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魏四十九◎嵇康（三）

译◇《声无哀乐论》有位秦地客人向东野主人问道：“我听说前人的论述说：‘治理得好的时代，音乐安宁而快乐；国家灭亡的时代，音乐悲哀而忧思。’国家的治乱在于政治，而音乐声调会对此作出反应；所以悲哀忧思的感情表现在钟磬等金石乐器上，安宁快乐的情状显现在管弦乐器中。又如仲尼听到《韶》，便认识到虞舜的德行；季札听弦歌，便知道各国的风俗。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先贤不曾怀疑的。如今您独自认为声音没有哀乐，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如果有高明的见解，请让我听听您的说法。”主人回答说：“这个道理长期被埋没，没有人肯救正，所以历代都使名与实混乱。如今承蒙您启发引导，我将姑且说其中一个方面。天地合乎同一的德性，万物以生存为贵；寒暑交替运行，五行由此生成。因此纹彩显现为五色，声音发出为五音；声音的产生，就像气味和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它们的好与不好，即使遭逢浑浊混乱，声音本身仍然如此，并不会改变。难道会因为人的爱憎而改变操守、因为人的哀乐而改变尺度吗？等到宫、商等音调汇集配合，声音和谐，这正是人心最大的愿望、情欲所集中之处。所以人知道感情不能放纵、欲望不能达到极点，便根据声音的用途时时为它节制，使悲哀不至于伤痛，使欢乐不至于淫荡，这就是大致的原则。然而所谓‘音乐啊音乐，难道只是钟鼓吗？’ ‘悲哀啊悲哀，难道只是哭泣吗？’由此说来，玉帛并不是礼敬的实质，歌舞也不是悲哀的根本。怎么证明呢？不同地域、不同风俗，歌唱和哭泣各不相同。假如把它们交错使用，有的人听到哭声反而欢喜，有的人听到歌声反而悲伤，然而哀乐的感情本身却是相同的。如今用相同的感情，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表达，这难道不是说明声音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哀乐吗？然而声音和谐配合，是最能感动人的东西。劳作者歌唱自己的事情，快乐者舞蹈自己的功业。内心有悲痛，就会发出激切悲哀的话语；言语配合起来成为诗，声音配合起来成为音乐。把它们交杂吟咏，聚集起来聆听，心被和谐的声音触动，感情被苦痛的言语感染。叹息还没有停止，眼泪便连绵流下。悲哀之心原本藏在苦痛的内心，遇到和谐的声音之后才发作。和谐的声音没有具体形象，而悲哀之心有明确的主宰。以有主宰的悲哀之心，凭借没有具体形象的和谐声音来触发，它所觉察到的就只有悲哀罢了。难道还会知道‘吹动万物而各不相同，却使它们各自止息’的道理吗？风俗的流传，终于形成了政治；所以国史要说明政治教化的得失，考察国风的盛衰，吟咏人的性情来讽谏君上，因此说‘亡国之音哀以思’。” 喜、怒、哀、乐、爱、憎、惭、惧这八种情感，是人类用来接触外物、传达感情，并加以区别归类的，不能超出其范围。味道以甘、苦为名称；如今因为甲贤能而内心喜爱他，因为乙愚笨而感情憎恶他，那么爱憎应当归属于我，而贤愚应当归属于对方。可以因为我爱他，就称他为“爱人”；因为我憎恶他，就称他为“憎人”；那么，难道可以因为我喜爱某种味道，就称它为“喜味”，因为我恼怒某种味道，就称它为“怒味”吗？由此说来，外物和内心的作用不同，彼此的名称也不同。声音本来应以善恶为主要属性，那么它就与哀乐无关；哀乐本来应由情感产生，那么它就不系于声音。名与实一并排除之后，道理就完全显现出来了。况且季子在鲁国，采录《诗》、考察礼制，以区别《风》和《雅》，难道只是任凭声音来判定好坏吗？又，仲尼听到《韶》，赞叹它达到了一致，因此发出嗟叹，难道一定要根据声音来知道虞舜的德行，然后才赞叹它的美好吗？现在姑且粗略说明其中一个方面，也就可以由此推知大半了。秦客反驳说：“八方风俗不同，歌唱和哭泣千差万别，但其中哀乐的情感，不能不表现出来。内心受到触动，声音便从内心发出。即使借助别的音调、寄托在其他声调上，善于听察的人总能自行察觉，不会让它混过去。从前伯牙弹琴，锺子期知道他心中的志向；隶人击磬，子产听出了他的内心悲哀；鲁国人清晨哭泣，颜渊察觉到那是亲人活着离别。