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刘向（二）

译由此看来，和顺之气能够招致祥瑞，乖戾之气能够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永恒的规律，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宽厚优容，使他们得以一同进用。然而贤者和不肖者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辨，邪正杂处，忠臣和谗臣一同进用。奏章交到公车署，充满北军。朝臣意见错乱，固执乖戾，彼此互相诬陷，转相指责是非。传授的说法不断增加，文书纷乱纠结，前后错谬，毁誉混淆。因此蒙蔽耳目，改变心意，无法一一记载。分立曹属结成朋党，往往聚集党徒，想要同心陷害正直的大臣。正臣被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正臣被陷害，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先兆。处在治乱的关键上，却不知道应当任用谁，而灾异屡屡出现，这正是我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势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很多，像车辐一样聚集在他们面前；毁誉之言必将被采用，最终造成背离和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辉，夏天降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深谷互相变换位置，列星失去运行次序，这些都是怨气造成的。沿袭衰败周朝的道路，遵循诗人所讥刺的情形，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的境界，就像倒着走路却想赶上前人。自初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既有《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却没有孔子来挽救，尚且不能解除纷乱，何况如今的灾异比《春秋》所记更严重呢？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谗邪之人一同进用。谗邪之人之所以能够一同进用，是因为君上疑心太重；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诬陷他，贤人便退下，善政也随之回转。心怀狐疑的人，是在招来谗贼之口；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念，是在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路。谗邪进用，众贤便退避；群邪兴盛，正士便消亡。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混乱，所以叫作《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小人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清明，所以叫作《泰》。《泰》就是通达而治理。 《诗经》又说‘雨雪纷纷，渐渐消融’，与《易经》的意义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于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并居周朝职位；在那时，他们交替进言互相诋毁，散布流言互相诽谤，哪里说得尽呢？帝尧、成王能够尊重舜、禹、周公为贤者，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华流传至今。孔子与季氏、孟氏都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都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污辱也流传至今。所以国家治乱、个人荣辱的根源，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贤者，就在于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被转动。’这是说守持善道坚定深厚。《易经》说：‘汗出而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像汗水一样，汗流出以后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超过一段时间便收回，这就是把汗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便罢退，这就是转动石头；除去谄佞之人却像拔山一样困难。这样看来，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很难吗？因此群小窥见其中的空隙，借机修饰文字，巧言丑诋，传播流言和华而不实的文章，在民间喧嚷。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受到众小人的怨恨。’小人成群结党，确实足以令人愤懑。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却不结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推荐引进，也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处在上位，就引进同类，使他们聚集于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处在下位，就希望和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出茅草，连根相牵；同类前进，吉利。’在上位便引进同类，在下位便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远去，众多贤者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如今奸佞与贤臣一同处在交戟卫士之内，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人而依附恶人，互相附和诋毁，多次设置危险的言论，想借此动摇君上。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先行警戒、灾异因而一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够治理天下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戮两观之人的刑罚，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诚恳地深思天地的心意，考察两观诛戮的事迹，察看《否》《泰》二卦，观览关于雨雪的诗篇，把周朝、唐尧时代进用贤人的做法作为法则，把秦、鲁排斥贤人的做法作为鉴戒，考察祥瑞所应的福报，反省灾异所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世的变化；放逐远离奸佞邪党的势力，拆散险诈邪曲的聚集，堵塞群邪的门路，广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便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是太平的根基，也是万世的利益。我有幸得以托身于皇亲之列，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上去；私下推究《春秋》中的灾异，用来比照当今事情的一二端，分条说明其中原因，但不宜公开泄露。我谨慎地将奏章重重封缄，冒死上奏。