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孙盛（一）

译卷六十三 孙盛（一） 孙盛，字安国，是孙统的堂弟。任著作佐郎，出任浏阳县令，先后参与陶侃、庾亮、庾翼、桓温的军事事务。跟随桓温平定蜀地，封安怀县侯，升任从事中郎；跟随平定洛阳，进封吴昌县侯，补任长沙太守，升任秘书监，加授给事中。七十二岁去世。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集》十卷。镜赋（序） 我过去在吴市见到一面青色明镜，当时就觉得它奇异。等到【“▯”字疑为讹误】阳光照在水面上，光彩流动闪耀，与一般的镜子很不相同，这才知道它是旷世罕见的金之精华，实在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奇异之物。奏事 凡违反法令私自制造一领铠甲、一张拉力七石以上的角弩、十枚以上的戟，都处死于市。作南苍令教 暂且想先为境内的人安排婚配，然后督促他们从事农桑。给罗君章的信（君章名含） 读了《更生论》，其中总括万物的变化，穷尽探求聚散的道理；思想和义理都很好，指陈意味以及文辞意趣也很畅快，是一篇好议论。然而我的意见仍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按现在万物变化成各种不同形态的情形，多得数不清；它们都应合事理而不失其本，只是有的显现、有的隐蔽，各有相应的承载。如今万物的变化仍然有多少之别，是否还有重新获得形体的可能呢？大概必须等到因缘穷尽，幽深遥远之处使耳目不再开启追逐，然后才能恢复本来的形态。我认为形体既已粉碎散失，知觉也会随之如此，纷乱错杂，变化为别的事物；其他事物各自失去原来的样子，不再是昔日之物，这就是有情之所以悲叹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足下还不能只凭孤独的自我安慰来排解。太伯三让论 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他三次把天下让出，百姓却无法称述他的德行。”郑玄认为：假托采药而离去，是第一次让；不回来奔丧，是第二次让；剪断头发、身刺花纹，是第三次让。这三件事的美德都隐藏而不显著。王肃说：“他的谦让很隐蔽，所以百姓无法称述。”孙盛认为，郑玄已经失于准确，王肃也没有说得畅达。郑玄所说的三种行迹都明显可见，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怎么能说它隐藏而不显著呢？三种行迹如果已经显著，就可知道他高尚的谦让，也就不能再说他的谦让隐蔽了。大概泰伯出走时，让位的行迹已经显露；不回来奔丧，只是其中一件事。至于剪发纹身之说，与《左传》的明文相违背，也不合经典。那么所谓三让，难道是在古公亶父到文王之间发生的吗？周的王业，在古公亶父时开始显现，在昌即文王时承受天命。泰伯率先明白这一点，放弃周太子之位，这是第一次让。假托退让逃亡，承受不回来奔丧的讥评，暗中把大美德推给弟弟，这是第二次让。他没有子嗣，却不把仲雍的儿子收养为自己的后嗣；这是他深思远虑的安排，使周的嫡统归于昌，天意和人心共同顺从，四海之内再没有丝毫疑惑，这是第三次让。这三件事，关系到帝王的事业。所以孔子说“三次把天下让出”，是说这不是普通的谦让，不同于臧札一类人的行为。（《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

