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元孚

译◇奏请修造乐器的表 从前太和年间，中书监高闾、大乐令公孙崇修造钟磬等金石乐器，经过几十年才上奏说功成。当时大规模召集儒士，考察其中的得失。太常卿刘芳请求另行营造，过了很久才完成。又召集公卿，衡量校验是否合适，议论者喧腾，没有人能够一致遵从。后来承受诏旨，命令一并施用。往年大军进入洛阳，战马交驰，原有的乐器几乎全部丧失。臣到太乐署，询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人，他们说自前代以来，设置宫悬四箱、▯六架。东北架编列黄钟之磬十四件，虽然器物名称叫黄钟，实际发出的声音却是夷则；考察音律制度，并不十分协调。姑洗悬在东北方，太蔟编在西北方，蕤宾列在西南方，也都存在器物与方位不相合、调律不和谐的问题。又有仪钟十四件，空悬在架首，从来不敲击，如今应当删去废除，以遵从正确的法则。臣如今依据《周礼》中凫氏修治钟的长短宽广之规、磬氏制作倨句形制的方法，吹律以求声，叩钟以求音，删减去除繁杂，讨论核实记录，依照十二个月作为十二宫，各自按照辰次排列，在相应位置悬挂设置。这样每月的音调都具备，随时击奏，便符合各宫轮流相为宫调的意义，也得到律吕相生的体制。如今衡量钟和磬的数量，各以十二架作为定数。（见《魏书·临淮王谭附传》。） ◎咸阳王禧 元禧，字永寿，是献文帝的第二个儿子。太和九年封咸阳王，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都大官。出任冀州刺史，入朝授任司州牧，兼任太尉。不久加侍中，代理太尉。宣武帝即位后，接受遗命辅政，升任太保，兼领太尉。景明二年谋反，被赐死。◇教习武艺的奏表 本朝停止武事而崇尚文治，偏废武备已经很久；各州镇的士兵中，有的虽然雄健勇猛，却不熟悉武艺。如今可以利用岁末的闲暇，在轮班上番的日子教习他们兵法。弓箭和千钧之力等技艺，分成三部分一同教练，使人人熟悉自己的本领，临事时不致缺少准备。（见《魏书·咸阳王禧传》。） ◎高阳王雍 雍，字思穆，是献文帝的第四个儿子。太和九年，封为颍川王，加授侍中、征南大将军。授任中护军，兼领镇北大将军。改封高阳王。任行镇军大将军。升任卫尉，加授散骑常侍，授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进号征北将军。宣武帝即位，升任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入朝授骠骑大将军、司州牧。升任司空，转任太尉，加授侍中，授太保。孝明帝即位，以他为宗师，进位太傅。后来被于忠假传诏书废黜，以王爵回到府第。灵太后临朝听政，授侍中、太师，兼领司州牧，录尚书事，兼任太保，进位丞相。孝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谥号文穆王。考核等级表 我私下认为，三年考核政绩，是历代君王通行的制度。如今任职官员考核为上中等的，三年升一阶；散官考核为上等的，四年升一级。闲散冗余的官职，本来并不是虚设的，有的是因为贤能而升进，有的是因为长期勤劳而被荐举。如果没有才能，就不应当辱居这样的高等选拔。既然是因为才能而进用朝廷，或任职于外地戍守，远行出使绝域，催督拖欠的赋税，巡察州镇，这些人都是散官，却被用来充任繁重的差使。到了考核升迁时，却把他们同闲散人员排在一起。考察散官，其中并非都才能低劣；称职的人，也未必全都贤能。可是考核闲散官员要经过多年，考核实绩却只用较少的年限，这上面违背了皇恩均平的原则，下面造成了不平等的苦患。又考察景明年间的考核制度，没有折减考核年限的条文；正始年间的奏议，却有升降等级的规定。