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第二

译《体论》谨按：《隋书·经籍志·儒家》记载：杜氏《体论》四卷，由魏幽州刺史杜恕撰写；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杜恕字务伯，是晋征南大将军杜预的父亲。杜恕任御史中丞，出任幽州刺史，因为斩杀一名鲜卑小儿而被程喜弹劾，免为庶人，迁徙到章武。阮武对杜恕说：“如今正稍有闲暇，可以暗中思考，写成一家之言。”于是杜恕写成《体论》八篇，又写《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死于迁徙之地。《魏志》中有他的传记。八篇分别是：第一《君》，第二《臣》，第三《言》，第四《行》，第五《政》，第六《法》，第七《听察》，第八《用兵》；四卷的编排是每卷两篇。这部书大概亡佚于唐末，《群书治要》收载六千多字，但没有标明篇名；仔细考察可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于《御览》《六帖》；而《意林》以《自叙》作为结尾。如今录出并校定为一卷。杜恕又有《笃论》，另载于后。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既望。《君》第一 君主最大的祸患，没有比喜好名声更大的了；君主喜好名声，群臣就知道应当迎合什么。名声，是用来称扬善行的。善行修成了，名声自然随之而来，并不是靠爱好名声就能得到的。如果过分喜好名声，就一定会做虚假的事情以求名，奸臣也会用虚假的行为来迎合他；一个人因此受到奖赏，天下人就都会这样做。君主用虚假来教化天下，却想使人保持忠贞诚信、敦厚质朴，实在困难。即使有极其聪明、极其通达的君主，也无从看见自己的错误、知道臣下的虚伪，何况平庸的君主呢？君主高居尊位而处在幽深之中，就像游历云梦泽而迷失方向，必须借助左右近臣来辨明东西南北。左边的人说：“功业巍巍啊！”右边的人说：“名声显赫啊！”今天听到这种议论，明天又听到这种议论，如果不拿实际事情来检验，那么君主就会得意洋洋，自以为名声可以和尧、舜相比，教化已经达到太平境界。这样一来，群臣琐碎鄙陋，都不足以任用；只有尧、舜那样的君主才应当独断；不足以任用的臣子，只能接受命令办事。让独断的君主和只会接受命令的臣子，率领虚伪的风俗，而天下能够得到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圣人修养自身，是用来驾驭群臣的，也是用来教化万民的。他的方法轻易而容易遵守，他的礼制简约而容易持守；他对自己的要求确实真诚，对别人的教化也深厚。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理不会凭空实行；如果不是这样的道理，治理也不会凭空产生效果。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对待臣下，臣下有病就多次探视，死了就亲临大敛、小敛，为之撤去膳食、不奏音乐；难道只是表面上采取仁爱的样子，实际却违背仁爱吗？不是，而是悲痛恻怛的心情出于自然，并显现在脸色上。世上从来没有自己不真诚，却能得到别人真诚的人。表面上采取仁爱的样子、实际却违背仁爱，叫作虚伪；不以真诚对待臣下，却希望臣下真诚地侍奉自己，叫作愚蠢。虚伪而愚蠢的君主，从来不能得到臣下拼死效力。因此古人称君主为头部，臣子为四肢，希望君臣一体、彼此依赖而成就事业。而险诈虚伪、浅薄鄙陋之士，如商鞅、韩非、申不害一类人，专门修饰巧辩邪伪的权术，用来迷惑诸侯，撰写法术之书。他们说“尊崇君主而卑抑臣下”：对上以尊君来取悦君主，对下以卑臣来推销自己的奸邪学说。这是接受这种说法的开端，是辨析言论的关键，不可不慎。君主作为头部已经受到尊崇，却还要说尊崇君主，这是把君主抬到头部之上；臣子作为四肢已经处于卑下地位，却还要说卑抑臣子，这是使臣子低于手足。君主超过头部，臣子低于手足，就是使身体分离；君臣身体分离，却希望治理教化达到和谐，前所未闻。况且法术家又说：“明主的办法，应当在外防范群臣，在内猜疑妻子。”这些说法互相印证、类比联系，不能说不善于辩说、不能说不令人悦耳；然而终究免不了被利口之说倾覆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善人得到进用，不善之人就没有进入的途径；不善之人得到进用，善人也没有进入的途径。