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傅隆

译论新礼表 臣才智极其愚浅，没有接受过老师的训导；出身闾巷，孤陋寡闻，像面对墙壁一样没有见识。如今错误地承蒙陛下询问，惭愧恐惧，汗流不止。考察礼制，它是三千条礼仪的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原则。因此用在国家中，君臣由此尊严；用在家庭中，父子由此亲爱。用在婚礼、冠礼中，年少和年长者由此产生仁爱，夫妻由此合乎义理、彼此和顺。用在乡里之间，朋友由此获得三种益处，宾主由此互相敬让。所谓上达天道，下布大地，穷尽高远，测量深厚，没有什么能超过礼。音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含蓄委婉的劝善惩恶，无不以礼为根本，然后才能建立。它的源头深远，流布广大，体制宏大，义理精微；若不是聪睿明哲的大贤，谁能明白这些呢？何况又遭逢暴秦焚毁典籍，百篇中保存不了一篇。汉朝兴起后，才开始征召故老，搜集残存文献；但其体例错乱，首尾脱落，难以详尽论述。幸亏高堂生颇能认识古礼旧义，各位儒生又分别作章句解释；既然见解不一，便不能只由一人通达，所见各不相同；有的师徒相传，同出一根却分成枝干。因此闻人、戴德、戴圣都曾师事后苍，不久便分成不同学派；卢植、郑玄一同向马融求学，后来各自成为名家。后世的学者不如从前，而问难之文却像星辰一样繁多，充满成篇成卷的著述，文章罗列如锦绣，光彩灿烂，足以观赏。然而五服制度的根本有时出现差错，哀痛和敬意的制度杂乱不一；国家典章不能在四海统一，世家大族的家法又同士大夫礼制相互参杂。实在应当详加考察、长远谋划，用来确定皇朝盛大的礼制。伏惟陛下恭敬明察、效法玄圣，与唐尧、虞舜同道；广泛询问四岳，兴起讲论《三礼》的言论，可是伯夷尚未被任用，微臣却窃居此位，因此深深害怕承担不称职的重任，身心都感到不安，早晚不敢忘记。如今又冒昧充入广泛采纳意见的行列，参与听取征求意见的事务，实在无法仰报圣旨的万分之一。不敢默然不言，谨凭管中窥天、穴中观物的浅见，呈上五十二件意见。见识浅陋而纷乱，惶恐地感到羞惭。（《宋书·傅隆传》。元嘉十四年，太祖把新撰《礼论》交给傅隆，让他按自己的理解陈述意见，傅隆于是上表。） 黄初妻赵事议 礼制和法律的兴起，原本大概出于自然，寻求于人情事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产生的。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形体虽分而气息相同；称与载、赵之间，即使说是三代相承，身体本来仍如同一体，从来没有能够把他们分开的道理。称即使遭受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也本来没有仇恨祖父的道义。因此古人不因父亲的命令而拒绝祖父的命令。假如说称可以杀赵，那么赵应当怎样对待载呢？这将使父、子、孙、祖父彼此残杀，恐怕并不是先王彰明刑罚、咎繇制定法律的本意。假使石厚的儿子、日▯的孙子磨利刀锋，不肯同两位祖先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那么石▯昔、▯宅侯怎能在人前成为国臣、在家中尽孝尽义，流名百代，成为美谈呢？旧令说：‘杀人父母，迁徙到二千里以外。’可见并没有把父子孙祖分别施用。赵应当避开王，当然应迁徙到千里之外。法令又说：‘凡被流徙的人，同籍的近亲想要跟随的，听任他们。’这又是极其通达情理、借助亲情来教导人互爱的规定。赵既然被流徙，载作为他的儿子，怎能不跟随？载跟随而称不去，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吗？这样看来，称和赵终究不能分开。赵即使内心终身惭愧，称也应当终身沉痛；孙子与祖父的亲义，本来就不能永远断绝，事情和道理原本就是如此。