译老聃不是大贤论 近来得到闲居的机会，又申述我过去所吟咏的观点。仰观先哲的玄妙，考察大贤的神明之术；详细观察他们的风采，穷尽考察他们的行为和出处，大体可以看出高下的区别。大圣顺应时势，所以行迹会在困厄之处舒展或收敛；大贤次于大圣，所以与大圣一样随时舒卷。所凭借的条件不同，所以有时谦让，有时使用兵戈；行迹虽有差异，微妙的道理稍有高下，因此进退出处的原则并没有不同。又有如龙虎随着风云，形体与声音会合于回响和影子，这是道理本来如此，并非有人召唤它们。因此箕子、文王同样遇到天意征兆，却在虎狼般的困境中获得大吉；颜回、孔子同样遭遇困厄，却在匡地、陈国之间逍遥自得。唐尧顺应天道，稷、契辅佐他的教化；汤、武发动革命，伊尹、吕尚辅成他们的功业。由此说来，关于任用与舍弃如同回声应影的道理，只是我和你的谈论，难道不可信吗？为什么呢？大贤接近圣人，观察征象便知道事物，预先承受吉凶，所以运用形迹大体相同，治理国家也能顺应时势，面对各方事务都能相应，最终保全大吉；无论困穷、通达、停滞、阻碍，其根本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敬仰圣人，喜爱平易之道，要有所凭借才有所成就；敬仰幽冥却不能真正幽冥，喜欢寂静却不能真正寂静，因此由此分出优劣。至于中等贤者和第三等人物，与贤者相距较远，所以体察幽微的道理还不能完全自然，运用时也不能达到玄妙的同一。然而他们向慕古人、保存胜迹，高远的思想却止步不前，仰慕淳厚的风气，专心歌咏至虚之道；所以有栖身于山林沟壑、像巢父、许由一类的人；也有言语行为抗衡世俗、如同老聃、彭祖一类的人。这也不是故意如此，而是道理自然使然。形体躁动的人喜好安静，性情柔弱的人喜爱刚强；诵读自己一向熟习的，厌恶自己很少听闻的，这是世俗的常态。因此看见偏激抗争的言辞，就不再探究因时应变的适宜；看见矫饰欺诳的议论，就不再领悟过分直率的过失。考察老子的著作，其中与圣人教化相同的，是用代替大匠砍削的比喻来说明骈拇、枝指；其中与圣人教化相悖的，是远离救世的适宜之道，违背明道而故作昏昧的意义。六经何曾缺少虚静的教诲、谦冲的训示？孔子说：“只述说而不创作，信奉古道而喜爱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考察这句话的旨意，那么老彭之道本来就包含在圣人教化之内；况且这里只是指说两件事，并不是说老彭真的只述不作。怎么知道呢？圣人深沉寂静，难道不好吗？而且三皇五帝以下，没有谁不有所制作。因此《易》的卦象和经典，灿然明著；栋宇、衣裳也都随着时代兴起，哪里是只述说而不创作呢？所以《易》说：“圣人兴作而万物都看见。”这句话的证据，大概只是说老彭的德行，有些地方仿佛与圣人的行迹相似罢了；也就像“把怨恨藏在心里，却表面与那人交好”，左丘明以为可耻，孔丘也以为可耻，难道这能与我所没有说出的言语相体合到极致吗？况且颜回、孔子不把导养生命作为专门事业，而老聃、彭祖却以此为事业；孔子、颜回与这些人有相同之处，而老聃、彭祖却与他们不同。这些方面，并不是说他们的行迹不如圣人；只是他们所著的书往往彼此矛盾，现粗略列举如下。高雅的士大夫们，幸而【“▯”字疑误】能够察觉其中的弊病。孙盛又不能通达老聃轻身远举的宗旨，难道是想要著述训导戎狄、宣扬教化不同的风俗吗？如果是想要彰明教化、引导不同的族类，那么穿左衽衣服的地方并不是玄妙教化所应止息之处，独自遨游也不是值得称许的隐遁行为。华夏衰微，正是施行教训的首要之地；圣人的教化由近及远，从来没有像这样张扬而逃避艰险、到远方游历的。如果是害怕祸患而躲避地方，那么圣人之门也可以隐居，商朝和鲁国都有这种先例。假如得到了正确的道理，那么运刀就会游刃有余，触及任何地方都能获得大吉，为什么要在戎狄之地违背天意呢？如果不能如此，难道不是近似于在朝廷中隐居、如同神仙一类的人吗？过去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当时的议论者有人认为他不通达虚无胜过有形的道理，有人认为他是在矫正时俗、流遁避世；我认为，崇尚无已经错了，推崇有也同样没有完全正确。道这种东西，只有恍惚难明，因时应变而没有固定方式，唯随变化所适。遇到清静安定的时代，便可掌握契机、垂衣拱手而治；遇到万物剧烈变化的时代，形体便蓬勃兴起。因此，洞察万物的智慧虽然相同，有无之教却各自陈述；圣人的极致虽然一致，称说它的名称却各不相同。唐尧、虞舜以后不再推崇结绳记事，汤、武也不仿效谦让，这难道是道理不同吗？是时运不同罢了。