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袁翻

译◇安置蠕蠕的表 臣以不称职的才能错误地承担边地任职，蒙受陛下屈尊询问，问及安置蠕蠕主阿那环、婆罗门等人的远近利害和适宜处所。臣私下思考，匈奴成为祸患，已经很久了。即使周朝强盛、汉朝兴盛，也不能使它们完全臣服；国势衰弱时它们投降，富强时便反叛。因此方叔、召虎没有闲暇休息，卫青、霍去病也辛劳不止。有时修养文德来招致他们，有时兴兵来讨伐他们，但有得有失，利害大致相等。所以呼韩邪来朝、左贤王入侍，史籍称为盛事，千百年来都作为美谈。到了皇魏兴起，威势驾驭四海，定都北京以后，边疆仍然受到阻塞。自从占卜洛水而定都、在伊水洛水之间建立王业以来，高车、蠕蠕交替吞并攻杀。起初蠕蠕衰弱，高车强盛；蠕蠕忙于自救，没有余暇，高车则偏处遥远西北。等到蠕蠕重新振兴，反过来攻破高车，首领丧失、百姓离散，形势延续如一根丝线。而高车如今能够最终洗雪耻辱，再次摧毁蠕蠕，正是因为蠕蠕部族繁多，不能一下消灭。可是使这两个敌人相互争斗，正是土庄的谋略；能够使边境几十年没有尘扰，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蠕蠕在内部被高车讨伐消灭，在外部又凭借大国的威灵，两个首领都来投身归附，约定同一时期到来，百姓归诚，绵延万里相互连接。前进则希望朝廷怜悯，恢复宗庙社稷；退一步则希望有道地庇护自身，保全妻儿。他们虽然是遥远荒僻的夷人，桀骜而不懂信义顺服，最终不会有纯一坚定的节操，必然怀有辜负恩德之心。然而使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恢复，是历代圣主共同的法则；抚慰降众、救济归附者，也是历代相同的轨迹。如果抛弃而不接受，就会损害我国的大德；如果接纳并以礼相待，又会耗损我国的储备。来归者既然很多，全部迁到内地，不仅他们自己不愿，迎送也十分艰难。但夷人不能扰乱华夏，殷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刘渊、石勒覆车的旧辙，实在不可再走。况且蠕蠕尚且存在，高车还有后顾之忧，没有闲暇窥伺上国；如果蠕蠕全部灭亡，高车骄横跋扈的打算，哪里容易预料？如今蠕蠕虽然首领逃到上方、百姓散在下方，但余党实在繁多，部落仍然众多，处处▯其布，只希望保护现任首领而已。（《通典》作“以保全生命”。高车也未能在短期内全部兼并，使他们都率众归附。） 况且高车的士兵和马匹虽然众多，首领却非常愚弱；上面不能控制下面，下面也不奉行上面的命令，只把抢掠盗窃作为资财，把侵凌夺取作为事业。河西抵御强敌，只有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粮食军械一向缺乏；敦煌、酒泉尤其空虚。如果蠕蠕不再建立势力，让高车独自占据北方边境，那么西部的忧患，转眼就会到来。臣愚见，蠕蠕的两个首领都应保全：让阿那环居于东部，让婆罗门处在西边，分别安置他们的降民，各有所归属。阿那环的住所，臣没有亲自经过考察，其中情势不敢贸然陈述。至于婆罗门，请求修缮西海旧城来安置他。西海郡本来隶属凉州，如今在酒泉正北、张掖西北一千二百里，距离高车所居的金山一千多里，正是北方胡虏往来的要冲，也是汉朝出兵行军的旧道；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耕种。这样做不仅现在安置婆罗门便利，还可以永远作为重兵戍守之地，镇守防备西北。应当派遣一名良将，给他配备衣甲，同时命令他监护婆罗门。凡各州镇应当迁调的士兵，依照情况分配，且耕田且戍守。表面上是安置蠕蠕，实际上是防备高车的策略。一两年以后，粮食充足、兵力充足，这确实是安定边境、保卫边塞的长久计策。如果婆罗门能够自我砥砺，使残余势力归心，收拢离散者，重新复兴自己的国家，那么就逐渐让他向北迁移，转而渡过流沙，这就是我国的外藩和高车的强敌。西北的忧患便可以不必过分担心。如果他奸诈反复、辜负恩德、背弃道义，那也不过是逃亡的贼寇，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呢？如今不早作谋划，一旦戎人的野心发作，假如先占据西海、夺取我国险要之地，那么酒泉、张掖自然孤立危急，长河以西终究不能成为我国所有。不谋划开始，却担忧结局，等到后悔如咬自己的肚脐时，又怎么来得及呢？如果臣的意见得到允许，请派遣大使前往凉州、敦煌以及西海，亲自考察山谷险要之处，亲自查看亭障远近是否合宜，商议士兵马匹，检验训练粮食军械，确定分配，妥善安置。