却忧患不足，是因为奢侈。想要当今社会俭朴，就应当责问奢侈；奢侈不受责问，彼此便竞相推崇。过去毛玠任吏部尚书，当时没有人敢喜爱华美衣服和精美食物。魏武帝叹息说：“我的法令还不如毛尚书。”如今假使各部都用心办事，像毛玠一样，风俗的转变并不困难。◇上书陈述选举 臣傅咸认为，兴盛教化的关键在于任用官员。人的才干并非只有一种，职务也各不相同。譬如树林中的树木，粗大、细小、弯曲、挺直，各有适合施用之处。所以明察荐举能够达到隐居卑微的人，广泛咨询而不拘泥于内外。内外的职任，出仕退处都应随宜安排；近来选拔任用，只重视内官，外官的荐举已经衰败，又增加许多条目，竞相重内轻外，终于成为风气。这种弊病确实应当立即革除，应使内外通达，不要有所偏向。即使内外通达而无所偏向，如果选拔任用不公平，也可以严加责罚；责罚如果足够严厉，就不必担忧不公平。况且胶住琴柱不能调瑟，何况任用官员可以设置固定限制吗？臣私下考虑，设置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当、不能选出人才。不能选出人才，应当随事制定措施，不需要设置限制性的法律。法律设有限制，对于达到长远目标来说，难道不是拘泥吗？有人说，不制定这种法律，凭什么责罚？臣听说，刑罚是用来惩治小人的，道义是用来责备君子的；责备君子在于内心，不在于法令的限制。正始年间，何晏负责选举，内外各种职务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种灿然的美好在当时可以看见。像这样，并不只是用限制来驾驭人才，也不只是法律所造成的，实在是由于委任得当。接受委任时的畏惧，比受限制性法律约束更强。这样，法律失误便不是自己的过错，过错不在自己，受到责备也无所畏惧，这就是所谓“用刑罚整治他们，人们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如果真正把政务委任给他们，他们一方面担心罪责牵连，另一方面害怕招致怨恨和毁谤。自己办得好，朝野都会称颂；办得不好，众人的憎恶都会归到自己身上。这样战战兢兢，和倚靠限制性法律苟且免罪相比，哪一种更好呢？

译◇遭继母丧忧上书 傅咸自身没有兄弟，到任职的那天，丧事和祭祀无人主持。◇奏劾荀恺 荀恺的堂兄去世，他上表请求前去吊丧，诏令准许，但诏书还没有下达，荀恺便去拜访夏侯骏。傅咸因此上奏说：面对死亡丧事的悲痛，兄弟之间尤其相互思念。同堂兄弟去世才过了两夜，圣恩怜悯，允许他前去临丧；诏令尚未下达，他却已经动身去拜访，急于献媚致敬，没有友爱兄弟的情谊。应当给予公开贬黜，以此来使风教隆盛。◇奏劾夏侯骏 令史张济巡行城东，看见有新建的房屋，夹设二十丈长的篱障，推问得知是少府夏侯骏所建，请求免去夏侯骏的官职。◇奏劾夏侯承 少府夏侯承侵取官田，建造私宅；亲近小人，把家中事务交给他们；又让工匠盗窃官物，增益到私人方面。他所经营的只是利益，丑闻充斥各处；大臣如此污秽混浊，无法作为榜样。◇奏劾王戎 《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年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如今内外群官任职还没有满期，王戎却上奏将他们召回。既没有判定他们的优劣，又让旧官送行、新官迎接，车马相望于道路，奸巧欺诈由此产生，损害农业、危害政事。王戎不仰承依循尧舜的典章谋议，反而驱使众人追逐浮华，败坏风俗；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损害很大。应当免去王戎的官职，以敦厚风俗。王戎充任台辅，兼掌选举，却不能使风俗安静，以凝聚各项功绩，反而使人心动荡，助长浮华竞争。中郎李重、李义也不能加以匡正，请求免去王戎等人的官职。◇奏事 尚书旧例奏请供给介士二百人，每人发给大铜口刀一枚。公的品秩为第一，执圭，坐在侍臣之上；特进的品秩为第二，执皮帛，坐在侍臣之下。因为已有旧制，现在启奏，特进应当执璧，位次接续公。特进执皮帛，坐在侍臣之下；考察汉武帝时，特进执璧。