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傅玄（四）

译卷四十八 傅玄（四） 《傅子》（二） 使赋役公平 过去先王兴办徭役、征收赋税，是为了使上位者安定、使下位者得到救济，充分发挥财物和人力的作用，因此随着时势，在质朴与文饰之间调整，不过分超过限度。根据百姓的富裕或贫困来平均分配，使人力足以供给徭役，财物足以周济使用，于是制定一定的制度，作为常规法典。甸服地区有固定的分担，诸侯有固定的职贡。万国各自进献贡物，器物和用品按其物产而不同；上面不征收额外的赋税，下面不进献额外的贡物，上下同心来奉行常道。百姓虽然出力、交纳财物，却没有人怨恨君上，是因为所做的事情出于公义，制度又有常规。战国时期，抛弃德政而任用威力，各国争相吞并代替，天下百姓于是困苦。秦统一海内后，便废灭先王制度，施行暴政：对内修建阿房宫，接着又兴起骊山徭役；对外修筑长城防线，又加上戍守百越。赋税超过天下大半，耗尽天下财物也不足以满足它的欲望；徭役波及闾左，竭尽天下力量也不足以完成工程。于是怨恨积聚，百姓同声起兵。陈涉、项梁一类人拔剑高呼，天下百姓纷纷响应跟随他们。骊山工程的地基尚未封闭，敌国已经取得秦国的图籍了。从前东野毕驾车，把马的力气全都用尽，颜回便知道他一定会失败，何况驾驭天下，难道可以把所有人的力量都用尽吗？役使人力，一年不过三天，说的是政治清平、没有大事的时代，所以周代的典制记载了这一点。像黄帝时代，对外有赤帝、蚩尤的灾难，对内设置舟车、城门、卫兵和甲兵奋战，六次兴起大规模徭役，两次施行上天的诛罚，居处没有安定之时，即使天下百姓，也不得不劳作。劳作却不怨恨，是因为役使极为公平。禹开凿龙门，疏通伊阙，修筑九山，疏导百川，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减少饮食，降低宫室规格，以身作则走在天下人前面；天下人乐意竭尽力量，不敢推辞劳苦，是因为他节俭而有节度，所趋向的是公义。所以世间有事，徭役就繁重而赋税就加重；世间无事，徭役就简少而赋税就减轻。徭役简少、赋税轻微，就应当崇尚奉事君上的礼节，完备国家制度，这就是周公制定六典的原因。徭役繁重、赋税加重，就应当由上面削减制度来体恤下民，政事也应从简，以发挥实际功用，这就是黄帝、夏禹成就功业的原因。后世执政者如果思考黄帝的极度公平、夏禹的长期节俭和周制的有常，随着时势增减调节，使消耗得到节制，大概就能做到虽劳作而不怨恨。（《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重视教化 老虎极其凶猛，却可以使它畏服；鹿极其粗野，却可以教导并役使；木头极其坚硬，却可以使它变柔而弯曲；石头极其坚固，却可以消磨而使用。何况人具有五常之性，有善可以因势引导，有恶可以改正呢？人所看重的，没有比自身更重要的。重视教化的道理一旦实行，士人中就会有手持节操、成就义行，至死也不顾惜自身的人。这是先王因善而施教、又因义而树立德行的结果。因善而施教，所以义行得以成就，教化得以推行；因义而立礼，所以礼得以设置，义理得以贯通。至于商鞅、韩非、孙武、吴起，只知道人的本性是贪求所得、喜欢进取，却不知道兼顾并成全人的善性，于是用法令束缚他们，用功利要求他们，使下民只凭力量自恃，只把争夺当作要务。凭恃力量、专务争夺，以至于有人赴汤蹈火而忘掉自身，只是因为求利之心单独发挥作用。人怀有求利之心，善的萌芽就被淹没了。中国之所以长期能够制服四夷，是因为礼义教化得以推行。失去了教化的方法，就与夷狄相同了；这样相同下去，就与禽兽相同了。不只是与禽兽相同，混乱还将更加严重。为什么呢？禽兽只是保全其本性而已。人是用智慧役使力量的；智慧役使力量却没有教化和节制，就会使机巧日益运用，彼此残害没有止境。彼此残害没有止境，还有什么混乱比这更大呢？不扶助人的善性，只知道依靠力量，要不造成大乱就很少有可能了。人的本性是躲避祸害、趋从利益，所以利益如果来自礼让，就修习礼让；利益如果来自争力，就任凭争力。