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贾思伯

译◇《齐民要术》序 大概神农制作耒和耜，是为了使天下人获利。尧命令四位大臣，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舜任命后稷，把粮食视为政务的首要事情。禹划分土地田亩，使万国兴作农业。殷、周盛世，《诗经》《尚书》所记述的要旨，在于安定百姓，使他们富裕并受到教化。管子说：“一个农民不耕作，百姓中就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百姓中就有人受冻。”仓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懂得荣辱。丈人说：“四肢不参加劳动，连五谷也分辨不清，谁还称他为夫子？”《传》说：“人的一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俗语说：“力量可以战胜贫穷，谨慎可以避免灾祸。”这些话就是说，勤劳用力可以不贫穷，谨慎修身可以避开祸患。因此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充分发挥土地效益的教令，魏国因此富裕强盛；秦孝公采用商君奖励急于耕作和作战的办法，吞并压倒邻国，成为诸侯中的强国。《淮南子》说：“圣人不以自身地位卑贱为羞耻，而以自己的道不能推行为惭愧；不忧虑寿命长短，却忧虑百姓贫穷。”所以禹治理洪水，亲身投入阳旰之河；商汤因严重旱灾，在桑林举行祭祀，亲自祈祷。神农面容憔悴，尧身体消瘦，舜面色黧黑，禹手脚生满老茧。由此看来，圣人为百姓忧虑劳苦，也太过辛劳了。因此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若四肢不劳动，心思不运用，却希望事业得到治理、生活得到供养，这是从未听说过的。所以耕田的人不勤勉，粮仓就不会充盈；将相不勤勉，功业就不能成就。仲长子说：“上天为我们安排了农时，而我们自己不务农，粮食也不可能凭空取得。春天到来，及时雨降下，开始耕田，直到收获装入簠簋。懒惰的人只得到少量，勤劳的人得到很多，何况自己什么也不做，却还想享用粮食吗？”谯子说：“早晨出发，晚上已经换了宿处，勤劳就能使田间的杂草装满倾筐。况且如果有羽毛，尚且不织就没有衣服；不能吃草饮水，不耕作就没有食物，怎么可以不靠自己努力呢？”晁错说：“圣明的君王在上，却还有人不受冻、不挨饿，并不是因为他们亲自耕作才有粮食、亲自织布才有衣服，而是为他们开辟了取得财物的途径。人在寒冷时，对于衣服不等待轻暖；在饥饿时，对于饭食不等待甘美。饥寒临身，就顾不得廉耻了。一天不能吃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不能制作衣服就会寒冷。肚子饿了却没有食物，身体冷了却没有衣服，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粟米布帛，一天得不到，饥寒就会到来。因此明君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刘陶说：“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财货，却不能一天没有饥饿，所以食物是最急迫的需要。”陈思王说：“寒冷的人不贪求一尺美玉，只想着粗劣的葛布衣；饥饿的人不希望得到千金，却觉得一顿饭最美。” 价值极高的千金和一尺美玉，还比不上粗劣的衣服和一顿饭，这是因为事物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急需。说得确实对啊！神农、仓颉都是圣人，但对于具体事务，也有他们不能做到的地方。因此赵过开始采用牛耕，实际超过了耒耜的功效；蔡伦创意造纸，哪里能和缣帛简牍的繁重相比？况且耿寿昌设置常平仓，桑弘羊实行均输法，增益国家、便利百姓，都是可以流传不朽的办法。俗语说：“智慧即使像禹、汤，也不如经常耕作。”所以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既然如此，圣贤的智慧尚且有不能通达之处，何况普通平庸的人呢？猗顿是鲁国的贫穷士人，听说陶朱公富有，便向他询问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诉他说：“想要迅速致富，就饲养五▯孛。”于是他饲养牛羊，繁殖到数以万计。九真、庐江不知道牛耕，常常因此困乏；任延、王景便命人铸造制作农具，教百姓开垦荒地，年年扩大耕地，百姓因而丰足。敦煌人不懂得制造耧犁，播种时人和牛已经耗费了很多力气，收获的粮食却更少。皇甫隆于是教他们制造耧犁，所节省的劳力超过一半，收获的粮食增加五成。又因为敦煌的风俗是妇女制作裙子，褶皱收缩得像羊肠，一条裙子要用一匹布，皇甫隆又禁止并改掉这种做法，节省的布匹更是不可估量。茨充任桂阳令时，当地习俗不种桑树，没有养蚕织丝和麻的收益，大多用麻▯头储存衣物。百姓懒惰懈怠，少有粗制鞋子，脚常常裂开流血，严冬也都是这样，只能生火烘烤。茨充教百姓增加种植桑树和柘树，养蚕织鞋；又命令他们种苎麻。几年之间，百姓大大获利，衣服和鞋子都温暖合用。如今江南懂得种桑、养蚕、织鞋，都是茨充教导的结果。五原土地适宜种麻，但当地风俗不知道绩麻织布。百姓冬天没有衣服，就堆积细草睡在里面，见到官吏便穿着草衣出来。崔实为他们制作纺绩、织衽的器具加以教导，百姓得以免除寒冷困苦；怎么能不施教呢？黄霸治理颍川时，让邮亭和乡官都饲养鸡、猪，用来供养鳏寡贫穷的人；又督促耕桑、节约用度、增加财产、种植树木。鳏寡孤独中有死了却没有钱安葬的人，乡部把情况报告给黄霸，他便逐一安排：某处的大树可以做棺材，某亭的猪崽可以用于祭祀，官吏前往后都照他说的办理。龚遂治理渤海时，劝百姓致力于农桑，命令每户种一株榆树、一百株薤、五十株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母鸡。百姓中有佩带刀剑的，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他说：“哪里比得上佩带牛犊？春夏两季就不得不赶紧到田地里，秋冬督促收获储藏，还要增加饲养和种植果实、菱角、芡实。”于是官民都富裕充实。召信臣治理南阳，喜欢为百姓兴办有利的事情，务求使他们富裕。他亲自勤劳耕作，出入田间小路，停留住宿在乡亭，很少安居家中。他经常巡视郡中的水泉，疏通沟渠，修建水门、堤坝和闸关，共有几十处，以扩大灌溉，百姓从中获利，积蓄也有余。又禁止嫁娶和丧葬的奢侈浪费，务求实行俭约。郡中没有不耕种、努力耕田的，官民亲近爱戴召信臣，称他为“召父”。童恢任不其令时，率领百姓每户养一头猪、四只母鸡，用来供祭祀和购买棺材。颜裴治理京兆，便命令整治田间道路，种植桑树和果树；又规定百姓在农闲月份取材，使他们互相告诫，并教工匠制作车辆；还规定没有牛的百姓养猪，等猪价高时卖掉，用钱买牛。起初百姓认为麻烦，一两年之间，家家都有壮丁、车辆和大牛，生产整顿而且丰足。王丹家中积累千金，喜欢周济邻里急难。每年农忙之后，他察看那些强健能干、收获较多的人，总是带着酒菜逐家慰劳，便在田边树下设酒食劝勉他们，然后留下多余的菜肴离去。那些懒惰的人唯独得不到慰劳，各自以不能使王丹前来为羞耻，此后没有不努力耕田的，聚落因此富足。杜畿治理河东，督促劝勉耕桑，百姓饲养▯孛牛、草马，直到鸡和猪，都有明确的章程，家家富实。

