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贡禹

译卷三十四 ◎贡禹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宣帝时因通晓经术被征召为博士，出任凉州刺史，因病离职。又被举为贤良，任河内令，离职。元帝即位，征召为谏大夫，升任光禄大夫，历任长信少府，代替陈万年任御史大夫。◇上书请求退休还乡 臣贡禹年老贫穷，家中财产不满一万钱，妻子儿女连粗粮豆食都不够吃，粗布短衣也不完整。有田一百三十亩，陛下过分垂顾，征召臣入朝，臣卖掉一百亩田来供给车马费用。到达以后，被授为谏大夫，秩禄八百石，每月俸钱九千二百。又由太官供给粮食，并蒙受四时杂帛、绵絮、衣服、酒肉以及各种果物的赏赐，恩德深厚。臣生病时，侍医亲临诊治，依靠陛下的神灵，臣没有死去而得以活命。后来又授臣为光禄大夫，秩禄二千石，每月俸钱一万二千。俸禄赏赐越来越多，家中一天比一天富裕，自身一天比一天尊贵，这实在不是像臣这样草野出身、愚昧的臣子所应当承受的。臣私下想到终究无法报答深厚的恩德，只有日夜惭愧罢了。臣贡禹已经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目不再聪明，不能再有所补益，正是所谓白吃俸禄、尸位素餐、玷污朝廷的臣子。臣只是痛苦地想到，离开家乡三千里，只有一个儿子，年仅十二岁，家中没有能够替臣准备棺椁的人。实在害怕一旦突然跌倒、气力衰竭，不能再自己返回，尸体玷污宫室中的席褥，骸骨被抛弃，孤魂不能归乡。不能胜任私下的愿望，希望请求归还骸骨，趁活着返回乡里，以免死后留下遗憾。（《汉书·贡禹传》） ◇上书谈论政治得失 ◇口钱 古代百姓不缴纳赋税、人口税。自汉武帝征伐四夷以来，加重对百姓的赋税；百姓生下孩子，满三岁就要缴纳人口税，所以百姓更加困苦，以至于生下孩子就立即杀掉，实在令人悲痛。应当下令，孩子七岁换牙以后才缴纳人口税，年满二十岁才缴纳算赋。（《汉书·贡禹传》） ◇钱币 古代不用金钱作为货币，专心致力于农业，所以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汉朝铸造钱币，以及各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和徒役，开山采铜取铁，一年役使十万人以上；一个中等农户所生产的粮食可以供七个人食用，这样就有七十万人经常因而挨饿。挖掘土地数百丈，耗损地下阴气的精华，使大地空虚，不能含蓄地气、升出云气；砍伐林木，又没有按时禁止，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自从五铢钱开始铸造以来，七十多年间，百姓因私自铸钱获罪受刑的很多；富人把钱堆满屋子，仍然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求利润，东西南北各自运用智巧，穿华美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每年获得十二分的利润，却不缴纳租税。农民父子暴露在荒野之中，不躲避寒暑，ㄏ草拍土，手脚都生满老茧，已经缴纳谷租，又要缴纳稿税；乡里的官吏还私下索取，怎么也供给不完。因此百姓抛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耕田的人连一半都不到；贫民即使获赐田地，仍然低价卖掉去经商，穷困以后就起来做盗贼。为什么呢？因为末业的利益深厚，而人又被钱财迷惑。所以奸邪之事不能禁止，它的根源全都起于钱财。要憎恶末业，就应断绝它的根本；应当罢除采集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署，不再把钱作为货币。不许市井之人贩卖货物，废除关于租铢的法律；租税、俸禄和赏赐都用布帛及粮食支付，使百姓专心归向农业，恢复古道才是便利的办法。（《汉书·贡禹传》，又略见《食货志》。） ◇削减宫廷卫士，免除各官署的奴婢。各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削减大半，以减轻徭役。又有各官署的奴婢十多万人，游玩嬉戏，无所事事，却向良民征税来供养他们，每年耗费五六钜万；应当免除他们的奴婢身份，改为平民，并供应粮食。（《汉书·贡禹传》） ◇戍卒 命令他们代替关东的戍卒，登上北部边境的亭台和塞堡进行候望。（《汉书·贡禹传》） ◇私自贩卖 应当下令，近臣中从各曹官员、侍中以上，家中不得私自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利。违犯的人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做官。（《汉书·贡禹传》） ◇赎罪 孝文皇帝时，尊重廉洁，鄙弃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赃获罪的官吏，都被禁锢，不得再做官。赏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状明确的就依法处死，有疑问的案件就交给百姓共同审议；没有赎罪的法律，所以命令能够执行，禁止能够生效，天下受到很大的教化。