像这几个人，难道还要从普通的声调中借助智慧，从曲调的法度中寻求验证吗？内心忧戚，形体就会随之震动；感情悲伤，声音就会随之悲哀。这是自然相应的，无法逃避，只有神明般的人才能精细地察察而已。善于听察的人，不会因为声音繁多就感到困难；不善于听察的人，也不会因为声音稀少就觉得容易。如今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于听察的人，就说声音没有可以察知的道理；也不能因为各地风俗变化很多，就说声音没有哀乐。”又说：“贤能的人不应当说成是爱的对象，愚笨的人也不应当说成是憎恶的对象。那么，就是先有贤能才产生爱，先有愚笨才形成憎恶，只是不应当把它们使用同一个名称罢了。哀乐的发生，也有原因而如此。这就是声音使我悲哀，音调使我快乐。假如哀乐由声音产生，那就更是有真实依据了，怎么能说名与实都被排除了呢？”又说：“季子听声音，以了解各国的风俗；仲尼赞叹《韶》乐达到了一致，因此发出嗟叹。这是什么话呢？况且师襄演奏乐曲，仲尼就看见了文王的容貌；师涓进献乐曲，子野就听出了亡国之音。难道还要讲解《诗》以后才下判断，学习礼制以后才作评价吗？这些都是神妙而独到的见识，不必长久留心听闻、积累多日，便已经综合判断出吉凶了；所以前代史书把它们当作美谈。如今您凭区区的浅近见识，把自己的所见作为界限，岂不是诬蔑前贤察知微妙的能力，辜负孔夫子精妙的观察吗？” 主人回答说：“您责难说：虽然歌唱和哭泣千差万别，但善于听察的人总能自行察觉，不必从普通声调中借助智慧，也不必从曲调法度中借取验证，锺子期一类的人就是如此。您的意思是，内心悲伤的人，即使谈笑歌舞，感情欢乐的人，即使拍胸叹息，仍然不能控制外在形态来隐藏自己，欺骗善于观察的人，使其疑惑于相似的迹象；即使声音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也仍应当说它有哀乐。又说：季子听声音，以知道各国的风俗；师襄演奏乐曲，仲尼看见文王的容貌。照您所说，这就是文王的功德以及风俗的盛衰，都可以在声音中表现出来：声音的轻重可以传到后世；师襄、师涓的技巧，能够在后世重现。如果真是这样，三皇五帝的事迹就不应当在今天断绝，为什么偏偏只有这几件事呢？如果果真如此，文王的乐曲就应有固定的法度，《韶》《武》的声音就应有固定的数度，不能混杂其他变化，也不能用别的声音来演奏。这样一来，前面所谓声音无常、锺子期触类旁通的说法就会受阻了。如果声音无常而锺子期能够触类旁通，那么它果真如此吗？若果真如此，仲尼察知微妙、季札善于听察的事，本来也就成了诬妄。这些都是庸俗儒生妄加记载的，只想把事情说得神奇，事后追述罢了；又想使天下人迷惑于声音之道，不说明其中道理直到穷尽，反而把它推说成神妙难知，遗憾自己当时没有遇到奇异的听察者，仰慕古人而自我叹息。这实在是极其欺罔后生的做法。

译推究同类事物、辨别万物，应当先从自然的道理中求取；道理已经确定以后，才借助古人的说法来说明它。如今自己内心尚未得到确定的认识，却过多依赖前人的言论作为谈论和证明，从今以后这样下去，恐怕即使精巧的历法计算者也无法记载完了。”又责难说：“哀乐的发生，就像爱憎由贤愚而起一样，这就是说声音使我哀，音调使我乐；假如哀乐由声音产生，那就更是有真实依据了。五种颜色有美丑，五种声音有善恶，这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至于爱不爱、喜不喜，是人情的变化，也是统摄万物的道理，只到这里为止；但这些都不预先存在于内心，而是等待外物才形成。至于哀乐，则由事情相会而产生，先在心中遭遇，只是借和谐的声音来显发。所以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它没有固定性，现在又借此说法来端正名称罢了。并不是哀乐像爱憎产生于贤愚一样，发生在声音之中。不过和谐的声音感动人心，也如同酒醴激发人的情感。酒以甘苦为主要性质，而醉酒者却以喜怒表现出来。只可以看见欢喜和忧戚被声音激发，就说声音本身有哀乐；却不可以看见喜怒被酒激发，就说酒本身具有喜怒的道理。” 秦客反驳说：“观察气色，是天下通用的方法。内心发生变化，外表的脸色就相应变化，清楚可见，所以您不怀疑它。声音，是气息受到激发的结果。内心受到感应而动，声音便随之变化而发出。内心有盛衰，声音也有高低强弱。同样都是受一身所役使，为什么偏偏对声音就应当怀疑呢？