因此商汤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远离了，还怕什么欢兜？还需要流放有苗吗？奸臣、逆子以及下愚而不可改变的人，自古至今从来都有。百年才有一个，叫作前后相接；千里才有一个，叫作并肩而立。却把这种极少数人一概拿来作为戒备，就像因为一个人噎住，便禁止所有人吃饭。噎住的人虽然少，饥饿的人必定很多；至于奸臣逆子会处于什么境地，也无法预知。况且这会使君主孤零零地独立存在，等于没有臣子；那么谁又来做君主的父亲和臣子呢？这就像砍去树枝，却希望树根仍能形成荫凉；蒙住自己的眼睛，却希望视力明亮；沿袭孤立独处的做法，却希望枝叶繁茂。那些追逐名声、喜好权术的君主，还有一种迷惑。他们都说，做君主的道理是凡事都应当秘密；君主如果秘密行事，群臣就没有地方施展巧诈，也不敢怠慢职守。这就像赵高教秦二世不应上朝听政的那一类做法，是喜欢登高临险，却嘲笑先前跌倒的人。《易经》说：“机密之事不秘密，事情就会受到损害。”《易经》所说的是机密之事，并不是说凡事都应秘密；不是说本应共同商议的事情要独自决定；也不是说放弃公义而行私事。君主想借秘密来掩盖疾病、粉饰错误，臣下却反而借此窃取宠信、专擅权力；在似是而非之间，难道能不加以审察吗？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君主应有的体制；委任臣下并责成他们完成事务，是君主应有的体制；喜好谋划而不知疲倦，是君主应有的体制；以宽厚取得众人拥戴，是君主应有的体制；包容污垢、藏纳疾病，是君主应有的体制；不动摇如山，是君主应有的体制；深沉难测如深渊，也是君主应有的体制。君主具备做君主的体制，他的臣下就会既敬畏又爱戴他；这就是周文王告诫诸侯的原因。哪里需要什么法术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主要在于选择人才。等到寻求人才时，只总括他的大体长处，不苛求细小的优点，就不会错失贤才。因此说，记住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错，是适合君主采取的态度。一个人有深厚的德行，就不要追究他细小的节操瑕疵；一个人有大的声誉，就不要责难他细小的过失。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的行为能够十全十美。卞和的玉璧不能没有瑕疵，隋侯的明珠也不能没有小的缺点。然而天下珍视它们，是因为不以小缺点妨碍大的美好。不以小缺点妨碍大的美好，所以能成就大功；成就大功在于自己，何必把一切条件都要求具备于别人呢？如今从政的人，谈到贤圣就先推崇商鞅、韩非，谈到治道就以法术为师。用法术驾驭天下，好像用铁制的笼头驾驭观赏的马，并不一定能制服马，反而恰好束缚了自己的手。

译君主的数量极少，臣子的数量极多；以极少数驾驭多数，形势上就无法取胜。君主专门依靠权术，却想不用权术驾驭臣下，形势上就无法控制；君臣都依靠权术，那么人数极少的君主反而不便利。因此君主用礼来使唤臣下，臣下就用忠诚侍奉君主。晏平仲回答齐景公说：“君主如果抛弃礼，那么齐国五尺高的儿童都能胜过我晏婴，也能胜过君主。之所以能够使人服从，是因为有礼。”如今末世抛弃礼制，任用权术的君主，对于自身来说，难道不会连五尺高的儿童也胜不过吗？夏、商、周三代的灭亡，不是它们的法令灭亡了，而是驾驭法令的人不对。假如得到合适的人，王良、造父即使只有腐烂的绳索，也能驾驭奔驰的四马；伊尹、太公即使面对败坏的法令，也能驾驭强悍的百姓。假如不是合适的人，不遵循正确的道路，绳索即使坚固，马也必定逃脱；法令即使严明，百姓也必定反叛。万乘之主为什么要舍弃人才而专任法令呢？况且世上从来不是没有贤才，而是求贤的方法不合乎正道，所以常常遇不到贤才。姑且不论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圣明君主，任用贤才的功效，近处看齐桓公，他只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却还知道费力寻找人才，任用之后自己就安逸；他不因子纠是亲属而怀疑管仲，也没有忘记管仲曾射中衣带钩的怨恨，心胸开阔地把政务交给他，这不是很明智吗？九次会合诸侯，统一匡正天下，不是很荣耀吗？一再称管仲为仲父，不是很优厚吗？