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二◎虞耸

译《穹天论》天空的形状穹隆，像斗笠，覆盖在大地表面之上，浮在元气之上。譬如把盒子倒扣在水面上而不下沉，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气。太阳绕着北极星运行，在西方落下后又回到东方，并不进入地下。（《御览》二。按：《初学记》一作“虞洪”，疑为错误；虞翻的第四个儿子字世洪，并没有单名洪的人。这篇论说同虞耸的论说相同，只是“如笠”二字，另一篇作“如鸡子幕”，略有不同。） 虞潭 虞潭（一作虞谭），字思奥，是虞耸弟弟虞忠的儿子。州府征召任从事主簿，举为秀才；大司马齐王请他任祭酒，授任祁乡令，调任醴陵令；因功赐爵都亭侯，兼任庐陵太守，转任南康太守，进爵东乡侯，并兼任安成太守。元帝任丞相时，征召补任军谘祭酒，转任琅邪国中尉。元帝成为晋王后，授任屯骑校尉。即帝位后，调任右卫将军，升任宗正卿，因病归家。明帝时授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征召授任尚书，不久补任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成帝时出任吴兴太守，加辅国将军，进爵零陵县侯，转任镇军将军、吴国内史，进爵武昌县侯。咸康年间升任卫将军，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授任侍中、右光禄大夫。去世时七十九岁，追赠左光禄大夫，谥号孝烈。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壶经》四卷、《投壶变》一卷。《公除祭表》（咸和七年） 如今诸侯为亲属服丧，都同士人一样，不再有降等和减杀。大宗之家丧服接连不断，如果都不举行祭祀，那么先人的享祭，就会永远荒废。臣认为，服丧三个月以后，礼制和感情都会逐渐减轻。如果不是父母之丧，还可以通行内外服制；超过一个月并且已经下葬，就可以祭祀宗庙。（《通典》五十二） 《父母离异离散之议》有些人失去父母，疑惑应当怎样实行服丧制度。礼书说“除去丧服后归来”，却没有规定尚未奔丧者可以不除丧。如果因此废止祭祀、断绝后嗣，都是不可实行的。应当详细制定条文，使之万代都可以遵循。（《通典》九十八） 《议悼杨皇后应当配享武帝》（咸康七年） 世祖武皇帝光大四海，元皇后顺应乾道与他相配。元皇后去世后，悼皇后继立；到了杨骏肆意作逆，灾祸牵连到天母。孝怀皇帝恢复她的尊号和谥号，难道不是因为鲧被诛而禹兴起，义理在于不可废替吗！又在太宁二年，臣忝任宗正，当时帝王谱牒被弃置，没有依据可以查考。于是广泛询问旧臣，以确定昭穆次序；臣同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根据旧谱共同议论编次。尊号的重要事项，一概没有改变。如今圣上怀有孝思，恭敬严肃地举行祭祀，询问群臣，准备恢复确定大礼。臣于是详细思考，看到惠皇帝《起居注》及群臣的议奏，其中列举杨骏作逆谋反、危害社稷，并引用鲁国文姜和汉朝吕后的事例。臣私下认为，文姜虽然是庄公的母亲，实际上却是父亲的仇人；吕后宠幸扶植私人亲族，几乎危及刘氏，这两件事与今天不同。从前汉章帝时，窦太后杀害和帝的生母；和帝即位后，把窦氏一族全部诛杀。当时议论者想贬低窦太后的地位，窦太后死后又想不按礼制安葬。和帝认为自己侍奉她十年，义理上不能违背；臣子的原则，是务求礼制丰厚。和帝仁厚明察的声名，显耀于前代。又见故尚书仆射裴頠议论悼皇后的旧事，说继母即使被废，追服之礼也不能改变。因此孝怀皇帝尊崇她的尊号和谥号，把她重新安葬在峻陵。这就使母子之道完整，同时废除并革除了过去不合适的做法。当时在弘训宫祭祀她，却没有进入太庙，大概是事情没有办完，并不是合乎义理的典制。如果认为恢复悼皇后的位次是适宜的，就应当让她配享世祖；如果认为恢复她的位次不对，那么谱牒和谥号就应当缺略。没有正位号居于正位，却偏偏在别室祭祀的道理。如果认为孝怀皇帝是出于私情，特别为母子之道建立庙宇，那么这只是尊崇私情，有损国家典制；这样一来，国谱中的帝号、帝讳都应当删弃，而不只是不能同祭于世祖之庙。（《晋书·武悼杨皇后传》）