全国一年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和刑罚几乎废置不用没有区别。汉武帝开始统治天下时，尊重贤人，任用士人，开辟土地、扩展疆域数千里；自认为功劳很大、威势已经施行，于是放纵自己的嗜好，费用不够，便实行权宜的变法，使犯法的人可以赎罪，让缴纳粮食的人补授官职。因此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逃亡犯法的人很多。郡国害怕被诛杀，就挑选那些善于玩弄文书、熟悉计簿、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官吏，任用为重要职位；奸邪之事多得无法胜数，就选取勇猛而能苛刻对待百姓的人，以严酷暴虐的威势使下属服从，让他们居于高位。因此没有道义而有钱财的人显耀于世，欺骗蒙蔽而擅长书写的人在朝廷受尊重，悖逆而勇猛的人在官府显贵。所以世俗都说：‘为什么要讲孝悌？钱多就光荣。为什么要讲礼义？会写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勇猛就能居官。’因此那些受过黥刑、劓刑、髡刑和钳刑的人，仍然回来伸臂在世间执政；行为虽然像猪狗一样，家中富有、势力充足，便可以用眼色指使人、凭气势支配人，人们反而把他们当作贤能之人。所以把做官而置办财富的人称为豪杰，把身处奸邪之中而获得利益的人称为壮士；哥哥劝勉弟弟，父亲勉励儿子，社会风俗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寻求士人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贤才，彼此只知道尊崇钱财利益，以及该诛杀的人没有受到惩罚造成的。如今想要兴起最高的治理、达到太平，应当废除赎罪的法律。宰相和郡守选举人才如果不按实际情况办理，以及有人贪赃犯罪，就立即施行诛罚，不要只免去官职；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尊重孝悌，鄙弃商人，进用真正的贤才，推举确实廉洁的人，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孔子不过是一个平民，因为以乐道来端正自身，孜孜不倦，所以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如果没有孔子的话，就没有可以用来折中裁定的标准。何况汉朝土地广大，陛下德行高尚，处在南面称尊的地位，掌握万乘之国的权力，又有天地的助力；至于改变时代、移易风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端正天下，比决开水流、压制堤坝溃决还容易。自成王、康王以来，将近一千年，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很多，然而太平不能再次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弃法度而任凭个人意愿，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弃了。

译陛下如果真能深切思念高祖创业的艰苦，纯正地遵循太宗的治理，端正自己来给臣民作表率，选拔贤人来辅助自己，开辟途径让忠正之士进用，诛杀奸臣，远远放逐谄媚奸佞之人，放出园陵中的宫女，停止倡优音乐，断绝郑声，除去甲乙之帐，退去虚伪浅薄的器物，修行节俭的教化，驱使天下百姓都归向农业；这样坚持不懈，便可以比拟三王，赶上五帝。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就大为幸运了。（《汉书·贡禹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奏请仿效古代而自行节制 古代宫室有规定，宫女不过九人，喂养的马不过八匹；墙壁只涂泥而不雕饰，木材只打磨而不雕刻；车舆器物都不加彩绘；苑囿不过数十里，并且与百姓共同使用；任用贤人、使用能人，税收为十分之一，没有其他赋敛以及戍守、徭役，使百姓一年服役不过三天；千里以内的地方自行供给，千里以外的地方，只各自设置贡职而已。因此天下家家富足，人人充裕，歌颂之声一齐兴起。到了高祖、孝文、孝景皇帝，遵循古代的节俭，宫女不过十多人，马厩里的马不过一百多匹。孝文皇帝穿粗绸衣、穿皮鞋，器物没有雕文和金银装饰。后世争相奢侈，越来越盛，臣下也相互仿效；衣服、鞋袜、刀剑等，竟与君主相混乱，君主有时临朝、入宗庙，众人不能辨别差异，实在很不合适。然而他们并不是自己知道奢侈僭越，仍像鲁昭公所说的：‘我有什么僭越呢？’ 如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又超过天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承接衰败、挽救混乱，矫正而恢复古代教化，全在陛下。臣愚昧地认为，完全恢复太古制度很难，应当略微仿效古代来约束自己。《论语》说：‘君子以礼乐为乐。’如今宫室已经建成，无法挽回了；其余方面都可以削减。因此过去齐国三服官输送的物品不过十笥，如今齐国三服官的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费数钜万。