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刘芳

译立学表 凡是治理国家的，没有不崇尚儒学、尊重道术的；学校总是放在首位。虽然政治有质朴和文饰的不同，这项原则却不会改变，大概是因为万事都以此为开端，各种事务都要依据法则。唐尧、虞舜以前，典籍没有可靠依据；周代兴盛以后，师氏任职于虎门。《周礼·大司徒》说：“师氏掌管用美善之道告诫王，居住在虎门的左边，掌管王朝之事，掌握国中善恶得失之事，以此教育国子弟。”蔡氏《劝学篇》说：“周代的师氏居住在虎门左边，讲说六艺，用来教育国子。”如今的祭酒，就是周代的师氏。《洛阳记》说：“国子学宫与天子宫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考察《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亲近民众，把教育放在首位。”郑玄注说：“在宫内设置师保来教导，使国子在那里学习；在宫外设置太学、庠序等官。”由此说来，国学在宫内，太学在宫外，是很明确的。考察《洛阳记》，仍然可以看出仿佛有这样的格局。臣愚以为，如今既然迁都到崧▯，皇宫处在伊水、洛水之间，宫阙、府署、寺院都恢复旧址，至于国学，怎么可以错乱更改？考量旧日制度，应当设置在宫门左边。至于太学，旧有基址还在，应当仍按旧址营建。太和二十年，诏令设置四门博士，在四门建立学校。臣考察，周代以前，学校只称为两类，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有的以国都为贵，有的以郊外为贵。到了周代，学校大概有六处：师氏学校在宫内，太学在国都中，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说，周人“在虞庠奉养老者，虞庠在国都西郊”；《礼》又说：“天子设置四学，按照人的长幼次序入学，太子也按年龄排列。”注说：“四学，就是周代四郊的虞庠。”考察《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帝王进入东学，崇尚亲爱而尊重仁；进入南学，崇尚长幼而尊重信；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尊重德；进入北学，崇尚贵重而尊重爵位；进入太学，承受老师教诲而询问道理。周代的五所学校，在这里更加清楚。考察郑玄注《学记》，周代则有六学。之所以这样，是注中说：“宫内设置师保来教导，使国子在那里学习；宫外有太学、庠序等官。”这就是证据。汉、魏以来，不再有四郊之学。臣谨慎考察前代旨意，认为应当设置在四门。考察王肃注说：“天子四郊都有学校，距离王都五十里。”考察郑玄的注，却没有说明远近。如今太学旧坊地基宽阔空旷，如果在四郊另设学校，彼此相距遥远，检查督察很难周全。计算太学坊兼作四门学校，仍然太过宽广；按照臣愚昧的估量，合并设置在同一处也没有妨碍。况且如今的制度设置多沿用中代旧制，不知四学是否应当遵从古制？请求召集名儒和礼官，商议确定设置地点。（《魏书·刘芳传》）

译修理金石乐器表 礼乐是重大的事情，不能轻率决定；如果不是广泛延请公卿，广泛召集儒学贤士，讨论得失，深入研究是非，就无法把它流传给万代，成为不朽的规范。（《魏书·刘芳传》） 郊坛疏 臣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的根本，实在于审定方位。因此历代圣人的至理名言，光彩显著地连续记载在典籍中；先儒的正当议论，也清楚地著录在经史之中。臣的学问不能通晓全部经典，学业又不通达古今，哪里敢轻率进献盲人之言，妄自陈说管窥之见。臣私下看到如今所设置的坛场祠庙，在远近位置上是否合宜，考察典章制度，有的或许还未完全符合内心的判断。既然臣主管此事，请允许我陈述浅陋的意见。《孟春令》说：“其数为八。”又说：“在东郊迎接春天。”卢植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野。”贾逵说：“东郊，是木帝太昊所在之处，距离八里。”许慎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野。”郑玄注《孟春令》说：“王居于明堂。《礼》说：王出行十五里迎接新年，这大概是殷礼；周礼规定近郊为五十里。”郑玄另一条注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八里郊外迎接春气。”王肃说：“东郊八里，是因木数而定。”这些都是春郊八里的明确证据。《孟夏令》说：“其数为七。”又说：“在南郊迎接夏天。”卢植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野。”