译《公除后举行祺祭论》我本人接受公除，年终腊祭到来时，恭敬之情又重新发生；如果最终竟然缺少这次祭祀，心里实在不安，所以来请教。有人提出诘难说：“礼制规定，穿素衣、坐草席的人不能进入庙门，不能以丧服接触神明之位。缌麻之丧已经很轻，脱去丧服后尚且可以祭祀，何况继承帝位的嗣子呢？”我回答说：“高宗服丧三年而居谅闇，如今却不是这样。帝王下葬以后，即使亲自穿缟素，宗庙的祭献也不能因为丧事而废止，因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况且吉祭时朝廷上有钟磬金石铿锵和谐的声音。如今去除凶丧制度而奉行蒸尝之祭，干戚舞具虽在职掌者手中却不振动，慎终追远的感情并不遥远，顺应时宜的义理也可以相通。（《通典》五十二，虞潭又亲自作了这篇论。） 虞喜 虞喜字仲宁，是虞耸的族孙。历经惠帝、怀帝直到成帝，多次征召他，都没有出仕。穆帝时，朝廷有重大议论，派使者前往咨询。他有《志林》三十卷、《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吴纲有两位嫡妻之议》法律有重大防禁，礼制没有两个嫡妻。赵姬凭借君主女儿的尊贵身份，降低身份而成为翟氏的妇人。这件事记载在《春秋》中，是吴氏后妻应当遵循的准则。（《通典》六十八） 《答复询问迁置四位府君神主》汉代韦玄成等人把毁去的神主埋葬在园中。魏朝议论者说：“应当埋在两阶之间吗？”况且神主本来在太庙，如果现在另置别室祭祀，那还不如永远收藏起来。再说四位君主没有追尊的礼制，这更加说明应当毁去神主而收藏，不应继续祭祀。（《通典》四十八。永和二年，有关部门上奏，询问征西、章郡、颍川、京兆四君毁去的神主应当藏在哪里；尚书郎徐禅提出上述意见，又派徐禅到会稽询问处士虞喜，虞喜作答。） 《答复有人询问旧君之服》有人问：《丧服经传》说“为旧君服丧，是曾经在那里做官而已的人”，郑玄注说：“所谓曾经在那里做官而已，是指年老，或者因残废疾病而退休的人。”如今因年老退休与因残废疾病退休，从道理上说可以相同吗？虞喜纠正说：因残废疾病而沉沦，不能同普通人列在一起，也没有继续履行臣道，服齐衰三个月就可以了。年老退休的人，臣子的礼节已经完整，君臣恩义也没有改变，自然应服三年，不得只服三个月。《传》所说“曾经在那里做官而已的人”，是指已经做过官而离开，礼义上同普通人一样。（《通典》九十） 《答孔瑚询问庶子为别人后其妻为本生舅姑服丧》孔瑚问虞喜说：我认为庶子不能按礼制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是因为本人作为宗主，要奉行祭祀、区别尊卑。凡是妇人为丈夫家族服丧都降一等；只有公子的妻子受到至尊者压制，所以她的服丧反而从轻服重，对皇姑尽足礼数，这是合乎人情的。我认为不能把公子的妻子作为例子。虞喜回答说：庶子为别人后，向上继承祖、父的宗统，这就是受到承继宗统的压制，不能伸张自己的亲情，所以只为生身父母服缌麻。他的妻子应当依照公子之妻的例子，对皇姑尽足礼数，从轻服重，不受丈夫服制的牵制。（《通典》九十五） 《又答孔瑚询问玄孙之妇承重》孔瑚问虞喜说：假如玄孙作为后嗣，玄孙的妻子随从服周；曾孙的妻子还在，却只服缌麻。亲近者服轻，疏远者服重，实在令人疑惑。虞喜回答说：有嫡子，就没有嫡孙。又如果为宗子之母服丧，就不为宗子之妻服丧。由此推论，玄孙成为后嗣时，如果他的母亲还在，玄孙的妻子仍然属于庶妇，不能承受重服；能够承重的妇人，按道理应当是姑母。（《通典》九十六） 《驳贺循关于父亲尚未殡葬而祖父去世时服丧的论说》查考贺循《丧服记》说：“父亲去世尚未殡葬而祖父去世，为祖父服周；已经殡葬后祖父去世，则服三年。这是说嫡子作为父亲的后嗣。父亲尚未殡葬时为祖父服周，是因为父亲的尸体还在，做人儿子的义理上还不能取代父亲承受重服。”虞喜认为，《三礼》中没有这条规定，大概是脱漏了。祖父是正统亲属，并不是旁系亲属。如果父亲去世尚未殡葬，只为祖父服周，那么祖父死后谁在倚庐守丧，谁来承受重服？假如祖父是国君，自己是嫡孙，祖父去世后自己继承君位；自己因祖父而受封，祖父的群臣为祖父服三年，自己作为嫡孙却只服一周，穿齐衰送葬，手执丧杖却没有主丧之人。即使说父亲的尸体还在而不忍越过父亲，又怎么对待祖父呢！（《通典》九十七） 《安天论》太史令陈季胄根据前代贤人制造木制仪器，称作“浑天”。（《御览》二） 论说天体的有三家，浑天和盖天的学说都还存在，而宣夜的学说已经失传；我有意续补它，却还没有闲暇。近来见到姚元道撰造的《昕天论》，又读到族祖河间王所提出的《穹天论》，我的看法与它们多有不同。