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唐蒙

译卷二十六 ◎唐蒙 唐蒙，建元年间，任番阳令。元光年间，以郎中身份出使并沟通夜郎。《上书请通夜郎》南越王乘黄屋车、树立左纛，土地东西绵延一万多里，名义上是汉朝的外臣，实际上却是一个州的主人。如今从长沙、豫章前往，水道多有断绝，难以通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拥有精兵十多万人，可以让他们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出其不意，这是制伏南越的一条奇策。如果凭借汉朝的强盛和巴蜀的富饶，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官吏，就非常容易了。（《史记·西南夷传》，又见《汉书·西南夷传》） ◎张骞 张骞是汉中成固人。建元年间任郎官，出使西域，两次被匈奴俘获，经过十三年才逃回。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元朔末年随卫青出征朔方，有功，封为博望侯。元狩年间升任卫尉，出塞后因延误期限论罪当斩，赎罪后降为庶人。后来又任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回来后任大行令。《详细说明西域地形》大宛在匈奴西南方、汉朝正西方，距离汉朝大约一万里。那里的人定居耕田，种植稻米和小麦；有葡萄酒，盛产良马，马能流汗如血，据说它们的祖先是天马的后代。那里有城郭和房屋。所属大小城邑七十多座，人口有几十万。他们的军队使用弓箭和长矛，擅长骑射。它的北面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氏，西南面是大夏，东北面是乌孙，东面是扦┱、於【原文地名有疑误】。於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入西海；它以东的河流向东流入盐泽，盐泽潜流于地下，盐泽的南面就是河水的源头。那里多产玉石，河水流入中原；楼兰、姑师的城邑都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距离长安大约五千里。匈奴右部居住在盐泽以东，一直到陇西长城，南面与羌人相接，隔断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史记·大宛传》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详细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天子。） 《说通往大夏应当取道蜀地》臣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和蜀布，便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大夏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去购买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方几千里处，那里的人定居生活，风俗大体与大夏相同，只是地势低湿而且炎热。据说那里的人乘象作战，国家临近大水。’臣据此推算，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位于汉朝西南方。如今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方几千里处，却有蜀地的物产，这说明它距离蜀地并不远。现在如果派人从大夏出发，经过羌人地区，道路险峻，羌人又厌恶汉人；若稍向北走，就会被匈奴俘获。取道蜀地应当更直接，而且没有盗寇之患。（《史记·大宛传》，又见《汉书·张骞传》） 《请求招抚乌孙，使其居住在浑邪王的旧地》臣居住在匈奴中时，听说乌孙王号称昆莫。昆莫的父亲难兜靡原来和大月氏一起居住在祁连山、敦煌之间，是个小国。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取他的土地，百姓逃往匈奴。昆莫刚出生时，养父布就翎侯抱着他逃亡，把他放在草丛中，回来取食时，看见狼给他喂奶，又看见乌鸦衔肉飞翔在他身旁，认为这是神异之事，于是把他抱回匈奴，单于喜爱并抚养他。等他长大后，单于把他父亲的部众交给昆莫，让他统领军队，他多次立功。当时大月氏已经被匈奴击破，向西攻打塞王。塞王向南远远迁徙，大月氏占据了他的土地。昆莫长大强健后，亲自请求单于允许他报父仇，于是向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又向西逃走，迁到大夏的土地。昆莫掠取了他们的部众，便留下居住，军力逐渐强盛。恰逢单于去世，他不肯再入朝侍奉匈奴。匈奴派兵攻打他，没有取胜，反而更加认为他神异而远离他。如今单于刚被汉朝困扰，而昆莫所占的土地空旷。蛮夷留恋故地，又贪求汉朝的财物，如果趁此时厚重地贿赂乌孙，招引他们向东居住在原来的土地上，汉朝派公主为夫人，与昆莫结为兄弟，那么按形势他应当会听从；这样就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与乌孙结盟以后，从乌孙西面的各个大夏属国，都可以招来，使其成为汉朝的外臣。” （《汉书·张骞传》） 《谕示乌孙的意旨》如果乌孙能够向东迁居浑邪王的故地，汉朝就派翁主做昆莫的夫人。（《史记·大宛传》） ◎许裒 许裒（《初学记》作“令裒”），爵位和籍贯不详。《明堂议》圣人的教化和制度的形制，是用来效法天地、比类阴阳的；建造宫室，以远古制度为根本，用来彰明美德。茅草屋、未经加工的椽木，土筑台阶、朴素车舆，蒲席、皮弁，这些大概兴起于黄帝、尧、舜的时代，因此夏、商、周三代都加以修治和沿用。（《三辅黄图》说：汉代明堂在长安西南七里，孝武帝商议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许裒等人提出了意见。又见《初学记》卷十三。） ◎司马谈 司马谈，河内人。建元年间任太史令。元封初年去世。《祭祀后土议》祭祀天地所用的牲畜，角应当像蚕茧、栗粒那样小。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后土，后土应当在泽中的圆丘上设置五座坛，每坛用一头黄牛，配备太牢祭品。祭祀完毕后全部埋葬祭品，随从祭祀人员的衣服都崇尚黄色。（《史记·封禅书》载有有关官员和太史公祠官宽舒的议论。