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二◎陈庆之

译卷六十二 陈庆之 陈庆之字子云，是义兴国山人。他跟随武帝起兵，任主书，授奉朝请；普通年间任武威将军。迎接元法僧后，改授宣猛将军、文德主帅，转任东官直阁，赐爵关中侯。大通年间任假节飙勇将军。送元颢进入魏国后，改任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出任持节奋武将军、北兖州刺史。中大通年间授南北司二州刺史；大同年间进号仁威将军。去世后追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号武。攻打荥阳时告谕士众 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屠杀城邑、掠取土地，实在不少；你们杀害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子女，也多得无法计算。天穆的军队，全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只有七千人，敌军却有三十多万。今天的事情，在道义上不能只图活命。我认为敌军骑兵在平原上不可与之争力，应当趁他们还没有全部到达之前，攻平他们的城垒。诸位不要再狐疑不决，自取屠杀脔割之祸。（《梁书·陈庆之传》） 陈昕 陈昕字君章，是陈庆之的第五子。大同年间任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帅、右卫仗主，授威远将军、小岘城主，升任宣猛将军。授阴陵戍主、北谯太守，因病重没有赴任。又授骠骑外兵，不久任临川太守；太清二年进号云旗将军，被侯景杀害。陈述军事事务的启 采石急需设置重兵镇守，王质的水军力量薄弱，恐怕难以成功。（《陈庆之传》） 朱异 朱异字彦和，是吴郡钱塘人，宋代处士朱昭之的孙子。天监初年任扬州议曹从事史，直西省兼太学博士；升任尚书仪曹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进任鸿胪卿、太子右卫，屡次加任员外常侍。中大通初年升散骑常侍，大同年间升右卫将军；加任侍中。太清年间升左卫将军，又升中领军。去世后追赠侍中、尚书右仆射，有《周易集注》一百卷。田饮引 我在京城南面的地方占地筑屋，面向清澈的洛水，背靠绵延的邙山。正值风吹树林萧瑟，遇上寒野苍茫。鹏鸟纷纷聚散，大雁幽暗地远远飞翔。酒意沉酣，众人一同发兴；云气翻腾，波涛高扬。难道酒味比东鲁淡薄，甜味又比南湘粗鄙吗？于是有客人不请自来，朋友从远方来到；面对清池洗涤酒器，打开山窗飞觞传杯。促膝而坐谈论旧事，长久交好的情谊永不忘记。间或谈论希夷的道理，或者写作连翩的篇章。（《艺文类聚》七十二） 为武帝起草任命张缵为尚书仆射的诏书 张缵出身外戚中的英华，是朝廷中的领袖；自司空以后，名望冠绝范阳。可以任命为尚书仆射。（《梁书·张缵传》；又见《南史》五十六，但《南史》认为是朱异起草诏书。） 关于祭祀明堂的议论 祭祀明堂时改穿大裘，又因为贵在质朴，不应当行三献之礼。《礼记》说：“朝践使用大樽。”郑玄说：“大樽是瓦制的，有虞氏使用瓦樽。”这些说的都是宗庙，尚且崇尚质朴，何况明堂？按理不应使用象樽。郊祀贵在质朴，器物使用陶器、匏器；宗庙贵在文饰，确实应当使用雕刻的俎。明堂之礼，比郊祀显得文饰，比宗庙又显得质朴，请改用纯漆器具，或许符合文质相济的原则。旧仪规定，灌鬯以求神，初献清酒，次献醴酒，终献之后礼毕，太祝取俎上的祭肉，在御前接受俎肉。五帝是天神，不可向地上求取；二郊以主祭为礼，也没有接受祭肉的制度。请停止三献、灌鬯以及授俎之法，只行一次献清酒之礼。旧制使用太牢。考察郊祀使用茧栗牛。《诗经》说：“配文王于明堂。”又说有牛有羊。这是因为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其礼义崇尚文饰。