虞喜认为：天的高度穷极于无穷，地的深度深不可测。天确实在上面，有恒常安定的形体；地的精气在下面，有安静居处的形体。天地应当彼此覆盖，方形就都方形，圆形就都圆形，没有天地一方一圆而不同形的道理。它们的光明分别布列，各自运行，就像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运行和收藏一样。浑天、盖天两家的学说依据《易》立论，说天的运行无穷；有人说浑然包裹着地，有人说浑然覆盖着地。我认为，如果一定说天包裹着地，如同鸡蛋包着蛋黄，那么地就是天中的一物；圣人为什么还要另立“地”的名称，把它与天相配呢？古代遗留下来的话说“日月运行于飞谷”，是说它们在地中，却没有听说群星也在地中流转。况且飞谷只有一条道路，怎么容得下这些天体？而且谷中有水，太阳是火的精华，水和火不能同器，难道不会损伤太阳的光明吗？这正是盖天之说使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有人诘难说：“《周礼》有‘在方丘、圆丘祭祀天地’的话，由此可知天地具有方圆的形体。” 回答说：郊祭是大规模报答上天的祭祀，以太阳为主祭对象并配享；太阳和月亮的形状是圆的，圆丘只是仿照它们，并不是天空的形体。所谓方丘，是把它同天区别开来，尊卑处于不同位置，有什么奇怪的呢！《周髀》的学说大多属于盖天说；盖天说虽然与浑天说不同，但认为星辰有固定的数目。如今陈氏见到《周髀》中的“髀”字而观察周天，因而说成周天、浑天。《周髀》中的“宣”“夜”，有的人认为是人名，就像星象家有甘公、石申一样。盖天说认为天体转向四方，地处低而不动，天在地上周行，所以称作《周髀》。“宣”是明，“夜”是幽。幽明的道理，这种学说兼而论述，所以称为“宣夜”。（《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御览》二。）

译《中山王睦请求建立祢庙论》谯王和中山王都是最初受封的君主，他们的父亲不是诸侯，尊卑相同、亲疏相当，没有受到压制的理由，因此都应建立祢庙，使恩情两方面都得到伸展，荀氏的议论是正确的。诏书所说明的道理，恐怕不合礼意。如今皇上祭祀四代，是因为自己处在诸侯尊位，可以伸展恩情，祭祀直到四代，不论神主是否应当毁去；但对于始封之君来说，谯王虽然继承父亲的宗统，祢庙也在应当毁去的范围内，不能永久存在。又如安平献王自己是始封之君，他的儿子们虽分别受封，却同为诸侯。诸侯尊位相同，所以不再分别建立祢庙；这就是说，公子成为诸侯后，不能建立祢庙。但谯王的父亲不是诸侯，若让他同诸侯并列，就不能同时祭祀。有人诘难说：“礼制规定，庶子不祭祀祢，以表明宗统。如果都能祭祀自己的父亲，就是同时有两个嫡统，不能表明宗统。”回答说：“如果宗子和庶子的地位都只是士，祢已经有庙，就没有必要重复设置，这同公子成为诸侯而不建立祢庙是一样的。如果尊卑不同，那么各自的恩情都可以施行，同时祭祀没有什么妨碍。《礼》规定，大夫有三庙，太祖则是百代不迁的神主。假使大夫的后代中有庶子继承宗统成为诸侯，就应当向上祭祀四代；四代以前不能再祭祀。如果因此夺取宗统，那么大夫的太祖就会废止祭祀。由此推论，可以明确知道能够兼祭：一方面，恩情可以得到伸展，神主随各代而毁去；另一方面，继承太祖的神主，百代不改变。”（《通典》五十一。中山王睦请求建立祢庙，刘喜等人议论认为不能建立，荀氏议论认为应当各自建立；诏书采纳荀氏意见，后来又下诏依照刘喜先前的奏议施行，虞喜发表了上述意见。） 《释滞》汉、魏以来，前代儒者论说礼制以及丧服变除，都说大夫为旁系亲属中身份为士的人降一等服丧。当时有人有时杂取而实行，自认为合乎礼制。考察《丧服经传》，始封之君不把父亲的兄弟和自己的兄弟当作臣子；封君的儿子不把父亲的兄弟当作臣子；封君的孙子则全部把他们当作臣子。始封之君尚且为父亲的兄弟和自己的兄弟服丧，刚成为大夫便降低旁亲的丧服等级，尊贵者反而加重，卑下者反而减轻，轻重颠倒，难道是礼意吗！但其中应当另有含义：这是依据诸侯的成例，把大夫也包括进去，以便相互贯通。这样说来，第一代做大夫，不降低父亲兄弟的服制；第二代做大夫，不降低兄弟的服制；第三代做大夫，才全部降低服制。古代尊贵的大夫拥有采邑，继承爵位不只限于一身。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都是这种情况。有人问：“如今大夫虽然不能世代继承爵位，但也有三代都做大夫的，名分和例制相同，必定应当遵循古法吗？”