喜怒显现在脸色和脉象上，哀乐也应当表现在声音中。声音本来就应有哀乐，只是昏暗的人不能辨识它。至于锺子期一类的人，即使遇到无常的声音，也能独自敏锐地看出其中含义；如今盲人面墙而不觉，离娄却能在百寻之外看清秋毫。由此说来，明察和昏暗的能力不同。不能拘守咫尺的尺度，就怀疑离娄的观察；不能凭中等水平的听力，就猜疑锺子期的聪敏；更不能因此说古人都是妄记。” 主人回答说：“您责难说：内心受到感应而动，声音随之变化而发出；内心有盛衰，声音也有升降强弱；哀乐之情必定表现在声音中，锺子期一类的人即使遇到无常的声音，也能敏锐独自察知。若一定如您所说，那么浊质吃饱时的满足、首阳山隐士的饥饿、卞和的冤屈、伯奇的悲伤、相如心中的愤怒、不占的恐惧，各种千变万态，都各自唱出一首歌，同时弹奏几个音符，锺子期一类的人就都能辨明其中的感情了。您说听声音的人不因声音多少而改变思考，察情的人不因情感大小而区别；凡同出于一身的，都期望能够辨识。假如照这样推论，那么子野一类的人也应当再次操持律管，考察声音，知道南风的盛衰，辨别雅乐、郑声的淫邪与正当了吧？吃辛辣食物而大笑，熏眼睛而悲泣，同样都是流泪；假如让狄牙品尝，必定不会说快乐的泪是甜的、悲哀的泪是苦的，由此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肌肉的液体和肉体的汗液，受到压迫就会流出，并不由哀乐主宰，就像酒囊受到挤压而漏酒，虽然挤压的工具不同，酒味却不会改变。声音同样都是从一体之中发出，为什么偏偏应当包含哀乐的道理呢？况且《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是先王的至高乐章，用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如今如果一定说声音无不表现其本体并传达其内心，那么这些至高的乐曲就不能托付给盲人和乐官演奏，必须由圣人亲自调理弦管，雅正的音乐才可以完整。舜命令夔说：‘击石、拊石，使八种乐器完全和谐，神与人因此和睦。’由此说来，至高的音乐虽然要等待圣人创作，却不一定要由圣人亲自执掌乐器。为什么呢？声音有自然的和谐，却不系于人的感情。和谐的声音，可以由钟磬金石形成；至和的声调，可以从管弦中得到。细微之物本身有形迹可以察知，所以离娄和盲人的明察能力不同。若是用水来调和水，又有什么区别呢？” 秦客反驳说：“虽然前面的许多比喻有隐微之处，足以招致攻难，但其中的大道理应当有所归宿。比如葛卢听见牛鸣，知道三头牛将被用作牺牲；师旷吹奏律管，知道南风不强，楚军必败；羊舌的母亲听见孩子的啼哭，就察知将要丧失家族。这几件事都在上古得到应验，所以全都被记载下来。由此推论，盛衰吉凶无不存在于声音之中。如今如果又说这些都是欺罔，那么前人的言论、过去的记载，全都成了应当抛弃的废物，没有用处了。这样笼统地说来，实在无法安顿。若能说明其中的缘故，揭示它的由来，使这两种理论都能够成立，希望再次听到您的说法。” 主人回答说：“我认为能够举一反三的人，领会意旨而忘掉言辞，所以前面的论述简略而没有详尽说明。如今又劳烦您反复责难，我岂敢不再竭力说明呢？鲁国的牛能够知道自己将被宰杀作祭牲，哀伤三头牛不能存活，含悲多年，向葛卢诉说怨情；这是因为它的内心与人相同，只是形体不同于人罢了。这也是我所怀疑的地方。况且牛不是人类，没有共同的语言可以沟通；如果说会鸣叫的兽类都能有语言，只是葛卢天性独能听懂，那么这就是称述它的语言来讨论事情，如同翻译、传达不同语言，并不是考察声音来知道它的情感，因此不能作为责难。若说知情者应当接触外物便能通达，无所不知，那么现在先讨论容易的事。请问：圣人突然遇到某个域外之人，应当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责难者一定会说知道。知道的道理怎样说明？愿借用您的责难，来建立辨识的范围。是应当通过交接往来来听懂他的话吗？还是吹律鸣管来校验他的声音？还是观察气色来调和、了解他的内心？如果说只要了解内心，即使对方不说话也能知道，那么知道的道路就可以不等待语言。若吹律校验声音来知道他的内心，假如他心里想的是马，却误说成鹿，那么观察者本来就应当由‘鹿’知道他想的是‘马’。这说明内心不系于所说的话，语言有时不足以证明内心。”