贾逵说：“南郊，是火帝炎帝所在之处，距离七里。”许慎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野。”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野。”王肃说：“南郊七里，是因火数而定。”这些又是南郊七里的确切证据。《中央令》说：“其数为五。”卢植说：“中郊，是五里之外的郊野。” 贾逵说：“中央是黄帝之位，又处在南郊的末位，所以说在四郊设立五帝的兆域。”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未地，距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确切证据。《孟秋令》说：“其数为九。”又说：“在西郊迎接秋天。”卢植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野。”贾逵说：“西郊，是金帝少▯皋所在之处，距离九里。”许慎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野。”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野。”王肃说：“西郊九里，是因金数而定。”这又是西郊九里的确切证据。《孟冬令》说：“其数为六。”又说：“在北郊迎接冬天。”卢植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野。”贾逵说：“北郊，是水帝颛顼所在之处，距离六里。”许慎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野。”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野。”王肃说：“北郊六里，是因水数而定。”这又是北郊六里的确切证据。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说：王畿方圆千里，取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 近郊为五十里，加倍就是远郊。在郊外迎接王气，大概是在近郊。汉代不设置王畿，于是按照各方的数目确定郊所，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正月，开始在雒阳城南七里设置郊坛，依照元始年间旧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这又是汉代南郊、北郊的明确证据。如今郊坛的位置只应以此为准。至于三十里的郊野，向前不合郑玄所引殷、周两代的依据，向后又违背汉、魏实行的旧例。凡是城邑以外都称为郊，如今计算四郊，都以城郭门为界，里数依照以上规定。《礼》说：“早晨拜日、拜月，都在东西门外。”如今日坛、月坛的位置，距离城东西道路各三十里，臣私下仍不知是否合适。《礼》又说：“在坛上祭日，在坎中祭月。”如今计划按照上述方式营造。《礼仪志》说：“在城南建立高禖祠。”没有说距离多少里，所以如今仍沿用旧制。灵星本来不属于礼制中的正式祭祀，兆域始设于汉初，专门用来祈求农业丰收，长久隶属于郡县。《郊祀志》说：“高祖五年，下诏给御史，命天下建立灵星祠，祭牲使用太牢，县邑令、长官都侍奉祭祀。”晋代祠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社、先农，县又祭祀灵星。”这就是灵星祠遍布天下各县的明确证据。周公庙之所以单独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建洛邑，所以世代传承在洛阳，崇奉祭祀从未断绝，用来彰显他的功劳。夷齐庙也是世代作为洛阳境内的神祠。如今一并迁归太常，恐怕违背了它们原本的性质。天下像这样的祠庙很多，都应当由各郡县分别修理，供公私祈祷请求使用。臣私下认为，太常所主管的神祇，自有固定的数量和界限，不应临时凭主观意愿斟酌；如果任意营造，就不免成为不合礼制的淫祀。这两座祠庙，无论归太常管理，还是留在洛阳管理，对于国家来说本质相同。然而贵在审察根本。臣凭借愚昧浅陋的见识，错误地忝居如今的职位，考察汇集典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既然没有不同的说法，认为大致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正值玄冬事务稍闲、田野空旷、民众有暇之时，迁移、改建郊坛，二三处都很便利。