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魏四十一◎杜挚

译◇给郭淮的信 大将军昭伯与太傅伯都接受先帝遗命，登床握臂，把天下托付给他们，这是远近都知道的事。后来司马师因为权势利益，竟断绝他们的祭祀，他们的亲党也都一时是俊杰，实在令人痛心，怎么办，怎么办！公侯仰仗与大司马公的恩情和亲属关系，情义坚如金石，到了这个时候，想必更加悲痛，有不能忍受之处。王太尉嫌司马师专擅朝政，暗中想要起兵，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又遭到诛灭，祸害还牵连到楚王，想必十分追悔痛恨。太傅已经死了，但他的儿子师继承父亲的事业，肆意施行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放逐君主，杀害皇后，残杀忠良，包藏祸心，终于发展到篡夺并杀害君主。这种事可以忍受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文钦认为这是关乎名分大义的重大事情，侍奉君主应当有节操，忠诚和愤懑从内心迸发，因而废寝忘食，毫不吝惜和顾虑自身。正好母丘俭之子子邦亲自写信给父亲，转述说公侯都应尽侍奉君主之义，想要奋发白发之身，与太公相合；只等东方传来消息，双方就会声息相应。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怎能不慷慨激昂！因此不顾妻子儿女的悲痛，当即与毋丘镇东率领三万多义兵，向西奔赴京师，想扶持王室、扫除奸邪叛逆。踮脚向西盼望，却得不到音信；鲁国人望着高子，也不足以比喻这种急切。面对仁义之事就不应推让，何况是救援君主的危难；只是估量道路遥远艰险，所以没有果断约定日期罢了。然而同舟共济，安危形势相同，祸患和痛苦已经相连，不是修饰言辞可以解除的，这一点想必公侯明白。我们共同辅佐曹氏，长久以来受到魏朝信任，行路的人也都看得明白。然而在朝廷任职的人，有的贪图利益、苟且偷生，这是烈士所耻、公侯所轻视的事情，连商贾小人都不忍这样做，何况身居要职的人呢？军队驻扎在项地，小人于闰月十六日另外进兵，在乐嘉城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的部众很快溃败，被斩杀截取的数量无法再计算。本来应当长驱直入京师，却有流言先传到毋丘俭那里；毋丘俭没有再详细查问，反而说小人误事，于是各军便像瓦片一样崩散。毋丘俭退走，追赶寻找并设法解救他，却来不及了。小人退回项地，又遇到王基等十二军追赶毋丘俭，进兵讨伐他，立即将其击败，所到之处全都取胜；只是这样一来，后面没有接应怎么办？孤军驻在梁昌，进退都失去依凭，只好退回据守寿春；寿春又失守逃走，狼狈跌撞、处处受阻，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归顺大吴，借兵求食，接续伍员的事业罢了。难道不如做奴仆吗？怎样才能痛快地为君主报仇，永远使曹氏少享受血食，这也是大国应当加以保佑体念的事情。想来公侯难道不愿让程婴、杵臼在前代独自享有忠义之名，而让大魏竟然没有鹰扬奋发的义士吗？如今大吴推崇大义，深深表示哀悯和痛惜。然而我同魏国在国家大义上相互连结，远远地同属一个形势，天天都想共同起兵，分割中原，并不愿偏取一方作为自己的所有。公侯如果一定要共同忍受司马师，胸怀应当放得宽广；形势恐怕秦川的士卒不能单独举兵。如今的计策，应当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托付性命归顺汉室，东西两面同时起兵，这样才能平定司马师的党羽。请公侯深思我的鄙陋之言；如果愚计可以听从，应当让汉军约定日期，使天下各方共同考校成败，像周公、召公那样同受封赏，以此托付给子孙。这也不是小事。大丈夫宁可处在孤立的境地，所以从远方呈上忠心，时时盼望得到嘉许回应。（《魏志·毋丘俭传》注。） ◎薛▯ 薛▯，明帝时任博士。◇关于王澹母亲迁出后归还安葬的议论 《春秋》说“根据内心来判定罪责”，孔子称道“父亲有敢于劝谏的儿子”。既然如此，论定罪过不能不推究本心，做儿子的也不能不以义理进谏。来信说：“尊亲不幸遇到疾病，不能负责办理丧事。”《礼》规定，患病时可以饮酒、吃肉，大概是因为性命要紧，所以权宜地改变正常的礼法。厚养父母而忘记哀痛，是《礼》所允许的，何况尊亲患有沉重的疾病，却要承受七出之罚吗？假如当时家中有健壮的儿子，能够明白证明事情的始末，按照正道据理力争，怎么会让慈母无罪而承受不义之名呢？考察各种典礼，推究事情的真实情状，应当向先祖神灵明白告知，把她归还并安葬在原来的墓域。这样既使严父没有做出违背礼法的举动，又使慈母洗清历代蒙受的耻辱，不也可以吗？◎杨暨 杨暨字休先，是荧阳人，骁骑将军杨恪的儿子。明帝时任中领军将军。去世后，谥号为肃侯。◇上奏明帝的表文 武皇帝当初征讨张鲁，率领十万大军，亲自临阵，指示并接受作战方略，趁机取用百姓的麦子作为军粮。