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刘

译卷三十九 ◎刘颂 刘颂，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时任郡计吏，授河南尹丞，升任尚书郎、廷尉正，历任吏部郎；参与文帝相国府的军事事务，封循阳子。晋受禅后，进爵为伯，多次升迁至少府。咸宁年间任太常，转任尚书，代理镇南军司，后被免职。泰康年间任大司农，后被免职。后来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元康初年进爵为侯，多次升任太子太保，加授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冀州都督。永康初年取代张华任司空，升任太保。太安初年转任太傅。永兴初年取代成都王颖任太尉，不久辞去职位。怀帝时又任太尉，告老退休。永嘉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谥号元。有《春秋条例》二十卷、文集二卷。◇《崇让论》古代圣王教化天下之所以尊崇谦让，是想借此使贤才脱颖而出，平息争夺竞争。人的常情没有不想使自己显得贤能的，所以劝导人们谦让贤者，是为了使自己因推让贤者而显得贤明，难道是要假意推让不贤之人吗？因此，谦让之道兴起，贤能之人无需访求便会自行出现，至公的选举自然建立，百官的候选人也预先具备了。某一官职空缺，就选择众官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慎重的选任之道。在朝士人互相推让给上级，草野中的人也全都受到感化，推贤让能的风气由此产生。被一国人共同推让的，就是一国的士人；被天下共同推举的，就是天下的士人。推让的风气流行，贤者与不肖者便明显区别开来。这种道路实行后，在上位的人无须费心，只需因循已经形成的清议，顺势而行。所以说：‘尧作为君主，多么广大无边，谁也无法形容。’意思是天下自然安定了，人们看不出尧究竟怎样教化天下，所以无法称述。又说：‘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据为己有，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贤人在朝廷互相推让，大才之人常居大官，小人不在野外争夺，天下就太平无事了。用贤才使天下达到无事的境界，最高的治道就兴起了。既然已经仰赖这种教化而成就太平，又何必再亲自参与呢？所以可以歌咏《南风》之诗，弹奏五弦琴。成就这一功业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崇尚谦让所导致的。孔子说：能够用礼和谦让来治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朝廷中的人已经很久不致力于相互谦让，天下也就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自魏代以来，被征召任用、升迁进用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到接受授职叙用时，虽然自己辞谢说不能胜任，却终究没有肯把职位让给胜过自己的人。推让的风气止息，争夺竞争的心便产生了。孔子说：上面兴起谦让，下面就不争；这说明谦让不兴起，下面必然争夺。推让之道兴起，贤能之人就会日益被推举；争竞之心产生，贤能之人就会日益遭受毁谤。争夺者想要自己居先，非常憎恨有才能的人居先，不能不毁谤他们。所以孔子、墨子都不能免于世人毁谤自己，何况不如孔、墨的人呢！议论者都说，世上少有具有高名望的才士，朝廷没有大才之人可以任大官。山林泽畔的低级官吏也说，朝廷士人即使有大官的名望和德行，也都不如过去的人。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错了。