修习礼让，上面安定、下面顺服，彼此没有侵夺；任凭争力，父子几乎都会互相危害，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警戒言论 上位者喜好德行，下面的人就修养品行；上位者喜好言辞，下面的人就粉饰辩说。修养品行，仁义就会兴起；粉饰辩说，大伪就会产生，这是必然的征兆。德行难以成就，也难以显见；言辞容易编造，也容易令人喜悦。先王知道言辞容易做到，而喜欢它的人又多，所以不推崇它。不尊重贤人、崇尚德行，不举荐善人来教化，却只凭一句话是否悦耳来取用人才，那么天下抛弃德行、粉饰言辞来求取上位者欢心的人就不会少。为什么呢？德行难以做到，而言辞容易修饰。贪图荣耀、看重利益，是普通人的本性。上位者所喜好的地方，往往就有荣耀和利益。因此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必然趋向什么；趋向不止，即使死也不躲避。先王知道人有喜善崇德的本性，却又贪图荣耀、看重利益，所以尊重人所应当崇尚的，压制人所贪求的。尊重人所应当崇尚的，礼让便兴起；压制人所贪求的，廉耻便得以保存。荣耀和利益可以抑制，却不能完全断绝。因此明确设置显赫名声、高贵职位，丰厚俸禄、优厚赏赐，使天下人向往羡慕它们；如果不修养品行、崇尚德行，就不能得到这样的名声，不能居于这样的职位，不能享有这样的俸禄，不能得到这样的赏赐。这就是先王建立教化的大原则。德行难以修成，如果不积累真实的德行，就不能成就相应的名声。言辞容易编造，只要符合所喜爱的内容就会受到重用，但修饰言辞不能长久，所喜爱的东西也没有常性，所以君子不把它看得尊贵。（《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端正内心 树立德行的根本，没有比端正内心更重要的。内心端正，然后自身端正；自身端正，然后身边的人端正；身边的人端正，然后朝廷端正；朝廷端正，然后国家端正；国家端正，然后天下端正。因此天下不端正，就从治理国家入手；国家不端正，就从整顿朝廷入手；朝廷不端正，就从整肃身边的人入手；身边的人不端正，就从端正自身入手；自身不端正，就从端正内心入手。所修治的地方越切近，所能救济的范围就越远。禹、汤归罪于己，他们的兴盛就迅速，这说的就是端正内心。心，是精神和智慧的主宰，是万物的总纲。行动而不失正道，天地都可以被感动，何况人呢？何况万物呢？

译有端正的内心，必然有端正的德行；凭端正的德行面对百姓，就像竖起表木来观察影子，不用命令也会自行实行。《大雅》说：“以文王为法则，天下万国就会建立信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邪曲的内心，必然有邪曲的行为；凭邪曲的行为面对百姓，就像竖起弯曲的表木，却希望它的影子是直的。至于有人身居朝廷之内，心意却驰骋在云梦的郊野；面对朝廷处理政事，感情却牵系于内室的过失，内心与形体分离，感情与志向相背，形体和精神尚且不能相互保全，身边的人又怎么能够端正呢？忠诚、正直、仁爱、义理存在于内心，万事万物就不会失去各自的伦次；礼制、法度、仪式存在于形体，远近、内外的人就都知道应当仿效什么。古代的大君子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总是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有所获得罢了。能够自我获得，就没有什么不能获得；如果自我丧失，就没有什么不会丧失。无所不能获得的人，治理天下绰绰有余，所以穷困时也能保全自身、居守正道，终年不失和谐；显达时就能兼善天下，使万物各得其所。无所不丧失的人，连养活妻子儿女都不足，所以穷困时就只认为自己正确、责怪他人，灾祸也会殃及自身；显达时就放纵情欲、任意役使万物，灾祸就会波及天下。过去有虞氏弹奏五弦琴，天下享受它的和谐，是因为他自我有所获得。秦始皇修筑长城防塞以求坚固，灾祸几乎从身边发生，是因为他自我丧失。能够推己及人，使四海都蒙受他的福佑，文王就是这样的人。不推己及人，反而残暴地役使天下，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保全，亡秦就是这样。