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刘炫

译卷二十七 刘炫 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北周建德末年，任州户曹从事，后来署理礼曹从事。开皇年间，授殿中将军，因事获罪被除名，后来任旅骑尉。大业年间，射策考试名列高等，授太学博士。离职后，因饥寒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有《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春秋左氏传杜预序集解》一卷、《春秋攻昧》十二卷、《规过》三卷、《古文孝经述义》五卷、《论语述义》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算术》一卷。《筮涂》（《北史》卷八十二记载，刘炫仿效屈原《卜居》，作《筮涂》来寄托自己的情怀。） 驳斥牛弘关于礼制中断绝旁系服丧的议论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说，按照礼制，诸侯对旁系亲属断绝服丧，大夫则降一等。如今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诸侯，但可以比作大夫。官位在第二品，对旁系亲属应当降一等服丧。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是这样。刘炫驳斥说：“古代做官的人，只尊奉一位宗子，庶子不能进仕。因此先王重视嫡长子，宗子对族人有分配俸禄的义务。族人与宗子虽然关系疏远，仍然服▯三个月，实在是因为接受过他的恩惠。如今做官的人凭才能升迁，不限制嫡子、庶子，与古代已经不同，有什么理由要降等呢？如今显贵的人大多忽视近亲，如果再让他们降等服丧，百姓道德的疏薄就要从这里开始了。”（《隋书·刘炫传》） 《抚夷论》（《北史》卷八十二记载，刘炫认为辽东不可征伐，作《抚夷论》来讽谏。到了大业末年，刘炫的话得到了验证。） 自述 《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中孔、郑、王、何、服、杜等人的注解，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细和粗疏之别，都足以讲授。《周易》《仪礼》《▯梁》，用功稍少。史书、诸子和文集中的嘉言美事，全都诵记在心。天文、律历，也穷尽考核其中的精微奥妙。至于公事、私人的文书，从未借助他人代笔。（《隋书·刘炫传》）

译自赞 博通之士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人，都自述自己的风采德行，使芳名流传后世。我哪里敢仰望并与前代贤达相比，给同辈留下笑柄？只是因为年华将尽于桑榆，大限将近，故旧朋友飘零，门徒像雨一样四散，我将突然死去，如朝露般短暂，魂魄埋在北方荒野，亲友无法理解我的心志，后人也看不见我的踪迹，所以趁着残余气息还在，略微抒写胸中所想，留给后来的人，传示乡里，使将来的俊杰知道我的鄙陋心愿罢了。我从束发成年直到头发花白，孩童时代蒙慈亲宽容，从未受过棰楚；跟随老师学习时，受到明师怜惜，也没有遭受▯贾楚。到了敦睦叙说乡族亲情、结交同辈时，便重视他人而轻视自己，先人后己。从前年幼时，乐意与长者交游；到了老年，又多次接触后辈。学习便以老师为师而不厌倦，教诲别人则辛劳而不疲倦；幽隐的情怀少有过错，内心所想却多有违失。反省一生，回顾始终，大幸有四件，深恨有一件。天性本来愚昧，家业贫困，因为父兄宽容，得以列身士绅之末，于是能够广泛阅读典籍诰命，涉猎古今；微小的善行在乡里显露，虚浮的名声在邦国传闻，这是第一件幸运。处于隐显之间，沉浮于世俗，多次忝居徒劳的职务，长久执掌城旦之书；姓名没有写在白简上，事情没有玷污丹笔，立身行事，实在多有惭愧；临死之时，希望大概可以免除罪过，这是第二件幸运。凭这样的平庸空疏之才，却屡次受到皇帝的眷顾；凭这样的卑微身份，却多次升入朝廷，能够与骏马并驾，与鸿雁比翼，在凤池整理绢素，在麟阁记录君主的言行，参拜宰辅，拜访众位公卿，受到厚重礼遇和特殊恩典，声誉增加、身价改变，这是第三件幸运。白昼将尽，已经为年老而叹息，退职恢复原来的服色，回到故乡安葬自己的遗骸；以读玩文史来怡悦精神，观看鱼鸟来排遣忧虑，巡视乡里，登临园池，以缓步代替乘车，以无罪为尊贵，这是第四件幸运。仰望休明盛世，感慨道术教化衰落，践行先儒遗留下来的道路，悲伤众家言论的杂乱污秽；奔走于古代典籍之间，厘正改订偏僻谬误，修撰刚刚完成，图书恰好编成，但上天违背人的愿望，时运不肯给我机会。世间道路尚未平坦，学校全都废弃，道术不能在当时完备，学业也不能传给身后的人。