蜀郡广汉主管制造金银器，每年各耗费五百万。三工官的官费达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如此。马厩中吃粮的马将近一万匹。臣禹曾经跟随陛下到东宫，看见所赐的杯子、案几，全都绘有花纹并饰以金银，这不是应当用来赐给臣下饮食的东西。东宫的费用，也多得无法计算。天下百姓之所以大批饥饿而死，正是因为这些。如今百姓大批饥饿而死，死了又不能安葬，被狗和猪吃掉，甚至人吃人，而马厩中的马却吃粮食，苦于它们过于肥壮、气势旺盛发怒，于是每天让它们步行劳作。君主受命于天，是百姓的父母，本来应当这样做吗？上天难道看不见吗？汉武帝时，又大量征取美女，多达数千人，用来充实后宫。等到他抛弃天下去世，昭帝年幼软弱，霍光专权处理政事，不懂得合乎礼制的原则，胡乱收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物，共一百九十种，全部埋藏收藏；又把后宫宫女都安置在园陵中，大大违背礼制，违逆上天的心意，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本意。昭帝去世，霍光又照样实行这些做法。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没有说什么，群臣也只是沿袭旧例，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天下承受这种教化，征取女子都远远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时多达数百人，豪富的官吏和百姓蓄养歌女也多达数十人，所以宫中有很多怨女，宫外有很多成年未婚男子。至于普通百姓安葬，也都把地上的财物掏空来充实地下。过错从上面产生，都是大臣沿袭旧例的罪过。希望陛下深切考察古道，遵从节俭的做法，大幅削减御用车驾、服饰和器物，去掉三分之二。子产说多少自有定命；请审察后宫，选择其中贤良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放归。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儿子的宫女，也应全部遣返。唯独杜陵宫有数百人，实在值得怜悯。马厩中的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唯独舍弃长安城南苑囿的土地，把它作为田猎之地；从城西南到山西到▯，都恢复为农田，拿来分给贫民。如今天下正遭饥荒，难道不能大大削减自己的享用来救济百姓，以符合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大概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让他自己享乐而已。所以《诗》说：‘上天的心意难以测度，做王并不容易。’‘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面对仁义之事，不应谦让。’只有这样，才可以用圣明之心参验天地、考量古今，这些事不可以同臣下共同商议。若只是迎合皇帝的意旨，随着君主的上下而进退，臣禹内心恳切，实在不敢不把愚见全部说出。（《汉书·贡禹传》） ◇奏请纠正并确定宗庙制度 古代天子有七庙，如今孝惠、孝景的宗庙都已亲尽，应当毁去；以及郡国的宗庙不合古代礼制的，也应当加以纠正确定。（《汉书·韦玄成传》） ◇关于送匈奴侍子一事的议论 《春秋》的义理说：‘对夷狄表示认可，不能一次就满足。’如今郅支单于向往教化还不纯正，所在之地又极其遥远，应当命令使者把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返回。（《汉书·陈汤传》：初元四年，郅支派遣使者进献，趁机请求侍子，愿意归附汉朝。汉朝商议派卫司马谷吉送他，御史大夫贡禹、博士认为如此。） ◎匡衡 匡衡字稚圭，是东海承县人。宣帝时，在射策考试中列甲科；因不符合诏令，被任命为太常掌故，调任补为平原文学。元帝即位，大司马史高征召他为议曹史，推荐他为郎中，升任博士、给事中，又进升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授任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年间代替韦玄成为丞相，封为乐安侯。成帝即位后，接连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建始三年，被免官成为平民。◇上疏论述政治的得失 臣听说五帝的礼制不同，三王的教化各异，民间风俗和所从事的事务也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陛下亲自具备圣德，开启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禁令，接连多年实行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天下十分幸运。臣私下看见，大赦以后奸邪并没有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接连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还没有抓住要领。大凡保护百姓，应当‘把德义陈列给他们’，‘把好恶显示给他们’，观察他们的过失而制定适宜的办法，所以发动他们，他们就和顺；安抚他们，他们就安定。如今天下的风俗，贪恋财物而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廉耻的节操淡薄，淫乱邪僻的念头放纵；纲常法纪失去秩序，疏远的人反而越过亲近之人，亲戚之间的恩义淡薄，婚姻朋党的势力强盛，只求苟合、侥幸，以自身谋取利益。如果不改变根源，即使每年赦免罪犯，刑罚仍然难以废置不用。