秦国的暴君，眼睛贪恋能倾城的美色，天下男女失意旷怨，却不肯加以体恤；耳朵沉溺于亡国之声，天下无论大小都在哀怨，却不知道安抚。心意贪求四海之外，口腹穷尽天下美味，宫室高耸入云，万国都因此憔悴，却还没有满足来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是因为不能推己及人，所以把役使人看得像使用草芥；假使役使别人如同役使自己，哪里会有不能顺应人的本性的呢？古代通晓治道的人知道心是万事的主宰，行动而没有节制就会造成混乱，所以先端正自己的内心。内心在里面端正，然后行动和静止都不会妄为；以此率先天下，然后天下践行正道，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本性。这离我们很远吗？只是从内心求取罢了！（《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译贯通众志 能够贯通天下人心意的，没有比至公更重要的；能够实行至公的，没有比没有猜忌之心更关键的。只有至公，所以亲近的人安定，疏远的人归附，是非曲直都得到正确判断，天下人信任他；只有没有猜忌之心，所以进用的人能够竭尽所知，退处的人也不怀疑，他的治道安泰，浸润式的谗言也不敢侵入。《虞书》说：“打开四方的门”，天下的人就会像车辐汇集车毂一样聚集到他的庭院；“使四方的眼睛明亮”，天下人就乐意替他观察；“通达四方的耳朵”，天下人就乐意替他听取。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是因为它不拒绝百川。假如有所拒绝，众多水流就会有很多不能到达；众流不能到达的多了，就无法形成它的深广。具有公心，必然有公道；有公道，必然有公正的制度。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却没有才德，尧舜便黜退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弟弟，却作恶，周公便诛杀他们。如果不善，即使是子弟也不赦免，这样对天下就没有私心了。鲧扰乱政事，舜把他处死；禹圣明有才德，舜便举用他。杀戮他的父亲而授予他的儿子官职，这样对天下就没有忌惮了。石厚是石碏的儿子，石碏却诛杀他；冀缺是晋侯的仇人，晋侯却举用他。这就叫公道。处在人上地位的人，如果天下人都乐意为他效力，无论远近，只要心中所想能够上达，即使要人献出生命也可以做到。最怕的是众多水流各有源头，清浊不同，爱好和憎恶彼此攻伐，亲疏结党而分裂。上位者有时有所偏好，于是他所喜好的那一派独自进用，他所不喜好的那一派便退避。能够通达的只有一条途径，而闭塞的有千万条，那么公道就废弃，私道就盛行了。于是天下人的心意闭塞而不能上通，想要自行进用的人便借助左右近臣来通达，权力于是转移到左右近臣手中，君上的权势也被分割了。见利而昏昧的人知道趋附左右一定能够通达，便必然改变本业来求得进身。见利而昏昧的人改变本业并结党，正直之士守持志节而日益困顿；这样即使来朝见的人满庭都是，上位者实际听到的也很少。对外厌倦接见众人，对内又听闻寡少，这就是自我闭塞的道路。所以先王的教化规定：进用贤人的人给予最高赏赐，蒙蔽贤人的人施以最高刑戮；顺应道理的进用，违背法度的诛杀；设置诽谤木，容纳狂放和拘谨的人；任用公心而去除私情，对内宽恕而没有猜忌。这就叫公正的制度。公道实行，天下人的心志就能贯通；公制建立，私曲的情意就会闭塞。凡是有血气的人，如果彼此不和顺，都有争斗之心；隐蔽而难以分辨、细微却危害深重的事，没有比言语更严重的了。作为君主，是要调和众人、安定百姓，辨别善恶，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听到言论，怎么可以不审察呢？听到言论而未经审察，就用它来判定善恶，是非就会错乱，粉饰辩说、巧言令色的人便会兴起。所以听言不如观察事情，观察事情不如观察行为；听取言论一定要审察其根本，观察事情一定要核验其实际，观察行为一定要考察其踪迹。