明堂接近郊祀，并不是极端质朴，所以特意使用三牲。如今斟酌历代帝王之制，取其通行常典；蔬果的进献虽然符合《周礼》，但牲牢的使用应当遵循夏、商，请从今以后明堂祭祀使用特牛。（《通典》四十四） ◇四望议 “望”是不直接临近之意，怎么能局限在星辰与大海，拘泥于五岳、四渎呢？（《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六年，议者认为北郊既有岳镇海渎之座，又有四望之座，疑其繁复，仪曹郎朱异提出此议。） ◇雩祭燔柴议 考察周宣王《云汉》诗，毛氏注中有掩埋祭祀的文字，没有见到燔柴的说法。如果认为祭五帝一定要燔柴，那么如今明堂祭祀也没有这项仪式。（《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年，仪曹郎朱异提出此议。） ◇再议恢复四望 郑众说：“四望，是指日、月、星辰和大海。”郑玄说：“是指五岳、四镇和四渎。”考察二郑的说法，彼此不同。我私下认为，“望”是不直接临近之意。凡是遥远祭祀，都有这个道理，怎么能局限于星汉，拘泥于海渎？请命司天官考察与水旱有关的事。既然有四海，以及能够兴云致雨的名山大川，就都应当备加祭祀。（《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一年，皇帝说四望之事近来已经废绝，应该重新议定恢复，朱异提出此议。） ◇封阳侯不应服殇服议 礼制说：“年纪虽未达到成人，但已经有爵位和封命的，就不按殇者对待。”封阳侯虽然属于中殇，但已经接受拜封，不应服殇服。（《隋书·礼仪志》三。天监十四年，舍人朱异提出此议，又见《通典》八十二。） ◇宗庙祭祀增加一钅开羹议 两座宗庙祭祀相沿只设一钅开羹，大概按照祭祀礼制，本应有两种羹；相沿却只设一钅开，这与礼制不合，请增加一钅开熬油羹。（《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六年十月，舍人朱异提出此议。） ◇元法僧归附议 自从王师向北征讨以来，攻克擒获接连不断，徐州的土地和势力日渐削弱，众人都愿意归罪于元法僧。元法僧害怕灾祸降临，他的投降一定不是虚假的。（《梁书·朱异传》） ◇请求修改郊祀仪注 礼制说：穿大裘、戴冕，祭祀昊天上帝；祭五帝也如此。这是因为天神高远，按道理应当崇尚真诚质朴。如今按照泛祭五帝的礼仪，礼制上不应过分文饰。齐代的仪礼规定，初献时使用樽彝。明堂崇尚质朴，不应行三献之礼，也不应使用象樽。礼记说：“朝践用太樽。”郑玄说：“太樽，就是瓦樽。”《礼记》又说：“有虞氏使用瓦樽。”这些都是宗庙中所用的器物，尚且以质朴为贵，何况是在明堂，礼制更不容使用象樽。如今请改用瓦樽，希望合乎文饰与质朴之间的适宜。

译宗庙崇尚文饰，所以有各种美味供品共百品；天的意义尊贵而遥远，因此必须简约。如今仪注中所进献的供品与宗庙没有区别，按道理考察实际，似乎并不恰当。请从今以后，明堂的膳品依照二郊。只是“帝”这个名称，本来主掌生育，成就一年收成的功劳，确实十分显著；不像昊天，其意义超绝，无法用言语和形象说明。虽然同属郊祀，也应当稍有区别。至于水土所产、蔬菜瓜果之类，仍应拿来进献，只用梨、枣、橘、栗四种果品，姜、菖蒲、葵、韭四种俎菹，粳、稻、黍、粱四种米；除此之外，凡是郊祀所没有的，都请一并删省。（《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十年，仪曹郎朱异认为如此。） 明堂既然是泛祭五帝，就不应明确规定先后次序；从东阶登堂，应当先祭春帝，请改为从青帝开始。明堂所用的笾、豆等器物，都加以雕饰。考察郊祀崇尚质朴，改用陶器和匏器；宗庙崇尚文饰，确实应当雕刻俎器。明堂的礼制既然比郊祀更讲文饰，就不应使用陶器和匏器；但与宗庙相比又应质朴些，也不应雕刻俎器。斟酌这两方面，必须取其中，请改用纯漆器。