（《宋书·传隆传》、南朝梁《南史》卷十五、《通典》卷一百六十七，各书都有删节，今合并录入。） ◇舞佾之议 不清楚这个人数规定的由来。只有杜预注《左传》关于佾舞的地方说：‘诸侯六行六列，共三十六人。’我一向认为这不对。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的；八音能够和谐，然后才能成乐，所以乐舞一定以八人为一列。从天子到士，按等级依次递减，每次减去两列；所谓“两”，就是减少两列。杜预认为每一列又减去两人，那么到士就只剩四人，哪里还能成乐？考察服虔注《左传》说：‘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这个解释很为允当。如今各王不再使用佾舞，他们在总章殿表演的舞伎，就是古代的女乐。殿庭用八佾，诸王便应当用六佾，道理和例证都很明白。又《春秋》记载，郑伯送给晋悼公女乐二佾，晋国把其中一佾赐给魏绛，这正是每列八人的证据。若按议论者的说法，只有天子用八佾，那么郑国就应当送给晋国二组六人，晋国也应当赐给魏绛一组六人。从天子到士，文物典章以及尊卑等级，无不以两列为差。没有诸侯既减少两列，又在每列中再减少两人，近乎减少一半以上的道理。这不仅使八音不完备，也违背以两为差等的原则，杜氏的错误由此可见。国家典章是大事，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订订正。（《宋书·乐志》一，元嘉十三年，太常傅隆认为如此；又见《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作“传崇”，是为了避唐代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六三十六人〕 ◎蔡廓 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是晋司徒蔡谟的曾孙。隆安末年任著作佐郎，历任司徒主簿、尚书度支郎、殿中郎、通直郎、武帝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黄门郎。又任武帝兖州别驾从事史，授中军谘议参军。服母丧期满后，任相国从事中郎，兼领记室。宋台建立后，任侍中，补任御史中丞。永初年间升任司徒左长史，出任豫章太守。景平年间征召为吏部尚书，改任祠部尚书。元嘉二年去世，追赠太常卿，有文集十卷。◇奏劾谢察 司徒员外散骑常侍谢察应当穿绛色▯，但谢察拔出▯◆，没有使贯穿之处足够，这有损常规仪制。（《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再议恢复肉刑

译建立国家、制定法律，弘扬治理、考察教化，必须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德治和刑罚并用。用正道来防止邪曲，用教化和禁令来约束怠慢；洒下甘露使人受到滋润，用严霜般的威势使人肃然；受到和风熏陶的人便和顺安宁，畏惧暴戾的人听到法令便警醒戒惧。即使质朴与文饰交替施行，这一道理也没有改变。肉刑的设置，起源于贤明的君王。大概因为古代风俗淳厚，百姓大多敦厚谨慎；图像陈列出来，人的机诈之心便暗中收敛；受刑的人走在路上，不守规矩的人便改变操守。因此能够克制残暴、停止杀戮，使教化盛行而达到无为而治。末世风俗浇薄虚伪，法网越来越严密，图利取巧的心思日益增长，羞耻畏惧之情反而减少；终身服苦役尚且不足以制止奸恶，何况黥刑、劓刑，怎么能够使人恢复善良？徒然产生酸楚惨痛的声音，却没有补益治理的效果。至于弃市之刑，本来是不可赦免的罪；事情虽不是亲手杀人，按法律考定也同样归入死罪，轻重一律定科，减免降等的道路被堵塞，钟繇因此抗言，元皇也因此心存怜悯而将其保留。如今英明的辅政大臣辅佐赞助，功业远比伊尹、周公；虽然闭塞否运刚刚开始打开，但久远遗留的困难仍未消除。实在应当明慎用刑，爱护百姓、广施养育；申明哀怜慎刑的原则以革除滥刑，把死刑改用于肢体刑，保全生命这一至重之事，使将来人口繁衍增多。