既然已有旧制，现在特进应当执璧。◇上事自我申辩 按法令，御史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凡在行马以内而有违犯法令的人，都应弹劾纠察。即使在行马以外，只要监司不加纠察，也可以上奏。如今法令的文字说，行马以内有违犯法令，指的是宫禁防卫之事。宫内的禁防，外部官司不能执行，所以专门由中丞负责。如今道路桥梁不修，斗殴诉讼和屠宰卖酒之事不断，像这一类事情，中丞推究责任而归罪州郡，就是把现今所谓“行马以内”的话施用于禁防之事。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为什么又说行马以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应再说行马以内；内外众官都称为百官，那么就包括内外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是因为禁防之事已在中丞条文中说明。中丞、司隶都管皇太子以下的官员，那么就是共同负责司察内外，并不是中丞专门负责内廷百官、司隶专门负责外廷百官。自从设置中丞、司隶以来，二者交相弹劾内外众官，只要能够纠察，根本没有内外的限制。可是结一旦横加挫辱臣下；臣先前不详细列举，是希望借结的奏劾能够使臣的私愿得到实现。如今既然所愿没有实现，诏令又说只是因为有过错，并不是因为职权范围不能涉及。因此臣才得到宽宥。臣忝居司直之职，本应端正自己、率先示范；如果确实有过错，不敢接受宽免。因此再次陈述自己的愚见。司隶与中丞共同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那么皇太子以下就没有不能纠察的。既然可以纠察并拘持太子，却不能纠察尚书，臣实在想不通。皇太子难道是在行马以内吗？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以内而可以纠察，尚书也在行马以内却不能纠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明白无疑，结却据此挫辱臣下。臣个人即使没有根据，这对于听闻此事的人来说，难道不会感到奇怪吗？臣记得石公曾在殿上脱衣，被司隶荀恺弹劾，先帝不认为这是错误，当时也没有人说他越权；如今臣不过纠察尚书，却反而应当获罪吗？◇司隶校尉教令 司隶校尉旧称“卧虎”，确实是因为提纲挈领，万目就能得到治理；提起衣领，众多毛发便会顺服。◇又一篇教令 听说南市有一位蜀地老妇，煮茶粥出售。廉事官把她的器具打坏，使她不能在市场卖饼，又禁止她卖茶粥，来困苦这个老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又一篇教令 屠户私自酿酒出售，凿钱铸成锡器，都有所损害。◇致杨骏笺 事情随世道而变化，礼制随着时势而适宜，想来这是早已不能实行的了。由于世道越来越薄弱，权力不能假借，所以即使亲身处于忧患之中，也还要亲自处理万机。到了汉文帝时，考虑到天下体制重大，丧服厚重而难以长久，于是制定葬后除服的制度。世祖武皇帝虽然大孝之情炽盛，也顺应时势解除丧服，只制定心丧三年；至于千万政务，则有来不及处理的。如今圣上想把政权交给公，自己居于谅闇之中，这虽是谦让之心，但天下并不认为这是好事。天下不认为这是好事，是因为亿兆百姓惶惶不安，仰戴天子，听命于冢宰，害怕天子的光明受到遮蔽。人心既然如此，明公处置此事本来就不容易。臣私下认为，山陵之事完成以后，明公应当思考国家盛衰的适宜安排。周公是圣人，尚且不能免于毁谤。由此推想，周公的职任尚且难以处置，何况圣上的年龄并不是成王当年的年纪呢？得意时可以忘言，言语本来难以说尽；如果明公能够察知臣恳切的内心，话又何必多说。◇与汝南王亮笺（题目据《魏志·卫臻传》注）

