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八◎仲长统（二）

译卷八十八 ◎仲长统（二） ◇《昌言上》谨按：《隋志》把它列在杂家，称‘《仲长子昌言》十卷，目录一卷，汉尚书郎仲长统撰’。《旧唐志》作十卷，《新唐志》把它移入儒家，也作十卷。《崇文总目》说：‘现在保存的有十五篇，分为两卷，其余全都亡佚。’《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中有两卷。它的刻本只见于明代胡维新《两京遗编》，其中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归有光《诸子汇函》中有《理乱》《损益》两篇，都出自本传，没有增加内容，因此北宋的十五篇本又重新散失了。现在从《群书治要》中辑出九篇，再加上本传中的三篇，按照《意林》的次序编排，摘取各书所引的文字，补正脱漏和讹误，定为两卷。其中遗文和残句，原来的次序已经无法考知，依照各书出现的先后附在末尾。本传说‘仲长统，山阳高平人，著论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如今搜辑所得才一万多字，亡佚的恐怕有十分之八九。而且《群书治要》所载又多有删节，文字断续、零散脱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其中陈述善道、指斥时弊的内容，恳切直截的诚意，以及奋发激越、震撼人心的气势，有些价值是不能磨灭的。缪熙伯把它比作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并不是过分赞誉它的美好。嘉庆二十年，太岁在乙亥，三月十五日。◇（篇名缺） 德教，是君主经常承担的职责，刑罚则作为辅助。古代圣明的帝王之所以能够亲近百姓，教训五伦，使万邦和睦，使百姓繁衍，使天地降下嘉祥、鬼神显现吉灵，实在是由于德教，而不是刑罚所造成的。至于改朝换代的时运，如果不通过征伐用兵，就不能成就安定国家的事业；奸邪盗贼成群，如果没有严刑峻法，就不能摧破他们的党羽。时势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也应当不同。教化以礼义为根本，礼义以典籍为基础。常道可以施行于百代，权宜之计只适用于一时。高辛氏以前，只听说有其人而没有见到他的书；唐、虞、夏、殷时期，只见到他们的书，却不能详知其事；周代以来，典籍就完备了。（‘高辛’以下三十二字，根据《意林》补入。）这些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所以制度不足，就无所依据而不能推行；礼制没有等级，就无法依照它施行；法令没有常规，就会使罗网遍布道路；教化不明确，士人和百姓就无所信从。无所依据便难以达到治理，无法施行便无从取正，罗网布满道路便无法逃避，士民无所信从便不知道自己的志向应当安定在哪里，这都不是治理之道。如果确实能使后来制定的制度，礼仪简明而容易使用，仪式简省而容易施行，法令明确而容易遵守，教令简约而容易服从；篇章已经确定，就不要再随意删改；仪制已经确定，就不要再反复变更；并且君主以至公之心临御天下，以至仁之心施政，始终如一地坚持德行，首先从自身做起。又使通晓治乱成败大体的人总揽纲纪，担任辅佐；让熟知农耕艰难的人亲自处理民事，施布恩惠利益；政权不被外戚之家分割，权力不进入宦官之门；下面没有侵害百姓的官吏，京师没有谄佞奸邪的臣子，那么天神可以降临，地祇可以出现。大治之后有容易转乱的百姓，是因为安宁无事，邪心便产生了。大乱之后有容易转治的形势，是因为人们受过祸灾创伤，乐于求得生存保全。刑罚繁多而混乱更加严重，是因为法网难以逃避，人们只求苟免而不知羞耻。教化兴盛而后来才使用刑罚，是因为仁义彼此激励，廉耻已经形成。