这说明考核制度的参差不齐，并不是圣上的仁慈本意，而是主管部门擅自改变典章、变更常制的结果。又考察关于考核等级的奏议，都交给任事官员办理，涉及考核勤劳的议论，却完全不涉及散官。于是使任事官员得以施展自己勤劳办事的能力，散官却独自失去了展示才能的机会。再加上上下官员之间的差别，又以诏旨和制度划定界限，致使近侍禁卫官职都抱有难以申诉的委屈；禁卫武官心怀不能申雪的怨恨。想要平定天下，凭什么能够做到呢？散官值班时，只要有一点过失便成为罪咎；奉命出使如果有过错，哪怕相差毫厘也要获罪。法网所涉及之处，并没有因为他们事务繁重而给予优待；节庆时的赏赐，也没有因为俸禄微薄而增加。犯了应受惩罚的罪过，和任事官员没有区别；考核升迁的机会，却按年限计算而不平等。我听说君主的举措一定要记载下来，如果记载下来却不能成为法则，后代将以什么为鉴？《诗经》说：“王事没有尽头，来不及安居休息。”又说：“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害怕这些公文的催逼。”依依的杨柳，用来叙写治理军队、出征服役的事情；纷纷的雨雪，又用来申说整顿军旅的辛劳。如果把往来出征的日月折算削减，便会使《采薇》这首诗废弃，《杕杜》这首歌停止传唱。又任事官员遇到吉凶之事可以请假，早晚向父母问安、洒扫拜祭，动辄经历十旬；有时因病困苦而多次请假，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征发服役在外奔走，辛劳是任事官员的百倍。苦乐的情势，本来就不应同任事官员相同；在家闲居，也不是处理政务的日子。讨论优待还是繁重，首先应当把这些情况折算进去。武官原本按考核等级排列：上等为羽林，中等为虎贲，下等为直从。有的人多年征戍，没有什么地方未曾涉足；有的人身披铠甲多年，背负重物跋涉千里；有的人经历战斗而受伤；有的人年老体衰。如今却按照原来的等级，要求他们仍像当初一样任事，只要稍有不合从前之处，便降低官阶、削夺等级。这等于责求他们永不衰老，按道理是说不通的。又如出使蕃国的人，必定选拔朝廷中的俊彦。有的经历一千多里的险阻，有的跋涉万里的危途，登临道路便有死亡的忧患，都怀有可能不能返回的悲戚，以身骨奉行忠节，用尸体完成使命。先朝的赏格，是用爵位品秩来酬答他们；如今改换制度，只涉及官阶和劳绩。以折减考核年限来代替原有赏格，违背了出使者的期望。这不是用来奖励《皇华》所歌咏的出使，也不是用来敦厚尊崇《四牡》所称颂的劳苦的办法。又考察正始年间的制度：所谓“岩后”任事官员考核为上中等的，三年升一阶；所谓“岩前”任事官员考核为上中等的，六年升一级。三年考核一次，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如今却规定“岩前”六年升一阶，检查没有过失，就以加倍年限成就官阶。由此推论，显然是把“岩”当作考核年限。新授官职才一天的人，同样享有升阶的荣誉；考核下等的人，因“岩”而升迁，考核上等的人，反而因“岩”而降退。我又见到部尉的资品，本来属于流外，明载于法令，实行已经很久了。然而近来因为里巷盗贼很多，便想提升他们的品秩，列入清流，以压制奸邪盗贼。甄琛在奏启中说：“制定法律的人，应当施行后观察它；如果不便利，就应当改正。”我认为这句话可以采用，请圣上明察，进一步提高县尉、郡尉的官秩。如今考核制度刚刚宣布，心怀怨恨的人很多。我私下观察此事，也认为不可行；既然有损国家典章，改正它又有什么困难呢？（《魏书·高阳王雍传》，又见《通典》卷十五。）