旧仪规定，明堂祭五帝，先斟郁鬯灌地以求神；到初献时献清酒，第二献献酃酒，最后献▯酒，礼成。太祝取俎上的黍肉，在御前授给皇帝。请依照郊祀仪式，只献一次清酒。况且五帝是天神，不可能到地上去求取；二郊祭祀也都没有献黍肉的礼仪。因此一并请求停止灌地和授俎的仪式。旧日明堂都使用太牢。考察《礼记》说，郊祀使用特牲；又说，天地所用的牛角像蚕茧和栗粒那样小。五帝既然称为天神，按道理就不应使用三牲祭祀。但《毛诗·我将》篇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有“有羊有牛”的说法，这是因为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其礼义崇尚文饰。明堂比郊祀稍讲文饰，尚未达到极端质朴，所以特意使用三牲，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制度。如今斟酌历代制度，取其通行的典制；蔬果之类虽符合《周礼》，牲牢的使用则应遵循夏、商。请从今以后明堂只用特牛，既合乎文饰与质朴的中道，又体现尊重诚意的意义。（《隋书·礼仪志》一。） ◎到洽 到洽，字茂氵公，彭城武原人，是宋骠骑将军到彦之的曾孙。天监初年任太子舍人，累迁司徒主簿、尚书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侍读学士、国子博士；出任临川内史，回朝后任太子家令，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太子中庶子。普通初年升任尚书吏部郎，兼领尚书左丞，进任御史中丞；出任贞威将军、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大通元年去世，追赠侍中，谥号理子，有文集十五卷。◇奏劾刘孝绰 携带年轻美女进入华省，却把老母亲抛在下宅。（《梁书·刘孝绰传》） ◇关于补授周弘正为太学博士的议 周郎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亲自讲授一部经书。虽然名列诸生，实际上足以作为师表，不必再接受策试。（《陈书·周弘正传》，博士到洽提出此议。） ◎刘昭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是晋太尉刘实的九世孙。天监初年任奉朝请，升任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授无锡令。历任宣惠豫章王中军、临川王记室，升任通直郎，出任郯令。有《后汉书注》一百二十五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

译◇抄集诸家关于祭祀六宗的议论 《虞书》说：“于是举行类祭以祭上帝，举行▯祭以祭六宗，望祭山川。”伏生、马融说：“万物没有天就不能覆盖，没有地就不能承载，没有春天就不能生长，没有夏天就不能茂盛，没有秋天就不能收获，没有冬天就不能收藏；▯祭六宗，说的就是这个。”欧阳和伯、夏侯建说：“六宗，在上不是指天，在下不是指地，也不是指四方，是指处在这六者之间、助成阴阳变化的事物。”孔安国说：“以精诚之意来享祭，叫作▯；宗就是尊，是所尊崇的祭祀。其祭祀有六：把少牢埋在太昭，是祭四时；在坎坛举行相近祭，是祭寒暑；王宫，是祭日；夜明，是祭月；幽▯，是祭星；雩▯，是祭水旱。▯祭六宗，说的就是这个。”《孔丛子》说，宰我向孔子询问六宗，孔子的回答与孔安国所说相同。臣刘昭认为，如果这个解释果真是孔子所说，那么后来的儒者就不会再纷纷争论。文秉考察刘歆说：“六宗，是指水、火、雷、风、川、泽。”贾逵说：“六宗，是指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郑玄说：“六宗，是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 星，是五纬；辰，是日月会合所在的十二次。