译这些人难道是喜欢无故扰民、轻易耗费财物吗？大概是因为普通人的本性，督促他们就会自己努力，放纵他们就会懒惰怠惰。因此仲长子说：“把丛林变成粮仓，把鱼鳖聚集的水穴变成耕作的田地，这就是君长应当用心的事情。”所以太公受封后开垦盐碱地，播种优良谷物；郑国的郑国渠、白渠修成后，关中没有饥荒之年。看鱼鳖的多少，就能看出薮泽的形势；观察草木，就能知道土壤肥沃的程度。他又说：“庄稼不整治，桑树果树不茂盛，牲畜不肥壮，鞭打督促是可以的；篱笆不完整，墙垣不牢固，打扫不干净，笞打督促也是可以的。”这就是督促考核的方法。况且天子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何况农夫却怀有懒惰之心呢？李衡在武陵龙阳泛洲上建造住宅，种了一千株甘橘。临死时告诫儿子说：“我家乡有一千株木奴，不需要向你索取衣食；每年上缴一匹绢，也就足够使用了。”吴国末年甘橘成熟，每年得到绢数千匹，总是称道太史公所说的“江陵千树橘，等同于千户侯”。樊重想制作器物，先种植梓树和漆树，当时的人都嘲笑他。但年久之后，这些树木都派上了用场。先前嘲笑他的人，全都来请求借用。这说明种植是不能停止的。俗语说：“一年的计划，没有比种谷更好的；十年的计划，没有比种树更好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说：“耕种收获的艰难。”《孝经》说：“利用上天的时令，凭借土地的便利。”《论语》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汉文帝说：“朕是替天下守护财物的，怎么敢胡乱使用呢！”孔子说：“居家能够治理好，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可以移用于做官。”既然如此，家如同国家，国家如同家庭；所以家庭贫穷时思念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时思念贤能的宰相，道理是相同的。财货的产生本来就很艰难，使用时又没有节制，而普通人的本性又喜欢懒惰。督促他们又不坚决，加上政令不得当，水旱成为灾害，一种谷物歉收，饥饿和腐败相继发生，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不能完全制止。唉！饥饿的人有过分的欲望，口渴的人有想兼饮数倍水量的心情。吃饱之后才轻视食物，暖和之后才轻视衣服。有的人因为年成丰收就忽略积蓄，有的人因为布帛充足就轻视施舍；穷困窘迫的到来，都是逐渐形成的。所以管子说：“桀拥有天下，财用却不足；汤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土地，财用却有余。”上天并不是只给商汤降下豆和粟，而是说使用财物要有节制。仲长子说：“卖咸鱼的店铺中的人，不会自己觉得气味臭；” 四夷之人，也不会自己觉得食物奇异；这是因为生来长期习惯于这种环境。处在积久的习惯之中，看见习以为常的事情，谁会自己意识到呢？这与蓼草中的虫不知道蓝草甘美有什么不同？如今我采集经书传记，旁及歌谣，向老成之人询问，用实际事务加以验证，从耕田开始，到制作醋和肉酱结束。凡是谋求生活的行业，没有不全部记录的，题名为《齐民要术》，共九十二篇，分为十卷，每卷开头都有目录。文字虽然繁多，但查阅起来还算容易。其中有些五谷、果树和▯类，是中原不种植的，只保存它们的名称罢了，种植方法大概没有听说过。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是贤哲所反对的，也是由日渐富足到年年贫穷、由此形成饥寒的原因。因此商贾之事缺略而不记录。花草一类只能赏心悦目，只有春天的花朵而没有秋天的果实，比起浮华虚伪之物，大概不值得保存。我的浅陋想法只是用来晓谕家童，不敢让有识之士听闻，因此叮咛周详，像提着他的耳朵告诫一样。每件事都直截指出，不崇尚浮华辞藻，读者不要因此讥笑。贾思勰序。◎甄琛 甄琛，字思伯，中山无极人，是汉太保甄邯的后代。孝文帝时，被举为秀才。太和初年，授中书博士，升任谏议大夫，转任通直散骑侍郎。出任本州征北府长史，后来任卫军、阳平王元颐的长史。宣武帝即位，授中散大夫，兼任御史中尉，转任通直散骑常侍，仍兼御史中尉。升任侍中，因事获罪免官归家。后来又授散骑常侍，兼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升任河南尹，加平南将军。转任太子少保。孝明帝即位，出任营州刺史，加安北将军。授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征召入朝任太常卿。授吏部尚书，出任征北将军、定州刺史。征召为车骑将军、特进，又任侍中。正光五年去世，追赠司徒、尚书左仆射，谥号孝穆。

译◇请求放宽盐业禁令的奏表 君王的道与天地相同，施政应与造化一样平等；救济时世、拯救万物，是百姓的父母。因此年成歉收，就替百姓祈祷祭祀。天地所施予的恩惠，天子应当顺应；山川所蕴藏的利益，天子应当使它流通。只要有益于百姓，即使损耗自身也不吝惜；如果有所积聚，也只是为了赈济抚恤。因此《月令》说：“山林薮泽中，凡是能够取得蔬菜食物、禽兽的人，都由野虞教导他们；那些互相侵夺的人，治罪而不赦免。”这说明应当引导百姓而不是一概禁止，使有无相通、彼此救济。《周礼》虽然有川泽禁令，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耗尽，但必定让人们在合适的时节取用。这所谓的障护虽然由公家掌管，实际上是替百姓守护。况且一家之长的恩惠应惠及子孙，一个时代君主的恩泽应遍及天下，都是为了厚待百姓的供养，使国家富足。没有尊为父母却吝惜一点醯醢的道理，也没有富有万物却只计较一件物品的道理。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盐，国家却和百姓一起加以禁护，假如只让国家取得它的利益，就如同富有而只供一张嘴，却不顾四肢。况且天下夫妇每年贡献粟米和布帛，四海的财物都用来供奉一人，军国所需取给于百姓。天子又何必忧虑贫穷，却偏偏要禁止一个盐池呢？古代的君王世代拥有百姓，有的利用水火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有的用巢居屋宇教他们居住，有的教他们耕农以解除饥饿，有的教他们制作衣服以消除弊害。所以《周诗》说“教导他们、训诲他们，给他们饮食”，都是为了抚养、保护、引导和供养百姓，为他们谋求利益。