译自陈六条罪过表 我最初进入柏堂时，见到诏旨的施行全都经过门下省，而我身为臣下却出面替君主施行，毫无悔改之意。每当看到那些令人悲伤怜悯的事情，惨不忍睹，深知不可以这样，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我的第一条罪过。我近来有幸位居内廷枢要，同时充任师傅，理应保护圣上的身体，早晚侍奉问安；可是于忠身居武职，禁令和约束都由他自行掌握，把内外隔绝，朝见和谒见之事几乎断绝。皇帝的起居饮食，我都无从知晓；国家的安危，我也没有参与，只是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这是我的第二条罪过。于忠谋划杀我，幸亏任事官员坚持拒绝。他又让仆射和九卿任凭自己的心意升降官员，迁官授职往往不到十天，排斥贤良，专门接纳亲信，威势震动百官，权势压倒朝廷内外。我见他这样，想让于忠出任雍州刺史，镇抚关中以西地区，心中已经决定却尚未实行，反而被于忠废黜。我身居官位而白领俸禄，辜负了国家的恩私。这是我的第三条罪过。先帝去世，太子继承帝位，这是君父一贯的谋划，也是臣子的永久准则；因而加以赏赐的做法，自古没有这种先例。于忠既然是臣子，受过先帝恩惠，在丧亡祸乱之际竭尽忠节本是常理；到东宫迎接陛下，是臣下通常应做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还能做什么呢？可是于忠意气凌云，竟坐在那里要求封爵。当时若压制他，我又怕交相结怨而酿成祸患。我因为这是权臣所想要的，不敢立即违背，于是召集王公卿士，议论应当赏赐多少。清河王臣元怿，是先帝的亲弟弟，见识和气度宽厚明达；他面对众人首先发言议论，并不是认为于忠有功劳应当赏赐，而是害怕违背权臣的意旨，观察于忠脸色而授予爵位。我明知不可，却因此随从了他。这是我的第四条罪过。于忠掌握门下省的权力，又身居宰执之位，同时总领禁军，任崇训卫尉，兼管内外，在宫禁之中横行。这是我的第五条罪过。古代遇到重罪，必定命三公会审，期限要到十日，是为了慎重对待死刑。先帝即位十七年，即使卑微小人犯法，仍然宽缓刑法；朝廷中的显贵官员，没有杀过一人。如今陛下即位还不到一年，却把仆射、尚书杀掉，如同拔除一根小草，这是于忠掌握权力、假传诏旨、擅自施行杀戮。我知道却不能救护，这是我的第六条罪过。我身居师傅、宰相之职，任期还没有结束，但难以宽恕的罪过已经暴露出来的不止一件，我有什么心情处理政事，又有什么脸面活着？即使蒙受恩典宽赦，仍有余罪未清，谨退回自己的私门，伏听司法官吏裁决。（《魏书·高阳王雍传》。灵太后临朝听政，调于忠出任冀州刺史。这是雍的表文。）

译请求限制贱妾、奴婢服饰的表 王公以下官员的贱妾，一律不许使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犯者按违抗诏旨论罪。奴婢一律不得穿绫、绮、缬，只能穿没有花纹的缯帛；奴隶则穿布衣，也不得用金银制作钗子和带饰；违犯者鞭打一百下。（《魏书·高阳王雍传》。雍兼领司州牧时，上表请求这些规定，太后听从了，但不能长久实行。） 奏请恢复盐池监司以征收税赋 盐池是上天赐予的财富，用来资养众生。仰想先朝实行禁限，也不是要同平民争夺这种盈利。只是盐利兴起于天然盐池，若取用没有法度，有的被豪强贵族封护占有，有的被附近的人吝惜守护，卑贱之人远道而来，便会绝望而归。因此设置主管机构，命其裁量监察，使强者和弱者相互兼顾，务必使事情处理得当。而且十一税从古至今，都是随时征取，所能救济的范围很广。自此以后上下皆能沾受其利，远近一体平等，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储藏增加了不少。后来鼓吹主簿王后兴等上书称，请求在供给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每年还要求输送马一千匹、牛五百头。由此推算，所得利益不是可以稍微计算的。后来中尉甄琛上奏请求废除盐禁，诏令交付群臣议论。尚书执奏说，甄琛的奏启只是在座谈时道理很高明，实行起来却会使事务缺失，请依照通常的盐禁为妥。诏令同意甄琛的请求。