把三者参照起来详细考察，差错就会少了。有人问：汉代的官制全都采用秦法，秦不过二世就灭亡，汉历二十多世才灭亡，为什么呢？回答说：制度相同，使用制度的方法不同。秦任用私心而怀有猜忌，法令严酷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任用私心，所以疏远的人怨恨；怀有猜忌，所以天下人疑惧；法令严酷，所以百姓不顺从；厌恶听到过失，所以过错不能上达。这就是秦不过二世的原因。汉军初入秦地时，约定法令三章；评定功劳，确定赏赐，先封赏自己所憎恶的人。约法三章，是公正而简约；先封赏所憎恶的人，是没有猜忌。虽然法网疏漏到足以让大鱼漏过，百姓却能因此安定，是因为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掌握了治国的大略。社会崇尚宽厚简约，尊重儒者、重视学术；政治虽然有过失，却能容纳直臣。简约，所以不苟且；宽厚，所以众人归附；尊儒重学，所以百姓笃守义理；能够容纳直臣，所以君上的过失不会危害下民，百姓的忧患也能上达。不是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有过失而能够改正，过失就少了；内心以为正确，所以言语行为都依从它，即使有不正确的地方，自己也不知道。先王忧虑人不能自己知道过失，而身处尊位者掌握着天下人的性命：顺从他就生存，违逆他就死亡。顺从而没有节制，谄媚奉承就会进用；违逆而害怕死亡，直道就会屈服。贤明的君主忧虑谄媚自己的人太多，而没有途径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开辟敢于进谏的道路，接纳违逆自己意见的话，敬重那些出于忠诚而说的话；即使事情并不完全正确，也仍然欣然接受，用来打通直言的道路，把直臣引进来，并不是为了博取名声。因为认为听不到直言，自己的耳目就会闭塞；耳目在内闭塞，谄媚者便在外面顺从迎合。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期走到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原因。周昌把高祖比作桀、纣，高祖却把爱子托付给他；周亚夫申明军令，太宗因此不驱车强行通过；朱云折断宫门栏槛，辛庆忌叩头至流血。这些都是宽厚简约的风气，汉朝因此延续了四百年。（《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权变制度 天下的福，没有比无欲更大；天下的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无欲就没有求取，没有求取，就能形成节俭。不知足，万物就没有什么能满足他的欲望；没有什么能满足他的欲望，即使拥有天下，所求也不会停止，欲望也没有极限。海内的物产不会增加，万民的力量却有尽头；放纵没有止境的求取，来消耗不会增加的物产；逞发没有极限的欲望，来役使有限的民力。这就是殷商的士人在牧野倒戈、秦地百姓不约而同背叛周朝的原因。曲意论说而喜好奢侈、永不知足，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吗？（《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安定百姓 百姓富裕就安定，贫困就危险。贤明君主治理国家，就是分清各人的职业，使各项事务专一。职业分明就不会互相扰乱，事务专一就能各尽其力；不互相扰乱，百姓就一定安定。重视亲近百姓的官吏，不要频繁调动。受到重视，官吏就乐于任职；不频繁调动，心志就不会转移到其他官职；乐于任职而心志不转移，就会尽心体恤下属；尽心体恤下属，百姓就一定安定。依附法令来宽待百姓的人要奖赏，苛刻残害百姓来求取名声的人要诛杀。宽待百姓的人得到奖赏，法令就不会在下层受到损害；苛刻残害百姓的人被诛杀，名分和声誉就不会在上面混乱，百姓就一定安定。