在大乱之际任用宽厚的循吏，必然会有依仗仁恩而导致的失败；在清明安定的时代任用酷吏，必然会有残杀良民的祸害。这是治乱的大致规律。我有公心，士民就不敢只顾自己的私利；我有平等之心，士民就不敢采取险恶行为。我有节俭之心，士民就不敢放纵奢侈，这是亲身实践所能产生的效验。开通道路，修筑堤防；有人舍弃我的道路不走，越过我的堤防横行，这就是违背我的政令。告诫他而使他知道罪过，就可以让他日后悔改；告诫他却不知道罪过，就应当用明确的刑罚惩治。教导有道，禁止不义，并且亲自率先实行，这是德行高尚；自身不能率先实行，但能总括纲领使之施行，这是严明。把忠仁放在首位，用勤勉来守持它；成效即使较慢，也是君子的德行。用诡诈来控制下属，欺骗百姓来取得他们的心，即使有立成之功，也不是最高的德行所赞许的。（《群书治要》。） ◇《理乱篇》那些能够承当天命的豪杰，起初都没有拥有天下的资格。因为没有拥有天下的资格，所以争战的人竞相兴起。在这时，他们一起假借天威，诈称占据一方，带着甲兵同我较量才智，比较勇力同我争夺胜负；不知进退、迷惑误导天下的人，实在多得数不清。较量智谋的人都已穷尽，较量武力的人都已失败，形势不容他们再抗争，力量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低头系颈，接受我的拘束。那些人有的曾经是我的尊长，有的曾经与我身份相等，有的曾经使我成为臣仆或俘虏，有的曾经拘禁过我。他们当时显赫强盛，都在心里咒骂，盼望我不能成功，想以此实现自己从前的志向，难道肯把这样的处境当作终身的归宿吗？等到继承帝位的时候，民心已经安定。普天下的人依靠我而得以生养，依靠我而得到富贵，安居乐业，长久养育子孙，天下安乐，都归心于我。豪杰的争胜之心已经断绝，士民的志向已经安定，尊贵有了固定的家族，尊位归于一人。在这时，即使最愚笨的人处在这个位置上，也仍然能使恩德与天地相同，威势与鬼神相等。暴风和疾雷也不足以比拟他的愤怒；阳春时的甘雨也不足以形容他的恩泽；即使有数千个周公、孔子，也没有人再能同他争论圣德；即使有百万个孟贲、夏育，也没有人再能施展勇力。

译后世那些愚昧的君主，看见天下没有人敢违抗自己，便自以为像天地一样不可灭亡，于是放纵私人的嗜好（《意林》作‘情’），满足邪恶欲望，君臣公开淫乱，上下共同作恶。眼睛极尽观赏奇巧的景物，耳朵听尽郑、卫之声；入内便沉溺于妇人而不回头，出外便奔驰田猎而不归还。（‘而不反’‘而不还’六字，依据《意林》补。《意林》中‘耽’作‘骋’，‘猎’作‘弋’。）荒废各种政务，抛弃人才，放纵蔓延，没有止境。所信任宠爱的人，全是谄媚奉承、逢迎取悦之徒；所宠幸尊贵的人，全是后妃姬妾之家。让饿狼看守厨房，让饥虎放牧圈中的小猪，终于把天下的脂膏都搜刮殆尽，砍取活人的骨髓；怨恨和毒害使人无所安顿，祸乱一齐发生，中原骚扰不安，四方夷狄侵入反叛，国家像土崩瓦解一样，一天之内就覆亡了。从前把我哺育长大的子孙，如今全都成了喝我血的仇敌。等到时运转移、形势失去，仍然不知道醒悟，难道不是因为富贵使人生来变得不仁，沉溺其中而造成愚昧的疾病吗？（《意林》作‘命移运去’。） 国家的存亡因此交替，政治的治乱也由此循环往复，这是天道一贯如此的大规律。况且政治要取得治理，只是把一切事情一概处理罢了，并不能斟酌贤能与愚昧的区别，以开启盛衰变化的规律。时代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越来越远离古代，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朝兴起以来，彼此都成为编户齐民，却凭借财力而成为一方君长的人，世上不计其数。而清白高洁的人，只能独自在荆棘丛中受苦，对风俗没有任何增益或损害。豪强人家的房屋连接成栋，数以百计；肥沃田地遍布原野，奴婢成千上万，门客、依附者以万计。