这和秦二世把石块悬挂起来、按时限批阅文书相比如何？秦二世越严密，天下越混乱；越勤劳处理，天下越反叛，终于被杀。由这两个人来看，优劣相差悬殊，存亡彼此相反，不是清清楚楚吗？君主无不希望安定长存而厌恶危险灭亡，无不希望荣耀安乐而厌恶劳苦耻辱。可是最终总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反而不能免除所厌恶的，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失去了正道。君主希望宫室高大华美，就一定悬重赏来求取良匠；内不因亲戚而徇私，外不因疏远而遗漏，必定得到合适的人然后交给他办理，所以宫室高大华美，自己也能安逸享乐。至于寻求辅佐大臣，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公正呢？只是任用受宠的近臣，因此谋划国家还不如谋划自己的房舍，这是君主最大的祸患。让贤能的人办理事情，却和不肖之人商议；让有智慧的人谋划，却和愚昧之人决断；让品德修养高的人实行，却和邪恶之人疑虑；这又是君主所忧患的。奖赏贤才、任用能人，百姓就知道努力的方向；赏罚明确而坚定，百姓就不会偷懒苟且；兼具聪察、整齐明辨的品德，天下就会归附。然后明确职分，安排事业，公正之路就会打开，私下请托之门就会堵塞。这样，忠于公义的人得到进用，谄媚讨好的人受到抑制；虚伪的人退下，忠贞诚实的人兴起。从群臣以下直到平民，没有不先修养自己，然后才敢安于自己的职业；他们改变心意和思虑，返回端正诚实的本性，这就叫政治教化的极致。审察这一道理，明君应有的体制就完备了。（《群书治要》） 《臣》第二 凡是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四肢承托头部，耳目听从心的驱使；彼此都须臾不可分离，结合起来才成为一个身体，彼此配合之后才能实现治理。所以《虞书》说：“臣子是君主的股肱和耳目。”屠蒯也说：“你做君主的眼睛，就应当负责明察；你做君主的耳朵，就应当负责听闻。”既然这样，做君主的人怎么可以片刻没有臣子？做臣子的人怎么可以片刻没有君主？片刻没有君主，片刻没有臣子，就是片刻没有自身。所以下臣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而且要更加恭敬。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但彼此依赖还比不上身体和手足。身体和手足之间，可以说没有隔阂。然而圣人还要再加以督促，使这种关系达到极致，所以教化更加淳厚，恩义更加亲密，自然而然地让人察觉不到教化正在改变自己。奸人离间君臣，因此使臣下在下面自我怀疑，使君主在上面孤立无援；君臣互相猜疑，上下离心，这正是奸人用来劫持、杀害君主的资本。然而中等才智的君主，明察达不到治理教化的根源，又被似是而非的伪术说法所感动，所以防备得越严密，奸人反而越猖獗；这就像登高的人，越害怕越危险，越危险越容易坠落。哪里比得上早早离开邪僻的小路，走上大道呢？凡是士人束发、整饰衣冠，从家庭中立志，都是想用来侍奉君主。宗族称赞他孝，乡党称赞他悌；等到立志求学，便把自己托付给师友。老师重视他的义，朋友安于他的信；孝悌因而更加笃厚，信义又更加显著。用这些立身，用这些侍奉君主，何必等待法律制定后才感到安定呢？等到他成为臣子，凭才能取得职位，凭能力接受俸禄；不当面吹捧来求得亲近，不苟且讨好来勉强合群；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对上足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对下足以增加财富、使百姓富足；谋划事情不忘记君主，谋求自身发展不忘记国家；在内纠正君主的过错，在外宣扬君主的义德；不向下结党来蒙蔽上级，不向上附和来伤害下属；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赶紧实行，见到贤才就像容不下迟疑似的立即举荐；在朝廷内举荐人才不避亲戚，在朝廷外举荐人才不避仇敌；计算功劳、积累事业，却不期望回报；推荐贤人、提拔能者，却不求奖赏；在道路上不争论险易所带来的便利，遇到危难没有苟且逃避的心；自身可以被杀，操守却不可夺。这就是正直之臣用来辅佐贤明君主、取得天下太平功业的道路。