伯阳想执守古代的道来驾驭今天的有，裴逸民却想执守今天的有来断绝古代的风气；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人都没有通达圆融变化的道理，各自夸耀自己所掌握的一端。（《广弘明集》五） 《魏氏春秋》评论 曹公征讨陶谦，所经过之处多有残杀 讨伐有罪之人、慰问百姓，是古代美好的常规；追究陶谦的罪过，却残杀他的部属，做得过分了。曹公哭祭袁绍墓 古代先王施行诛罚和赏赐，是为了惩罚恶人、勉励善人，使鉴戒永远彰明。袁绍乘世道艰危之际产生叛逆谋划，对上图谋神器，对下干犯国家纲纪。把祭社的地方玷污、把住宅毁坏，是古代的制度；曹公却在逆臣坟墓前极尽哀情，又把恩惠施加到贪暴之人的家室中，这样的为政之道，在这里就跌倒了。把怨恨藏起来却与仇人交好，是前代贤哲所感到羞耻的；在旧馆停车，出于情义哭泣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道义已经背离、交情已经断绝，又有什么可哭的呢？过去汉高祖在项氏的问题上失误，魏武帝又在这件事上沿袭错误，难道不是百虑中的一次失误吗？田丰 观察田丰、沮授的谋略，即使张良、陈平又怎么能超过他们？所以君主贵在审察人才，臣子重在衡量君主。君主任用忠良，霸业、王业就会兴盛；臣子侍奉【“ウ”字疑为讹误】君主，覆亡的祸患就会到来。国家的存亡、个人的荣辱，往往都由此决定。田丰知道袁绍将要失败，也知道袁绍失败后自己必死，却甘愿冒犯虎口来竭尽忠诚、提出规劝。烈士侍奉主上，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诸侯的臣子，在道义上本有离去或留下的选择，何况田丰和袁绍并非纯粹的君臣关系呢！《诗经》说：“我将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土地去。”说的就是离开乱国，投奔有道之邦。韩浩斩杀劫持人质者 考察《光武纪》：建武九年，盗贼劫持阴贵人的母亲和弟弟，官吏因为不能拘捕人质来迫使盗贼，盗贼于是把他们杀了。这样看来，合力攻击劫持者，原本就是古代的制度。自安帝、顺帝以后，政治教化衰败，劫持人质甚至不避王公，而有关官吏又不能遵奉国法，韩浩才开始恢复斩杀劫持者的制度。所以魏武帝赞许他。华歆迎接投降的孙策，孙策待他为上宾 高雅的士大夫处世，必先审察隐退与显达的时机，以确定出仕和退处的区别；否则就闭口缄默以保全自身，时势通达便施行义道以实现自己的道术。华歆既没有伯夷、叔齐那样隐遁高远的风尚，又失去了王臣忘身奉公的操守，所以被邪儒的学说扰乱心志，同凌辱放肆之徒交往；地位被一个小人夺去，节操也在当时坠落。过去许国、蔡国的国君失去爵位，不能列入诸侯；州公来到鲁国，鲁人以为卑贱可耻。拿这些与华歆相比，谁的过错更大呢？华歆把赏赐给他的生口嫁出

译我听说庆赏和威刑，必定以君主为根本；权宜的宽宥赦免，也应出自人君。子路私下馈赠，孔子毁坏了他的食器；田氏盗用施舍，《春秋》明白记载此事加以讥刺。这些都是褒贬的成说，是已经确定的显明义理。被诛杀全家的罪犯之家，是国家刑法所肃清的对象；受到赏赐的家室，是君主施恩的对象。如果出于哀怜，按理也不应偏私宽宥。华歆身居辅弼之任，与君主共同承担重大责任，本应公开向朝廷进言，以彰显皇帝的恩泽，却默默接受赏赐，独自把自己当作君子。他既犯了擅自施恩的嫌疑，又违背了必须离去的义理，可以说只是匹夫之仁，尚未踏上正道。曹公哀悼儿子曹冲，对诸子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 《春秋》的义理是，立嫡子要按长幼而不按贤能。曹冲即使活着，也不应被立为太子，何况他已经死了，却还说出这样的话呢！《诗经》说：“不要轻易改变所说的话。”魏武帝却把它改变了。文聘 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忠孝的道理是一致的。臧霸年轻时就有孝烈的声誉，文聘则以悲泣表达诚心。因此魏武帝一见到文聘，便把两个方面的重任交给他，难道只是壮武将军在仓促之间被知遇吗？