司中、司命，是文昌的第五星和第四星。风伯，是箕星；雨师，是毕星。晋武帝初年，司马绍统上表驳斥说：“臣认为，既然类祭上帝，▯祭的就不是天；山川归入望祭，海、岱就不是宗祭。宗祭如果还包括山岳，那么望祭又按什么等级举行呢？伏生、刘歆、贾逵都失去了其中的意义。六合之内，不是礼制典章所能完全涵盖的；六宗之数，也不是一个神位的名称。阴阳之说同样不合义理。把五纬合为一项，把文昌分为两项；箕、毕已经属于辰，又把风师、雨师另列神位，这是郑玄的错误。孔安国考察《祭法》，以宗祭为宗旨，却把上面的天地除去，把下面的四方遗漏，只取中间作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众星，再加水旱，所宗奉的共有八项，不只是六项。《左传》说：‘山川之神，如果发生水旱、厉疫之灾，就在这里祭祀；日月星辰之神，如果雪霜风雨失时，就在这里祭祀。’又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这样看来，▯是祭祀日月星辰、山川的名称；雩是周人在四月祭天求雨的称呼。雪霜之灾，并不是由夫▯所祭祀的。” 雩祭的礼仪，不是正月所祈求的事。周人后来的解释谈到有虞氏的典制，所以学者还没有完全明白。况且类祭上帝，就是祭天；望祭山川，就是▯祭所涉及的范围。考察《周礼》说：“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说：“在四郊为五帝设神兆，四类、四望也如此。”并没有六宗的神兆。《祭法》说：“祭天、祭地，祭四时，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以及山林川谷丘陵中能够出云、作风雨、出现怪异之物的，都要祭祀。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不属于这种遍祭的范围，也不在常规祀典中。”其中同样没有六宗的文字。显然，六宗所举行的▯祭，就是《祭法》所涉及的、也是《周礼》所祭祀的，正是《虞书》所宗奉的内容，不应另外设立六宗祭祀。《春官·大宗伯》的职掌，是掌管用玉制作六种礼器，以礼敬天地四方：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用青圭礼东方，用赤璋礼南方，用白琥礼西方，用玄璜礼北方。天宗，是日月星辰、寒暑之类；地宗，是社稷、五祀之类。” 四方之宗，是四时、五帝之类。这样一来，群神都按等级得到祭祀而没有废缺，各种礼仪都得到周遍修治而不至于亵渎，按道理是贯通的。”幽川秀才张髦又上疏说：“▯祭六宗，所谓宗，是祖先中所尊奉的六位。如何考证？《周礼》和《礼记·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要类祭上帝、宜祭社、告祭父庙；巡狩四方、朝见诸侯，回来要到祖庙和父庙告成，用特牲祭祀。《尧典》说：‘于是举行类祭以祭上帝，举行▯祭以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分赐瑞玉给诸侯，于是朝见东方诸侯。使时令月份和日期协调，使音律、度量衡统一。’巡狩一年周遍天下，然后‘归来在艺祖庙告成，用特牲祭祀’。臣认为，《尚书》和《礼记·王制》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意义相合、彼此印证；▯祭六宗，正是祭祀祖先和宗庙。文祖之庙中的六宗，就是三昭三穆。如果按照十家之说，既然各自意义不同，上下文互相违背，而且埋没了祭祖的礼制。考察礼制、考察祀典，尊卑次序全都失当。假如只类祭上帝而不▯祭祖、祭父庙，出行时不告祖，回来凭什么告成？由此推求，便清楚可知。《礼记》说：‘政事一定以天为根本，教化由此降下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命令降到社神，叫作教化土地；降到祖庙，叫作仁义；降到山川，叫作兴作；降到五祀，叫作制度。又说：‘在郊外祭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中祭社，是为了排列土地所生的利益；在宗庙祭祖，是为了以仁德为根本。