根据时势设置官职，官吏就会减少而百姓能够供养；官吏少就能精干，精干就能任用适当的人才而不浪费力量；百姓就会供给顺从，供给顺从就会思念义理而不背叛君上。上面爱护下民，下面乐于奉事上面，百姓就一定安定。笃实推行乡里的教化，百姓活着时知道互相体恤，死后知道互相救助；生时互相体恤、死后互相救助，邻里就能彼此依靠，眷恋乡土而没有迁徙之志；邻里彼此依靠、眷恋乡土而没有迁徙之志，百姓就一定安定。审度时势和适宜情况来建立制度，衡量百姓的力量来规定徭役赋税。徭役赋税有常规，上面没有横征暴求，各项事务就都有储备，兼并土地的机会也会被堵塞。事务有储备，兼并的机会被堵塞，百姓就一定安定。谋划长远的事一定要用眼前情况来验证，兴办事务一定要衡量百姓的力量；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爱惜使用百姓，就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百姓就一定安定。

译职业没有分别，事务不能专一，职务荒废、事务废弛，彼此督责不止，像这样百姓就危险。亲近百姓的官吏不受重视，有资历的人不劳作却频繁升迁，争相经营私利来损害公事，粉饰虚假来求取进身，仁爱之官像寄居者一样，把役使百姓看得如同使用路人；像这样百姓就危险。用法令宽待百姓的人不得奖赏，以残害百姓为能事的人反而一定进用，下面的力量就耗尽了，却仍不停地役使他们；像这样百姓就危险。官吏太多而百姓不能供养，上下彼此不快乐；像这样百姓就危险。乡里没有教化，活着时不互相体恤，死后不互相救助；像这样百姓就危险。不衡量时势就建立制度，不估量百姓力量而规定徭役赋税，赋役没有常规，横征暴求接连不断，弱者和穷人被逼迫得无法承受；像这样百姓就危险。只看长远而忘记眼前，兴办事务不衡量百姓，不体察耕作收获的艰难而反复役使他们；像这样百姓就危险。使百姓安定而上面反倒危险、使百姓危险而上面反倒安定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虞书》说：“安定百姓就是恩惠，百姓会怀念他。”这大概就是治理的要领吧！今天的刺史，就是古代的牧伯；今天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州总揽统辖，郡掌握纲要，县办理具体事务，各自履行职守而不得互相干涉，这是治理的常道。弹劾枉曲、纠正邪恶，检举不法，以惩罚一个来警戒百个，是刺史的职责。比较各项事务、考核成效，考定官吏的能否，均衡劳逸，使功过相当，遇到重大不可容忍的事情才上报，是太守的职责。亲近百姓、传授事业，公平处理各种事务，对官吏严厉以显示威势，对百姓宽厚以加以容纳，是县令、县长的职责。既然如此，县令、县长是最亲近百姓的官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对于亲近百姓的官吏，不可以不留意。（《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此篇《永乐大典》未收，篇名缺失） 《傅子》说：给天下带来利益的人，天下也会给他带来利益；损害天下的人，天下也会损害他。带来利益就得到利益，带来损害就受到损害，没有幽深隐微之处不会得到报应。仁人居于君位，常常成为天下归附的对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为天下兴办利益罢了。（《群书治要》） 询问政事 刘子询问政事。傅子说：治理政事在于去除私心。私心不去除，公道就灭亡；公道灭亡，礼义教化就无从建立；礼义教化无从建立，刑罚和赏赐就不能合乎实情。要让下民服从它，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去除私心，是为了建立公道；只有公正，才可以端正天下。傅子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天地也不能伤害他，何况是人呢？尧时有洪水，汤时有旱灾，百姓却没有面带菜色，这仍然可以称为太平，不也很美好吗？