并不是当时特别缺少贤人，而是当时不尊重谦让。一个人刚有先于众人的声誉，毁谤必然随之而来，名声无法成就，正是这种风气造成的。即使让稷、契重新活着，也不能再保全他们的名声。贤能与愚劣混杂，优劣无法区分，士人没有预先确定的声价，官职空缺时，主管选官的人不知道应当任用谁，只能按照官员次序来推举。才干相同的人中，先被任用的，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就一定是被有权势者所顾念的人。他们并不是独自贤能，只是凭借先被任用的资历，又不断升迁。不断升迁而能力不能胜任的弊病便暴露出来了。看看现在在官位上的人，没有政绩可闻；如果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大多都是凭资历次序升进的。假如天下尊重谦让，士人一定要经过被人推让，名声才能成就；名声成就之后，官府才会任用他。那些名声和品行没有树立的人，在官位上没有政绩可称，推让他们的人必然很少，官府自然没有理由任用他们。现在有些人不断被任用，是因为推让之道废弃，按照资历任用人的错误已经持续很久了。因此自汉、魏以来，时常举行大规模举荐，命令各官府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只按才能任用，不限制官阶次序，这样做过很多次。被举荐的人中必然有合适的，却没有听说当时有人因此被擢升任用，因为不知道谁最贤能；被举荐的人中也必然有不合适的，却没有加以罪责，因为不知道谁最不肖。之所以无法知道，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肯互相推举，贤愚的名声没有区别。事情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举荐者知道上面考察得不细，所以敢于随意举荐、推进入仕。有的人举荐自己认为贤能的人，又顺带举荐自己所顾念的人，一次便达到许多人；人数过多，各自都说自己举荐的人贤能；再加上评定的等级高下相近，几乎完全相同，就很难区别了。各种情况交错混乱，真假混在一起，反而因此更加严重。即使举荐者没有尽忠的罪责，也有上面开启这种风气的原因；听取和考察的途径过于滥杂，才使事情如此。过去齐王喜欢听竽声，一定要三百人合吹之后才听，并且给他们发放几个人的俸禄。南郭先生其实不会吹竽，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于是请求为齐王吹竽，白白领取相当于几个人的俸禄。继位的齐王察觉后想要改变这种做法，却难以公开说明先王的过错，于是下令说：‘我喜欢听竽声，比先王更甚，想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排成队来吹给我听。’南郭先生在这时逃走了。推贤的风气不建立，滥举的法令不改变，那么南郭先生一类的人就会充满朝廷。才高守道的士人日益退避，奔走投靠权势之门的人日益增多。即使国家有法典刑罚，也不能禁止这种现象。谦让之道不兴起所造成的弊病，不只是贤人处在下位、不能及时进用而已。国家中承担重任的良臣，也将逐渐因罪受罚而退职。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孔子认为颜氏之子能够不重复犯错，这正说明不是圣人的人都可能有过错。处在受宠显贵的位置，想要得到它的人很多；憎恶贤能的人又堵塞他们的道路；那些抓住他们小过错而加以毁谤的人也很多。毁谤的产生，并不是凭空捏造，必然是因为别人有微小过错而把它夸大。毁谤的话屡屡传入上位者耳中，即使上位者想不接受，也不能不依据所听到的话略加查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稍作考察便会发现其验证。既然发现了验证，怎么能不治他的罪呢？如果明知而放纵，君王的威势就会日益衰弱，法令不能施行也由此开始。