曹公的属官常常受到杖责，何夔积蓄毒药准备自杀以免受辱 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子，臣子以忠诚侍奉君主，因此上下都能共享美善，教化也能光大而和洽。公府属官，是古代培养人才的职位，必须擢用当时俊杰，搜求举荐英才；得到合适的人，论道治国的责任就能兴盛；任用不称职的人，覆灭的祸患就会到来。如果有过失，施以刑罚、罢黜官职就可以了。又加上鞭打扑击的惩罚，以严厉的小惩作为警戒，难道是所谓“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吗？然而士人出仕或退处，应当衡量自己的德行再落脚；若不能自守节操，更应审慎自己所要践行的道路。所以高尚之士把心志抗立在青云之上，哪里是王侯所能役使、名器所能束缚的呢？如果不是这一类人而把自身交给世俗道路，那么时运的通塞、荣辱，都由时势决定。所以箕子安然承受杀戮，柳下惠甘于三次被黜，萧何、周勃也曾身陷囹圄，难道他们不感到羞辱吗？只是因为君命如此。何夔知道时势的制度，却甘心接受宠遇，怀藏药物来要挟众人，以逃避轻微的羞辱。《诗经》说：“只是因为这颗偏狭的心。”何夔正有这种心态！放逐他可以，宽宥他却不可以。和洽论选用人才不应专门崇尚俭节 过去先王治理天下，观察民情而制定教化；虽然质朴与文饰随时代而变化，增减损益也因代而不同，但车服、礼秩以及贵贱等差，最终遵循的是同一个原则。魏承接汉末的乱局，风俗奢侈放纵，确实应当仰思古代制度，用简约来教导，使奢侈者不至于肆意放纵，使俭约者足以合乎礼制；这样一来，治理之道就会兴盛，颂扬之声也会兴起。若矫正弯曲而矫枉过正，巧伪就会滋生；若以苛刻来训导下民，民心就会变得险恶狭隘。这不是圣王陶冶教化万物、排除邪僻而保存诚信的道理。和洽的话，在这里是正确的。张辽守卫合肥 用兵本来就是诡诈之道，奇兵与正兵相互资助。至于命令将领出征，推车送行并把权力交给他，有时依靠“率然”那样的阵形，有时凭借掎角之势；各军主帅不和，就是放弃军队的办法。至于合肥的防守，城邑弱小而没有援军：只任用勇将，便会好战而生祸；只任用怯将，便会心怀恐惧而难以守住。况且敌众我寡，敌人心怀贪婪懈怠；用拼死的军队攻击贪婪懈怠的士卒，形势必然取胜；取胜之后再防守，防守就一定牢固。因此魏武帝推选不同方位、不同才能的人，参照他们的同异，为此制定秘密教令，调节发挥各人的作用；事情一到便能应对，如同符契相合，实在精妙！赵俨使用欺诈 我听说以礼治理国家，百姓若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身。周成王不废弃剪桐叶封弟的诺言，晋文公不违背讨伐原地的誓言，所以能够使刑罚废置、政教隆盛，建立匡正天下的大功。赵俨既然用欺诈留下千人，使他们效尽心力，开始虽是权宜之计，也应当以诚信收尾。军威已经集结，却又逼迫他们迁徙，信用和道义都丧失了，还凭什么面对百姓？曹公罢黜毛玠 魏武帝在这件事上失去了处理政事和刑罚的准则。《易经》称“明察众狱”，《左传》有“举用正直、搁置邪曲”的话。众狱明察，国家就没有怨恨的百姓；曲直判断得当，百姓就没有不服的。没有见过只是听信青蝇的浮泛叫声、相信不断侵润的谗言，就能使四海得到治理、清明兴盛的。过去汉高祖囚禁萧何，后来又释放他并恢复相位；毛玠只被责罚一次，却永远遭到排斥。两位君主的器量，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文帝到邺城东门为夏侯惇发哀 按照礼制，天子应当在宗庙门外哭悼同姓，若在城门哭悼，就是失掉了合适的地点。文帝居丧期间举行大宴 古代先王用孝道治理天下，对内节制天性，对外施及四海；活着时竭尽敬意，死后则极尽哀痛，追思哀慕【“谅ウ”疑有讹误】，把政事托付给冢宰，所以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直到庶人都一样”。正因为这样，丧服制度的意义才得以确立，臣子和子女的恩情才深厚，雍和光明的教化才兴盛，治理国家的原则才稳固。