把这遗憾带到黄泉，难道正是这件事吗？这是唯一的深恨。（《隋书·刘炫传》，《北史》卷八十二） 刘焯 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北周末年，任州博士。开皇年间，冀州刺史赵▯荐举他任从事，考中秀才，射策考试名列甲科。在门下省当值，授员外将军；告假回乡后，任县功曹。后来进入国子学，因事获罪被除名。仁寿末年，授云骑尉。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学博士，因病离职。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上书皇太子讨论律吕 音乐以声音为根本，声音由律管确定；声音如果不依据律管，就不能和谐，校定律管、调和钟声，正是要在这里完成。但是律管最终归于小吕，数目又回到黄钟，旧有的计算不精确，始终不能循环归始。因此汉代京房妄自制定六十律，宋代钱乐之又增加为三百六十律。考察礼书的编次，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教化没有改变风俗，恐怕正是因此。这样不只是长短因差数而失误，管子的围径也在数目上违背常理。况且尺寸是凭意图确定的，没有人能够详细考察，既扰乱管弦，也违背度量。刘焯已经全部校定，希望能够有所阐明。他以黄钟管六十三为实数，依次每一律减三分，以七作为寸的法数。约算之后，得到黄钟长九寸，太蔟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隋书·律历志上》） 上书皇太子讨论浑天仪 璇玑玉衡是校正天象的器具，帝王敬慎地观察上天，世代相传它的形制。汉孝武帝详细考察律历，纠正洛下闳、鲜于妄人等人的说法，共同营造制定。到了张衡，又寻求整理、论述和制作，形制也与洛下闳等人没有不同。虽然洛下闳的器制已经不存在，但张衡制作的器具还在。到了吴国，陆绩、王蕃都曾加以修造铸造。陆绩略有不同，王蕃则与原来相同。宋朝有钱乐之，北魏初年有晁崇等人，总的都采用铜铁制作。大小虽有不同，圆周区域、经纬形制与王蕃所造没有差别。看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其形势与张衡的方法相同，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刘焯以自己的浅见专心推求，发现这些数目和形制没有不违背、错乱的。相差千里，失误却在毫厘；大的形制一旦错了，其余还有什么可以验证？何况赤道、黄道的度数，月亮出入的位置，至点所在的恒定位置，气数没有分别测量；分刻本来就有差异，轮转仍旧遵守旧法。这些疏漏谬误，已经不能再说了。又因为道理没有弄明白，才使不同学派间或出现。到了宣夜学说，三种学说并行；平、昕、安、穹四种天说纷纷争论。真理应当只有一个，原则也只有一个尺度，哪里容许天体有七种不同的说法？又可以根据日影和漏刻推求距北极的远近；天地本来同一整体，并不是不同的事物。这个已经得到验证，那个虚妄自然显露；难道明亮的太阳尚未放光，微弱的火把就可以不停燃烧，真理存在却被缺漏遮蔽，难道不值得悲哀吗？从前蔡邕从朔方上书说：‘用八尺的仪器，可以测知天地的形象，古代有这样的器具，却没有相应的书。我常常想伏在仪器下面，按照度数推成数目，建立一套学说。’蔡邕因为获罪而在朔方边地，上书没有被允许。即使蔡邕获准，他也一定不能完成。蔡邕的才干不超过张衡，张衡难道本来会有遗留未思考之处吗？所以有器具而没有书，只观看也不能领悟。刘焯如今建立方法，改正旧的浑天仪；又依据冬至、夏至的日影，确定距北极的远近和晷漏，连同天地的高远、星辰的运行周转，所依据的都有根本，都有相应的比例。要消除当今贤者的巨大疑惑，考核往代哲人的诸多疑问，就会像云开一样豁然，像雾散一样明朗。为此交错综合推算，已经写成数卷，等测得日影差数后，再恭谨地上奏送呈。《周官》记载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等前代儒者都认为，日影相差一寸，距离便相差千里。他们说，南方距离太阳直射之地一万五千里，表影便完全相同，只有天的高度不同。按算法考察，这一定是不可能的。日影一寸相差千里，也没有经典依据，明显是主观臆断，事情不能依此为准。如今交州、爱州，表影向北便没有，计算可知并没有万里，已经超过太阳直射之地。