于是环绕盐池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固守盐池，论其设置障碍、禁止他人取盐，比官府还要严厉，盐的取舍和给予全凭自己，贵贱都由其口决定。如果没有大赦，罪行应当推究判决。详细衡量此事，实在严重违背王法。我们商议，请依照先朝诏令，继续禁盐最为便利。防止奸邪、平息暴乱，罪行轻重的判决，也依照先前诏旨办理。所设置的监司，一律依照过去的制度。（《魏书·食货志》。） 神龟初年，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上奏，于是重新设置监官，负责监察检验。奏请采用辞钦提出的船运方案 水运漕运的好处，古今相同；船运和车运的耗费，实在有很大差别。辞钦所列举的，只涉及关西地区；如果在全国推行，足以给公私带来巨大的利益。我谨慎地加以参酌衡量，详细方案如前所述，希望能够减少征发，使劳役稍得安宁。如果这一请求得到批准，必须使沟渠水道畅通，因此请求开挖、疏浚和修筑。有的可以先行开治，有的古代遗迹仍在，可以因循旧有工程，所需功力就会少一些。趁着今冬农闲月份，命令把各处水道全部疏通完毕，等到春水上涨时，使漕运不受阻滞。（《魏书·食货志》。三门都将辞钦上言，认为造船代替车运，对公私都便利。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上奏。） 奏请分别安置阿那环和婆罗门 蠕蠕世代跨据遥远的境域，受到教化而归附；那环先来归顺，婆罗门后来诚心归附，正如汉代呼韩邪单于归附一样，今天也同样值得称美。（以上六句据《通典》补入。）我听说汉代设置南、北单于，晋代有东、西单于的称号，都是为了相互维系、抵御患难，成为国家的藩篱。如今我们商议，认为怀朔镇北部的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部的西海郡，就是汉、晋旧日的边塞；两处都宽广平坦，原野肥沃。阿那环适宜安置在西吐若奚泉，婆罗门适宜安置在西海郡，各自统率部落，收拢离散的人众。至于他们的爵号和所需资给，只请圣恩裁定。他们属下的官职，任凭他们沿用旧俗。阿那环所居之处既在境外，应该稍加优厚地派遣人员，以显示朝廷的威势和刑法。请沃野、怀朔、武川三镇各派二百人，由本镇军主监督率领，供给粮食和兵器，送到指定地点；仍在当地为他们建造房屋，工程完成后听任这些人返回。凡从北方来到婆罗门面前投诚归化的人，命州镇的上佐按照路程供应粮食，送到怀朔的阿那环处；镇府和使者酌量供给饮食粮廪。在京城馆舍居住的人，任凭他们去留。阿那环初次建置，原来没有储备，请拨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由官府用骆驼运送。婆罗门居住在西海郡，既然已经在境内，资助防卫就不能同阿那环相同。阿那环等人新近建立藩屏，应该分别派遣持节使者，快马先到那里慰问晓谕，并把经营筹划之事一并交给他们办理。（《魏书·蠕蠕传》。正光二年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尚书令李崇、侍中侯刚、尚书左仆射元钦、侍中元叉、侍中安丰王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张烈、卢同等上奏。又见《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议论免除羊皮、张回之罪（《通典》作“羌皮”） 州府处理张回一案，专门引用盗窃律条。查验张回所犯之罪，本来不是强盗掠夺，保证文书也清楚明白，距离盗窃相差很远。如今引用盗窃律条，却按强盗掠夺之罪处理，推究事情原委、考察法律条文，实在不合适。按照臣下钧的议论，明知买来被掠的良民，本来没有明确的罪文。为什么这样说呢？