按：此事发生在元狩二年，《汉书·郊祀志》上将“太史公”写作“太史令谈”。颜师古说：“谈就是司马谈。”） 《议论建立太▯坛》神灵降下的美善，是神灵佑助、降福和显示祥瑞的征兆。应当趁此地出现光明祥瑞的机会，建立太▯坛来彰明感应，命太祝主管祭祀；在秋季和腊月之间祭祀，每隔三年天子亲自到郊外察看一次。（《史记·封禅书》说：当夜有美丽的光，到白天时，黄色气体上接天空。这是太史公祠官宽舒等人所说。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论六家要旨》《易大传》说：‘天下的归宿是一致的，但思虑各不相同；最终归于同一目标，但道路各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只是所遵循和论说的道路不同，有的方面有所节省，有的方面没有节省。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术数：内容十分详尽，却有许多禁忌，使人拘束而且多所畏惧；然而它安排四时运行的大原则，是不可违背的。儒家学说博大却缺少要领，劳苦却功效少，所以它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叙述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妻、长幼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它的主张不能普遍实行；然而它强调农业根本、节省费用，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峻而缺少恩惠，然而它端正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是不可改变的。名家使人过于苛细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端正名分和事实的对应关系，是不可不考察的。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合于无形之道，清静淡泊而足以养育万物。它的学术遵循阴阳运行的大原则，采纳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法家的要领，随着时势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政事，没有不合宜的地方；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情少而功效多。儒家却不是这样，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

译至于大道的要旨，在于去除自强自矜，摒弃炫耀聪明，放下这些而任用道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精神和形体早早衰弱，却想同天地一样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家认为，阴阳、四时、八方、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并说顺从它的就昌盛，违背它的就灭亡，但这未必一定如此，所以说它‘使人拘束而多所畏惧’。春天生长、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的大原则；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不可失去’。儒家以六艺为法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多到千万，累世也不能通晓其学问，一生也不能穷究其中的礼制，所以说它‘博大却少有要领，劳苦却功效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妻、长幼的差别，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推崇尧、舜，说他们的德行是：堂屋高三尺，土台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椽木不加雕琢；吃饭用土簋、土制的俎，吃粗粝的高粱饭，喝藜藿做的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办丧事时，使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声也不尽情表达悲哀。墨家教导丧礼，一定把这些作为天下人的准则。因此，如果天下人都这样做，尊卑就没有区别了。时代不同、时势变化，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它‘节俭却难以遵行’。但它强调务农立本、节约费用，这是使人民富足、家庭充裕的道路。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别亲疏，不区分贵贱，一律按照法律裁断，那么亲爱亲属、尊敬尊长的恩义就会断绝。它可以用作一时的权宜之计，却不能长久实行，所以说它‘严峻而少有恩惠’。但是，尊崇君主、卑下臣子，明确各自的职分，不得互相逾越，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细审察、纠缠烦琐，使人不能返回事情本来的意义；他们拘泥于名辞，有时会失去人情，所以说它‘使人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至于以名责实，彼此参验而不失真，这一点是不可不考察的。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施行容易，言辞却难以理解。它的学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顺势为作用；没有既成的权势，也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能穷究万物的实情。不抢在万物之前行动，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又似无法，因时势而决定作为；有尺度又似无尺度，因事物而决定兴起或舍弃。所以说‘圣人不逞巧智，只守住时势变化’。虚无是道的恒常，因循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同前来，使他们各自说明情况。