（《汉书·楚元王交附传》说：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自己几乎可以重新被起用，害怕他们受到倾危，于是上密奏劝谏。） ◇极力劝谏任用外戚的密奏 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想求安定的，却常常陷于危险；没有不想求保存的，却常常走向灭亡，这是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执掌国政，从来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常常掌握国家政事，世代执掌朝廷权柄。最后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子杀死齐君光；孙林父、宁殖驱逐卫君，后来又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中奏八佾之舞，三家用《雍》乐撤祭，并且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大夫尹氏掌管朝政，扰乱王室，子朝、子猛相继被立为王，连年之后才安定。所以《春秋》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这是加重其罪的说法。《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像这样的事很多，都是阴气强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为臣之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擅自施行威福，就会危害你的家，使你的国遭受凶祸。’孔子说：‘禄位从公室流失，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秦昭王时，他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独揽权势，凭借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十分危险。幸亏范睢的话使秦昭王醒悟，秦国才重新得以保存。

译汉二世把政权委任给赵高，赵高专擅权力、任意妄为，蒙蔽隔绝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迫二世的灾祸，秦朝于是灭亡。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汉朝所取代的秦朝。汉朝兴起后，诸吕无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的职位，又掌握南北军的兵众，拥有梁王、赵王那样的尊贵地位，骄傲自满而不知足，想要危害刘氏。幸亏绛侯、朱虚侯等忠正大臣竭尽诚心、捐弃生命来诛灭他们，这以后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中乘坐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三人，身着青紫官服、佩戴貂蝉冠饰的充满宫帷之内，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左右。大将军掌握政事、运用权力，五侯骄横奢侈、僭越尊盛，一同作威作福，任意施加刑罚、独断专行；把污秽的行为说成治理国家，把私人的事情托称为公事，依仗东宫的尊贵，借助甥舅的亲情，以此增加威势声望。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掌握朝廷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人就得到升迁，违逆怨恨他们的人就被诛杀伤害；游说之士替他们助长舆论，执掌政权的人替他们出面说话。他们排斥宗室，使刘氏宗族孤立衰弱；其中有才能智慧的人，更加诋毁而不予进用。他们远远隔绝宗室担任官职，不让宗室到朝廷任事，是害怕宗室与自己分掌权力；又屡次称说燕王、盖主来使皇帝心中疑虑，对吕氏、霍氏的旧事则避讳而不肯称说。内里已经萌发管叔、蔡叔那样的祸乱，外面却借用周公的名义；兄弟占据重要地位，宗族盘根错节。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是周朝的皇甫、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以及吕氏、霍氏、上官氏一类的人，也都比不上他们。事物发展到极盛，必定会有异常的变化先显现出来，成为那件事情将要发生的微小征兆。孝昭帝时，泰山有冠石自行竖立，上林苑中倒伏的柳树重新生长，而孝宣帝随即即位。如今王氏祖先葬墓在济南的地方，梓树棺柱长出枝叶，枝叶繁茂向上伸出屋顶，树根插入地下；即使泰山冠石竖起、上林枯柳复生，也没有这件事的征兆明显。事势不能有两个同样强大的方面，王氏和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的安稳，上面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作为皇帝的子孙，守护祖先的宗庙，却让国家的国运转移给外戚，使刘氏降为奴隶，即使不为自身考虑，又将把宗庙怎么办呢！妇女在内应归属于夫家，在外应归属于父母家；这对皇太后也不是福分。孝宣皇帝不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使他们安全。明智的人能在福气尚未显现时兴起福祉，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祸患。应当发布明确的诏书，宣示恩德，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近他们并取得信任；疏远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免官职，让他们回到宅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并安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实在是东宫的心意，也是外戚的福分。王氏可以长久保存，保有他们的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宁，不失去国家社稷。这是亲厚内外两姓的办法，是子子孙孙永无穷尽的长远谋划。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篡齐的事情就会在今天重现，六卿分晋的局面也必将在汉朝发生，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其道理昭然明白，不可不深思，不可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严守机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守机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守，就会使事情遭到损害。”希望陛下深思圣意，审慎而牢固地守护机密，鉴察往事的教训，采取折中之道取得信任，处在万全安定的实际境地，以此保全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汉书·楚元王交附传》：当时皇帝没有继承人，政权由王氏掌握。刘向于是上密封奏章极力进谏，奏章上报后，天子召见刘向，任命他为中垒校尉。） ◇为甘延寿、陈汤申理的奏疏 郅支单于囚禁并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人数以百计，事情传遍外国，损伤了汉朝的威势和声望，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盛怒之下想要诛杀他，心中从未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承受圣旨，依仗神灵，统率各部落的君长，聚集城郭中的军队，冒着百死，进入极其遥远的地区，终于踏入康居，屠灭五座重城，拔取郅支部下歙侯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扬威，洗雪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昭著光明的功勋，万夷震服，没有不恐惧震动的。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经被诛杀，又高兴又害怕，向往汉朝的风化，奔驰而来归附，叩首前来朝见，愿意守护北方藩篱，世世代代称臣。