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五◎张斐

译卷七十五。张斐。张斐，一作张▯，一作张聚。泰始年间任明法掾，后来任僮长。有《汉晋序注》一▯卷，《杂律解》二十一卷。《上表论律法》（《艺文类聚》《御览》的题目作《律序》。） 律令，是政事的经线，是处理万般事务的纬线。（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郑国铸造刑书，晋国制定执秩，赵国制定国律，楚国创立仆区：这些都是法律名称的由来。申不害、韩非一类的人，各自建立制度。（同上。） 张汤制定《越官律》，赵禹制定《朝会正见律》。（见《御览》六百三十八。按：《晋书·刑法志》说：《越官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 律文以《刑名》开始，是用来确定罪名、制定刑罚的；以《诸侯》结束，是用来完备政事的。王道政治向上施行，诸侯在下奉行，礼乐在中间调和，所以有天、地、人三才的意义；三者相互依靠而成事，就像一个整体。《刑名》用来统摄、区分罪法的轻重，确定加刑减刑的等级差别，说明各篇众多条文的意义，补足章条的不足，比较列举上下的纲领。凡犯盗贼、诈伪、请赇之罪，便从这里寻找罪名；至于作役、水火、畜养、守备等细事，都从各自的本名中查找。告讯是它的心和舌，捕系是它的手和脚，断狱是它确定罪名的部分，《名例》使各项制度齐整。从开始到终结，反复运行而没有穷尽；随时变化而没有固定，周流四方，上下无定，都不离开法律范围。明知而故意触犯，叫作“故”；主观上认为可以这样做（《通典》作“不知而这样做”），叫作“失”；违背忠诚、欺骗上级，叫作“谩”；背弃信约、暗藏巧诈，叫作“诈”；损害礼仪、废弃节操，叫作“不敬”；双方争讼而相互逼迫，叫作“斗”；双方争斗而相互伤害，叫作“戏”；没有发生变化却相互击打，叫作“贼”；无意中误犯，叫作“过失”；违逆节义、断绝常理，叫作“不道”；凌辱上级、僭越尊贵，叫作“恶逆”；将要加害而尚未发生，叫作“戕”；首先倡导、先说出意图，叫作“造意”；两人相对议论，叫作“谋”；制定计划以控制众人，叫作“率”；不和，叫作“强”；攻击恶人，叫作“略”；三人以上，叫作“群”；拿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叫作“盗”；以货财获利，叫作“赃”。这二十项，是律义中对罪名的概括。法律应当慎重对待变化，仔细审察其中的道理。比如不奉行诏书，无故失误而触犯刑法，应当按赎刑处理；参与谋反的人同伍之中，确实不知道实情，应当按刑法处理。这就是故意和过失的变化。卑下者与尊贵者相斗，双方都算“贼”；斗争中使用刀兵、水火，不能再算“戏”，这是把戏罪加重。面向人的房屋、道路射箭，不能只算过失，这是对过失的禁止。在都城人群中纵马杀人，应当算“贼”，因为它近似于贼罪。过失近似贼罪，戏近似斗罪；斗争而误伤旁人，又近似过失；盗取财物而伤人、捆绑守卫，近似强盗；呵斥别人并夺取财物，近似受赇；囚徒供词牵连他人，近似告劾；对各种案件都不听取审理，近似故意纵容；拿人质，近似恐吓。这些情况都属于没有固定形式的比类规则。五刑不能简易判定时，改用五罚；五罚仍不能服众时，改用五过；主观意图善良而行为结果有罪，便用金钱赎罪。因此法律规定：生刑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等，徒刑加等不超过六等，囚刑加等不超过五等（原注：罪已确定为徒刑，尚未确定为囚刑）；累计劳作不超过十一年（原注：五年徒刑犯加六等，合计为十二年劳作）；累计笞刑不超过一千二百下（原注：五年徒刑加六等，笞刑为一千二百下。以上三条注释，都见《御览》六百四十二）。刑等相差不超过一年，金赎等级不超过四两。按月赎罪不计算日数，按日劳作不拘泥月数，年数不因闰月而改变。