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五◎潘尼（二）

译卷九十五 ◎潘尼（二） ◇《安身论》推崇德行，没有比安顿自身更重要的；安顿自身，没有比守住正道更高尚的；守住正道，没有比不存私心更重要的；不存私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深切的。因此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心意平和，然后才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先坚定志向，然后才实行。然而，行动是吉凶的开端；言语是荣辱的主宰；求取是利害的征兆；行为是安危的决定。所以君子不妄动，行动必合乎正道；不徒然说话，说话必合乎义理；不苟且求取，求取必合乎道义；不虚浮行事，行为必出于正道。这样做，才能免除受到拘系的凶祸，享有上天降下的福祐。因此自身不安定就会危险，言语不顺理就会悖乱，（《艺文类聚》“从”字作“顺”。）交友不审慎就会迷惑，行为不笃实就会危险。这四种过失发生在内心，忧患就会从外部接踵而来。忧患的到来，必定产生于自私，并因欲望而兴起。自私的人不能成就自己的私利，有欲望的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事理的必然。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能不发生争斗吗？私利如果不能实现，能不互相攻伐吗？人人都存私心，家家都有欲望，众多欲望相互争夺，群体的私心彼此攻伐。争斗，是混乱的萌芽；攻伐，是怨恨的聚集处。怨恨和混乱一旦形成，危害就会随之而来，能不害怕吗？然而，那些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的人、贪恋升进而忘记退守的人，无不修饰才华、逞露智慧，显露锋芒，倾身依附权势利禄之交，奔走于当权者的事务。朝廷有准备弹冠相庆的朋友，乡野有结交官场的朋友；党羽在面前炽盛，荣誉声名在后面助长声势。掌握权力时，投奔者像鱼鳞一样聚集；失去宠信时，离散者像瓦片一样崩解。求取利益时，假托刎颈之交；争夺道路时，构成刻骨之仇。于是浮华虚伪如波涛腾涌，歪曲的辩说像云气沸腾；寒暑各有不同的声调，早晚各有不同的价值；驽马跛驴也希望显示奔驰之迹，铅制的钝刀也争相显示一割之用。至于彼此攻讦爱憎，交相争夺给予，诽谤喧嚣杂沓，毁誉纵横交错；君子致力于才能，小人夸耀技艺；上面的风气衰败，下面的习俗也随之败坏。灾祸已经结成，才悔恨争斗没有强盛；祸患已经到来，才悔恨攻伐没有辨明。严重的会倾覆国家、丧失家族，次一等的也会覆灭自身、断绝祭祀。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开始于私欲，最后终于争斗攻伐吗？君子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自私会损害公义，所以把自身置于身外；知道欲望会伤害德行，所以远离并断绝荣誉利禄；知道争竞会招来灾祸，所以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知道喜欢夸功会招致怨恨，所以有了功劳也不自以为有德。安顿自身却不为私利，因此自身端正而私事也能保全；谨慎说话却不迎合欲望，因此言语能够成功，欲望也能顺遂；确定交友却不求取利益，因此交情得以建立，利益也更加深厚；谨慎行事却不求声名，因此行为能够成就，名声也自然美好。静止时就立于无私的境界，行动时就走在不争的道路上，必将通达天下的道理，成就万物的本性。把天下看作自己，所以与天下人有共同的欲望；把自己看作万物，所以与万物共同享有利益。能够保全自身安宁，并不是说要厚待生命、沉溺于安逸享乐，只是不忘记危险罢了。有志于进取，并不是说要穷尽显贵宠荣、凭借名位的重要，只是不忘记退守罢了。能够保持治理，并不是说要依靠严刑峻法的威势、彰明监察的禁令，只是不忘记混乱罢了。所以即使睡在蓬草屋中，隐居在简陋的巷里，穿短褐，吃藜藿，居住在四面土墙之中，换上衣服出门，只要保存道义，也不能说不安宁。即使坐在华丽的殿堂，乘坐有文饰的车，穿着黼绣衣服，享用方丈之食，住在重重门禁之中，成列出行，也不能与前者相比荣华。