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张彝

译上呈《历帝圜》表 臣听说，苍天高远明朗，尚且要借助列星来增加光明；洞庭湖深广澄澈，还要凭借众多水流来增大它的容量。没有不是因为孤独的光照不到幽深之处，单独的深度不能穷尽广大的范围。先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取用事物来警戒自己。因此尧被称为“则天”，设置谤木以便了解尚未明白的事情；舜被称为“尽善”，悬挂谏鼓以规正政事的缺失。虞人进献箴规之言，盘盂上刻着举止行动的铭文，希望看见善行便想要齐同，听到恶事便用来改正自己。对悔恨过去的道路念念不忘，对未能达到的境界勤勉不懈，因此声望高过百代帝王，远远超过中古，历经十代而不改变，经过两千年仍然独自显著。伏惟太祖平定乱世，使历代光辉相继。世祖凭借非凡的才能，开拓荡平整个华夏；显祖以温厚明达的德行滋润天下九州。高祖大圣临朝，开始经营国家，天未亮便起身穿衣，太阳偏西还忘记吃饭，开辟剪除荆棘，迁都到神州，更新风俗法度，使衣冠之士汇集朝廷。海东杂种的首领、衡山以南异服部族的统帅、沙漠以西毡帐部落的军队、漠北辫发的胡虏，都经过多次翻译来纳贡，请求设置官吏、称臣归藩。积累的德行超过夏、殷，仁爱富盛胜过周、汉；恩泽教化已经周遍，武功也遍及四方。即便如此，仍然发布明诏，希望寻求直言之士，这确实是苍生进献意见的时节，是祝史陈述祷辞的日子。况且臣家世代奉事国家已有八十多年，佩带金印、玉饰，到了臣已经是第四代。臣凭借微小才能，依靠祖荫出仕，学问比不上专门名家，武略又缺乏方略，早年承受先帝眷顾倚重的恩德，晚年又蒙受陛下不遗弃臣的施恩。臣侍奉时出入两都，官职历任纳言、常伯，惭愧地出任秦藩牧守，名义上兼领安抚之职。臣实在想粉身碎骨、血洒原野，仰报两朝的恩惠；即使只是轻尘碎石，也希望远远增益嵩山、泰山的高大。臣于是私下查访旧书，暗中考察图籍史册，把历代帝皇兴起的本原、上配于天而使家业隆盛的功业、营造建设而有益百姓的奇绩、龙麟云凤出现的祥瑞、居住简陋宫室而爱护万物的仁德、解除罗网而改换祝祷的恩泽、前歌后舞的应验、监狱空寂的美政，凡是可以光耀风俗、作为后世典范的，都谨慎绘录在丹青之中，以彰明圣上的睿智典范。至于太康喜好田猎，遭遇困穷而祸患逼近；武乙放纵射猎，遭受雷震的惨酷灾祸；夏桀淫乱，在南巢受到非命诛杀；殷纣昏昧沉湎，在牧野发生倒戈的战阵；周厉王驱逐野兽，国家转眼灭亡；周幽王受惑，死亡也随之而来；以及汉成帝失去驾驭臣下的能力，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桓帝、灵帝不能维系纲纪，魏武帝迁移汉室鼎运；晋惠帝昏暗懦弱，骨肉相互残杀，最终使聪曜▯视并州，勒氏虎狼盘踞燕、赵。像这些人物和事情，没有不全部记载下来的。上起伏羲，终于晋朝末年，共十六代、一百二十八位皇帝，历经三千二百七十年，杂事五百八十九条，合成五卷，名为《历帝图》，也属于谤木、谏鼓、虞人、盘盂一类的劝诫之书。如果蒙受恩准将它放在御座旁边，时常翻阅，希望有时能启发君主左右之臣，向上补救尚未发生的祸患。伏愿陛下远思宗庙的忧患，近存黎民百姓的牵挂，取法贤明的君主，舍弃昏恶的君主，那么微臣即使沉沦地下，也如同乘云登天一样了。（《魏书·张彝传》）

