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魏四十三◎李康

译◇运命论 治乱，是时运；穷困显达，是命运；尊贵卑贱，是时势。所以时运将要降临时，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圣明的君主，必定有忠贞贤能的臣子。他们之所以相遇，不必寻求便自然相合；之所以相亲，不需要人作介绍便自然亲近。君主倡导，臣下必定应和；君主谋划，臣下必定听从；道义相合、精神相同，事情曲折也彼此符合；得失不能使他们的志向动摇，谗言构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离散；然后才能取得成功。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难道只是由于人的作为吗？授予这一切的是上天，告知这一切的是神灵，促成这一切的是时运！黄河清澈而圣人出生，乡里的社神鸣响而圣人出现，群龙显现而圣人被任用。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的陪嫁臣，却在商朝成为阿衡；太公原是渭水之滨的卑贱老人，却在周朝成为尚父。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时秦国称霸，并不是在虞国没有才干、到了秦国才有才干。张良接受黄石公的符策，诵习《三略》的言论，游说群雄；他的言论就像把水投向石头，没有人接受。等到遇到汉高祖，他的言论却像把石头投进水中，没有人违逆。这并不是张良向陈胜、项羽游说时笨拙，向沛公进言时才巧妙。然而张良的言论本来只有一种，却不知道为什么有时相合、有时相离。相合相离的原因，是神明的规律。所以那四位贤人，名声载于图录，事迹与天道人事相应，难道能用常理衡量他们的贤愚吗？孔子说：‘清明之气存在于自身，气志就如神明；嗜好欲望将要到来，有所启发就必先显现；上天将降及时雨，山川便先出云。’《诗经》说：‘只有高山降下神灵，生出了甫侯和申伯；只有申伯和甫侯，是周室的栋梁。’说的就是时运和命运。难道只有兴盛君主如此，混乱灭亡的事情也一样。周幽王迷惑于褒姒，祸端在夏朝宫廷中便已开始；曹伯阳擒获公孙强，征兆在社宫中便已发端；叔孙豹亲近竖牛，祸患在庚宗便已形成。吉凶成败各自随着定数到来，全都不必求取便自然相合，不需媒介便自然亲近。从前圣人接受河图洛书的天命时说：‘以文德受命的，经过七九之后衰微；以武力兴起的，经过六八之后就开始谋变。’到成王在郏辱阝定鼎，占卜说周朝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因此从幽王、厉王之间起，周道大为败坏；二霸之后，礼乐逐渐衰落；文德浅薄的弊病，到灵王、景王时逐渐形成；巧辩欺诈的虚伪，在七国时形成；残酷暴烈达到极点，积累到秦朝灭亡；文章的尊贵，在汉高祖时被抛弃。即使仲尼是至圣，颜回、冉耕是大贤，在规矩之内谦让，在洙水、泗水之上讲学，也不能遏止祸端的开始。孟轲、孙卿，体备二圣而接近圣人，从容地匡正大道，也不能挽救末流，天下最终陷入沉溺而无法援救。凭仲尼的才干，却不能在鲁、卫得到施展；凭仲尼的辩才，却不能使言论在鲁定公、鲁哀公时实行；凭仲尼的谦逊，却被子西嫉恨；凭仲尼的仁爱，却被桓魋结为仇敌；凭仲尼的智慧，却在陈、蔡之间受困；凭仲尼的品行，却招来叔孙武叔的毁谤。其道足以救济天下，却不能在人前获得尊贵；其言足以垂范万世，却不能在当时被信任；其行足以感应神明，却不能在世俗中周遍施行；周游聘问七十国，却没有遇到一个真正任用他的君主。他奔走于蛮夷华夏之间，受屈辱于公卿门下，不能遇合竟到了这种地步！到他的孙子子思时，接近圣人而又具备圣人的各方面，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被封之后修养高尚的声望，势力能够震动君主。他所游历的地方，诸侯没有不备车前往登门拜访的；即便登门，也还有不能以宾客礼相待的。子夏是他的门徒，已经登上堂屋，却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他退居家中养老，魏文侯以他为师，西河人肃然归依他的德行，把他比作孔夫子，没有人敢非议他的言论。