他们建立了千载的功业，成就了万世的安定，群臣的功勋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从前周大夫方叔、尹吉甫替周宣王诛伐猃狁，使各部蛮夷归服，《诗经》说：“声势盛大，仿佛霆雷；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使蛮荆来受威服。”《易经》说：“嘉美地斩下首恶，俘获的不是他的同类。”这是说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其他不顺服者也都前来归附。如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的郅支，其震动天下的威势，即使《易经》所说的斩首之功、《诗经》所说的雷霆之威也不能相比。评议大功不应记录小过，推举最大的美德不应挑剔细小瑕疵。《司马法》说：“军队的赏赐不超过一个月。”这是希望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大概是因为重视武功、看重任用人才。尹吉甫凯旋归来时，周王厚重地赏赐他，《诗经》说：“既已宴饮欢喜，吉甫多受福祉；从镐京归来，我出征已经很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被认为遥远，何况万里之外，他们的辛劳实在太大了！甘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受福受赏的回报，反而使捐躯建功的功劳受到屈抑，长期在文书官吏面前受挫，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臣、激励作战将士的办法。从前齐桓公先有尊奉周王的功劳，后来又有灭亡项国的罪过，君子认为他的功劳可以遮盖过错，因此替他隐讳这件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钱财，辛劳四年，仅仅得到三十匹骏马；即使斩下大宛王母鼓的首级，也仍不足以抵偿费用，他个人的罪过恶行又很多。孝武帝认为这是万里远征，不记录他的过错，于是封赏任命两位侯爵、三位九卿、二千石官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盛，郅支的名号比大宛王尊重，杀害汉朝使者的罪过比扣留马匹严重，而甘延寿、陈汤没有烦劳汉朝士卒，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与贰师将军相比，功德超过百倍。况且常惠跟随军队想要攻打乌孙，郑吉迎接主动归附的日逐王，这些人尚且都裂土封爵。所以说，在显示威武、经历劳苦方面，他们超过方叔、尹吉甫；在以功劳抵偿过错方面，他们胜过齐桓公和贰师将军；在近来的功劳方面，他们高于安远侯、长罗侯。然而大功没有显著彰明，小恶却屡屡传播，我私下对此深感痛惜。应当及时解除对他们的悬禁，恢复通行和出入宫禁的资格，免除过错而不再追究，提高并尊宠他们的爵位，以此劝勉有功之臣。（《汉书·陈汤传》） ◇劝谏营建昌陵的奏疏

译臣听说《易经》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保全。”所以贤明圣德的君主，广泛考察事物的始终，彻底探究事情的实情，从而使是非分明。帝王一定要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授予天命的对象很广泛，并不只是一个姓氏。孔子评论《诗经》，说到“殷朝的士人质朴敏达，裸祭时捧着祭品进入京城”，感叹说：“天命真伟大啊！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所以富贵并非永恒；如果不是这样，王侯公卿凭什么戒惧谨慎，百姓凭什么受到劝勉呢？”这是哀伤微子事奉周朝，也是痛惜殷朝灭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儿子；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代子孙桀、纣。自古以来直到今天，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掉秦朝以后，准备建都雒阳，感悟刘敬的话，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周朝，却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行，凭借秦地的险阻。国家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德行作为成效，所以他常怀战栗，不敢忌讳谈论灭亡。孔子所说“富贵并非永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孝文皇帝住在霸陵时，向北登临墓地，心情凄凉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棺，用细麻絮涂抹在石缝中再漆起来，难道还能被撬动吗！”张释之进言说：“假使里面有可以被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仍然会有缝隙；假使里面没有可以被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头外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死者没有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无穷久远作打算。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的坟山。《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埋藏在野外，不筑坟、不种树。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也很简略。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来的葬制。殷汤没有明确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地，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葬在武库，这些地方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是圣明帝王、贤能君主和有智慧的人从长远处独自考虑的无穷久远之计。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都承受君主的命令、顺从君主的心意而实行薄葬，这实在是奉行安定君父之道，是忠孝的极致。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时葬制十分简略。孔子把母亲安葬在防地，称说那是古墓而不筑坟，说：“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四方的人，不能不让人知道。”只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雨就坍塌了。弟子修整它，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代是不修整坟墓的。”这大概是在责怪修墓。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后返回，儿子死了，便把他葬在嬴、博之间，墓穴没有挖到泉水，用当时的衣服收殓，封土掩埋墓穴，坟高只到可以遮身的程度，并说：“骨肉归还土地，这是命运；魂气则没有不到的地方。”嬴、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故乡安葬。孔子前往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尊敬兄长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亲人和骨肉，都十分简约菲薄，并不是只为了节俭，而确实是合乎礼制。宋国的桓司马制作石头外棺，孔子说：“不如赶快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有知识谋略的人编造《春秋》，也讲到薄葬的道理；这些人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被越人挖掘。