群盗和强盗，不论首犯还是从犯，罪都相同；和买掠夺的罪，本来就应当不同。由此可见，此事本来没有正条，只是援引类似罪名来定罪。臣下鸿认为，转卖流离之人，罪与掠夺相同，可以说是使罪人得到应有惩罚。考察《贼律》说：“谋杀人而被发觉的，首犯流放，从犯判五年刑；已经伤人或杀人但后来苏醒的，首犯处死，从犯流放；已经杀人的，首犯斩首，从犯如果加功助成杀人处死，没有加功的流放。”详细比较，沉陷卑贱与身死，流离漂泊与尸骨腐朽，一存一亡，哪一种危害更大？然而《贼律》对于杀人有首犯、从犯的科条；盗买人口，却没有首倡、附和的差等。谋杀和合买掠夺，所涉及的都是良民，应当以谋杀为准例。因此不引用杀人罪减等，而降为从强盗罪的一等。即使让谋杀和强盗都可以作为比照的例子，也应当采用较轻的罪名。这样做的道理在哪里？律文又说：“明知是他人掠盗所得之物而故意购买的，按从犯论处。”这清楚说明，是为了禁止暴力掠夺、遏制奸盗的根本，并不是说从亲属尊长手中买来的人，也要同盗掠之罪相同处理。

译我认为五服以内亲属之间相互买卖，所涉及的都是良民；之所以容许罪行有差等，是因为它们距离掠夺盗窃的道理较远，所以按照亲疏分出等级，依尊卑决定轻重。依照律文：“凡共同犯罪的人，都以首先起意者为首犯。”既然说明买卖的起因另有缘由，究竟谁是首犯就应当确定。如果羊皮没有说要卖，张回就没有购买之心，那么羊皮是首犯，张回只是从犯。首犯有应受刑罚的科条，从犯也有极重的罪责；推究现有法令，无法找到这样的依据。买者的罪，应当各自按照卖者所犯罪行处理。又考察臣下鸿的议论：有的人从他人亲属手中买得良民，后来又把他卖掉，却不把原来的情况告诉后来的买主，便按掠夺罪同样处理。既然已经成为婢女，无论卖还是不卖，都不再是良民。为什么不卖就可以宽恕，转卖却难以饶恕呢？张回的过错，应当鞭打一百下。卖掉儿子来安葬父母，孝心诚意值得称美，却没有听说要上表奖赏，刑罚的条文反而已经下达。恐怕这不是敦厚风俗、劝励民众、以德教导百姓的做法。请免除羊皮的罪，让官府按卖价给予补偿。（《魏书·刑罚志》《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南郊、明堂配享议 我私下认为，崇尚德行、尊重功劳，来源于古昔；在郊外祭祀后稷、在宗庙尊奉文王，是周代的盛大典制。仰想世祖太武皇帝凭借神武开创基业，能够清除祸乱，德行惠及百姓，功劳加于四海，应当配享南郊。高祖孝文皇帝以大圣之德承受天命，使魏道焕然一新，刑罚停止使用而胜过残暴，功德与天地相同，应当配享明堂。（《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北海王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任城王澄、胡国珍、崔光等议论。） 议请停止采用元匡制定的尺度 我恭敬地想，高祖创制改革，权衡度量已经确定；元匡如今新造的尺度，略有参差。况且元匡说他所造的尺度，同《汉志》记载的王莽权、斛没有不同。又据晋代著作郎荀勖说，后汉到魏，尺比古尺长四分有余。因此依照《周礼》积累黍粒来制定度量，只有古代的玉律和钟与之相合，于是改正了尺度。考察荀勖所造的尺，同高祖所定的尺度在毫厘之间大致相同。后来侍中崔光得到古代的象尺，当时也依照议定的法令施用。仰想孝文皇帝的德行超过前代君王，睿智明察照临天下；这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实在难以变动。我们参酌讨论，请停止采用元匡的建议，永远遵循先皇的制度。（《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元匡制定尺度完成后，太师高阳王雍等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