到了春天，就在西海之间命令播种；到秋天收获一年的粮食，使那里不再劳烦转运。况且西海北部边境就是大沙漠，野兽聚集，成百上千成群，正是蠕蠕射猎的地方。开垦田地来供给自己，凭借野兽来补充生活，彼此资助，足以自我巩固。如今预先筹划，似乎略有小损；从一年终了的大计来看，利益实在很多。高车像豺狼一样凶狠的心肠，怎么可以完全相信？即使它声称称臣并表示诚意，也正可以在表面上优厚接纳，而在内部更加深入地戒备，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臣从管中窥见而陈述这些意见，恐怕有很多轻率之处。（《魏书·袁翻传》，又见《通典》一百九十六。正光二年十月，朝廷向凉州刺史袁翻询问安置蠕蠕的办法，袁翻上表。）

译◇请求加授金紫的表 臣过去侥幸任职门下，随侍于帐幄之间。同一时期的同辈，都因为离开皇帝左右而得到几级升迁。只有臣奉命离开，不仅直接离开黄门，如今又任尚书，地位还在中书令之下。以臣庸劣衰朽的资质来说，实在是贪求过分；与同类官员相比，似乎也还没有完全相称。臣私下想，安南将军与金紫官阶虽然相隔不同品级，实际上只相差半阶；加上尚书是清要之职，地位和待遇显达，按照秩禄和资历而论，似乎还稍有提升。若论声望与官位相比，人们不愿意交换。臣自己衡量和反省，已经竭尽力量来求取这个职位，伏愿天地成全造就，有始有终，怜悯臣疲惫多病，允许臣保全身命，请把安南将军、尚书的职位换授一项金紫。（《魏书·袁翻传》） ◇上奏驳斥太常关于甄琛谥号的议议 按礼制，谥号是一个人生平行为的遗迹；称号是功绩的表征；车服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因此，大德行的人得到大名号，小德行的人得到小名号。行为出于自身，名号出于他人，所以合上棺材以后才确定谥号。谥号都综合他生前的美恶，用来给后世劝善惩恶；人虽然死了，使他的名声长久存在。凡有人去世，所属官署就向大鸿胪报告，再移文给本郡大中正，列举他的行为、功劳和过失；大中正承接移文，报告公府；公府下交太常，由博士评议，列出谥号上报。谥号不合礼法，博士要像选举不据实议论那样获罪；如果行状不符合事实，中正也要像博士一样获罪。自古帝王没有不殷切重视、谨慎对待这件事的，因为谥号是褒贬的真实依据。如今的行状都出自死者之家，任由臣子自己陈述君父的行为，不再有互相辨明是非的事情。臣子想光扬君父，只苦于他的事迹不高尚、行为不美好，所以极尽言辞，任意夸饰，没有任何限度。看那些行状，便说周公、孔子并驾齐驱，伊尹、颜回接踵而行；讨论他们的谥号，即使穷尽文德武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加的了。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照行状，又先询问家人的意见；臣子所求的谥号，便直接议定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量是非。于是谥号的加授，与山岩台阶没有差别，专门用极其美好的称号来命名，再也没有贬低降等的名号，礼官的过失竟到了这种地步！按甄司徒的行状，说他的至高德行与圣人齐等，显赫名声与大贤相当，“文穆”这个谥号还有什么可增加的呢？只是近来追赠谥号，按照惯例普遍过分尊崇，像甄琛这一类人，没有不再次加谥的。臣认为应依谥法“慈惠爱民称孝”，给他谥为孝穆公。从今以后，明令太常、司徒：凡有这样的行状，言辞放纵夸张、没有节制的，都请裁量，不得听从而接受。必须根据人的实际情况确定谥号，不得过分优厚。如果仍然沿袭从前的错误，就交给司法官依法治罪。（《魏书·甄琛传》。正光五年，甄琛去世，追赠司徒。太常议定谥号为“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反驳，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明堂议 谨按，关于明堂的意义，古今各家儒者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各种异说竞相构造，始终没有一致归宿，所以不再从远处援引经传、旁采史籍作为证据，只谈各家意见相同的地方，以答复诏旨。大概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难以全部考察，夏、商以后则比较可以知道。