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八◎贺循

译卷八十八 ◎贺循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是吴国中书令贺劭的儿子。太康年间，国相丁[缺字]请他担任五官掾，刺史稽喜举荐他为秀才，授任阳羡令；后来任武康令。惠帝时，征召补任太子舍人。赵王司马伦篡位后，转任侍御史，以疾病为由辞职离去；后来授任南中郎长史，没有就任。元帝承制时，任命他为军谘祭酒；建武初年授任太常；元帝即位后，授任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大兴二年去世，追赠司空，谥号穆。有《丧服谱》一卷、《丧服要记》十卷，文集二十卷。《上表言车骑大将军未葬不应作鼓吹》鼓吹的兴起，虽然本来是军队凯旋时的音乐，带有金属和兵革的声音，在宫廷中用来彰显重大节庆，以此作为盛大的礼乐，实际上与一般的乐舞相同。考察礼制，对于尊贵的大臣，在卒哭以前不举乐；如今车骑大将军还没有下葬，不应当演奏鼓吹。（《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上言诸经宜分置博士》尚书台奉行符令，规定每部经书设置博士一人。又因多次变故、历经年代，儒学衰落，能够兼通经义的学者很少；而《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归纳的义理却不同。自前代的通儒以来，还没有能够兼通三传、同时辨明得失并加以学习的人。何况如今学术和义理非常衰颓，不可以让一个人总管所有经书。现在应当为《周礼》《仪礼》两部经书设置博士二人，为《春秋》三传设置博士三人，其余经书各设置一人，共八人。（《通典》卷五十三） 《上尚书定父子生离服制》父母双亲活着却与子女分离，生死吉凶尚未分明；如果服丧，凶事又没有确实依据；如果按吉礼行事，又仿佛认定亲人已经不在。心中忧伤而居丧守素，这大概出于人情，不是官府制度所能裁定的。右丞蔡谟所说的《奔丧礼》中，有除去丧服以后才归家的说法，却没有为奔丧而除服的文字。应当申明此事，下达告示。如果只依据东关之事作为判例，那不是圣人所实行的礼制，恐怕不足以消除疑惑。（《通典》卷九十八） 礼书所说奔丧、除服以后才归家，是指丧事和葬礼已经按礼完成，只是受到君命限制的人；如果尸体和神灵没有收殓，葬礼没有完成，那么无论在家还是在远方，都不能除去丧服。何况有时必须寻找尸体，等到丧礼因自己而完成呢？如果引用这种说法作为依据，还不足以使人心服。只是因为灾祸尚未平息，不可能终身服丧，所以随时制定制度，在义理上作出裁断，使人依照东阙的旧例办理。大将军上奏的意见，我认为可以听从。（《通典》卷九十八，贺循再次提出的议论） 《答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魏氏增删汉代乐章，把它作为一代的礼制；但不知道大晋的乐名为什么不同。遭逢丧乱，旧有典制已经不存在了。然而这些乐曲都是用钟律调和，以五声修饰，配以歌词歌咏，列于舞队演奏；宫县悬挂在堂下，琴瑟陈列在堂上；八音交替演奏，雅乐一同奏起；登歌、下管各有固定的歌辞，这是周人的旧制。自汉代以来，都依照仿效这种礼制，只是自己创作新诗而已。旧都已经荒废，旧乐如今也已散失，音韵和曲调转折又没有人能够辨识，所以现在很难凭臆测说明。（《宋书·乐志》一。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令太常说明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复。） 《答尚书符问藉田应躬祠先农下》汉代仪制中没有这项规定，只有至尊应当亲自祭祀的文字。既然如此，那么《周礼》说君王祭祀四望时戴毳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时戴[缺字]冕，这也足以说明不能说没有亲自祭祀的义理。应当制定两份仪注。（《晋书·礼志》上） 《颍川豫章庙主不毁议》按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嗣，不能因为承继关系而代替世代次序。殷代盘庚没有把阳甲列入宗庙世次，汉代光武帝没有承继成帝，另立庙寝，让臣下祭祀他们；这是前代明确的典制，也是承继关系中明白的义理。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统绪；弟弟不作为兄长的后嗣，那么怀帝应当向上承继世祖，而不承继惠帝，应当与殷代不承阳甲、汉代不承成帝相同。议论者认为怀帝圣德深远，不宜立即改变旧制。像这样处理礼制，是贯通各方面而尚未有人论及的。