译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彻底开阔地大幅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栋梁。公卿大夫彼此遵循礼制、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好仁爱、乐于施舍，百姓就不会暴虐；君上崇尚道义、推重节操，百姓就会兴起善行；君上宽厚柔和、仁慈和惠，众人就会彼此相爱。这四点，是明君不用严刑峻法也能完成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上有使人变色的言论，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断的人，下面就有不肯谦让的人；上面有好胜逞强的辅佐之臣，下面就有伤害他人的心；上面有贪利的臣子，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这些就是根本。如今庸俗官吏的治理，都不以礼让为根本，反而在上面逞强暴虐，有的嫉妒陷害，喜欢把人置于罪中，贪恋财物而羡慕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停止；即使刑罚严酷、法令峻急，仍然不能改变风俗。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有原因的。臣私下考察《国风》的诗，《周南》《召南》深受贤人圣人的教化，所以人们笃实行义而在男女关系上廉洁。郑伯喜好勇武，国人便徒手搏虎；秦穆公重视信义，士人便多有殉死；陈国夫人喜好巫术，百姓便盛行淫祀；晋侯喜好节俭，百姓便积聚财物；太王亲自行仁，▯国便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只在于审察所崇尚的是什么。如今虚伪浅薄、嫉妒伤害的风气，已经到了极点。臣听说教化的流行，并不是挨家挨户地教导、逐人逐户地劝说。贤人居于职位，能人分掌职务，朝廷崇尚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施行，由内而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应当效法什么，在向善的道路上日益进步而自己并不知道。因此百姓安定，阴阳调和，神灵响应，祥瑞出现。《诗》说：‘商邑安定严整，成为四方的准则；长寿而且安宁，来保佑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成汤所以建立最好的治理、保全子孙、改变异俗并使鬼方归服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它的风俗竟与远方没有不同；郡国来的人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有的看见奢侈风气便放纵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端正的地方。臣听说天人之间，精▯有相互激荡的作用，善恶有相互推移的关系；下面发生的事情，会使上面的天象发生变化，阴阳的道理各自回应所受到的感应。阴气变化，静止的事物就会变动；阳气蔽塞，光明就会昏暗；水旱灾害也会随着相应的类别到来。如今关东连年饥荒，百姓困乏，有的甚至互相食人，这些全都产生于赋税征敛过多、百姓共同承担的负担太重，以及官吏安抚集合百姓却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效。陛下敬畏天的警戒，哀怜百姓，大幅削减自身享用，裁省甘泉、建章宫的卫士，罢除珠崖，停止武事而推行文治，正要超过唐虞的盛隆，断绝殷周的衰败。凡是看见罢除珠崖诏书的人，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看到太平。应当继续削减宫室的规模，减少奢靡华丽的装饰，考察制度，整顿内外，亲近忠正之士，远离机巧谄佞之人，放逐郑卫之声，进用《雅》《颂》，举荐奇异的人才，开放直言之路，任用温良的人，斥退刻薄的官吏，显扬清白之士，昭示无欲的道路，考察六艺的旨意，体察上古的事务，阐明自然的规律，广泛施行和睦的教化，以崇尚最高的仁德，纠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的见闻，使海内明白地都看见本朝所尊崇的东西；使道德在京师弘扬，使美善的声誉传播到疆外，然后大教化才可以完成，礼让才可以兴起。