译祭祀山川，是为了使鬼神各得其所；祭祀五祀，是为了以日常事务为根本。’ 又说：‘礼行于郊外，百神便各受其职；礼行于社，百货便可以充分发展；礼行于祖庙，孝与慈便得到实行；礼行于五祀，法则便得到端正。所以郊、社、祖庙、五祀，都是修明义理、收藏礼制的所在。’这些都是孔子所承述的尧舜之道，是记载夏、商、周三代教化的内容，明载于祀典。首尾相互印证，都是先天地，其次祖宗，最后才是山川群神。因此《礼记·祭法》说：‘七代所更改变易的，是禘、郊、宗、祖。’可见舜在文祖之庙接受帝位，观察璇玑玉衡，调整七政，审察自己的天命是否确定，于是上祭郊庙；按义理应当符合《尧典》，那么周公就是这样做的人。郊祀以后稷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配上帝，这正是四海之内各以职分前来助祭。身居帝位、代理政事，祭祀天地、供奉群神，巡狩天下，却遗忘祖宗，恐怕不是有虞氏的志意。五岳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都是根据先儒的说法；又把水旱风雨放在五岳四渎之前，把祭祖先放在上帝之后，错杂于类祭之中，扰乱祀典。臣认为十一家的说法都不对。”太学博士吴商认为，▯字的意义是烟，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把牲体放在上面，使烟升起以报答阳气，并不是祭祀宗庙。” 郑玄之所以不采纳诸儒的说法，是想依据《周礼》认为▯祭所祭的都是天神。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共八项，而日、月又随郊祭举行，所以剩下的正好是六宗。因为《虞书》说▯祭六宗，与《周礼》的事例相合，所以据此立说。况且文昌虽有大体，但星名不同、所指日期也不同，所以应当随具体事项分别祭祀。若说文昌七星，却不能遍祭其中的第四、第五星，这正是《周礼》的问题。既不了解文昌的整体，又妄自引用它来充当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属于辰，而且同样属于随事祭祀的例子，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它们所属的类别。范宁注《虞书》说：‘考察众人的议论，各有说法，也各有难以解释之处。郑氏的证据最为详尽，所以附从他的说法。考察六宗的各种议论，仍不知道谁是正确的。’虞喜另作论说：‘土地有五种颜色，太社象征它。把五种颜色合为一项就成为六，六是地数；推考经文，缺少祭地的记载，那么六宗就是祭地。’臣刘昭说：六宗的说法纷纭，众多解释相继兴起，始终没有一种完全贯通，也很难偏断。历来辨析各位硕儒的意见，最终仍没有确立正说。康成的观点见识广博，多数人便依附他的说法。何妨各自保存自己的志趣？孔子所赞许的，只是彰显其中一种说法，又有什么妨害呢？我私下认为，祭祀中的敬意，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虞典》首先记载此事，年代越久，意义越盛，这应当由学者各尽所能去探求。臣刘昭认为，虞喜说祭地，较为接近事实；但把五种颜色分开，再合五为六，又无法解释▯字，反而更加疑惑。考察《虞书》所说“于是举行类祭以祭上帝”，这是祭天。它不直接说天而称上帝，因为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举出帝，天神就都包括在内，日月星辰也可由此推知。