译所谓一寸影差千里，并不是真实的差数。刘焯如今论述浑天，以道里作为比例；道里确定以后，差数才能审定。既然正逢大圣之年、太平之日，厘正各种谬误，正是时候。请派一名水工，再派一名懂得算术的人，选取黄河以南、黄河以北地势平坦的地方，可以测量数百里；南北两地要准确选择时刻，以漏刻计时，用绳子测量平地，随着节气确定分刻，在同一天测量日影。得到差数比例后，里数就可以知道。这样天地便无法隐藏其形状，星辰也无法逃脱其数目；可以超越前代，显明圣人的道理，验证天象，消除疑惑。请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不要不采用。（《隋书·天文志上》：仁寿四年，河间人刘焯制定《皇极历》，上书东宫。） 关于浑天的论述，又见《开元占经》卷一。上书皇太子 自从木铎停止发声，前人的言论化为灰烬，众生离散，诸夏沸腾，偏技杂艺纷纷兴起，世代掌管历法的官员相继断绝，历法纲纪败坏废弃，已经有千百年了。刘焯以平庸鄙陋之才，错误地承受选拔，专心研究技艺学业，沉迷玩味数术天象，在群儒之下竭尽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够看见圣人的旨意。开皇初年，奉诏修撰历法，但性情不能合于众人，功业不能完成，仍被张胄玄窃取作为自己的方法；张胄玄也未能穷尽精妙，与时令相合之处多有差错，尸位误国，实在玷辱了皇帝的事业。请召张胄玄来答辩，检验他的长处和短处。（《隋书·律历志下》） 向皇太子说明张胄玄新历的错误 第一条是：张胄玄所上、正在施行的历法，对日月交食、星辰运行和停留，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善，但大体上已经掌握，官位达到五品，确实没有什么可惭愧的。然而这是借助他人成事，并没有如实记录；一旦加以讨论，错误非常多。第二条说：张胄玄所制历法，把岁首、弦月、望月、晦日、朔日弄错，既违背古法，又很疏略；节气、闰月和候气也违背天时，错乱了天命。时刻不依从子半，黎明以前却另算作后一天。太阳运行的迟速全未察觉，月亮运行迟缓，却妄自分成两种；月行一周，往往遗漏盈缩，日月交会之际，任意制造气差。七曜运行不遵循其轨道，月亮和星辰的度数，运行没有出入规律；本应呈黄色却反成红色，本应接近却反而远离，日月亏食不合标准，阴阳运行没有准则。星辰的起止不相协调，日月如珠璧的运行也不相同；盈缩失去常规，运行度数错乱。按其法，距北极的度数和漏刻时刻本应出现却没有，日食月食的先后更加烦琐。测验当今不够审慎，考察古法又不能贯通；所立历法疏漏之处，无法一一计数。现在逐项加以纠驳，共五百三十六条。第三条说：张胄玄在开皇五年与李文琮一起，在张宾历法施行之后，作为本州贡举，便带着自己所造的历法，准备上奏以求应验。他的历法在乡里流传，抄本很多；如今所见流行的本子，与刘焯以前的历法没有不同。张胄玄以前拟定并准备进献时，年纪将近六十岁，并不是仓促之间突然制作的，为什么到了京城没有多久，便改得与刘焯的历法相同，而同旧本大不一样？刘焯先作，张胄玄后献，舍弃自己的说法而从同别人，异同之间暗中相合。而且刘孝孙因袭刘焯，张胄玄又在刘孝孙之后附会；历法文字又都是刘孝孙所作，那么原本抄窃而来，事情已经十分明白。恐怕张胄玄推托讳饰，所以我依照前一部历法加以驳斥，共七十五条，并连同前一部历法的原本一起上奏。第四条说：张胄玄担任史官时，自己上奏所说的日食、月食，前后多次与历法不合；现在计算其错误，共有十三项。他又曾同太史令刘晖等人校验历法的疏密，列出五十四项，说有五十三条是新的。按理说，后来制作的历法应当比旧历精密，但实际用算法推演，却比原来更加疏略。现在把这些问题连同前面的错误一并揭发，共四十四条。第五条说：张胄玄对于历法，还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然而刘孝孙最初创制历法时，处处都有深意；考察天象、推算运行，每件事都有根据，并不是空洞的文字，只凭主观臆断。第六条说：刘焯在开皇三年奉诏修造历法，考察并遵循前人的记载和注释，自认为精微，从秦、汉以来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他探寻圣人的遗迹，体悟古代贤哲的心意，测量七曜的运行，得到日、月、星三光的度数，校正各种节气和朔日，完成一部历象，贯通古今，与经传相符合，考察各种事物，确实有根据。张胄玄所违背的，刘焯的法则都合乎；张胄玄所缺少的，如今全都具备；从头到尾加以概括，可以说是总括完备。（《隋书·律历志下》，仁寿四年，刘焯向皇太子陈说张胄玄的错误。） ◎王贞 王贞，字孝逸，是梁郡陈留人。开皇初年，汴州刺史樊叔略引荐他担任主簿，后来举为秀才，授任县尉。因称病辞去职务。◇《江都赋》（文章已经散佚） ◇《谢齐王索文集启》适逢贺德仁宣布教令，需要我拿出少量现有的拙作。过去周公旦才艺卓绝，能够侍奉鬼神；孔子的文章，通达天性与天道。高雅的志趣由子游、子夏相传，余波在屈原、宋玉那里激荡；雕龙般的文采，完备地存在于《风》《骚》之中，而前代贤人和后世圣人，世世代代相互师法。品赏随着时代推移，出门便各自分途；正始年间改变了清越的声调，元康年间形成了高远的风致，都说自己坐拥蛇珠，谁肯允许别人独占麟角？我孝逸生在战乱的时代，长大于尘世的风波之中，所学不到古人的一半，才华也不及别人。