若明知而一概治罪，那么受罪退职的人会渐渐增多，大臣也会产生不能自保的心思。贤才不能进用，显贵大臣日益疏远，这是有国家者深切忧虑的事。《诗》说：‘接受俸禄而不谦让，最终到了此地便灭亡。’不谦让的人连忧虑灭亡都来不及，又怎能希望他有益于国家和朝廷呢！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风俗非常容易。为什么知道呢？当时在官位上的人，虽然夹杂着一些平庸鄙陋之才，其中贤明的人也很多，难道可以说他们都不知道以推让贤者为贵吗？只是因为当时人人都不谦让，习惯已经形成风俗，所以最终不去实行罢了。臣子刚被授职，都要上表通报，这种文书称为谢章，来源已经很久远了。考察谢章的本意，是想进荐贤能来报答国家的恩德。从前舜任命禹为司空，禹拜谢叩首，把职位让给稷、契和咎繇；任命益为虞官，益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任命伯夷掌管三礼，伯夷把职位让给夔、龙。唐虞时代，百官刚被授职，没有不推让的。谢章的意义，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尚书》记载这些，是想让后世永远以此为准则。后世所采用的做法，是不贤的人不能让贤，只是空写谢章来感谢自己被任用的恩典罢了。代代沿袭而不改变，这是习俗造成的过失。

译凡是按照资历叙用而能够上表的官员，都应当只有真正推让贤能的表章才能上达；不能有所推让、只是徒然浪费纸张的表章，一律不予通报。臣子刚被授职，各自都应思考推举贤能并把职位让给他们；推让的文书交给主管官署掌管。三司有职位空缺，就选择三司官员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样一来，只空缺一个三司职位，三公已经预先选定了人。况且主管选官的官吏未必能公正地选出三公，不如让三公共同自行选出一公，考虑得更周详。四征有职位空缺，就选择四征官员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样一来，只空缺一个四征职位，四征官员已经预先选定了人，必定比等到空缺后再让主管官署选四征更周详。尚书有职位空缺，就选择尚书中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八位尚书共同选出一位尚书，比临到空缺时再让主管官署从八位尚书中选一位更周详。郡守有职位空缺，就选择众郡守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比任命主管官署从一百个郡守中选人更周详。把百官、百郡的推让与主管官署共同比较，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即使再命令三府共同参与举荐官员，本来就没有把举荐选任的责任交给他们，他们各自也不能真正用心。这样他们所用的心思不过删裁一二处罢了，只是让主管官署按照官阶次序举荐，并不精细。贤者和愚者都互相推让，百姓的耳目便全都成为国家的耳目。人的常情是，争夺时总想毁谤自己不了解的人；谦让时则争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所以世道争夺，毁誉交错，优劣不能分明，就难以推让。时世崇尚谦让，贤能智慧之人便显现出来，才能高下清清楚楚、依次分明，不可能混乱。在这种时候，能够退身修养自己的人，推让他的人很多；即使他想固守贫贱，也不可能做到。奔走追逐进取而希望别人推让自己，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一样。如此一来，愚者和智者都知道要进身求通；如果不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就没有进身的途径。向外奔走求取的人，在这种风气下会相随而归；浮夸的声名和空洞的议论，不用禁止也会自行止息。