所以说：‘治乱，是时运；穷达，是命运；贵贱，是时势。’可是后世君子，却局促地依附一个君主，在一个朝代中叹息。屈原因此沉入湘水，贾谊因此发愤，不也是过分了吗？既然如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大概就在于乐天知命了，所以遇到时运便不怨恨，处在命运之中便不疑惑。他自身可以受到压抑，道却不能屈服；他的职位可以被排斥，名声却不能被夺走。譬如水，疏通它便成为河流，堵塞它便成为深渊；升到云中便降雨，沉入地下便滋润土壤；本体清澈，可以洗涤万物，却不因污浊而混乱；承受污浊而济助万物，却不损害自身的清明。因此圣人处在穷困或显达之中都同样安然。忠直而违逆君主，独立而为世俗所不容，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一定摧折它；土堆高出堤岸，水流一定冲击它；品行高过常人，众人一定非难它。前面的教训并不遥远，翻车的车辙后面还会有车跟着翻倒。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上这条道路而不后悔，坚持操守而不丧失，这是为什么呢？是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名声。为了实现志向而在险途中冒犯风波，为了成就名声而承受当时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能处置这些，大概是有盘算的。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大道将要施行、命运将使人尊贵时，伊尹、吕尚在商、周兴起，百里奚、子房在秦、汉被任用，都是不求而自然得到、不邀而自然相遇。大道将要废弃、命运将使人卑贱时，难道只是君子以此为耻而不去做吗？其实也是知道即使去做也得不到。凡是迎合世俗、苟且求合的人，以及遽▯、戚施一类的人，俯仰于尊贵者的脸色之间，逶▯于权势利益之间，心中没有是非，称赞起来像流水一样；言语没有可不可，应答起来像回声一样；把窥伺观望当作精神，把趋附或背离当作变通；权势聚集在哪里，就像赶集一样跟随到哪里；权势离开哪里，就像丢弃遗物一样抛弃哪里。他们说：‘名声和身体哪个亲近？得到和失去哪个更好？荣耀和耻辱哪个更珍贵？’于是便整洁衣服，夸耀车马随从，冒险追逐财货贿赂，沉溺于声色，自以为得意。大概只看见龙逢、比干因进谏而丧身，却没有想到飞廉、恶来因助纣而灭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属镂剑赐死，却不以费无忌在楚国被诛灭为戒；只讥笑汲黯到白头还未获得王爵，却不以张汤乘牛车而死的祸患为惩戒；只嘲笑萧望之前途跌跤，却不害怕石显后来被绞死。所以通达之人的筹算，也各自有尽头。有人问：凡人为什么奔走竞争于富贵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

译如果是为了树立德行，必须依靠尊贵吗？那么幽王、厉王身为天子，还不如仲尼身为陪臣；如果必须依靠权势，那么王莽、董贤身为三公，还不如杨雄、仲舒门庭冷落；如果必须依靠财富，那么齐景公拥有千辆四马车，还不如颜回、原宪约束自身。若是为了实际享受吗？那么拿着勺子饮用河水，也不过只能装满肚子；舍弃房屋在雨中洒水，也不过只能沾湿身体。超过这些，身体就不能再承受了。若是为了名声吗？那么善恶会写在史册上，毁誉会流传千年，赏罚悬于天道，吉凶明白地显现于鬼神，实在可怕。若是为了使耳目快乐、使心意愉悦吗？譬如驾车游览五都的市场，天下的货物都陈列在那里；提起衣裳涉过汶阳的山丘，天下的庄稼就像云一样铺展；砍开绳索守望敖庚、海陵的粮仓，山丘般的积储就在眼前；敞开衣襟登上锺山、蓝田，夜光、琼玉的珍宝都可以观赏。像这样，属于外物的东西非常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却极少；不爱惜身体，反而吝惜精神，风一惊、尘一动，便四散而不停；六种疾病等在面前，五种刑罚跟在后面，利益和祸害从左边产生，攻击和争夺从右边出现，却还自以为已经看清身体与名声哪个亲近、哪个疏远，分辨荣耀与耻辱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吗？