张卫的防守，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地势险要而防守容易，即使有精兵猛将，形势也无法施展。两军相对三天后，武皇帝想撤军回去，说：“我带兵作战三十年，一旦把它交给别人，怎么可以？”这个计策已经决定；上天保佑大魏，张鲁的守军自行崩溃，于是平定了那里。◎隐蕃 隐蕃是青州人，明帝派他假装叛逃归吴，要求担任廷尉，以便离间吴国大臣；事情败露后，他闭口不言而死。◇归吴上书 臣听说纣王无道，微子首先出走；高祖宽厚明达，陈平首先归入。臣年二十二岁，弃离魏国疆域，归顺有道之国，依赖上天神灵的庇佑，才得以保全自己、来到这里。臣到达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但主管官员把臣与投降者同等对待，没有加以精细区别，使臣微妙的言辞和深刻的心意不能上达。臣忧闷叹息，哪里能够停止呢！谨到宫阙前拜上奏章，请求蒙受召见。◎丁谧 丁谧字彦靖，是沛国人。明帝时任度支郎中。齐王时升任散骑常侍，转任尚书，后来因曹爽案获罪被诛杀。

译◇论肉刑 《尧典》说：“象制定常刑，以流放宽宥五刑；鞭刑作为官府之刑，木杖刑作为教化之刑，金钱作为赎刑；倚仗权势而屡犯不改的，施以贼刑。”咎繇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都要适当使用。”《吕刑》说：“蚩尤最初制造祸乱，蔓延到普通百姓，没有谁不互相侵害劫掠、作奸犯科、抢夺掠取、强暴欺凌。苗民制造五种残虐的刑罚，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滥施劓刑、斫刑、黥刑。”考察这些话，肉刑起于蚩尤的时代，而尧、舜用流放来代替它，所以黥刑、劓刑的文字没有记载在唐尧、虞舜的典籍中，刑罚的数目也没有完备地体现在圣人的旨意里。禹承袭舜的禅让，与尧共同治理天下，必定不会舍弃尧、舜二位圣人而远取凶暴顽劣之人的制度，这一点本来可以知道。商汤、周武王称王，难道偏偏要从吕侯那里取得什么吗？所以叔向说：“三种刑罚的兴起，都在衰世。”这就是接近君子、具有征验的话。◎杜布 杜布，明帝时任博士。◇关于遭逢丧事时应当去掉武器的议论 《论语》说：“穿羔皮袍、戴黑色冠帽时不能去吊丧。”所以周人去掉黑色冠帽，改戴白色弁；汉人去掉黑色冠帽，改戴布巾，这也是历代君王相互变更的礼仪，未必只有汉制不对。古代乡野之人戴巾，古代军礼戴韦弁，今天戴赤帻，这说明礼制不断相互变更，不可能全部恢复到古代。如今应当沿用汉代旧例。又考察《汉仪注》，诸侯王去世，天子派使者前往，记载都说使者穿素服。又按照《礼》，从天子直到士，临近殡殓之事时，都去掉黑色冠帽，改戴素弁。君子临丧，心中必有哀痛和朴素之情，所以去掉黑色冠帽，改用白色服饰。因此汉朝中兴以后，临丧之事与《礼》相合。此后有人说，临丧时使者通常穿吉服、戴布巾；认为使者也应当去掉黑色冠帽，改戴布巾，以表示不是纯粹的吉礼。侍中、散骑参加丧事，也应当去掉黑色冠帽，改戴布巾。◎张敷 张敷，明帝时任博士。◇关于死后称“薨”“卒”“不禄”的议论 诸王、公、大将军以及县侯、亭侯以上有爵位的人，依照诸侯的礼制，都称为“薨”；关外侯没有封土和铜印，按照古代称为“卒”。千石、六百石直到二百石以下的官员，都到尚书台拜受任命，与古代士人接受任命相同，依照礼制称为“不禄”。◎杜恕（一） 杜恕字务伯，是京兆杜陵人，尚书仆射杜畿的儿子。明帝时任散骑侍郎，转任黄门侍郎，出任弘农太守。齐王时转任赵相，因病离职；后擢升为河东太守，升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任御史中丞，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后被免为庶人，戍守章武，最终去世。有《体论》四卷、《笃论》四卷。（考察：《笃论》就是《杜氏新书》。） ◇上表称许韩观、王昶 韩观、王昶确实都有兼具多方面的才能，即使担任高官、掌握重任，也不只适合治理三州。◇请求命令刺史专管民政、不要掌握军队的疏 帝王之道，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方法，在于使财物丰足。使财物丰足，就要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并节约开支。如今两名贼臣还没有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熊虎之士施展力量的时候。然而缙绅儒士横加推崇，扼腕高谈，把孙武、吴起列为首要；州郡牧守也都共同忽视抚恤百姓的方法，修习将帅统军的事务。农桑百姓争相从事战争事业，不能说是在致力于根本。国库每年空虚，而制度开支年年扩大；民力年年衰弱，而赋税徭役年年增加，不能说是在节约开支。如今大魏总共拥有十州之地，却承受丧乱造成的弊病，计算户口还不如过去一个州的百姓多。