人人都无须费心，只任凭众人的议论，天下自然就会受到教化。不用言语而施行的教化，崇高伟大的美德也由此显著。谦让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难道可以不努力实行吗！《春秋传》说：‘范宣子谦让，他的下属也都谦让。乐欬虽然放纵，也不敢违背这种风气。晋国因此安定，几代人都依赖它。’这是上古的教化：君子尊重有才能的人，并把功劳让给下属；小人努力务农来奉事上级；上下有礼，谗言和隐匿之事被远远排斥，都是因为没有争夺。等到世道混乱时，国家的弊病总是由此产生。这一深切的论断，已经说得清楚明白了。在朝的君子掌管选官和大官任用，如果能够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正确的言论，推举并实行它们，各自把让贤举能作为首要事务，那么各种人才就会纷纷出现，能与不能便会明显区别开来；盖世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晋书·刘颂传》，又见《群书治要》卷二十九引《晋书》；《通典》卷十六。） ◎刘智 刘智，字子房，是刘颂的弟弟。在魏任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任颍川太守，入朝任秘书监，兼任南阳王师。晋受禅后，加授散骑常侍，升任侍中、尚书、太常。太康末年去世，谥号成。有《丧服释疑论》二十卷。◇《王昌前母服议》礼是为通常情形制定的，不是为非常情形设置的。对于已经去世而不知道其死生的父母，礼制没有规定服丧。生前一向没有见过面，就取消加重的服制，以期服为限。（《晋书·礼志中》。按：王昌的事迹详见前文《竟陵王诔文》。） ◇《论天》凡是含有天地之气而生成的生命，人是其中最尊贵、最有灵性和智慧的。因此，人的一举一动和施为，都与天地的形象相应。古代圣王观察日月星辰的灵光，创制计算之数，以北辰为准则，制作浑仪，探究性理，考察祥瑞征兆，阐明其中幽深的意义，于是制定历法。浑仪仿照天的圆形，以包容方形的大地；它周而复始地转动，有两个端点，其中能够看见的，是极星。称为运行的极点，南方的极点在地下而不可见，所以古人没有给它命名。阴阳相互配合，是万物众生的父母。精气和星象在下，五星具于上，共同成就天地的功业；于是太阳和月亮主持运行，五星作为纬星，天以七种星曜为纲纪，这就是七曜。运行的极点不越出范围，是众星之君。它发布政令、指示授予，以北斗确定时节；北斗有七星，与七曜同属精气，而在下界形成节气。晦日和朔日由东西方向来区分，消长由南北方向来辨别，借此确定四方。天地相配相合，各方之气有其常规；天以七曜为纲纪，各方据此整治自己的政事。因此四方各有七宿，共二十八星。于是天有常度，日月形成光象，众星各有宫位分野，各方万物各有形体类别；在朝廷中象征官职，在野外象征万物，在人身上象征事情，这是自然之理。众星各自定位，七曜交错运行，盈亏伸缩都有固定的期限和节度，所以历法和推算由此建立。太阳，是太阳之神。它施加温暖，使万物生长；施加光明，使阴暗之处明亮，是万物所承受并以它为先导的东西，象征君主的尊贵。月亮，是太阴之神。它承受太阳的照耀，亏盈随着时节变化，是有所承受的东西，象征臣下的卑顺之道。五星象征五常，寄托于四时，成就五种政事。旧说认为，太阳譬如火，月亮譬如水。火施放光明，水容纳光影，所以月光产生于太阳；面对太阳时便明亮，光辉接近太阳时便明灭不定。这样说来，月的清明之象原本就在前面。又说，月亮正处在太阳对面时发生月食，是因为阴性的本质会受损，不承受光明。君臣不能同等强盛，日月不能同等明亮；阴在上方而不自行抑制损减，阳气必然侵凌它，到了望日交会的度数，必然应验为月食。所以《诗》说：‘那月亮发生食，这是正常的现象。’道势本来就是如此。侵凌严重便会全食，这象征臣下。太阳尊贵，象征君主；月亮卑下，象征臣下。晦日和朔日相会交接时运行在同一道路上，同道运行，形体便相互遮蔽。天道以前者为尊。臣下遵循臣下之道，即使运行度数相遇，月亮也不遮掩太阳，是卑下服从尊上；不遵循臣下之道，月亮便遮掩太阳，是卑下凌犯尊上。因此太平之时，日月交会却不发生食，尊卑之道顺畅。有人问：‘据说颛顼时代制作了浑仪。又有说法认为，黄帝制作的是盖天仪，像斗笠一样覆盖天空，北极在其中，日月因距离远近而有昏明；浑仪则认为天包裹着地，地承载在气上，天旋转运行，日月因出入而有昏明。这两种说法，谁是正确的？’