臣天性愚昧，不明白大道理，见识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每当看到上古爱护百姓的事迹，时时读到中叶以来急速加税的文书，没有一次不赞叹前者远大、惋惜后者狭隘。如今弊政相承，仍然崇尚关ㄩ之税；大魏宽宏广大，只收取谷帛的贡赋。使远方听到这些的人，没有不歌颂陛下的恩德。过去▯父因为舍弃宝物而得到百姓，《硕鼠》因为接受财物而失去众人。君王的道义，应当更加崇高；魏国简省税赋，恩惠确实深远。俗语说，出纳财物吝啬，是有关官吏的福分；施行恩惠困难，是君主的祸患。府库中的财物尚且因为不施予百姓而成为灾害，何况府库以外的利益，怎么可以对百姓吝惜？善于储藏的人把财物藏在百姓中，不善于储藏的人把财物藏在府库里。藏在百姓中，百姓欢欣而君主富足；藏在府库中，国家怨恨而百姓贫穷。国家有怨恨，就说明教化有所亏损；百姓贫穷，君主也没有什么可以取得。希望放宽盐禁，使恩泽充分远及各处，依照《周礼》设置川衡之法，只让官吏监督引导罢了。（《魏书·甄琛传》。世宗即位后，任命甄琛兼任御史中尉。这是甄琛的奏表。）

译◇请求任用武官兼任里尉以整肃京城的奏表 《诗经》说“京城整齐庄严，四方以它为法则”，京城是四方的根本，关系到国家安危，不能不加以整治。因此国家居于代都时，盗窃很多。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泛设置主管官员，里宰都由下代令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治理才干的人担任。又设置许多吏士作为他们的辅助，尊重并提高他们的地位，这才得以禁止盗贼。迁都以来，天下更加广大，四方远地汇聚京城，事务超过代都，五方人物混杂，难以周密整顿；盗贼公然横行，抢劫伤害不断。这是因为各坊居民混杂，编户划分不精确，主管官员昏暗软弱，不能胜任稽察。凡是派人砍伐坚硬的木材，必定要替他选择良好的工具。如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般坚硬的木材，盘根错节，杂乱生长其中。六部里尉，就是砍伐坚木的利器；若不是正直刚强、精干锐利的人，就无法治理它。如今所选择的尹官既不是南金般的良材，里尉又如铅刀割物，却希望肃清京城，是不可能的。里正只是流外四品，职权轻微而事务琐碎，多是才能低下的人；人人抱着苟且之心，不能督察，所以盗贼得以藏奸，赋税也失去条理。边境以外的小县，所管不过一百户，而令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各坊，大的有时达到一千户、五百户，其中有王公、卿、尹等贵族权势人物，也有豪强奸猾之人的仆隶，他们庇护豢养奸徒，住在高门深宅，无法干预查问。又有州郡侠客，依附结交贵族游士，结党成群，暗中进行市井抢劫；与边县相比，难易自然不同。如今边县难治理，京城反而容易治理，实在不合适。君王制定法令，应当因时制宜；改弦更张，是明主所急于做的事。先朝制定品级，也不必一经施行便永远固定，实行后观察情况，不便利就改。如今闲散官职尚且可以长期兼任，何况繁重重要的事务，难道不能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下级官职吗？请从武官中选取八品将军以下、能干而正直有才的人，以本官的俸禄和抚恤待遇，兼任里尉，各自领取原有俸禄。品级高的担任六部尉，中等的担任经途尉，低等的担任里正。否则，请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从下品官中选择应当升迁的人，提升他们担任里尉。这样督责就有所归属，京城便可以清肃。（《魏书·甄琛传》。甄琛任河南尹时的奏表。） ◇奏请弹劾张彝、邢峦 不是武兽，也不是兕牛，却率领着它们奔走在旷野之中。（《北史》卷四十三《张彝传》。宣武帝亲自处理政务，罢免六辅。张彝和兼任尚书的邢峦听说处分不同寻常，害怕了，逃出京城奔走，被御史中尉甄琛弹劾。） ◎裴延俊 裴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孝文帝时，被举为秀才，射策考试名列高等，授著作佐郎。升任尚书仪曹郎，转任殿中郎、太子洗马，兼任本县中正和太子友。太子元恂被废，他按照宫官的惯例免官。不久授太尉掾，兼任太子中舍人。宣武帝初年，任散骑侍郎，授雍州平西府长史，加建威将军，入朝任中书侍郎。授司州别驾，加镇远将军。历任太子中庶子，加冠军将军。孝明帝时，升任散骑常侍，加前将军，又加平西将军，授廷尉卿。出任平北将军、幽州刺史。任太常卿，授七兵尚书、安南将军，调任殿中尚书，加中军将军，转任散骑常侍、中书令、御史中尉。兼任侍中、吏部尚书。庄帝时，在河阴遇害，追赠雍州刺史。◇上疏劝谏宣武帝专心佛典而不研习古代典籍 臣听说，尧有文德和深思，敬慎明察，考察古代；妫舜体会大道，谨慎对待典章，因此成为圣人。汉光武帝神明睿智，在军中仍然读书；魏武帝有英明的谋略，在马上也玩味典籍。先帝天性聪颖，多才多能，文武兼备，经营迁都、谋划征伐时，手中也不放下书卷。这确实是因为经史义理深厚，补益作用广泛，虽然辛劳，也不能片刻停止。这是前代君王的美好实际，是后代君王的清明镜鉴；好的可以遵循，坏的可以警戒。陛下对佛道的体悟自然深刻，深远的鉴察独到，在宫廷中升起法座，在日光照耀的殿宇宣讲佛法，凡是听闻和观看的人，尘世的蒙蔽都一同消除。然而五经是治理世事的模范，六籍是规范风俗的根本，因为教训万物有渐进过程，顺应时势并非奇巧之术，必须先由粗浅而精深，由近处而达到远方。臣希望陛下兼览经书，孔子之教和佛教并存，这样内外都能周全，真俗也能畅通。（《魏书·裴延俊传》） ◇上言王买、刘景晖在赦免之后仍应按死罪论处 《法例律》规定：“凡逃亡之人，在赦书所规定的期限之后仍不自行归首的，重新按原罪论处。”依照《贼律》，谋反、大逆，应处以枭首之刑；延陵王买、法权等人所谓的“月光童子”刘景晖，以妖言迷惑众人，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后，也应按死罪论处。（《魏书·刑罚志》。熙平年间，冀州有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规定的期限已过仍不自行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 ◎裴伯茂 裴伯茂是裴延俊的侄子。孝明帝初年，任奉朝请大将军、京兆王元继饥曹参军。历任长孙承业行台郎中；长孙承业回朝后，仍掌管行台事务。因功封平阳伯。两次升迁后任散骑常侍，掌管起居注。太昌初年，任中书侍郎。永熙年间，任广平王元赞文学，后来加中军大将军。天平末年去世，追赠卫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第二次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豁情赋》序 我调养身体不得其法，服食药物也没有多少办法，从春天到夏天，三次被疾病侵扰。