不因加刑而达到死刑，已经判死刑也不再加刑。不能累计的，所以有并数；不能并数的，才累计加等。按加等论罪的，只取得加等刑；与加等相同的，连同本罪一起计算。不在相应次序中的，不以通常规则一概论处。因人而获罪的，与人身情况相同；因法而获罪的，与法条情况相同。侵害活人和损害死人，不能用同一防范标准；亲疏、公私，也不能永远采用同一种教化。礼乐在上位受到尊崇，所以减轻刑罚；刑法在下位施行，所以使法制完整。因此尊卑秩序得以确立，仁义得以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平正。法律中有些事实相似、罪名相互牵涉。例如，以威势下手夺取财物，叫作强盗；不知对方已经死亡，却将其捆绑看守，叫作缚守；将要发作时说出恶言，叫作恐吓；不以罪名呵斥，叫作呵人；以罪名呵斥，叫作受赇；劫持并召取财物，叫作持质。这六项，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名称不同的情形。若不求取而对方自行给予，叫作受赇；所监管的人（《通典》作“即受赇自与为受所监”）先索取后拿走，叫作盗赃；输入财物后再呵斥索取，叫作留难；收集别人的财物，积藏在官府，叫作擅赋；再加以殴打，叫作戮辱。诸如此类，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罪名相近的情况。刑，是掌管审理的官员所依据的制度；理，是探求实情的关键；情，是心神的作用。内心受到感触，情绪便在胸中发动，表现在言语上，舒展到四肢，发作于事业行为中。所以奸人心中惭愧，脸色发红；内心恐惧，面色改变。判定罪行的人，务必追究其本心，审察其真实情状，精细考察事情，近处从自身体验，远处从万物类比，然后才能正确施刑。仰手像乞求，俯手像夺取，捧手像道谢，伸手像申诉，拱臂像自首（《通典》作“自守”），攘臂像格斗，矜持庄重像威逼，和悦像福态；喜怒忧欢（《通典》作“忧惧”），都表现在声色容貌上。奸邪是真实还是虚假、强猛还是怯弱，要从眼神和呼吸观察。开口说出言语，应当视为告发；下手触犯禁令，应当视为贼罪；喜爱自己的孩子却杀死他，应当视为戏；恼怒自己的孩子而杀死他，应当视为贼。诸如此类，不是极其精细的人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律文中的名例，并不是正文，却能使正文分明。比如八十岁的人，如果不是杀伤他人，其他罪都不追究；诬告别人谋反的，反过来按诬告者论罪。十岁以下，不得告发别人；如果奴婢冒犯主人，主人可以上告请求杀死他。贼人焚烧百姓房屋、积聚，盗赃达到五匹以上，处弃市；如果焚烧官府房屋、积聚并盗窃，也应同样处理。殴打他人而教唆者，与实行者同罪；如果叫人殴打父母，不能与实行普通殴打者相同（《通典》又有“同”字），应当加重。至于得到遗失物后强行夺取、强行索取之类，没有归还赃物的规定，便依照相应条文处理。法律中所说的各种不敬、违背仪礼、失去法式，以及犯罪为公还是为私、赃物是否进入自身，皆根据事情轻重取法，依照名例寻找相应罪名。

译理，是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能只用一种方法推行；律，是幽深精奥的法理，不能只守一种固定形式。有时计算过失来配定罪行，有时简化处理而遵循常法，有时随具体事情穷尽实情，有时取舍而顺应时宜，有时推重罪名以建立防范，有时引用轻罪以使刑罚下调。公私事务中应当废止或避开的情形，重罪轻罪应当增减的变化，都是为了临时观察事端，使执法权衡的人在尚未制定具体条文的情形中探究细微根由，把它们纳入裁断标准；权衡毫厘轻重，参照同类情形，然后才能使道理正直、刑罚公正。奉行圣典的人，就像手持刀、掌握绳墨；刀若妄加便会伤害物体，绳墨若妄弹便会侵害正直。枭首，是恶行中最重的；斩刑，是罪罚中最大的；弃市，是死刑中较轻的；髡发劳作，是威慑性的刑罚；赎罚，是针对过失的警戒。