过去正逢太平盛世，可惜寸阴已经西斜；虽然住在可以封爵的宅第里，却常常怀有贫贱之人的羞耻。到了鄢郢却迷失道路，进入邯郸反而失掉步法；回来反复思量，心灰意冷，终于寒心。哪里料到我那些过分的议论竟超过实际，徒然蒙受圣上的鉴察，反而让高车去装载鼷鼠，浪费明珠去弹雀鸟，于是得以带着粮食住上三个月，重新看重高门的余地；背离淮水千里，遥望章台后面的尘土。能与悬黎美玉一同陈列，又将骏马同槽喂养；整天敲击瓦缶，不是黄钟所能调和的声音；早晚退行，哪里赶得上前人的脚步！回想一生，处处触景生感，只因多年积下的沉疴，遗忘已久，所保存的拙劣思绪，才勉强写成三十三卷。仰望却达不到，才知道学仙之路多么遥远；窥探却看不见，才知道游于圣道是多么艰难。我与天上的贵人相距咫尺，却仓皇周章，没有时间从容应对；恐惧超过真龙降临时的惊惧，惭愧胜过白猪逃归时的羞惭。现在伏在纸上陈述心情，形体和精神都惊惶不安。（《隋书·王贞传》） ◎刘孝孙 刘孝孙担任掖县县丞，入朝任职于太史局，开皇十四年去世。◇《驳张宾历》第一条说，何承天不知道分配闰月会有误差，却采用十九年七闰的办法。第二条说，张宾等人不懂得星宿度数会发生差异变化，却把冬至这一天固定在常度上。第三条说，日月如珠相合、七曜同度，才应当一致，却把五星分别作为历元。第四条说，张宾等人只知道太阳周日运行的余分恰好用尽，便以此作为建立历元的方法，不知道日月不能相合，就不能形成朔日清晨的冬至。第五条说，张宾等人只守着建立历元的固定法则，不须明白其中有进退变化。第六条说，张宾等人只知道在原有数值上加二十九日多一点作为朔日，却不懂得取日月交会作为标准来确定朔日。这六件事十分微妙，是历算中最重要的道理，也是圣贤所通晓的法术，而刘晖却还不明白这些，实在是管中窥天的说法。至于测量日影以确定节气，何承天的方法较为优长；张宾等人的推测，与它相差更远。按照天时确定合朔，是何承天的短处；张宾等人的依据，却沿袭了他的迷误。这正是丢失精华而得到糟粕。（《隋书·律历志中》，张宾所制历法，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都称说它有错误，所驳共有六条。）

译魏明帝时，有尚书郎杨伟，修订《景初历》，于是上表申明义理，驳斥前人的错误，说：“加时晚于天象，日食不在朔日。”然而考察杨伟的意思，他仍把日食发生在朔日当作正确，只是没有详细研究便制定了这种历法。到宋元嘉年间，何承天撰作历法，他的上表说：“月亮运行不固定，有时迟缓，有时迅疾；合朔和月食不在朔、望之日，也不是历法本来的意思。”然而何承天的本意，是想建立合朔的算法，却遭到皮延宗文饰错误、出面诘难，因此事情未能施行。到后魏献帝时，有龙宜弟，又修订延兴历，并上表说：“日食不在朔日，而这种旧习不能废弃；根据《春秋》记载日食，正可证明朔日。”这三个人都是前代精通历法的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主张，却没有把著作订正好。可是历算所重视的，只有朔日和节气。朔日是朝会的开端，节气是万物生长的起点；朔日有告祭牲品的礼文，节气有郊外迎气的典礼，所以孔子命人制定历法，确定朔日清晨的冬至，作为后世的规范。如今刘孝孙的历法，又考察明文，依据月亮运行的迟速确定合朔，想使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而不发生在晦日或初二日。即使出现连续月份一个小月、三个大月的情况，也仍然符合天道的纲纪。总的说来，这种方法有三条，现列举如下：第一，考察日食，证明它总在朔日发生。引用《诗经》说：“十月相交之时，朔日是辛卯日，太阳发生了日食。”现在用甲子元历的算法推算，完全相合，没有差错。《春秋经》记载日食共三十五次。其中二十七次记载了朔日，推算都与甲子元历没有差错；八次经文没有写朔字。《左氏传》说：“不写朔，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公羊传》说：“不说朔，是在初二日发生日食。”《谷梁传》说：“不说朔，是在晦日发生日食。”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全部都是朔日。左丘明受经于孔子，按道理尤其详尽；《公羊传》《谷梁传》都是凭空臆说。《春秋左氏传》记载，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推算与己巳朔相合）；庄公十八年春季三月发生日食（推算与壬子朔相合）；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推算与庚午朔相合）；十五年夏季五月发生日食（推算与癸未朔相合）；襄公十五年秋季八月丁未日发生日食（推算与丁巳朔相合）。前汉、后汉以及魏、晋四代所记载的日食，涉及朔日、晦日和晦日前一天的共一百八十一次，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全都合于朔日发生日食。