虽然桐君所传的上等药物有时能够见效，但草木药物的下等药性，实际上常常萦绕在胸怀之中。因此我又深入研读庄子的著作，全面体会齐同万物的道理，忘却物我之分，排除是非之辨；这种人的通达境界，正是我所要师法的。因此作这篇赋，寄托于“豁情”之名，把心意寄托在歌谣之中。（《魏书·裴伯茂传》。裴伯茂曾作《豁情赋》，其序大略如此。） ◇《迁都赋》（《魏书·裴伯茂传》。天平初年，迁都邺，又作《迁都赋》，今已散佚。） ◎郑道昭 郑道昭，字僖伯，荥阳开封人。孝文帝时任中书学生，升任秘书郎，授主文中散，调任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不久正式任中书郎，转任通直常侍。宣武帝即位，调任司徒谘议参军，授国子祭酒，又任司州州都。升任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任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任青州刺史。又入朝任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去世，追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文恭。

译◇请求搜寻树立汉魏石经的奏表 臣私下认为，崇尚治理国家的道理，必定需要人才；培养人才的要务，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如今国子学的学堂和房舍只是粗略设置，弦歌诵读的声音已经断绝。城南太学中的汉、魏《石经》，如今已成为废墟，残破毁坏，长满藜藿，游童和牧童经过都为之叹息，有情感的人也确实感到痛心，何况臣亲自掌管此事，怎能不直言呢？希望陛下慈悲，回转心意，屈尊顾视，赐予明察。如果臣这点微薄意见万一得到允许，希望重新敕令尚书、门下，考察议定营建制度的范式，那么五雍便可很快建立兴起，毁坏的碑铭也可以不日完成。在帝都树立旧日经书，把盛大的典范传播到不朽，这就是拥有天下者的美好功业。（《魏书·郑义附传》。郑道昭升任国子祭酒后上表。未获批准。） ◇请求设置学校官员和学生的奏表 臣听说，唐、虞开创国运，以文德为根本；殷、周达到太平，以道术和技艺为先。然而礼乐是国家的根基，片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周朝广施文教，四海归心；鲁国遵守周礼，强大的齐国也归附仁义。到了战国纷争不止，战争接连不断，五经被焚毁，群儒被坑杀，毁弃仁义的经典，崇尚战争的权术，于是使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几十年间百姓无法安生，原因就在这里。到了汉高祖，即使身在行军队伍中，仍优厚地征用叔孙通等人。光武帝在乱世中兴复汉室，便派郑众、范升在东观校书。下至魏、晋，何曾不殷勤对待典籍，即使在军队中也笃志学习？恭敬地想，大魏兴起时，虽然群凶尚未消灭，战马仍在郊外，但仍然招集英才儒士，广泛开设学校，因此能够在八方荒远之地阐明道义，把盛德传播到万国，使教化无处不归附，风俗无处不顺服。如今承接太平的基础，开启无疆的国运，在伊、洛之间定都，更新帝王的年历；九州都感受至德的和谐，四境都怀抱击壤歌颂太平的喜庆。然而蠢笨的闽、吴阻隔于江湫之外，不能接受教化，先帝于是震怒，出动军队不停征伐。即使如此，先帝仍停留车驾，留心典籍，命已故御史中尉臣李彪和吏部尚书、任城王臣元澄等精心选拔英才儒士，以尊崇文教。元澄等依照旨意设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国子博士、大学博士以及国子助教，先前已经选置。臣恭敬地考察先前的旨意，原意在于迅速完成此事，只是军国事务繁多，来不及营建。自那以后直到现在，将近十二年，学校官员日益衰落，四门学术渐渐废弃。于是使硕儒德高之人卷起经书而不再讲论，使世俗学问的后生抛弃根本而追逐末节。争相进取的风气，实在由此而来。恭敬地想，陛下敬慎明察，文思深远，玄妙的鉴察通达幽微。对尚未归附的地区，陛下致力修明道德来招致他们；对遥远而后来归服的地方，施行文教使他们怀服。陛下专心于经书，优游涵泳于古代典籍，将使教化超过轩辕、唐尧，德行高过虞舜、夏禹。因此陛下多次发布内旨，督促营建学校；房舍已经修好，学生却还没有设置。臣学问浅陋，不能通晓全部经书，见识又被篆书、隶书等文字所蔽，但往年删定律令时，错误地参加了议论法令的朝廷宴会。臣谨依照前代成规，寻访旧事，参照议定学校法令，事情办完后封缄呈上。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裁决。然而学校废弛多年，经学已经停滞。请把学校法令和制度一并早日敕令施行，使选拔授职有依据，学生也有章法可循。（《魏书·郑羲附传》，又见《北史》卷三十五。） ◇又一篇奏表 细想自从迁都到中原，年数将近十二年，士大夫丧失学业，祭祀礼仪无人讲习，于是使人才济济的朝廷没有观风化民的美誉，这不是光大国家、使民众归于正道所应有的情形。臣自从往年以来，多次请求制定学校法令、设置学生，前后屡次上表，却没有得到一次答复，这是因为臣见识浅陋而滥居官位，没有能力使陛下有所感悟吧。如今学校馆舍已经修好，学生宿舍刚刚建成，博士也已有足够员额，完全可以讲习。虽然新法令还没有颁布，请暂且依照旧制设置国子学生，逐步开始教训学业，使教化传播有条理，儒学风气不至败落；让后生看见迁善向义的机会，使学生崇尚获得新知的益处。至于孔庙建成、释奠礼开始举行，行揖让礼的仪容，请等待法令颁布。（《魏书·郑羲附传》。郑道昭又上表，没有得到答复。） ◇《天柱山铭》孤独的山峰秀丽高耸，高高超过云霄和星辰。它确实叫作天柱，镇守并环绕莱城。悬崖高达万仞，险峻直入霞光之中。它承接日月光辉，绚丽的景色流转着精华。早晨的光辉照耀岩洞，傍晚的光芒映照青松。九位仙人显现仪态光彩，其余神灵也来栖息身形。龙在这里游行，凤在这里聚集；在此处，在此地，安宁祥和。深远绵长，令人穷尽遐想；光辉照亮苍穹和深海。大道畅通，顺应时运，光明照耀幽暗和明亮之处。云门烟绕山石，登临这里便可长生。（《天下名胜志》） ◇《齐亭铭》中岳先生郑道昭的白云堂。（《北齐书·郑述祖传》。当初郑述祖的祖父任兖州刺史时，在城南小山上建造斋亭，刻石作记。郑述祖当时九岁。等到他任刺史时，前往寻找旧日遗迹，找到一块破石，上面有铭文说。）