如果君主明智而臣下昏暗，君主昏暗而臣下虚伪；有竭尽忠诚却不被信任的，有得到信任却不尽忠的；臣主的界限混乱，处在治乱之间，有的身穿粗布而怀抱美玉，等待时机；有的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以求保全自身；这样的情形哪里能够说得尽呢？因此古代能够保全道义的人，进用时就正直，退处时就委曲求全；正直时与世人共同享受自己的事业，委曲时则保全自身而归于道义；不以傲慢对待世俗来博取众人注目，不故意标榜高尚来求取名声，不苟且求得来偷取安逸，不苟且逃避来丧失羞耻。道德修养在乡里建立，却在朝廷败坏，可惜；修养已经有所成就，却在临终闭棺时败坏，也可惜。君子珍惜这两件事，因此有舍生取义，而没有求生来损害仁德；何况损害仁德来求取宠爱呢？所以孔子说：“用不义取得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如果智慧谋略足以谋划国家，忠贞足以使君主醒悟，公平足以使众人归心，温和足以使人服从；不诽谤毁坏别人来求得进用，不刻薄对待别人来为自己争取进入；不苟且容身来隐藏忠诚，不沉溺俸禄来损伤高尚操守。通达时就使上级体恤下属，困穷时就教导下属顺从上级。因此在上位任用他，百姓就安定；在下位推行他的道义，君主就尊贵；可以说进用时没有失去忠诚，退处时没有失去操行。这就是正直士人的道义，也是做臣子的体制。

译凡是取舍选择的祸患，在于见到可欲之物却不考虑失败，见到有利之处却不考虑危害，所以行动常常接近危险和耻辱。从前孙叔敖三次担任楚国令尹，心志却越来越谦卑；俸禄每增加一次，他的施舍就更加广博；地位越高，礼节越加恭敬。正考父弯腰快走，晏平仲辞去君主赐予的封邑；这些都是守住盈满而保持谦冲，是做臣子的体制。不忧虑君主不能在天下得到尊崇，却只忧虑自己不能富贵，这是古人所谓的庸人，也是今天所谓的显达之士；是小人所荣耀仰慕的，却是君子以为羞耻的。凡是臣子议论侍奉君主的道理，大体有四种：有贤主的臣子，有明主的臣子，有中主的臣子，有庸主的臣子。对上能尊崇君主，对下能统一百姓，事情来到就能应对，事情发生就能辨明，教化流布到下面，如同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这是贤主的臣子。内能使百姓统一，外能抵御祸难，百姓亲近他，士人信任他；自己的长处不因此违逆君主，自己的短处不以此邀功，这是明主的臣子。君主有错误的事情，能一心同力，相互进谏而纠正，来解除国家的大患，成就君主的大荣，这是中主的臣子。端正诚实而守法，一心侍奉君主；君主有错误，即使不能正面进谏，忧虑也表现在脸色上，这是庸主的臣子。用庸主的臣子侍奉贤主，事情就会顺利；用贤主的臣子侍奉庸主，就会遭祸。因此臣子所以成就自己的名声，都是根据君主的情况来行事。修养在于自己，而能否遇到合适的君主有时运限制，所以古人怀抱麒麟而哭泣。名声不可以靠虚伪取得，也不可以靠结党营私争取。因此君子致力于内在修养，却把名声让给外界评定；致力于自身积累，却总以不足自处。做臣子的人，难道不就像土地一样吗？万物承载在土地上，土地不推辞沉重；水沟污浊，土地不推辞处于低下；草木在土地上生长，土地也不据有自己的功劳。这就是成就功业却不居功，是做臣子的体制。如果处在大位，担负大事，在万乘之国承担重权，却一定想使身后没有祸患，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推举贤才、让能者居上，自己安然跟随其后；这样不做管仲，也可以做鲍叔。其次莫过于广泛树立人才并使他们一同进用；这样不做魏成子，也可以做翟璜。怎么会有堵塞君主视听、蒙蔽君主、专擅权力的祸害呢？这就是侍奉君主的道理，也是做臣子的体制。（《群书治要》） 《言》第三 士人修习学业，最高的境界在于不说话，其次没有什么比少说更好。谚语说：“让嘴像鼻子一样，直到老也不会失言。”（《白孔六帖》卷三十。《御览》卷三百六十七引杜恕论，应当属于《言》篇。） 《行》第四 所谓行为，就是举足所走的道路，是东西南北之间的取舍，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是吉凶荣辱的黑白。向南走就会错过北方，向东走就会错过西方；趋向利益就会失去成为君子的资格，趋向道义就不会成为小人。吉凶荣辱由什么产生，道义和利益就是它们的根本。因而君子谨慎对待取舍。（《群书治要》） 君子居住一定选择乡里，出游一定选择士人相交。