因此惠帝仍在太庙，怀帝又进入太庙，神位数目就超过八位。超过八位的礼制，是由于惠帝没有迁出，并不是应当迁移上祖。下代升入之后，上代才迁移；迁毁必须与世代相对，不能相互混淆。从来没有下代上升一世，而上代毁去二世的。惠、怀二帝都继承世祖，兄弟旁亲同属一世；却向上毁去两代，等于一世之内两次迁毁。如今因为惠帝去世已经毁去豫章，又因为怀帝入庙再毁去颍川，这样就是一世两次迁迁，祖位横向断裂。按照古义寻求，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惠帝应当迁出，尚且不能轻率议定，何况可以轻易毁去一位祖先而没有义例吗？颍川既然没有可以毁去的道理，那么神位数目自然出现八位，这是有原因才形成的，并不是说八位是通常定数。既然有八位神主，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暂时安置一位。至尊对惠帝、怀帝来说都是兄弟，向上继承世祖而不继承这两位帝，那么这两位帝的神主按理就应当分别迁出，而不是让宗庙中永远有八室。又武帝初建太庙时，正式神主只有七位，而杨元后的神主也曾暂时另立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庙八室中告祭世祖的谥号，这说明只要有八位神主，就不必拘泥于七室的旧例。又有议论者认为景帝已经在庙中，所以惠帝、怀帝也应依照同一例处理。景帝有盛大的德行和开创功勋，是王业根基的建立者，义理上应列入祖宗，百世不毁，所以特意留在本庙；而且世代相近，神位数目能够相容，安置其神主而已，并没有逼近上祖。等到王氏宗庙的昭穆世代达到满数，最终仍应另立别庙。拿今天的情况相比，轻重的义理既不相同，而且七庙所代表的是七世亲属；昭穆是父子的位置。如果一遇兄弟旁支达到满数，就动辄毁去上祖，那么祖位便会空悬，世代数目也不足，哪里还能凑足三昭三穆和太祖之庙而成为七庙呢？如今七庙的义理出自王氏。从祢以上直到高祖，是有亲服关系的四世宗庙；高祖以上又有第五世、第六世没有服制的祖先，所以设置三昭三穆，加上太祖而成为七庙。因此世祖确定郊祀和宗庙礼制时，京兆、颍川是曾祖、高祖的亲属，豫章是第五世，征西是第六世，正是为了符合这一义理。如今至尊承继统绪，也应当有第五世、第六世的祖先；豫章是第六世，颍川是第五世，都不应毁去。现在既说先毁豫章，又要再次毁去颍川，这样宗庙中的亲属就只剩高祖以下，再没有高祖以上两世的祖先；按照王氏的礼义，三昭三穆中有两位缺失，完全不是宗庙根本所依据的制度，也违背世祖祭祀征西、豫章的本意；对于一代所确定的礼制，缺漏实在不少。（《晋书·贺循传》） （见《晋书·贺循传》） 《追尊琅邪恭王为皇考议》考察礼制，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来加尊父亲。（《晋书·贺循传》）

译礼典的义理是，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来提高父亲的称号。（《宋书·礼志》四） 《追谥周处议》周处品德清正端方，才干器量出众；历任四郡太守，安抚百姓，建立政绩；入朝统领百官，坚贞守节不屈；在军旅中献身，面临危难能够献出生命。这些都是忠臣贤人的丰功实绩，是刚烈之士的高远节操。考察《谥法》，守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晋书·周处传》） 《广昌乡君丧停冬至小会议》考察古代，臣下的道义很重；即使按照尊贵君主的礼义而降等无服，在三个月之内，仍然要穿着丧服居丧，不参与吉庆之事。所以《春秋》记载晋国大夫智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就奏乐，杜蒉对此加以讥刺。咸宁诏书应当把这件事制定为固定制度。《丁潭为琅邪王裒终丧议》礼制规定，天子和诸侯都以最尊贵的身份统治人民，上下的义理、君臣的礼制，自古以来是一致的。因此礼制隆盛时便一并保全其尊重，礼制减杀时便随着等级降低。《春秋》中的事例表明，天子、诸侯都不实行三年丧。至于臣下为君主服丧，也应当以君主的期限为节制；从来没有君主已经除服而臣下还服丧，或者君主仍在服丧而臣下已经除服的道理。如今法令规定，诸侯、卿相及官属为君主服斩衰，既已下葬便除服。从法令文字来看，显然可以知道诸侯的三年丧不能与天子的丧制相同。君主如果坚持服丧，那么臣子在轻重关系上便没有应当除服的；如果应该全部除服，也没有让一个人独自加重服制的条文。礼制有代理主持丧事的人，却没有代理承担重服的人，所以大功亲属中丧主去世时，必须替他举行再祭、练祭、祥祭，因为大功服制的主人本来是服三年丧的人。假如认为诸侯与天子实行相同的制度，那么国家有继承君位的王，当然不能完全服丧；而君主居丧时，穿素服主持祭祀，三年内不办理吉庆之事，这是为了尊重法令制度。