译若应当通过交接往来来听懂语言，那么孩子向老师学习语言以后才知道语言，这样聪明又有什么可贵呢？语言不是自然固定不变的东西，五方风俗不同，同一事物有不同名称，只是各举一个名称作为标识罢了。圣人穷究道理，认为自然之理可以寻求，没有细微之处不被照察。假如没有细微之处不被照察，那么道理一旦被遮蔽，即使近在眼前也看不见，所以不同地域的语言不能强行相通。由此推论，葛卢听不懂牛鸣，难道不是完全合理的吗？”又责难说：“师旷吹奏律管，知道南风不强，楚国有死败之声。这也是我所怀疑的。请问师旷吹律的时候，若是楚国的风，那么相距千里，声音不可能传到；若是他正好辨识出楚风进入律管，那么楚国南面有吴、越，北面有梁、宋，假如看不见风的来源，又凭什么辨识呢？阴阳之气互相激荡，然后才形成风。气息相互感应，接触地面而发出，怎么会从楚国庭院发出，来到晋国呢？况且律吕只是分别四时之气；时令到了，气息发动，律管响应而灰尘移动，这些都是自然相互作用，不借助人的作用。上生下生，是用来调和五声、排列刚柔分别的。然而律管有固定的声音，即使冬天吹奏中吕，其音调自然充实，并不会减损。” 如今用晋人的气息吹奏没有韵调的律管，楚国的风怎么能进入其中，与它一起发生盈缩变化呢？风没有形体，声音又不与律管相通，那么校验道理的地方就不必取法于风和律，这不是很清楚吗？难道只是师旷见识广博，自有办法知道胜败的迹象，却想巩固众人的信心，于是把它托说成神妙微妙之事，就像伯常骞答应景公长寿一样吗？”又责难说：“羊舌的母亲听见孩子的啼哭，就察知将要丧失家族。请再问：她凭什么知道？是因为神明的心独自悟解了隐晦的话语，恰好猜中吗？还是因为曾听过孩子这样的巨大而凶恶的啼哭，如今的啼声像从前的啼声，所以知道这次也会丧家吗？若是神明的心独自悟解隐语而恰好猜中，那就不是理性能够得到的。虽说是在听啼哭，其实也就没有从孩子的声音中取得验证。若因为过去听过这种声音，认为它凶恶，所以知道今天的啼声也会带来凶恶，那就是把甲种声音作为尺度，用来校验乙种啼哭。声音对于音调，正如形体对于内心。有形体相同而感情不同的，也有外貌不同而内心相同的。怎样说明呢？圣人的心志相同、德行相等，而形貌却各不相同。假如内心相同而形体不同，那么怎么能说观察形体就能知道内心呢？况且口中气息受到激发而成为声音，与箫籁吸入气息而鸣响有什么不同？啼声的好坏，不由孩子口中的吉凶决定，正如琴瑟声音的清浊不在于演奏者的工拙。” 内心能够辨明道理、善于谈论，却不能使内在的箫管调和便利，就像盲人能够熟习曲调法度，却不能使乐器必然清和。乐器不借助高明的盲人也能良好，箫管不因聪慧的内心而调和；那么，内心与声音显然是两种东西。既然这两种东西确实不同，寻求感情的人就不应停留在观察外貌上，揣度内心的人也不应借助听察声音。观察者想通过声音来知道内心，不也是舍本逐外吗？如今晋国那位母亲没有等孩子长大成人，只专门凭借昨天的声音来证明今天的啼哭，难道不是偶然猜中，却被后世喜好奇异的人跟着称道了吗？” 秦客反驳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跑为羞耻，是因为这样可以保全自己。我的心还没有厌倦，言论还未说尽，愿意再从其他方面继续责难。如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形体便躁动，意志便飞越；听琴瑟的声音，听觉便安静，内心便闲适。同一件乐器之中，曲调的用法每每不同，感情也随之变化：演奏秦声，便叹息欣羡而慷慨激昂；演奏齐、楚之曲，感情专一而思虑集中；纵情演奏娇美的曲调，便欢快放纵而欲望满足。内心被声音改变，竟有这样多种情形。假如躁动和宁静由声音造成，那么为什么要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哀乐之外，只说至和的声音无所不感，却把普遍一致归于声音，把各种变化归于人情呢？莫非是只知道彼方而不明白此处吗？” 主人回答说：“您责难说：琵琶、筝、笛使人躁动飞越；又说曲调的用法各不相同，感情也随之变化。这确实是它们使人经常受到感动的原因。琵琶、筝、笛的音节短促、声音高亢，变化多而节拍密，用高亢的声音驾驭密集的节拍，所以使人的形体躁动、意志飞越。这如同铃铎警动耳朵，钟鼓惊动心神，所以说‘听到鼓鼙的声音，就想到将帅之臣’；这是因为声音有大小，所以使人的情绪有猛烈和宁静的不同。琴瑟的形制，音节疏缓而音调低，变化少而声音清，用低沉的音调驾驭稀疏的变化，若不虚心静听，就不能尽得清和的极致，所以听来安静而心情闲适。