译刘智说：‘盖天的说法是错误的。以春分、秋分来说，太阳从卯时升起，在酉时落下；如果天空像车盖，北极在车盖中央，日月星辰便会随着回转而远离、隐藏光明。春秋二分时，本应白昼短、夜晚长；如今用漏刻计数，昼夜却相等；再用日出的时刻考察，正是卯时出、酉时入。这就是盖天说不能成立的证据。不过，这两种器具都是古代制作出来用来观测的，只是传述其意义的人失去了它们的实际用途。从前圣王治理历法、明察时令，制作圆盖来绘列星宿，北极在中央，用它来观察天象，却不能准确判定昏明、区分昼夜，所以又制作浑仪。浑仪仿照天体，也以北极为中央，以朱红色的规作为赤道游环，周围距离北极九十一度有余。考察太阳运行，冬夏距离北极远近不同，于是又绘制黄道；夏至距离北极近，冬至距离北极远，春分、秋分时与赤道相交。黄道和赤道有内外之别，用以确定星宿度数的进退，这样推算的方法才精密。到汉顺帝时，南阳张衡考察确定日行进退；灵帝时，太山刘洪推步月亮运行的迟速。从此以后，对天象的验证更加详尽。自司马迁、刘向、刘歆、杨雄、贾逵、张衡、蔡氏、刘洪、郑玄，这九位先生，不仅在计算推步方面广泛探索、深沉综合，才思宏大深远，而且在论述浑仪与盖天仪的用途时，能够明白确定太阳运行于四时的规律。他们有的考察精密，确实有所收获；有的也有出入，失去了根本宗旨。’ 人的见解各不相同，所处的立意也各有差异，道理很难穷尽，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情况。有人问：‘古代历法论述月食，有的说阴气受损，因而不能承受光明；有的说是暗虚，暗虚所在的地方遇到月亮，月亮就发生食，遇到星辰，星辰就消失。如今您不赞同这种说法，为什么？’刘智说：‘所谓暗虚，是认为月亮处在太阳正对面的地方，地体的阴影遮蔽了它，太阳光不能到达，称为暗虚。凡是被光照到的东西，光体小于被遮蔽的范围时，阴影就会大于本体。如今太阳直径千里，若被地体遮蔽，暗虚的阴影将超过一半。星辰消失、月亮毁灭，难道只会发生在日月交会之间吗？由此说来，是阴气不能承受光明的说法比较接近真实。’又问：‘如果像您所说，必然有巨大的阴影，太阳在月亮的对面，月亮怎么还会有光明？’刘智说：‘阴中包含阳，所以能够明亮，并不需要阳光直接照耀。阴阳彼此感应，清明的东西承受光，寒冷的东西承受温暖；它们无门户却能相通，即使相隔遥远也能相互感应。因此，触碰山石而接连涌出的，是水气相通的缘故。彼此呼应便彼此到达，没有违逆而不到达的，也没有隔绝能够阻塞的。极其清明的物质，承受太阳的光。由于天体是圆的，面对和背向太阳的情况不同，测量和站立的位置也不同，这就是光与月魄的道理。阴阳相互承接，此方隆盛则彼方衰微。因此太阳和月亮会争夺光明。太阳光微弱时，白昼可以看见月亮；如果只凭形体和光线相互照射，而没有相互吸引、承受之气，那么就应当是阳气隆盛时阳光明亮，阳气衰微时阴光也衰微，二者的差异便没有产生的原因了。’ （《开元占经》卷一）

译◇《丧服释疑论》‘失去亲人，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便不敢服丧；那么终身都不祭祀吗？’刘智说：‘只是怀疑他还活着，所以不敢服丧；既然确定怀疑他已经死了，怎么可以不祭祀呢？古代死者去世，必定要在宗庙中报告。如今失去亲人，也一定要到祖先宗庙报告，使众人都知道。寻找三年，如果仍然找不到，就再次报告。报告的目的，是希望他还活着。于是便随着这种情况为他祈求；后来即使仍有疑虑，祭祀时也必须报告，让祖先知道自己有所怀疑，使死者不受其他鬼神取代，最终仍能回来享用祭祀。祝辞中报告这种疑虑，那么远祖的神主就不迁移了。依凭神灵的心意，把尊崇加于尊长，这是孝子的感情。