（《魏书·刘芳传》《北史》第四十二卷。） 社稷应该种树疏 依照《合朔仪注》：太阳发生异常时，用朱红色的丝绳把社树缠绕系结三圈。但如今没有树。又《周礼·司徒职》说：“设置社稷的坛域，并种植田祖之木，各自按照其社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来种。”郑玄注说：“所适宜的树木，是指松、柏、栗之类。”这是第一条证据。又《小司徒·封人职》说：“掌管设置王的社坛，为国境边界封土并种树。”郑玄注说：“没有说稷，是因为王以社为主，稷只是社的从属。”这是第二条证据。又《论语》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树。’”这说的是各地土地所适宜的树木。这是第三条证据。又《白虎通》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呢？是为了尊崇它并作标识，使百姓远远看见就产生敬意，又是用来表彰功德。”考察这句话，正是在解释为什么要有树，完全没有讨论有树还是无树。这是第四条证据。这里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那么，稷也有树就很明确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是怎样的？”

译回答说：“社都有围墙而没有屋宇，在其中种树；有树，是因为土地能生养万物，而万物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要种树。”这是第五条证据。这一条最为周详明确地解释了有树的意义。又《五经要义》说：“社一定要用树木来标志。《周礼·司徒职》说：分封社土并种树，各自依照土地所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说：太社只用松树，东社只用柏树，南社只用梓树，西社只用栗树，北社只用槐树。”这是第六条证据。这又是太社和四方之社都种树，并以树木加以区别的明确依据。又见各家《礼图》，社稷图都画成有树，只有〔原文“惟诚社”疑有脱误〕说社有树而稷无树。这是第七条证据。虽然已经辨明有树的依据，但还没有确定所种的树木。考察《论语》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便是说各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却说：“太社只用松，东社只用柏，南社只用梓，西社只用栗，北社只用槐。”这样看来，就是同一代之中，五社所用的树木也各不相同。臣愚以为应当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只用松”，如今种松树，不必担心失礼。只有稷没有形成明确的证据；稷既然是社的从属，大概也不离开松树。（《魏书·刘芳传》《北史》第四十二卷。） 彭城王勰谥议 彭城王年少时便树立德行，天生极为孝顺，聪慧的本性超过常人，学习不必依靠老师传授。他卓越的操守出于天然，不同凡俗的美德自幼便独自显露。等到参与政务，诏令文书因他而增光，后来登上中书省要职，阐明五教。汉水以北告急，皇帝威严地下诏问罪，王在宫内亲自料理药膳，在宫外统率六军。等到皇帝驾崩，宫内宫外都悲哀惨痛。王奋勇含悲，英明谋略暗中贯通，护卫先帝灵驾，整顿军队、振扬旌旗。经过宛城、谢城，直到鲁阳。送行奉迎灵驾，没有愧于周公、霍光；接受遗命辅政，使远近都得到安宁。他分陕治理一方，声名流传于燕、赵；扫清江西，威势震慑南越。入朝总理百官，众多功绩都兴盛起来；履行勤劳而不惧艰苦，功劳越大越谦抑。温和恭敬、和乐平易，忠诚高雅、宽厚仁慈，起居行动都有法度，善始善终，始终笃厚。他心志高尚，功成之后便退隐。事业光明，符合圣心，美德光耀世代典籍。依照谥法，保卫国家、平定功业称“武”，善于询问、通达周遍称“宣”，谥号为武宣王。（《魏书·彭城王勰传》。永平元年，太常卿刘芳提出议议。） 上尚书言 调定乐律、协调音调，本来就不是臣所通晓的；况且国家大事，也不能由几个人决定。如今请重新召集朝廷贤士，让众人辨明是非，明确采用典籍依据，借助元凯等人作出决定，然后再营造制作。（《魏书·乐志》。永平二年秋，高肇等奉命与刘芳重新制作乐器，诏令许可，刘芳于是上书尚书。） 上言参与制定舞名并制作新曲 考察古代帝王，没有不依据功业、象征德行来制定舞蹈名称和各种乐章的。如今想要教习文舞、武舞，并把它们施用于郊祀、宗庙，请允许臣参与制定这两种舞蹈的名称。臣私下观察，汉、魏以来，鼓吹乐曲彼此也不相承袭，如今同样需要制作新曲，以此宣扬皇家的德行美善。（《魏书·乐志》。永平三年冬，刘芳上言。） 