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端正他人？靠义。所以古代的君王，是凭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来供养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凭官职施行自己的义，而不是为了利益冒险玷污官职。古代的君子，大概以得到职位却不能治理好为耻，而不以能够治理却没有得到职位为耻。推究天人本性，考察邪正的区别，权衡祸福的门户，计算荣辱的得失，一切都明白了。因此君子舍弃那一边而选择这一边；至于出仕或退处，不违背时机，沉默或发言，不失当于对象。天体运行、星辰回转，北极仍然安居原位；璇玑旋转，衡轴仍执守中央。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把谋略留给后代，使子孙安乐、辅助后代的事，从前我的先友曾经致力于此。（《文选》，《艺文类聚》卷二十一。） （按：《世说新语·德行篇》注中有李康《家戒》。《御览》卷四百三十引王隐《晋书》，也记载李康《家戒》。“康”是“秉”字的讹误。《魏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作“秉”字，李秉是李通的孙子；《晋书·李重传》中，李重的父亲李景就是李秉。现在确定依从《魏志》注，把《家戒》编入晋文。） ◎董寻 董寻，河东人。明帝时任司徒军议掾。◇上书谏明帝 臣听说古代正直的士人，在国家面前把话全部说尽，不躲避死亡。所以周昌把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把赵皇后比作婢女；他们天生忠直，即使面对白刃沸汤，也迎上前去而不回头，实在是因为替当时的君主爱惜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亡的人，有的家门灭尽、全户死亡，即使有活下来的人，也只剩遗下的孤儿、老人和弱者。如今宫室如果狭小，应当把它扩建得广大，也还应顺应时势，不妨碍农事，何况竟制造无益之物，如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土山、深池，这些都是圣明之君不应兴建的东西。它们所耗费的功力，是宫殿房舍的数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以及天下最有德望的人，都知道这不合正道，却不敢进言，是因为陛下年纪正盛，他们心中畏惧雷霆之威。如今陛下既尊重群臣，使他们戴冠着冕、穿文绣之衣、乘华美之车，本来是要使他们不同于小人；却又让他们穿着破旧衣服、搬土运石，弄得面目污黑、身体沾泥、双足涂土，衣冠破败不堪，毁坏国家的光彩，来兴建无益之物，这实在非常不对。孔子说：‘君主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没有忠和礼，国家凭什么建立？所以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上下不能沟通，心中郁结，就会使阴阳不和，灾害屡次降临，凶恶之徒乘隙而起，那么还有谁会替陛下把事情全部说尽呢？又有谁会冒犯万乘之尊，把死亡当作儿戏呢？臣知道这些话一说出口必定死亡，而臣把自己比作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既没有什么益处，死去又有什么损害？臣拿笔写信，眼泪直流，心中已经同世人告别。臣有八个儿子，臣死以后，又要连累陛下了！（《魏志·明帝纪》注，《御览》卷四百五十三并引《魏略》） ◎鱼豢 鱼豢任郎中，著有《典略》八十九卷。◇以武帝配天议 从前后稷凭借功德配祀上天，汉朝出自尧的后裔，却不以尧配祀上天，表明汉并没有继承尧的正统。