曲调的用法不同，也如同不同乐器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多有重复，所以感情专一；变化精妙，所以思虑专注。娇美的曲调，汇聚众声之美，会合五音之和，形制丰富而作用广博，所以内心驰骋于众多情理；五音会合，所以欢快放纵而欲望满足。然而这些都以单调、复调、高、低、善、恶为形体，而人情以躁动、宁静表现出端正或不端正；这就是说，声音的形体全部在于舒缓或急促。感情对声音的回应，也不过是躁动和宁静罢了。曲调的作用各不相同，感情处在变化之中，正如滋味各有不同的美，嘴巴总能辨识一样。五味万般不同，却共同归于美；曲调的变化虽然很多，也大体共同归于和谐。美有甘甜，和谐有快乐。然而随着曲调的情状，最终都处在和谐的范围内；回应美味的嘴巴，最终止于甘美的境界，怎么能在其中产生哀乐呢？但人情各不相同，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领受，因此会发泄自己心中所怀。若面对平和之声，哀乐均等，就没有什么先行发泄，所以最终只表现为躁动或宁静。若有所发泄，就是内心已有主宰，不是平和状态。由此说来，躁动和宁静是声音的作用；哀乐则是感情的主宰。不能因为看见声音有躁动、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都由声音产生。况且声音虽然有猛烈和宁静，猛烈、宁静各自都包含一种和谐；和谐所感发的，没有不从自身发出的。怎样说明呢？宾客满堂、酒意正浓时演奏琴曲，有的人欣然欢笑，有的人惨然哭泣，并不是向那一边输入悲哀，向这一边引导欢乐。乐曲与往日没有变化，欢乐和忧戚却同时出现，这不就是‘吹万物而各不相同’吗？正因为声音对于喜怒没有固定主宰，它对于哀乐也没有固定主宰，所以欢乐和忧戚都能显现。若依靠偏颇固定的声音，包含单一一致的声调，那么它所发明的情感各自只能合于一端，怎么能够同时驾驭各种道理、总括发出众多感情呢？由此说来，声音以平和为本体，而感动外物没有固定规律；心志以所等待的对象为主，受到感应便发作。”},{

译既然这样，声音和心情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套不同的轨道，彼此不能相互配合，又怎么能使太和之气感染人的欢乐和忧戚，使虚浮的名声缀连在哀乐之上呢？秦地客人诘难说：“论中说：猛烈之音和宁静之音，各自都有一种和谐；和谐之声所感发的情感，没有不是自然发生的，所以酒兴正浓时弹琴，欢乐和忧戚会同时产生。这话是说，偏重的情感先积蓄在内心，所以怀有欢乐的人遇到哀伤的乐音就会发作，内心忧戚的人遇到欢乐的声音就会受到感动。声音本来就应当各有固定的哀乐属性，只是声音发生变化迟缓，不能在仓促之间相互转变。偏重的情感遇到外物便发作，所以现在哀乐才会同时响应；即使两种情感同时显现，又怎么会损害声音具有固定规律这一道理呢？”主人回答说：“诘难说：哀乐本来各有固定的声音，只是偏重的情感不能立即改变，所以心怀忧戚的人遇到欢乐的声音反而感到悲哀。既然如你所说，声音有固定的性质，假如反复演奏《鹿鸣》，那是欢乐的声音；让忧戚的人听到它，声音虽然变化迟缓，也只应当不能使他转变为欢乐，怎么反而会使他更加悲哀呢？这就像一星小火，虽然还不能温暖一整间屋子，却不应当反而增加屋中的寒冷。火不是加重严寒的东西，欢乐之乐也不是增加悲哀的工具。在高堂上调弦而使欢乐和忧戚同时发生，只是因为至和之气通畅了滞塞、疏导了情感，所以使外物所引发的情绪能够自然地充分表现出来罢了。诘难说：偏重的情感遇到外物便发作，所以才使哀乐同时响应。至于所谓悲哀，有的人看见几杖便哭泣，有的人看到车舆和衣服便悲伤，只是因为感到人已经亡故而物品仍然存在，悲痛的事情已经显现而人的形体却已潜藏；他们之所以会触景生情，各自都有缘由，并不是因为触及地面便产生悲哀，也不是因为坐在席上便流泪。如今看见几杖便受到感触、听到和谐的声音便流泪，这不正是和谐之声所感发的情绪没有不是自然发生的吗？” 秦地客人诘难说：“论中说：酒兴正浓时弹琴，欢乐和忧戚会同时产生。为了说明这句话，所以回答说是偏重的情感受到外物感发而产生。现在姑且深入内心来说明，并用实际效果加以证明。人的内心不欢乐就是忧戚，不忧戚就是欢乐，这是情感意志的大致范围。然而哭泣是忧戚的伤感表现，笑是欢乐的作用。