实际情况与言辞相合的，称为端正；实际情况与言辞不合的，称为虚妄。虚妄之言不予听取，奸邪就不会产生，贤能与不肖自然分明，是非黑白也就显现。只在于是否符合所要任用的对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这样就合于大道，混混沌沌、幽深冥昧；光耀天下之后，又返回到无名状态。凡是人所凭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者不能复生，分离者不能复合，所以圣人对此十分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什么能够做到呢？（《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是司马谈的儿子。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天汉年间因获罪受宫刑，后来任中书令。有《史记》一百三十卷、《集》一卷。《悲士不遇赋》可悲啊，士人生不逢时，惭愧地回望自己的身影，却只能独自存在。总是克制自己而复归于礼，害怕自己的志向和品行无人知晓。确实才华美好而世道乖戾，直到死亡还将长期劳苦。虽然有形体却不能显达，徒然具有才能却无法施展。为什么穷困和显达如此容易使人迷惑？实在是美与恶难以分辨。时光漫长而浩荡，将要一直屈服而不能伸展。假使公心归于公义，那么彼此都一样；假使私心偏于私情，也只能各自悲哀。天道真是幽微啊【《文选》张衡《归田赋》注作“天道悠昧”，司马彪《赠山涛诗》注、陆机《塘上行》注作“天道悠昧人理促兮”，可见此句可能跨接下句】。唉，天地辽阔啊，人世的道理却显然在彼此争夺。喜欢生存、厌恶死亡，是才智浅陋的表现；喜好尊贵、鄙视卑贱，是智者陷入混乱。心胸开朗通达，内心就豁然；昏昧而毫无觉察，内心就会产生毒害。我的内心，明智的人已经能够推知；我的言语，明智的人已经能够选择。终身默默无闻，是古人所耻。早晨听到真理，即使晚上死去，谁能说这不值得？逆境和顺境循环往复，时而沉没，时而兴起。事理不可执守，智谋不可依仗【此二句据《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补】。不要预先制造福，也不要首先触发祸。把一切交给自然，最终归于同一。（《艺文类聚》卷三十） （《艺文类聚》卷三十）

译《报任少卿书》太史公门下如牛马般奔走的司马迁再拜陈说。少卿足下：先前承蒙您赐信，教导我应当善于应接世人，把推举贤能、进用士人作为要务；信中情意殷切恳挚，仿佛责怪我不接受您的教诲，反而采用世俗之人的言论。我不敢这样做。我虽然疲弱驽钝，也曾从旁听闻长者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想到自己身体残缺，处身污秽之中，一行动就会受到责怪，想要有所增益反而造成损害，因此独自忧郁苦闷，又能同谁谈说呢？俗话说：‘替谁去做呢？让谁来听呢？’大概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愿意为知己者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修饰容貌。像我这样，人的根本已经残缺了，即使才华足以与随侯珠、和氏璧相比，行为足以同许由、伯夷相等，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只能徒然招人耻笑，使自己蒙受污点罢了。这封信本来应该及时答复，恰逢我从东方跟随皇上回来，又被卑微琐事逼迫；彼此相见的日子很短，仓促之间没有片刻能够把心意全部说尽。如今少卿身负不可预知的罪名，事情拖过数月，已经迫近季冬；我又将随皇上到雍地去，恐怕突然发生变故，来不及为您讳饰。因此我终究不能舒展心中的愤懑，让您明白我的心意，那么死去的人魂魄也会暗自遗憾无穷。请允许我略陈自己固陋的想法。隔了很久没有答复，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府库；喜爱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给予，是义的外在表现；以耻辱为羞，是勇敢的决断；树立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境界。士人具备这五点，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列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灾祸没有比贪图利益更大的，悲哀没有比伤害心灵更痛的，行为没有比辱没先人更丑的，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大的。受过刑罚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同正常人相比，这种情况并非一代才有，流传的来历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和雍渠同车，孔子便前往陈国；商鞅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赵良因此寒心；同子陪乘，袁丝为之变色：自古以来人们都以此为耻。即使是中等才智的人，事情一旦同宦官有关，也没有不感到气馁的，何况慷慨有志之士呢！如今朝廷即使缺少人才，又怎么能让一个受刀锯之刑的人向天下举荐豪杰俊士呢？我依靠祖先留下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任职待罪，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私下反省自己：往上，不能向皇帝献纳忠诚、效尽信义，凭奇谋才力的声誉来亲近明主；其次，不能拾遗补阙，招揽贤能，显扬隐居山林的贤士；对外，不能充任军队，攻城野战，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对下，不能积累日久年深的劳绩，取得尊贵官职和优厚俸禄，为宗族和朋友增光添宠。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成功，只是苟且迎合、求得容身，没有任何长处和功效，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了。