君主设置这五种刑罚，是为了珍重君子、逼止小人，所以是告诫谨慎的经典，都仿效《周易》具有随时变通的体制。希望提挈纲领而使大道清明，举其大略而使王法整齐；它的旨趣深远，辞采文雅，言语曲折却切中要害，事情铺陈广大却含义幽隐。通晓天下人的心志，全在忠诚；裁断天下的疑惑，全在文理；体察天下的实情，全在深远；总摄天下的事务，全在宏大；应变没有固定形式，全在道理。若不是天下的贤圣，谁能参与其中呢？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形体之下的叫作器；推行而使之通达，叫作通；变化而使之成财（《通典》作“举而错之”），叫作格。刑杀，是冬季震动而显耀的象征；髡刑，是秋季草木凋落的变化；赎过失，是春日阳气中悔恨吝惜的瑕疵。五刑形成条文，便彼此依照准则（《通典》作“推准”），这就是法律的意义。（见《晋书·刑法志》。泰始三年，贾充等上表进呈新律；后来张斐又为律作注并上表，其要旨如此。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御览》六百三十九、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九。） 刘斌。刘斌，泰始年间任司徒右西曹掾。《议论赦免庾纯》。整顿和叙明风俗，应把人伦放在首位；人伦教化，应以忠孝为根本。忠诚，所以不忘记君主；孝顺，所以不忘记父母。如果孝顺必须专心侍奉父母、奉养其容色，那么明君就不能得到臣子；如果忠诚必然不顾父母，那么父母也不能得到儿子。因此做臣子的，必须用义来割断亲恩；做儿子的，必须用亲情来节制义务。在朝廷就遵从君命，在家中就遵循父亲的制度，然后君父两方面都能得到成全，忠孝各有次序。庾纯的哥哥庾峻以父亲年老请求回家，若庾峻能够回去，庾纯没有不回去的势理；若庾峻不能回去，庾纯也没有能够回去的道理。庾纯虽然自己请求，也同样没有被允许。近来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都有老母，邓良没有兄弟，被授予远郡官职，辛苦奔波请求归养，也都没有获准。况且庾纯近来任京尹，父亲在辖区以内，时时可以自己请求定省，却偏偏在礼法之外对他加以贬黜。我刘斌愚昧，认为这不合道理。礼制规定，年满八十岁，一名儿子可以不任职。庾纯在家还有两个弟弟，并不违背礼理；现行法令又规定，年满九十岁，才允许全家归养。如今庾纯的父亲确实还不到九十岁，他并未触犯法令，只是辱骂宰相，应该加以放逐斥退，以彰明国家典法。圣恩宽厚仁慈，只表示贬退而已，我愚昧无知，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见《晋书·庾纯传》。贾充责备庾纯“父亲年老却不回去供养”，庾纯说：“高贵乡公在哪里？”诏令免去庾纯官职，让有关部门依据礼典评定他的对错。司徒西曹掾刘斌的议论如此，又见《通典》六十八。） 庞札。庞札（《通典》作“礼”），任河南功曹史。

译《请求赦免庾纯表》。臣所在郡前任太守、关内侯庾纯，醉酒后行为失常。《戊申诏书》已经免去他的太守官职，又因其父亲年老病重却不请求归养，交给五府依照礼典评定其是非。臣谨按三王奉养老人的制度：年满八十岁，一名儿子可以不任职；年满九十岁，全家可以不任职。这确实是为了使人不缺少侍奉父母的孝养之道，也使做臣子的不会违背在公职上的节操。先王制定礼制、垂示后世，使人能够勉力做到、不能达到的标准，没有比周礼更高的。当时周公旦留在周，伯禽前往鲁国，孝子的孝养没有穷尽，典礼也没有过失。如今公府议定七十岁按时制，八十岁按月制，想以此驳斥并夺去任职的期限，削除爵位封土。这就成了周公旦制定法令，自己反而违背它；鲁侯作为儿子，反而成了首先受罚的人。石奋活到期颐，四个儿子都分别治理郡国。近来太宰献王的几个儿子，也都在藩国之外任职。