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察第七

译做君主真难啊！君主尊严而有威势，地位高远却也危险；百姓卑微而恭敬，愚弱却有神明般的力量。厌恶百姓，国家就会灭亡；爱护百姓，国家就会保存。因此说，百姓是水，君主是船。水既能承载船，也能使船倾覆。（“庶民”以下十八字，依《意林》补入。）驾驭百姓的人必须明白这个要点，所以面南而治理百官，不敢凭自己的富贵骄慢待人；内在有所得，便能谋划外在事务；从自身推求道理，便能通达久远；观察一件事而贯通万事，根本在于以自身为本。想要知道天道的终始，今天的事情就是依据；想要知道千万人各自的情态，一个人的情态就是依据。因此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情实；知道百姓的实情，百姓才会服从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命令怎么会得不到服从呢？所以善政简约而容易实行，百姓就不会变乱；君主以身作则，百姓仿效，百姓就不会怨恨。近臣和受宠的亲信必须通过他们才能进达，那么群臣自然会自我玷污。因此治理政事的人必须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左右正直，君主就正直；君主正直，号令怎么会邪曲呢？天下最大的恶有五种，盗窃还不列在其中：第一，心思通达而性情险恶；第二，行为邪僻而意志坚固；第三，言语虚伪而辞辩巧利；第四，记住丑恶的事情却自以为见闻广博；第五，沿袭错误却把言辞说得润饰动听。这五种情况，人在其中只要有一种，就不能不诛杀；何况兼有其中多种，还把他安置在左右近臣的位置，向他询问政事，而君主还能立身端正，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群书治要》。） 《法》第六 淫逸盗窃，是百姓所厌恶的。我因此惩罚他们、残害他们、刻剥他们，即使超过适当限度，百姓也不认为我暴虐，这是因为公正。怨愤旷废、饥饿寒冷，也是百姓所厌恶的。他们逃避而陷入法网，我便从宽赦免；即使涉及刑罚，也一定加以怜悯，百姓不认为我偏私，也是因为公正。我处理得重，是百姓所憎恶的；我处理得轻，是百姓所怜悯的。因此，少设赏赐却能劝人向善，减省刑罚却能禁止奸邪。由此说来，以公心对待法律，没有什么不可以：判得稍轻可以，判得稍重也可以；以私心对待法律，则没有什么可以。判得过轻，就会放纵奸邪；判得过重，就会伤害善人。如今制定法律的人，不辨明公私的区别，却争论轻重的条文；不以百姓的心情为根本，却谨慎对待奏报判决的文书：这是治理教化本来就在自身，却跑出去寻求它。圣人对待法律，已经做到公正了，然而还担心自己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说：‘与其伤害善人，宁可让淫邪之人获利。’知道判刑适当实在难以完全做到，便用教化来补救，这是上古所致力的事。后世审理案件的人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审问罪人，就驱迫他使其符合自己的意图，还自称有才干；下属不探究案件产生的缘由而替上司分辨，上司却寻求君主隐微的意旨来制定裁断，还自称忠诚。这样的人，任官时被认为有才干，侍奉上司时被认为忠诚，于是名声和利益便随之而来；驱使世人陷入这种境地，却希望教化之道兴盛，也就相去很远了！凡审理诉讼、判决案件，都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义理，权衡轻重的次序，测量情势的深浅，竭尽自己的聪明，做到忠诚仁爱，然后再加以察究。有疑问，就同众人共同裁决；众人仍有疑问，就从轻判处。这是为了慎重对待案件，并不是因为法律不完备，而是认为法律不能独自成立，必须由贤明之人与主审者共同听断。所以舜命令皋繇说：‘你担任士官，务必谨慎刑罚，还要再三审讯。’（‘谇’与‘讯’相通。）众人都认为可以，然后才作出判决，这是把人情作为法律判断的参照。所以《春秋传》说：‘大小案件，即使不能完全明察，也一定要依据实情。’可是世俗中拘泥愚昧、苛刻严酷的官吏，却认为所谓实情，就是收取财物、树立爱憎、袒护亲戚、陷害仇敌。世俗小吏所谓的实情，同古人的实情相差何止遥远！难道不是风俗教化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吗？主管官吏用这种所谓实情来怀疑群吏，君主又用这种所谓实情来怀疑主管官吏，于是君臣上下彼此不能沟通，互相猜疑。彼此不能沟通而互相猜疑，却想让臣下竭尽忠诚、树立节操，也很难了。