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严襄王五代，都大规模修筑坟丘，放置大量陪葬品，结果全都被挖掘出来，尸骨暴露在外，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葬在骊山山脚，下方封固到三重泉水之处，上面堆成高大的坟山，高五十多丈，周长五里多；用石头制作外棺和游观的宫馆，用人鱼膏作为灯烛，用水银做成江海，用黄金制作凫雁。所藏珍宝、机关变化、棺椁华丽、宫馆盛大，无法一一列举。又杀死许多宫人，活埋工匠，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苦于这些劳役而起兵反抗，骊山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就已经到达山下。项籍焚烧了秦始皇的宫室营宇，后来经过那里的人都看见坟墓被挖掘。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墓穴，牧童拿着火把进去寻找，失火烧毁了其中的陪葬品和棺椁。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部遭受项籍的灾祸，内部又遭到牧童的祸患，难道不可悲吗！因此，德行越厚重的人，葬制越简薄；智慧越深远的人，葬制越微薄。没有德行、缺少智慧的人，葬制越厚重，坟丘越高，宫殿和庙宇越华丽，被挖掘也必然越快。由此看来，明智和昏暗的成效，以及葬制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的德行衰落后却变得奢侈，周宣王贤明而使国家中兴，于是改建俭朴的宫室，缩小寝庙。诗人赞美这件事，《斯干》一诗就是这样，上章说宫室合乎规制，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雕刻装饰宗庙，大量修筑台榭园囿，后代两次绝嗣，《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像这样而国家昌盛，鲁国、秦国像那样而宗祀断绝，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后，亲自奉行节俭，开始营建初陵，规模制度约束得很小，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把低洼处增高，堆积泥土成为山丘，挖掘百姓的坟墓，数量多达万计；又营建城邑住宅，期限紧迫仓促，工程费用动辄达数百万。死者在地下怨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于是造成饥荒，死亡流离的人数达到十万计，臣对此十分怜悯。如果认为死者有知，挖掘别人的坟墓，祸害就很多；如果认为死者无知，又何必修建如此宏大呢？向贤能有智慧的人谋划，他们不会赞同；把它显示给百姓，百姓就会感到痛苦；如果只是想取悦愚夫和放纵奢侈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仁慈厚道、美德深厚，聪明通达、冠绝天下，应当弘扬汉家的德行，尊崇刘氏的美德，光大昭明五帝、三王的事业，却反而同暴秦和乱君争相奢侈，比较坟丘的高大，取悦愚夫的眼目，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能有识者的心愿，丧失万世的安定，臣私下为陛下感到羞惭。希望陛下向上察看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这些明圣贤人的制度，向下观察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这些贤能有识者的心意。孝文皇帝去掉坟丘而实行薄葬，以节俭安定神灵，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坟山、厚置陪葬品，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模，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以使百姓安息。（《汉书·楚元王交附传》） ◇再次上奏灾异 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经》说：“殷朝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也是说商汤把夏桀作为警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失败和动乱警戒自己，不忌讳谈论国家的废兴，所以臣敢于极力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陛下留心察看。

译臣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其中鲁襄公时期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零五个月多发生一次。汉朝兴起直到竟宁年间，孝景帝时期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一个月发生一次。臣刘向先前多次说日食将要发生，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年以来，二十年间发生八次，大约每两年六月发生一次，自古至今都很少见。灾异有大小、稀疏和密集之别，占候有舒缓和急迫之分，而圣人正是据此判断疑难。《易经》说：“观察天上的文象，以察知时令的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时，同时谈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失误，摄提星失去方位，孟春没有纪年，这些都是改朝换姓的变化。秦始皇末年至二世时，日月发生掩食，山陵陷落，辰星在四孟出现，太白星经过天空运行，无云而雷鸣，枉矢星在夜间发光，荧惑星侵近月亮，薛地女子纵火烧毁宫殿，野禽在朝廷嬉戏，都门之内崩塌，长人在临洮出现，石头坠落在东郡，彗星侵犯大角星，大角星出现灾异而秦朝灭亡。观察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的灾异，天命确实值得畏惧。等到项籍失败时，也出现彗星侵犯大角星的灾异。汉朝进入秦地时，五星聚集在东井，这是将得到天下的征象。孝惠帝时，有下血雨、日食发生在冲位、灭光星出现等灾异。孝昭帝时，泰山有横卧的石头自行竖立，上林苑中枯死的柳树重新生长，大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众星跟随它，这是特别异常的现象。孝宣帝兴起的征兆，是天狗夹着银河向西运行；长久阴天不下雨超过二十天，是昌邑王不能善终的灾异。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中。观察秦、汉改朝换代，考察孝惠帝、孝昭帝没有后嗣，察看昌邑王不能善终，再看孝宣帝承继兴起，上天的弃取，难道不清清楚楚吗！高宗、成王也有雉拔树木的变化，能够思考其中的原因，所以高宗享有百年的福祉，成王得到风灾复止的报应。神明的感应，回应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随声，这是世人共同听闻的。臣有幸得以作为远支后裔，确实看见陛下有宽厚明察的德行，希望能够消除重大灾异，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名，以此尊崇刘氏，所以恳切地多次冒犯死罪进谏。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侵犯东井，摄提星的炎气波及紫宫，有见识的长者没有不震惊的，这是灾变中重大的。其情形难以一两句话记述，所以《易经》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设置卦象、指明爻辞，又反复说明其中的义理。《尚书》说：“来，凭借图来谋划。”天文难以用言语使人明白，臣虽然把图献上，仍须当面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希望陛下赐予清静闲暇，允许臣指着图陈述情状。（《汉书·楚元王交附传》：元延年间，彗星侵犯东井，蜀郡岷山崩塌，堵塞雍江。刘向再次上奏，奏辞如下。） ◇上奏弹劾甘忠可 甘忠可假借鬼神之名，欺骗皇上，迷惑众人。（《汉书·李寻传》） ◇回答成帝关于甘泉泰畤的询问 即使普通人家尚且不愿意断绝对祖先的祭祀，何况国家的神宝和旧有泰畤呢！