让即将被砍断的骨肉，在三阳之时重新获得荣盛；让违逆时令的花朵，看到秋风而知道畏惧。使威严和恩惠一同宣示，使感化和畏惧同时建立，保全生命、拯救暴乱，就在于此。（《宋书·蔡廓传》。桓玄辅政时，议论恢复肉刑。蔡廓上此议，又见《晋书·刑法志》《通典》卷一百六十八，各书都有删节。） ◇审理狱讼之议 审理案件，不应让子孙写下文辞，明白说出父祖的罪过；损害教化、伤害亲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只令家人与囚犯相见，不必提出请求审讯的诉状，这就足以表明罪行已经认定，不必责令家人写下文辞。（《宋书·蔡廓传》。宋台建立后，蔡廓任侍中，提出此建议；又见《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答傅亮书 扬州的位次在公卿和诸侯之下，我平常也常常对此疑惑。然而朝廷排列位次，是按照官位先后，而不是按照原来的封国；又没有明文说皇子可以享有特殊礼遇。齐献王任骠骑将军时，孙秀来归降，武帝想优待他，便任孙秀为骠骑将军，把齐王改任镇军将军，排在骠骑将军之上。若像您所说，皇子便在三公之右，那么齐王原来的位次本来就尊贵，为什么还要改任镇军将军，使他排在骠骑将军之上？这明明是知道应当依照现任官位排列。又齐王任司空，贾充任太尉，两人都录尚书事，齐王一向在贾充之后。潘正叔奏论《公羊》之事，当时有三位录尚书事者，梁王肜任卫将军，位次列在太尉陇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之下。太元初年，贺新宫落成，司马太傅任中军将军，却让齐王柔之担任贺首。立安帝为太子、举行上礼时，徐邈任郎，位次也把太傅排在诸王之下。又谒见李太后时，宗正和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当时王东亭任仆射。王东亭、徐邈都是近世熟悉古今制度的人。您引述式乾公王的事例，我认为不能作为依据。文中说皇帝从式乾殿出来，召见侍中彭城王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把您所列的四王排在三司之上，却反而排在黄门郎之下，这有什么道理呢？况且四王之下又说是大将军梁王肜、车骑将军赵王伦，然后才说司徒王戎。梁、赵二王也是皇子，亲属尊贵、官位相当，却排在豫章王常侍之下，这同样说不通。大概书写者只是指陈当时的事情，不一定保存了实际班次；而且式乾殿是私人宴会，与朝堂不同。如今在含章西堂，您在仆射之下，侍中在尚书之下罢了。来信又说，王氏的曾祖与简文帝共同录尚书事，位次在简文帝之下。我们家的旧例却不是这样，现在另行写给您。王姬自身没有爵位，所以可以不跟随丈夫的位次，而以王女身份为尊。皇子出仕以后便有官位，有官位就依照朝廷制度，也就显示出班序。只有引用泰和年间的赦文，勉强可以作为论据。然而赦文前后，班次也不一致。太宰是上公，自然应在大司马之前。简文帝虽然任抚军将军，当时已经获得丞相的特殊礼遇，又兼任中外大都督，所以按照本官任职排列，不是因为都督中外便排在公卿之右。如今护军统领各方伯，位次却仍在持节都督之下，您再仔细想想吧。（《宋书·蔡廓传》。当时有人疑惑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的朝堂班次，傅亮写信询问蔡廓，蔡廓答复。） ◇给亲友的信 小儿四岁，精神气色似乎还不错，不进入不正派人的房间，也不同小人交游。所以给他取名兴宗，字也取作兴宗。