若应当追溯三代，命令恢复旧典，不依照现行法令，那么侯爵服制的贵贱也应一律相同，也不能只规定某一个人。（《晋书·丁潭传》。丁潭任琅邪王裒的郎中令，裒去世后，丁潭上书请求服满丧期，贺循提出此议。） 《嗣新蔡王滔不得还嗣章武议》章武国和新蔡国都承继同一国家延续不绝的统绪，按义理不能废弃本宗，反而先后承继旁亲。考察王滔既然已经奉命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必须等到兄弟不再存在、本国永远断绝之后，才能返回承继生父一系。如今他的兄弟还在远方，不能说已经没有兄弟；道路虽然阻隔，却也不是绝域。况且鲜卑接受命令，使者往来不断。应当下诏辽东，依照刘群、卢谌等人的先例，遣送王滔回来，继承本封。我认为王滔现在不能立即舍弃离开他所承继的宗支。（《晋书·河间王洪传》。洛阳陷落后，章武王司马混的几个儿子都陷于胡地，小儿子王滔起初承嗣新蔡王司马确，也和他的兄长一同陷没，后来得以南还，却与新蔡太妃不和。太兴二年，他上疏说兄弟都陷没在辽东，章武国已经断绝，应当归还生父一系。太妃上诉，事情交给太常处理，太常贺循提出此议。） 《弟兄不合继位昭穆议》建武年间，尚书台符令说：武皇帝去世，迁移征西府君；惠皇帝去世，迁移章郡府君；怀帝入庙时，应当迁移颍川府君。贺循议论说：古代的帝王各有不同的宗庙，庙中设置室，是用来象征帝王平常居住的地方；从来没有两位帝王共同居处一室的道理。像惠帝、怀帝二位君主，兄弟处于同一世代，在[缺字]、[缺字]的礼仪中，他们在太祖庙相会，自然应当同列而分坐，以端正昭穆。至于平常居住的庙室，不能因为尊卑的分别而混处；按义理说不可亵渎。过去鲁国夏父弗忌把僖公的神位升到闵公之上，《春秋》称之为逆祀。僖公是闵公的庶兄，但闵公先即位，曾经是僖公的君主，所以《左氏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怀帝在惠帝在位时，长期居于藩国，这是君臣的名分；后来成为东宫太子，是父子的义理。即使二人同属昭穆，尊卑之分也与闵、僖没有不同；让他们共处一室，便是亵渎，不合区别尊卑的礼制。按照古义来论，我认为未必应当如有关官署所列：惠帝去世时，应当已经迁移章郡府君；又因为怀帝入庙，应当迁移颍川府君。这是两位兄弟帝王各自迁移一位祖先。又，神主交替毁迁，是以世代为正；下代升入，上代便逐渐迁移，这是世代次序的义理。如果兄弟相互承代，便共同属于一代，昭穆位置相同，不能同时毁去两座庙，这是礼制的常例。又如殷代盘庚，没有把阳甲列入宗庙世次，而是向上承继先君，是因为弟弟不承继兄长。既然不是所承继的对象，就应当另立宗庙。由此说来，惠帝应当另立宗庙，上祖应当一并迁移。所以汉代光武帝不进入成帝的宗庙，而向上承继元帝，义理正取自这一点。如今惠帝、怀帝都不得不进入太庙。颍川尚未迁移，现有神位便剩下八位。这不是祭祀的常制，不能在七室之外假设一位神位。（《通典》卷五十一） 《又议》殷人有六座宗庙，假如连续有四兄弟承袭做君主，难道就应当向上毁去四座宗庙吗？如果这样，四代亲属便全部断尽，再没有祖、祢的神主了。又考察《殷纪》，从成汤以下到帝乙，父子兄弟相继为君，共有十二代，而作为正统世代的只有六代。《易·乾凿度》说：“殷帝乙，是第六代君王。”由此说来，显然不能把兄弟列为正统世代来计算。（《通典》卷五十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遭难未葬入庙议》怀帝的灵柩尚未返回，又遭逢时局变故，事情异常艰难，不能用通常礼制拘束自己。应当根据时势把他的神主安置入太庙，修行祭祀之礼。（《通典》卷五十一。怀帝蒙受国难，死于平阳，灵柩尚未返回京师。元帝建立宗庙时，想把怀帝迁入庙中；丧期已经超过三年，太常贺循提出此议。） 《在丧者不祭议》《礼》说，正在服丧的人不举行祭祀，因为祭祀属于吉事。这一道理不只适用于活人，也适用于祖、祢之情：他们同样有哀戚之情，所以说，对死者没有服丧关系才可以祭祀。如今有人正在服丧，却照常举行祭祀，使吉事和凶事相互冲犯，这不是礼制的本意。（《通典》卷五十二） 《出後子为本亲服议》考察《丧服制》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对于本生兄弟降一等服丧；本生兄弟对他也相应降一等。对于所承继之人的子女和兄弟，应当如同自己的子女和兄弟。”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作为后嗣的人及其子孙，都应当按本生亲属关系来降服等级。我对此心中很不安。