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布衣为甘美，以山林沼泽为安居之所，沾湿身体、弄脏双足，耕作之后才得到食物，只要崇尚德行，也不能说没有进步。即使身居高位，享受优厚俸禄，掌握权衡，执掌机密，功劳盖过当世，权势与君主相当，也不能与前者相比安逸。抛弃心意思虑，埋没才智，忘掉肝胆，舍弃形体器用，外貌仿佛无能，志向仿佛不及，只要心地端正，也不能说没有治理。即使计策繁多、技艺广博、审察刑名、严峻法制、文辞辩说流利、议论冠绝当世，也不能与前者争功。所以所谓安宁，是安于道；所谓进步，是进于德；所谓治理，是治理自己的心。从来没有安顿自身却不能保全国家的，增进德行却不能处于富贵之中的，治理内心却不能治理万物的。然而，正因为思考危险，才会寻求安宁；考虑退守，才有可能进取；害怕混乱，才能保全治理；警戒灭亡，才能获得生存。至于志气柔弱、心胸虚静，放旷精神而志趣高远，徘徊于不可拔除的根基之上，遨游于无边无际之外；不在万物中自我尊贵，万物却尊奉他；不在人前自我看重，人们却敬重他。他可以亲近，却不可轻慢；可以尊崇，却不可疏远。亲近他还唯恐不足，天下就没有谁能轻侮他；推举他仿佛很容易取胜，当世也没有谁能使他困窘。显达时就施行自己的道而不以此为荣，困穷时就修养自身而不忧闷；被任用时立于上位却不争夺，舍弃职位时藏身下位却不以退让为耻。荣华不能使他动摇，耻辱也不能加害于他；利益不能诱使他，祸害也不能侵扰他；赞誉不能增加他的分量，诋毁也不能损害他。如今的学习者如果真能放下自私之心，堵塞追求欲望的要求，杜绝交争的根源，去掉自我夸耀的姿态，行动时就走在最通达的道路上，静止时就进入大顺的门径，安泰时就翱翔于辽阔的天空，否则就会沉沦于混沌幽冥的深渊；邪气不能侵犯他的准则，外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哀乐不能动摇他的操守，生死不能改变他的本真。他把造化看作工匠，把天地看作陶钧，把名位看作糟粕，把权势利禄看作尘埃；治理内在而不装饰外表，求之于自身而不借助他人；以忠诚肃敬侍奉君上，以慈爱恭敬侍奉父母；可以统御一身，可以治理万民，可以处于富贵，也可以安居贫贱，经历盛衰而不改变，这才差不多能够安顿自身了。（《晋书·潘尼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乘舆箴》（并序） 《易经》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人伦；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

译《左传》说：“大的关系是天地，其次是君臣。” 然而君臣、父子的道理，是天地和人伦的根本，没有什么能先于它们。所以天生众民而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负责统治和养育他们，是为了引导众生的本性，治理万物的情状，难道只是为了宠爱一个人的身体，使他极尽无边的欲望，如此而已吗？古代做君主的人没有私欲而极其公正，所以有茅草屋顶、土台阶的俭朴；后世做君主的人有私欲而只顾自己，所以有瑶台、琼室的奢侈。没有私欲的君主，天下共同推戴他；有私欲的君主，天下共同争夺他。推戴到了极点，即使把帝位禅让给别人，也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争夺到了极点，即使遭到劫持和杀害也不躲避。所以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怎么可以把它据为己有，或者推辞就算了呢？修养自身而感化他人，从近处开始而在远方显现，说的就是言语和行为。因此君主最担心的，没有比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更严重的；君主最可贵的，也没有比喜欢听取自己的过错更可贵的。假如有这样的君主，说“我一定没有过错”，只听信自己的话而不许别人违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差不多会因为一句话而亡国的人了。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他。