回答说：“古代重视，今天轻视；古代的爵位也不是永远固定。如果让我处在这种情形，我的心意不在于降服。”（《通典》九十三） 古代不实行降服，上下各自按照亲疏服丧，这是殷代以前的制度。降等减杀的礼制，始于周代。但对于过去尚未作为臣子的人，不能忍心立即把他们当作臣子，所以还要为他们服丧。这应当出自失传的礼书，采录下来作为义理。滕伯为叔父服齐衰，这是周代诸侯而采用殷礼。假如殷代诸侯都这样做，并非只有一人，那么这里指说滕伯，想要说明什么呢？是说明他生活在周代，却远远追溯殷代的礼制，以古例来证明今日。（《通典》九十三） 《通疑》根据文字所说“父亲没有及时赶上儿子的出生”，可知在当时是为他服丧的。虽然当时服丧，但活着时彼此没有见面，因此恩义疏远，不能以不合时宜的恩情责求人，应当按照人情加以宽恕。如果父亲因为别的缘故居住在异国而生下我，后来又迁居另一国而生下弟弟，那么按例就不应为他服丧，因为出生时彼此没有见面。上文说“来不及”，下文却有“弟”字，正说明出生时没有来得及相见，从道理上说可以有弟弟。父亲已经去世，而兄长也不服丧，这个道理可以两方面适用，并不是衍文。（《通典》九十八。《丧服·小记》说“出生时没有赶上祖父母、父亲的兄弟和兄弟，父亲为他们服丧后便停止”，刘智说“弟”是衍字。）慈母地位卑下，但像母亲一样为她服丧，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如果她的父亲先去世，自己由祖父抚养，那么可以按照祖母的服制为她服周，不能再像继祖母一样承受三年重服。（《通典》九十八。庶祖母、慈祖母的服制。） 有人认为应当终身服丧；如果这样，只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人才能勉强实行，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应当规定服丧三年；如果寻求而找不到死者，就穿上丧服，居住在倚庐，举行练祭、祥祭、禫祭后除服。（《通典》九十八，《父母乖离》。） 《释疑》如果按照郑玄的意思，既在附葬后第二个月举行练祭，又在第二个月举行祥祭，那么从下葬到祥祭合计为三个月，正好是一季，怎么能说不是同时除服呢？练祭和祥祭都是周年丧期的正数，第二次祭祀应当是练祭和祥祭，不能缺少它们而改用禫祭。又考察袁准说“有练祭而没有祥祭”，这是错误的。郑玄所说练祭、祥祭是正确的。我认为，丧服期已经结束，下葬也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仍然举行两次祭祀，只是保存丧制的大体形式罢了。这两次祭祀大概在同一天而处于不同时刻；这里的“时”是指时辰，不是三个月的一季，礼制中也有一天举行两次祭祀的情况。《檀弓》说：“就在这一天，用吉祭替换丧祭。”（《通典》一百三） 《志林》《孙讨逆被杀于吉事——〈江表传〉记载不实》当初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朝廷进献于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书用白绢书写，以朱色分界，名为《太平青领道》，共一百多卷。从顺帝到建安年间，已有五六十年；于吉当时已经接近一百岁，年老衰迈，按礼不应施加刑罚。况且天子巡行，询问百岁老人，还要亲自前往见他，以敬重年长者并表示亲爱，这是圣王最完备的教化。于吉的罪不至于死，却突然加以酷刑，这是错误的诛杀，不是美好的行为。虞喜考察桓王孙策去世的时间，是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当时曹操与袁绍相互攻战，还没有分出胜负。查考夏侯元让给石威则的书信，那是在袁绍战败以后写的。信中说：“把长沙授给孙贲，把零陵、桂阳交给张津经营。” 这说明桓王在前面已经去世，张津在后面才死，二人不可能相互推让；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张津将死的意思。（《吴志·孙讨逆传》注） 《吴主推论五德运行，认为土行当用辰日为腊而不应以未为祖》土行以辰为腊，已经符合它的数理。土在戌旺盛，却以未为祖，这个道理不对。土生于未，所以未是坤的开始。因此《月令》说：在建未的月份，在郊外祭祀黄精，以祖先之礼采用它的旺盛之时。如今以它的开始为祖，难道符合五德运行吗？（《吴志·大帝权传》注）