船只车辆和商贩遍布四方，囤积储藏的货物充满都城，奇珍宝物多到大屋都容纳不下；马、牛、羊、猪多到山谷也容纳不了。妖艳童子、美貌妾室充满华丽的内室；歌伎、乐工排列在深堂之中。宾客等候召见而不敢离开，车马交错而不敢进入。三牲的肉臭了不能吃，清醇的美酒坏了不能喝。斜眼一看，人们就跟随他目光所向；一喜一怒，人们就随从他的心意。这些都是公侯的极大享乐、君长的丰厚财产。只要能够运用智谋和欺诈，就可以得到这些；只要能够得到这些，人们也不认为这是罪过。源头一旦发出，便横向流淌，通路一经打开，就四面畅通了。要想让士人舍弃荣华享乐而居于贫困，抛弃放纵安逸而奔赴约束，谁肯这样做呢？乱世延续得长，教化之世持续得短。乱世中小人受到尊贵宠爱，君子困顿卑贱。当君子困顿卑贱时，即使仰望高天、俯视厚地，仍然担心遭受镇压的灾祸。到了清明之世，又使人陷入矫枉过正的规矩。老年人已经衰老，赶不上宽厚宽容的风俗；年轻人正当壮年，却又将困于衰乱时代。这就使奸人擅自享有无穷的福利，而善士背负不可赦免的罪过。只要眼睛能辨别颜色，耳朵能辨别声音，嘴能辨别滋味，身体能辨别寒暖，就都会把修身洁行看作忌讳和厌恶，设法运用智巧来躲避它，何况肯安然乐于其中呢？这就是后世君主一生的过错。过去春秋时期，是周氏的乱世；到了战国，情况更加严重。秦政乘着兼并天下的形势，放纵虎狼般的心肠，屠杀分裂天下，吞食活人，暴虐不止，于是招致楚汉用兵的苦难，比战国时更加严重。汉朝二百年后遭遇王莽之乱，计算其残害、夷灭、死亡的数量，又超过秦、项之时一倍。直到今天，著名的大都空虚而无人居住，方圆百里断绝而没有百姓的地方，多得数不过来。这又比王莽灭亡时更加严重了。可悲啊！不到五百年，大灾难发生了三次，中间的动乱还没有计算在内。局势变化而越来越猜忌，社会地位下降而更加残酷，照这样发展下去，难道会走向彻底灭亡吗？唉！不知道后世圣人要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种局面；也不知道上天如果要穷尽这种规律，究竟想把它推到什么地步呢？（本传。） ◇《损益篇》凡是有利于时势、便于事物的创制，都可以实行；事情有违背时宜的，法令有不合时势的，都可以改动。所以古代实行时有成效、如今施用却没有功效的，不能不改变；改变后反而不如以前、变更后造成许多失败的，也不能不恢复。汉朝刚兴起时，分封王子王弟，把士民的性命交给他们，把杀生予夺的权力授给他们。于是他们骄纵放逸，任意妄为，欲望永不满足；把百姓当作鱼肉，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报复杀戮，蒸煮骨血，以快自己的心意。上面有篡夺叛乱、图谋不轨的奸邪，下面有暴乱残害百姓的祸患。虽然也借助新近归附者的恩情，大概还是由于形势的发展使然。后来降低爵位、削减封地，逐步割夺，最终只剩下坐享俸禄而已。然而他们污秽的行为、淫乱昏昧的罪过，仍然很多。所以即使削弱他们的根本、减轻他们所受的恩义，他们尚且还凭借一时的尊贵，收取士民的财用；何况把权力完全交给他们，让他们专擅传给后嗣，难道可以任由他们鞭笞呵斥百姓，使一切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吗？当时政事衰败，风气将要改变，淳朴已经离去，智巧已经到来。突破礼制的防范、放纵于嗜欲的领域已经很久了，当然不能再把权柄交给他们，也不能把资财授给他们。因此收回他们世代相传的权力，考察他们纵横的势力；贤善的早日升用，不肖的早日罢免，这样下层土地上没有壅塞不得进用的人，朝廷中也没有专擅尊贵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是这种改革中可以顺利实行的有利措施。井田制改变以后，豪强之家经营财货，在州郡修建馆舍，田地连到邻国；自身没有半通青绶官印的任命，却私穿三辰龙章的服饰；不是编户中一伍之长，却拥有役使千户大邑的权力。