即使有尧、舜、汤、武那样的盛德，也一定设置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杵之铭和无所隐讳的史官，用来防止他们走入邪僻而引导他们纳入正道，他们这样自我维持，是如此周备。所以箴规的兴起，是为了挽救过失、弥补缺漏，但仍然采取委婉讽谏的方式，使进言的人不获罪，听取的人足以自我警戒。先儒已经援引古义，说明内外的区别；高祖又排列六官，论述成败的关键，义理正大、文辞简约，也已经尽善尽美了。从《虞人箴》一直到《百官》，不只是规劝各自所主管的事务，实在是希望君主斟酌其中的得失。《春秋左氏传》说“命令百官箴谏君王的过失”，这也是天子的职责。潘尼认为，王者承受天命的时机到来，掌握帝王权柄的运势，总理万机而安抚四海，选拔群才并慎重决定任用，勤勉不懈地求取贤能，急切地希望听到过错；即使有人在朝廷争辩、当面折辱，也还应当祈请他们进言。至于箴规，是进谏中顺理的一种，为什么唯独缺少它呢？因此我不顾自己学识浅陋、思虑粗浅，趁着负担劳作之余，试着撰写并阐述它。不敢直斥至尊的名号，所以用“乘舆”作为篇名。帝王的事情极其重大，古今的变化又极其繁多，文章繁复而义理奇诡，意旨局促而辞采鄙野；想要仰慕前代贤人，模仿崇高的轨范，就好比小丘仰望华山，恒星依附日月，显然远远赶不上。颂说：混沌初开，太始茫茫。清浊之气同流，黑黄之色交错。[原文“▯寺”字形有误]上下尚未显形，尊卑还没有纲纪。赫胥氏的时代悠远啊，大庭氏的时代崇高啊。皇极开始建立，阴阳两仪已经分开。常道伦理长久有序，万国却纷纷扰乱。国家由明王治理，家庭奉事严君。各自都有所尊奉，德行因此不劳而成。伏羲、神农以后，直到夏、商。有的禅让，有的传位，于是有质朴，也有文饰。最高的统治者不显露名号，臣民只知道有他。仁义尚未建立，人民归于孝慈。无为而不执著，有什么欲望，有什么思虑？忠信衰薄，礼制和刑罚反而更加滋长；既要人称誉，又使人畏惧，于是有人侮辱，也有人欺骗。制定誓约、结成盟誓，人们才开始叛离和猜疑。四海如此盛大，万乘之国如此兴盛，如果不依靠贤人，又凭借什么？左辅右弼，前有谏疑之臣，后有丞相辅佐。一天之内有万般政务，君主战战兢兢。发出的言语如果正确，千里之外都会响应；但如果不许别人违背自己，也确实有亡国的征验。君主言语一动，便足以决定兴废。殷商的教训并不遥远，为什么不引以为戒！况且厚重的滋味会酿成毒害，华美的屋舍会产生灾祸。辛王建造璇室，夏桀兴建瑶台。酒糟堆成山丘，酒水汇成池塘，使用象牙筷子和玉杯。那些菜肴是什么？是龙肝和豹胎。只有这个所谓贤明的妇人，实际上成为祸乱的阶梯。殷因而丧失军队，夏也不能复兴。因此帝尧在位时，茅屋屋顶的茅草不加修剪；周文王直到日偏西仍不暇食，天未亮便起身努力彰明德业。德行轻如毫毛，但能举起它的人却很少。所以《汤誓》中有自责之德，《武成》所写的武王也还没有达到尽善。后世道德衰败，末俗教化浅薄。沉溺享乐、安逸游荡，荒淫而醉酒。不遵循古代训诫，却喜好谄佞的辩说；不遵循王道正路，却重蹈覆车的旧迹。成败的结果，都记载在先代典籍中。岂只是国家渐渐衰微，连他们的时代也因此灭亡。所以说，树立君主是为了什么？是要让他主管和养育人民。君主看待人民，应当像看见伤痛一样，并知道他们的寒暖。因此才能抚慰他们使之柔顺，厚待他们使之和睦；没有遥远之地不来归附，没有一念所想而不服从。难道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放纵，玩弄他的耳目；内心迷恋声色，外在荒废驰逐；不修治政事，最后终于覆灭吗？从前唐尧把帝位授给舜，舜也任命禹。接受终命、告祭祖庙，伟大地承继上天的次序。放逐夏桀的是商汤，能够灭亡殷商的是周武王。所以禅让和取代并不只出自一个姓氏，国家也没有永恒固定的君主。四岳、三涂，都是九州的险阻；彭蠡、洞庭，都是殷商军队所到之处。虞、夏的兴盛，并不是因为占有一尺土地；纣王百战百胜，最终却断绝了后嗣。所以王者没有亲疏，关键只在于选择人才。初次相逢便如故旧，白首相交反而才成为新知。伊尹原来是有莘之野的耕夫，后来被聘用；负鼎而来、击刀而歌，最终与圣明君主谋合。难道要借助左右近臣的官职，才能得到那些亲近之臣吗？凡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不要说“我聪明”，因为有的人只会当面顺从；不要说“我智慧”，因为接受别人的意见并不容易。甜言美语如同甜美的疾病，很少有人不因此受累。