从前我曾位列下大夫，参与外朝最后的议论；当时不趁机树立纲纪、竭尽思虑，如今已经身体残缺，成为扫除道路的奴隶，却还想抬头扬眉，议论排列是非，这不是轻视朝廷、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事情的始末也不是容易向世俗之人说明的。我年轻时自负有不受拘束的行为，长大后又没有乡里间的声誉；皇上幸而因为祖先的缘故，让我得以献上微薄的技艺，出入宫廷守卫之中。我认为头顶着盆就无法仰望天空，所以断绝宾客交往，舍弃家室产业，日夜想着竭尽自己不肖的才力，一心一意办理职务，以求亲近讨好皇上。可是事情却发生了极大的错误，完全不是这样。我和李陵一同在皇帝门下任职，平素并不是彼此友善的人；志趣取舍各不相同，从未举杯饮酒，享受过殷勤相待的余欢。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认为他是自守操行的奇士：侍奉父母孝顺，待士人诚信，面对财物廉洁，取舍合乎义理，彼此分辨而能谦让，恭敬节俭而谦下待人，常常想着奋不顾身、救国家的急难。这些都是他平素积累的品行，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范。臣子能够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非常奇特的行为了。如今一次行动有所不当，那些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的臣子便跟着捏造、夸大他的过错，我私下实在为此痛心。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名步兵，深入敌军地域，足迹到达匈奴王庭，在虎口边垂下诱饵，直接挑衅强大的胡人，仰面对抗亿万军队，和单于连续交战十多天，杀伤敌人超过一半。匈奴救治死者、扶助伤者还来不及，穿旃裘的君长们全都震惊恐惧，于是把左右贤王的军队全部征调，所有能拉弓的人都出动，一个国家共同围攻李陵。” 李陵转战千里，箭已经用尽，道路也已经走到尽头，援兵没有到来，士卒死伤堆积如山。但李陵一声呼喊，慰劳军队，士卒没有不奋起的；他亲自流泪，含着血泣不成声，重新张开空弓，徒手冒着锋利的刀刃，向北争着拼死杀敌。李陵还没有陷没时，假如有使者来报告，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会捧着酒杯向皇帝祝寿。过了几天，李陵战败的文书传来，皇上为此吃饭没有滋味，临朝听政也不愉快。大臣们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没有估量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悲痛哀悼，实在想献上自己诚恳而愚拙的意见。我认为李陵平素同士大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能够得到部下拼死效力，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身陷败局，但看他的心意，正想取得适当的战果来报答汉朝。事情既已无可挽回，他所造成的损失和失败，其中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彰明。我心中想陈述这些，却没有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便依据这个意思推论说明李陵的功劳，想借此扩展皇上的思考，堵塞那些因一时怨恨而发的言论。我的意思还没能完全说明，皇上没有明白，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替李陵游说，于是把我交给司法官审理。我拳拳的忠心最终不能自行申辩，反而被说成欺骗皇上，最后按照司法官的意见定罪。家中贫穷，没有财物贿赂，不能赎罪；朋友也没有人救助，左右亲近之人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执法官吏相处，被深深囚禁在监狱之中，又能向谁申诉呢！这正是少卿亲眼见过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活着投降，败坏了他家的声誉；而我又被施以宫刑、置于蚕室，更加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可悲啊！可悲啊！

译事情的原委，不容易三言两语向世俗之人说清楚。我的祖先并没有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所从事的文史、天文、历法，接近于占卜和祝祷，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的对象，是倡优所蓄养的人，也是世俗之人所轻视的。假使我伏法受死，就像九头牛失去一根毛，和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且世人又不认为我是能够为气节而死的人，只会认为我是智谋穷尽、罪过极重，不能自我解脱，最后才走向死亡。为什么呢？这是由我平素所树立的处世身份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只是因为所趋向的道路不同。最高的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身；再次是不辱没仪容和脸色；再次是不辱没言辞；再次是弯曲身体而受辱；再次是改换衣服而受辱；再次是被关押、戴上木枷铁索、遭受刑杖而受辱；再次是剃掉毛发、戴上铁制刑具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截断肢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遭受宫刑，这是耻辱的极点。古书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这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不激励。猛虎处在深山中，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到它被关进槛车之中，就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长期威逼约束逐渐造成的结果。因此，即使只在地上画一个牢狱，也会形成不可进入的势力；即使削木头做成狱吏，也会形成不可答辩的审判；何况事情已经决定，几乎没有挽回的余地。