（《汉书·匡衡传》） ◇上疏论治性正家 臣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察用心的方向。接受天命的君王，务必要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把事业传给无穷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心中要存念承接、宣扬先王的德行，赞美并扩大他们的功业。过去成王继承王位，思考着述说文王、武王的道理来修养自己的心性；一切美善盛大的功业，都归于文王、武王，不敢独自占有其名声。因此上天欣然享受祭祀，鬼神也来帮助他。《诗》说：‘思念我的皇祖，升降于朝廷之中。’意思是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功业，而鬼神帮助他治理天下。陛下的圣德如上天覆盖万物，像爱子一样爱护海内百姓；然而阴阳还没有调和，奸邪还没有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相说制度不能采用，务求加以更改；所更改的有时又不能实行，于是再恢复原状，所以群臣相互争论是非，官吏百姓无所适从。臣私下遗憾国家舍弃了已经成就的事业，却白白制造这种纷纷扰扰。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继承帝业的事情，把心思放在遵循制度、宣扬功业上，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应当修养他们的德行。’孔子把这句话写在《孝经》第一章，大概是最高道德的根本。传记说：‘审察所爱所恶，调理情感和本性，王道就完备了。’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修养本性的道理，必须审察自己有什么过多之处，并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通达的人，要戒备过度明察；孤陋寡闻的人，要戒备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备过分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备缺乏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戒备错过时机；心胸宽广浩大的人，要戒备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除的方面，用义来调齐它，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应验，机巧虚伪之徒也不敢结党营私、妄求进用。希望陛下戒备那些有损崇高圣德的方面。臣又听说，家庭之道修明了，天下的治理就能实现，所以《诗》以《国风》开篇，《礼》以《冠》《婚》为根本。以《国风》开篇，是推究人的情性而明白人伦；以《冠》《婚》为根本，是端正根基、预防未然。福祉的兴起，没有不是以家庭为根本的；道义的衰败，也没有不是从▯▯内开始的。因此圣王一定慎重对待妃后之间的关系，区别嫡长子的地位。礼制施行于内宫，卑者不能越过尊者，新人不能排在旧人之前，这是用来统摄人情、调理阴气的。尊重嫡子而贬抑庶子，嫡子在东阶举行冠礼，用醴酒礼敬；众庶之子不得列于其中，这是用来尊贵嫡系、明辨嫌疑的。这不是徒然增加礼仪文饰，而是内心确实区别对待，所以礼制探察其中的情意，并把它显现出来。圣人起居游息，所亲近的人和事物都各得其序；各得其序，海内自然修治，百姓就会随之受到教化。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反而卑下，奸佞机巧之徒就会乘机而动，扰乱国家。因此圣人慎重防范事情的开端，在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不因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正义。陛下圣德纯备，没有什么不修正的，那么天下就会不用强制而得到治理。《诗》说：‘用什么来治理四方？能够安定自己的家。’

译传记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 （《汉书·匡衡传》） ◇上疏告诫妃匹，劝勉经学，说明威仪的准则 陛下秉持至高的孝道，悲伤思念之情始终不离于心，没有游玩、娱乐、射猎的宴乐，确实充分体现了慎终追远之心，没有穷尽。臣私下希望陛下即使凭圣明的天性已经做到，也还要进一步用圣心加以自勉。《诗》说：‘孤独忧苦地处在哀痛中。’意思是成王丧礼结束后仍然思念亲人，心意和气色还不能平静。这大概正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崇立教化的根本。臣又听老师说：‘婚姻配偶的关系，是人民产生的开始，是一切福祉的根源。’婚姻礼制端正以后，万物就能顺利成长，天命也能完备。