译《韦昭〈吴书〉没有为丞相孙邵立传》吴国创建基业时，孙邵是首任丞相，史书却没有为他立传，我私下常对此感到奇怪。于是询问刘声叔。刘声叔是博学多识的君子，他说：“推论他的名位，自然应当立传。”项峻、丁孚当时已经有注记，此书却说：“不能同张惠恕相比。”后来韦氏撰写史书，大概是张惠恕一党的缘故，所以没有记载。（《吴志·大帝权传》注） 《吴主论郊祀》吴王驳斥郊祀的奏议，追贬匡衡，称他为庸俗儒生；凡是看到这篇议论的人，没有不感慨地认为它穷尽事物的道理，通达事情的宜当之处。然而考察典籍后，却发现它更加说不通。毛氏的解释说：“尧观察到上天因邰地而生下后稷，所以国家在邰地祭祀，命令便是侍奉上天。”所以《诗经》说：“后稷开始举行祭祀，大概没有罪过和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意思是说，自后稷以来，都可以祭祀上天，就像鲁人举行郊祀一样。因此《▯或朴》的作品中有积聚柴薪举行燎祭的文字，文王在酆地举行郊祀，经书中有明确记载；匡衡难道是庸俗儒生，可以冤枉他吗？文王虽然还不是天子，但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他讨伐崇国，平定黎地，祖伊逃奔来告。上天既然抛弃殷，便眷顾西方。太伯三次让国，终于拥有天下。文王称王，在义理上有什么可疑呢？然而这样看来，匡衡的奏议也有尚未说尽之处。考察世宗建立甘泉、汾阴的祠庙，都是出于方士的说法，并不是依据经典。方士说甘泉、汾阴是黄帝祭祀天地的地方，所以孝武帝依从他们，于是建立两座祠。汉朝治理长安，而甘泉在北方，说是为了靠近乾位。匡衡却说“武帝住在甘泉，在南宫祭祀”，这已经错了。祭祀汾阴是在水边的低地，称作泽中，而匡衡说是“向东的少阳”，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这本来是吴国的事情，传记中并没有错误；只可惜没有辨正的言辞，所以我特意加以纠正。（《吴志·大帝权传》注） 《诸葛恪不接受吕岱的告诫》当初孙权病重，召诸葛恪辅佐政事。临行时，大司马吕岱告诫他说：“天下正多灾难，你每件事都一定要反复思考十次。”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思考三次以后才行动，孔子说‘再思考就可以了’；如今您让诸葛恪思考十次，是明白指出我的低劣。”吕岱无言以答，当时人都认为他说错了话。虞喜说：把天下托付给一个人，是最重大的责任；以臣子的身份施行君主的威势，是最困难的事情。兼有这两种极重的责任而掌管万般政务，能够胜任的人很少。如果不是采纳群臣的谋议，向平民百姓询问，谦虚自守、接受他人意见，总觉得自己仍有不足，那么功名就不能成就，功绩也不能显著。何况吕侯是国家元老，才智气度深远，刚刚用“十思”告诫他，诸葛恪便借此显示自己高明而拒绝，这正是元逊的疏忽，是心智和见识没有同时具备。假如能因“十思”的意义而广泛询问当世事务，听到善言比雷声发动还快，接受劝谏比风吹草动还迅速，哪里会在殿堂上丧失性命，死在凶恶小人的刀下呢？世人只惊奇他的机敏善辩，认为他仓促应对也很可亲，却讥笑吕侯无言以答、见识浅陋；他们没有考虑到安危始终的忧患，只喜欢春天花朵文辞的繁华，而忘记秋天果实入口的甘美。从前魏国攻打蜀国，蜀人抵御魏军，精锐严整的军队随时待发，六军纷扰，士兵战马披挂铠甲，羽檄交相奔驰。费祎当时是元帅，肩负国家重任，却与来敏下围棋，神情毫不厌倦。来敏临别时对费祎说：“您一定能够战胜敌人。”这是说他胸中已经确定明智谋略，外表没有忧虑之色。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遇事应当戒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况且蜀国只是个很小的国家，却正面对强大的敌人，所谋划的不过是防守和作战，怎么可以自夸有余力，安然自若而毫无忧色呢？这只是性情宽缓简略，不防备细微之处，最终被投降的人郭修所杀，难道不是祸患的征兆已经显现在那里，而灾祸后来在这里形成吗？过去听说长宁甄文伟的事情，如今又看到元逊违逆吕侯的事情；两件事的情形相同，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可以作为后人的镜鉴和警戒，永远成为世人的借鉴。