他们的荣华享乐超过封君，势力与郡守县令相等；用财物行贿营求，犯法也不治罪，刺客和死士为他们拼命。以至于使那些力量弱、智谋少的人，遭受破坏和凌辱，死后无人收殓，含冤受屈、困苦不堪，也不敢自己申诉。这虽然也由于纲纪禁令疏漏，大概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没有限制。如今想张大太平的纲纪，建立至善教化的基础，调平百姓财产的多寡，端正风俗欲望的奢俭，若不是恢复井田制，实在没有别的途径。这是改革中有所失败、应当恢复的部分。废除肉刑后，刑罚轻重没有等级：罪至于死就只受髡刑、钳刑；罪至髡钳又只受缔笞。死者不能复生，而被髡的人对别人没有损害；髡刑不足以惩罚中等罪行，怎么能不最终判死刑呢？鸡狗偷窃、男女私奔、用酒食行贿、因错误造成伤害，这些都不该判死刑；杀死他们太重，髡刑又太轻。如果不设置与罪行相称的中等刑罚，法令怎么能不参差不齐，杀生判刑怎么能不出现过错呢？

译如今担心刑罚太轻、不足以惩恶，就假借藏匿财物来构成罪名，托称疾病来掩饰杀戮。这样刑法条文没有准则，名分和实际不相符合，恐怕不是帝王通行的法度、圣人的良好制度。有人说：‘刑罚超过罪恶而加在恶人身上，可以；若超过刑罚而加在善人身上，难道还能挽回吗？’回答说：‘如果从前的政治一直没有枉杀善人，那么有罪的人也不至于被处死，这是对杀人过于忍心，却对施刑过于不忍。如今应当使五刑各有等级，轻重各有定数，刑法条文有次序，罪名与事实相符合；除非杀人、叛乱以及残害鸟兽等行为极其严重，都不要杀死。继承周氏的秘典，继续吕侯的祥刑，这又是适合恢复的良法。’《易》说：‘阳有一个君位、两个臣位，这是君子的道路；阴有两个君位、一个臣位，这是小人的道路。’既然如此，少数者就是居于上位的人，多数者就是居于下位的人。一伍之长，只要才能足以统领一伍；一国之君，只要才能足以治理一国；天下之王，只要才能足以统治天下。愚者受智者役使，就像树枝依附树干，这是治理天下的常理。制定国家制度要按人分职，建立政务要按事分工；事务分得太远就难以安抚，事情归总过多就难以办好。把事务分配到远方州郡的县界（‘界’字依据《通典》补入）。有些地方彼此相距数百、上千里，虽然有许多山陵、洼地和沼泽，仍有可以居住、种植谷物的地方。而中原有十亩地共同种桑的逼迫，远州却有大片荒野和未开垦的田地；世代习俗安于故土，即使死也不迁移。君长不命令他们，谁能自行前往边远地区？也可以趁机把因犯罪而迁徙的人安置在那里，便于防守。（‘而诸夏’以下四十九字，依据《通典》补入。）应当重新制定辖境，使相距较远的地方不超过二百里。明确户籍册籍，以便相互核验；审定什伍编制，使彼此联系扶持；限制每户田地，以断绝兼并；确定五刑，以减少死亡；增加君长的权力，以兴起政治治理；重视农桑，以丰厚储积；除去末业，以专一根本产业；敦促教化，以改变性情；表彰德行，以激励风俗；考核才艺，以安排适当官职；选拔精悍之士，以训练军旅田猎；修整武器，以保存守御和作战能力；严明禁令，以防止僭越差错；信实地执行赏罚，以验证惩戒和劝勉；纠正游乐，以杜绝奸邪；考察奇巧刻削之事，以断绝烦扰暴虐。审慎办理这十六项，把它们作为政务，始终按常规掌握，按期限考核；即使天下安宁，也不要忽略懈怠；有事情发生时，不要仓促急迫。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这些制度。从前天下户数超过一千万，除去老弱，每户只算一名壮丁，也有一千万人。何况遗漏的很多，居住在汉地的蛮、夷、戎、狄还不包括在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壮丁十人中，必定有一个能够担任什伍之长；推算什长以上，便有一百万人。再从十人中选一人，就有足以担任佐史的人十万；再从十人中选一人，就有可以处在治理政务职位上的人一万。凭筋力任用的称为人，所以需要壮丁；凭才智任用的称为士，而士人以年长者为贵。