然而东方和西方都有僭逆势力，北方胡虏还没有归服，三边遭遇祸难，战事绕着天下边境展开；凭统一的一州百姓，经营九州的土地，其中艰难，好比驱策瘦弱的马匹走完路程，怎么能不加意爱惜它的力量呢？以武皇帝的节俭，府库还很充实，尚且不能让十州都拥有军队。郡国将近二十个，如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等沿边各州都有军队；能够依靠来充实内府、对外制御四夷的，只有兖、豫、司、冀四州罢了。臣以前认为州郡长官掌握军队，就会专心追求军功，不勤于民政，应该另行设置将领和太守，以尽治理百姓的职责；可是陛下又把冀州的优厚官秩授给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多已开垦，又有桑树、枣树的丰富物产，是国家征收财物的府库，确实不应再让他负责军事。如果认为北方需要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来镇抚安定。计算所设置官吏士卒的费用，与兼任官职并没有不同。然而吕昭在人才方面尚且容易找到；如果朝廷确实缺乏人才，兼具才能的人也不会特别多。由此推论，就知道国家是在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才。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政务就公平，诉讼就能得到处理；政务公平，所以百姓会充实；诉讼得到处理，所以监狱会空虚。陛下即位以来，天下判决的案件有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如今已经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变多，法令也没有变严。由此推论，这难道不是政教衰败、牧守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前些年牛死亡，大体计算天下的牛减少了十分之二；麦子收成不到一半，秋季播种也没有完成。如果两名贼臣仍在疆场上游荡，运输草料粮食，千里之外还来不及供应。追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难道在于增强军队吗？武士精兵越多，反而病害越多。臣先前认为，州郡长官如果掌管军队，就会专心追求军功，而不勤于民政，因此应当另外设置将领和太守，使他们能够专心尽到治理百姓的职责；可是陛下又把冀州这样尊贵的官秩授予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开垦得多，而且桑树、枣树所产丰富，是国家征收物资的府库，实在不应再让吕昭兼任军务。如果认为北方需要镇守，也完全可以专门设置一名大将来镇抚安定那里。计算所设置的官吏、士卒的费用，与让官员兼任军职并没有不同。然而，吕昭这样的人才尚且容易得到；朝廷如果真的缺乏人才，能够兼任多种职务的人也不可能很多。由此推知，便可知道国家是根据人才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才。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担任，政事就会公平，诉讼就能得到合理处理；政事公平，所以百姓自然富实；诉讼处理得当，所以监狱自然空虚。陛下即位以来，天下判决的案件涉及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如今已经有五百多人了。百姓并没有增加，法令也没有更加严苛。由此推知，这难道不是政教日渐衰败、州牧郡守不能胜任职守的明显证明吗？往年牛死亡时，大体计算天下的牛，十头中就会损失两头；麦子收成不到一半，秋季播种也没有完成。假如那两个敌人在疆场上游荡不去，运输草料、转运粮食，千里之远也来不及供应。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难道在于增强军队吗？武士和精锐士卒越多，国家的弊病就越严重罢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即使四肢有病，终究不会有大的祸患。如今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心。因此，愚臣忧思不已，实在希望这四州的牧守专心修治务本的事业，以承担四肢所负的重任。然而，孤立的意见难以坚持，触犯欲望的事情难以办成，众人的怨恨难以积聚，似是而非的情形难以辨明，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被明主察知。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都是地位疏远卑贱之人；疏远卑贱之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假如好的策略必定只能出自亲近显贵之人，那么他们本来就不会冒着这四种困难去求得忠诚和爱护；这是古今都应当忧虑的事情。议论考核官吏成绩的奏疏