古今制度相同，忠孝可以同时成全。臣听说，悔恨和过失，君子也会有。庾纯本性少量饮酒却多次饮醉，终于沉醉失态。庾纯醒来后得知此事，悼惜悔恨先前的过失，保持谦逊、引罪自责，深深上表弹劾自己，请求接受重法。如今公府不追究事情的缘由，却说他傲慢狠戾，这是把醉后的言语当作重罪过，而抹杀了悔过自新的意义。臣听说父子之情是天性，出于自然；君臣之交则由义理结合，而求忠臣一定要从孝子中寻求。因此先王制定礼制，把敬君等同于敬父；追究事情的始终，对待君亲与生父同样敬重。即使这样，仍担心臣下很少能竭尽自身。如今公府议论说，礼律虽然有通常期限，至于因疾病归养，并不夺去他的志愿。这样便是以礼法禁止正直，反而使人陷入欺诈，违背王制，打开危险的先例。庾纯年轻时一向清贫勤苦，以和悦的容色侍奉亲人；历任内外官职，公正廉洁而没有私心，这正是陛下屡次发布明诏、不断擢用他的原因。庾纯行事恭谨，带领下属恭敬，先人后己，这确实是他一向的本心。如今一旦因为醉酒，便责备他暴戾傲慢。根据奏状说他不忠不孝，群臣建议削除爵位封土，这正是愚臣自我悲伤、捶心泣血的原因。”}], 考察如今父母年过八十的情况，应该听任他们的儿子不受在外任职期限的限制，实在是因为有可能得到归家奉养的机会。如今尹住在郡中，从前多次上表，都承蒙皇帝定时省视父母的恩许。尹兄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孝敬奉养从未废止。兄长侍中峻，是家中的嫡长子，过去屡次自行上表，请求归家奉养父母，诏书却晓谕他不准。国家的体制和法令应当一致，兄弟之间没有差异；如今却徒然责备尹不像兄长那样请求归家奉养，我担心这会使虚假的饰名日益滋长，而损害忠诚的实质。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的。因此，陶唐盛世顺从并考察古代典章；周成王的美德，在于一切遵循旧有章法。伏望陛下圣德明察，敦厚礼制，崇尚教化，广泛咨询四岳，以详定典章制度。尹因为违犯命令而获罪贬黜，但其所由来是醉酒；公因为以教义责备他而获罪，但其所由来是愤怒。积聚愤怒来树立义理，由于醉酒而获罪，礼制和法律不再作为裁断依据，反而想用牵强文饰来构成法罪。因此，愚臣才敢冒着被处死的危险，不能容忍自己的忠诚在圣明盛世得不到伸张。只希望蒙受陛下的哀怜和明察。（《晋书·庾纯传》，又见《通典》卷六十八。） 李通 李通，泰始年间任益州从事。谯周颂 谯侯谯周品德端庄，喜好古道，阐述儒术；珍视大道，怀抱真理，洞察世事的盈亏盛衰。他高雅的声名和美好的事迹，始终都被记载下来。我们的君主敬重贤者，没有一句不称誉他。攀援前代贤哲，把他们描绘在图画中。嗟叹你们后世的人，应当以此显著的典范为鉴。（《蜀志·谯周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孙和 孙和是陈留人。泰始年间任太子中庶子，出任辽东太守。

译荐举范粲表 范粲操行高洁，长期被疾病缠身。可以让郡县用车把他送到京师，再加以圣上的恩惠，赐给他医药；如果终于治愈，必定会对政事有所裨益。（《晋书·隐逸范粲传》） 郭冲 郭冲是金城人，魏东安太守郭智的儿子。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任用他为属官，后来升任代郡太守。条列诸葛亮五件事 第一件事说：诸葛亮刑法严厉急迫，刻削百姓，从君子到小人都怀着怨恨叹息。法正劝谏说：“从前高祖进入关中，只约定法令三章，秦地百姓因此知道仁德。如今您凭借威势，占据一州，刚刚建立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施行恩惠安抚百姓；况且按照客主之间的道义，应该彼此谦让降低姿态，希望您放宽刑法、解除禁令，以安慰他们的期望。”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还不知道另一个方面。