假如不是忠臣义士，他们获罪免死也不会感到羞耻；获免而不知羞耻，那么百姓又能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能施行，子产辅佐郑国而铸造刑书，苟且刻薄的政治从此开始。到了战国，韩国任用申子，秦国采用商鞅的办法，接连制定相坐之法，创立夷族连坐的诛杀。到始皇兼并吞灭六国，便废除掌管礼义的官职，专门任用刑罚，于是奸邪一同滋生，天下背叛秦国。高祖约定法令只有三章，天下大为喜悦。到孝文帝即位，亲自实行清静无为，议论政事务求宽厚，天下受到教化，出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到了孝武帝，征发频繁，百姓空虚耗损，穷困的百姓触犯法律，酷吏任意攻击裁断，奸邪之事多得无法胜数。于是张汤、赵禹一类人，分条制定法令，辗转援引比附，禁令严密而层层积累，文书堆满案几和格架，掌管者不能全部阅览，奸吏便借机从中谋利，议论的人都怨恨并为之痛惜。凡审理案件的实情，必须以所犯罪行本身为根本，作为审理的主线；不任意扩大讯问范围，不从旁牵强搜求，不以枝节繁多显示聪明。所以法律规定举劾、考核的办法，把供词反复参验，以求得真实，并不是用来粉饰事实。只是应当使审判者的耳目相互参验，不让狱吏独自裁断、锻炼成罪，把定罪文辞掌握在自己手中。孔子说：‘古代审理案件，是寻求使人活下来的理由；如今审理案件，是寻求杀人的理由。’所以以浮泛言辞破坏法律，以诋毁案情来成就法令，执持邪道以迎合政令，都是君王诛杀必定加之的对象。（《群书治要》） ◇听察第七 听取意见、考察事理，是国家存亡的门户、安危的关键。如果君主听取考察不广，只偏听所信任的人，谋略就会有所遗漏，不能尽得良策。如果扩大视听、什么都接纳，却考察得不精细，谋略就会紊乱。君主凭借独自听察的聪明，考察成败的形势，各种利害的言论纷纷而来，借机窥探君主的听察。这样说来，真正困难的是做到精细，关键在于君主，而不在于那些竭尽诚意进纳谋略、用尽自己策略的人。如果君主听察没有偏差，接纳没有错误，那么计谋就能成功，事情能够完成，利益加倍，功效增大，政治兴盛而国家富强，百姓强盛而敌人灭亡。如果听取过当而考察不精，接纳而审察不明，那么计谋困顿、事情失败，利益丧失、功劳亏损，国家贫弱、军队衰弱，政治混乱而形势危急。听察所考验的事情，必须精细、必须审慎，急迫重要就是如此。

译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满朝没有智谋策略之士；关键只在于听察考验得精不精、审察得明不明。凭什么验证这一点呢？从前汉高祖，是善于听取意见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谋略，于是攻下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于是被困在平城。广武君，是有谋略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于是燕、齐都被攻取；陈余不采用他的谋略，于是在氵氐水失败。由此看来，汉高祖的听察未必有时昏暗、有时聪明，关键在于精细与否。广武君的谋略，也不是有时拙劣、有时高明，关键在于采用与不采用。不能说事情成功是因为有谋略之士，事情覆败是因为没有深谋之臣。吴王夫差拒绝伍子胥的谋略，采纳宰▯的言论，最终国亡身死，不能说他没有深谋之臣；楚怀王拒绝屈原的计策，采纳靳尚的策略，陷没于秦而不能返回，不能说他没有谋略之士。虞公不采用宫奇的谋略，亡国于晋；仇由不听赤章的劝告，亡于智氏；蹇叔哭泣，也不能挽救崤山、渑池的覆败；赵括的母亲，也不能挽救长平的失败。这些都是君主听察不精、不审的结果。由此看来，天下各国无不都有忠臣和谋士。有的国家丧失军队、遭到败战，甚至危及自身、亡国灭身，实在是由于君主听察不精、不审。要寻求忠臣、谋士和博学之士，哪个国家会没有呢？（《群书治要》） 我认为，忠良而谋划治理、增益国家的臣子，一定会竭尽诚意进纳谋略，恳切悲悯而毫不隐瞒，是想要穷尽治乱的规律，施展安危的策略罢了。所以凡是符合圣主明君标准的君主，无不有进献可行之策、退言不可行之事、接纳忠言的臣子。从前帝舜，是大圣之君，尚且有皋繇献上谋略、夏禹接受劝戒；直到殷代成汤、周代文王武王，也都是极其圣明的君主，然而一定要等伊尹担任辅佐、吕尚担任太师，然后才能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统一天下。这实在是因为君主的视听聪明、考察明察，必须有忠良之臣充当耳目。由此看来，那些忠良而谋划治理、增益国家的臣子，难道不应效法古人的踪迹、承袭前代圣人的行迹，投身尽力，以辅佐君主的视听吗？君主凭借最尊贵的听察，总理万机并加以监察，凭借最尊贵的明察，推断治乱并加以考核，难道能够把所有事理的关键都穷尽探究，把所有门户都推断完备吗？