这是圣人用来沟通天地、厚重人伦、彰明最高教化、敦厚风俗的制度，是万世不变的典章、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法制。因此，丧礼规定戴素冠；郐人因只想略微表现哀情而受到讥讽；宰予缩短丧期，孔子发出不仁的感叹；子颓忘记悲戚，君子认为他是在幸灾乐祸；鲁侯更换丧服，《春秋》知道他不能善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丧失了最深痛苦的诚心，毁坏了丧礼中哀与乐的大节吗？所以即使到了三代末年、战国七雄弊乱之时，也还没有废止旬日、朔日之间的丧服斩衰，没有在返哭之日脱下麻衣、放下丧杖。到了汉文帝，改变古代制度，人伦的纲纪一旦废弃；斩衰和素服被至尊夺去，四海失去了遏密之声，群臣的义理感情有所缺失，君主与亲属的大教化也坠落了。虽然他内心存有减省节约的意图，考虑的在于治理国家，但说到树立德行、流传声名、崇尚教化、改变风俗，实在已经比当时浅薄，风气也在百代之中衰败了。况且武王载着文王的木主，到了牧野却没有列阵作战；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三位将帅却被俘。这些都是应对事情以成就功业，穿丧服又有什么妨害呢？魏王既然追随汉文帝的制度，废弃丧礼大典，在最重的哀痛中设置宴饮之乐，正处在继承遗志的开始，却毁掉了王化的根基。等到接受禅让，又公开纳入二女，忘记至深的忧痛，以此诬蔑先圣的典章；这样一来，天意已经丧失，将来还能凭什么善终呢？因此可以知道他的寿命不会长久，国运的期限也会短促。苏则事奉魏国，听说魏取代汉，认为汉帝已经去世，便在郡中发丧

译士人不侍奉自己认为不该侍奉的人，也不非难自己所侍奉的人；取舍、出仕、退处，难道只是随意的吗？苏则既然已经在新朝登记姓名、向异代君主献上自身，却又怀有二心、产生愤懑，想要发表激切的言论，这难道是高雅君子处理去留的原则吗？《诗经》说：“士人的品行没有定准，反复改变他的德行。”士人反复无常，尚且如同丧失配偶，何况是人臣呢！禁止妇人干预政事 治理国家、经营政务，必定要凭借俊杰贤哲的辅佐；贤达而有美德的人，也必然应当处在参与政事的职位上，所以即使周王室盛大时，也有妇人参与其中。然而坤道承受乾天，君主南面而立，不能有两个主宰；三从的礼法，就是说妇人应当极其顺从。至于号令从天子发出、奏事由专人办理，并不是古代的义理。过去申侯、吕侯确实匡辅周室。假如以天下为心，只以德行为依靠，那么无论亲疏，授予职位都应以至公为一，何至于对后族一定斥退疏远呢？东汉、西汉末世，王道衰落，所以使外戚凭借宠爱，成为祸乱的阶梯。到了这里，时运昏暗、道义丧失，国运将要转移，即使没有王氏、吕氏的祸难，难道还会缺少田氏、赵氏那样的灾祸吗？后世观察到这种情形，便深深怀有【“▯▯”疑有讹误】的警戒。至于魏文帝，竟发布一概禁止的诏令，可以说有见识者的直率言论，却不是帝王宏大的议论。陈群等劝止明帝亲自送葬 埋葬之事，是孝子最大的痛苦，也是人伦之道中最为重大的事情。因此天子七个月下葬，诸侯和同轨之国都来会葬；即使只是出于礼义而感动，也要尽到临近墓道时的哀痛，何况天性发自内心，敦厚守礼的人更会重视它呢！魏氏的德业，已经一代接一代不能建立根基。过去华元厚葬，君子认为这是把君主置于恶名之中；陈群等人的劝谏，抛弃君主的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魏国诸位皇后都出身幽微卑贱 古代的君王，必定要寻求美善贤淑的女子来配合、发扬最高的德行，使王化宏大如《关雎》所歌，使淳厚的风气达到《麟趾》所颂。到了三代末年，这一纲绪一并混乱；正义被感情淹没，名位由昏乱的宠爱决定，贵贱没有章法，上位凌辱下位、下位取代上位，兴衰隆废都成了这种情形。魏国自武王直到烈祖，三位皇后的晋升都出自幽微卑贱之家，根基既然低下，凭什么能够长久传世？《诗经》说：“树枝高高低低，寒风凄清地吹来。”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形吧！