况且舜已经隔了数代，武皇帝开创宏大的基业，应当以武皇帝配祀上天，以先后配祀大地。（《通典》卷四十二，又卷四十五。） ◇《典略·儒宗传》序 （《魏略》把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列为《儒宗传》。） 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人们心存苟且，纲纪已经衰败，儒学之道尤其衰微。到黄初元年以后，新君才又开始清扫太学的灰烬，修补旧石碑的残缺破损，补足博士的名额，依照汉代甲乙科来考核。下诏告知州郡，有愿意学习的人，都遣送到太学。太学刚开办时，学生有几百人。到太和、青龙年间，朝廷内外事务繁多，人们都想逃避劳役，虽然本性并非爱好学习，也多请求到太学去。太学生有上千人，而各位博士大都粗疏，无法教导弟子；弟子本来也是为了逃避徭役，最终没有人能够学习，冬天来、春天走，年年如此。又即使有精通学问的人，台阁设置的取士标准也太高，而且不思考统摄大义，只考察文字、指法、墨法、点画、注释一类细节；百人一同考试，能够通过的不到十人。因此有志于学问的人便又衰落了，而那些追求浮华虚妄的人，各自竞相追逐。正始年间，诏令讨论圜丘之礼，广泛延请学士。当时郎官及司徒所属官吏有两万多人，即使分散各处，在京师的人仍有一万人，而应诏写奏书、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当时朝堂上从公卿以下有四百多人，能够提笔作文的不到十人，大多只是相互跟随，吃饱饭就退下。唉！学业沉沦衰落，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我私心常常特别尊重那几位先生，因为他们各自处在荒乱的时代，却能够更加坚定地守持志向。（《魏志·王肃传》注）

译◇儒宗传论 学习要凭借他人的帮助，不正像蓝草染白绢一样吗！所以即使是仲尼，也还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何况普通人呢！况且世人之所以不重视学习，必定是看到了“诵读《诗经》三百篇，却不能专门应对四方”这一类情况。我认为这只是下等的科目，不应当因此顾虑到中等以上、资质相当的人，再加以文章方面的培养吗？如今这几位贤者，大略是我所了解的。他们考察实际才干，确实并不很多；只是因为坚持学习而不停止，上面受到帝王赞赏，下面成为国家的名儒，难道不是由于学习吗？由此看来，学习怎么可以停止呢！（《魏志·王肃传》注） 武诸王传论 俗话说：“贫穷的人不用学习节俭，地位卑下的人不用学习恭敬。”这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使然罢了。这种实际情势确实如此，实在不是虚妄的。假使太祖早年就防范、抑制曹植等人，那么这些贤者的心，凭什么会有窥伺帝位的念头呢？曹彰怀有怨恨，尚且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至于曹植，竟使杨修因为依附、迎合他而遭杀害，丁仪因为迎合他的心意而被灭族，真令人悲哀啊！我每次读到曹植华美的文采，都觉得他仿佛具有神思。由此推想，太祖为之动心，也确实是有原因的！（《魏志·任城陈萧王传评》注） 王繁阮陈路传论 回想考察过去，鲁连、邹阳这些人，援引譬喻、类比事物来解除纷争，确实是当时文章辩说中的俊杰。如今读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等人前后的文章旨趣，又怎么比不上古人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评论，是因为时代不同罢了。我又私下奇怪他们不太被任用，便向大鸿胪卿韦仲将询问。仲将说：“仲宣的缺点在于肥胖而愚钝，休伯完全没有品格操守，元瑜的文章弊病在于体裁柔弱，孔璋实在粗疏，文尉的性情颇为忿怒凶悍。”既然他们是这样，岂只是像油脂和灯火那样自我煎熬而已呢？他们不能高举远遁，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君子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譬如朱漆，即使没有木材的骨干，它所具有的光泽也仍然十分壮观。