译《尚书》说：“明白考察官员的政绩，经过三次考核来决定升降。”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大制度。使有才能的人担任相称的官职，使有功劳的人享受相应的俸禄，就像乌获能举起千钧重物，伯乐、王良能选取骏马的脚力一样。虽然历经六代，考核政绩的办法没有明文流传；经历七位圣王，考课制度的文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臣认为其大体原则可以依循，详细规定难以全部举出，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谚语说：“世上有扰乱社会的人，却没有扰乱社会的法。”假如法律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辅佐，殷、周也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弼了。如今奏议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汉的做法，摘取京房的本意，可以说已经明白考课的要领了。凭此来崇尚揖让的风气，兴起人才众多、政教完备的治理，臣认为还没有做到尽善。臣认为，州郡考察士人，必须依据四科；各项都要有实际成效，然后才能察举，试用后征辟到公府，担任治理百姓的长官，再按功劳次序补任郡守，有的还可以增加俸秩、赐予爵位；这才是考课中最急迫的事务。臣认为，应当显扬这些人的身份，采用他们的言论，使他们害怕违反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一经完备就施行，确立一定兑现的奖赏，施行必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和在朝任职的大臣，也应当都按照各自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那里讨论治国之道；在朝任职的大臣，进言规谏、弥补缺失，没有善行不记载，没有过错不举发。况且天下广大，政务极其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明察所能全部照见的。所以君主是头部，臣子是四肢，必须明白君臣本来是一体，彼此依赖才能成就事业。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不是只有一根木头的枝干；帝王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所能完成的。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只守住自己的职分、接受考核，就能达到天下和谐太平的道理呢？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致力于守信守誓，赴汤蹈火；感念知己，披肝沥胆；追求声名，树立节义。何况身着官服站立朝廷，身居卿相之位的人呢？他们所追求的难道只是一介匹夫的信用吗？他们所感念的难道只是知己的恩惠吗？他们所追求的难道仅仅是声名吗？凡是蒙受宠爱、享有俸禄、接受重任的人，不只是想把明主推举到唐尧、虞舜之上而已，自己也想跻身稷、契那样的贤臣之列。因此古人不忧虑自己思考治理天下的心意不够尽力，只忧虑自我担当的意志不足；这实在是君主造成的。唐尧、虞舜把政务委托给稷、契、夔、龙，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等到他们有罪时，又诛杀鲧、流放四凶。如今大臣亲自接受明诏，在当前办理政务，其中有日夜奉公、谨慎勤勉而卓异出众，在职守上不向权贵势力屈服，坚持公平而不偏袒私爱，敢于说话、敢于行动、立身于朝廷的人，自然是明主所能察知的。若有人尸位素餐，把这当作高明；拱手沉默，把这当作智慧；任职只求免于承担责任，立于朝廷却不忘保全自身；以清白的行为、谦逊的言语处身朝廷的人，也同样是明主所能察知的。假如保全自身、守住职位的人没有被放逐退处的罪责，而尽忠奉公的人却承受被猜疑的处境；公义不能施行，反而私下议论成为风俗，那么即使仲尼来谋划，也不能发挥一个人的全部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的学者，师法商鞅、韩非，崇尚法术，争相认为儒家迂腐空疏，不能适应世用；这是风俗流弊中最严重的一项，也是创业的君主最应谨慎的事情。