译上呈采诗表 臣私下以为，帝王统治天下，必定把深入了解幽隐民情视为美德；穷尽事理而成为圣君，也要借助广泛采集意见来成就明智。因此向樵夫询问，把意见写入《周诗》；百姓进献箴言，流传在夏代典籍中。否则，赞美和讽刺就无法彰明，善恶有时也不能上达。到了两汉、魏、晋，虽然政治道路有兴盛有衰败，但采集歌谣、传递檄文始终没有废止。及至惠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中原崩溃离散，刘氏、苻氏专据秦地以西，燕、赵独自控制关东，姚氏、夏氏相继兴起，五凉争相建立政权，以至九州动荡不安，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礼仪典制也在这时湮灭。到大魏应受天命、平定乱世登临帝位，剪除那些鲸鲵般的凶徒，安定神州；几年之间，天下安宁统一，光辉传至七代皇帝，圣德积聚如神明。高祖迁都建国如同周成王，愿使国运长久八百年，停止武力、修明文教，法度典章也由此改革，这实在可以说超过五帝、登临三王之上，百姓即使没有德行，也会为之称颂。即便如此，仍然担心只凭自己的见识不够明察，想要广泛访求政治得失，于是命令四位使者考察民间歌谣。臣当时忝居常伯，充任其中一使，便得以持节携带金钱，宣扬恩德于东夏，遍行齐、鲁之间，驰骋梁、宋之地，询问采集诗歌颂谣，考察审理狱讼，希望片言只语也不遗漏，使赞美与讽刺都得到彰显。只是才能微薄而责任重大，许多事情未能遂心。所采集的诗歌，刚刚开始编列篇目，就遇到皇帝南征，前往宛、邓问罪，臣又忝列行军之中，以处理军机为要务。等到车驾返回，皇帝的饮食起居尚未调和，接着又突然遭逢大丧，四海悲痛仰慕，于是事情被推移搁置，来不及听取完毕。不久，臣改任秦州藩镇牧守，离开宫阙之下，继而又被谴责和疾病缠身，竟安然度过了八年。臣常常担心所采集的诗歌永远沉没于山野，这是臣日夜挂怀、深以为忧的事情。陛下施行日月般的光明和云雨般的恩泽，察知臣所受的冤屈罪责过重，怜悯臣贫困多病的困苦，既厚加俸禄供养臣，又准许臣拜扫祖坟，使臣得以明白面对亲友，没有亏负和惭愧。况且臣近一两年来病势并不严重，近来省察旧书，粗略已有些眉目。全书共七卷，如今抄写呈上，伏愿陛下明察，命有关官署接收，使魏代所采集的诗歌不至于湮没在荒丘深井之中，这就是臣的愿望。（《魏书·张彝传》） 临终口述上启 臣奉事国家以来，到孙辈已经六代，尸位素餐，辜负恩德，只能徒然想着竭尽智慧和忠诚，最终却没有成效。臣的第二个儿子仲▯所上奏的事情，确实大多有益于政事；既然说它有益，哪里容许默然不言？奏书送上已经有些日子，却没有得到圣上的阅览，哪里料到众人的忿怒竟到了这种地步。臣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防备，不能在灾殃征兆尚未显现时加以消除，以致军众横行喧嚣，攻打焚烧臣的住宅。儿子始均、仲▯等叩头请求流血，愿代替臣去死；始均当即陷入涂炭之中，仲▯过了一夜才苏醒。臣年纪已经六十，过去长期承受荣宠，到了垂暮之年，忽然遭遇这样的苦难；回顾这场灾祸的惨酷，古今没有可以相比的。臣悲伤到了极点，残余的气息勉强延续；望着日影，顾念时刻，随着漏刻一滴滴流尽，死亡顷刻即至，这就是臣的命运，还知道再说什么呢？如果所上奏的书稍微能够有益于国家，那么臣活着便是以理义保全自身，死去也与义相合，在地下不辜负两位皇帝，臣就没有别的遗恨了。一旦归于黄泉，永远离开紫宫禁庭，眷恋仰望天子的容颜，实在悲痛无穷。臣怀着深深的眷恋，喘息着勉强奉上辞别之言，伏愿二位圣主加意保养珍贵膳食，庇护恩泽百姓，寿命如南岳长久，德行与太阳一同升高。臣过去长期承受美食厚禄，前后都怀着感恩，想要报答的期限无穷无尽，正如昊天之恩无边；即使亡魂有知，也不会忘记结草报恩。（《魏书·张彝传》） 郭祚 郭祚字季佑，太原晋阳人，是魏国车骑将军郭淮之弟郭亮的后代。