译杨骏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又把重任交给亲戚，这就是天下喧哗议论的原因。如今您处在重要位置，应当反思这种过失。臣认为您应当安静沉默、保养精神，遇到重大的得失才加以维持；不是大事的，一概压下遣退。近来四次前往拜访，以及经过您的尊门，车马冠盖塞满街道；这种相互趋附的风气，应当停止。又夏侯长容奉命替先帝祈请寿命，祈祷没有感应，先帝去世后本应自我责备，却反而夸说自己祈请寿命的劳苦，您还任命他为少府。私下议论说，长容是您的姻亲，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卫伯舆是贵妃的兄长之子，确实有才华，应当任台郎；然而东宫官属本来就受到杨骏以亲亲之人堵塞道路的弊病，如今又让伯舆这个贵妃兄长之子越过其他人而担任郎官。一只狗看见形影叫起来，群狗便跟着声音叫；害怕群狗的叫声，事情于是发展到难以听任。傅咸为人，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说话。他曾经触犯杨骏，几乎因此遭到杀身之祸；何况对于殿下，难道还应有所顾惜吗？过去随从车驾时，殿下曾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所说触犯君主逆鳞的话吗？你却去触摸天子的逆鳞！”我知道自己所陈说的，确实像是战战兢兢地触碰猛兽的胡须；之所以敢说，是希望殿下能明白臣不胜区区之诚。先前触碰天子的逆鳞，是想竭尽忠诚；如今触碰猛兽的胡须，并不是想要作恶，希望一定能因此得到宽恕。◇致汝南王亮书 臣认为，太甲、成王年幼蒙昧，所以才有伊尹、周公的事。圣人尚且不能免于疑议，何况臣并非圣人，大王也不是幼童，怎么可以实行伊尹、周公之事呢？皇上正在谅闇之中，把政务听命于冢宰；杨骏却无状，便自比伊尹、周公，把自己置于天下安定的位置，所以直到死去。他的罪行多得数不尽，也是殿下亲眼看见的。讨伐杨骏，是出自天子的明断，孟观、李肇只是知道其中秘密旨意罢了。至于论功，应当把美名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获得数千户的县侯封赏，圣上因杨骏死去而无不欣悦，所以论功时宁可丰厚，以表达皇上的欢心。对于这种事情，群臣本应据实裁量，却反而煽动起来，把东安封为王，孟观、李肇封为郡公，其余人封侯、伯、子、男；既然妄自增加爵位，又接连超越三级升迁。这种显赫气势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从没有像这样过。没有功劳却给予厚赏，人人都会乐于国家发生祸乱，因为祸乱发生后还会有大功可取。人竟然以祸乱为乐，难道可以到极点吗？造成这一切的，都是东安公。臣认为殿下到任以后，应当设法纠正。用道理来纠正，众人又有什么可愤怒的呢？众人愤怒，是因为不公平；如今却又加倍论功，人人都失望。臣愚钝庸陋，不仅仅是失望，私下还因此忧虑。再说讨伐杨骏时，殿下在外，确实没有参与其中。如今想把重任交给您，所以让殿下论定功劳。论功之事实在不容易处理，不如静观得失，这才是处于正道的适宜做法。◇答李斌书 我任左丞，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我任京兆时，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那是家乡亲里，我自己愿意顺从当地习俗罢了。那时您问我应当离任吗，我回答说“鹦武子说阿安乐”。如今到了阿安乐，为什么不离去呢？◇答杨济书 卫公说：酒色杀人，这比因直言获罪还厉害。因酒色而死，人们并不后悔；反而畏惧因直言招祸，这是因为内心不正，想把苟且偷安当作明哲保身罢了！自古以来因直言招祸的人，应当自己纠正偏失，超过正直的限度；有的人不忠不诚，想用刚强严厉来博取声名，所以招致愤怒。哪里有空空地想尽忠获益，反而会被人嫉恨的呢！（《晋书·傅咸传》） 违抗皇上的命令，拖延诏令所规定的惩罚，退下来思量这种罪过，实在是不可测度；刚刚加以罢黜，退下时已经战战兢兢，为什么还要再用杖刑加重处罚呢？小人没有德行，所爱好的只有酒；这对养疮倒是适宜，可以多送一些来。