译◇答复妻子郄氏索要夏衣的信 知道你需要夏衣，估计给事中自然会供给你，不必另外寄送。（《宋书·蔡廓传》。） ◎蔡兴宗 蔡兴宗，字兴宗，是蔡廓的小儿子。元嘉年间任彭城王义康司徒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王铄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任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元凶弑君自立后，出任司空何尚之的长史，升任太子中庶子。孝武帝即位后，复任中书侍郎，升任临海太守，征召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任游击将军，升任尚书吏部郎，转任司徒左长史，复任中庶子，兼领前军将军，升任侍中。不久降为司空沈庆之长史，代理兖州事务。回朝任廷尉卿，出任东阳太守，升任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务。征召回朝任左民尚书，转任掌管吏部。前废帝时，因为触犯江夏王义恭，被授为新昌太守，尚未赴任，又重新授任吏部尚书。明帝即位，加授游击将军，尚未接受任命，又升任尚书右仆射，不久兼领卫尉。又兼任兖州大中正，封乐安县伯。出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升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后废帝即位，征召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回到都城，改任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接受任命，不久去世。◇议申坦之子令孙的罪 如果申坦过去是叛乱首领，而本人现在还活着，屡次经历大赦，也还应当受到宽宥。令孙是他的亲生骨肉，按理应当为他隐讳。何况如今人已死亡，事情也已久远，反过来追究诬告，按照礼法断定，本不应牵连。假如士先早已审知谋反之事，当时就应当上报；他包藏多年，因私人怨恨才揭发，况且所说只是听到的传闻，没有确定的主谋，却以此冒犯、欺骗和蒙蔽朝廷，罪行应当依法处以极刑。（《宋书·蔡兴宗传》。蔡兴宗任廷尉时，有个叫解士先的人告发申坦过去曾与丞相义宣同谋；当时申坦已死，他的儿子令孙任山阳郡太守，自己来到廷尉府，蔡兴宗提出此议。） ◇教令馈赠米给郭原平和朱百年的妻子 秋季的馈赠，见于国家的典籍；救济贫困的制度，在甲令中也有记载。何况还有像高柴那样穷困衰老的人、像莱妇那样困顿迟暮的人呢！永兴人郭原平，世代禀有孝德，内含深厚的德业与灵秀，仁厚深沉、操守绝伦，追踪古代高士，安守贞洁、处于俭约，华、▯都同样严正。山阴人朱百年，道德终于超出常人；他的妻子孔氏，年老守寡，贫困地度过残年，敬仰他们的风范，抚今追昔，满怀感慨，可以在帐下分别馈赠米一百斛。（《宋书·郭世道传》。） ◎徐豁 徐豁，字万同，东莞姑幕人，是晋太子左卫率徐邈的儿子。隆安末年任太学博士，因为触犯桓玄被免官。桓玄失败后，起用为秘书郎、尚书仓部郎、右军何无忌功曹，仍任镇南参军、祠部郎、永世令、建武司马、中军参军、尚书左丞。宋受禅后，任徐羡之的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令。元嘉初年任始兴太守；元嘉五年，进号使持节、都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尚未接受任命便去世。◇上表陈述三件有利有弊之事 第一件说：郡中大规模耕田，武吏年满十六岁，就要征收米六十斛。（《通典》作“十”“十六斛”，疑为此处有误。）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都征收米三十斛。（《通典》作“十三斛”。）一户之内无论有多少成年男丁，全都要交米。况且十三岁的孩子还不能承担田间劳作，有的又是孤单一人、无人相互帮扶；年纪一到应当交纳，就自行逃亡，这既阻碍了与蛮、俚人的接触往来，也使他们更容易离去。有的甚至砍断肢体，不养育所生子女，户口年年减少，实在都是这个原因。臣认为应当重新衡量征课的限额，使百姓能够生存立足。现在如果减少米的征额，虽然眼前似乎有所损失，但考察将来，按道理会有很大益处。