听说齐、楚的歌曲时，只看见人们悲哀流泪的样子，却从未见过大笑的面貌。这一定是因为齐、楚的歌曲以悲哀为本体，所以它所感发的情感都与自身的尺度相应；难道只是因为一种情感较多、变化较少，才使情感专一、思绪专注吗？如果确实能使人哭泣，那么就可以断定知道声音具有哀乐之分了。” 主人回答说：“人的情感虽然会受到哀乐的感动，但哀乐各有不同的程度；而且哀乐达到极点时，也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轻微的悲哀会使容色改变，极其悲伤便会哭泣，这是悲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轻微的欢乐会使面容愉悦，极度欢乐则使内心满足，这是欢乐的道理。怎么说明这一点呢？至亲平安快乐时，人安然自得，像出于自然一样，这是自己内心获得的满足。等到至亲身处危急，终于得到救济时，便【疑字：原文“▯不及亻舞”，字形有误，句意不明】。由此说来，【疑字：原文“亻舞”】不如先前那种自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大笑，虽然出于欢乐的感情，但它是由一定的道理促成的，并不是自然随着声音发生的表现。由此可见，欢乐对声音的响应以自得为主，悲哀对感触的响应则以流泪为常。流泪会使形体动作显现出来，容易被察觉；自得则是精神相合而没有忧患。因此，人们只看到了它们外在表现的不同，却没有认识到它们内在的相同；只辨别了外在现象，却没有察察它们的内心。可是笑声不明显表现在乐音中，难道只是齐、楚的歌曲如此吗？如今不在自得的境界中寻求欢乐，却因为没有大笑便说齐、楚歌曲的本质是悲哀，岂不是只知道悲哀而不认识欢乐吗？” 秦地客人问道：“仲尼说过：‘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既然按照你所说，各种哀乐都不在声音之中，那么改变风气、移易习俗，究竟凭借什么来实现呢？古人又慎重地防止靡靡之风，抑制惑乱人心的声音，所以说：‘放弃郑声，远离谄佞之人。’既然这样，郑、卫之音敲击鸣球以协调神人与人，敢问郑声和雅乐的本质，在兴盛和衰败的极端上有何区别？风俗说是由此改变，又凭什么能够实现呢？希望再次听到您的说明，以解开我的疑惑。” 主人回答说：“所谓改变风气、移易习俗，必定是在承接衰败弊病之后。古代的君王承受天意、治理万物，必定崇尚简约平易的教化，实行无为而治；君主在上面保持宁静，臣下在下面顺从，玄妙的教化潜移默化地贯通，天人与人相互和谐；枯槁之类逐渐受到灵液滋养，天地四方之内都沐浴在盛大的恩泽中，洗涤尘垢，众生安逸，各自求得更多福祉，默默遵从正道，怀有忠诚、抱持义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内心充满和谐，和气便显现于外，所以用歌来叙述志意，用舞来宣发情感。然后用文采辞章加以修饰，用《风》《雅》加以照耀，用八音传播，用太和之气感发，导引人的精神气息，培养它而使之趋于完善；顺应人的情性，使之达到并显明，使内心与道理相顺，气息与声音相应，彼此会合贯通，以成就它的美善。所以凯旋欢乐的情感显现在金石之乐中，含容弘大、光明盛大，表现在声音之中。这样下去，各国便同受一种风化，花木芳荣、丰茂繁盛，香气如秋兰；不约定便相互信任，不谋划便彼此诚信，和穆地相互爱护，就像展开锦绣，色彩灿烂而可观。大道的兴盛，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太平事业的成就，没有比这更显著的。所以说：‘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音乐的本质，以人心为主。” 所以，无声的音乐是百姓的父母。至于八音协调和谐，是人们所喜爱的，也总称为音乐；然而风气习俗的改变，并不在这里。声音调和协畅，是人情不能自已的事情。因此古人知道情感不可任意放纵，便抑制它容易流散的方向；知道欲望不可彻底断绝，便顺着它自然产生的状态，制定可以奉行的礼仪，制作可以引导人的音乐。饮食不能穷尽所有滋味，音乐不能穷尽所有声调；揆度事情始终的适宜，衡量贤愚的中正，为此设置规范，使远近都同受一种风化；使用它而不使其穷尽，也用来凝聚忠信，表明坚定不移。