孔子论说《诗》，把《关雎》作为开端，是说最尊贵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如果后妃的行为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没有办法奉行神灵的统绪，调理万物的宜适。所以《诗》说：‘美丽娴静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能够达到贞洁淑善，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情欲的感受，不表现在容貌仪态上；宴饮私处的意向，不显露在举止动静中；这样以后才可以配偶至尊，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纲纪的开端、王道教化的起点。自上古以来，三代兴盛或衰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盛衰得失的结果，以确定国家的大根基，选取有德之人，戒绝声色，亲近严肃恭敬之士，远离机巧技能之徒。臣私下看见陛下圣德纯厚茂盛，专心精研《诗》《书》，喜好学习而不厌倦。臣匡衡才能驽下，无法辅助陛下成就善政、宣扬德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表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区别、贯通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因此，详细考察六艺的旨意，就能够调和天人之理，使草木昆虫得到繁育；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和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深入研究它们的意义。臣又听说，圣王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进一退、往来周旋，奉行天道、承奉亲长，临朝接受群臣朝见，万事都有节度文饰，用来彰明人伦。恭敬谨慎、敬畏战栗，是事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尊敬谦逊，是承奉亲长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恭谨，是面对众人的仪态；嘉美惠爱、和悦亲切，是享用群臣进献时的神色。举止动作，一切事物都遵循这种仪法，所以外在形态表现为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义值得尊崇，仪容举止值得观瞻，进退行动合乎法度，用这样的态度面对百姓，所以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便以他为准则、仿效他。’《大雅》说：‘敬慎你的威仪，唯有百姓把它作为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以道德之事告诫他们，以庄严肃穆的神情接见他们，又用礼乐使他们观览，设醴酒款待后才让他们回去。因此万国没有不获得福祉、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的。如今正月初一陛下亲临路寝，临朝接受朝贺，设置酒宴来款待四方，传记说‘君子慎重对待开端’。希望陛下留心一举一动的节度，使群臣能够瞻望盛德的光辉，以此建立国家的根基，天下十分幸运！（《汉书·匡衡传》） ◇奏请免除陈汤 陈汤以二千石官吏的身份奉命出使，在蛮夷之中擅自专断，不端正自身来给下属作表率，反而盗取所收缴的康居财物，并告诫属官说：‘在绝远地区发生的事情无法复核，即使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前，也不应当让他居于官位。’（《汉书·匡衡传》：成帝刚即位时，丞相匡衡再次上奏。） ◇奏请迁置南北郊 帝王所做的事情，没有比承接上天的秩序更大的；承接上天的秩序，没有比郊祀更重要。因此圣王竭尽心力、穷尽思虑来建立郊祀制度。在南郊祭天，是顺就阳气的意义；在北郊祭地，是取法阴气的象征。上天对于天子，因天子所居的都城而在各处享受祭祀。过去孝武皇帝居住甘泉宫，就在云阳建立泰畤，在甘泉宫南祭祀。如今皇帝常常前往长安，在那里郊祀皇天，却反而到北面的泰阴祭祀后土，到东面的少阳祭祀，这与古代制度不同。又到云阳时，要在溪谷中行走，道路狭窄险要，长达近百里；到汾阴则要渡过大河，有风浪和舟楫的危险，这些都不是圣明君主应当屡次经历的。郡县修治道路、准备供张，官吏百姓困苦，百官也烦劳耗费。使所保养的百姓劳苦，行走危险的地方，很难用来侍奉神灵、祈求福佑，大概不合承奉天意、爱护百姓的本旨。过去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郊祀，成王在雒邑郊祀。由此看来，上天随着君王所居之处而享受祭祀，是可以看见的。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的祠庙，应当迁置到长安，这才符合古代帝王的制度。希望与群臣共同商议确定。