其中必然会有所遗漏；如果没有忠臣良谋辅佐君主的视听，那么各种细微的机要就会有听不到的。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君主之所以尊贵而异于常人，是因为顺从心意、保养本性。欢娱安逸之时，严丽的音乐充满耳中，玩赏之物满足眼目，美色充满欲望，华丽衣服适合身体；远眺回望，就登上高耸入云的台阁；逍遥安闲，就游历高高的飞阁观台；在清澈的绿水池中嬉游，在芬芳的桂林园中游览；射取凫雁，追逐禽兽；出行有毛嫱相伴，入内有西施相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从身体上体会穷愁的憔悴，知道鳏夫孤女的困苦呢？进食时有鼎、几、俎上的膳食，各种佳肴兼备，酸甜咸苦无不齐全，珍馐美味摆满庭中；奏乐而进食，鸣钟而撤席，间隔不断地交替进献，口中味道从不间断。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从身体上觉察饥饿的艰难，知道困顿饥饿的难受呢？暑天就披着雾谷葛布，穿着细葛衣，住在华美高大的屋宇中，处于层层浓荫的深堂里，揭起罗帐让清风进入，排列凝结的冰块以消除微暑，侍者拿着涂粉的扇子，掌管衣服的人更换轻薄衣裳，飘然仿佛有秋日的凉意。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从身体上体会炎夏的闷热，知道酷热的难受呢？寒天就穿绵袍，披轻裘；盖绵被，铺貂褥，重叠褥垫、层累席子，住在幽深严密的房室中，处于重重帷帐之内；在室角烧旺炭取暖，饮用玉卮盛的美酒御寒，炎热得仿佛有夏日的热气。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从身体上体会隆冬的惨烈，知道严寒的难受呢？这几类事情，实在都无法亲自得到并知晓。凡是像这样一类的机要细微之事，必定会有遗漏，不能详尽。既然如此，最忠诚的臣子难道不应辅佐君主的视听，使他觉醒并弥补遗忘吗？（《群书治要》） ◇用兵第八 上天产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质，百姓都要使用它们，缺少其中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弃兵器呢？所以兵事产生已经很久了，它用来威慑不守规矩的人、彰明文德，用来讨伐强暴、除去残贼。圣人凭借它兴起，乱世之人凭借它败亡；国家废兴、存亡，都由用兵造成。从前五帝都不能使兵器完全停止，何况衰乱的时代呢？滥杀无辜百姓，用来供养不义的君主，不是用兵的本旨；耗尽天下财物，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求，不是用兵的本旨；倚仗统率士卒的强大，夸耀权变诈术，想借此树立威势、取得名声，不是用兵的本旨；俘虏敌国君主，使其臣下为奴，迁移其社稷，改变其百姓，不是用兵的本旨。所以所谓霸业，是王道之兵的运用，开始以义，终结以仁。是要使将亡者得以保存，不是使存者陷入危险；是要禁止暴行，不是用来施行暴行。用兵的目的，是除去不义、扶助德行。攻克敌国却不伤害其百姓，废黜其君主却不改变其政令；尊重俊秀之士，显扬贤良之人；赈济孤儿寡妇，体恤穷困者。百姓听说后欣然欢迎，拿着箪中的饭、壶中的浆来迎接他们的君主，哪里还会迟疑呢？汤武之师，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谁还会同它交锋、接刃呢？所谓善于用兵，就是先使敌人衰弱，然后才交战。至于用义来征讨它、责备它的过错；用武力震慑它、威服它的淫暴；用德行怀柔它、向它的百姓发誓保证；用仁爱安置它、救援它的危难：这四项，是用兵的本旨，也就是顺应百姓的愿望，借助百姓的力量。治理家国，整顿境内，施行仁义，布施德惠，明确劝善和赏赐，黜退昏暗无能之人；功臣亲附，士卒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一声指挥便立即响应，这是上等用兵的本旨。土地广阔、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有能，国家富足、赏罚信实，还未交兵敌人就逃亡，这是次等用兵的本旨。了解地形，凭借险要的利益，明察奇正变化，审慎进退时机，援χ并鼓舞它，黄尘四起，然后以此决胜，这是下等用兵的方式，不是用兵的本旨。德行和义理足以怀柔天下百姓，功业足以承担天下的劳苦，选拔任用足以得到贤才，那么兵力所到之处，就像强劲的风吹动枯槁之物一样；这才是用兵的本旨。（以上六条，均见《御览》卷二百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