（《吴志·诸葛恪传》注） 虞预 虞预字叔宁，是虞喜的弟弟，本名虞茂，因避明穆皇后母亲的名讳而改名。起初任县功曹，被斥退。太守庾琛任命他为主簿，纪瞻接替庾琛后，又任他为主簿。转任功曹史，察举为孝廉，没有应命。元帝任丞相时，召他任行参军兼记室；元帝即位后，授任著作佐郎。大兴年间任琅邪国常侍，升任秘书丞、著作郎。咸和年间跟随平定王含，赐爵西乡侯。请假回乡时，太守王舒请他任谘议参军；苏峻平定后，进封平康县侯，升任散骑侍郎，授任散骑常侍，后来退休。有《晋书》四十四卷、《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诸虞传》十二卷、《集》十卷。

译《请将秘府纸张分发出来的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多张，不能用来书写御书，放在那里没有用途。臣愚昧地想请求拨给四百张，交给著作史，用来书写《起居注》。（《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枚〕 《上疏请求选拔贤能将领》臣听说，天下太平的时代，教化首先重视文治；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有武力就不能成功。所以牧野之战，吕望手执大斧；淮夷作乱，召伯专门出征；玁狁施暴，卫青、霍去病长驱直入。因此阴阳不调和，就提拔士人做宰相；三军不能取胜，就从士卒中选拔将领。汉帝已经平定天下，仍然思求勇猛之士来镇守四方；孝文帝心存钜鹿，冯唐进言，魏尚又得以守卫边地。《诗经》称说“勇武的战士，是公侯的屏障”，能够折冲御敌的辅佐，怎么可以忽视呢！何况如今中原荒残破败，百不存一；牧守官长不是戎狄之族，就是从盗寇中侥幸逃脱的人。陛下登上帝位后，威势畅达四方，所以使这些人反归善道、向慕教化。然而狼子野心，轻浮而容易动乱；羯族敌虏还没有消灭，更使人难以安宁。周抚、陈川相继背叛；徐龛骄横狡黠，无所顾忌，放纵军队侵扰掠夺，罪行已经十分明显。从前葛伯违背道义，商汤送给他牛；吴王刘濞失礼，汉朝还赐给他几杖。后来罪恶形成、罪名显著，才加以诛杀。徐龛这样的微小丑类，难道值得不消灭吗？然而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治国的良好教训，何况如今确实有忧患，怎么能不加防备！防备的方法，应当得到良将。将领若平时不加选择，就难以应对敌人。寿春没有镇守之将，祖逖孤立无援；前面有强大的敌虏，后面没有接续援助，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不能长久支撑。希望陛下询问群公，广泛从众人中选拔。如果现任官员中有才能足以胜任的，便应当奖赏激励，使他不顾性命；在旁边考察冗杂平庸的人，其中或许也有可用者，就厚加宠待，足以使他忘却自身安危。从前英布受到轻慢，愤怒得想要自杀；后来出来观看供给器物，才又奋力效命。对将领礼遇的恩德，难道可以不隆厚吗！我确实知道，山河般的国力不是尘土露水所能增加的，神明般的鉴察和思虑也不是愚昧浅陋的人所能测度的；然而普通男子和寡妇尚且有忧虑国家的言论，何况臣得以列身朝堂末位，蒙受身穿冠带的荣耀呢！（《晋书·虞预传》） 《上书请求举荐贤能人才》大晋承受天命，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自元康以来，王道的德化开始亏缺，戎狄侵入中原，宗庙被焚烧成灰烬，千里之内没有炊烟的气息，华夏没有穿戴冠带的士人。自天地开辟以来，书籍所记载的事情中，极大的动乱从来没有像这样严重的。陛下凭借圣明的德行先知先觉，超然地作长远观察，镇守东南，声威教化远播；上天眷顾，人神共同赞助谋划。虽说是中兴，实际上是承受天命，少康、宣王实在不能相比。然而，《南风》之歌可以写成，而衰败的风俗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臣愚昧地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选拔任用。只要确实可以任用，即使身份低贱、与人有仇，也一定要举荐。高宗、文王思求辅佐，曾因梦而得到启示，拔擢傅说、吕尚为相为师。下至列国，也有这样的事，所以燕国尊重郭隗，贤士便争相前来；魏国尊敬段干木，秦兵便退避。