译有人问：“所谓嫡子不能作为别人的后嗣，只是说自己的嫡子不能出继给别人，应当由支子出继罢了。没有明确说明作为后嗣者的儿子被舍弃本亲，怎么能说他不能作为别人的后嗣呢？”回答说：“五服的制度，其中亲属关系有六类：一是脱离本来的世系，以名分来确定正统。名分确定，男女就有区别，尊卑上下也不违乱。如果只是借用称号，权势就轻；用名分确定他，统绪就尊。所以说，有嫡子就没有嫡孙。为什么说没有？正是因为不能给他这个名分。不能给他名分，服制就降低；如果给他名分，服制就加重。这里所谓有无、尊卑的适宜，正是作为后嗣者嫡庶关系的原则。至于庶子作为后嗣，称其名而不说孝，穿[服制字疑]服而祭祀，是因为他心中还存有二心，不能专一。他的儿子则确定名分，安置在宗庙中，是认为对方的亲情可以由制度约束，这一道理应当[字疑]。这难道不是顾念本亲已有界限，同时使统绪承继也有节制吗？”又有人问：“所继承的亲属在五服之外，父亲为他服周年之丧，而自己却没有服，这会使亲戚之恩疏远，不是先圣的意思吧。”回答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礼有节制和权变，恩与义相互顾全；对于生身父母，没有断绝亲情的道理，其余关系都应当权宜制定。最初出继的人，离开至亲身边，成为别宗的后代，失去晨昏定省的欢聚，废弃终身奉养之道，父母顾念抚养的恩德无从报答，深重无极的亲情也无法伸展；道义上虽遵从出继，恩情实际上却比本亲降低了，所以有降低一等的差别。” 如果能够专心承继所后之宗，作为后嗣者的儿子在上面有所承继，如今便与所后之家同室而亲密；回顾本亲，却属于不同门户而疏远。如果因为父亲的服制就一概让他承继，甚至生身父亲来不及为祖父母及各位兄弟服丧，父亲却有重服，而自己反而无服。出母服齐衰还要执杖，她的儿子又不随从服丧。如今出继者对父母只服不杖周年之服，恐怕他的儿子不能反而服更重的丧服。礼制如果过于繁琐，就应约略取其通达。因此，作为后嗣者的儿子、出母的孙子，其礼制有所缺略而没有记载。出生在别国，父亲为之服丧而自己不服，其中的义理幽微却必定有其彰明之处；既然不疑惑于父亲对出母的服制，为什么偏偏对别宗祖先的关系迟疑不决呢？丧服降低等级，有四种：君、大夫因尊贵而降服，公子、大夫之子因受尊者压制而降服，公的兄弟因旁系尊亲而降服，作为别人后嗣者以及出嫁女子因出嫁离家而降服。这四种降服的名目，都只止于本人一身。出嫁者的儿子，难道应当独独因为要传代而称为出嫁者吗？他生长在外，不能说是出嫁。犹如继父从未与他同居，也不能因此说他是异姓。况且父亲难道还要报答出嫁的儿子吗？实在是把疏远的关系又强行密合了。儿子把父亲看作旁系尊亲，就知道自己的上天般的尊亲在这里。最初出继时亲情深厚，所以不夺去他对本亲的亲情，只对他的服制降一等；承继出继者的后代，义理渐渐轻疏，便断绝对本亲的恩情。断绝对本亲的恩情，是为了使他的心专一；心专一，所继承的宗亲就亲近；所继承的宗亲亲近，祭祀就恭敬；祭祀恭敬，宗庙就庄严；宗庙庄严，社稷就受到尊重；尊重社稷，就能使百姓受到尊重；使一身齐整，就能整肃家道：这大概就是圣人的本意吧。（《通典》卷九十六） 师生之间相互服丧的议论 按照朋友的礼节办理。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出行，也仍然要缠丧带，这是为了尊敬老师。考察《礼记》说：“孔子去世时，门人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老师为颜回服丧，好像死了儿子，却没有丧服。请允许我们为老师服丧，如同父亲去世，却不穿正式丧服。’于是门人在墓地搭庐守丧，心中服丧三年。”大概是因为师徒之恩很重。所谓无服，是说没有正式丧服。孔子去世时，诸位弟子都缠丧带出行。注说：“这是为老师服丧。”既然如此，凡是吊丧时加缠麻带的人，出行时就应当改换服装。（《通典》卷一百一） 琅邪世子谥号的议论 谥号，是用来标明功绩和德行的名目。所以古代凡是尚未达到成人年龄、名分和地位尚未完备的人，都不制定谥号。因此，周灵王的太子聪明睿智，年龄已经超过成童，死后仍然没有谥号。《春秋》中诸侯即位的当年称为“子”，过了一年才称为“君”。称“子”时去世的，都没有谥号，因为名分尚未确立；尚未成为国君，既没有国君的谥号，当时又只称“子”，也没有“子”的谥号，这说明两者都不具备条件。只有晋国的申生，因为仁孝而遭遇命运不幸，年龄已经成年，晋人哀悼他，所以特意为他制定谥号；其他诸国没有这样的先例。到了汉代，虽然遵循这一义理，却比古礼有所超越，但也还没有为尚未过即位年限的君主立谥号。殇帝、冲帝都是过了一年才立谥号。考察哀帝、冲帝的太孙，都是在幼年立谥号，不一定依照古礼。然而他们都已经即位临政，名分已正并承担尊位，与群臣确定了君臣关系，尊贵的身份已经形成，礼体也已完备，事情没有什么亏屈之处。况且天下的名分极其重要，对尊贵身份的体现也应当采用特殊礼制，所以随时制定制度，便有立谥号的事情。琅邪世子虽然在尊位之上确属嫡长，生来完全尊贵，这只能适合用来彰明嫡统的道理，还不足以作为确定谥号的依据。