钟繇、王肃著论，把司马朗比作伊尹、颜回一类的人 钟繇这样说已经失当，司马朗也并没有说得正确。过去说：“商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去了。”《易经》称赞：“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圣道了！有不善之处，从未不知道；知道以后，从未再去实行。”由此说来，圣人和大贤在出仕、退处方面的道理相同，舒展、收敛也一致；治理天下、流传风教，按理没有降低或不同之处。使国家升平的美德，难道要积累许多世代才有吗？“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胜残去杀。”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足迹，也不能进入他的室内。”几世人的议论，大概就在这里吧！拿司马朗与大贤相比，确实还有差距。明帝追封谥号给夭亡的女儿，并为她立后 按照礼制，妇人本来就没有封爵的制度，何况只是幼小的孩子，怎么可以建立为拥有大邑的封国呢？【原文“◆12”疑为编校残留】又是异族之人，以非同类者作为继承人，既没有功劳，也不是亲属，却承袭母亲的爵位；违背人情、背弃典章，在这里尤其严重！陈群虽然提出抗议，杨阜也援引事例加以比拟，但都不能充分陈述先王的礼制，说明封建与继嗣的道理；忠诚至极的言辞，仍有欠缺吧！《诗经》说：“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仰望你。”宰辅的职责，难道可以轻忽吗？魏国诸王与平民无异 奇怪啊，魏氏的封建制度！不衡量先王的典章，不思考藩屏国家的方法，违背敦厚亲睦的风气，背弃维城拱卫王室的道理。汉初分封诸侯，有的权力与君主相等，虽说不合制度，却是当时的形势所造成。魏氏的诸侯，地位卑陋得与平民相同；虽然是为了惩戒七国之乱，却矫枉过正了。况且魏取代汉，并不是由于积累德行；恩泽风化已经衰微，天下还没有统一，却削弱枝干，把权力交给异族，形势如同被【“《疒鬼》木”疑有讹误】侵蚀的树木，危险如鸟巢筑在帐幕上。后嗣忽然断绝，并不是上天要灭亡它吗？五等爵制，是万世不变的典章；六代的兴亡，曹植在论述中已经说得很详尽了。王肃请求称汉帝为皇，以配合其谥号 教化与神明相合的称为皇，德行与上天相合的称为帝。因此三皇创立名号，五帝承接其后。这样说来，“皇”这一称号比“帝”更加精妙。王肃却认为它轻微，不也是错误的吗？陈群劝谏营建宫室 《周礼》规定，天子的宫室有雕刻【“斫▯龙”疑有讹误】的制度。不过质朴与文饰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推移。汉朝承受周、秦的弊病，本应敦厚简约的教化，为什么反而崇饰宫室，把奢侈示范给后代呢？这正是汉武帝大规模兴建千门万户的原因，难道还没有再次增加的意思吗？况且魏氏正面临吴、蜀的祸难，四海百姓遭受涂炭之苦，却援引萧何营建宫室的过错，把它作为美好的准则，难道不是迷惑于大道、昏昧于得失的区别吗？这样会使百代君主都迷失在奢侈之中，过错从何而来呢？《诗经》说：“这些话一旦有了污点，就不可挽回。”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有关官员预先确定明帝的庙号 谥号用来表明生前行为，庙号用来保存容貌形象，都应当在人死以后才确定；这样才能推究其始、考察其终，向百代后人显示其一生。没有当年活着时就预先制定祖宗称号的，也没有事情尚未终结便预先尊显自己的。过去华乐因为厚葬受到讥讽，周人因为预先安排凶事而违背礼制，魏国的群臣在这件事上失去了正道。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人质在魏国，先陈述公孙渊将要反叛的情况；公孙渊反叛后，高柔请求赦免公孙晃，明帝却到狱中将他杀死。