译卷四十 ◎孙惠蔚 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名ヌ罗。本来单名“蔚”，宣武帝下诏加“惠”字，号为惠蔚法师。太和初年，郡中举为孝廉，参加对策考试，任中书博士，转任皇宗博士，升任太亩令。宣武帝即位后，历任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又兼黄门侍郎。升任中散大夫、正黄门，代替崔光任著作郎。升任国子祭酒、秘书监。延昌年间，封枣强县男。孝明帝即位，出任平东将军、济州刺史。回朝后，授光禄大夫。神龟元年去世。追赠大将军、瀛州刺史，谥号戴。◇上书说明童子丧服中的衰麻应与成人相同 臣虽然见识比不上古人，但也略微涉猎传记；近处从自身情理考察，远处从礼制考察，以人情验证道理，再由道理推求制度。臣私下认为，童子幼年时的仪节、居丧的礼节、加冠和扶杖的制度，都比成人有所减降；衰麻之服，大体并没有不同。用《玉藻》中的两条文字，就足以略作说明。书中说：“童子的礼节，是系锦带并用纽结。”锦就是大带。既然有佩带革制大带，又有系锦带的绅，这说明童子虽然年幼，也已经具备两条带子。由吉礼类推凶礼，那么腰间的▯也应当存在。书中又说：“童子没有缌服。”郑玄注说：“虽然不穿缌服，仍然要免去深衣的上衣。”这就是承认童子有下裳，只是上下不作区别。况且深衣的制度，年长年幼都穿。童子在缌服之丧中尚且要免去深衣，何况在斩衰之丧中反而没有下裳吗？臣又听到先师的旧说：童子的常服类似深衣，衰服和下裳的设置，按道理或许也取法于此。但典籍没有明确的话，所以不敢独断。又说：“办理事务时就不穿麻。”由此可知，不办理事务时是穿麻的。所以郑注说：“没有麻带而前往供事。”这说明族人服丧时，童子有事务，要系▯带和麻，办理事务时不能不便；所以暂时听任他除去麻，以便服事。前往办事就不穿麻，不前往办事就系▯。如果童子本来就没有麻带，那么无论办理事务还是不办理事务，腰间和头上的两条▯都应当同样缺少。现在只说“没有麻”，足以说明服饰不完备，怎么能说“办理事务时就不穿麻”呢？由此论证，▯显然是有的。况且童子不扶杖、不住倚庐的礼节，按道理是比成人简省了；但不穿下裳、不系▯的制度，我没有见到这种说法。臣又私下解释，关于童子不穿下裳的记载，是有所依据的话。大概是说童子正处幼年，还没有出外从师；出门不与族人交往，在家又不同于侍奉长者；只在父母面前承受慈爱，由乳母牵引往来，所以允许他没有下裳，以便于行动。若已经过了志学之年，正当将要加冠之时，年龄达到二九，体质已与成人相同，在成均接受道术教育，在上庠之内行释菜礼，将要奉命进入孔氏之门、手持烛火到曾参的室中，却只有遮蔽身体上部的衣服，没有遮蔽下身的下裳，臣愚昧，实在不能安心。又女子未许嫁时，二十岁便举行笄礼；她们观看祭祀，传递酒浆，在庙堂中辅助祭奠，身处礼制最为恭敬的场合，难道在柔婉仪容方面会没有相应的衣服吗？由此推论，男女即使年幼，按理也应当有下裳。只是男子未加冠，礼服不具备三加之名；女子未出嫁，衣服又有狄缘的区别。这些没有专门名称的服装，礼文中很少见。童子虽然还不能主持家室，但如果按照成人的心志来衡量，就应当允许他穿缌服、系▯。轻丧尚且有▯，重丧斩衰反而没有麻，这就成了保留轻丧而削减重丧。它不合礼的本意，是臣深深疑惑的地方。况且衰服两旁有衽，用来遮盖下裳的边际；如果没有下裳，衽便徒然设置；如果连衽也去掉，衰服又不完备。假设遇到齐衰、斩衰之丧，却让成年男女只穿没有衽的衰服，除去下裳和▯，这一定是礼制所不实行的，从这一点也能明白。如果自己不实行，却制定制度让别人遵行，就是违背制度来制定法令，依从这种制度又会误导别人。宽缓地考察礼制而施行，按道理不应当如此。（《魏书·礼志三》：“太和十九年，太师冯熙去世，有几个儿子还年幼。议论者认为童子的礼节、事务都比成人降低，认为童子只穿衰而不穿下裳，只免冠而不系▯，又没有腰间的麻带，只垂有绞带。当时博士孙惠蔚上书陈说。”）

译◇上疏请求校订补充秘书省典籍 臣听说，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必定得到神灵暗中辅助人道，参合天地，取法典章旧事，述行并遵循宏大的谋略。所以《易经》说：“观察天文，可以考察时令变化；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如此看来，六经、诸子百家、图书秘籍，正是承受天道的正当方法，是治理人的正确规范。因此，温柔宽厚、疏远暴戾，是《诗经》《尚书》的教化；节俭平易、善良和顺，是礼乐的道理。卦爻和彖辞以精微为神妙，《春秋》以连缀文辞来施行教化。所以大训在东序显明，艺文在麟阁发扬光大。这实在是太平的关键宗旨、战胜残暴的要道、国家的根本、帝王的盛业。安定上位者、使百姓安宁、敦厚风俗、美化习俗，难道不在于此吗？到了秦朝抛弃学术，礼经泯灭；汉朝兴起后寻访搜求，典籍文章才得以重新汇集。先王遗留下的训诫，灿然复存。等到光武帝平定乱世，日夜无暇供给各种事务，但迁入洛阳的书仍有二千余两车。魏、晋时期尤其重视典籍，收集散失、汇聚逸书，九流学术都很完备。看他们搜集校阅史书，访求购买经论，凡是纸张竹简所载的书籍，大略都没有遗漏。臣的学问不能达到通儒的程度，思虑也不能及于长远，只是拘泥章句，片断义理也没有建立，却蒙受圣上的恩造曲加深厚，得以列入秘书省班次，惭愧地充任此官，只掌管书籍一事。然而臣查看秘书省藏书阁的旧典，过去没有确定的目录，新旧书籍混杂在一起，首尾也不完整。有的书累积到几十帙，有的却多年没有抄写。或是篇次脱落，首尾残缺；或是文字损坏、字形错误，谬误败坏接连不断。篇目虽然很多，完整确定的却很少。臣现在依照前任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想要补充残缺、弥补遗漏，合并重复、调剂有无，校正句读，作为定本；使次序均匀、抄写整齐，永远成为常规。对于省中先前没有底本的书，广泛加以推求，搜寻使其完备。然而经书传记浩瀚博大，诸子百家繁杂纷纭，部帙既多，章篇中的错讹，绝不是逐一校书、用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现在请求命令四门博士以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心精细地校勘考订，共同审定字义。如果蒙受允许，那么典籍文字就能确实订正，各类书籍也能大为汇集。（《魏书·孙惠蔚传》：“孙惠蔚进入东观后，见典籍还不完备，便上疏，诏令准许了他。”） ◇上言衤覃服终止后明年应举行袷祭、应举行▯祭 臣听说，国家最大的礼，没有比尊崇明祀更重要的；祭祀中最大的礼，没有超过▯祭和▯祭的。因此可以严肃尊敬祖先，追念奉养、承继孝道，使圣灵合享，审定昭穆次序；迁移毁弃祖庙有固定制度，尊卑有确定体制；内心的诚信恭敬得以显明，外在的各种顺当也随之响应。所以只有君王创制它，把它作为建立国家的典章；仲尼加以述定，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规范。到了秦朝焚烧《诗经》《尚书》，宏大的典籍泯灭；汉朝兴起后搜求访辑，才拾取缀合残存的文字。淹中所得的经书，孔安国得到的，只有卿、大夫、士馈食的篇章；至于天子、诸侯在宗庙中举行享祭以及▯、▯之礼，全都亡失了。曲台的记载，是戴氏所述，但多记载尸祭、灌祭的意义和牲畜献品的数目，至于行礼的办法、器物完备的体制，却没有完整记载。如今可以取作证据的，只有《王制》中的一条文字和《公羊传》中的一册。考察这两部书，以求得其中的旨意。其余经书传记虽然偶尔有零星记载，但要取得正确依据，没有可以依靠的材料。