按照这种制度任用天下人，仍然会有储备，怎么会担心人才不足呢？所以事物有不被征求，并不是没有事物的时代；士人有不被任用，并不是士人稀少的时代。这样以后，才可以顺应人的天性，穷究人事的道理，振兴废弛的事业，接续断绝的传统，收罗遗漏的人才，使天与人相互协调。有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想要除去烦琐、削减苛细，合并官署、减少职务，以无为来行事，以无事来处理事务；为什么您却说了这些话？’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三代就不值得效法，圣人也不值得师法了。君子运用法制而达到教化，小人运用法制而导致混乱。同样是法制，有的因此教化，有的因此混乱，关键在于施行方式不同。假如让豺狼牧养羊猪，让盗跖主持征税，国家昏乱，官吏放肆，那么还谈什么损益呢？人要等待君子出现才会得到教化治理，国家要有储积才没有忧患。’ 君子并不是亲自务农养蚕来求取衣食，储积也不是靠横征暴敛来取得富足。俸禄确实丰厚，剥削百姓、经商牟利的罪行才可以断绝；储积确实充足，兵乱、水旱灾害才不足以使人困苦。所以通过正当道路得到财物，百姓不认为奢侈；通过正当道路取得财物，百姓不认为劳苦。天灾流行时，打开仓库赈济借贷，不也是仁吗？衣食有余时，减少华丽物品的耗费而散发施舍，不也是义吗？君子居于职位，是士民的长官，本来就应该有厚重的肉食、成匹的丝帛，乘朱轮、驾四马。如今反而说住简陋房屋的人高尚，吃藿叶的人清廉，既违背天地赋予人的本性，又造成虚伪的名声，使小聪明的人占据高位，众多政绩不能全部兴盛，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得到拘谨清白之名而失去才能，并不是建立功业的实际；因为廉洁而被举荐、因为贪污而被罢免，也不是士君子的志向。选用人才一定要取善士。善士中富裕的少而贫困的多，俸禄不足以供养自己，怎么能不稍微经营私门呢？随后又治他的罪，这是设下机关陷阱来等待天下君子。盗贼、凶荒在九州轮番发生，饥荒突然到来，军队仓促出动；横征暴敛使弱者受害，削减夺取官吏俸禄，所能依靠的很少，所能征取的又微薄，万里之内悬隔困乏，首尾不能救济；徭役一齐兴起，农桑失去本业，百姓对着苍天呼号，贫穷者辗转死于沟壑。如今按照肥沃土地的平均产量，计算农作物的收入，规定每亩收三斛，每斛取一斗作为税收，并不算多。一年之间，就有数年的储备；即使兴起非法劳役，放纵奢侈欲望，广泛施行宠幸赏赐，仍然不能耗尽它。不遵循古法，谋求轻税；等到一方有警、一面遭灾，不到三年，核算便出现亏空，只能坐看战士吃粗劣食物，站望饿死者遍布道路，这样怎么能替君主实行这种政令呢？二十税一，已经称作貊，何况三十税一呢？削薄官吏俸禄来充实军费，是因为秦朝征讨诸侯，后来又接连征伐四夷；汉朝承继了这种做法，最终没有改革，因此危害国家、扰乱家庭，原因就在这里。如今田地没有固定主人，百姓没有固定居所，官吏每天领取禀食，俸禄等级也没有确定。可以制定法制，划定统一的科条；租税定为十分之一，徭役赋税依旧。现在土地广阔而百姓稀少，中等土地尚未开垦；即使如此，也应当限制大家豪强，不让他们超过制度。凡是土地上有草木的，都称为官田；只要有力量从事农事，就允许接受耕种。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取得土地，后来一定会产生奸弊。（本传。） ◇《法诫篇》