第二件说：郡中管辖的银民有三百多户，他们挖坑取砂，坑深都达二三丈，劳役已经十分艰苦，又不顾崩塌压伤，一年之中常常有人死亡。官府严加督察，仍然造成拖欠违期；老少相继从事此业，永远断绝农业生产，一千多口人都要依靠别人供给食物，难道只是一个男子不耕作、有人因此挨饿而已吗？所以每逢年成不好，就会造成极大的困困。考察台府所用的米，与银没有不同，我认为应当按照银课改征米，就事情本身而言更为便利。第三件说：中宿县的俚民要缴纳银税，每个成年男子缴纳南称半两。考察这个县本身并不出产银，而且俚民都住巢穴、说鸟语，不熟悉买卖货物的便利；每到购买银子时，损失尤其严重。又因为称量和两数一旦收进官府，容易滋生奸巧；山中俚民愚昧怯弱，不能为自己申辩，官府所规定的税额其实很轻，百姓却把所缴之物看得很重。现在如果允许按丁数征收米税，公私双方都能得利。（《宋书·徐豁传》。元嘉初年徐豁任始兴太守，三年，朝廷派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令郡县各自陈述利弊，徐豁因此上表陈述三件事。） ◎孔琳之 孔琳之，字彦林，会稽山阴人，是晋光禄大夫孔安国的堂孙。元兴年间被征召为本国常侍，升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年授任司徒左西掾，不久任司马休之会稽内史府长史，历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升任尚书吏部郎。又任武帝平西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授武帝平北征西长史，升任侍中。宋台建立后，授任宋国侍中，出任吴国太守，因公事免官。永嘉二年任御史中丞，兼领本州大中正，升任祠部尚书。景平元年去世，追赠太常，有文集十卷。◇提出便宜施政建议

译玺印，是用来辨明官职爵位、建立契约符信的。官职没有比皇帝更大的，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然而传国玺历代交替使用，承袭封爵的印章世代相传，贵在沿用旧制，不必另行改造。如今只有尉这一官职独用一枚印，至于内外各级官员，每次升迁都要更换印章，考察其中的道理，我私下不能理解。若说官员各有不同姓氏，与传承袭用不同，那么还不如不同朝代之间差别更大。若论名位器物，即使公卿尊贵，也不如帝王的地位重要。若因为其中有遭诛灭的臣子，忌讳其凶恶污秽，那么汉代使用秦朝的传国玺，国运延续四百年，也没有听说因为子婴本人被杀、秦国灭亡，就抛弃它而不佩用。帝王公侯的尊贵，都不疑虑传用玺印；人臣百官的地位卑下，又有什么可嫌弃直接使用旧印的呢？典籍中没有听说这种说法，推究事例也自然违背其准则。可是终年铸刻印章，耗损功力、消耗实物，金银铜炭的费用多得难以计量，这不是沿袭旧制、简易省便的办法。我认为各级官员都应直接使用同一枚印章，不必烦劳改铸。若新设置官职，或官多而印少，文书印迹有残缺遗失，然后再铸造，这样才是补益天府，不只是小小的好处。凶门柏装，不出自礼典，起于末代，积久成习，遂成为旧俗。从天子直到庶人，确实有其施行的缘由，突然革除一定会使人惊骇。然而如果它既无关人情，又违背礼制，保存它没有什么可彰明的好处，去掉它也没有什么损失，本来就应当遵守先代典章，革除后世谬误，何况还兼有游费，实在成为百姓的祸害呢？凡士人百姓的丧葬仪式，大多出自乡里，每逢需要这种柏木凶门，动辄花费数十万，损耗百姓财力，却没有任何合于义理的意义。至于贫寒百姓，人们都想着竭尽心力，即使家中已经贫困到空无一物，也无不倾尽产业、耗尽钱财；所谓按照礼制安葬，难道就是这样吗？我认为应当谨慎遵守先代典章，一概废除凶门的仪式，改用白色扇子作为标志，已经足以表示丧事。过去战事造成饥荒时，米谷、绵绢都很贵；后来米价上涨恢复，绢价至今却贵了一倍。绵绢既然昂贵，养蚕织绢的人就更多了；即使他们加倍勤劳，价格仍然没有停止上涨。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确实有它的原因。