说到典章制度的极盛，没有比得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繁盛，沿循周朝最为美好。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典章刑法都在那里；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功业，流传而不朽。按《周官·考工记》所记，都是记载当时的事情，并且详细论述夏、商的名制，难道会有错误吗？由此可知，明堂五室，三代都是这样；配享上帝、象征四时运行的意义也很明白了。到了《淮南子》《吕氏春秋》和《月令》文字相同，虽然在发布政令、颁布时令方面有堂与个的区别，但推究它们的体例，并没有九室的证据。后来世道衰败、礼制破坏，法度混乱松弛，正确的义理残缺隐没，荒谬的说法纷然出现。明堂九室的说法，明确见于《戴礼》；探求它的源流，却不知道出自哪里，而汉代沿用了它，想把它作为一代制度。因此郑玄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这是每位上帝一室，合于五行的数目。《周礼》依照这个数目设置室。德行制度与今天似乎不同，虽然说法有差异，但当时的说法明白可见，原来的制度也有著录保存，既然没有明确文字，又想责备什么呢？”所谓原来的制度著录保存，就是周代五室；所谓与今天不同，就是汉代不同于周代。汉代设九室，大概可以知道了。但即使按照这种制度，仍然有令人困惑之处。为什么呢？张衡《东京赋》说：“于是营建三宫，布施教化、颁行常法，复庙重屋，八方通达，九室分列。”这就是明堂的文字。可是薛综注说：“房，就是室，意思是明堂后面有九室。” 明堂后面设置九室的制度，难道不是非常奇异吗？裴▯又说：“汉代设置四维之个，不能使各室分别占据相应的方位，即使它的形制可以绘图，也无法贯通说明居处和使用的礼制，这只是设置了空虚的器物。”由此可知，汉代只是想削除周代典制，抛弃旧有章法，改变事物、创立制度，所以不再受典籍约束。况且郑玄解释训释《三礼》以及注释《五经异义》，都竭尽思虑、穷究神理，因此所得远胜于人。考察他所说的明堂图义，都能启发人的心意，明白显著，确实难以驳夺，足以扶助微末、阐明幽隐，不使周公的旧法失传。伯喈对汉代制度有所增损，章句繁杂，既违背古制又背离新意，仍不能改变郑玄的精妙。魏晋的史书也有明堂祭祀五帝的记载，却没有记载其创始制度，又没有平实明确、可以作为准则的依据。看看现在的基址，还多少有些相似；高低、宽窄却与《戴礼》颇不相同，怎么能任凭主观强行断定，便说九室已经可以考明呢？况且三雍所在不同，又违背卢、蔡的说法，进退都没有依据，还谈什么贯通经义？晋朝也认为这些穿凿附会难以说明，所以有一屋之说；这并非经典的正义，都是凭主观妄自创作，不过是曲学之人的常谈，不足以作为规范时代、教导后世的准则。当今皇朝既然承接天命、遵循历数，得到统一而驾驭天下，就应当考察古制、效法上天，取法文王、武王，追随周公、孔子，只叙述而不创作，遍行三代的制度，使百代之后仍然可以知晓。岂能徒然追逐子氏放篇中的浮泛言论，白白损害经书典籍和《雅》《诰》的遗训，却想凭支离的横议、妄加指画的图像，作为天下的法式而遗留给后世呢？

译又如京都的制度安排，也并非全都妥当，修缮草创之时，主观臆见很多。事情迁移、礼制改变，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如果按道理确实应该改革，又何必沿袭旧制？况且迁都之初，时间上来不及，先朝的规制每件事都遵循古制。因此几年之中，改换不止一次，实在是因为永久确定制度很难，屡次改动反而容易。为什么宫室府库大多因循旧有遗迹，而明堂、辟雍却偏偏遵从这种制度，建置的年代又无法查知呢？既然承蒙下令征询意见，我就冒昧率直地说些浅陋之言：明堂五室，请依同于周制；郊外建置三雍，请求依照旧址。这样或许能够符合经书诰命，也不失典章法度。只是我的学识偏狭而疏浅，退下来惭愧自己说得荒谬轻率。（《魏书·袁翻传》。正始初年，修建明堂、辟雍，袁翻提出议论。） ◇选任边地戍守官员的议论 臣听说，两汉在西北受到警戒，魏晋则在东南加强防备。因此镇守边疆、守卫关塞，必定要托付给威望尊重的人；讨伐叛乱、安抚归顺，实在要依靠温和仁厚的人。所以田叔、魏尚的声名高扬于沙漠，当阳、钜平的功绩流传于江汉之间，史籍把这些作为美谈，古今都认为是盛德。自从皇上凭借睿智明达继承帝位以来，风化凝聚而教化远播，威严如秋霜，恩惠如春露，所以能够使淮海地区输诚归附，华阳地区立即安定有序，接连的城邑改变立场，家家户户归向仁德。