前汉合计有四十五次日食（三次都是晦日前一天，三十二次都是晦日，十次都是朔日）。后汉合计有七十四次日食（三十七次都是晦日，三十七次都是朔日）。魏合计有十四次日食（四次都是晦日，十次都是朔日）。晋合计有四十八次日食（二十五次都是晦日，二十三次都是朔日）。第二，考察星度差异变化的验证。《尚书》说：“太阳运行短，昴星出现，以此校正仲冬。”这就是说，在唐尧时代冬至那天，太阳位于危宿；黄昏时，昴星正处于正南方。考察《竹书纪年》，尧元年为丙子年。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得到尧时代冬至这一天，黄昏时昴星正在正南方。《汉书》记载，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岁，落下闳等人考定太初历，冬至这一天太阳位于牵牛宿初度。现在用甲子元历计算，所得是斗宿末度、牛宿初度。晋代有姜岌，又以月食来验证太阳所在的度数，知道冬至日太阳位于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年，何承天考验天度，也知道冬至日太阳位于斗十七度。虽然说冬至后第三天，前后可以通融，但都只合于斗十七度。然而尧时和汉代太阳所在的位置已经不同，只有晋、宋两代所在位置没有改变，所以知道星度确实有变化差异。到了如今大隋甲辰年，改定历法和天象，以考察天道，知道冬至日太阳位于斗十三度。第三，考察节气和日影长度的验证。《春秋纬·命历序》说：“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日清晨是冬至。”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完全相合，没有差错。《宋书》记载，元嘉十年，何承天用土圭测量日影，知道冬至已经差了三天。诏令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考验，从元嘉十三年开始，到元嘉二十年结束，八年之中，冬至日始终同日影最长的日期相差三天。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冬至日却始终同日影最长的日期相合，没有差错。详细情况如下：元嘉十三年丙子，天正月十八日，历书注为冬至；十五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月二十九日，历书注为冬至；二十六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月十一日，历书注为冬至；因阴天没有影子可验证，今历以初八日为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月二十一日，历书注为冬至；十八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月初二日，历书注为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月十三日，历书注为冬至；十一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八日、正二十九日、正十一日、正二十一日、正二日、正十三日〕 十九年壬午，天正月二十九日，历书注为冬至；因阴天没有影子可验证，今历以二十二日为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月初六日，历书注为冬至；初三日影子最长，这就是今历的冬至日。（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九日、正六日〕 ◎张胄玄 张胄玄，是渤海〔缺字〕人。开皇年间，被征召授任云骑尉，任职于太史局，参与议论律历事务。升任员外散骑侍郎，兼任太史令，改定新历。大业年间死于任上。有《七曜历疏》五卷。◇《驳难刘焯〈皇极历〉》刘焯的历法有岁率、月率，并且确定定朔，每月有三次大月、三次小月。考察所谓岁率、月率，就是平朔的章岁、章月。用平朔的数率来求定朔，遇到三次小月，就好像从十五减去三成为十四；遇到三次大月，就增加三成为十六。检验其中的实际道理，并不是十五这个正数。所以张衡和何承天首先有这种想法；驳难的人拘泥于数目来校验它的数率，数率全都自行败坏，因此不能成功。如今刘焯采用定朔，就必须除去平朔的数率，然后才可以施行。（《隋书·律历志下》） ◎颜敏楚 颜敏楚，开皇年间任内史通事舍人。◇《上言新历》