晋国饥荒、吴国松懈，结果被秦国和越国擒获；人尚且能够伤害它们，何况天地呢！（《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询问刑罚 傅子说：秦始皇无道，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他把杀人看得如同杀狗猪；即使是仁人使用狗猪，尚且有所节制，始皇杀人只是任情而为，完全不依循道理。李斯又使刑罚深重、法令严酷，顺从秦始皇的意旨而任意杀人。秦朝不过二世就灭亡，李斯也没有留下后代。用无道之行对待人，人也会用无道来报复他。人人仇恨他，上天断绝他；行无道之事，从来没有不灭亡的。有人说：汉太宗废除肉刑，可以说是仁爱吗？傅子说：这只是匹夫的小仁，不是统治天下的大仁。统治天下的人，所要成就的是大的救济，并不是所谓对小事不能忍心。先王的制度是：杀人者处死，所以活着的人恐惧；伤人者残损身体，所以终身受到惩罚。受刑的人少，而得到救济的人多，所以天下称赞它仁德。如今不忍心残伤人的身体，却忍心杀死他；既然与伤人之罪不相类，刑罚又轻了，就失去了刑罚用来惩戒人的作用。失去惩戒作用，就容易伤害他人；人容易互相伤害，正是混乱逐渐形成的开端。只是还存有不忍之心，所以称为匹夫之仁。（《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解释法令 废弃法令而任凭情感，奸邪谄媚之人就会处在下位；多疑而少决断，就像握着腐朽的绳索来驾驭奔马。专门任用刑法名教，百姓便无法聊生。通晓儒术、通达大道，政治才会达到太平。浩浩荡荡的大海，百川都归向它；盛大广远的圣人教化，九服都仰望它。春风温暖万物，秋霜肃杀万物；相同的可以互相补益，不同的则像胡人与越人那样彼此隔绝。（《艺文类聚》五十四） 信任直言 傅子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直言能够上达，用来弥补缺失。古代忠臣不敢隐瞒君主的过失，所以有过失的人知道改正的方法；如果仍不改正，忠臣就以死相继进谏，这难道不是极其正直吗！傅子说：季文子侍奉君主，实在是完美啊！他使恶人不能在国境内活动，何况让恶人处在君主身边呢？推行公心、走正直道路，有这样的臣子，他的君主很少会陷入不义。（《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纠正违背 傅子说：正道不能实行，常常是佞人扰乱了它。所以夏桀听信佞臣推侈的话，杀死正直的臣子关龙逢，夏朝因此灭亡；商纣听信佞臣恶来的话，剖割正直的臣子王子比干的心，商朝因此灭亡。（以下《永乐大典》未收） 有人说：惑乱君主的佞人不能任用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受迷惑的人还不停止呢？傅子说：佞人善于滋长人的私欲。因此私欲多的人喜欢他们；只有圣人没有私欲，贤者能够去除私欲。见到人的私欲，必定用正道来纠正它的人，是正直之人的同类；违背正道而顺从私欲的人，是佞人的同类。自己观察自己的内心，就能知道佞人与正直之人的区别。有人问：佞人中哪一种最严重？博子说：行为足以使世俗服从，辩才足以迷惑众人，言语必定称说仁义，隐藏邪恶之心而不能很快被看出来；窥伺君主的欲望，稍有相合便加以迎合，调和君主的心志，敢于用不合道义的方法陷害善人，称誉他人有一套手段，粉饰自己又能获利，除非圣人不能辨别，这就是大佞。次一等的佞人，内心不想实行仁义，言语却也一定称说仁义；行为没有大的可非难之处，举动不违背世俗，迎合君主所欲而不敢正面进谏，有人妨害他以后，才去陷害那个人。最下等的佞人，行为不顾天下，只求迎合君心，使文辞巧饰，谋求自身利益罢了；他们公然损害善人，做这种事也不惭愧。像四凶，可以说是大佞；像安昌侯张禹，可以说是次佞；像赵高、石显，可以说是最下等的佞人。大佞的形迹隐蔽，危害深；下等佞人的形迹显露，危害浅。形迹已经显露却仍然不能辨别，可以说是极其昏暗了。