因此两汉的博学儒者、魏晋的大儒，都依据这些文字，把它们作为朝廷礼典。然而各家立论有深浅，义理有精粗，所以传记虽然只有一条，探究其意义却往往彼此错乱。恭敬地想，孝文皇帝的德行合于乾元，应合神灵而诞生，玄妙的思虑洞察幽微，神明的心意通达古道；礼制囊括商、周，音乐宣扬《韶》乐；六经隐晦而重新彰明，五典沦没而再次显现；在中和之道中推举《二经》，在洛邑推崇一位姬公。陛下睿智明哲，深沉凝定，敬慎而明察，穷极大道；正逢百世难遇的时机，适逢功业成就的盛会；继承文王遗风，垂示法则，实在是后世武王。可是袷、禘二祭，是国家的大事；蒸、尝合祭，是朝廷的盛礼。这是先皇所殚心经营的，也是圣上永远追慕的。臣听说宗庙司官起初设置，便致力于清庙礼仪，所以冒昧竭尽鄙陋见识，陈述心中所想。谨按《王制》说：“天子举行祫、禘、尝、蒸等祭祀。”郑玄说：“天子、诸侯的丧期结束后，把先君的神主合祭于祖庙，称为祫。”后来便把它作为常制。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毕，在太祖庙举行祭祀；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一次祫，一次禘。《春秋公羊传》说：“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传》说：“所谓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大祫是什么？是合祭。已经毁去的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尚未毁去的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祭。” 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何林说：“所谓陈列，就是把神主陈列在太祖前；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其余的孙辈神主跟随祖父。父位称昭，子位称穆。又说：‘殷就是盛大的意思，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禘祭不同于祫祭的地方，在于功臣也都参加祭祀。祫有合的意思，禘有审察、明辨的意思，是详尽审察而没有遗漏。’考察何、郑关于祫、禘的解释，大致可以了解其中含义。既然如此，三年丧毕，举行祫祭以祭太祖；第二年春天举行祭祀，遍祭群庙，这才是礼制的正道，也是古代的制度。又考察《魏氏故事》：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去世，到第五年正月，累计二十五个月的晦日，才是大祥之祭。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认为，禫祭应在第二十七个月。到了那年四月，按礼应举行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认为，禫祭应在大祥之月。到那年二月，正应举行祫祭。虽然孔美和王肃意见不同，六八之制也不相同，但对于丧毕之祫、第二年之禘，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陛下永远怀念孝亲之情，因内心真情而合于礼制，取郑玄之说而舍弃王肃之说，禫祭终止于这个晦日；下月中旬，按礼应举行大祫；六室神主升入太祖庙合食；第二年春天举行春享，全部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作为常制。古代的祭祀制度，时祭与祫祭并行。天子先祫后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后祫祭。这在古代是适宜的，但放在今天就显得烦琐。况且礼制有升降，事情有文饰和节制；适应时代的制度，圣人也不违背。在应举行祫祭的月份，应当减少时祭，以求简要节省。然而大礼长期废弃，各方议论或许不同。依臣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呢？服丧之期既已结束，两次盛大祭祀也应开始；祫、禘的正礼，正应在此时实行。若停废而不举行，只实行时祭，那么七位圣主便不能听闻合祭，百官也不能看见盛大典礼，又凭什么宣扬光明的美名、垂范于后代呢？本朝与三代同等，治理超过古今，而使美好的礼典缺失于古人之上，使宏大的美德有愧于往日的志业，这是礼制上不能允许、情理上也不能接受的。

译臣的学问不能探究深奥，思虑也不能通达长远，只是徒然阅读章句，浅陋而没有什么成就；但臣承受圣明时代的恩泽，铭记上天造化的恩德，因此冒昧竭尽微薄诚意，希望能起到一点尘露般的作用。所陈述的意见如果蒙受允许，请交付礼官汇集制定《仪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六月〕 ◇再次议论有丧事时不奏鼓吹 司空身穿丧服，内心悲痛凄惨，对于音乐声乐，本来就没有演奏的道理。只是因为鼓吹是公议事项，所以才产生疑问和争论。考察鼓吹的制度，大概是古代军中的声乐，是献捷时使用的音乐，并不是平常使用的。有显赫地位和盛大功勋的人，才可以备置演奏。把它同钟磬相比，同管弦相比，它的音调演奏虽说略有不同，但总体上与音乐没有区别。因此《礼》说：“鼓声本不属于五声，但五声不能不和谐。”臣私下认为，如今给台司增加这种仪仗，大概是想兼有扩大威势和华美的作用。如果在服丧时使用它，便与吉庆时没有区别，等于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使用悲乐和欢乐，从礼意和人情来看，实在不够恰当。二位公虽是因公事接受这种仪仗，使用时并非出于私意，但出入时奏乐，也会造成错误。如今既有丧事，内心不在音乐上，笳鼓之事，显然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应当依照宁戚的义理，停止而不演奏。但是礼制尊重公卿出入的仪仗，有时至于小步行进时奏《采齐》，行进时奏《肆夏》，并有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这是用来显明三公九卿的尊贵、彰显宰辅的重任。如今二公地位尊贵亲近，仪仗不同于百官，鼓吹的使用也不能完全取消。礼制有悬挂乐器但不演奏的情况；现在陈设鼓吹，是为了完备威仪，不演奏则是为了表示哀痛。按照道理节制情感，臣认为这样是恰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封祖胄议论应当停止，蒋雅哲、韩神固议论不应缺少，房景先驳斥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以及封祖胄的再次议论，诏令认为可以。又见《通典》卷八十二。考察此议，列署名时先列孙惠蔚，而《通典》专归于封祖胄，疑心另有依据。