悬车挂剑于剑阁，哪里还是从前的年代；金陵鼓噪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而荆州、扬州的牧守，应当尽量选用一时的才俊声望之士；梁州、郢州的长官，更须是当今杰出奇异的人才。近来沿边州郡的官员，官阶一到便升迁，疆场统领戍守，品阶相当就立即任用。有的遇到品德污秽的庸人，有的遇到贪婪人家的恶子，不懂得安抚体恤百姓的方法，只知道繁重徭役和残酷统治的手段。他们大肆增设戍堡巡逻，设置许多统帅，有的任用自己的亲信姻亲，有的接受他人的财货请托，全都没有防备寇盗、抵御贼人的心思，只有通商聚敛的意图。他们驱使勇猛的士兵去抢掠；如果遇到强敌，士兵就成为奴隶俘虏；如果有所俘获，便夺来充作自己的财富。至于羸弱、老幼之人，稍微懂得冶炼金属的手艺，略微会些草木制作的工作，无不被搜遍营垒、役使于各种苦差。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伐木，有的在平地锄草，有的往来贩卖，络绎不绝于道路。这些人的俸禄本来就不多，资财也有限，却都收取实物绢帛，发给虚额粮食，耗尽他们的力气，给他们很少的衣服，使用他们的劳作，节省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历冬夏，疾病痛苦又加在身上，死在沟渠道路中的，常常有十之七八。因此吴、楚之间的探子察看这些虚实，都说粮食匮乏、士兵疲弱，很容易趁机扰乱，所以驱使如犬羊的部众，屡次侵犯边境。近年来，铠甲上生满虱子，十万士兵驻扎在郊外，每天耗费千金，弊害深重到了如此地步，全都是因为边疆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才使这种祸患延续至今。贾谊之所以痛哭，确实是有原因的。清洁水流，源头就会清澈；治理末端，根本就会端正。既然在开始时就失误了，哪里能够止住呢？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荆、扬、徐、豫、梁、益诸州，以及它们所属的郡县、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应令朝臣和王公以下各自推荐所知的人，务必选拔有才干者，不拘泥于官阶。如果能够统率管理有方，清正高洁的名声特别显著，威势足以临敌，信誉足以怀柔远方，能够抚慰将士、取得他们的欢心，不经营私利、专心谋求公利，就应立即加以爵位赏赐，使他长期任职，按时褒奖赏赐，以激励他的忠诚。被推荐的人也应得到优异待遇，以奖励推荐者能够得到人才，嘉奖他的诚心和节操。如果不能一心奉公，才干不足以捍卫抵御，贪婪无度而日益富足，治理谋划没有成绩，人民看不见他的恩德，士兵厌恶他的劳苦，就应立即处以显戮，用来彰明他的罪行。推荐他的人，也应根据事情轻重免职降级，责罚其错误推荐，惩处他的虚伪浅薄。这样，推荐者就不能挟带私心，接受任用的人也不能使推荐者孤立无援；善恶既然得到审察，阻止和劝勉也就明确了，或许边患能够永远消除，讥议也能止息了。（《魏书·袁翻传》） ◇泾州刺史、淮阳男陆希道墓志铭 （上文缺失）是钜鹿郡开国公的儿子。（下文缺失。） 前凉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陈郡袁翻，字景翔，撰制此铭。（碑拓本。） ◎侯刚 侯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太和末年任中散，升任冗从仆射。宣武帝时升任奉车都尉、右中郎将，加授游击将军、城门校尉。升任武卫将军，加授通直散骑常侍。授任右卫大将军，兼领太子中庶子。孝明帝即位，任卫尉卿，封武阳县侯。升任侍中、抚军将军、恒州大中正。升任卫将军，爵位进为公。熙平初年，任左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任车骑将军，兼领御史中尉，加授车骑大将军、仪同。孝昌初年，任领军，出任冀州刺史。在赴任途中被削职贬黜，以征虏将军身份死于家中。永安年间，追赠司徒。◇驳斥元端等人为羊祉拟定谥号的议论 臣听说，名号和礼器都不可随意假借，确定谥号、依据品行，必须与他的实际事迹相称。考察羊祉的志性急躁残酷，所到之处威势过重，施布恩德很少听闻，暴虐的声名却屡屡传出。而礼官虚妄陈述，把谥号定为“景”，这不只是对一个人的失误，实际上还败坏了朝廷的法则。