秦朝因为无道，政治苛刻而百姓怨恨，一个平民大声呼喊，天下便像土崩瓦解一样，高祖正是借助这一形势，才得以广泛救济天下。刘璋昏暗软弱，自从刘焉以来，已经有累世的恩泽，文法只是用来羁縻，彼此相互承奉；恩德政治不能施行，威刑也不能严肃。蜀地人士专权任性，君臣之道渐渐陵夷废替；用官位宠爱他们，官位到了极处便会轻贱；顺从他们施恩，恩惠用尽便会怠慢。造成弊病，实在就在这里。我如今用法律威慑他们，法律施行，他们就会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加给他们，他们就会知道荣耀。荣耀和恩德一同施行，上下各有节度。治理国家的要领，在这里就显明了。” 第二件事说：曹公派刺客去见刘备，刚刚取得交往的机会，便开始谈论讨伐魏国的形势，非常符合刘备的谋划。刺客渐渐想亲近刘备，却还没有找到适当机会。随后诸葛亮进来，魏国使者神色慌乱。诸葛亮于是观察他，也知道他不是寻常人。不一会儿，客人借口上厕所，刘备对诸葛亮说：“刚才得到一位奇士，足以帮助并补益您。”诸葛亮问他在哪里，刘备说：“刚才起身的就是那个人。”诸葛亮慢慢叹道：“观察客人脸色变动而神情恐惧，目光低垂却几次违逆常态，奸诈的形迹已经显露在外，邪恶的心思藏在内，一定是曹氏派来的刺客。”追赶他时，他已经越墙逃走了。第三件事说：诸葛亮驻军阳平，派魏延等各军合并兵力向东进发，只留下万人守城。晋宣帝率领二十万军队抵拒诸葛亮，却与魏延的军队走错道路，径直来到诸葛亮前方，距诸葛亮约六十里。侦察人员报告宣帝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而力量弱。诸葛亮也知道宣帝将要到达，双方已经相逼；他想向前去投奔魏延的军队，但距离又远，回头追赶也来不及，形势无法相及，将士们都大惊失色，不知道他有什么计策。诸葛亮神色意气自如，命令军中都放倒军旗、停止击鼓，不得擅自走出帐幕，又命令大开四面城门，打扫地面后再洒水。宣帝一向认为诸葛亮持重谨慎，如今却突然看见他势弱，怀疑其中设有伏兵，于是率军向北奔赴山地。第二天临近午食时，诸葛亮对属官拍手大笑说：“司马懿一定以为我怯弱，认为有强大的伏兵，所以沿山逃走了。”侦察巡逻的人回来报告，果然如诸葛亮所说。宣帝后来对此深感悔恨。第四件事说：诸葛亮出兵祁山，陇西、南安二郡立即投降，包围天水，攻克冀城，俘获姜维，驱赶掠取士女数千人回到蜀地。人人都向诸葛亮道贺，诸葛亮脸色忧戚，带着悲伤的神情，推辞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汉朝百姓的人。国家的威力没有施展，使百姓困在豺狼的口中。哪怕有一个人死亡，都是我的罪过；拿这种事来向我道贺，我怎能不感到惭愧？”从此蜀人都知道诸葛亮有吞并魏国的志向，而不仅仅是拓展疆土而已。第五件事是说：魏明帝亲自出征蜀地，临幸长安，派宣王统率张▯等各路军队；雍州、凉州的精锐士卒三十多万人，暗中秘密进军，谋划进攻剑阁。诸葛亮当时驻军祁山，军中旌旗鲜明、兵器精良，守军据守险要之地，十二更下有八万人在岗。“险椰”二字疑有讹误。此时魏军刚开始列阵，双方旗帜和军队恰好交锋，将佐们都认为敌军人数众多、势力强盛，不是我军力量所能制服的，应该权且暂停进攻一个月，以合并兵力、壮大声势。诸葛亮说：“我统领军队出征，把最大的诚信作为根本；如果得到宽赦却失去信用，是古人所痛惜的。那些离开的人已经整理好行装等待出发期限，他们的妻子儿女如鹤引颈远望，并计算着日子；即使面临征战的艰难，合乎义理的事情也不能废弃。”于是他全都催促遣送他们离去。那些离去的人因此感动喜悦，愿意留下来打一仗；留下的人则愤慨踊跃，想着拼死效命。大家互相说道：“诸葛公的恩德，即使死了也还报答不尽。”到了交战那天，没有人不拔刀争先，以一人抵挡十人，杀死张▯，击退宣王，一战取得大胜；这就是后来能够长久取胜的原因。