“▯祭六宗”，实际是祭地。它不直接说地而称六宗，因为宗是地数中的中数；举出中数，就足以概括其数，社稷等祭祀也可由此推知。天以神的最高者为称，地以数的中位为表，仰观俯察，因此名称不同。“宗”是崇高尊敬的称呼，这同样是竭尽敬意的意思。▯，是埋祭的意思，实际是瘗埋的另一种称呼，不是周代的燔烟祭。凡是涉及神的字，一定以今文“示”字为形；今文“示”就是古文的神，所以社稷等字无不以神为构形。《虞书》所用文字不同，祭祀名称也随之隔异。《周礼》把它改作烟祭，音和形都不同；《虞书》把它改作土地，才是原本的祭祀意义。这里没有什么可疑，应该可以明白。难道六宗设置以后，就只是附带的祭祀吗？《风俗通》说：《周礼》认为▯▯燎是祭司中、司命，文昌是上方六星。” ▯▯，就是堆积柴薪烧祭。如今民间仍然祭祀司命，刻木为像，长一尺二寸；出行的人把它放在箱笼中，居家的人另作小屋供奉。齐地尤其尊重它，汝南各郡也有很多，都用猪来祭祀，通常在春秋两季举行。（《后汉书·志·祭祀中》注） ◇驳晋刘世明关于长期停柩不葬丧服的论说 丧事不能有两个丧主，宗庙不能有两个主祭者。接受吊唁的礼仪中，只有丧主行拜礼、叩头，其他人只需哭踊而已。各种说到丧主的文字，都只是指一个人，并不是指众子，刘世明本来就这样说。假如尸体和棺柩没有安葬之处，那么继承丧主之位的人就应当与众子一起除去丧服。（《通典》一百三）

译◇《补续汉书八志》序 臣刘昭说：从前司马迁撰写《史记》，于是创立八书。班固因而扩充，称为十志。天与人的经纬，帝王政教的纲维，分别探究根源和深奥之处，开辟著述的道路；创始了藏之名山的秘宝，开始了刊刻金石、流传久远的事业。它确实比《春秋》繁富，也自有敏捷创新之处。到了永平年间，手执简册进入东观，纪、传虽然显著，书、志却没有听闻。推究检阅旧记，先有《地理志》；张衡想保存并发扬它，却没有成功。《灵宪》精深高远，天文之学已经灿然。自蔡邕大力弘扬天文历法，确实有许多承继和阐发。承接张衡的精妙与卓越，律历因而详备；承接洽伯始，礼仪也得以完备；郊庙、社稷、祭祀，都得到充分说明。车舆、旌旗、冠服，排列得清楚可观。于是应劭、谯周继续他们的事业，董巴承袭他们的轨迹。司马续撰写史书，总称为八志：律历篇仍承用蔡邕所构建的体例，车服篇的根本依照董巴、蔡邕所建立的制度，仪礼祭祀取自往代制度，百官沿用旧有簿籍，全部依据前人的修撰，用来成就一家之书。王道教化的要旨、国家典章的根源，灿然大略齐备，可以由此了解。它既接续班固的史书，贯通其中的流脉，体例深厚精密，虽难以超过前人，但编排和叙述简略浅薄，颇有高下悬殊之失；后来的著名史家，也未能消除这种遗憾。叔骏的书，称为十典，虽然珍惜文稿、谨慎整理，最终也没有完成。二人的事业都称得上华美丰富，但随着华夏车辙的动乱和灭亡，典章法则也一同泯灭，高雅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于是全都断绝。沈约、萧子显因循旧说，更不能理解创制的功业；时常改动现成的句子，并不是重新搜求材料；用增加艺文来纠正前人的遗弃，把流传的书籍品评采录成近代的记录。初平、永嘉年间，图书典籍焚毁散失，尘消烟灭，哪里还知道它们的范围？借用南晋新近虚构的材料，充作东汉旧日的实事，因此学者也不予取信。范晔的《后汉书》，确实超越众家；但序文或许还不周备，志书竟然完全缺失。国史宏大久远，需要寄托于勤勉闲暇；即使才华博大，也还要等待重新具备条件。假如草创之初没有凭据可依，穷尽一生，也很少有人能完成。司马迁有承继父亲遗志的说法，本来深深依靠父亲的力量；太初以前，班固采用《史记》，十志所依据的内容，大多也是前代制度。提升到校书之职，经过二十多年，续写十志，昭示表述以补其间，完成父亲的著述，这哪里容易！何况范晔心思受到尘世扰乱，内心牵挂成败，不能周全完成，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吗？