（《御览》六百五十引《傅咸集》） 答曹志 英气如泉水涌出，超逸的文采如波涛腾跃。相谕草 按黄纸诏令的旧例，铺陈不上门的，都要紧急取来。近来多有废弛，便都把病假文书送到前门。从今以后，尚书铺陈不上门的，便扌丐取急文。（《北堂书钞》三十二） 答辛旷诗序 尚书左丞，负责弹劾八座以下的官员，处在处理万机的要地，这就是皇朝的执法官，也是御史台的管辖者。我以前任右丞，完全知道这一职务的重要；后来忝居此任，勤勉办事，一天比一天谨慎。（《初学记》十一引两条。前一条作傅玄，后一条作傅咸。《通典》二十二、《御览》二百十三都作傅咸。） 答潘尼诗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见识通达，才华很高，因文学温雅而任博士。我性情耿直，却处在主持清议、评判人物的职位上，他作诗来规劝我。虽然其中夸饰的赞美不是我敢当的，但文辞斐然灿烂，确实令人高兴。写诗答他，虽不足以报答他的情意，正所谓“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艺文类聚》三十一） 答栾弘诗序 安乐令栾弘，太傅巨平侯羊公征召他，他没有赴任；羊公去世后，他响应司州的命令，被举为秀才和博文通济之士。我在府中失和，即将改任护军司马，他作诗赠给我，我因此作诗答复如下。答郭泰机诗序 河南人郭泰机，是寒微出身、出身后门的士人。他不知道我没有能力帮助他，写诗来见我；诗中激切地称许他是可以施展才干的人，更何况他沉沦世间，不能自己拔身出来呢？我心里虽然知道这一点，却也无可奈何；这种困顿，不是再用文辞所能解决的。因此只好直率地开玩笑，作诗答复他的诗。（《文选》郭泰机《答傅咸诗》注）

译赠何劭王济诗序 朗陵公何敬祖，是傅咸从母的兄弟；国子祭酒王武子，是傅咸从姑的外孙。他们都以明德著称，受到世人敬重。傅咸亲近他们、敬重他们，感情上如同亲兄弟，名分上则是师友。何公已经升任侍中，武子不久也任此职，两位贤人彼此相得，十分欢喜，傅咸也为他们庆贺。然而我自己遗憾才能昏暗低劣。虽希望同他们亲密相处，却没有机会追随他们，屡次试用都没有成效，加上又有家中的忧患，心中的愿望一天天衰退，于是作诗抒发情怀，赠给他们。（《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十九） 皇太子释奠颂 生来就有知识，太子高出常人；因为有才能却仍向人请教，处在充实之中却像空虚一样。于是雕刻圣人的文章，铺陈玉石般的文采。皇太子勤勉恭敬，既聪睿又明敏；神妙地通晓圣道，哪里还需要启蒙？以谦逊来制定礼仪，没有一件事不恭敬。于是修备美好的祭品，在国都的雍地举行祭祀；恭敬地祭享先师，以酬答圣人的功德。恭敬的皇太子，专心向往阙里；期待这个良辰，选择靠近市集的地方。车舆服饰光明盛美，仪容举止肃穆庄重；恭敬地奉承圣人的神灵，亲自承行光明的祭祀。济济一堂的儒生，都是显贵子弟；在酒杯中洒下清酒，这不是宴饮，而是因喜悦而饮。欣喜于圣道的弘扬，从今天开始。（《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四） 御史中丞箴（并序） 百官的箴言，是用来规谏君王过失的。我承袭先父的业绩，窃居御史台之位，害怕有辱负翼护君王的责任，于是作了这篇箴言，用来勉励自己。不说是自我规诫，而说《御史中丞箴》，是因为凡任御史中丞的人，都想用它来互相规诫。辞说：灿烂的天文，众星围绕着它。于是设置执法官，他的光辉更加明亮。执掌宪纲，秉持国家的法度；像鹰一样奋扬，像虎一样注视，严肃地清除违抗怠慢。正直敢言而不顾自身，这才叫王臣。既然使自己的道路正直，又何必顾惜自身？连自身都不顾，谁还不会震服？国家如果安定或危险，山甫能够明察；哪里用得着那些辅臣，却没有人扶持它的倾覆？淮南王谋反，实在畏惧汲黯。赫赫的大国，难道可以没有正直的人吗？忧患和责任都有所在，必须用正直的准绳来裁断。好农夫锄除杂草，不要让它有机会生长。对无礼的人应当驱逐，哪里值得爱惜自己的羽翼？唉，你们众位官员，各自敬慎地履行职责！不要让刑罚抢在前面，不要倚仗自己的势力！