况且甘泉、汾阴以及雍地的五畤开始建立时，都是先有神灵感应，然后才营建，并不是随意设置的。武帝、宣帝时期，奉祀这三处神灵，礼仪恭敬而周备，神光尤其显著。祖宗所建立的神灵旧位，实在不容易变动。至于陈宝祠，从秦文公直到今天已经七百多年了。汉朝兴起后，历代都常常出现陈宝神光，颜色红黄，长四五丈，直入祭祠后停息，声音砰然隐约，野鸡都鸣叫起来。每次出现，雍地太祝都用太牢祭祀，派候望之官乘一辆驿车疾驰到皇帝所在之处，把它当作福祥。高祖时出现过五次，文帝时出现过二十六次，武帝时出现过七十五次，宣帝时出现过二十五次，初元元年以来也出现过二十多次；这是阳气形成的旧祠。至于汉朝宗庙的礼制，也不能擅自议论，都是祖宗诸君和贤臣共同制定的。古今制度不同，经书又没有明确文句；对如此至尊至重之事，很难凭疑惑的说法加以改正。先前开始接受贡禹的建议，后来人相继沿用，因而多有动摇。《易大传》说：“诬蔑神灵的人，灾祸会殃及三代。”恐怕那罪咎不只止于贡禹等人。（《汉书·郊祀志》下：当初罢除甘泉泰畤，在建南郊的那一天，大风毁坏甘泉宫、竹宫，折断拔起泰畤中的树木，树围十围以上的有一百多棵。） 天子认为这件事奇异，便询问刘向。刘向回答说：◇回答日食 四月和五月相交，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太阳与孝昭帝时相同。东井是京师所在之地，日食将要完全遮蔽，按占候恐怕会危害继承人。（《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日月底发生日食，未全食，形状像钩子，位于东井六度，刘向回答。） ◇劝说成帝确定礼乐 应当兴建辟雍，设置庠序，陈列礼乐，弘扬雅颂的声调，盛大展示揖让的仪容，以礼乐教化天下。这样做却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从来没有过。有人说：不能把礼制完全备具；但礼制以养育人的德性为根本，如果有所差错，也只是礼制方面的过失而仍在养人。刑罚方面的过失，有时会达到杀人伤人的程度。如今的刑法，并不是皋陶所制定的古法，但有关官员请求制定法律时，该删的就删，该增补的就增补，这是为了挽救时局。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制定；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因为害怕俎豆、管弦之间有小小的不完备，便因此废弃而不去实行，这是舍弃小的不完备而造成大的不完备，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同刑法相比，刑法是轻的；如今舍弃所依靠的教化，却只急于推行所辅助的刑法，这不是达到太平的方法。如今从京师开始，悖逆不顺的子孙，以至于犯下死罪、遭受刑戮的人不断出现，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五常之道。周朝衰败千年之后，又承接暴秦遗留下来的弊病，百姓渐渐浸染恶俗，贪婪凶险，不懂义理；不向他们显示大化之道，却只用刑罚驱使他们，终究不会改变。所以说：“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就会和睦。” 当初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士人的非难，但最终成为汉代儒生的宗师，事业流传给后代，这就成为成法。（《汉书·礼乐志》：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发现十六枚古磬，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刘向于是借此劝说皇上。）

译◇告诫儿子刘歆的书 告诉刘歆：不要疏忽。假如没有特别的德行，却承蒙恩宠如此深厚，将来凭什么报答呢？（以上据《御览》补订。）董仲舒有句话说：“吊丧的人在门口，祝贺的人在里巷。”意思是有忧患就会恐惧谨慎地办事，谨慎办事就一定能建立善功，福气也会随之到来。他又说：“祝贺的人在门口，吊丧的人在里巷。”意思是受到福气就会骄傲奢侈，骄傲奢侈就会招来祸患，所以吊丧的人随后就来了。齐顷公即位之初，借助霸主留下的威势，轻慢侮辱诸侯，失去了礼貌谦退的姿态，所以遭到鞍之战的祸患，改换服装逃亡。所谓祝贺的人在门口，吊丧的人在里巷，就是这个意思。齐军战败、军队覆灭后，国内人人都来吊慰他；他因此恐惧而自我更新，百姓又爱戴他。诸侯都归还他所夺取的城邑，这就是所谓吊丧的人在门口，祝贺的人在里巷。如今你还年轻，却得到黄门侍郎的职位，这是显贵的处所。新近受任时，所有人都要向贵人致谢叩头；你必须谨慎战栗、恭敬畏惧，这样才一定可以免祸。（《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引《刘向集》，又见四百五十九、五百四十三。） 卷三十七 ◎刘向（三） ◇《战国策》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臣所校订的中书《战国策》，其中的中书残余卷册，错乱混杂在一起。又有按国别编排的八篇，内容残缺不足。臣刘向于是依照国别篇略按时代编次，分别把没有次序的篇章互相补足，删除重复部分，共得到三十三篇。原本文字中有许多错误脱落，一个字被抄成半个字，把“赵”写成“肖”，把“齐”写成“立”，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中书本来题名各不相同，有的称《国策》，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长书》，有的称《修书》。臣刘向认为，这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为自己所辅佐、所任事的国家谋划策略的书，应该命名为《战国策》。其中记载的事情承接《春秋》以后，直到楚汉兴起，共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现已全部整理完毕，经过杀青，可以缮写成书。谨叙述如下：周王室从文王、武王开始兴盛，崇尚道德，尊重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庠序的教育，陈设礼乐，以弦歌推移风俗，叙明人伦，端正夫妇关系，天下没有不明白的。讲论孝悌的道理，实行笃厚的行为，所以仁义之道充满天下，最终使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远方之人仰慕仁义，没有不来宾服的，雅诗颂诗都歌咏周德，追念周朝制度的完备。到了康王、昭王以后，虽然德行衰微，但纲纪仍然明白；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四五百年了。然而周朝遗留下来的功业和威烈仍在流传，并没有消灭。五霸兴起后，尊奉周王室；五霸以后，当时的君主虽然没有德行，但辅佐君主的大臣，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挟助君主、辅理政事，使诸侯并立于中原，仍然以义相互支持，用歌咏谈说相互感动，用聘问朝见相互交往，在会盟中使彼此统一，用盟誓相互救助。天子的命令还能够施行，会盟宴享的国家还知道羞耻，小国得以有所依靠，百姓得以稍稍休息。所以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周朝流传下来的教化，难道不广大吗？到了春秋以后，辅佐国家的众多贤人已经去世，礼义衰落了。孔子虽然讲论《诗》《书》，制定礼乐，使王道灿然明白，但他以平民身份没有权势，所教化的七十二人而已，而且都是天下的俊杰，当时的君主却没有谁尊崇他。因此王道终于不能兴盛，所以说：“没有威势就不能树立，没有权力就不能施行。”仲尼去世以后，田氏夺取齐国，晋国六卿分裂晋国，道德大为败坏，上下失去秩序。到了秦孝公时，抛弃礼让而崇尚战争，舍弃仁义而使用欺诈诡谲，只求取得强盛罢了。篡夺盗窃之人被列为侯王，使用欺诈诡谲的国家兴起而成为强国，因此相互传承仿效，后代以此为老师，于是相互吞并，大国兼并小国，残暴的军队连年征战，鲜血流满原野，父子不能相亲，兄弟不能相安，夫妇离散，没有人能保全性命，道德完全混乱断绝了。晚世更加严重，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有七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有五个，势力相当而争夺权力，这大概就是所谓战国。各国贪婪无耻，争相进取而不知满足，政教各不相同，各自制定法令。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诸侯霸主，凭力量和功劳争强，胜利者居上；战争不停止，欺诈伪行一同兴起。