译汉代落下闳改《颛顼历》制定《太初历》，说后世应当相差一天，八百年后应当有圣人来订正它。计算至今相距七百一十年，历算家举出这个成数；所谓圣人，或许就在今天吧！（《隋书·张胄玄传》，又见《律历志中》，又见《北史》卷八十九） ◎陆法言 陆法言本名慈，以字法言行世，是魏郡临漳人。开皇年间任承奉郎。父亲陆爽，曾上奏请求更改皇太子诸子的名字。等到太子被废，陆爽又已先死，文帝追究此事，陆法言因此被除去名籍。有《切韵》五卷。◇《切韵序》过去开皇初年，仪同刘臻等八个人，一同到陆法言家留宿。夜深酒尽，谈论到音韵问题；当今的声调本来就各有区别，各家取舍也不相同。吴、楚一带有时失之轻浅，燕、赵一带多失之重浊；秦、陇一带把去声读成入声，梁、益一带把平声读得像去声。支、脂、鱼、虞共同归为一韵，先、仙、尤、侯也都说是切韵。若想扩大文章的道路，自然可以使清音浊音都相通；若要欣赏真正懂音韵的人，就必须区别轻重。吕静的《韵集》、夏侯该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各有违误不同。江东取韵，同河北又不一样。于是谈论南北的是非、古今的通塞。想再广泛搜集选择精密切当的内容，删去疏略缓慢的部分。萧、颜二人作了许多裁定，魏著作对我说：“刚才的辩论，所有疑惑都已解决。为什么不随口记下来？我们几个人，能够确定的就确定了。”我当即在烛下握笔，略记其纲要。广泛询问英才，听取精辟的辩论，几乎取得了其中的精华。此后又涉猎其他学问，同时还任职于闲散官署，十多年间，没有空闲修订编集。如今恢复平民服色，私下教导弟子：凡是有文采的作品，都必须明白声韵。我隐居在山野之中，与朋友交游隔绝；有疑惑的地方，也无从请教。已经去世的人，生死道路不同，只能空怀可以成书却未能成书的叹息；还活着的人，又有贵贱礼制的隔阂，无法用来表达断绝交往的意旨。于是取来各家的音韵书和古今字书，根据以前记录的内容，定名为《切韵》五卷。细致剖析到毫厘，分别清楚到黍粒，何必像卞和献玉那样徒然哭泣，又怎能期待像苏秦说服六国那样悬金相待？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从前责怪司马迁说得过于夸大；如今拿它去盖酱罐，又感叹扬雄口吃。并不是我这个小子擅自专断，而是述录众位贤人的遗意。哪里敢让它流行于世，只想使它不出自家庭门庭。当时岁次辛酉，即大隋仁寿元年。（宋本《广韵》） ◎苏夔 苏夔，字伯尼，是京兆武功人，魏度支尚书苏绰的孙子。历任太子通事舍人，升任太子舍人，加授武骑尉。仁寿末年，授任晋王友。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子洗马，转任司朝谒者，后被免职。后来历任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授朝散大夫、鸿胪少卿，晋升通议大夫。◇《驳郑译新乐有七调》《韩诗外传》所记载的音乐感动人心，以及《月令》所记载的五音所对应的事物，全都只有五种，没有说到变宫、变徵。又如《春秋左氏传》所说：“七音六律，用来演奏五声。”据此来说，每一宫都应当建立五调，没有听说还要增加变宫、变徵两调而成为七调。七调的创制，出处尚未详知。（《隋书·音乐志中》：柱国沛公郑译创作八音之乐，在七音之外又建立一个声，称为应声，于是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当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也以明晓音乐著称，便驳斥郑译。）

译◎常得志 常得志，京兆人，一作常德志，是秦王杨俊的记室。◇《兄弟论》（并序） 我认为兄弟之间的天然亲情深厚和睦，日积月累，越来越重；每每想到兄弟之间的深切怀念，世间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比拟。我曾读陆士衡的兄弟文章，情意恳切深长，每次读完都不禁放下书卷叹息，仰慕他的为人。世人却说陆机兄弟共同居住，认为这很异常，真令人悲伤！这其实只是把自己少见的事情当作异常。恐怕千百年以后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感慨。谨依托陆机文章的旨意，写下这篇论说：客人对陆平原说：“我听说天降地升，夫妇的情分由此显现；星辰分布、山岳排列，兄弟的道义也由此存在。因此圣人建立教化，上考察玄妙的天道，下顺应人的情性。所以使夫妻分合成为同穴而葬的亲人，使兄弟有异居的道理。这正是人伦的大典，难道是著作者错误地陈说的吗？而您先生名义上以熟习礼法著称，却使兄弟之间没有家门庭院的区别，家庭之间没有琴瑟和谐的差别；即使这样可以激扬风俗，也只是独自成为君子，违背正道而任从己心，难道是要使先人的制度遭到破坏吗？行事不以古人为师，我实在心中疑惑。难道有什么说法吗？希望听听您的旨意。”陆平原说：“怎么回事！这番话的毛病，可以说是末学浅薄，只知道肤浅接受，竟没有真正师法古人。