（《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译（此篇《永乐大典》未收，篇名缺失） 治理他人叫作治理，端正自己叫作正。人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设置法令来使众人统一。自身不端正，即使有明确的法令，百姓也可能不服从，所以一定要先端正自己。既然如此，明确的法令，是用来整齐众人的；端正自己，是用来率领他人的。法令设置而百姓服从，是因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只有法令而没有主持法令的人，法令就不能实行；有主持法令的人而不能统一，权势就会分散。统一就顺服，分散就争斗，这是自然的道理。（《群书治要》） 借喻 天地极其神妙，却不能用同一种规律生成万物；圣人极其明智，却不能用一个标准治理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同一结果，是天地的规律；根据事物的不同而制定适宜措施，是圣人的治理。既然掌握了这个道理，即使有违背常规的变化、有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会损害治理的根本。水与火的性质相互冲突。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在二者之间架设锅鼎，用火烧煮水，便能使两者各尽其用而不相互伤害。调和五味，制作各种食物，天下的事物大多都离不开水火。假如在二者之间设置锅鼎，又何必忧虑它们互相伤害，何必担心不能各尽其用呢？（《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镜》总叙 古人的眼睛短浅，不能自己看见自己的面容，所以用镜子观察脸面；智慧短浅，不能自己认识自己，所以用道来端正自身。镜子不会因显现瑕疵而获罪，道不会因明示过错而受到憎恶。面容失去镜子，就无法端正胡须眉毛；自身失去道，就无法知道迷惑。根本 效法天地来建立制度。（《北堂书钞》卷十七引傅玄《大本》） 卷四十九 傅玄（五） 《傅子》（三） 补遗上 庖牺、神农，顺应百姓的本性，是养育百姓的人；黄帝，除去百姓的祸害，是救助百姓的人。舜治理天下，垂衣拱手而无为，是因为咎繇已经被举用，不仁之人已经远离。禹治理洪水，帽子挂在树上也顾不上取，是因为不让下面的忧患劳累上位者。汤采用三面去网的办法，归附他的有四十国；文王把城墙角落里的枯骨安葬，天下人都感怀他的仁德。他施惠的范围小，感动的范围大，是因为先得到了人心。（《御览》七十七） 不让不仁之事施加于天下，用武力战胜残暴，使百姓得到救济，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施行仁德，黄帝就是这样。按时养育万物，一定要经过一世之后仁德才显著，这是在治理太平中彰显仁德，尧、舜就是这样。（《御览》七十七） 尧像腊肉，舜像▯居。拔取万国的土地，九州的结。天是有形之物的主宰，君主是拥有国家者的主宰。天用春天使万物生长，就像君主施行仁慈的政令；天用秋天使万物肃杀，就像君主发布威严的政令。所以，仁政一施行，天下人就欢喜；威令一发布，天下人就畏惧；因为欢喜，所以乐于服从他的命令；因为畏惧，所以不敢违背他的命令。如果宽厚的政令发布后百姓却不欢喜，就不能称为仁政；威严的政令发布后臣下却不畏惧，就不能称为威令。既没有可供人欢喜的仁政，也没有可供人畏惧的威令，却能保全国家、达到治理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区分上下尊卑，没有比官位更明确的；振兴国家，没有比人才更可贵的；统辖内外，没有比职分更整齐的；宣扬德行教化，没有比学习更明白的。抓住纲领，细目自然张举；掌握根本，枝末自然顺从。善于奖赏的人，奖赏一个善行，天下的善行都会受到鼓励；善于惩罚的人，惩罚一个恶行，天下的恶行都会消除。社会质朴时官职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