如今天下虽然困弊，人才虽然少，但十户人家的地方也必有忠信之人，世间并不缺少千里马，只要寻求就可以招致。可是，束帛还没有用来礼聘隐士，蒲轮已经停下车毂却没有驾车前行，这就是大治之教化不能普遍施行、太平盛世有所欠缺的原因。（《晋书·虞预传》。太兴二年发生大旱，诏令寻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虞预上书进谏如此。） ◇关于父母离散的议论 做子女的应当越过其他境域，寻求父母乘船所经过、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可以前进时就前进，遇到艰难时就退回。如果是山川险阻、不是自己亲身能够涉越的地方，即使想要牺牲生命，也不能完整地实行孝道。应当废弃追逐荣华利禄的念头，安于憔悴忧戚的处境，专心实行悲痛的行为；这才是德义所优先要求的。（《通典》九十八） ◇关于招致降雨的议论 臣听说，天道重视信实，地道重视诚信。诚信，是天地生长万物、人君保育黎民的根本。因此，诛杀征伐应当像雷震闪电一样迅速，推施恩惠应当像云雨一样普遍。刑罚贵在一定兑现，废止赏赐则贵在公平。臣听说近年以来，刑狱日益繁多，有势力的人便广泛牵连逮捕，借此拖延数年；没有援助的人便严加杖打拷掠，务求把他定成重罪。因此百姓哀号，伤害了和气。臣愚昧地认为，对于应处轻刑而可以赎罪的人，应当迅速审决遣送；对于判处死刑的重囚，应当加重奏请复核。应当减轻徭役，停止劳役，致力于遵守节俭，磨炼朝廷官员，使他们各自明白禁令。老牛本来不能用作祭牲，礼制有固定规定；可是近来众官拜授官职时祭告祖先，互相转相夸耀，屠杀牛犊，动辄就有十几头，醉酒沉湎，没有任何限度，损伤财物、败坏风俗，所造成的亏损实在不少。从前殷宗修养德行，以消除桑树、谷树一同枯死的灾异；宋景公说了善言，使荧惑星的变异退去；楚国没有灾祸，庄王却因此戒惧。德行盛大的君主，也未曾没有灾异，只要以诚信顺应天意，上天的保佑就会更加隆盛。臣学识浅陋昏暗，所说的话不足以采纳。（《晋书·虞预传》。咸和初年夏季发生旱灾，诏令众官各自陈述招致降雨的意见，虞预提出了这篇议论。） ◇给会稽太守庾琛的奏记 自从军乱盗寇以来，赋税徭役繁多，加上正逢年成荒歉，百姓失去生计，正是应该减轻徭役赋税、放宽刑罚、减少劳役的时候。近来地方长官轻率地频繁调动，送别旧官、迎接新官，往来交错于道路上。迎接新官的人只怕船只马匹不够多，送别旧官的人只恨官吏侍从总是太少。把穷奢极费称作忠义，把省去烦琐、实行简约称作浅薄风俗，彼此竞相仿效，流传开去而不能回头；虽然有固定的禁防，却没有人肯遵守修治。加上道路尚未平坦，各处都有停滞，送官的人一去经年，永远失去播种耕植的时机。一个人不耕作，十个人就没有粮食，何况这样转相牵连，人数达到百数，所造成的损害更是不可估量。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所属各县：如果县令、县尉先行离任，就把应备的人员、船只、官吏和侍从全部列出，到任时依法减省，使公私双方都适当。如今统领事务的名目很多，动不动就加重制度；每逢特别紧急的事情，便设置督邮。算到现在，直接兼任的已有三十多人，所需船只、官吏和侍从都要由官府出给，更加无法承受，应该再次削减，并严格规定禁防。（《晋书·虞预传》） ◇给丞相王导的笺

译我恭敬地看到，前任秘书、光禄大夫荀公出身于世代积德之家，年轻时就有儒雅的声誉，历任内外官职，身居显贵却能够谦抑自处。苏峻肆虐时，皇帝的车驾失去护卫，荀公处在嫌疑和忌讳之地，危如累卵，朝廷士大夫都替他寒心，议论的人认为他不能免祸。但荀公以智谋应对，处在险境而不畏惧，扶持侍奉至尊，始终亲近而不离开。虽然没有迎接护卫皇帝的功勋，也应该得到守节不变的酬报。况且他宣扬仁慈的美德，早已远近皆知，朝廷内外都寄予希望，许诺让他担任台司；虽然尚未正式就位，已经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直到终身都纯正坚定，声名确定到死，而在他去世之日，只增加了侍中的官职。他活着时有三公的声望，死后却没有鼎足三公的名位；恩宠没有超过先前的官秩，荣耀也没有符合他本来的期望，这是当时愚者智者都为之感慨的事。如今正承受大乱之后，淳厚的风俗衰败离散，假如只有一点善行，也应当列入表彰的范围，更何况是国家的元老，志向节操达到这样的人呢！