请将此事退交外廷，按照实际品行重新核定，再衡量虚实。（《魏书·酷吏羊祉传》。元端、刘台龙议定谥号为“景”，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加以驳斥。） ◎孟达 孟达，爵位和籍贯不详。◇悲成造像铭 如果神灵的遗迹未能启示，便无从攀寻宗本；如果容貌形像不被陈列，便无法崇奉其德。[缺字]使真[缺字][缺字]于上古，遗留的形迹传布于后世。到了大代，这一功业得以兴作。比丘慧成自认为身影已经濯洗于玄妙之流，幸逢昌盛时代，于是竭尽诚心，为国家开凿石窟[缺字][缺字]以答谢皇恩，使来世事业有所凭借。父亲使持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忽然去世，仰望[缺字]容颜而摧伤自身[缺字][缺字]乌在[缺字]于是为亡父造石像一躯，愿亡父神魂飞升三[缺字]，智慧遍知十地。[缺字]玄妙的光照便万[缺字][缺字][缺字]，震发智慧之心便大千世界都[缺字]。愿元世师僧、父母眷属，像凤凰飞翔于道场、鸾鸟腾跃于兜率；若能觉悟而降生人间，则三槐独秀，九棘云集，五[缺字]众生，都共同实现这个愿望。太和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完工，朱义章书写，孟达撰文。（碑拓本。） ◎高肇 高肇，字首文，渤海莜人。孝文昭皇后的哥哥。景明初年，封平原郡公，任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任冀州大中正。娶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升任尚书令。延昌初年，升任司徒。孝明帝即位，赐死。灵太后临朝时，追赠营州刺史。永熙年间，追赠侍中、太师、大丞相、太尉、录尚书事、冀州刺史。◇奏请让元和的儿子伯宗承袭河南王爵

译元和在太和年间出家为僧，把爵位让给元鉴。元鉴后来认为元和的儿子元显年近弱冠，应当承继宗族基业，便请求辞让王爵，以归还给嫡系后裔。先朝诏令规定爵位终止于元鉴本人，听从了他的请求。元鉴去世后，元和请求承袭封爵。臣谨慎考察诏书旨意，只允许传给儿子元显，并不允许传给元和本人。元和先前推让、后来又请求，违背了常道，请令伯宗承袭王爵。（《魏书·河南王曜附传》。元和与弟弟元鉴的儿子伯宗争求承袭，尚书令高肇上奏。） ◇奏请制定大枷 臣等听说，君王承受上天而治理万物，是百姓的父母；应以德化引导百姓，以刑法整齐他们，对罪行无论大小都必须依据实情，怀着哀怜而不要以惩罚为乐，务必实行三讯五听，不能用木石刑具来决定狱案。臣等恭惟陛下以爱子之心爱护百姓，恩德与天地相等，放宽刑网、改易祝诅之法，仁厚超过商代君主。因为枷杖不合制度，怜悯百姓性命可能受到伤害，特意降下慈旨，广泛施行明白的恤刑。即使是虞舜慎重审狱的深厚仁心、汉文帝恻隐怜悯的极致，也不能与今日相比。臣等查考《狱官令》：凡审理狱讼，先要完备五听之道，竭尽寻求实情的意旨，又查验各种证据是否可信；事情多有疑似，仍不肯招认实情的，然后才加以拷掠。凡犯流刑以上的罪人，使用枷锁；犯流徙以上的，再增加丑械，交替使用而不同时并用。不是大逆、外叛之罪，都不得使用大枷、高丑、重械，法律中也没有使用拷石的条文。然而法官和州郡官吏凭借因缘擅自增加刑具，遂成为惯常法律。这样进而违背五听，退而违反法令，实在应当查究弹劾，依照诏旨定罪处理；只是这种做法沿行已久，暂且不追究责任。考察杖的大小、鞭的长短，法令都有固定格式，唯独枷的轻重过去没有既定制度。臣等参酌衡量，制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部分长一丈，贯通两颊的木板各方五寸，用来惩治大逆、外叛之罪；丑械用于流刑以上的罪犯。各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毁。枷本来是用来拘囚罪人的，不是用于拷讯的。从今以后审断狱案，都应依照法令，充分遵循听讯求实的原则，根据人的强弱而施加拷掠，不许以非法刑具拷打人，也不得使用拷石。（《魏书·刑罚志》。永平元年七月，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泽、尚书邢峦、李平、江阳王继等上奏。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 ◇奏请让刘芳重新制造乐器 考察太乐令公孙崇所制造的八音乐器以及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和朝廷儒学之士执持各种经传，考核其是否合适，发现尺寸、度数全都与《周礼》不同。