现在依从《魏书》。◎楼毅 楼毅，是代人。历任殿中尚书、散骑常侍，赐爵常山公。加授安南将军，升任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后来按惯例降为侯爵。出任镇东将军、定州刺史，转任凉州刺史。◇上表劝谏南伐 恭敬地听说六军将要出动，向荆阳问罪，前往淮水以南慰问百姓，一直抵达瓯越。但臣愚昧地看，私下仍未感到安心。为什么呢？京城刚刚迁移，百姓改换产业，公私事务都在草创之中，谋生的道路萧条；加上往年收成不好，百姓多有饥荒，短时间内，叹息悲伤很容易兴起。天道悠远，应当遵循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的策略。愿陛下暂时收敛赫赫声威，以等待日后。◎崔挺 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太和初年被举为秀才，射策考试取得高等成绩，授任中书博士。转任中书侍郎，赐爵泰昌子。转任登闻令，升任典属国下大夫，授昭武将军、光州刺史，遥授本州大中正。景明初年，北海王元详任命他为司马。去世后追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号景。◇上书劝谏连坐充役 《周书》说：“父亲和儿子的罪不相互牵连。”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却因为一个人犯罪而牵连全家。司马牟承受桓▯的刑罚，柳下惠承受盗跖的诛罚，难道不可悲吗？◎崔孝直 崔孝直，字叔谦，是崔挺的第四子。孝明帝时，任行司空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宣威将军领直，转任宁远将军、汝南王开府扌彖领直寝，代理征虏将军，转任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孝庄帝末年离职。后来授任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太昌年间，又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都没有接受任命。◇临终嘱咐诸子 我的儿子们功劳少、才干浅，对国家没有功劳。若朝廷再加赠官爵和谥号，应当遵循我的意愿，不得只管接受。若因此去求取，便不是我的儿子。入殓时穿平日的衣服，祭祀时不要杀生。◎崔楷 崔楷，字季则，是崔挺的堂弟。宣武帝初年，任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广平王元怀文学。后来任尚书左主客郎中、伏波将军、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孝明帝时，京兆王元继西征，任用他为司马。回来后转任后将军、广平太守。孝昌初年，加持节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任尚书北道行台，转任军司。不久任／州刺史，加后将军，被葛荣击败，遇害。追赠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年间，又特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

译◇到殷州请求兵器的上表 臣私下认为，殷州地处四方交通要冲，位居五裂之地，西通长山，东接巨野。近来国道安宁，四方归治，却仍聚集奸邪盗寇，时常响起战鼓。何况如今国运正值长期丧乱，妖异灾害间或发生，定州的叛贼逼近北部边界，邺下的凶焰余烬正在蚕食腹心。两处敌人如犬羊一般，势力足以合并，城下之战，恐怕朝夕之间就会发生。臣没有武力，却恰好承担这道屏障，实在想要尽力，以弱小抵抗强敌。即使析取自己的骨骸煮弩，也固守这一忠节；但城池基础刚刚营造，各项事务都很茫然，连一尺刀刃也没有多少，只能姑且自行支撑。虽然想竭尽忠诚，却不知道凭什么能够成功。谨列出所需要的兵器，请陛下垂怜准许。一定当如猛虎窥视一方，遏制敌人的侵扰，肃清境内，保全陛下所交付的地方。◇治理黄河疏 臣听说，凡拥有国家和封邑的人，无不把万民放在心上。因此在仓促之间也怜悯忧伤，早晚寝食都在谋求解除百姓的疾苦。百姓受到饥饿阻困，唐尧为之叹息；众人遭遇饥荒，帝乙归罪于自己。实在是因为政治和农业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水旱灾害也因此才能得到救济，平地和险地也凭此获得安定。近来东北数州连年大雨，黄河水势激荡，洪波急流，河川与陆地连成波涛，原野和低湿地一望相通，漫延不止，泛滥成灾。百姓家中没有一担石粮食的储备，家家呈现只能吃藜藿的饥色。肥沃的华夏土地变成了流失的盐碱地；豆、麦、稷、黍都化为水草。想到这些，臣心痛而徘徊，流泪站立。过去洪水造成灾害，四年之久的流徙事迹记载在《夏书》中；九州平定之后，各地富庶同等，记载在《虞诰》中。实在是由于君主勤于忧恤，臣下也辛勤劳作，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半夜也废寝不眠。恭敬地想，皇魏掌握天命而统治天下，总揽纲纪而裁定至极，德教遍布九州，恩德覆盖八方；槐阶棘路之间，实在都是英明之士，虎门麟阁之中，实在都是贤明之人，天地和谐，日月光明。可是近来定州、冀州水灾，年年饥荒；幽州、瀛州的河流，连年泛滥。难道这是阳九之厄、百六之灾到了吗？所以这是人事造成的，不是天运已经穷尽。过去魏国土地尽皆荒废，史起曾讥笑这种情形；如今这里也荒芜，臣实在替它取忧，不顾自己的愚昧昏暗，冒昧陈述如下：估计水流汇聚下泄之处，水浸润没有间断，九河的通塞屡屡变化，不能一概按照古法，全部沿用旧堤。为什么呢？黄河在瓠子决口，梁、楚几乎陷于危险；宣防工程建成后，水又回到旧河道。十几年间，人口和财富便丰盛繁衍。后来屯氏河两处决口，水流分向东北，数郡土地仅仅得以保存。等到下游贯通灵鸣水田的一条水路，从前的肥沃土地十成中有九成受害，城邑凋敝，居民离散，坟墓和水井都被毁坏。实在是由于水势太大而河渠狭窄，又不进一步疏通泄水，众多水流壅塞，弯曲和直流相互冲击所导致。至于测量河道的曲折，开凿沟渠，分设堤坝，在各处疏通，预先为水流决开道路，使水不停止、不壅积，随着地势高下，务必顺合地形，使土工和水利共同发挥作用，力求便利节省。这样就能使土地有金堤一样的坚固，水流有防备异常水情的设施。把水道钩连起来彼此灌注，多设置水口，使水从河流入海，无论远近都能径直通过，排泄积水，放出陂泽之水。九月农事结束后，衡量工程并计算功劳；十月昏星正中之时，树立工匠的标志，测定工程尺度。县里派遣能工巧匠，指挥规划地势；郡里派遣明察之人，筹划考察是否可行。审察地势，推求河岸，辨别水脉流向；树立木板分隔崖岸，整理水流所经之处。另派使者按察检验，分别各部的是非；俯瞰河川原野，明察水道的通塞。应当在本地修治，不劳烦远方百姓服役；到春季结束便自行停止，不必长期施工。