（《通典》卷一百四。琅邪世子未满周岁便去世，大司农上表说“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应谥为哀愍”，太常贺循等人如此议论。） 笺 日日夜夜忧愁思念，慷慨激愤而发怒。（《文选·齐安陆王碑》注引臧荣绪《晋书》） 答虞预书，论杨方 这个年轻人开朗拔俗而有志向，只是思想和言论与平庸鄙陋的人不同罢了，没想到他的才华竟然这样卓异。他的文章很有奇特的才分，如果真是出自自己的胸臆，那就是全国所推重的人才，哪里只是牧童樵夫中的佼佼者呢！听说他处在旧日朋党之中，却喜欢采取谦逊冲和的行为，这也是立身处世的一个方面。然而世道衰败、正道丧失，人物凋零衰敝；每当听说一个普通人有向往大道的志向，我都对他寄予希望并为之祈愿。像杨方这样的人，正是荒芜田野中特别出众的禾苗，盐碱地里优良的稻秀，资质已经很好，只是所受浸染还不够；移植到肥沃土壤中，必定能长成佳谷。您的才华是当世英杰，地位位居朝廷上卿，等到道德隆盛、教化建立之后，才是真正尊贵。过去许子将从商贩中拔擢樊仲昭，郭林宗使魏德公在田野间成名。您若立志成就这样的事业，达到二位贤人的功业并不难。（《晋书·杨方传》：虞预把杨方所写的文章给贺循看，贺循回信如此。） 答王导书，论虞庙 汉光武帝在亲属关系上以元帝为父，所以在昭穆次序中便居于成帝的位置，并把成帝的神主迁到长安高庙。如今圣上与惠帝是兄弟，也应当居于惠帝的位置，而向上承继武帝。惠帝也应当另立庙，虞妃的庙位就应当依据这一点来确定。（《通典》卷四十七） 我认为，尊王已经正当地承当了上天所授的正统，却还没有完全达到帝王宫廷中最尊贵的称号。既然名号还没有达到极致，在礼制上就更为难办。有人说可以另立一庙，使进退都不违犯礼制。我认为，按照尊王所看重的意旨施行于今日，似乎可以这样办理。如果完全尊崇而使礼制周备，昭穆既然端正，就可以依从定位行事，也不必拘泥于小的区别。然而这不是通常的礼制，没有可供取法的准则；就名号说还不圆满，就礼制说又改变常规。我私下认为，戴氏所作的斟酌，在人情上还不妥当。（《通典》卷四十七）

译与王导书 “代祖武皇帝最初建成太庙时，当时已有七位正神的神主，又有杨元后的神主，当时也权宜另立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庙八室中向世祖报告谥号。”刁协考察认为，元皇后的神主安置在太庙东面的阴室中，并没有增立一室。（《通典》卷四十八） 答王导书 我认为应当到四位祖先的宗庙中报告，然后举行仪式。《蜀书》记载，刘先主最初受封为汉王时，群臣共同上奏他的功勋德行，接着拥立他即位。如今事情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个议论可以拿来相互参照。（《通典》卷五十五） 又答王导书 古代礼制以及汉代初年，都是每位帝王各有一座宗庙；即位这样的重大事情，要到太祖庙中谒见。所以晋文公到武宫朝拜，汉文帝到高庙致敬。到了光武帝以后，只有祖庙、宗庙两庙而已。祖宗两庙中，昭穆各在同一堂内分设不同的室。魏、晋沿袭这种制度，也只建立一座庙。这样一来，在一座庙中，只要神主尚未迁毁，恐怕遇到大事时，不能偏偏只向其中一部分报告。不过，关于太庙的正式议论人们还不清楚，我不敢断然主张一定依从古礼，只向宣帝一庙报告。人们的意思是，祖宗不止一位，而且太庙合在一起，这件事与古代不同，不能以古礼作为唯一裁断依据。（《通典》卷五十五） 答尚书符问 尚书发符询问太常贺循：“太庙的制度，面向南方有七室，面向北方的阴室又有七室。帝与后应当共同处在七室的坎中，还是应当另处阴室？”贺循上奏说：“谨按，后配享帝，尊位在帝之下，神主所居之处应与帝相同，都在太室。”（《通典》卷四十八） 贺循又考察说：“汉代的仪制把神主藏在室中西墙的壁龛里，距地六尺一寸；举行祭祀时，就在壁龛下面设置座位。礼制中所说天子的声音能够传达出去的地方，就是窗，指夹在门旁的窗。古代帝王各有不同的宗庙，如今共用一堂而分设各室，制度不同，因此疑心室门和窗也应有所不同。”又考察说：“古礼中，神主都装在石函里。其余荐献所用的席垫，文献没有完整记载。”（《通典》卷四十八） 答询问琅邪敬后改换神主事 琅邪王妃敬后先去世，后来琅邪王承继统绪，追加谥号并改换神主，于是询问贺循说：“琅邪典祠令孙文提出议论：‘使者奉着神主和册命到中阁，由宦官接受后带入内宫，改换后放入石函中。旧神主留在庙阁，新神主出庙时，由国官跪拜送行。’按照孙文的议论，就不是在行庙中接受册命了。”贺循回答说：“为敬后尊崇谥号，应当建立行庙。既然使用王后的称号，尊崇程度超过通常，轻重既然不同，礼制就应当有所改变；既已建立行庙，通常的神主就应当移出，安置在座位上。临到加授册命、追谥时，同时改换新神主，那么旧神主应当送回旧庙，埋在两阶之间。”