译听说五帝没有诰誓一类的文辞，三王也没有结盟祝告一类的事情；这样看来，盟誓之言开始于三代末期，作为人质的任用则起于周室衰微之时。一个人若能坚守正道、专一不二，天地都可以感动；内心一旦萌生机诈，鸥鸟也不会飞来。何况自己诚信不足，却祈求万物必然亲附；猜疑从自己心中产生，却希望对方必然心怀诚信，这同挟着冰去求温暖、抱着炭去希望凉爽有什么不同呢？况且那些求取功名的人、放纵横暴的人，没有不背弃真情、任用权诈，昧于利益而忘掉亲人的；即使心中怀有慈爱孝顺之情，有时也会顾虑自身倾覆的灾祸。因此周、郑交恶，汉高祖索取肉羹，隗嚣舍弃儿子，马超背弃父亲，他们的残酷忍心竟到了这样的极点。如此说来，哪里还谈得上凭借人质来委托诚意、取得人质而使关系长久稳固呢？世上的君主如果能从远处考察先王防止邪恶的最高原则，近处鉴察狡诈放纵、徇逐私利的凶恶用心，用解开罗网的仁慈来胜过它，用使人重新得到安生的恩惠来招致他们，用雷霆般的威势来震慑他们，用应时雨露般的施惠来润泽他们，那么不恭敬的人一天之内就会收敛衣襟表示敬意，凶暴强横的人也会在象魏之下屈膝了。何必拘禁他们的亲人来求取实情，逼迫他们所爱的人来控制他们的命运呢？如果不能这样，却只倚仗权谋，把他们用权术笼络起来，用一刀切的办法加以约束，那么即使只看守一间屋子，却想使四海都出现祥瑞，也只是法令造成鄙陋局促的局面，希望从中得到片刻的半分好处罢了。既然不得不施行令人不忍的刑罚，以完成诛杀全家的惩罚，也正如亵渎盟约的罪责归于一个人，却说要使他的军队覆灭、不能留下后代那样。难道还能再援引“四罪不及”的典法和司马牛获得宽宥的道理吗？假如所有作为人质的人都不能保全自己的父兄，一有二三句辩解，便曲意怜悯他们的心情，把他们全都救活，那么这就是长者为了使人子保存亲人而危害法度的悖理之举。子弟即使作为人质，也一定没有被杀戮的忧虑；父兄即使叛逆，最终也不会有被剿灭断绝的危险。柔没有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并不是盛王之道；应当放开眼界，推广长远的义理，革除这种眼前的制度，用法度中的刑罚来申明一人的性命，这可以说是心里只存着小善，却不是王者应有的体统。古代在杀人之中，也自有仁义存在。用刑于狱，未必就是错误。（《魏志·高柔传》注） 明帝纪总评 听长者们说，魏明帝天资秀美出众，头发长到垂落地面，口吃而少言，但沉着刚毅，善于决断。当初，诸公接受遗命辅导他，明帝都把政务分别交给他们处理，而政权实际上出自自己；同时又优礼大臣，容纳善于直谏的人，即使冒犯君颜、极力进谏，也不因此摧辱杀戮。他作为君主的器量竟然如此宏大。然而他没有想到建立德行、流传风教，也没有巩固维系国家的根基，以至于使大权被偏据，国家社稷无人守卫，真可悲啊！（《魏志·明帝纪》注，《御览》九十四） 王弼注《易》《易》这部书，能够穷尽神妙、认识变化；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学问，谁能做到这样呢？世上的注解，大概全都荒谬。何况王弼凭借牵强附会的辩说，想把玄妙的宗旨笼统包摄起来呢？所以，他铺陈浮泛义理时，华丽辞藻满眼都是；谈造化阴阳时，精妙幽深之处却无人听闻。至于六爻的变化、各种卦象所取法的事物，以及日时岁月、五行之气相互推移的道理，王弼都摒弃不谈，多数与这些内容无关。虽然其中也有值得观览的地方，只恐怕会拘泥于大道！（《魏志·钟会传》注） 蒋济因失信于曹爽而辞谢不受封 蒋济辞去封邑，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的内心了。古语说：“不因利益而改变志向，不因义理而感到惭愧。”蒋济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魏志·蒋济传》注） 成都县获得璧玉印各一方，印文像“成信”二字 从前公孙述自认为是在成都起兵，所以号称“成”；这两方玉印上的文字，大概是公孙述制作的。（《魏志·陈留王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