就依照地势高低经营田地，因水陆条件而分别利用：水田种粳稻，旱地种桑麻。一定要使家中有长期储粮，门户充满余积。这实际上是古代上等的防御灾害之法，也体现了中古井田制的好处。就近来的事情来说，也有可以类比的。江淮以南地势低洼，阴云雨水连绵，往往延续十天或一个月；路途遥远，运输只能使用船只；南方田地开垦播种，很少使用耒耜。然而百姓并没有饥饿的脸色，平民很少有饥容。难道是上天的恩德不均，导致某些地方偏偏受罚吗？所以是地势和情况不同，才有这里丰收、那里饥馑的差别。臣既然乡居水边，亲眼看见荒残景象，常常想到郑国子产、白公胜，屡屡思念王景、李冰。早晚不能入睡，想到皇家，愚诚赤心，实在希望效力；我虽只有萤火、火炬般微小的力量，也请求暂且施行此策。使数州男女不致荒废耕田植桑的事业，使圣明时代施以洪大的恩德，救济遭受饥荒的人。邺县的长官深深讥笑，事情也许一朝便能停止；臣的至诚，今日再次陈明。◎崔纂 崔纂，字叔则，是崔挺的族子。景明年间任太学博士，转任员外散骑侍郎、襄威将军，后来任给事中。熙平初年，任宁远将军、廷尉正。神龟年间，授左中郎将，领尚书三公郎中，因公事被免职。后来任洛阳令。正光年间去世。追赠司徒左长史。◇奏请重新议论刘辉之事 臣恭敬地看到诏旨招募：如果捕获刘辉，任职人员赏赐二阶，白身百姓允许出仕并进一阶，厮役免除劳役，奴婢恢复良民身份。考察刘辉没有叛逆之罪，却与反叛者刘宣明的赏格相同。又考察门下省处置奏文：因为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两情迷恋，使刘辉怀恨殴打公主而伤及胎儿。虽然法律没有明确条文，但罪行应合于极刑，一并处死。智寿等两家，发配敦煌充军。上天慈爱广被，没有立即施行；即使赦免他们的死罪，臣私下仍认为不可。法律和法令，是君王用来治理天下的，不应因喜怒而增减，也不应因亲疏而改变。考察斗律：祖父母、父母因愤怒用兵器杀死子孙，判五年刑；殴打致死，判四年刑。如果出于爱憎而故意杀人，各加一等。即使王姬下嫁，身份尊贵不同于普通妻子，但妇人怀孕，也不能说不是自己的孩子。又按照永平四年先朝旧格：凡流刑和死刑的案件，都先审定首要罪行；后来判决从犯，事情必须根据原本罪行，以便追究相关罪案。如果因为刘辉逃避，就悬赏捉拿，不能舍弃他的首要罪行而只追究后来的过失。流罪和死罪参差不齐，有时也未必适当。门下省中掌管禁令的大臣，职责在于陈奏。过去邴吉做宰相，不关注斗殴致死之事，却询问牛喘，难道不是因为职责有别吗？考察容妃等人的罪行，只止于私通；如果在淫乱的场所将她们擒获，众多证据分明，依法律科罪，也不会超过杖刑的范围。怎么能同宫中罪行、奚官之法相等呢？考察智寿的口供，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并且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那么她就是别人家的母亲。《礼》说：‘妇人不侍奉两个丈夫。’甚至说不侍奉两个天。若她私下失去法度，罪在她丈夫，祸衅不在兄弟。过去魏、晋尚未废除五族刑罚时，也有免除儿子戮母之罪的情况。

译何曾曾经争辩说：尚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父母受刑；已经出嫁的妇人，跟随夫家受刑。这是不可更改的法则，也是古今共同的议论。法律允许五服以内的亲属相互隐瞒一般罪行，何况奸私之丑，难道能让同胞兄弟互相作证吗？判刑超过了所犯罪行，论及情理又违背法律。考察法律：奸罪没有因牵连而连坐的规定，不能借刘辉的愤怒，加刑于他的兄弟。刑罚加于市朝，是与众人共同弃绝罪人；授予爵位在朝廷，是与众人共同认可。这样明白表示不对天下徇私，也不欺骗众人的耳目。怎么能根据不合正法的刑名条文，施行于天下呢？刑名一旦失误，即使驷马追赶也无法挽回。既然已有诏旨，就依照诏旨立即施行；若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案件，按理应当重新请示。◇关于案件审结后准许家人陈诉的议论 法律条文规定：案件已经审结或判决执行完毕后，如果经手办理案件的人被怀疑有奸诈欺骗、不合乎法律，或者有人申诉冤屈，可以将案件拘提审讯，重新审理。负责检察而判处罪罚的人，即使案件已经办结，御史也可以弹劾其严重诬陷，使人被迫认罪。有的人拷打之下仍不承认，便依据证据定罪；有的人怀有私怨，强行逼迫而造成罪名。家人申诉冤屈，申诉词与案情相互抵牾，刑法不能轻率处理，按理必须审讯查问。既然是为了公正，怎么能怀疑其中有私心？如果认为这是窥探不可测的恩泽、压制断绝诉讼的端绪，那么蒙受冤屈而滞留狱中的人，最终都没有申理之路。如果因案件已经结成便不再受理，就违背重新审理的法律。可是案件还没有判决而遇到赦免，以及已经重新审理但事实情状尚未分辨真伪的，按照过去以来的惯例，这类人都可以恢复官职。臣愚见，已经上奏而遇到赦免的，以及已经重新审理的，都可以视为案件已经结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六月〕 ◇关于刘景▯军九岁且在赦免之后不应按死罪论处的议论 有人说刘景▯军能够变成蛇和雉，这只是旁人的传言。虽然杀死景▯军没有道理，但又恐怕赦免景▯军会使众人再次受到迷惑。因此臣犹豫不决，不敢独自坚持。当今是一个不避讳直言的朝廷，不应执行对无罪之人的杀戮。景▯军只是九岁小儿，嘴里还带着乳臭，他的一举一动都与此事无关；“月光”的称号不是他说出的，都是奸吏无端捏造、横加粉饰。所谓制造罪名的人巧妙，杀人的人便自以为有能。如果依据妖言惑众的罪名，按法律应当处死；然而既没有再次破坏禁令、惑乱众人，反而在赦令以后才显露出他的罪行，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寻求罪名，那么赦令凭什么取信天下，天下又怎能不怀疑赦令呢？《尚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又考察法例律：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犯杀伤罪而应当论罪的，须上请裁决。议论者认为，老年人的罪和幼儿的罪，不适用这条法律。臣愚见，年老而有智慧如尚父，年少而聪慧如甘罗，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才，可以依照这种议论；景▯军愚昧年幼，应当依照普通法律。◇《无谈子论》《魏书·崔挺附传》说：“崔挺的族子崔纂，不为当时人所知，于是撰写《无谈子论》，文章已经散佚。” ◎后主 后主名纬，字仁纲，是武成帝的长子。河清四年四月即位，三次改年号：天统、武平、隆化。在位十三年。被周朝擒获，封为温国公。第二年被赐死。◇蠲免杂户诏（天统三年九月） 各寺院官署所管辖的杂保户中，姓高的人，天保初年虽有优待诏令，暂时借给劳力仍未免除的，如今可以全部免除杂户身份，隶属所在郡县，一律按照平民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