（《通典》卷四十八） 答傅纯诘难 傅纯诘问说：“考察《杂记》原文，自己处在小功丧服期间可以加冠，处在大功丧服期间不可以加冠。郑氏说：‘自己服大功，卒哭以后可以加冠。’这和本文不同，为什么呢？又《要记》中没有见到自己加冠的条文，不知道自己加冠应当列在哪一条？”贺循回答说：“《礼》说‘大功、小功的末期’，可以加冠、婚娶；这是因为担心父亲为儿子加冠有所嫌疑，所以只施用于儿子，不施用于自己。所以下文说‘自己虽然服小功’，说明自己和儿子的情况也相同。既然相同，大功末期自己也可以加冠。按道理推求，本来就应当如此，并不是和本文不同。《要记》中没有写自己加冠，只是文字脱漏了。”（《通典》卷五十六） 答傅纯询问改葬服制 郑玄说“三个月”，是因为亲自看到了尸体和棺柩，所以用三个月来依次表达其余的怀念之情。但时间早晚不能限定，因此不列在三月一章中。王氏以虞祭完毕为除服的节点，而且没有正文依据；郑玄能够从重，所以《要记》采用了他的说法。答傅纯询问 傅纯问贺循说：“《要记》说：庶兄弟相继去世以后，各自成为一宗的祖先；由嫡子承继其正统，各自成为大宗。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别子为祖’。如此说来，别子有十个，岂不是就有十位宗祖了吗？可是母弟的后代偏偏没有大宗；母弟本来尊贵而后代反倒轻微，庶弟本来轻微而后代反倒尊贵，这是什么道理？又王氏认为别子为祖，那么诸侯的母弟就不全都成为祖了。杜氏认为是始封的君主，别子只有一人为祖。这两家的说法不同，希望听听您的解释。”回答说：“君主的母弟和众庶兄弟都是别子的后代，都可以成为大宗。你诘问说‘母弟的后代独自没有大宗’，不知道这个说法依据什么。按照我的定论，母弟成为宗子，不应当有疑问，那么所谓本来轻微而后来尊贵的诘难也就无从成立。又考察《礼》，所谓别子为祖，并不限定先后，这就是说每位公子的儿子都是别子。那么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族，都包括在内了。王氏、杜氏的意义不同，二位儒者都是博通之士，不应当有错误。或许他们所说的各有适用范围，只是我没有看到原文；以浅陋的见闻来看，似乎应当如上所说。”傅纯又问：“《大传》说：‘其士大夫之嫡，是公子宗族的原则。’请为我解释。”回答说：“所谓士大夫，是指庶兄弟中出仕而有官位的人；所谓士大夫的嫡子，是指公子的子孙。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别子为祖。大宗的道理也由此形成，所以又说这是公子宗族的原则。”（《通典》卷七十三） 请解释这一点。”回答说：“所谓士大夫，是指庶出兄弟所处的仕进职位。士大夫中的嫡系，是指公子的子孙；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别子为始祖。大宗的宗法之道也由此形成，所以又着重说明公子建立宗族的道理。”（《通典》七十三） 答庾亮询问 庾亮问贺循说：“考察礼制，宗子的服制世代相传而不迁改，是为了尊重其统绪。因此，祖宗正统不改变，本宗与支系的昭穆即使经历百代也不会混乱，这就是建立宗法的大旨。既然如此，士大夫以及所有从事典礼的人，服从宗子的原则也应当仿照这种制度了。然而礼制关于祖宗的文字，只记载诸侯别子的制度，却没有列出卿大夫的制度。不知道这是因为诸侯统治自己的族人，族人不能以诸侯为宗，所以关于祖宗的制度专门针对这种情况吗？还是因为卿大夫以下与自己的宗族没有君臣之间的悬殊关系，因此宗统自有固定的嫡长，服从宗子的制度也有成例，所以不必另行说明？或者是因为卿大夫地位较低，宗服的制度受到宗子压制，没有不迁改的服制，服制只计算五族，所以不再另行说明其义？如今既没有士大夫依照诸侯别子的明文，也没有看到规定不得立宗的确定制度；近来各家为宗嫡私下服丧时，没有服服制的人只制定缌麻，有服的人也不加重，我也不知道其中缘由。难道是因为他们并非世代受封、开国传家的家族，所以为了避嫌谦让，不敢私自加重宗子的服制吗？还是另有承传依据？希望您告知其中要旨。”