（《通典》卷五十一。）’ 凡是因情势屈抑而不能服丧的人，都有心丧的礼制。小功以下不实行税服，才是没有心丧。（《通典》卷八十一。） 婴儿没有知识，但对于父母的丧事，也要用衣被包抱着他。对于其他亲属，到了八岁就要穿丧服。七岁称为悼年，超过这个年龄而犯罪，就要列入刑罚；既然可以施刑，就必定要使他接受礼制，所以在下殇的年龄，也要为他穿丧服。按：《小功章》说兄弟的下殇，服制如同昆弟的下殇，因此到了下殇的年龄就实行服丧。（《通典》卷八十一。） 有人问：‘礼制规定孙子为祖父的后嗣服丧三年，是因为他承当嫡统。那么庶子的长孙，既然不能承继曾祖、高祖，这个孙子为庶祖承当重任，服丧三年吗？’回答说：‘所谓继祖，不只是指大宗。按：《丧服传》和《小记》都说：“庶子不为长子服三年，因为他不能继承祖和祢。”两处都这样说，是为了说明父亲之所以重视长子，是因为长子应当成为祢的后嗣。其所继承的，对父亲来说是祢，对儿子来说是祖。父亲认为自己应当继承祖，所以重视长子的服制；那么孙子作为祖的后嗣，就不能减轻服制。这样说来，孙子作为祖的后嗣，都应服丧三年。再比如甲是众子，生了乙；乙生了景，而乙先去世，景作为长子之孙，成为甲的后嗣。甲去世后，景为甲服丧三年。甲是庶子，没有嫡子可以传承；如果不服三年，那么景就只是乙的嫡子，便缺少父亲去世后孙子为祖承重的道义。’（《通典》卷八十八。） 有人问：‘如果祖父先去世，父亲已经为他服丧三年，自己也为他服丧一年；后来父亲去世，祖母又去世，还应当服丧三年吗？’刘智回答说：‘嫡孙为祖父服丧三年，确实是因为父亲去世后，自己不敢不以儿子的身份对祖父尽孝，所以服丧三年。所谓从祖父那里承受重任，是说父亲去世后，祖父本应为自己服丧一年，这就是承受重任。自己虽然没有从祖父那里承受重任，但祖母如今应当为自己服丧一年，自己便不能不为祖母服丧三年。《小记》说：“祖父去世后成为祖母后嗣的，服丧三年。”这句话正是为此而发。’（《通典》卷八十九。） ‘高祖母、曾祖母、祖母都在世，其中地位较低的先去世，应当因尊长存在而屈减服制吗？从前鲁穆姜在世时，成公的夫人去世，《春秋》记载说“安葬我们的国君夫人齐姜”。旧说认为，妻子随着丈夫而成为尊者，婆母不因儿媳而屈服；妇人不主持祭祀，已经承接先君的嫡正血统，对服重丧没有疑问。’（《通典》卷八十九。） 虽然作为父亲的后嗣，仍然要为出嫁的母亲服齐衰杖期，直到下葬、举行卒哭祭后才除服，过一个月才祭祀。按：谯周说：‘父亲去世而母亲改嫁，并不是父亲所断绝的关系，为她服期服也可以。’（《通典》卷九十四。） 有人问：‘《丧服传》说：“妾没有儿子，妾的儿子没有母亲，父亲命令妾成为他的母亲，这就称为慈母。”如今一个妾自己有儿子，另一个儿子因为没有母亲，父亲命令这个妾成为他的母亲，应当像对慈母一样服齐衰三年吗？’回答说：‘父亲有两个妾，一个没有儿子，一个有两个儿子；父亲分出其中一个儿子，让他给无子的妾作儿子，他不敢违背父命。但不能始终按照真正儿子的道义对待她。’按谯周《集图》说：‘《丧服》中齐衰三年的条文说：“慈母如母。”父亲在世时为慈母服丧的条文，却没有说明。今文所载的说法，是对贵妾施慈，父亲在世时服齐衰一年；对贱妾施慈，父亲在世时服大功九个月。古文郑氏的说法认为，这说的是大夫、士的妾所生之子，父亲命令妾成为其母的情形。大夫的妾子，父亲在世时为母服大功；士的妾子为母服期。大夫按爵位降一等，士没有按爵位降等的规定，父亲去世后都恢复本服。按《经》说：“大夫的妾子，父亲在世时为自己的母亲服大功”，并不区别贵妾、贱妾。除非是祖嫡，大夫都因爵位而降一等，所以妾子也依父亲的例子，为母亲降一等。即使是大夫的贵妾，也不能与君主同体，怎么能不因爵位而降服呢？’ 凡是这类情况，今文家的说法都不如古文家的说法。（《通典》卷九十四。） 亲生母亲被父亲休弃后，便为继母的亲属服丧；继母去世后，就不再服丧。（《通典》卷九十五。） 按《礼记·小记》说：‘出生时没有赶上祖父母、诸父、兄弟，而父亲为他们服丧，儿子就不服。’刘智认为，所谓出生时没有赶上，是说生前没有相及。两段文字互相冲突，必有一个字是错误的。