所以乡校、庠、塾也随之改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舞与揖让同时施行，正直的言语与和谐的声音一同发出。使人将要听这种声音时，必定先听到这些话；将要观看这种仪容时，必定先尊崇这种礼仪。礼仪如同宾主升降进退，然后才进行酬酢交往。于是言语的节制、声音的法度、揖让的仪态、行动止息的规矩、进退之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成为一个整体。君臣把它用于朝廷，众士把它用于家中；年少时学习它，长大后也不懈怠；内心安定，志向坚定，每天迁善，然后以敬意面对它，以长久的坚持守持它而不改变，这样教化才会完成。这也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意旨。所以朝会、宴饮、聘问、享献等礼仪中，美善的音乐必定存在。”

译因此，国史采集风俗盛衰的情况，把它寄托给乐工，用管弦演奏出来，使陈说这些事情的人不获罪，使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这也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意旨。至于郑声，是声音中极其精妙的音乐；美妙的乐音感动人心，就像美色迷惑人的志意。沉溺于声色、荒废于酒，容易因此丧失事业；如果不是至高明的人，谁能抵御它呢？先王担心天下人随波流转而不能回头，所以备具八音，却不使声音淫渎；截断它过分和谐的部分，不让它穷尽变化；舍弃幽美柔媚的声调，使人欣赏音乐却不至于淫荡，就像大羹不调和，不把勺药的滋味发挥到极致。至于流俗浅近的音乐，声音又不足以使人喜悦，也不是人们真正欢喜的。如果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国家丧失纲纪，男女奔走相随，淫乱荒废没有限度，那么风气就因此改变，习俗也因喜好这种行为而形成。既然崇尚他们心中所向往的东西，众人便会任意施行；既然以自己所习惯的为乐，又凭什么责罚他们呢？于是把这些情感寄托在和谐的声音中，使它相互配合并延续；言语真诚地打动人，内心又受到和声感发，风俗一旦形成，便因此给它命名。然而这种被命名的声音，本身并不合乎淫邪。淫邪与正道，都取决于人的内心；雅乐和郑声的本质，也足以由此看出了。”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魏五十。嵇康（四）。《释私论》。所谓君子，就是内心不拘执于是非，行为又不违背正道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气息宁静、精神虚静的人，内心不存有自矜自尚；形体明净、内心通达的人，情感不被欲望所束缚。内心不存自矜自尚，所以能够超越名教而任循自然；情感不被欲望所束缚，所以能够审察贵贱，通晓万物之情。通晓万物之情并顺应它，所以大的方面没有违逆；超越名教而任凭内心，所以不拘执于是非。因此说到君子，就以不拘执为根本，以通晓万物为美德；说到小人，就把隐藏真情视为过错，把违背正道视为缺陷。为什么呢？隐藏真情、自矜吝惜，是小人的最大恶行；虚心而不拘执，是君子的笃实行持。因此大道说：‘等到我没有自身，我又有什么忧患呢？’不把生命看得尊贵的人，就比把生命看得尊贵的人更贤明。由此说来，至人的用心，本来就不拘执于任何事。因此伊尹不吝惜自己的贤能胜过殷汤，所以使天下得到治理而声名显著；周旦不顾避嫌而暗中行事，所以能够代理政事而使教化兴盛；夷吾不在齐桓公面前隐藏实情，所以国家称霸而君主尊贵。他们用心难道是为了自身而被私情束缚吗？所以《管子》说：‘君子行道，忘记自己。’这话说得对！君子施行贤德，并不是先察考出一定尺度才行动；任凭内心而不存邪念，并不是先议定什么是善才端正自己；显露真情而不加拘执，并不是先辨明什么是正确才去施行。所以，傲然忘掉自己贤能的时候，贤德便与法度相合；忽然任凭内心行动的时候，内心便与善相遇；坦然不拘执的时候，事情便与正确相合。因此，讨论公私的人，即使说自己志在求道、心存善意，【缺字：原文“□”】没有凶恶邪念，也没有什么需要怀藏而不显露的，仍不能说他没有私心；即使想要夸耀自己的善行，情感却违背正道，没有什么抱持在心而不显露，也不能说他不是公正。如今执守必定公正的道理，用它来约束不公正的情感，使那些即使行善的人也不脱离私心，使那些想要夸耀善行的人也不陷于不公。