又上言 臣听说，音乐能够感应万物、移易风气，讽谏百姓、改变习俗；这是先王用来教化黎民的手段，也是汤、武用来改变时代、建立功德的方式。晋氏政治失误，中原纷乱动荡；刘渊、石勒凭一时的奸雄之势，在魏、赵一带横行跋扈；苻氏、姚氏凭部族首领的强盛豪势，在关中、关辅之间迟疑盘踞。于是礼崩乐坏，废弃之后无人治理。大魏顺应时运、开启国运，全部占有天下，虽然每天忙碌而无暇休息，却总是把礼乐放在首位。古代乐制有所残缺，四处询问求取却没有办法，所以近年以来，创制的东西不止一种；考察经史，常常依据典章制度。于是使铿锵的礼乐还没有完备地用于郊庙，击鼓起舞的仪式在朝廷台阶前也仍有缺失。臣忝居宗伯之官，主管礼乐，因此仰面惭愧，内心羞惭，不能安然自处。自从今年春天进献之后承受诏旨，蒙赐命令广泛采集经传，重新制作金石乐器，并教习文武二舞以及登歌、鼓吹等乐曲。如今刚刚校订完成，谨依照先前诏令，邀请公卿和当代儒学贤士共同讨论始终，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谨当将此事上报，请与旧有制度一同陈列。若臣等所掌管的形式符合古制，演奏击拊合于节拍，那么元日大享时就应当陈列使用。如今年终将近，三朝也没有多少时间，请准许臣与本曹尚书、郎中以及各部门长官共同呈验试演。如蒙允许，请赐下诏令裁定。（《魏书·乐志》。永平三年冬，刘芳又上言。） 陈终德为祖母服重丧议 考察《丧服》，本来是士所遵行的正礼，其中有时向下通用于庶人，都另行标明。至于传重之制，从士以上，古代卿士大多世代承袭职位；而且士以上才有宗庙。世俗儒者多说，嫡孙传重的制度向下通用于庶人，这是错误的。怎样可以说明呢？《礼稽命徵》说：“天子的元士有二庙，诸侯的上士也有二庙，中士、下士有一庙。”一庙，就是祖先和父亲共用一庙。《祭法》又说：“庶人没有庙。”既然这样分明，怎么能够通用于庶人呢？传重，是主持宗庙祭祀，并不是说庶人在寝室中祭祀。还必须连续几代承袭嫡系，才可以成为嫡子、嫡孙；否则就不能继承祖位。郑玄另有关于变除丧服的说法，认为为五世长子服斩衰。魏、晋以来，不再实行这种礼制。考察《丧服经》，没有嫡孙为祖父服重丧三年的正文，只有为长子服三年、嫡孙服一年的规定；《传》和注只是借此说明嫡孙传重的意义。当今既然不再为嫡子服斩衰，那么地位卑下的嫡孙，不越过各位叔父而主持重丧，这一点就可知道了。况且按照陈终德的资历和品阶，与古代相比较，还没有达到下士，只是任职的庶人，又没有这种礼制。考察旧典，验证当今世情，这种制度很少实行。况且各位叔父都还在世，丧事已有主持者，应当依照嫡孙的规定，服丧一年才是合宜。（《魏书·礼志》四。永平四年，太常卿刘芳提出议论。又见《通典》卷八十九。） 又议

译国子监所说，《丧服》虽然以士为主要对象，但必然向下包括庶人。本来不是说一篇之内完全不向下通用于庶人，只是说嫡孙传重专属于士以上。这是《经》《传》的正文，显然没有涉及庶人。戴德《丧服变除》说：“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从天子一直到士都是如此。”这就是士以上才有嫡子的明确证据。况且所谓承重，是因为嫡子将来要代替自己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说的是庙主，完全没有说寝主，这也是证据。所引用的“大夫不世袭”，是《公羊》《谷梁》这些近代儒者的小道之书；至于《左氏》《诗》《易》《尚书》《论语》，都有典章证据，或许是他们还没有觉悟。许叔重《五经异义》说，如今《春秋公羊》《谷梁》认为卿大夫世代承袭职位，这样权力便集中于一个姓氏，例如周代尹氏、齐国崔氏；但古代《春秋左氏》说卿大夫都可以世代享有禄位。《左传》说“官族”，《易》说“食旧德”，所谓旧德，就是享用父亲过去的俸禄。《尚书》说：“世代选拔你的功劳，我不会断绝你的善行。”《诗》说：“周代的士人，世世代代都显赫。” 《论语》说：“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国家，是指诸侯国；世，是指卿大夫。这些都是正经以及《论语》中关于士以上世代承袭职位的明确证据。士也都世代享有禄位。八品官是一命，这确实如此。但只看这些依据，可以说只是看到了纲要，还没有弄清细节。考察晋代《官品令》所制定的九品官，都是正品，没有从品，所以把第八品作为古代下士的准则。如今本朝《官令》都有正、从之分，如果把员外官的资历算作第十六品，哪里能算是正八品的士呢？推求考察古今制度，谨慎地如前面所议。（《魏书·礼志》四） 穷通论（《北史》第四十二卷，已佚。） 卷三十九 贾思伯 思伯字士休，武威人，居住在齐郡益都。孝文帝时任奉朝请、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任中书侍郎。宣武帝即位，转任辅国将军。授鸿胪少卿，出任荥阳太守。