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道德，也无法施展谋略；有些国家凭借强力，依仗险阻而自守，结盟交质，重订约定、缔结誓言，以守护自己的国家。因此孟子、荀卿一类的儒术之士被世俗抛弃，而游说权谋之徒受到世俗尊贵。于是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等人创立纵横短长之说，左右游移，反复倾侧。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实行连横，秦国就能称帝，实行合纵，楚国就能称王；谁所处的国家就显得重要，谁离开的国家就显得轻弱。然而当时秦国最强大，诸侯正处于弱势，苏秦把诸侯联合起来，当时六国结为一体，以抗拒秦国，秦人恐惧，不敢向关中以外出兵，天下二十九年没有发生大规模交战。不过秦国形势便利、地势有利，权谋之士把时势看清后先行行动。苏秦原来想主张连横，秦国不采用他的意见，所以他转而实行合纵；苏秦死后，张仪推行连横，诸侯听从他，向西侍奉秦国。因此始皇凭借四面险塞的坚固，占据崤山、函谷关的险要，跨据陇、蜀的富饶，听从众人的策略，凭借六代积累的功业，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六国，兼并诸侯，拥有天下；他依靠权谋欺诈的弊端，最终却归于诚信笃厚，没有道德教化、仁义感化来维系天下人心，只任用刑罚作为治理手段，相信小巧权术作为治国之道，于是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对上轻视尧、舜，对下鄙弃三王；二世时更加严重，恩惠不能施加到下层，实情不能上达，君臣相互猜疑，骨肉亲属彼此疏远，教化浅薄，纲纪败坏，百姓看不见正义，只能悬置在不安定之中。统治天下十四年，天下便彻底崩溃，这是欺诈伪行造成的弊端。秦与先王德政相比，差距难道不是很远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于正道。”使天下人有所羞耻，教化才可以实现；如果只凭欺诈伪行苟且偷生、取得容身之地，却由上面的人率先这样做，又凭什么率领下面的人呢？秦朝的失败，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战国时期，君主的德行浅薄，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人不得不顺应形势来谋求资助，依据时势来制定策略，因此他们的谋略是扶助危急、挽救倾覆，属于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虽然这些谋略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和进行战争，却能挽救危急的局势。他们都是才华出众的士人，能够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提出奇策异智，使危局转为安全，使将亡转为生存，也值得喜爱，值得观赏。这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订的《战国策书录》。（《战国策》剡川姚氏宋刻本）

译◇《管子》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臣所校勘的中书《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所藏书二十七篇，臣富参所藏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所藏书十一篇，太史所藏书九十六篇，总计中外各本五百六十四篇。经过校勘，删除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定为八十六篇，已经杀青，书可以缮写了。管子是颍上人，名夷吾，号仲父。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贤能；管子贫困，常常占鲍叔牙的便宜，鲍叔牙始终善待他。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子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死去，管仲被囚禁，鲍叔牙推荐管仲。管仲在齐国任职后，齐桓公因此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都是管仲的谋略。所以管仲说：“我起初困窘时，和鲍叔牙分财物，常常多拿给自己，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知道我是贫穷。曾经替鲍叔牙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穷困，鲍叔牙不认为我愚蠢，知道事情有顺利和不顺利。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而受辱，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以小节受辱为羞，而以功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鲍叔牙推荐管仲以后，自己甘居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享受俸禄，有封邑的达十多代，常常担任著名大夫。管仲做了齐国相国后，凭区区齐国而处在海滨，流通货物、积聚财物，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又顺应百姓共同的好恶，所以他的书中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知道荣辱。君上奉行法度，六亲关系就稳固；如果不能张大礼义廉耻这四种维系国家的纲常，国家就会灭亡。” 发布命令应当像水源流出一样顺畅，命令顺应人心，所以即使言论浅近也容易实行。百姓想要的，就顺势给予；百姓反对的，就顺势去除。管仲治理政事，善于依靠祸患转为福祉，转败为功，重视事情的轻重，谨慎运用权衡。齐桓公因恼怒少姬而向南攻打蔡国，管仲便借机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齐桓公向北征伐山戎，管仲便借此命令燕国修治召公的政事。柯地会盟时，齐桓公背弃与曹沫的盟约，管仲便借机使他重新守信，诸侯因此归附齐国。管仲出使周王室，不敢接受上卿的任命，而把职位让给高氏、国氏；当时诸侯为管仲修筑谷地的城池，把它作为他的采邑。《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褒奖贤人。管仲的财富可以与齐国公室相比，有三归台和反坫，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管子死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治措施，常常比诸侯强大。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太史公说：“我读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中的言论说得多么详尽啊！”又说：“顺应君主美好的方面，匡正挽救君主不好的方面，所以君臣上下能够相互亲爱，难道说的不就是管仲吗？”《九府》一书民间没有流传，《山高》又名《形势》。总的说来，《管子》一书致力于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定，言语简约而要旨明确，可以使人明白并符合经书的义理。刘向谨慎地编次记录。（《管子》明刻本。） ◇《晏子》叙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臣所校勘的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刘向谨慎地与长社尉臣参共同校勘；太史藏书五篇，臣刘向藏书一篇，臣参藏书十三篇，共有中外各本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删除重复篇章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中没有的有三十六章，中书中没有的有七十一章，中外各本都有的文字则相互考定。中书把“夭”写成“芳”，把“又”写成“备”，把“先”写成“牛”，把“章”写成“长”，像这一类的错误很多。