如今我的手脚被捆绑，承受木枷铁索，肌肤暴露，遭受棍棒鞭打，被幽禁在圆墙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会叩头触地，看见徒隶就会心中恐惧、屏住呼吸。为什么呢？这是长期积威和约束所造成的形势。等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自己没有受辱，不过是所谓厚着脸皮罢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西伯是诸侯之长，却被拘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却备受五刑；淮阴侯是王，却在陈地戴上刑具；彭越、张敖曾面向南称孤道寡，却被拘捕入狱、论罪；绛侯诛灭诸吕，权势压倒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魏其侯是大将，却穿着赭色囚衣，戴着三重刑具；季布成了朱家的带钳奴隶；灌夫在居室中受辱。这些人全都曾身居王侯将相之位，声名传到邻国，等到罪刑临身、法网加及时，却不能自行决断而自杀。他们陷在尘埃之中，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敢和怯懦，是由形势决定的；强大和弱小，是由处境造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在法度之外自行决断，渐渐衰落到受鞭打捶击的地步，才想保持节操，这不是离道义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对大夫施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的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思念父母、顾念妻子儿女的；至于被义理激发而不顾这些，那是因为实在不得已。如今我不幸，早年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的亲情，孤身一人、无所依靠，少卿认为我同妻子儿女相比如何呢？况且，勇者未必一定要为节操而死，怯懦的人仰慕义理，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免于受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颇知取舍进退的分寸，怎么至于自投水中，承受被囚禁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且能够自行决死，何况我实在是不得已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被幽禁在污秽之中而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心愿尚未完成，鄙弃死后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古代有许多人富贵之后名声磨灭，不可胜数，只有那些卓异不凡的人才被后世称颂。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是写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膑遭受断足之刑，整理编列《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成《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是圣贤因内心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都心中郁结，不能施展自己的道术，所以追述往事，思考后世。至于像左丘明失去双眼、孙膑被斩断双足，最终不能再被任用，便退下来论述书策，以舒解自己的愤懑，希望留下空文来显示自己。我私下不自量力，近来把自己寄托在无用的文辞上，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大略考察其中的事迹，综合它们的始末，考订成败兴亡的规律，上自轩辕黄帝，下至今天，编成十表、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究天人关系，通晓古今变化，成就一家之言。草稿尚未完成，恰逢遭受这场灾祸。我惋惜它没有完成，即使已经遭受极刑，也没有怨怒之色。我如果果真能够写成这部书，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那些真正理解它的人，并使它流传到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那么我就偿还了先前受辱的责任，即使遭受万次戮杀，难道还会后悔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然而，这些话可以对明智的人说，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明。况且身负卑下的处境本来就难以安处，处在下流地位的人又多遭诽谤议论。我因为言语获罪，又重重地被乡里人耻笑，使先人蒙受污辱，我还有什么脸面再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使累及百世，污垢也只会更加深重罢了！因此我一天之内肠子九转，居家时精神恍惚，仿佛丢失了什么；出门时又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汗水没有一次不从背上冒出、浸湿衣服。我身为宦官，难道还能自行引退，深藏在岩穴之中吗？所以只得暂且随世俗浮沉，随时势俯仰，以排遣自己的狂惑。如今少卿却教我推举贤能、引进士人，岂不是同我的内心愿望相违背吗？如今即使想要自我修饰，用委婉的言辞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用；世俗不会相信，只会白白招来羞辱罢了。总之，等到我死去以后，是非才会确定。这封信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姑且略述我的浅陋见识，谨行再拜。（《汉书》本传、《文选》。