伯夷、叔齐逃避宠禄，远离它如同脱鞋一样容易。为什么君主却会在地位达到极高时变得奢侈呢？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这正是帝王最难做到的。唐尧的朝廷已经安定，四族却兴起奸邪；周王室已经隆盛，管叔、蔡叔却不恭敬。如果不是两位圣王，谁能平息这些祸患？如果九德之人都被任用，俊杰都处在官位上，那么君主没有臣子就不能治理，臣子没有君主也不能安定。所以《尚书》赞美康乐之治，《易经》看重金兰般的团结。有皇帝统治这个国家，我谨敢把这些话进告给掌管纳言之职的人。（《晋书·潘尼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十一。）

译◇《灯箴序》水与火，是用来辅助天地、清理并成就伟大造化的。在天上，就是日月依附其间；在地上，就是水火存在其间。（《御览》八百六十九） ◇《戴侍中铭》高雅的议论宏博广大，超逸的文采如波涛奔涌。（《书钞》） ◇《益州刺史杨恭侯碑》您承受乾坤神灵的醇厚德性，挺立为一世罕见的人才，禀有天然不变的操守，具备如兰如石般芳香坚贞的品质。您的器度足以广泛济世，智慧才能周遍通达；困穷时不怨恨否塞，显达时不自夸安泰。您的行为可以成为典范，吐出的言语可以成为规矩。德行充实于内，而光彩从外部显现。您从州国崭露头角，把自身托付给明主。自景皇帝摄政、文皇帝继承事业以来，正值天下多难，边境尚未安定。因为您是先帝选拔的人才，怀抱才德而等待时机，又具有深远的见识和治理国家的才能，所以成为皇帝的心腹谋臣，监察并谋划政事。您出外便选练熊罴般的勇士，专心办理职务；入内便从容讽谏议论，在帷幄之中尽力规劝。您所提出的补正过失、决定疑难、制定策略，都已经在过去得到验证，事情也简明地符合皇帝的心意。您两次主持司官事务，三次安抚著名郡国，正将宣扬文德以招致远方，在所治理之地建立武功。铭曰：上天生育众民，使他们各有类别和法则。特意孕育出恭敬的仪表，顺应时运而秀异卓绝。文德兼备六行，武略具备七德。忠诚肃敬，弘大刚毅，柔和善良，温厚能克制。机密事务没有瑕疵，面对疑难不迷惑。我的谋略已经精密，我的教化已经清明。恩泽流布黄河以北，功勋显著于王朝。西南尚未平定，希望侯爷能够使那里安宁。上天不肯施恩，您早早去世，神灵潜藏。（《艺文类聚》五十） ◇《给事黄门侍郎潘君碑》潘君遭遇孙秀的灾难，全家闭门承受祸患，所以门生感念覆醢之祸而更加悲痛，于是树立碑石来记载这件事。◇《潘岳碑》潘君深刻通达治国的体要，使三位宰辅受到教化。（《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注） ◎潘滔 潘滔，字阳仲，是潘尼的侄子。惠帝时任太子洗马、散骑侍郎。怀帝时，东海王越任命他为司马，转任长史，升为河南尹。◇《遗王接书》挚虞、卞玄仁都说您足以调和鼎鼐之味，不可以没有回应秀才的征召。（《晋书·王接传》。永宁初年举为秀才，友人荥阳潘滔写信赠送给王接。） ◎顾荣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县人，是吴国丞相顾雍的孙子。在吴国任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进入晋朝后授任郎中，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赵王司马伦篡位，升任大将军长史。司马伦失败后，齐王司马[原文“ぁ”字形有误]召他为大司马主簿，转任中书侍郎，封嘉兴伯，又转任太子中庶子。长沙王司马乂召他为骠骑长史，转任成都王司马颖丞相从事中郎，入朝兼任侍中。惠帝西迁，他避乱返回吴地。陈敏占据江东，任命他为右将军、丹阳内史；不久他起兵攻打陈敏，事情平定后，又调任吴地。怀帝征召他任侍中，他没有赴任。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任命他为军司马，加授散骑常侍。永嘉六年去世，朝廷上表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元”；到元帝即晋王位时，追封他为公爵。有文集五卷。◇《上安东将军笺谏为郑贵嫔祈祷废事》从前周文王父子兄弟中有三位圣人，可以说是穷尽事理的人了。