臣谨慎地大略校订，现已全部确定，经过杀青，书可以缮写了。晏子名婴，谥号平仲，是莱地人。莱地就是今天的东莱地区。晏子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古今，侍奉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他以节俭努力实行，竭尽忠诚、极力进谏来治理齐国，使君主能够行为端正，使百姓能够归附亲近。他不被任用时就退隐到野外耕作，被任用时一定不屈服于正义之外的压力，不能用邪道胁迫他；即使刀刃交加在胸前，最终也不接受崔杼的劫持。他向齐国君主进谏，直言达到悬危的程度，顺着君主的意愿时又严厉刻切。等到出使诸侯，没有人能使他的言辞屈服，他的博学通达就是这样。他大概仅次于管仲；对内能够亲近亲属，对外能够厚待贤人，身居相国职位，享受万钟俸禄，所以亲戚依靠他的俸禄而得到衣食的有五百多家，等待他推荐而得以举火做饭的处士也很多。晏子穿粗布衣服和麋鹿皮裘，驾着破车、疲马，把俸禄全都供给亲戚朋友，齐国人因此敬重他。晏子身材大概矮小；他的书有六篇，全都忠诚进谏君主，文章值得观赏，义理可以效法，都符合六经的义理。又有重复的篇章，文字颇有不同，不敢删掉，重新编列为一篇；又有一些内容不合经术，像不是晏子所说，怀疑是后世辩士所作，所以也不敢遗失，另编为一篇。总计八篇，其中六篇可以常置身旁供皇帝阅读，臣谨慎地编次记录。臣刘向冒着死罪上呈。（《晏子》宋刻本）

译◇《孙卿》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臣所校勘的中书《孙卿》共三百二十二篇，经相互校对，删除重复的二百九十篇，定为三十二篇，全部已经校定杀青，简册可以缮写了。孙卿是赵国人，名况。当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在稷下聚集天下贤士，尊敬宠遇他们，像邹衍、田骈、淳于髡一类的人很多，号称列大夫，都是世人所称道的贤士，全都著书讥刺时世。当时孙卿有杰出的才学，五十岁才来游学；对于诸子百家的学说，他都认为不合先王之法。孙卿善于讲习《诗》《礼》《易》《春秋》。到齐襄王时，孙卿最受尊重，被称为老师；齐国正向各处征求列大夫的空缺，孙卿三次担任祭酒。齐国有人诬陷孙卿，他于是到了楚国，楚相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有人对春申君说：“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建立王业，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建立王业；孙卿是贤人，如今给他百里土地，楚国恐怕危险吧？”春申君向他道歉。孙卿离开楚国去了赵国。后来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朝进入殷朝，殷朝因此称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进入齐国，鲁国衰弱而齐国强盛。所以贤人所在的地方，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如今孙卿是天下的贤人，他离开的国家，难道会安定吗？”春申君派人聘请孙卿。孙卿写信给春申君，讥刺楚国，于是作歌赋赠给春申君。春申君对此怨恨，又坚决辞谢孙卿，孙卿便离去，后来又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孙卿失去职位，于是定居兰陵。李斯曾经做过他的弟子，不久后任秦国丞相；韩非号称韩子，还有浮丘伯，都曾受业于他，成为著名儒者。孙卿应诸侯聘请时，拜见秦昭王。昭王正喜欢战争和征伐，孙卿却用三王的法度劝说他；后来秦相应侯也都不能任用他。到了赵国，他在赵孝成王面前与孙膑讨论军事。孙膑讲求诡诈多变的战法，孙卿认为王者的军队也能采用这种战法，无法反驳他，最终也没有被任用。孙卿主张遵守礼义，行为符合绳墨，安于贫贱。孟子也是大儒，认为人的本性善；孙卿比孟子晚了一百多年，认为人的本性恶，所以写《性恶》一篇来非难《孟子》。苏秦、张仪用邪道游说诸侯，因而获得显贵，孙卿退下来笑着说：“不按照正道取得进身之阶的人，也一定不会按照正道灭亡。” 到了汉朝兴起，江都相董仲舒也是大儒，写文章赞美孙卿。孙卿最终没有被世间任用，老年住在兰陵。他憎恶浑浊时代的政治，看到亡国和乱君接连不断，正道不能实现，人们反而热衷于巫祝，迷信祈祷和祥瑞；又鄙视庄周等儒者的浅陋拘谨，同时他们还以诙谐戏谑扰乱风俗。于是他推究儒家、墨家和道德之学的施行、兴盛与衰败，编次著成数万字，最终死去，葬在兰陵。赵国还有公孙龙，进行坚白、异同的辩论，所说的是处士之言。魏国有李悝，讲究尽力开发土地。楚国有尸子、长庐子、芋子，都著有书，但都不是先王的法度，也都不遵循孔氏之术；只有孟轲、孙卿能够尊崇仲尼。兰陵人多擅长求学，大概是因为孙卿的缘故。长老至今还称说：“兰陵人喜欢以卿为字。”大概是因为以孙卿为法。（按：上文从“汉兴江都”以下十七字，应当放在这句话下面。）孟子、孙卿、董先生都轻视五霸，认为五霸不配进入仲尼之门；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都以称道五霸为羞。假如君主能够任用孙卿，差不多就可以成就王业；然而当世始终没有人能够任用他，六国的君主因此相继残灭。秦国大乱，最终也因此灭亡。考察孙卿的著作，他陈述王道，认为很容易实行，却痛惜当世没有人能够采用；他的言辞凄凉悲痛，实在令人哀痛。唉，假使这个人最终只能死在闾巷之中，而他的功业不能显现于世间，那真是可悲啊，足以使人流泪。他的著作与史书记传相比，可以作为法则，我谨慎地编次抄录。臣刘向冒死上言：这是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勘的《孙卿书录》。（《荀子》宋刻本） ◇《韩非子》书录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把根本归于黄帝、老子的学说。他为人说话口吃，口头不能很好地表达，却擅长著书；他和李斯一起师事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日益削弱，多次写信向韩王求见进用。韩王不能任用他，于是韩非忧虑韩国治理国家不致力于访求人才、任用贤者，反而推举浮华淫靡之徒，把他们置于有功绩、有实际才能的人之上。他认为：“儒者凭借文辞扰乱法令，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宽缓时就宠用追求名誉的人，危急时就任用披甲戴胄的武士。所任用的不是平时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危急时所任用的。廉洁正直的人不能容于邪曲的臣子。考察前代得失变化的原因。”因此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五十五篇，共十多万字。有人把他的书传到了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说：“唉，我若能见到这个人并同他交游，死也没有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的书。”秦国于是加紧进攻韩国。韩国起初没有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却还没有任用他，李斯便在秦王面前陷害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想要吞并诸侯，韩非终究会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却长期把他留在这里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依照法律把他杀掉。”秦王认为他说得对，便交给司法官吏审治韩非。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让他早点自杀。韩非想要亲自陈述申辩，却没有见到秦王。秦王后来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宋刻本没有署名，怀疑是刘向所作。）