（《晋书·荀崧传》） ◇给从叔父的信 近来听说诸位认为我一旦进入寺署，便应当献身任职，那就应当亲自办理事务，不能只是空有其名。然而我愚昧至极，心中有过分的忧虑。邪党彼此窥伺，意见异同像蜂群一样纷至沓来；一旦稍有差错，众人的鼓噪便交相响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古人明白的警戒，也是我最为恐惧的事情。（《晋书·虞预传》。同族人共同推荐虞预担任县功曹，想让他清理污浊；虞预写信给从叔父。） ◇《晋书·宣帝述》宣帝虽然心中尊奉文章学艺，以儒雅质朴树立德行，却一向具有雄才霸略。正逢魏氏国运短促，内外多有艰难，他谋划很少失误，采取行动必定独自取胜；能够识别人才、选拔贤能，使出身卑微的人得到显扬。王基、邓艾、州泰、贾越这些人，都出自寒门而在朝廷建立功绩，他经营谋划的才略可以说是极其深远。（《御览》九十五） 卷八十三 ◎谢衡 谢衡，陈国阳夏人。泰康初年任国子博士。惠帝时升任国子祭酒。有文集二卷。◇王昌为前母服丧的议论 王毖遭遇不幸，离开父母，远离妻子。妻子在他家守持义节，奉行宗庙祭祀，奉养公婆，抚育幼子；后来她得以归来，就本来仍是王毖的妻子。父亲既然把她当作妻子，儿子难道不把她当作母亲吗？王昌应当追服三年丧。（《通典》八十九。按：王毖儿子王昌的事情，详见前面《竟陵王▯文》。） 即使有两个妻子，大概也是因为特殊缘故才这样，并不损害道义，应该彼此重新为对方服丧。（《晋书·礼志》中） ◇苏宙事件的议论 大夫离开国家，他的妻子和长子要为旧君服丧。《传》说：‘妻子说明她与丈夫同去，长子说明自己还没有离去；如果说已经离去，就不再服丧了。’这是因为诸侯违背天子、天子不回服，天子违背诸侯、诸侯也不回服，都是由于身在国外。如今的官长，都从外地而来，只是暂时受任，共同治理一地；离任后便在外地，关系疏远、事情断绝，恩情变轻、义理变薄，直到去世也是如此。路途遥远而有阻隔，有时因困难和事故不能及时前往，不违反奔丧的义理。（《通典》九十九） ◇为皇太孙服齐衰一年期服的议论 诸侯的太子是否经过盟誓，尊卑和身份不同。《丧服》说‘为嫡长子服丧，若死在未成年时则降为殇服’，指的是尚未盟誓的太子。经过盟誓，就不降为殇服。（《宋书·礼志》二） ◎谢尚 谢尚，字仁祖，是谢衡的孙子。司徒王导征召他为属官；承袭父亲谢鲲的咸亭侯爵位，转任西曹属，升任会稽王友，补任给事黄门侍郎；出任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任都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建元年间升任南中郎将，都督豫州四郡，兼任江州刺史；转任西中郎将，都督扬州六郡，任豫州刺史，持节镇守历阳；升任安西将军，兵败后降为建威将军；征召授任给事中，戍守石头。永和年间授任尚书仆射，出任前将军、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历阳；入朝代理仆射职务，升任镇西将军，镇守寿阳。升平初年征召授任卫将军，未到任便去世。谥号为简。有文集十卷。◇《谈赋》光彩斑斓而若隐若现，仿佛有又仿佛无。义理玄妙、旨趣深远，文辞简约而内心虚静。（《书钞》九十八） ◇遭逢战乱、父母离散的议论 典章礼制的兴起，都是顺应人情事理而来，旨在开通情理、弘扬胜德。人生遭遇有困厄也有平顺，总应当用大义来裁断。没有后代的罪过，在三千种刑罚中也没有超过它的。如今婚姻本来是为了延续百代、尊崇宗族后绪，这当然不可阻塞。然而至于骨肉亲属生离的悲哀、父子分离的痛苦，没有比这更深的了。身体只受到一点小病痛，尚且有时会忘记思考，损害听察，何况怀抱伤心的巨大痛苦，承受忧伤悲痛的极端哀戚，心绪已经混乱，哪里还能综合处理时政事务呢？有良知的人，绝不会冒领荣宠、苟且求进。那些冒领荣宠、苟且求进的人，必定不是所要达到的宗旨；这样做只会打开偷薄之风的大门，助长流弊蔓延的道路。即使有人坚守志向于山林，守持内心不改变，也应当尊崇他的操守事业，以弘扬风尚；更何况是承受艰难、践履忧戚的人，难道还要用荣华富贵去勉强他吗！（《晋书·谢尚传》。谢尚转任西曹属时，正逢战乱而与父母离散；有人认为出仕可以治理王事，婚姻可以延续百代，在道理上并无嫌疑，谢尚提出了这番议论。） ◇给张凉州的信 现在送给您五尺长的金柄斫头刀一把。（《御览》三百四十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