劝谏听取廉昭言事的奏疏 臣伏见尚书郎廉昭奏称，左丞曹▯因处罚当关人员而不依从廉昭，被判罪审问；又说：“凡应当获罪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辞处罚，也不敢因为处罚加重而表示恭敬，心意十分恳切悲痛。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也实在替朝廷痛惜！圣人并不选择特定的时代才兴起，也不更换百姓才进行治理；然而圣人一出现就必定有贤能智慧的辅佐，大概是因为用正道引导他们，用礼义率领他们。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够辅助世道、长养百姓，没有不是远处获得百姓的欢心，近处竭尽群臣的智慧和力量。假如如今朝廷任职的大臣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却不能让他们竭尽力量，就不能说是善于使用人；假如他们不是天下所选拔的人，也不能说是善于任用官员。陛下忧劳万机，有时亲自面对灯火处理政务，然而各种事务不能安定，刑禁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辅佐大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追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下有未能竭尽忠诚的问题，也是君主有不能驾驭使用臣下的问题。百里奚在虞国显得愚钝，在秦国却显出智慧；豫让曾经苟且容身于中行氏，却在智伯那里显出节操；这就是古人的明证。如今若说满朝大臣都不忠，便是诬蔑满朝；但这件事的道理却可以由此推知。陛下感到府库不充实，而军事又没有停止，甚至截断四时应供的衣服，削减御府私藏的粮食；这一切都出自圣意，满朝都称赞英明。可是参与机密政务的近臣大臣，难道有谁恳切忧虑这些事情吗？骑都尉王才，以及受宠的乐人孟思所做的违法之事，震动京城，但他们的罪状却是由小吏揭发出来的，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起纲纪、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假如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少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慕稷、契的远大业绩，坐等后世的俊杰出现吗？如今所谓贤者，都已经拥有高官、享受厚禄了；可是奉事君上的节操没有树立，向公义的心志不专一，这是因为委任大臣的责任不专一，而世俗又有很多忌讳的缘故。臣认为，忠臣未必是亲近之臣，亲近之臣未必是忠臣。为什么呢？因为忠臣处在没有嫌疑的位置上，做事就能充分尽忠。如今疏远的人诋毁别人，所诋毁的并不属实，却一定说是私下报复所憎恨的人；称誉别人，所称誉的也不属实，却一定说是私下偏爱亲近的人；左右近臣有时还借此进献憎恶或喜爱的说法。不仅毁誉之事如此，政事的损益也都被视为有嫌疑。陛下应当思考怎样开阔并发扬朝臣的心胸，坚定激励有道之臣的节操，使他们能够自比古人，只希望名垂竹帛而已。若反而使廉昭这样的人忧虑有人在其中扰乱，我恐怕大臣最终都会只求保全自身、守住职位，坐看成败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

译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使大臣因不被任用而怨恨。”他没有区分贤愚，说明都应当在当世得到任用。尧列举舜的功劳，称说罢免四凶，也没有区分大小，有罪就罢免。如今朝臣不是自己认为不能干，而是认为陛下不能任用他们；不是自己认为没有智慧，而是认为陛下不询问他们。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人的方法，遵循大舜罢免人的方法呢？让侍中、尚书坐下时侍奉于帷幄之中，出行时跟随华丽的车辇，亲自回答诏令询问，所陈述的意见一定能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才能和无能都可以了解；忠诚能干的人得到进用，昏暗低劣的人退处，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尽心尽力呢？凭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使每个群臣都能尽情陈述，使他们各自认为受到亲近，各自思考如何报答；贤愚能否，都在陛下的任用之中。用这种方法办理政务，什么事情不能辨明？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每逢有军事行动，诏书常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呢？