（《汉书·郊祀志》下：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如此，皇帝批准。） 陛下圣德高明，通达上天，承接上天的大命，命令群臣各自竭尽心思、穷尽谋虑，商议郊祀的地点，天下十分幸运。臣听说广泛谋划、顺从众议，就合乎天意，所以《洪范》说：‘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话。’说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议论如果合于古代，适宜于万民，就应当依从；如果违背正道而得不到多数赞同，就应当废弃不实行。如今参加议论的有五十八人，其中五十人说应当迁徙，他们的意见都见于经传，与上古相同，对官吏百姓也便利；八人不依据经艺、不考察古制，却认为不应迁徙，这是没有法度的议论，难以据此决定吉凶。《大誓》说：‘端正地考察古代，建立功业、创办事业，可以长久，使天的大法得到弘扬。’《诗》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察看人事，每天都在这里监视。’意思是说，上天每天都在察看君王所居之处。又说：‘于是眷顾西方，这就是我的居所。’意思是说，上天把文王的都城作为居所。应当在长安确定南郊、北郊，为万世建立根基。（《汉书·郊祀志》下：右将军王商等五十人认为应当迁徙，于是匡衡、张谭上奏议论，天子听从了。） ◇上奏请求罢除郊坛的虚假装饰 甘泉泰畤的紫坛有八个角，象征八方通达。五帝坛环绕在它的下面，又有群神的坛。按照《尚书》所说祭祀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的意义，紫坛有彩绘雕镂、黼黻纹饰以及玉器、女乐，还有石坛、仙人祠、瘗鸾路、も驹、寓龙马等，不能从古代制度中找到依据。臣听说郊祀燔柴坛，是享祀天帝的礼义，扫地而祭，是崇尚质朴。歌奏大吕，舞《云门》，用来等待天神；歌奏大簇，舞《咸池》，用来等待地祇。祭牲用小牛，席子用藁秸，器物用陶器和匏器，都是顺应天地的本性，尊重真诚、崇尚质朴，不敢修饰文采。认为神祇的功德极其广大，即使修饰精微、备齐各种事物，仍不足以报答功德，只有极致的诚心才可以；所以崇尚质朴而不加装饰，用来彰明上天的德行。紫坛中虚假设置的装饰、女乐、鸾车、も驹、龙马、石坛之类，都应当不再修造。（《汉书·郊祀志》下：匡衡说。） ◇又上奏请求罢除雍、▯、密以及上下畤的祭祀

译君王各自按照礼制祭祀天地，不能因为前代不同世代所建立的祭祀就承接沿用。如今雍、▯、密以及上下畤，本是秦国诸侯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建立的，不是礼书所记载的制度。汉朝兴起初期，礼仪制度还没有来得及确定，姑且因袭秦朝旧有的祭祀，又建立了北畤。如今既然考察古制，建立并确定祭祀天地的大礼，在郊外拜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都已经完备陈列，各有神位和祭品，祭祀器物也都齐备。诸侯妄自制造的祭祀，君王不应长久遵守。至于北畤，是礼制未定时建立的，也不应再修治。（《汉书·郊祀志》下：匡衡又这样说，天子全都听从了。） ◇再次分条上奏请求罢除各处祠祀 长安厨官、县官供给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祭祀的祠庙，共有六百八十三处，其中二百八处符合礼制，或者虽有疑问但没有明确文献，可以照旧奉祀。其余四百七十五处不合礼制，或者与其他祠庙重复，请求全部罢除。（《汉书·郊祀志》下：这一年匡衡、张谭又分条上奏如此，皇帝批准。） ◇奏请罢除各处应当毁去的宗庙 先前因为皇帝身体不适，所以恢复了各处已经罢除的祭祀，最终却没有得到福佑。考察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的宗庙，亲属关系还没有断尽；孝惠、孝景的宗庙，亲属关系已经断尽，应当毁去。至于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祠庙，请求全部罢除，不再奉祀。（《汉书·韦玄成传》：元帝去世，匡衡上奏如此，皇帝批准。） ◇华阴守丞嘉上密封奏书的答复 大臣是国家的股肱，是万民仰望的人，也是明君谨慎选择的对象。传记说：‘臣下轻视君上的爵位，卑贱之人图谋掌握大臣的权柄，那么国家就会动摇，百姓也不得安宁。’ 如今嘉从守丞的位置谋求大臣的职位，想让一个平民出身、徒步而来的普通人，越过九卿而居于其上，这不是用来尊重国家、尊崇社稷的做法。即使尧任用舜、文王任用太公，尚且要先考验而后授予爵位，更何况朱云呢？朱云平素喜好勇武，多次犯法逃亡，学习《易》颇有师承；至于他的品行道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今御史大夫贡禹，清白廉正，经术通达明晓，有伯夷、史鱼那样的风范，海内无人不知；而嘉却冒昧称赞朱云，想让他试任御史大夫，胡乱相互推举，恐怕有奸邪之心，这种风气不能逐渐滋长。应当交给有关官署查验，以明辨所应喜好和厌恶的事情。（《汉书·朱云传》：元帝时贡禹任御史大夫，华阴守丞嘉上密封奏书，说朱云可以试任御史大夫。