即使怨恨波及朋友，脸上也不要显出惭愧。得罪了天子，内心应当自省而惭愧。因此作这篇箴言，只是用来告诫自己。（《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六） 犀钩铭（并序） 世人称它为“骇鸡之犀”。听先父常侍说，美好的犀角有光，鸡看到它的影子就惊骇，所以叫作“骇鸡”。有人把这样的犀钩赠给我，于是为它作铭。（《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 这种兽叫玄犀，居住在山林脚下；只吃荆棘刺，身体兼有五种肉。□或许具有神异之处，表现在外的就是犀角；含藏精气，吐露英华，远看如同华美的蜡烛。把它放在荒野中，禽兽没有敢触碰它的。（《御览》八百九十） 邛竹杖铭 赞美这奇异的竹子，质地坚劲，形体挺直；竖立起来足以比拟高尚的节操，向世人显示可供敬仰效法的榜样。（《艺文类聚》六十九） 扇铭（并序） 武都太守房仲发赠给我一把扇子，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便作铭来记载这件事。扇子可以象征德行，大概有这样的说法。取自执政者之手，用来表达君王的情意。凉风已经兴起，于是用它来屏蔽暑热。出仕或退处都应顺应时机，孔子、颜回可以作为法则。（《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按：此铭有很多讹字，无法校正。） 中郎将曹府君碑 他站立在朝廷之中，神色端庄严正；既侍奉于皇帝帷幕之内，正直的言论常常成为准则。（《北堂书钞》三十七） 襄邑侯诔 言论精研事物的微妙，文章艳丽如香兰。傅祗 傅祗，字子庄，是傅玄的侄子。魏甘露末年承袭父亲傅嘏的阳乡侯爵位。咸熙年间改封为泾原子。进入晋朝后任太子舍人，屡次升迁为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起复任荥阳太守兼廷尉，升任常侍、左军将军。惠帝时历任侍中、司隶校尉，封灵川县公，升任光禄勋、卫尉，授任常侍，加授光禄大夫。赵王伦辅政时，任命他为中书监；赵王伦篡位后，任命他为右光禄，加授侍中。赵王伦被诛后，升任太子少傅，加授侍中。怀帝时升任光禄大夫、侍中，尚未拜任，又加授右仆射、中书监；代替东海王越代理太子太傅，任司徒。议鲁相请尊祀孔子庙 《春秋传》说，列入祭祀典礼的，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尊称为宗圣，只足以继承已经断绝的世系、彰显盛德罢了。至于显扬孔子的立言、崇奉光明的德行，就应当依照鲁相所上奏的办法。（《魏志·崔林传》。博士傅祗所议。按：此议应当在景初、正始年间，而《晋书》说傅祗死于永嘉末年，享年六十九岁；如果不是《晋书》有误，那么这里的博士傅祗就是另一个人。现在姑且编入晋文，等待考证。） 请宽赦杨骏属官启 从前鲁芝任曹爽的司马，砍断关门出城投奔曹爽，宣帝认为他合乎义，尚且升任他为青州刺史。杨骏的僚属不应加以惩罚。（《晋书·傅祗传》） 与杨骏书 从来没有帝王刚刚去世，臣下就议论他的功劳的。（《晋书·傅祗传》） 傅▯▯ 傅▯▯，字世道，是傅祗的小儿子。元康初年封为武乡亭侯。永嘉年间被选为秘书丞，后来陷没于石勒之手，石勒任命他为大将军右司马。有《晋诸公赞》二十二卷、《晋公卿礼秩故事》九卷、《集》五卷。自叙 ▯▯，字世道，五岁时，散骑常侍扶风鲁叔虎与先父很友善，因为看重品德器量而喜欢同我嬉戏。他曾解开我的衣褶披在我背上，又把金环脱下来给侍者，说我一定会吝惜；我却笑着送给他，过了几天也没有索回，于是由此出了名，言论受到很高的重视。（《御览》六百九十一） 当时请求制定九品制度，任命我为中正。我因为祖父、父亲历代都掌管州乡的评议，又因为哥哥傅宣三十五岁时就被立为州都令；我年纪轻，却又担任了这一职务，所以到了上品，把年资久远的人排在前面。这样一来，乡里向来被压抑屈抑的人，渐渐得以按次序任用。（《御览》二百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