孝文帝初年，被举为秀才，对策列为上等，授中书博士，转任中书侍郎，升尚书左丞，兼给事黄门侍郎。不久正式任黄门侍郎，赐爵东光子，升散骑常侍，兼侍中，授尚书，进爵为伯。宣武帝即位，兼任吏部尚书，授并州大中正。不久正式任吏部尚书。出任使持节、镇北将军、瀛州刺史，转任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入朝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升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师，加散骑常侍。升左仆射，出任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延昌四年八月，被于忠假传诏书杀害。正光年间，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谥号文贞。上表请求讨伐梁国 萧衍狂妄悖逆，擅自截断河流，劳役困苦百姓，危亡的征兆已经显现。然而古谚说：“敌人不可放纵。”一杯水有时也会成为深不可测的水渊；如果不及时消灭，恐怕会像原野上的野草一样蔓延。应当命令一名重将，统率三十名军将，率领羽林军一万五千人，并征调京城以东七州的精锐部队九万人，长驱如闪电般迅速前进，立即扑灭讨伐。擒获斩杀的功劳，一律依照惯常制度办理；贼人的资财杂物，全部归入军人。这样，鲸鲵般的贼首不出几日就可以悬首示众。臣诚然知道如今正是农桑时节，不是发兵之日，但如果事情按道理确实应当这样，也不得不如此。昔日韦、顾骄横跋扈，殷王便兴兵讨伐昆吾；猃狁十分强盛，周王便发动六月的征伐。臣忝居枢衡之职，职责在于献纳意见，心中所想，哪里敢默然不言？还应命扬州迁调一名猛将，派遣本州军队，让他们赶赴浮山，从内外夹攻。（《魏书·郭祚传》。此前萧衍派将领康绚阻遏淮水，将要灌溉扬州、徐州，郭祚上表。朝廷商议后采纳。） 奏请对逃避刑罚的奸吏停止迁徙其妻子 慎重审理狱讼、审察刑罚，是古代先王光明的治理方式。垂示法令、设置禁条，是当今应当继承的道义。因此先王顺应人情，为之制定法度，所以八种刑罚完备于古代典籍，惩治奸邪的法律明白地体现在后世制度中，都是为了追究罪行的起因，查明最终的罪责，敦厚风俗、激励民众，永远作为后世的规范。伏惟陛下的旨意意义宏大深远，但其中的道理超越了近人常情；臣既然心中有所不同，便不能不陈述。诚然，败坏法令的根源在于奸吏，奸吏虽然地位低微，但败坏法令的影响实在严重。臣反复查考诏书旨意，相信这也确实是要断绝奸吏逃亡的道路，治理的关键正在这里。然而法律贵在制止奸邪，不在于过分严酷；制定制度、施行禁令，应当能够流传后世。如果法律过于猛烈而奸邪仍不能停止，禁令过度又不能长久传行，那将凭什么记载在刑法书中，流传百代？如果因为奸吏逃窜，便迁徙他的兄弟，连罪他的妻子儿女，还应当跟随他流亡，那么一个人的罪过，就会使两家遭受倾覆。臣愚以为，罪人既已逃亡，只迁徙他的妻子儿女；逃亡者本人则悬名示众，永远发配，使他不能免罪，奸邪逃亡的道路自然就会堵塞。（《魏书·郭祚传》。世宗下诏规定，奸吏逃避刑罚，便悬名登记、发配远方戍守；如果永远躲避不出，就由其兄弟代替。郭祚上奏，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 奏请确定并修改考课格法