他的文辞润泽婉转、宏美可观，可以重新修改；核查追求现存事实，也必然应当抄写沿袭。因此序例中所议论的，详尽辨析了精粗取舍；说到八志，颇为褒扬其美。虽然它超过前代诸家，归根结底还是相沿而来。又考察原书，本应写作《礼乐志》；其中《天文》《五行》《百官》《车服》，名称与前代相同。此外各篇虽不见于纪传，但《律历》《郡国》必定依照旧有体例。范晔遗书中的自序，应当是准备遍写诸志；《前汉书》中已有的内容，他都想完备地制定下来，在书中发议论以纠正得失。书虽未明说，大旨就是如此。曾经高台的构架已经搭成，所缺的只是超过椽桷；高山的云霞已经高起，却最终不能越过一筐土，事业郁结而中断，实在令人痛惜！我只是怀有续缉旧书的愿望，按道理却惭愧于不能钩稽远古，于是借用旧志，加以注释来补足它。见识狭窄浅陋，不能同博大高远相比；遇到所能接触的材料，稍微得到一些便加以论列。分成三十卷，以合于《范史》；请齐地工匠刊刻，谁能说文章体类相同？但比起面对这些缺憾，也算稍有补益。过去褚先生补充司马迁删削不足的部分，马氏接续班固未完成的事业，以彼此成就为义，古来就有这样的先例。引用前人的志书，又有什么可猜疑的呢！只是年代相隔太久，立言逐渐湮没散失；道理在于广泛搜求，而我连一隅都未能看见。兼且对于钟律的精妙，向来敬仰而少有校勘；对于历算的微妙，又惭愧于考证辨析；星候的秘奥难以通达，图纬藏书又严密难见，这些都需要甄别明辨，所以往往只能存疑从略。偶尔有所发现，颇能得到停留探究的机会，但不是遍览正规的典籍，事实便难以详密。如今法令施行、禁令严格，此书之外的材料已经断绝；其中若有疏漏，想来也不值得责怪。（明代汪文盛刊本。） 卷六十三 ◎刘缓 刘缓，字含度，是刘昭的儿子。历任安西湘东王记室、中录事，去世。有文集四卷。◇照镜赋 夜间计时的筹已经停止，清晨的钟声将要消失；窗外天色明亮起来，帷帐前的身影隐没。荆王想要起身，侍妾也应当回来；从前齐王已经掀起帷幔，内阁也除去了门闩。打开屏风容易，卷起帘子却难以攀取；手握头发收拢发髻，簪子缠绕在鬓发间。走到台阶边就着水照看，盘中的光也映照出来。惊讶于隔夜的粉还调和如初，笑说残留的黄粉已经不匀；想打开妆奁重新梳妆，于是面对窗户拿起镜子。镜台本是王官氏的，姓温；背后铭文写着“宜子孙”；四面回旋的风像流水，句栏《匚盍》匝似城▯。镜中分明好像没有阻隔，面影跟前更加可爱。近来面色不必涂红，眼下好眉仍约略染着黛色；世间好的镜子本来就不多，只听说有一面能比美▯娥。它曾经让玉女照过，也屡次被仙人磨过。光明之中，脂粉显得可爱。（缺五字。）评论时不必假借着饰，使用的方法自然应当适宜。夏天用金箔，秋日用宝茱萸；银丝缠绕着辟鬼咒，翠色的饰物系着护身符。空白之处正适合描画，并不是害怕簪钗和梳子。（《艺文类聚》七十） ◎祖▯恒 ▯恒一作▯恒之，字景烁，范阳蓟人，是齐长水校尉祖冲之的儿子。天监初年任员外散骑侍郎，后来升至太府卿。◇奏请采用祖冲之甲子元历 臣自西晋以来，家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仰考黄帝以来至今的十二代，历法的起元不同，周天和斗分的疏密也各异；当代采用哪一种，就各自形成一种方法。宋大明年间，臣的先人改定古法，认为可以作为正历，传给后世，所测诸事都符合验证，不可改动。（《隋书·律历志》中。天监三年下诏议定历法，祖▯恒上奏。） ◇奏请改历应在来年正月 史官现在所采用的何承天历，逐渐与天象不合，历法的经纬次序参差不齐，不能继续据以施行。臣奉诏交付灵台，与新历对照考核疏密，先期一百日，并且再次申明；从去年冬天开始，到今天初一结束，得失的验证结果，已经按月分别上报。日月五星运行的道理和数理深奥精妙，一旦失去根本，年岁积累起来误差就会越来越大。臣所上新历如果可以施行，应当在来年正月实行。（《隋书·律历志》中。天监八年十一月，▯恒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