（《魏志·王粲传》注） 佞幸秦朗、孔桂传论 在上位的人不应无故授予官爵，在下位的人也不应无故接受，这样外部就没有《伐檀》诗中对不劳而获者的叹息，内部也没有“尸位素餐”的讥刺，和乐兴盛的美政就会彰显，太平的法则就会显明。然而佞幸之徒只是一味姑息君主，甚至没有德行却享有荣宠，没有功劳却领取俸禄，像这样怎么能不使正直之士日益懈怠，使奸邪之徒越来越多呢？以武皇帝慎重赏赐、明皇帝坚持法度，尚且还有这类人，何况比他们更低下的人呢？（《魏志·明帝纪》注） 许攸、娄圭传论 古人说：“捕获鸟，只需网的一眼；可是只张一眼的网，终究捕不到鸟。鸟能够远飞，是凭六根羽翮的力量；但没有众多羽毛的辅助，就飞不远。”由此推论，大魏的建立，虽然有功臣的作用，却未必不是这些依附之人的辅助所造成的。（《魏志·崔琰传》注） 勇侠传论 《魏略》把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人合为《勇侠传》。从前孔子赞叹颜回，认为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大概是观察他的内心罢了。哪里比得上孙宾硕、祝公道在市井中面色憔悴，颠沛于牢狱之中，却有实际事迹呢？况且濮阳的周氏不敢隐藏踪迹，鲁地的朱家不追问事情的真相，这是为什么呢？是害怕灾祸殃及自身，内心不得安宁。可是太史公还看重朱家最终使季布逃脱，难道比起这两位贤者来，他们的义行还更多吗？所以我特意把孙、祝的事迹从远古收录下来，把杨、鲍的事迹从近世记录下来，既不愿让他们湮没，也想敦厚浅薄的风俗。至于鲍出，他没有受到礼教熏陶，只因内心悲痛、情感激发而行动，完全出于自然；他的身份虽然只是编户民，与笃实刚烈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杨阿若，年轻时就以任侠著称，长大后终于践行义举，从西向东，摧毁、讨伐叛逆之人，可以说是有勇力而且仁厚的人。（《魏志·阎温传》注） 徐福等传论 《魏略·列传》把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合为一卷。世人称说君子的德行大概像龙一样吧？大概是因为龙善于变化。过去长安市井中有个叫刘仲始的人，一次被市吏侮辱，便受到激发，踩断了市吏的尺子而离去，后来竟研习学问，通晓经书，品行修养高尚，名声流传天下。后来朝廷以有道之士征召他，他不肯赴任，众人都推重他的高尚。我以为前代偶尔有这样的人罢了，如今徐福、严干又加入其中，如果都不像龙那样有志向，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李义推究至高的道理，张既精于谋划君主之事，韩宣见识奇异，黄朗能够出类拔萃，各自都像把根扎在石头上，树荫可以覆盖千里，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游楚老成慷慨，尽情陈述内心，保全自身而守护郡国，受到帝王召见；又释放陆生，从容游乐宴饮，这也是确实的事。梁习、赵俨以及裴潜，虽然比不上张既、杨俊，但说到约束自己，年老之后反而更加明达，这也很难做到。（《魏志·裴潜传》注） 外夷传论 俗话认为，庭院水沟里的鱼，不知道江海的广大；浮游的小虫，不知道四时的气候，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所处的地方狭小，生命又短暂。我如今粗略浏览外夷、大秦等国的情况，仍然像刚刚揭开蒙蔽一样感到空疏无知。何况邹衍所推演的天地范围，以及《大易》《太玄》所测度的道理呢？我只是局限在牛蹄印那么大的水洼中，又没有彭祖那样长的寿命；没有机会凭借景风迅速遨游，乘坐▯▯远行观览，只能徒然仰望日月星辰，飞驰思绪于八方荒远之地罢了。（《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 张昭传论 我从前听说刘荆州曾亲自写信，想送给孙伯符，并拿给祢正平看。祢正平讥笑这封信，说：“这样做，是想让孙策帐下的小儿读它呢，还是想让张子布看它呢？”