译《周礼》所说的六典中，冢宰辅佐周王治理天下。春秋时期，诸侯中凡是德行显著的，都是由一位卿主持政务。到了战国时期，也都如此。秦兼并天下后，设置丞相，又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辅佐。自汉高帝直到孝成帝，因循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许多人一直任职到终身。汉朝的隆盛，正是由于这种制度。任用一个人，政权就专一；任用几个人，彼此就会倚赖。政权专一就能和谐，彼此倚赖就会产生乖违。和谐是太平兴起的原因，乖违是荒乱发生的原因。光武皇帝恼怒历代失去权柄，愤恨强臣窃取政命，纠正偏枉却矫枉过正，不把政务交给下属。虽然设置了三公，政事却都归于台阁。从此以后，三公的职务只是充数而已；但政事治理不好，仍然要加以谴责。后来权力转移到外戚之家，恩宠施及近幸宦官；亲近他们的党羽，任用他们的私人，内则充斥京师，外则分布各郡；颠倒贤能与愚劣，买卖选举之权；让疲弱无能的人守卫边境，让贪婪残暴的人治理百姓；扰乱百姓，激怒四方夷狄，招致叛乱，天下于是陷入动乱和困苦。怨气一齐发作，阴阳失去调和，日月星三光亏损，怪异之事屡屡出现，虫螟吞食庄稼，水旱成为灾害。这些全都是外戚和宦官之臣造成的。他们反而把罪责推给三公，以至于三公被处死或免职，这实在足以使人仰天呼号、哀哭泣血了。再说，后世选任三公，专门以清白应对、谨慎小心、因循常规和沿袭旧习为标准。这不过是妇女所遵守的拘束，乡曲中的普通人罢了，哪里足以担任这样的职位呢？形势既然如此，选任标准又是这样，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百姓增加政绩，不是相距太远了吗？从前汉文帝对于邓通，可以说是极为宠爱，但仍然成全并申明了申屠嘉的意志。既然任用三公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又何必忧虑身边的小臣呢？至于近世，外戚和宦官请托不成、心意不满，立即就能把人陷入无法预料的灾祸，哪里还能够弹劾纠正他们呢？从前任用的权重而责罚较轻，现在任用的权轻而责罚却重。从前贾谊感慨绛侯周勃所受的困辱，于是陈述大臣应有的廉耻界限，开启了自我裁抑的端绪。从此以后，竟然形成了习俗。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一生下来就见到这种情形，习惯于它的常态，竟没有一个人醒悟。唉，真可悲啊！左手掌握天下的地图，右手却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知道这是困难的，何况明智的君子呢？光武帝削弱了三公的权重，到了今天反而更加厉害；不借助后党的权力，历经几代也不能实行，大概是由于亲疏关系的势力不同。母后所属的党羽和身边近臣具有这种极其亲近的势势力，所以他们的显贵和任用能够延续万世。从来都是这样失败，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这种情况，却没有人以此为鉴，也实在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由他总揽政务。假如把政务交给三公，就应当分别授予职任并责成他们完成。主持政务的人，不应当同皇帝结为婚姻；与皇帝结为婚姻的人，也不应当让他主持政务。这样一来，在位者使百姓困苦，任用失去贤才，百姓不得安宁，争讼不止，天地多有变异，人物多现妖异，然后才可以把这些罪责分担给他们。有人说：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了。回答说：真正的人才实在难得，何必嫌权力太重呢？从前霍禹、窦宪、邓骘、梁冀这类人，凭借外戚的权势掌握国家大权；等到他们被诛杀，只需一道诏书，第二天早晨就能决定，何必害怕权力太重呢？如今国家把神明般的权力泄漏给近幸，把重大的权柄交给妇人一党，计算十代，其中有八九代都会如此。不责怪这种情况，反而怀疑另一种情况，岂不是太诡异了吗？（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