然而文王每天直到很晚还顾不上吃饭，周公一次沐浴要多次握起头发，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一天有万般政务，不可不加以治理；一句话如果说错，祸患必定会随之而来。当今正处于衰败末世，又逢乱离的时运，而天子流离播迁，豺狼阻塞道路。您应当露宿野外，披星戴月早早驾车出发，俯身伏在车轼上怒斥蛙声，以此招募勇士；还应当把苦胆悬挂在庭中，以表示自己的辛劳。贵嫔尚未安宁，药物治疗实在紧急；祈祷祭祀的事情，确实也可以修治，怎么能因此就堵塞僚佐报告政事，断绝宾客的问候呢？如今强敌逼近边境，流言遍布全国，人心各不相同，进退去留纷乱不一。希望您虚心接受下情，广泛招纳俊杰，思考当今的要务，禁绝鬼道淫祀，发扬九合诸侯那样的勤勉，洗雪天下的耻辱，那么百姓就有依靠，开创太平就有希望了。（《晋书·顾荣传》） ◇《上书言南土人士》陆士光坚贞正直而清雅高贵，具有金玉般的品质；甘季思忠诚恳切、竭尽忠心，胆识才干尤其爽快；殷庆元质朴而有才略，文武才能都可以任用；顾荣的族兄顾公让明达刚正、坚守节操，即使困厄也不改变操守；会稽杨彦明、谢行言都信奉儒家教化，完全可以成为公众所敬仰的人物；贺生深沉潜静，是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然不多，实际办事却极好。这些人全都是南方的珍金。（《晋书·顾荣传》。顾荣又这样说，奏书上呈后，皇帝都采纳了。） ◇《与亲故书》傅长虞任司隶校尉时，刚劲正直、忠诚果断，弹劾查办案件令人震惊；虽然不是周遍的全才，但专一明察这一点很可贵。（《晋书·傅咸传》） ◇《与杨彦明书》我担任齐王主簿时，一直担心祸患临头；看见刀和绳索，每次都想自杀，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晋书·顾荣传》） ◇《与乡人书》士光的气节才干将要衰败，我担心他的性命，说起来真令人伤心。（《晋书·陆晔传》） ◎顾和 顾和，字君孝，是顾荣的族侄。王导任扬州刺史时，征召他为从事，屡次升迁为司徒掾；不久任长水校尉、东海王司马冲主簿。永昌初年，授司徒左曹掾。太宁初年，王敦请他任主簿，升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任扬州刺史时，请他任别驾，升散骑侍郎。司空郗鉴请他任长史，兼任晋陵太守。咸康初年授御史中丞，升侍中，转任吏部尚书，又调任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时升尚书仆射，改授银青光禄大夫，兼任国子祭酒，升尚书令。太和七年退位，授左光禄大夫。去世后追赠侍中、司空，谥号“穆”。有文集五卷。

译◇《议祀南北郊表》太始年间，把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在南北二郊举行。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没有明确文字，有人认为应在夏至，有人认为与阳气复始同用一月。汉光武帝在正月辛未日开始建立北郊，这就是与南郊同月。到了中兴初创之时，各种制度从简，便把北郊合并在一座祭坛上。典章制度尚未完备，权且采用这种礼制，大概是适应当时情况。到咸和年间，议论另立北郊，也同样使用正月。魏承袭后汉，在正月祭天并以地配祭，而称《周礼》所说三代君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宋书·礼志三》。康帝建元元年，将要举行北郊祭祀，有人提出疑议。太常顾和上表如此，于是采用了顾和的意见。） ◇《表济南王宜夺服》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降低对亲生父母的服制，以克制天然亲属之情，彰明至公的道义。服制的降等和节文，记载在周代典籍中。考察济南王司马统从前为庶母居住丧庐、服重丧，违背并冒犯礼制，放纵自己的私情，按礼应当剥夺其服丧资格。（《通典》八十二。穆帝永和年间，尚书令顾和上表如此。） ◇《上言拜三公不应设乐服冕》临轩授拜三公，不应当奏乐。顾和说，《礼记》中没有这样的文字。考察卫宏所撰《汉仪》，授拜丞相也没有奏乐。古代宴饮享礼有音乐，是用来畅达宾主之间的欢乐。如今授拜三公，事情在阶庭上便结束了，礼仪在拜立之间便完成了，欢宴尚未开始，没有使用音乐的事情。