问其原因，他们说必须依照经文；但声音又不协调，只能凭情意增减，完全没有可靠的依据。臣私下认为，音乐是皇朝治理安定的一项盛大事业，用来光大赞美祖宗的伟大功业，并流传给后代君王。这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应当取法先圣，详细依照经史。况且二汉、魏、晋历代的儒者贤哲，从未听说乐器的尺度依经制作而声音却不协调。臣等共同议论，请让臣刘芳按照《周礼》重新制造乐器，完成以后召集群臣议论并呈上，择取其中合宜的方案。（《魏书·乐志》。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上奏。） ◇奏请追究处理僧暹等强迫征召僧祇户 臣谨查：已故沙门统昙曜从前在承明元年上奏，将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作为僧祇户，设置课税积储粮食，准备救济饥荒之年，不分道俗，都是为了救助施舍。又依照佛教内部戒律，僧祇户不得另行隶属于某一寺院。然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对上违背既成诏旨，对下违背佛门法规，任意妄为，上奏请求强行征召，致使哀怨叹息之声充满道路，百姓弃子伤生，自缢、投水而死的有五十多人。这难道是仰承赞助圣明、慈爱养育百姓的意旨吗？实在深深辜负了陛下归依佛法的心意。于是使这些人行走在街巷中号哭，呼喊申诉却无处可诉，甚至把白羽插入耳中，列队到宫阙诉讼。普通百姓尚且为之悲痛，何况慈悲之士，怎么能够安然处之？请允许赵苟子等回乡缴纳课税，遇到贫困之年就周济贫穷孤寡；如果有意外情况，还可用来防守边境。僧暹等违背诏旨、背弃戒律、错误上奏的罪过，请交给昭玄寺，依照僧律推究处理。（《魏书·释老志》。尚书令高肇上奏。） ◎高显 高显，高肇的弟弟。景明初年，封澄城郡公，任侍中，出任护军、担当高丽国大中正。◇奏请在射箭场刻铭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驾驭弓箭，临近原野射向远处；弓弦一动，箭羽飞驰，箭头所达到的距离有三百五十多步。臣等恭惟陛下的圣明武功出于天授，神妙的技艺早已卓越，巧妙契合《驺虞》的节拍，精妙地穷尽矍圃的仪法。威势层层相加，▯兕也为之震慑失气；勇力所振，强悍的敌人也因此收敛畏惧，足以肃清九州，显赫地使八方臣服了。这一盛事奇迹，必定应当表彰记述，请在射宫刻下铭文，永远彰显圣上的技艺。（《魏书·高聪传》。世宗在河南怀界亲自射箭，箭达到一里五十多步，侍中高显等上奏。） 卷四十九 ◎萧宝夤 萧宝夤，字智亮，南兰陵武进人。齐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年封建安王。永元末年，授任车骑将军，被张欣、泰王灵秀拥立。不久失败被擒，东昏侯没有治罪，任命他为荆州刺史。和帝即位，任命他为卫将军、南徐州刺史。梁武帝将要取代齐朝，萧宝夤害怕被诛杀而来投奔北魏。宣武帝任命他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郡公，加号齐王。正始初年，改封梁郡公，因锺离战败免职。永平末年，代理安南将军。延昌初年，任安东将军、瀛州刺史。升任抚军将军、冀州刺史。灵太后临朝，任镇东将军。熙平初年，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书。神龟年间，任车骑将军、徐州刺史。正光年间，征召为车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莫折、念生僭越称号，他出任西道行台。授任侍中、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将军、尚书令，进位司空。因泾州战败免除死罪，降为平民。不久任征西将军、雍州刺史，代理车骑大将军、西讨大都督。念生平定后，任车骑将军、尚书令。孝昌三年十月，他自立为皇帝，改年号为隆绪，国号为齐。被部下侯终德击败后，投奔万俟、丑奴，丑奴任命他为太傅。永安三年，他和丑奴一起被尔朱天光擒获，送往京师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