译回答说：“礼制中宗子的意义，是为了彰明本祖的正统，使百代的次序有条不紊。宗法的意义曲折而明确地记载出来的，多在别子一类，关于卿大夫的文字则没有详尽说明。服制方面的疑问，正如您所说。不过旧有的义理认为，即使不是别子，只要在本国起家而成为大夫，便可成为大宗；他的嫡子承继宗统，也百代不迁。《礼记·王制》说：‘大夫有三座庙，一昭一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三座。’郑君解释说：‘太祖，是别子中最初受爵位的人。即使不是别子，最初受爵位的人也一样。’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是在这个国家兴起，凭借盛德特别兴盛，成为一宗开端的人。这样的人，其宗统百代不迁，统辖族人、排列亲疏，族人服丧，也都应当如同别子之宗。又宗子的丧服，即使已经超出亲属范围，也都服齐衰三月。随着世代推移，礼制衰败，能够敦厚实行的人少了。吴地几乎没有这种服制，中原只服缌麻而不服齐衰。它流传至今的原因，是政教日渐衰微、人情逐渐轻慢，并不是因为大夫地位低下，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世代受封之家而有所避嫌。”（《通典》卷七十三） 答羊祖延询问 羊祖延问说：“外甥车骑将军的妻子，先遭遇车骑将军之丧，服斩衰；后来又遭遇母亲之丧，服齐衰。按照礼制，面对两种丧服时，服制是否应当有所变更？考察《曾子问》说：‘国君的丧事已经入殡，臣下又有父母之丧，回到家中，完成重大祭礼后立即前往。’是否应当依照这个规定？前往时穿什么服？在家中穿什么服？”贺彦先回答说：“《礼》规定，女子出嫁后，为丈夫服丧三年，而将为父母服丧降等。《传》说‘不能两次服斩衰’。既然不能两次服斩衰，就不能舍弃自己所重的服制而改服较轻的服制，这一点是明确的。国妃有为车骑将军服斩衰的服制，应当用它来包容母亲的齐衰服，没有同时穿两种丧服的道理。只有刚赶赴丧事时，可以先穿母亲初丧的服制，以表明对本亲的恩情；到了成服之日，就应当重新穿斩衰服，这是轻重有别的道理。又礼制说‘国君不压制臣下的丧服’，国君已经入殡，而臣下又有父母之丧，与国君同样服丧三年，所以有回家的道理；但又说有国君之丧的人，不敢私自服其他丧服，哪里还谈得上除去国君的丧服？由此说来，即使同时有君丧和父丧，在同时服丧时，也应以君丧为主，而不能把自己的私亲丧服看得更重。（《通典》卷九十七） 答韩虬询问 韩虬问贺循说：“考察傅纯询问郑氏改葬服三月之事，又讥刺王氏以虞祭完毕为节，说‘改葬者的神主已经在宗庙中很久了，不应再举行虞祭’。看府君的回答，只说应当服三月，认为王氏的说法短浅、郑氏的说法正确，却没有回答是否应当举行虞祭的问题。这样说来，到底应不应当举行虞祭？”贺循回答说：“凡是迁葬，必须先设祭告知墓中神灵，然后开挖坟墓；从旧墓到新墓，沿途都要设奠，就像将要下葬时朝拜宗庙的礼仪。对此确实也有疑问。既然已经在墓前设奠，就是为了完成迁葬之事，必然如此；这虽然不是正式的虞祭，却也近似虞祭的一部分，只是不能像通常的虞祭那样返回殡宫祭祀罢了。所以我并不十分非难王氏，只是不赞成因此立即除服。然而《礼》中没有明文，因此不明确说定。”（《通典》卷一百二）

译论防墓 “防”是旧墓，孔子下葬后又替他重新修筑坟墓，所以称为“修”，并不是说墓塌以后才修。坟墓刚修好就遭遇大雨，因此坍塌毁坏；既然坍塌毁坏，便令人忧伤痛惜，不应再修。所以说“不修墓”，是说由于自己修筑它，反而导致它倒塌毁坏。（《通典》卷一百三） 祭祀仪式 祭祀在四时之首以及腊日举行，一年共祭五次。将要祭祀时，前十日开始散斋，不亲近女色，不听音乐，不参加吊丧。前三日沐浴更衣，住在斋室中，不参与外事，不吃荤腥辛辣，安静心志、虚心守神，思念亲人在世时的情形；到了祭祀时，设置神位。祭牲方面，大夫用少牢，士用一头特豕。祭祀前一天晚上以及腊祭时，把鼎陈列在门外。主人到位，面向西站立。宗人袒露左臂，告知牲畜已充足。主人在门外观看宰杀，主妇在西堂下观看解割牲体。 在阼阶东南设置盥洗处，把酒醴陈列在房门旁。祭牲都分解成各个部位。天刚亮，设置几筵，面向东方作为神位。进献食物，然后祝告。祝告后斟酒。把酒奠下，拜礼；祝告完毕，再拜后退下，面向西站立。过了一会儿，再斟酒行酬。礼仪上，主人献酒一次完毕，拜谢并接受神的回酢；饮毕，再拜。主妇作亚献，进献枣和栗，接受回酢如同主人。接着由年长宾客作三献，也用燔肉相随，礼节如同主人。然后轮到兄弟献酒，开始进献俎肉和各种杂味。众宾客和兄弟互相酬酒，行一遍就停止。撤下神前的俎肉、羹和饭，作为宾客的食物；食物的种类同祭祀时一样。举行[祭仪字疑]完毕，再斟酒巡行一周，便停止。佐祭者撤下神的供馈，把它陈列在室内西北角，作为厌祭。陈设完毕，关闭窗户和门，宗人告知祭祀结束，宾客才退去。凡是第二天将要祭祀，今天晚上就要留宿宾客。祭祀当天，主人、众子孙、宗人、祝、史都到厅堂，面向西站立，以北面为上位。若有荐献新物，就在四时的仲月举行。大夫、士中有田地的，祭祀以后还要荐新；没有田地的，只荐新而不举行正式祭祀。礼制贵在尽心而不在财物，不崇尚勉强追求丰盛；贫穷而不能办备，也不必疑虑自己礼数降低。大夫可以降低到士的标准，士依照庶人的标准办理也可以。再有不足，吃豆饭、喝清水，只要足以表达敬意，也不妨碍孝道。（《通典》卷四十八） 宗法的意义 古代诸侯的别子，以及在本国兴起而成为大夫的人，都有百代祭祀他们，称为太祖。以太祖为始的世代，便成为大宗，因为这是宗法的根本正统。他的支子和旁系亲属不属于太祖的统绪，称为小宗。