按照祢正平的话，难道是认为子布的才能很高吗？即便如此，张昭仍然文辞含蓄典雅，不能说没有文章才华。又听说吴中人称他为“仲父”。这样看来，他实在是一时的贤能干才，只可惜没有把他放在嵩岳等地任用，却让他的才能生长在会稽。（《吴志·张昭传》注） 殷褒 殷褒，字元祚，任章武太守。有文集二卷。荐举朱俭表 我听说《虞书》中说，若没有俊杰，就不能使帝王的功业光大；西伯若没有杰出之士，也不能开创王业。因此，超越当世的君主，必定广泛施行登用人才的礼法；有所作为的君主，务必疏通贤才进身的道路；这就是成就大治的办法。我私下见同郡朱俭，字文信，天性纯真清明，平素忠诚笃厚；品性纯粹，足以激发清正的源流；美好品行，足以推广风俗。他面对仁义勇于承担而不谦让，见到利益便想到义，才思通达，强于记忆而且博闻多识；辞锋飞动，议论抗直，接连不断地呈现奇异俊逸，实在是当世的俊杰、一时的秀出之才。如果能够辅助铨选官员，辅佐尚书省右曹，人才济济的盛况，足以光彩国家。（《艺文类聚》五十三）

译诫子书 所谓道，容易寻找却难以穷尽，容易知道却难以实行。所以京房一类人考察历法推步和吉凶变化，却不能预见自身的灾祸，反而被姚平告诫，这就是道理难以真正知晓。看看你的才智，还比不上京房；而我的话，却超过姚平的告诫了。从前正考父得到三次任命，越发恭敬；晏平仲任职长久之后，仍然尊敬君主。曾子、颜回一类的人，仿佛自己没有什么，实际却很充实。何况你只有分析劈柴这点小聪明，却想弹劾、攻击世俗，自己成为诽谤的先导，使怨恨和灾祸一同聚集，让我怀有朝父那样的忧虑，受到范武子的叹息，这也不是你的美德。假如你早晨增加修养，晚上勤于学习，先人后己，谨慎恭敬，那么我听到声音就能辨认曲调，吃到美味就知道它的甘美，直到我终老余年，也就满足了，还有什么遗憾呢？古人说：“思想不要超出自己的职位。”你一定要记住，务必要记住！（《艺文类聚》二十三） 黄观 黄观，明帝时任郎中。上疏劝谏蓄养鹿 臣深思陛下之所以没有早些捕取这些鹿，实在是想让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再大量捕取，用作军队和国家的资源。然而臣私下认为，蓄养鹿只会日益减少，最终不会得到更多。（《御览》九百六引《魏名臣奏》。按：《魏志·高柔传》注引《魏名臣奏》，把这篇奏疏说成是高柔所上。） 奏事 今年麦苗虽然长得好，但临近成熟时多雨，麦苗反复倒伏损坏，小麦几乎全都没有了，只有▯广麦、大麦，颇能收获一半罢了。（《艺文类聚》八十五） 虞松 虞松，字叔茂，陈留人，是九江太守边让的外孙。景初年间跟随司马懿征讨辽东，回来后被征召为掾。正始年间升任中书郎。（《魏志·锺会传》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均作中书令。）后来做到太守。（按：《北堂书钞》五十三引《晋起居注》说：“元康六年以后，不常亲自举行郊社祭祀，制度废弛。太常虞松考订、修正旧仪，至死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如今考察魏景初到晋元康相隔五十多年，大概是另有一个虞松。） 檄文告谕公孙渊 从前楚、郑都是列国，郑伯尚且袒露上身、牵着羊来迎接楚国使者；我身为王室之人，地位是上公，而你们公孙渊等却想让我解除包围、退避军舍，难道这能和楚、郑相比吗？那两个使者年老昏聩，一定是传话时违背了本意，我已经把他们一同杀了。如果你们还有没有说完的意思，可以再派年轻而明断的人来。（《晋书·宣帝纪》。按：《魏志·锺会传》注说：“虞松跟随征讨辽东，宣王命他撰写檄文；攻破敌军后，又撰写露布。”） 朱诞 朱诞，景初、正始年间任太尉属官。忌月设置音乐议 如今正值适宜改革之际，应当恢复、修订旧有制度。以寅月为岁首，从制度上说是便利的。（《宋书·礼志一》） 刘肇 刘肇，景初、正始年间任大将军属官。忌月设置音乐议 应当过了正月初一日，才举行朝贺大会，向天下明确宣布，使人知道帝王崩亡的日子不举行朝会。（《宋书·礼志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日〕 朱遗 朱遗，任羽林石监。奏论选举 治理天下的任务，不是吏部尚书一人所能独自办理的。