（《蜀志·诸葛亮传》的注文引王隐《蜀记》说：晋朝初年，扶风王骏镇守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以及各位官属、士大夫共同议论诸葛亮。当时谈论者多讥讽诸葛亮托身于不合适的地方，使蜀地百姓劳苦困顿，力量微小却谋划宏大，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 金城人郭冲认为，诸葛亮的权谋智略和英明才略超过管仲、晏婴，只是功业尚未成功，所以议论者感到疑惑。于是他条列诸葛亮不为世人所知的五件事，刘宝等人也不能再加以驳难，扶风王慨然认为郭冲的话很好。（《蜀志·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 郭象 郭象字子玄，是河南人。（《经典叙录》作“河内人”。）任太傅主簿。有《庄子注》三十三卷、《音》三卷、文集二卷。

译《庄子》序 庄子，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人。因此，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狂放之言藏起来；他的言语虽然不一定与事物相会合，却能独自与道相应。能够相应却不能相会，即使说得正确也没有用；言语如果不合于具体事物，即使高妙也不能实行。这与寂然不动、不得已之后才行动的境界，本来是有区别的。这可以说是懂得无心之道了。心无所作为，就会随着感应而应对，应对随着时势变化，言语只求谨慎而已。因此，他与万物的变化合为一体，流传万代而与万物冥合，哪里曾经设置对答、独自遭遇而在方外游谈呢？这就是他的著作不合常规，却成为百家之首的原因。然而庄子虽然没有完全体悟这一点，他的言论却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他贯通天地的纲要，条理万物的本性，通达死生的变化，阐明内圣外王之道：向上知道造物者本身无所造之物，向下知道万物是由自身造成的。他的言辞宏阔舒展，旨意玄妙；极其高深的道理，融会精微而旨趣雅正，安泰自如地遣怀放达，放达却不骄纵。所以说：不知道义理应当归向哪里，便狂放妄行，却踏行大道；口含食物而在淡泊中欢娱，鼓起肚腹而在混沌广大之境中遨游。至人达到无所亲爱的境界，孝与慈最终都兼相忘却；礼乐恢复到本有的能力，忠信从天然的光明中发出。运用这种光明，人的质朴自然形成。因此，神圣的权柄独自在幽深玄妙的境界中化育，源流深远而绵长。所以，它长久的波涛所激荡，高远的风气所吹拂，都能使万物顺遂其宜，使百姓适合其愿；它弘扬鄙陋之处，解除悬结之患；还没有施加涤荡放达的功效，矜夸自大的东西就已经消散。因此，读这部书，便会超然自得，以为自己已经经过昆仑山，渡过太虚，在恍惚迷离的境界中游历了。即使是贪婪的人、急躁求进的人，暂且领略其中余下的芳香，品味其中流出的余韵，仿佛接触到它的声音和形影，也足以心胸旷达，产生忘却形骸、自得其乐的情怀，何况探究它深远的情致、玩味其永恒之理的人呢？于是便绵延高远、清幽遐远，离开尘世，而返回幽冥极境。（宋本《庄子》） 刘宝 刘宝任安北将军，有《汉书驳议》二卷、文集三卷。孙为祖服丧三年问题的议论 孙子为祖父服丧不满三年。《丧服》说：“孙子为祖父服丧一年。”考察《小记》又说：“为祖父的后嗣者，为祖母服丧三年。”这两篇文字不同，应当以哪一种为准？回答说：《经》中没有孙子为祖父服丧三年的文字。《小记》所说为祖母服丧三年，是指没有后代而收养别人的儿子作为孙子的人。《丧服》说“为别人承后服丧三年”；为别人承后的人，有时是儿子，有时是孙子，所以《经》只称“为人后”，不列明所承后的对象名称，这样无论贵贱，凡是为别人承后的人都可以通用此礼。像荀太尉没有儿子，收养兄长的孙子作为自己的孙子，这就是《小记》所说的“为祖父承后”。