（《意林》） 君子以正直的道路与世相处，小人以曲邪的行为求得容身；君子掩盖别人的过错来增长善行，小人毁坏别人的善行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君子宽待贤者、容纳众人，把这当作道义，小人窥伺揭发、心怀欺诈，把这当作智慧；君子从浅近的学问学起，却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小人以学习为可耻，以自己的无能为羞耻：这又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君子的内心有定见，谋划有操守；智慧不追求多，而致力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行为不追求多，而致力于审慎考察所走的道路；把道义安置在心中像本性一样自然，实行它唯恐赶不上。小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心不在道义的常理上，口中不说训诰之言；不选择贤者来托付自身，不努力实行来安定自己；随波转动像流水一样，不知道应当坚持什么：这又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君子养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真诚，是君子用来包容万物的东西。天不说话，人却推知它高；地不说话，人却推知它厚；四时不说话，人却按它们的规律等待时令；这都是因为至诚。真诚，是天地最大的定则，也是君子所应守持的。天地有纲纪，如果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君臣有道义，如果不真诚就不能相互对待；父子有礼，如果不真诚就会疏远；夫妻有恩爱，如果不真诚就会离散；交往有分别，如果不真诚就会断绝。用道义来回应合宜之事，曲折周全地体察事情的实情，难道不就是诚吗！（《群书治要》） 能够使鬼听从的是钱，能够使神感应的是诚。（《御览》卷八百三十六） 《政》第五 孔子说：“用德来治理政事。”又说：“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这样看来，德用于政治是最重要的，礼次之。德和礼，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工具吗？最高的治理是培养教化，使百姓每天迁善，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其次是使百姓彼此谦让，处在劳苦中也不怨恨；再次是端正法令，使百姓贪图赏赐而勉励行善，畏惧刑罚而不敢作恶。善于驾驭百姓的人，大概就像善于驾驭马一样。端正马的衔勒，整齐马的缰绳和鞭策，调均马的力量，调和马的心意，所以能够不使马疲劳而奔驰千里。善于驾驭百姓的人，使德礼统一，端正百官，调节民力，和顺民心，因此命令不必重复发布百姓就服从，刑罚不必使用天下就受到教化而得到治理。圣人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随同罪过而制定刑罚，而是因为重视防止祸乱产生的根源。因此至人的治理，是把国家安置在不可倾覆的地位，把政务积累在万全之处，把德行承载在不会停息的车上，把命令施行于不会枯竭的仓库，使百姓走上不相争的道路，开创能够必然取得成效的法则。（“处国”以下四十二字，依《意林》补入。）百姓有小罪，一定寻求其中的善意，以赦免他们的过错；百姓有大罪，一定追究事情的缘故，以仁德辅助教化。这样，上下就亲近而不离散，道德教化流通而不积滞。君子想使政令迅速实行，没有比用道来驾驭百姓更好的了。皋陶口吃却担任大理，难道不贵在他说话吗？师旷眼盲却担任太宰，难道不贵在他的见识吗？真正可贵的是神妙的教化。因此圣王戴冕，前面悬垂的旒，是为了遮蔽视线；用黄绵充塞耳朵，是为了遮掩听力。看看那种使弊俗变得偷薄的政治，广泛使用耳目来逞强聪明，设置疑伏来刺探民情，这就是用军政式的手段来俘获百姓，却还希望百姓信任归向他，岂不是不懂得君民之间的分际吗？广泛使用耳目来逞强聪明，设置疑伏来探察民情，这就是用军政式的手段来控制百姓，却还希望百姓信任归向他，可以说是不懂得君民之间的分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