看重公正的名声而珍视内心，那么是非的实情就不得不显露出来。是非一旦显露，有善的人便没有隐藏真情的过错，有非的人也不会再增加不公正的大罪。没有过错，善就能充分实现；没有大罪，过错就不会进一步扩大，这正是挽救过错的方法。不只是使善行充分，也是用来警戒不善的。善是为了使善得到充分实现，非是为了挽救错误，更何况把是非推向极端呢？因此善与不善，都是事物发展的极端状态。若处在这两种事物之间，所趋向的一定是凭公正而成功、凭私心而失败。使用同一器物，却会有成功和失败的不同结果。” 公与私，是成功和失败的途径，也是吉祥和凶险的门径。因此，事物发展到极点而不改变的很少，尚未发展到极点却作用于现实的很多。如果以普通人的本性为根基，运用现实中的资质，而内心向往古代贤烈，脚步仿效公正之路，遇到内心的真实感受便直言，那么所说的话没有不正确的；触动感情便行动，那么所做的事没有不吉利的。这样一来，众人所认为可以拘执的，反而不是应该拘执的；世俗所认为私人的，反而不是私人的。说话不计较得失却能遇合善道，行动不以是非为准绳却能遇合吉利，难道这不是公正成功、私心失败的规律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需要拘执的呢？所以里凫揭露盗贼，晋文公表现和乐慈爱；勃【疑字：原文“▯”】高声自称有罪，忠诚因此树立而自身得以保全；缪贤吐露嫌隙，进言被采纳而声名得以建立；渐离告知真诚，满堂之人都流下眼泪。然而这几个人都曾面临以性命相投的灾祸和不可预测的危机，表露内心和见识，尚且因此得以安全；何况君子没有那些人的罪过，却拥有他们的善行呢？拘执善行的情感，也正是加重自身弊病。‘只忧虑弊病本身，所以才不会有弊病。’有了弊病而能够治疗，也胜过治疗本身了。”},{ 然而，事情也有看似不是却并非不是、貌似正确却并不正确的情形，不能不加以辨察。所以，通权达变的关键，有时会由矜持转为谦让，由贪婪转为廉洁，由愚昧成就智慧，由克制促成仁德。然而，矜持吝啬的时刻，不能说其中没有廉洁；内心猜忌或克制的外在表现，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仁德；这就是看似不是却并非不是。有时谗言似乎可信，却不能说其中有诚信；激使盗贼行动似乎出于忠心，却不能说其中没有私心；这就是貌似正确却并不正确。因此，要考察他的用心，确定他的趋向；执取他的言辞来衡量其道理，察看他的实情以探求其中的变化。推究他最初的动机，辨明他最终的名目。这样，怀有私心的行为，就不能借口看似不是而容许它实际为非；善良明达的心志，也不能陷入貌似正确而背弃真正的正确。所以，真正正确的事暂时显得不对，后来反而会显明；真正错误的事暂时显得正确，后来反而会明白。公与私都显露出来，那么行私者便无所希冀，善良明达者也无所愧负了。行私者无所希冀，就会考虑改正自己的错误；立功者无所顾忌，就会毫不疑惑地实行，这就是大治的道理。所以，主妾覆醴，因罪而被杀；王陵在朝廷上争辩，而陈平顺从君主的旨意。由此看来，这难道不是看似不是却并非不是、貌似正确却并不正确的情形吗！彰明君子的笃实行迹，显现公私所在，满堂满阶的人没有不注目观看并说：“这是善人啊！” 然而，背对君颜、退朝后议论而心怀私意的人，就不再是同一种情况了！怀抱□而隐藏实情、始终不改的人，实在是精神丧失在受迷惑之处，形体沉溺于通常的名声；内心受制于所畏惧之物，感情又被所欲求之物牵系，都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谁比自己更贤能。还没有遭遇功业未成的惨祸和震骇人心的灾祸，便始终不能收摄感情来反省自己，抛弃虚名而任凭事实。内心明知有正确的见解，却把它隐藏起来以成全私意；志向中明明有善，却将它施行成恶。不施行该施行的事，反而施行不该施行的事；不寻求不应施行的道理，却寻求应当施行的方法。所以，明白时知道怎样施行，却在施行上昏暗不明；于是，不施行反而导致笨拙，施行反而被认为巧妙。只怕隐藏得不够隐微，只担心藏匿得不够严密。因此摆出矜持忤逆的神色，来窥察常人；说出矫饰的言辞，来求取世俗的声誉。认为长久寿命和良好法则，没有比这些更盛大的；整日驰骋思虑，却看不到这些之外的事。所以能够成就私心的形态，却丧失自然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