即使按照您这位君子的说法，也必然是轻视自身而使世俗受到牵累。难道没听说六条龙并驾，才有驾驭上天的功劳；四匹马排列而行，才能发挥在大地上奔驰的力量吗？所以大鹏刚开始时，要在北溟曲折回旋；邓林刚出现时，要在大地上婆娑生长。等到羽翼互相资助，便能背负苍天而遨游，遮蔽青云而高立，这就是相互依赖的作用广大。至于梁山高达万仞，上冲星辰；楚国宫殿高大，登临三次才到顶，俯视可以接触风雨；如果土石形势各异，椽子和栋梁分离，最终便会同沙麓一起崩塌，和低洼池塘一同消失，这就是相互依赖的作用失调。” 由此可知，同心同德的容易成就功业，离心离德的难以形成力量。事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然而不和睦的坏处，在大处尤其明显；沉溺于私情的人，义理就浅薄；少考虑私利的人，道义就丰厚。因此牝鸡在清晨啼鸣，导致三位贤人被杀戮；《关雎》歌咏夫妻和乐，十位乱臣一同受到称誉。古代贤人的见闻，难道是乌有之谈吗？况且兄弟同受天地之气，同一形体，关系如同手足却还算轻的，比作山岳则更加重大。云中之蛇可以被斩断，兄弟之间的道义却不能分离；〔字词有误〕载着飞行，急难中的情谊因此更为深切。先王知道兄弟关系的重要，所以在《韶》《夏》的舞乐中歌咏，在《风》《雅》的篇章中诵说；使骨肉亲情敦厚，使人伦关系端正，感动鬼神而震动天地，意义真是重大啊！请允许我向您概括说明。兄弟的感情，承受于天性，产生于自然，不借助外物来成就亲情，不因言语来结成爱意；兄弟即使在墙内争斗，也不妨碍共同抵御外侮；即使相隔一里，也仍然怜惜砍伐树木之事；驾驭朽木之车，便须唱《洛》诗；拉开弓弦，便会流泪叙说。这正是情感存在于不忍舍弃，义理表现为恻隐之心。哪里只是面对悠闲的良辰美景，从容长叹罢了？所以四只鸟还是禽类，也不能各自忍受离别的叫声；三根荆木还是树木，也不能忍受分离的痛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何况同属人类，有着相同的面目，折断枝条、分离骨肉，怎么能不悲伤？至于夫妻之间的道义，虽然没有血缘亲属关系，却好比风随虎、云随龙，腾跃长啸而彼此感应；又如剃去两边鬓发、缔结两个家族的婚姻，开始有共牢合卺之礼，最终成为同穴而葬的亲人。这也不能算轻。然而妻子的德行在于听从，主掌的只是采蘋采藻之事，不能把百里之地托付给她治理，也不能把六尺之孤托付给她。何况还有改嫁而不守常的情形，拂衣再嫁。至于朱买臣的妻子、主父偃的妻子，本来就不值得一谈。若不是以道义赞助而改变命运，德行等同于喜鹊，又有谁能使螽斯的子孙长久繁衍，使葛藤的根本茂盛呢？因此通达事理的君子，行动没有失德之处；保全同胞兄弟的重要关系，就使恭敬顺从都有章法；警戒家道衰落，于是椒兰般的美德永不衰替。夫妻和睦如同鼎中调味，兄弟和穆如同清风。没有绿衣诗中那种〔缺字〕的悲哀，也没有角弓诗中那种〔缺字〕的叹息。若有人分封星罗棋布的土地，开国承家，就能够成为藩屏和长城，辅佐王室。力量足以拔山，却不敢过问九鼎的分量；才华足以改变风俗，却不敢窥伺司马氏的门庭。于是使封豕长蛇望见国门便收敛踪迹，使井蛙幕燕见到盘石便惊鸣飞散。因此能够使宗族本支延续百代，宏大的基业高峻无极，与天地阴阳相配，使百姓得到治理。至于住在白屋中的平民和戴黄冠的道士，住在柴门小窗的简陋居所里，三条小径、五亩土地，也足以彼此容身。甚至同被而眠、共席而坐，推让梨子、谦让枣子；以粗茶淡饭为乐，以兄弟如花朵相连为荣耀；无论死生离合，哪怕白刃交加于面前，弟弟瘦弱、哥哥肥壮，也没有谁彼此疏远。你们兄弟和乐亲爱，扬名立身以显耀，蔑视世俗，称许并作揖于士绅，这又足以成为快乐。可是那些无赖之徒，却不顾念兄弟之友爱。有的沉溺于私爱，抛弃天伦；生长在肥沃富饶的土地，凭借地势，受赐圭璧、分封竹符，占有山河，却不能彼此辅车相依、像股肱一样共同承担祸患，反而想动摇我家的宗族，拔除堵塞我家的根源。最终青蝇飞集于千辆旌车之间，〔疑误〕游走于两座营垒，箭矢集中在长勺，抚剑共守池城。因此五次争斗、四处分裂，并非由于地上妖异；九次会盟、一次匡正，仍可见虫类流行的灾祸。鬼神承受不了这种酷烈，百姓承受不了这种弊害。唉，真可怕啊，怎么会这样荒谬！又有乡里的小民、绳枢门户的子弟，居住不过是蓬门荜户，吃的不过是酒糟米糠，本来没有财产可供争夺，却又因一尺布、几斗粮食而不能相容，稍有触犯便怒目切齿。于是使极小的妇女争执、愚蠢的孩子争斗，流言蜚语编织成章，终于结成贝锦般的诬陷。在这种情况下，却为蜗角般的利益分裂，争夺鸿毛般的东西。