又考察六冕之服，主要用于祭祀，只有婚礼特别使用它，其他事情没有见过穿冕服的；所以授拜三公不应穿冕服。（《通典》七十一，咸康三年。） ◇《谏假保母周氏名号疏》周氏保护、辅助圣上的身体，不可抹杀她的功劳；宅第和供给已比拟亲戚，所加的恩泽已经过于隆厚。如果要赐给她名号，在典籍中还没有明确相同的先例。只有汉灵帝曾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这是末代皇帝的私恩，不是先代的良好典章。况且君主的举动都必须记载，以便为万物树立规范；如果记载下来却不能成为法则，后代将以什么为借鉴呢！（《晋书·顾和传》） ◇《奏复冕旒旧章》旧制的冕冠有十二旒，全都使用玉珠；如今使用杂珠等物，不合礼制。如果不能使用玉，可以使用白色璇珠。（《晋书·顾和传》。中兴时期旧制多有缺失，冕旒装饰使用翡翠、珊瑚及杂珠等。顾和上奏后，成帝命太常改正。） ◇《奏劾谢尚擅杀陈干事》谢尚先前弹劾陈干犯有奸邪贪赃之罪，后来遇到甲戌日颁布的大赦，允许他自首并减免死罪。但谢尚最近的奏表说陈干包藏奸猾，便擅自逮捕并施行刑罚。陈干的事情由郡上报，并非触犯军务，不应由都督处理。考察谢尚承蒙亲近贤能的举荐，承担文武两方面的职任，却不能替国家顾惜体制，平心静气地听取并裁断，反而心怀私怨，肆意施加威虐，远近之人都惊疑，人人离心。谢尚忝居外戚，宽宥他自有典章；至于属吏，则应当依法正其刑罚。（《晋书·顾和传》） ◇《奏禁丧服违制》礼是用来规范万物、成就教化的，所以拥有国家的人无不崇尚正道、彰明根本，使统制归于一致；这就是人伦的纲纪，是不可有二的道理。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降低对亲生父母的服制，以克制天然亲属之情，彰显至公之义；服制的降等和节文，记载在周代典籍中。考察汝南王司马统为庶母居丧庐、服重丧；江夏公卫崇本原本属于疏远的亲属，又是开国功臣的后代，近来失去亲生父母，却再次实行重丧服制，违背并冒犯礼度，放纵自己的私情。民间赞许他们过分厚重，议论者没有认为不对，这样政道衰微就会由礼制废弛而起，典章制度败坏也开始于宽容违礼。如果不加纠正，就无法整齐万物。都可以交给太常，剥夺其服丧资格。如果不敬奉君王的命令，应当加以贬黜。（《晋书·顾和传》） ◇《奔丧议》考察《礼记·曾子问》说：“父母去世的丧事，已经启灵出殡走到路上，听说君主去世了，应当怎么办？”《谷梁传》说：“周人和鲁人各有丧事，周人去吊丧，鲁人不去吊丧。周人即使自己也有丧事，派人前往也是可以的；鲁人应当亲自办理君主的丧事，所以不去吊周人的丧。”（《通典》八十，康帝建元初年，尚书仆射顾和的议论。） ◎苏宙 苏宙，赵国人。泰始末年，太守曹志召他为功曹，后来升任镇东司马。元康年间入朝任国子博士。◇《移国子博士自理》郡将曹公从前任职于弊郡，与我相交如布衣之交，交游时尽情欢乐，曾说我们可以相交千年。没想到后来再次相会，却被迫任用我为功曹，不久又受到州府征召，竟不替公正地察考孝行。为了加重我的罪名，竟粉饰虚假的声名，以迷惑清明的时代。我苏宙虽然德行不足，却多次接受君子的教诲，难道会因故将去世，就忘记奔赴丧事的悲哀吗？我过分承蒙特殊恩遇，忝居辅佐一方的职位，奉命守丧，因而没有机会亲自前往。礼书说，听闻父母去世而不能奔丧，就应设位、收束头发、成踊、穿上丧服，以寄托孝子的悲痛，用这种方式完成君主的命令，这才叫合礼。从前听说有人在丧事中竭尽哀痛，向上仰法先哲，向下顺从王法，以古代典范为仪式，不失旧制。如果这样也算罪过，我不敢逃避刑罚。听到凶信后，我便派健步传信，写信吊唁嫡孙。健步回来后说，丧主已经回到东阿，把书信交给了他的侄子综。苏宙不久又被征召为博士，王事催逼我，使我没有闲暇安坐。像我苏宙这样薄德的人，如果上天要讨伐我的罪过，我孤独无子，正是替代那些有丧而不能亲自前往的人表示哀痛。考察《谷梁传》说：“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来吊，鲁人不吊。鲁人说：‘这是我们的国君亲自交往的人，如果派大夫前去就不可以。’”周人有丧而鲁人不去吊，是因为周公、成王以来的礼制还没有实行多久。礼制中没有臣子祭祀君主的规定，时俗所实行的做法，不是先王的良好典章。庶子不能祭祀父亲。臣子祭祀君主之事，考察礼书和传注，也没有吊祭的文字。（《通典》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