我自己来忧虑。”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一定做不到，但先公后私自然就能分辨。”臣恭敬地读了明诏，才知道圣上的思虑已经完全体察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不知根本，却只忧虑末节。人的才能和无能，确实有其本性；即使是臣，也认为朝臣并不都称职。明主用人，是使有能力的人不敢保留自己的力量，使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占据不适合自己的职位。选举错了人，未必就是有罪；满朝共同容纳不合适的人，才是奇怪。陛下知道他们没有竭尽力量，却代替他们忧虑职守；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却教他们处理政务，这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在世，也终究不能以这种方式治理好天下。陛下又忧虑台阁的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断，于是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择司徒改用恶吏来守卫官署门禁。靠威势禁令来做这些事，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禁绝请托的根本办法。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辟廷尉郭躬没有罪过的侄子，仍然被人举奏，弹劾的奏章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辟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关官吏却默不作声，望风迎合、揣摩意旨，比受人请托还要严重。选举不能依据实际，是人事上的大问题。窦嘉有亲戚得宠，郭躬也不是国家的重臣，尚且还会如此；拿今天相比古代，陛下只是自己不督促施行确定的惩罚，所以不能断绝阿党营私的根源罢了。伊尹的制度和让恶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太平之世的办法。假如臣的话稍微得到陛下察纳，还忧虑什么奸邪不能削除、反而会养成廉昭这类人呢！纠察、打击奸邪，是忠于职守的事情。然而世人憎恶由小人来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苟且取容、求得进用。假如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终，必定把违背众人、触犯世俗当作奉公，把暗中为人洗白当作尽节，那么哪里会有通达事理的大才而反而不能做这些事呢？实在是因为顾念道理，所以不肯这样做。假如天下人都背离正道而趋逐利益，那么君主最忧虑的事情，陛下将以什么为乐呢？为什么不在它刚刚萌芽时就断绝呢？迎合先意、承顺旨意来求得容身和美名的人，大多都是天下浅薄而没有操守义行之人；他们的心思只在于迎合君主的心意，并不是想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政务方向来给他们看？他们难道会固守自己的做法而违背圣意吗？臣下得到君主的宠信，是安稳的事业；处在尊贵显赫的官位，是荣耀的事情；享受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实际利益。臣下即使愚笨，也没有不喜欢这些、不乐于追求富贵的。只是迫于道义，才勉强自我要求罢了。既然如此，陛下本应怜悯并帮助他们，稍加委任，为什么反而记录廉昭等人倾侧迎合的心意，却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而失业的百姓，陛下应当从大处谋划天下的损益、政事的得失，实在不能怠慢。（《魏志·杜畿传》） 奏报政事 汉代旧例，百姓有疾病，就责问司徒。（《御览》卷二百七引《魏名臣奏》。黄门杜恕奏。） 论家事并告诫不要称赞张阁 张子台把自己看作一个粗鄙朴实的人，然而他心中并不知道天地之间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坚定不移，仿佛与阴阳同具德性。做人如果这样，自然可以不追求富贵；可是祸患灾难又会从哪里来呢？世上像子台这样高尚明亮的人，都大多因为力量、仰慕和体质等方面不如他而受到影响。卷四十二·魏四十二 ◎杜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