译臣谨考察前后颁行的考课格法，虽然已经颁布天下，但以臣的愚见，仍有尚未明白之处。如今需要确定任职官员升迁转调所依据的条件，超越等级的，就必须酌量折算。景明初年的考课格规定，任职五年可以升一阶半。正始年间，已故尚书、中山王元英上奏考课格，得到诏旨说：“只能以任满三周年为限，不得计算未满年限的勤劳。”去年又因为前后两种制度不同，上奏请求裁决。诏旨说：“官员黜陟的体制，自当依照旧来一贯的裁定。”如今尚未弄清，究竟是遵从旧来的诏旨，还是遵从景明年间的规定，还是以正始年间的年限为准？景明的考课法，把东西两省的文武闲官都分为三等，考课相同而任职有事；但前任尚书卢昶上奏说，考列上等的人，三年升半阶。如今的考课格又分为九等，前后不同，参差不一，没有统一标准。（《魏书·郭祚传》《北史》四十三。） 又上奏 考察官员的法令规定：公正清廉、独具显著才能，德行功绩超越同辈而没有过失的列为上上；有一次过失的列为上中；有两次过失的列为上下；累计八次过失，品级降至第九等。臣尚未明白，如今各曹、各府、各寺中，凡是考课时在任公正清廉但才能并非独具显著，功绩行为称职但德行并非超群，才干勉强可以而操守平常尚能任职，或者才能稍差但处置官事还算有效，以及完全没有过失的这些人，应当分别列入哪一等？景明三年以来直到现在已经十一年，按照规定年限判定，三次应当升迁或降黜。如今既然要通行考课，还不知是应当把十年中的过失和功绩总合起来确定品第，还是按照前后各年分别裁断，各自除去善恶，再据此升降？况且记载过失的条文有多少，构成一次过失各有差等；这一条以过错少为优，以过失多为劣。尚不知哪些行为算作过错少，哪些罪责算作过失多；合计以后品第又分为几等？各类文书案卷处理失当，依法应杖十下的算作一次过失。罪依照法律等次记录，过错随着过失登记。十年之中，三次遇到大赦，赦免以前的罪，不论轻重，都承蒙宽免。有人曾被御史弹劾，案件查验尚未完备，恰逢大赦而恢复官职，不知所记过失是否应当消除？（《魏书·郭祚传》） 奏请停止营建明堂和国学 如今云中以西正在出兵，开拓并招纳岷、蜀；戎旗向东指向，镇抚平定淮、荆；汉水、沔水之间也还需要防守。征发士兵、动员民众，所涉及的地方广而且多；边境城郊战事频繁，烽火驿传尚未停息，不可以在军旅之际兴起修筑土木的工程。况且新年将至，春耕即将开始。臣愚见认为，应当等到丰收安定的年景，借助百姓服役的力量，届时自然可以很快完成。（《魏书·郭祚传》。当时诏令营建明堂、国学，郭祚上奏，诏令采纳。） 奏请敕令撰写祭祀郭淮庙的文章 卢渊 卢渊字伯源，小名阳乌，范阳涿人，是晋代从事中郎卢谌的五世孙。延兴年间，承袭父亲卢度世的固安侯爵位，授主客令，掌管典属国事务。升秘书令、始平王师，按例降爵为伯。升给事黄门侍郎，兼散骑常侍、秘书监、本州大中正。加使持节、安南将军，兼侍中，授仪曹尚书。因考课降为守尚书。出任安南将军。因兵败免官，降为平民。起用后，兼太尉长史，又兼彭城王中军长史，后又任京兆王元愉徐州长史。宣武帝即位，授秘书监。景明二年去世，谥号懿。议论皇帝亲自征伐江南的上表 臣确实见识不广，但颇能探究典籍。自魏、晋以前，在太平时代，从未有皇帝亲自驾御六军，在战阵之间决胜负的。胜利不足以显示武功，失败反而有损威德，正如有千钧之弩，不会为了一只鼷鼠而发射。过去魏武帝凭一万疲弱的士卒便使袁绍土崩瓦解，谢玄凭三千步兵便使苻坚军队崩溃。胜负不在于人数多少，成败只在片刻之间；如果采用田丰的谋略，孟德就只能坐着受制了。魏国吞并蜀国以后，直到晋代，吴国凭借长江天险，又占据上游，彼此大小形势悬殊，德政和治理也完全不同；然而君臣仍然共同谋划，坚持了几十年。到了孙皓暴虐，君臣上下离心离德，水陆军队一同进攻，一举才攻克吴国。如今萧氏以篡位杀戮的余烬为基础，政治暴虐、徭役繁重，又互相残杀宗族，人与神都抛弃了他们。吴会地区的百姓延颈等待皇恩，正是与天下同轨、实现统一的时机。