过去战事发生以前，军用器械只正当使用铠甲而已，至于袍、袄、衤两裆，必须等到战阵时才使用，实际都存放在府库中，永远没有损坏。如今仪仗随从、值卫以及迎送使者，或者防卫送迎，全都使用袍袄之类，不只是一个府如此，各军都这样。绵帛容易损坏，势必不能长久使用。白天用来御寒，夜里用来睡卧，还不到一年便自行破裂。每当丝绵新收，就容易折价征租来购买；各府又争相收取，动辄达到千万，价格不断上涨，实在是由此造成的，私人服用因此艰难匮乏，官府库藏也因此耗空。我认为侍卫所需的服装固然不能废止，其余仍应依旧使用铠甲。像小规模使者的送迎之类，只应供应仪仗，不必供应铠甲和袍袄。使用既然简省，价格自然会下降。不以恶劣食物为耻，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菜肴饮食崇尚奢侈，已经很久了。如今虽已改变制度、扩大规模，这种风气却还没有革除。真正合口味的不过一味，但摆设却一定要满满一丈方圆；适合口味以外的东西，全都是为了赏心悦目的耗费。富人用它来炫耀，穷人却因此耗尽家产，众人都共同鄙弃这种风气，却没有谁能独自改变。我认为应当大略规定菜肴的品级，使奢侈和节俭适度；如果有人不改，就加以贬黜，那么崇尚节俭的教化不久便会流行。（《宋书·孔琳之传》。义熙初年，众官献上便宜建议，孔琳之在众人议论之外，另行提出此建议。） ◇奏劾徐羡之 臣听说，事奉君上以遵奉法令为恭敬，面对下属以威严为整肃；这样以后，朝廷典章才能彰明，统领众人才能严肃。这种原则一旦衰替，法令纲纪就会倾颓。臣于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的正会。会毕乘车离去，有一群人冒犯地让臣停在门前等待宫门开启。有何人骑马来到臣的车前，臣命人拘捕并驱逐他离开。有何人辱骂，臣命人拘捕，准备审问记录。每逢公事，臣常担心发生纷争，曾吩咐不要追问；但有何人独自不停辱骂，臣于是命人记录。他不肯下马，连声大叫，有两名威仪人员赶来，殴打臣的属下并拘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拉住威仪人员和手力，殴打臣的下人。倪宗说：‘中丞怎么能行凶，竟敢拘录尚书令的差役？凡是中丞所拘捕的人，威仪人员都应把他们捆起来。’臣命令下人不得争斗，但凶暴的气势张扬了一阵，过了片刻才散去。又有一群人来到臣的车旁，拘录收捕樊马子，彼此用脚踢打樊马子，使他倒伏在地，不能回到台省。臣亲自记录这一罪状，本来没有对质核验之事，倪宗却敢乘势凶暴放肆，强行夺取罪责。尚书令臣徐羡之与臣同列车中，事情纷乱到这种地步，有人说徐羡之没有禁止，有人说徐羡之禁止了却没有制止住。纵容而不禁止，已经违背国家法令；禁止而不能制止，又不合通常情理。侵犯监察官司，凶恶的声势显著，徐羡之却容忍放纵倪宗等人，始终不加纠问，损害国家威严，没有大臣应有的体统。若没有准绳，风俗法度又寄托在哪里？徐羡之内居朝廷右位，外掌京城事务，职位和责任都很重大，是百官所仰望的人，却不能广泛珍惜朝廷典章，整肃风俗法轨，以致天下之下的人纵恣放肆，凌辱暴行于执掌法宪的官员，凶暴的声名从京城兴起，正所谓自己有矮墙，却自己越过它。倪宗又是强行夺取罪责的主使，即使不追究他，徐羡之前后两三项过失也应当裁处贬黜。请免除徐羡之现任官职，让他以公爵身份回到宅第。倪宗等人强夺的罪过，已经交给掌故御史，应当根据事实查处。（《宋书·孔琳之传》。） ◇议废除钱币、改用谷帛 《洪范》所说八种政务，把货财排在粮食之后，难道不正因为货币是交易所凭借的东西，是日常使用中最重要的吗？假如不用货币进行交易，百姓必须把劳力用在铸造钱币上，那就是妨碍他们谋生的产业，当然可以禁止。如今农民专心经营谷物，工匠专心制造器物，四种民众各自学习本业，何曾需要辛劳地制造钱币？所以圣明君王制定这种本身没有实际用途的货币，以流通有实际用途的财物；既没有毁坏货物的费用，又省去运输输送的劳苦。这就是钱币继承龟甲贝币的功用、历代不废除的原因。谷物和绢帛本来是宝贵之物，原本用来充实衣食；如今把它们分割为货币，就会造成很大损失。