译骨肉成为陌路之人，兄弟之间再没有登冈远望的期盼。可痛可悲啊，哪里还用说有无感情！宫之奇关于唇亡齿寒的叹息，深深值得抚心感慨；王叔关于冶断臂的言语，足以使人流泪。他们的明智如此，那些人的错误却如彼。得失相距如此遥远，岂能同日而语！由此可知，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人自己招来。静下心来谈论成败，就可以得到结论。为什么呢？国家存亡的道路，就像行路有不同的途径；走对了，便安居于宗庙朝廷，走错了，颠沛流离便随之而至。至于三叔狼顾，七国像鸡爪一样相连；勇猛的将士互相搏击吞噬，江山内外都处于战乱之中。在那种时候，苍茫的水波也可以汲取断流，泰山也可以踩踏倾覆。朱红军旗还在卷动，青兕还没有奔驰；如果没有构筑高垒的谋略，就不要等待衔枚行军的军阵。一定会像冰块分裂、瓦片解体、鱼群溃散、鸟群惊飞一样，身体涂满草莽，名字却显扬于史册。过路的人会为他们回车，谈论的人会为他们洗耳。这难道是时运不利、兵力不强吗？实在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与神共同憎恶的缘故。这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人数，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强力。商、周不能相敌的道理，也是人们所听说过的。假使驱使长狄，驾着遗风；宋万陪乘，庆忌参乘；用强弓射石，佩长剑在头上；戴鸡形冠，佩戴〔缺字〕；拖着大象、拉着犀牛，然而让他们越过九折阪，跨过三危山，渡过吕梁，奔赴大海，五尺高的童子也知道他们一定会灭亡。”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行的道不正确。假如让人心腹没有瑕疵，兄弟和睦，即使让要离拄着手杖，不占卜便缓步而行，周游九条大道，难道还会有危险吗？近来刘荆州的意气，袁渤海的纵横，当他们吐纳荆、扬，鞭笞河朔时，猛将多如雕鹗，谋臣盛如云雨；从容长啸叱咤，有席卷八荒的雄心，本来已经震动人心，熏灼宇宙。然而良谋尚未完成，壮志先已衰败；创伤确实产生，祸乱却从萧墙内部溃烂，天道同人事一起离去，活人和草木一同凋萎；即使与曹公和睦，也尚且没有顾不上吃饭的空闲，哪里还能在马上起舞呢？这实在是最令人迷惑的事。哪里比得上稷、契入朝，同心同德；鲁、卫共同执政，即使有美善也不自以为美善；使康哉、良哉之声洋洋盈耳；卜问国运和年数的福祚悠长无穷。由此可知，管、蔡享用玉食，也不如伯夷、叔齐的〔缺字〕；君颓的万乘之富，也不如延陵退隐耕作。《诗经》不是说：“兄弟关系和善，宽裕绰绰有余；兄弟关系不善，彼此相互成为灾害。”这话说得好啊！我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如今您把同穴而葬看得重于天伦，把异地居住说成陌路之人的做法，只是看到了诗人的糟粕，没有见到宫墙之内的家庭道理，本来还不能同您谈论正道。如果因为骨肉相距遥远就疏远，那么手足便没有心腹的作用；如果因为夫妻结合亲近就看得重要，那么衣被也可以成为血亲。假如衣被贴身却可以分离，手足远离身体却可以断绝，这样看来，家庭关系不如兄弟关系，确实很明白了。何况作者的本意，难道与此不同吗？异姓成家是为了避开私情，同穴而葬是表示永不再返，所以《左传》说兄弟是一体。又说兄弟之道不能分离，那么所谓有分离是怎么回事？是说异居而共有财产；若把肢体丢在道路上，使天伦阻隔如胡、越，当然不是所谓‘愿闻其旨’的意思。而且我听说陆士龙年少时遭遇忧患凶祸，攀着风树而兴起叹息，怀抱仁义而无穷无尽。孤苦伶仃，尚在换牙的年纪，〔多处文字疑误〕；辗转于九夷之地，彼此相依为命。常常担心黄耳犬凋零，白驹匆匆飞逝。〔原文有缺字〕树叶凋零，山岩上的花不时飘落。即使彼此饮食相依，光彩尚未显著，仰面面对苍天、俯首依傍大地，也常常深感惭愧。兄弟友爱，哪一天能够忘记？本来以为您有办法完成教化，反而责问我把流俗看得太重，只足以扰乱自己的心思，并不是我对贤者的期望。”于是客人惭愧地站起来，说：“我本来就是小人，没有听闻最高的道理。即使生在尧舜的时代，也没有登过孔丘的门庭。如果只有胸膛而没有心智，便会任随情感而忘失本性。口头上排列名义之外的说法，身体却陷在泥泞之下。如今幸蒙您先生接见，以兄弟友爱丰富我的见识，以礼经弘扬我的思想；道理洋洋然超出天人之表，广大无边，道路周遍仁义之乡。从今以后，我谨慎听从您的教诲。由此可知，安定社稷，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教化风俗，把清明的谋略传播在缃帙书册之中，把美善的规范流传给百姓；无论横贯天地而心安，还是处于生死之间而无忧的，难道不就是兄弟吗？（《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八） 卷二十八 ◎王孝藉 王孝藉，字〔缺字〕，〔缺字〕人。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缺字〕，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