人的情感并无不同，祖父所养的孙子如同儿子，孙子奉养祖父如同父亲，所以圣人依据人情制定制度：为别人承后的人，不再区分父亲和祖父，一律服丧三年。《丧服传》说：“父亲去世，然后为祖父承后的长孙服斩衰。”这句话是说嫡孙作为祖父丧事的主持者，应当服斩衰，却不是解释《传》的本意。《小记》和《传》都只是在解释《经》的意义。《传》中所说的承祖父之后，是指父亲的长子、祖父的嫡孙。自己在父亲在世时受到父亲的压制，父亲死后才为长子服斩衰，并不是孙子向祖父服斩衰。（《通典》卷八十八） 杜琬 杜琬，泰始年间任博士。孙子为庶祖父服重丧的议论 曾祖父是庶出，而祖父是嫡出，自己又是嫡孙。如果庶祖父没有嫡子可以传承，那么这就不符合由上代正统传下重丧名分的道理。既没有大夫、士的身份，也没有嫡系宗统的重任；孙子是庶人，父亲虽已去世，却还有诸位叔父。这个孙子生前并不主持奉养，祭祀也不是他所能涉及的，却要在一家中承当重任，处在诸叔父之上；祖父没有重任可以传给他，孙子却自行居于重任之位。把他视为父亲的长子、以嫡孙身份继承祖父，再推求情理来处理礼制，在义理上是相违背的。凡祖父是庶出而父亲是长子的，应当制定为服齐衰。（《通典》卷八十八） 玉敞 玉敞，爵位和籍贯不详。驳刘宝《孙子为祖父服重丧议》《丧服·小记》说：“祖父去世，为祖母服丧的人服三年。”这正是说孙子为祖父承后。《丧服》说：“父亲去世，为母亲服丧三年。”既然说为祖母服丧三年，那么为祖父服丧三年也就可以知道了。为别人承后，是因为应当收合宗族并严肃宗庙，必须选择同宗的支子，按照昭穆次序来确立，不可因为高祖没有儿子就越过次序立玄孙。严肃宗庙，也可以通过继承和奉养，使鬼神有所享用。考察士有二庙，如果立玄孙，那么所要尊奉的祖先就涉及不到曾祖、高祖，而父亲和祖父的神主又没有鬼神享祭，将来要让谁享用呢？荀太尉官秩尊贵，宗统应当传得久远；亲庙有四座，孙子所能祭祀的是高祖，这位高祖对于太尉来说就是祖父；儿子所能祭祀的也是高祖。如今只立孙子承后，孙子只能祭祀祖父，却使曾祖没有祭食，这样先人恐怕会成为厉鬼，所以知道这不是立后嗣的正确办法。又如臣下跟随君主服丧，每一等都降一级；《丧服》规定臣下为君主的祖父服丧一年，正说明君主为祖父服丧三年。如果按照这种议论，认为《小记》说的是为长子服丧，那么就应当说“父亲去世，然后为儿子服丧三年”，不应说“祖父去世，为祖母承后者服丧三年”。况且收养别人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孙子，和自己本来就有孙子，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通典》卷八十八） 孙子为庶祖父服重丧的议论 凡所谓承当重任，明明是指承接先祖的嫡统，并不是指爵位、土地和财产的计算。至于庶子之子作为继承父亲宗统的宗子，也可以为自己的父亲服丧三年。父亲尊奉自己的父亲为祖，而儿子却代替祖父服丧；这不是看重嫡统本身，却偏偏要说爵位和土地，忽视敬奉宗族而看重财产。承接财产就为之服斩衰，没有产业就废止三年之丧，这就不合义理了。又《经》中有为君主的祖父服丧一年的规定，这是臣下跟随君主服丧的例子。按照从服的惯例降一级，这就说明君主为祖父服丧三年。既然是君主，却有父亲、祖父的丧事，是说父亲和祖父都患有残疾，不能接受国位，而自己从曾祖父那里接受了君位。祖父没有接受国位，没有重任可以传承，却仍然服丧三年，这大概正是尊重嫡统、贵在承体的意义，并不一定要靠爵位和土地传给自己。嫡统之体存在时，奉养不论方式；嫡统之体死亡后，庶子也不能祭祀，这正是为了通达孝道、彰明宗统。生与死所遵循的原则不同，所以可以知道，生前不主持奉养，并不妨碍死后掌管祭祀。至于说祭祀不是孙子所能涉及的，那就违背周公、孔子的本意，等于使人没有祖先了。（《通典》卷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