皇帝于是下诏询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答复认为如此。） ◇关于以孔子后代作为殷之后裔的议论 君王保留前代两个王族的后裔，是为了尊重他们的先王，并贯通三统。若他们犯了应当诛杀、断绝继承的罪，就断绝其统绪，另封他们的其他亲属为始封君，向上承继其王朝的始祖。《春秋》的义理说，诸侯不能守住自己的社稷，就应当断绝。如今宋国已经不能守住自己的统绪而亡国，那么应当重新立殷的后裔为始封君，向上承继成汤的统绪，而不是承继宋国已经断绝的诸侯；应当明确寻求殷的后代即可。如今原来的宋国，追寻其嫡系后代，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即使找到嫡系，他的嫡系祖先也已经断绝，也不应当再立为后。根据《礼记》，孔子说：‘我，是殷人。’这是先师们共同传述的说法，应当把孔子的后代作为成汤的后裔。（《汉书·梅福传》） ◇关于郅支首级悬挂在稿街的议论 郅支以及有名的王侯的首级，已经经过各个国家，蛮夷没有不知道的。《月令》说春季正是‘掩埋暴露的尸骨’的时候，应当不要悬挂示众。（《汉书·陈汤传》：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每系》延寿认为如此，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认为应当悬挂；皇帝下诏让将军们议论裁决。） ◇甘延寿、陈汤封爵的议论 郅支本来是逃亡而失去国家的人，只是在绝远之地私自号称单于，并不是真正的单于。（《汉书·陈汤传》：元帝下诏让公卿议论封爵，议论者都认为应当依照军法中捕获、斩杀单于的法令办理，匡衡、石显认为如此。） ◇在高祖、孝文、孝武庙祷告 嗣曾孙皇帝恭敬地承受宏大的基业，早晚不敢安宁，思考着养成先祖的美好功业，以彰显祖宗的盛大功劳。因此一举一动接近神灵，都必须依据古代圣人的经典。过去有关官署认为，先前因皇帝临幸而建立宗庙，是为了系结海内人心，并不是为了尊崇祖先、严敬亲长。如今依赖宗庙神灵的保佑，六合之内没有不亲附的，宗庙应当只设在京师，由天子亲自奉祀；郡国的宗庙可以停止修建。皇帝恭敬严肃地遵循旧礼，尊重神明，立即把这件事告知祖宗，不敢有所失误。如今皇帝身体有病，不能安宁，于是梦见祖宗显现来告诫宗庙之事，楚王的梦也有相应的次序。皇帝悲悼恐惧，立即下诏让臣匡衡重新修建。臣谨按上古帝王承继祖先、父祖的重大义理，都不敢不亲自奉行。郡国官吏地位卑贱，不能让他们独自承奉。并且祭祀的道理以百姓为根本，近来年成屡屡不好，百姓困乏，郡国宗庙没有力量修建。《礼》说，凶年不举行岁时祭祀，因为认为祖先、父祖也不以此为乐，所以不敢恢复祭祀。如果这确实不合礼义，违背祖宗的心意，罪过全部在臣匡衡身上，我应当承受灾殃，遭受重病，倒毙在沟渠之中。皇帝极其孝顺、恭敬谨慎，应当蒙受神灵福佑。希望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明察，右助并享用皇帝的孝心，开恩赐给皇帝无疆的长寿，使他的疾病早日痊愈，恢复正常，永远保有宗庙，天下十分幸运！（《汉书·韦玄成传》） ◇告谢并说明毁庙 过去大臣认为，从前的帝王承受祖宗美好的典章，从天地取法；上天排列五行，人亲近五种亲属关系；天子奉行天意，所以遵循天意而尊崇相应的制度。因此，禘祭和尝祭的次序，没有超过五代的。接受天命的君主亲自承接天命，万世不坠。承继功业的君主以下，五庙以外就迁毁，在上供奉太祖，隔年举行合祭；这种做法符合天道，所以福禄永远流传。太上皇不是接受天命的君主，亲属关系也已经断尽，按道理应当迁毁。又有人认为，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所尊崇的，儿子不敢不承继；父亲所区别对待的，儿子不敢混同。按礼制，公子的生母不能受到为后妃的尊礼；如果成为后妃，就祭祀到儿子一代，到孙子一代便停止，这是尊祖敬父的道理。寝宫每日四次进食，园庙间歇性祭祀，也都可以不再修建。皇帝思念悲悼而又恐惧，不敢完全听从。只是想到高皇帝圣德盛大，接受天命而广大施行，敬慎地考察古制，承顺上天的心意，使子孙本支得到无穷的恩赐，确实认为迁庙合祭是长久的策略；难道还能不听从高皇帝的心意吗？于是就在吉日迁毁太上皇、孝惠庙以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庙，准备以此彰明祖宗的德行，顺应天人的次序，确定无穷的事业。如今皇帝还没有受到这种福佑，反而患有不能供职的疾病。皇帝希望重新修建宗庙、承奉祭祀，臣匡衡等人都认为按礼制不可以。如果这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心意，罪过全部在臣匡衡等人身上，我们应当承受灾咎。如今皇帝的病还没有平复，下诏让中朝臣子备具重新毁庙的文书。臣匡衡和中朝臣子都再次认为，天子的祭祀，在义理上有裁断，在礼制上有承继；违背统绪、背弃制度，就不能奉祀先祖，上天不会保佑，鬼神不会享用。六艺所记载的都说不应当这样，没有任何依据可以撰作恢复宗庙的文书。如果事情果真失当，罪过就在臣匡衡身上，我应当深受灾殃。希望皇帝厚厚蒙受福祉，嘉美之气日益兴盛，疾病平复，永远保有宗庙，与上天同样无穷；群生和百神，都有所归依安息。（《汉书·韦玄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