又在商贩手中劳损毁坏，在剪裁切割中耗费丢弃，这些弊端从过去就已经显著。（《通典》作“显现在眼前”。）所以钟繇说：‘奸巧虚伪的人，争相把湿谷囤积起来以求取利益，制作薄绢来充当资本。’魏代用严刑禁止，也不能制止。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钱币之所以不用，是因为兵乱长期积累，最终自然废弃，事情有其原因，汉末就是这样。如今既然已经使用钱币却又废除它，百姓就会突然失去自己的财产。现在把天下的谷物聚集起来，用来供应天下的粮食，有的仓库充盈，有的粮食却连一斗也没有储备，彼此资助流通，那么贫者要仰赖富者，运输送达所需的费用，实际上还得借助钱币。

译一旦突然断绝钱币，钱就成为废物，那么有钱却没有粮食的百姓，都只能坐在那里饥饿困苦，这就是废除钱币立即产生的弊端。况且根据如今的情况，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因此贫穷，使用谷物的地方也不因此富裕。百姓使用钱币已经很久，改变它一定会引起怨恨和疑惑。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旧业。’何况钱币又比谷物便利呢？魏明帝时废钱用谷，已经三十年了，因为对百姓不便，才举行朝廷大讨论。精明而通达治理的人，没有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的；百姓没有不同意见，朝廷也没有不同论调。魏国尚且舍弃谷帛而使用钱币，足以说明谷帛的弊端已经在实践中显现。世间有人说，魏氏长期不用钱币，积藏了数以万计的财富，所以想重新推行钱币，以便使公家获利、国家富足。这大概是不对的。从前晋文公听取舅犯的谋略，却先成就成季的信用，认为即使有一时的功勋，也不如万世的利益。当时名贤列位，君子满朝，正在谋划天下的利害、确定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如果谷物确实比钱币便利，按道理就不会不顾当时的眼前利益而废弃长久通行的事业，这一点完全可以知道。这实在是因为困顿而思求改革，改变旧制、重新整顿罢了。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没有战事，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百姓安乐从业，于是谷帛自然丰盛，几乎家家给足、人人富足；从事实验证，钱币并不妨害百姓。近来战争屡次兴起，荒年饥馑接连而来，饥寒还没有缓解，实在是这个原因。公既然出手救济拯救百姓，大力改变人们的见闻，弘扬重视农业根本的教化，明确扩大农田的法令，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使各人顺着自己的职业，游荡的人知道返回，专务末业的人自行停止，这样本来已经使农民争相在田地里出力，田野中没有一块土地被遗弃。由此以后，太平盛世必然到来，还有什么衣食问题值得忧虑？我认为救治弊病的方法，不应采取废除钱币的办法。（《晋书·食货志》《宋书·孔琳之传》《南史》卷二十七、《通典》卷八。） ◇再议恢复肉刑 唐尧、虞舜用象征性的刑罚，夏禹制定刑法，大概是因为时代淳厚和浇薄不同，但达到教化的实际结果相同；宽刑与严刑相互补济，只随时势变化而适宜。《尚书》说‘刑罚世轻世重’，意思是要随时代而变化。夏商周三代风俗淳厚、事务简单，所以很少触犯刑法；末世风俗机巧、事务繁多，所以动辄陷入法网。如果把三千条刑法施用于末世，必定会造成踊贵的弊端。这就是五帝彼此不沿用同一法律、肉刑不能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产生仁慈怜悯之意，哀伤犯人没有自新的道路，于是改革古制、创立新法，号称使刑罚搁置不用，然而名义上减轻，实际却加重，反而更加伤害百姓。因此孝景帝即位后，减轻刑罚以求宽缓。