县令、县长以下的官员，可以专门交给吏部选任；郡守以上的官员，应由八座官共同举荐。（《御览》二百十四引《魏名臣奏》） 甄毅 甄毅，任驸马都尉。奏请命尚书郎亲自奏事、处理政务 汉代公卿都亲自奏事，先选拔尚书郎进行试用，然后才能担任这种职务。他们在任时，亲自携带所写的奏书，来到天子面前，拆封阅览后便处理裁决事情。事情的轻重由本人亲口决定；有时天子提出诘问，尚书郎依据案情作出正确处理，这样才能看出尚书郎判断决断的才能。魏代却不是这样。不过尚书郎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才干锋芒显露，也想在万乘之尊面前施展才能，因此应当依照旧例，让尚书郎亲自奏事，亲自处理裁决。（《御览》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 庞延 庞延，任执金吾。奏事 那些居住在山林水泽地区的人，采用火耕和畲田播种。至于平原陆地，即使有古代使用耒耜分区播种的方法，按照它的收成，也只够吃些蔬菜，不能满足粮食供应。（《御览》五十六引《魏名臣奏》） 李胜 李胜，字公昭，正始初年任洛阳县令，又任征西将军夏侯玄的长史，升任荥阳太守、河南尹，不久任荆州刺史。尚未到任，便因曹爽被诛而获罪。驳难夏侯太初关于肉刑的议论 况且肉刑的创设，本来就始于上古。《尚书》记载：“五刑都有相应的赎金。”又说：“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施用。”割鼻、割耳之类都属于这种刑罚。《周官》的制度也记载五刑。历经三代，直到大治之世，周公施行它，孔子也没有非议。如今你只把砍断肢体说成残虐，难道这不比死亡轻吗？你说要铲除妖逆，以消除大灾，这正说明治理天下不能只知取舍而无所作为。杀人和施刑，都不是天地自然的道理，都是不得已才使用的。伤害别人而不改过，那么砍足、割鼻可以使他改过，为什么厌恶他不改，便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呢？妖逆之人惩罚他就够了，难道一定要消灭他吗？惩罚一个人而警戒千万人，何必只取决于一个人能否改过呢？盗贼砍断他的脚，淫乱者施以宫刑，即使他们想不改过，又还能对他们施加什么刑罚呢？保全他们的性命，惩戒他们的内心，这对大德有什么损害呢？如今有个弱小的孩子，罪当处死，问他的慈父，慈父一定会请求用肉刑代替死刑。慈父尚且愿意把肉刑施加给弱小的孩子，何况君主把刑罚施加于百姓呢？况且蝮蛇咬了手，壮士就会砍断自己的手腕；脚被套住了，猛兽就会咬断自己的足部。大概都是毁掉肢体而保全身体。一个人悲哀哭泣，满堂的人都因此不快乐，这说明杀戮不应当轻易施行，何况还要争论肉刑呢？如今赭衣囚徒充满道路，有鼻子的人反而被认为丑陋。到了这个时候，长城劳役中死者相接，研习六经的儒生填满山谷坑壑，又何必怜惜鼻子好看还是难看呢？这就是您的观点仍然怜惜刑罚，却不哀悼死亡的原因。（《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一次驳难 《易经》说：“脚戴刑具，脚趾被削掉，没有灾祸。”仲尼解释说：“小的惩罚可以使人受到大的警戒。”这对小人来说是福分。所谓削去脚趾，就是除去足部，显然是小惩罚。（《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一次驳难 暴虐之人走向死亡，也有其缘由，并不是自然如此。伤害别人而不改过，也是治理之道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刑罚太轻，不能起到大的警戒作用。既然刑罚和杀戮都不是自然之理，而刑罚又比杀戮轻，怎么能说它残酷呢？砍去脚趾不能抵偿死者的尸命，这确实如此；剃发、输作也固然不足以抵偿伤害，但伤人一寸便砍断他的肢体，罪罚已经很重；毁坏人的面容，截断他的手足，只用剃发、输作来偿还，不也太轻了吗？只是担心刑罚过重，而不考虑刑罚过轻，难道不是偏颇吗？孔氏的议论，恐怕不能完全算作雅正的言论。（《通典》一百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