小宗的宗法传到五代就迁移。它作为宗子时，宗族中人奉事他，礼数超过通常；平时每件事都向他咨询报告，死后为他服齐衰，这是按照义理加重礼制。”又《丧服·要记》说：“公子的两个宗族，都只延续一代。庶兄弟相继去世以后，各自成为一宗的祖先。由嫡子承继其正统的，各自成为大宗，于是形成百代不迁的大宗。”（《通典》卷七十三） 宗法的意义 奉事宗子，礼数超过通常；平时每件事都要向他咨询报告。凡是向宗子报告的事项，宗内祭祀、嫁女、娶妻、死亡、生子、出行归来、改换姓名，都要报告。宗子按时祭祀时，宗族内男女都要会集；遇到丧事也一样。宗族内有吉事凶事，宗子也要率领全族前往效力。宗子按时祭祀时，要向同宗人告知；祭毕，全族会集到宗子家中，男子女子都按班次排列。宗子作为男主人，宗妇作为女主人，所以说“宗子即使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因为她要负责全族会集、整顿宗法。凡是报告生子的，宗子都要记录在宗族谱籍中。大宗没有后代，就由支子按照昭穆次序承继；后继宗子确立，宗法便得以保存，各项宗族事务也有了主持者。既然确立了主持者、保存了宗法，如果有人不服从，就会合聚宗族来议定对他的惩罚。宗族不能没有统绪，所以要立宗。宗子的地位确定后，通常的尊敬都归于他，这是治理亲亲关系的道理。因此，义理在根本上确定后，自然不会改变；名分存在于政治制度中，而不因承继者个人改变，这就是宗子的原则。所以，作为宗子的人即使只是普通才能，也应当辅助他、保护他，奉他为宗主。即使有才智高明的亲属、德行盛大的亲属、尊贵的父兄，也不能干预他的职任，这是为了保全正统，使全族人心归于一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宗子奸邪悖逆、淫乱失行，行为超出正道，犯有灭绝宗族、废弃祭祀的罪过，然后才向宗庙报告，改立次序中的继承人，这也是合乎义理的权变。（《通典》卷七十三） 葬礼 到了墓地的位置，男子面向西，妇人面向东。先在墓道北面设置帷幕屋，面向南。柩车到了，应当坐着停下。于是卸下衣物、几和奠祭之物。哭泣完毕，柩车进入墓穴，神位也随之进入墓穴。下棺以后，再把随葬器物放入墓穴，用席子铺垫棺材，以深青色丝绸围饰，在墓墙上竖立[字缺]，从左右夹护棺材，仪式如同在道路上的礼仪。（《通典》卷八十六） 《丧服要记》凡诸侯的继承嫡子，承继世代成为国君；国君的众弟弟不敢以国君为宗。国君任命自己的母弟为宗子，诸弟以他为宗，也称为大宗。宗子死后，服齐衰九月。如果没有母弟，就任命庶弟中年长的为宗，诸弟以他为宗，也和母弟相同；不过为他服大功九月。这两种宗都只延续一代。庶兄弟相继去世以后，各自成为一宗的祖先。妇人为国君服丧 考察郑氏注《丧服》说：“凡妻子随丈夫降服一等，各服三个月。”这样说来，妻子本来应当没有服制，却仍然服三个月，是因为古代大夫不从国外娶妻，他的妻子是本国女子。她虽然随丈夫出嫁离开本国，但妇人归属于自己的宗族，往来仍按本国人看待，所以随从丈夫服丧。长子有服，是说尚未离弃国君的长子。贺循认为，按照道义离开国君，并不是罪行严重到不可宽赦，因此他的儿子还可以留下；如果正赶上国君去世，就要服丧。尊贵者不降服 诸侯对于旁系亲属一概没有服制，只有父母、妻子、长子、长子的妻子以及作为父亲后嗣的人，姑母和姊妹嫁给诸侯的，及始封君主尚未使其为臣的伯叔父和兄弟，才按照本来的服制为他们服丧。大夫为外亲中属于士的人服丧，虽然尊卑不同，也不降服。大夫的女儿成为国夫人，只有父母以及兄弟中承继父亲正统的人不降服。士的女儿成为大夫之妻，不降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中承继父亲正统的人，以及大宗宗子而已。父亲在世时为出母服丧 父亲在世时，母亲因尊长压制而降服，所以母亲被出后，只服周服；为出母服制不再减轻，是因为本来已经降过一次，按义理不能再次受压制。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已经执杖了。如果父亲在世而母亲被出，按理应当再次降服，就应列在不执杖的条目中。如今列在执杖条目中，说明不再降服。执杖的人一定居庐，居庐的人一定要服禫服。卷八十九 鲁胜 鲁胜，字叔时，代郡人。武帝时任著作左郎。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不久称病离职。朝廷征召他为博士，举荐为中书郎，他都没有接受。有《注墨辨》六篇。上《正天论》表 如果我的言论合乎道理，就应当改正前代的错误，端正天地的纲纪。如果没有依据和验证，我甘愿立即接受刑戮，以彰明妄言的罪过。（《晋书·隐逸鲁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