宽缓以后百姓怠慢，又不能禁止邪恶；希望刑罚恰到适中，所以过去称美它，历代详细议论却还没有找到适中的办法。兵乱以后，触犯法律的人更多。弃市之刑，本来是斩右趾；汉文帝一时错误，后世承袭而不改，所以前代贤者始终遗憾，议论此事却没有定论。钟繇、陈群的主张虽有小小不同，但都想用斩右趾代替弃市。如果听从他们的意见，那么能够活下来的人就多了。把死罪降为生刑，确实是减轻法律；但人情慎重明显之事而轻视昏暗之事，忽略遥远之害而惊惧眼前之害，所以盘盂上有铭文，韦带弓弦制成佩饰；何况是小人，尤其容易受此迷惑。有的事情眼睛看不见，便忽略而不戒备；每天陈列在眼前，就会使人惊心骇目。由此说来，加重刑罚未必不伤害人，减轻刑罚也未必不能使人畏惧；如果这样能够保全人的性命，使生育繁衍增加，仁德既能救济万物，功效也会更加广大。如今所忧患的事情，以逃亡犯罪为首；屡次叛乱而不改，应当使逃亡者无处藏身，也用来严肃警戒尚未犯罪的人，永远断绝作恶的根源。至于其他刑条，应当依照旧制。哪里敢说这就是完全适中的办法，不过是看重献出管中窥豹的一点见解罢了。（《宋书·孔琳之传》。桓玄议论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如此；又见《南史》卷二十七。） ◇答魏放之关于大功服中嫁女的询问 魏放之问孔琳之说：‘降为大功服，可以嫁女吗？’孔琳之答道：‘我的意思是，降服者似乎不能结婚。《礼记》说：“大功服末，可以嫁女；小功服末，可以娶妻；下殇的小功服则不可以。”考察这段文字，只说降服者不可以娶妻，没有说不可以嫁女。这样看来，就是可以嫁女。’（《通典》卷六十。） ◇答傅都官驳斥大功服嫁女之议 傅都官驳孔琳之的议论说：‘娶妻和嫁女虽然不同，但可以按照同类事例来推求。为什么呢？小功服停止哭泣以后，可以娶妻；至于下殇的小功服，却不可以。本来服制很重而降为小功服，既然不能同小功服一样娶妻；本来服制是周服而降为大功服，难道可以同大功服一样嫁女吗？’孔琳之答道：‘娶妻的事情重要，嫁女的事情较轻。现在如果说不可以迎娶妇人，或许可以据此为难嫁女。既然没有明说不可以嫁女，却单独明说不可以娶妻，那么事情重要，二者就不是同类了。’（《通典》卷六十。） 傅都官诘问说：‘现在举重来说明轻，为什么说不是同类？’孔琳之答道：‘“小功”二字原文缺失，据中华本校补。自身的婚嫁喜事，在子女方面较轻，在自身方面较重。较轻的，所以在服制末期就可以举行；较重的，必须到停止哭泣以后才可以举行。这正说明服制有降等的意义。既然已经有差等，事情为什么一定相同？现在如果要考察文字，就像看见求雨而知道旱情一样，文义应当明白：轻的尚且不可以，那么重的就不说也自然明白。但如今只是说小功服的殇子不可以娶妻，这正是说重者不可以；重者本来就不可以，轻者自然可以有所区别，怎么能让轻者一定跟从重者呢？’（《通典》卷六十。） 傅都官说：‘考察《礼记》，下葬后停止哭泣，与服制末期，本来是一个意思，只是措辞不同吗？’孔琳之答道：‘下葬以后便算服制末期，祭虞完毕才停止哭泣。而且服制末期与停止哭泣，如果果真只是同一实际而名称不同，那么就应当总说“小功服末可以迎娶妇人、娶妻”，如同大功服末总说“可以加冠、嫁女”一样；为什么又另外列出一条说“虽然小功服停止哭泣，也可以娶妻”呢？由此推究文义就很清楚了。’（《通典》卷六十。） ◇书信 日月流逝而悲痛深重，我抚胸痛哭，心肝仿佛被割碎；反复思量，懊恼悲伤，触景感怀便几乎昏绝。孤身一人忧思郁闷，自从到郡以来一直如此。（姜本作“穷”。）这可怎么办？不孝又能怎么办？想到悲痛哀悼难以承受，收到上月二日的信，知道您的病因为这个缘故还没有痊愈，心中很是幽忧。热势很重，近来又怎么样了？想来已经逐渐好转，睡眠和饮食都很好吧，请好好调养。孤子我又患病，感叹之余更加郁闷，脚病也转为严重。近来服散药还没有感到好转，忄▯顿何赖扶力，十分昏乱，书写没有次序。孤子孔琳之又能怎么办呢？（一作“等”字。）叩头。《淳化阁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