升任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授征虏将军、光禄少卿，升任左将军、兖州刺史。孝明帝时，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尚未正式拜官。改授太尉长史。授安东将军、廷尉卿。转任卫尉卿，升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任正都官。升任侍讲。孝昌元年去世，追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又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贞。明堂议 考察《周礼·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殷人的重屋、周人的明堂，都有五室。”郑玄注说：“这三种建筑，有时举宗庙，有时举王寝，有时举明堂，互相说明，是为了表明它们的制度相同。”如果这样，那么夏、殷时代已经有明堂了。唐、虞以前的情况，没有听说。戴德《礼记》说：“明堂总共有九室十二堂。”蔡邕说：“明堂是天子的太庙，享祭功臣、奉养老人、施行教育、选拔士人，都在其中举行，共有九室十二堂。”考察戴德编撰的《礼记》，世上并不实行；而且九室十二堂的规制，恐怕很难取得恰当的标准。《周礼》规划国都，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坛，明堂在国都南面，这就说明它不是天子的太庙。那么《礼记·月令》把四堂和太室都称为庙，应当是因为天子暂时在其中配享五帝。又《王制》说：“周人把国老奉养在东胶。”郑玄注说：“东胶就是辟雍，在王宫的东面。”又《诗·大雅》说：“在宫中和乐融融，在庙中庄严肃穆。”郑玄注说：“宫，是指辟雍宫，用来辅助君王；奉养老人崇尚和乐，辅助祭祀崇尚恭敬。” 这又是明堂并非太庙的证据。考察《孟子》说：“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想毁掉明堂。’”如果明堂是宗庙，就不应有提出毁掉它的问题。况且蔡邕《论明堂之制》说：“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征坤卦的策数；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象征乾卦的策数；方形六丈、圆径九丈，象征阳九阴六之数；九室象征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征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象征二十八宿；外部宽二十四丈，象征阴阳之气。”考察这些都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则，为什么唯独房室象征九州呢？如果建立五室来象征五行，难道不是更妥当吗？这样看来，蔡邕的说法不能算通行的典制，九室之说或许不能采用。臣私下考察《考工记》，虽然是补缺的书，流传沿用已经很久，各位儒者为它作注释，都没有说它不正确；与后来的著作相比，难道不是更优越吗？况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和旧《礼图》都作五室，徐、刘等人的议论与《考工记》相同，也有很多。如果朝廷要独自断绝古今传统，自行制定一代制度，那正是臣所希望的；如果仍然要继承旧章、仿效前代，就不应舍弃殷、周已经形成的制度，反而沿袭近代的妄作。况且制度增损变化到极点，集中表现在三王时期；后世的疑问和争论，很难作为准确可信的依据。郑玄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这是五帝各有一室。它符合五行的数目，《周礼》依照这个数目设置宫室，至今仍在施行。虽然各家说法不同，不过是当时的说法罢了。”考察郑玄这番议论，并非没有根据。查考《月令》，也没有九室的文字；推究它的制度设置，并不违背五室之制。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这样看来，宫室仍然是五室，但布置政令可以覆盖十二个月。五室之制，是可以成立的。宫室的方圆、高广，自当依照当时的尺度。戴氏所谓九室，蔡子关于宗庙和学校的议论，子干关于灵台的说法，裴逸所谓一屋，以及各家纷纷杂陈的意见，都没有可取之处。（《魏书·贾思伯传》） ◎贾思勰 贾思勰曾任高阳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