译◇《列子》书录 右边这部新书共校定八篇。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刘向谨慎地同长社尉臣参校勘；太常藏书三篇，太史藏书四篇，臣刘向的书六篇，臣参的书二篇，内外书总共二十篇。经过校勘，删去重复的十二篇，最终定为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篇章次序散乱地分布在各篇中，有的字也误写了，例如把“尽”写成“进”，把“贤”写成“形”，类似的情况很多。至于新书中还有“栈”字。校勘以中书为依据，已经定稿，都已杀青，可以缮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列子是郑国人，和郑缪公同时，大概是有道之人。他的学说本于黄帝、老子，号称道家。道家掌握纲要、执守根本，清静虚无、无为而治；至于修养自身、接待外物，则务求崇尚谦让而不争，合于六经。不过《穆王》《汤问》两篇，内容迂曲荒诞、宏奇怪异，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至于《力命》篇只推重分定和命运，《杨子》篇只尊崇放纵逸乐，这两个主旨彼此违背，不像出自同一家著作。然而各自都有所阐明，也有值得观览之处。孝景皇帝时，黄老之术受到尊崇，这部书在世间颇为流行。后来散失，流落民间，没有传承的人，而且其中多是寓言，与庄周相类似，所以太史公司马迁没有为列子作传。我谨慎地编次抄录。臣刘向冒死上呈：这是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呈。（《列子》宋刻本） ◇《邓析》书录 所校《邓析书》四篇，加上臣所作《叙书》一篇，内外书共五篇。相互校勘后，删去重复篇章，定为一篇，都已杀青，可以缮写。邓析是郑国人，喜好刑名之学，持两可的说法，设置无穷的言辞。在子产执政时，多次诘难子产的政事。有记载说子产逮捕并杀了他；但《春秋左氏传》记载，昭公二十年子产去世，子太叔继任执政；定公八年，子太叔去世，驷歂继任执政，第二年才杀死邓析，并采用了他的竹刑。君子认为，子然在这件事上是不忠的；如果有可以施用于国家的东西，即使属于邪说，也可以舍弃其人而采用它。《静女》第三章说：“取彤管啊，竹竿上的旄饰拿来做什么？”这是取用他的忠心。所以采用他的道术而不抛弃其人，正如《诗》中说：“蔽芾的甘棠啊，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停留过的地方。”思念那个人，连他的树都还爱护，何况采用他的道术，难道还顾惜他本人吗？子然实在没有办法劝勉有才能的人。竹刑，是用竹简写成的法律，年代久远，世上已经没有这部书了。子产死后二十年，邓析才死。传说有的说是子产杀了邓析，这是不对的。他论说《无厚》的内容，谈论言辞的异同，与公孙龙属于同一类。我谨慎地编次上呈。（《邓析子》明刻本。按：这篇叙文在《意林》、杨亻京《荀子注》、高似孙《子略》中都作刘向所作；有人或许依据《书录解题》改归刘歆，但查检《书录解题》并没有这种说法。） ◇《关尹子》书录 右边这部新书校定《关尹子》九篇。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刘向校勘了太常所藏七篇和臣刘向家本九篇；我擅自删去错误而无法考证、增补脱落、断裂不连的篇章九篇，已经完成，都已杀青，可以缮写。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有人称他为关令子。他隐藏德行，不求人知；曾请老子著成《道德经》上下篇。列御寇、庄周都称引道家著作。各篇都借名立说，篇中有章，每章开头都有“关尹子曰”四字；每篇叙述不同，每章意义也不同，但主旨相同。文辞与《老子》《列子》《庄子》不同，归趣却相同。内容浑厚质朴而又峭拔奇异，浩荡恣肆，但有法式规范，使人感到清冷轻灵，不使人流于狂妄。大概此书由关尹子传给曹相国参，曹相国死后，书也随葬。到孝武皇帝时，有方士来，把七篇献上，皇帝把它当作成仙之书收藏。淮南王刘安喜好道术，聚集书籍，也有这部书，但没有流传出来。臣刘向的父亲刘德因为办理淮南王案件而得到此书。臣刘向年幼时就喜爱它；清静之士和高洁之人，能够重视、珍爱黄老清静之学，这部书不可缺少。臣刘向冒死上呈。永始二年八月庚子，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谨慎进呈。（这篇叙文疑为后人依托伪作。） ◇《子华子》书录 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所校中书《子华》一书，共二十四篇；相互校勘后，删去重复的十四篇，定为十篇，都已杀青，书可以缮写。子华子是程氏，名本，字子华，晋国人。晋自顷公失去政权以后，政权掌握在六卿手中；赵简子开始得志，招徕贤俊之士，任作自己的家臣。子华子出生在这个时代，博学多闻，能够通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以及旧府藏和传记一类的书。他性情豪迈爽直，善于持论，不肯在诸侯面前苟且求容。他聚集门徒著书，自号《程子》，名声非常显赫，诸侯都听说过他。孔子在郯地遇见他，感叹说：“这是天下的贤士啊！”赵简子想让他在朝廷任职，却不能招致他，于是派使者带着玄纁币帛聘请他，授予爵位，使他执圭入朝。当时赵简子杀了窦犊和舜华，孔子为此作《临河之操》，子华子也迟疑不肯出仕。赵简子大怒，将要用武力胁迫他，子华子便离开晋国前往齐国；齐景公也不能任用他。子华子住在晏氏家中，又把他的书题名为《子华子》。赵简子死后，襄子即位，子华子返回晋国；这时他已经老了，于是不再出仕，直到去世。现在这部书篇章离散、竹简断裂，因此是门人弟子共同拼接起来的，随手记下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缺乏次序，并不是子华子原来亲自著成的书。大体说来，《子华子》以道德为归宿，以仁义为纲纪，保存诚心、培养操守，不肯苟且求取仕进。只有孔子后来知道他的贤能。齐国大夫晏平仲与他结为长久的知交。当时诸侯凭借势力互相争斗，结下怨仇、接连祸患，每天把权谋诡诈当作事业。子华子说，这就像拿水去浇灌石头，彼此不会得到回应。他最终不得志，实在令人鼻酸。我谨慎编列目录，臣冒死上呈。（这篇叙文以及《关尹子叙》，疑为宋人依托伪作，现姑且一并录入。《於陵子叙》是明人所作，不录。）

译◇《说苑》叙录 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以及臣刘向的书和民间书籍，经过相互校勘，其中事情类别很多，章句混杂，有的上下颠倒错乱，难以分别编排。删去与《新序》重复的部分，其余内容浅薄，不合义理，另行编集，置于百家之后，按类别归拢，一条一条分列篇目；又增造新的故事十万字以上，共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题名为《新苑》，都很值得观览。臣刘向冒死上呈。（宋本《说苑》） ◇《高祖颂》汉家的祖先世系，出自唐尧帝。传到周代，在秦国改姓刘。经过魏地向东迁徙，这一支就是丰公。（《汉书·高帝纪赞》。按：刘向有《世颂》八篇。） ◇《杖铭》经历危险、攀越险阻时，没有我的手杖就无法前行。年老力尽时，不靠手杖就无法站稳。有手杖却不能任用，跌倒了又能怨谁？有贤士却不任用，所造成的祸害又哪里值得多说？甜美的甘蔗，终究不能当作手杖。谄媚之人使自己高兴，也不能用来辅佐。手杖一定要选择便利的，不一定要选择味道好的；任用士人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何必一定要选择地位尊贵的呢？（《艺文类聚》六十九。按：这篇铭文也作崔瑗，《御览》作冯植，恐怕并非刘向所作。） ◇《熏炉铭》赞美这件端正的器物，它高峻险峭，如同山一样。上部贯通太华山形，以铜盘承托。中间放着兰香和麝香，燃起红色的火焰，升起青色的烟雾。尉术四面充塞，向上连接青天。雕刻着万种兽形，离娄彼此相加。（《艺文类聚》七十、《书钞》一百三十五、《初学记》二十五；“雕镂万兽，离娄相加”见《文选·景福殿赋》注。） ◇《五纪说》夏历认为，列宿、太阳和月亮都向西移动；列宿运行较快，太阳次之，月亮运行较慢。因此太阳和列星在黄昏时一同落入西方。过九十一日，这些星宿位于北方；再过九十一日，位于东方；又过九十一日，位于南方。这说明太阳运行比列宿慢。月初三日，太阳落下时月亮在西方出现；到十五日，太阳落下时月亮在东方出现。将近晦日，太阳还没有升起，月亮已经在东方出现；由此说明月亮运行比太阳慢，而它们都向西运行。臣刘向用《洪范传》责难这种说法：“晦日月亮在西方出现，称为‘朒’，朒就是运行迅疾。朔日月亮在东方出现，称为‘侧匿’，侧匿就是运行迟缓，不敢前进。星宿长久向西运行，史官却称它为逆行。”这三种说法，夏历全都违背。考察它的意图，大概是好求奇异的人所作。（《宋书·天文志》一） ◇《五纪论》太白星属少阴，力量弱，不能独自运行，所以以巳、未为界，不能横贯天空运行。若横贯天空，就会在白天出现；这种天象预示战争、丧乱、臣下不忠、君王更替，强国变弱，小国变强。（《宋书·天文志》一、《乾象通鉴》十六。按：张溥本有《洪范五行传》，专门从《汉书·五行志》中摘录，现不录。） 卷三十八 ◎刘向（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