‘昆弟’是相连的词，容易被误用而成为衍字。至亲即使跨越两代，也不能因为没有见过面就没有相互服丧的恩义。如果说出生时没有相及的人可以服税服，那么父亲即使已经除服，后来出生的人也不能追服。凡是不服丧的人既然不服，即使父亲服了税服，他的子孙也没有理由服丧。由此推断，‘弟’是衍字，可以知道了。（《通典》卷九十八。） 有人问：‘按《丧服小记》说“慈母的父母没有服”，孙子应当不为慈祖母服丧。又说“慈母和妾母不代替祭祀”，孙子也不祭祀慈祖母，那么还有什么服丧可言呢？’刘智说：‘礼制规定，为亲生母亲的亲属服丧，为继母的亲属不服丧。这并不妨碍孙子为继祖母服丧。礼制规定，孙子作为祖父的后嗣，如同儿子。所说妾母不代替祭祀，是说奉事她的人本人终止之后便停止。难道会有妾子先去世、孙子承担丧事，服丧期满后却不再祭祀的吗？’（《通典》卷九十八。） 有人问：‘遭逢战乱离散，推算父母的年纪已经超过一百岁，大概已经去世了；但一直没有得到音信，估计同乡同年的人在他们去世的日期，便制作丧服。有的人认为应当终身服丧，有的人不允许这样做，应该怎么办？’刘智回答说：‘父母的生死尚未确定，凶服不宜穿在身上，应当以延续祭祀为重。因此，说不宜立即制备丧服而必须继续祭祀的人，我认为是正确的。凡是穿着丧服却没有悲哀容貌的，可以按不孝论处。处在因尊长而受厌降、不能为亲属服丧的情形，却有深厚悲哀感情的人，我认为可以称为孝行笃厚。’（《通典》卷九十八。）

译有人问：‘如今有痴狂的孩子，连豆麦都分辨不清，却能够行走，起居行动完全没有人的常态，年过二十而死。有人认为礼制没有因残疾而减降服制，父亲应当按正常服制为他服丧；有人认为殇者不服丧，是因为他没有知觉。这种疾病比殇更严重，不在礼制服制适用范围内。礼制没有涉及，是因为它把这种人按一般情况所知的范围来处理，不应当服丧。这两种说法应当听从哪一种？’刘智回答说：‘不服丧的殇者，所受的爱反而超过成人，是因为他们生来本性尚未形成，所以据此不服丧；随着年龄渐渐接近成人，这样处理是顺应道理的。至于残废之疾，多是受到外物影响而得到的；父母养育他们，有时也未能完全合乎道理而使疾病形成。仁厚的人对此悲痛很深，不能忍心不为他们服丧。因此礼制没有为这种情况制定减降服制，不能与殇者相同处理。’（《通典》卷一百一。） 有人问：‘兄弟骨肉因罪恶而被徒刑、流放或处死，诸侯对他们服丧吗？’刘智回答说：‘凡是因罪恶被判徒刑的人，就与之断绝关系；国君对于有罪的兄弟，也断绝关系。旧说认为，诸侯对兄弟有吊服，穿齐衰丧服。若不服丧，便没有丧服，只穿素服而已，也不亲临吊唁他的丧事。诸侯自身承继先君的身份，奉行祭祀，所以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施加于被断绝关系的人。这样说来，不是父亲后嗣的人，就可以为他服丧。’（《通典》卷一百一。） 问者说：“如果久不下葬，丧主便不能除去丧服。假如父亲远征，军队战败，死在战场上，尸骨失散，无处安葬，那么丧服应当怎样穿？”智云说：“这是《礼》中没有涉及的情况。按道理推求，凡是礼制规定由其主持丧事的人不得除服，并不是说其他儿子就可以没有哀痛，实在是因为丧期既已改变，人情必然逐渐减损；丧柩虽然还停在殡宫，不主持丧事的人也可以没有丧服。既然如此，主持丧事的人所穿的丧服，可以只是因为他的哀痛特别深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丧柩尚在，不能没有主持凶事的人。如今没有安葬之处，就是没有尸体和棺柩。既然凶服无所施用，那么居丧到后来的那个人，便应当和其他儿子一样除服。下葬后改换丧服，是因为丧事的大事已经完毕；如果没有尸体和棺柩，就不应有因下葬而改换丧服的礼节，而应不分寒暑，按照正服期满来办理。因此，应除去首绖而改戴练冠。亲人的尸骨失散，孝子的感情希望以更高的礼数来对待，可以让他到服丧满周年的练祭时才改换衰服和绖。虽然没有旧例可援，但这样制定礼制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