按：本传有所删节。） ◇与挚伯陵书 司马迁听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等：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伏念伯陵您的才华能力超过常人，志趣高尚，以善行修养自身，像冰一样清、玉一样洁，不因细小的行为而使名声受到牵累，固然已经很可贵了。然而，您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一等的境界，希望先生稍稍对此留意。（《高士传》） ◇素王妙论 计然是葵丘、濮上人，他的祖先是晋国公子，姓辛，字文，曾向南游历越国，范蠡拜他为师。（《御览》四百四） 凡是被称为富有的人，并不是因为看重自身的富贵，而是因为他们得志以后，恩惠能够覆盖子孙，恩泽能够施及乡里。黄帝制定五种法则，公布于天下，施行而无穷；大概世上凡是有能知晓这些道理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像范蠡就可以说是懂得其中道理的人了。子贡、吕不韦这类人也颇有所参与。自此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人，空缺了三百多年。管仲设置轻重九府，施行伊尹的治国方法，于是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范蠡做越国宰相时，在三江五湖之间使百姓富裕、国家强盛，最终擒获吴王；功成以后不居功，改名换姓，到陶地自称朱公，施行十种经营谋略，二十一年之间三次积聚到千万钱，又三次把财富分散给贫民。（《御览》四百七十二、《困学纪闻》二十。） ◇挚峻 挚峻，字陵，是京兆长安人，隐居在▯开山。

译◇报司马子长书 挚峻听说，古代的君子衡量自己的才能而后行动，估量自己的德行而后处世，所以悔恨和忧患远离自身；利益不能凭空接受，名声不能苟且取得。自汉朝兴起以来，帝王之道从此开始显明，有才能的人可以见到机会，不肖之人则自行退避，这也是时代使然。《周易》说：“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我只想悠闲从容地度过余生罢了。（《高士传》） 有才能的人，能够看出锋芒如秋毫般细微的征兆。（《文选》潘岳《为贾长渊作赠陆机诗》注。按：《吴都赋》注作“有能见锋颖之状”。） ◎徐乐 徐乐，是燕郡无终人。元光年间任郎中。◇上武帝书言世务 臣听说，天下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没有拥有千乘之尊，也没有一尺土地；自身不是王公大人或名门之后，没有乡里的声誉，也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更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巷中起兵，举起木棍，袒露一臂大声呼喊，天下便像风吹草倒一样跟随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加抚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不加修治；这三点就是陈涉赖以起事的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七国的军队就是这样。七国图谋叛逆，号称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各自拥有数十万披甲士卒，威势足以严整本国，财力足以奖赏自己的士民，却不能向西夺取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它们的权势比普通人还轻，军队比陈涉还弱。当时先帝的恩德还没有衰减，安居本土、乐于旧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因此说，天下的忧患不在于瓦解。由此看来，天下如果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平民中困居穷处的人，也可能首先发难而使天下危乱，陈涉就是这样，何况三晋的君主难道还会不存在吗？天下即使还没有大治，只要确实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也不能回转脚步，反而自身被擒，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难道能够作乱吗？这两种情形，是安危最明显的关键，是贤明君主应当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近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成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贫困，又加上边境的战事。推究数理、按照事势观察，那么百姓将会有不能安居本处的了。不安居就容易动乱，容易动乱，就是土崩的形势。因此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修治政事，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关键只在于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这样，即使有强国劲兵，陛下仍然可以追逐走兽、射击飞鸟，扩大游乐宴饮的苑囿，尽情放纵观览，享尽驰骋的快乐，也可以像平常一样。金石丝竹的音乐不断于耳，帷帐中的私宴，俳优侏儒的笑乐，不缺于面前。而天下没有长期的忧患，名声何必一定要像汤、武，风俗何必一定要像成王、康王呢？即使如此，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天然的圣明和宽仁的资质，如果真把天下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职责，那么取得汤、武的名声并不困难，恢复成王、康王的风俗也可以做到。这两方面一旦确立，陛下便能享有尊贵安定的实际，扬名当世、广传声誉，亲近天下而使四夷服从。余下的恩惠和遗留的德泽，可以使数代都兴盛；面向南方背靠屏风，挽着衣袖向王公作揖，这就是陛下应当享有的地位。臣听说，谋求称王即使没有成功，其弊端也足以使天下安定；天下安定以后，陛下还有什么求不到、什么做不成、什么地方不能征服、什么人不能使其服从呢？（《史记·主父偃传》《汉书·徐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