如果大驾南巡，江南必定改换衣襟、归顺朝廷，闽越也会倒戈，这就像搬山压卵，只有出征而不会交战。然而臣愚以为，皇帝亲自统领军队，转运粮草难以接续；千里运送粮食，士卒会面有饥色；大军出征之后，必然造成凶年。不如命将领挑选精锐，荡平江右，然后再鸣鸾南巡巡视，前往东岳告成，这样天下便十分幸运，四海都将承蒙恩德。臣又听到流言，关西的百姓近年以来竞相设置斋会，假借豪贵之名互相煽惑。他们竟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公然诽谤朝廷，悖逆无上的心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以为应当迅速惩治、铲除这种风气，诛戮其中的首领。否则恐怕会酿成黄巾、赤眉那样的祸乱。萌芽已经滋长，如果不在细微之处铲除，一旦斧斤加上去，恐怕受害的人会很多。臣世代奉事皇家，与国家休戚相关，诚然知道触犯忤逆的过错很深，但没有忠心的罪过最大。（《魏书·卢玄附传》） 卢昶 卢昶字叔达，小字师颜，是卢渊的第三弟。太和初年，任太子中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后免官。又授彭城王友，转任秘书丞。景明初年，授中书侍郎，历任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升散骑常侍。兼任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出任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初年，兵败免官。又授太常卿，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进号镇西将军。熙平元年去世，追赠征北将军、冀州刺史，谥号穆。上表请求掩袭占据朐山 萧衍统治下的琅邪郡百姓王万寿等人诚心归附，暗中来见臣，说朐山戍守部队现在将要轮换，有可乘之机。臣立即许诺给予旌表和奖赏，派他们回去混入其中。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夜间，王万寿等率领同盟者，攻袭朐城，斩杀萧衍的辅国将军、琅邪和东莞二郡太守，以及驻守朐山的戍主刘晰和将士四十多人，将首级传送到州府。臣立即派兼任郯城戍副的张天惠率领骁勇士卒二百人，直接赶去支援。琅邪各戍接连前来增援，而萧衍在郁洲已经派出两支军队拦截张天惠。张天惠与王万寿等内外夹击，俘获、斩杀数百人，随即占据城池。（《魏书·卢玄附传》）

译请求增兵的上表 萧衍的将领张稷、马仙▯卑、阴虔和等各自率领精兵，分驻各处堰塞；昌义之、张惠绍、王神念、王茂光承接他们传来的消息，继续从建邺发兵。萧衍保全自身的计策，全都集中在这里。衡量我军力量与敌情，事情恐怕非同小可。为什么呢？我军只有九千人，贼军有四万人，名将健卒远近全部聚集；他们依靠雨季暑热，决死来战，凭借人数众多乘凶猛之势，希望固守巢穴。所以他们倾尽全国出兵，不只是为了朐山，恐怕是要固守六里，占据湖冲，向南截断淮浦；一旦形势崩溃，后果难以预料，海产、盐等物资也会断绝，日常贡赋不能交纳。所忧虑的事情重大，他们有必争之心。如果皇家要经营谋划、发动讨伐，就必须选拔将领、增加兵力，增添粮草和伏兵，同他们抗衡。相持到秋天，天军一旦行动，开拓便容易了。向南图谋的计划，事情根本就在今天，请求增加士卒六千、米十万石；如果不能这样，臣恭听朝廷议决。（《魏书·卢玄附传》） 又上表 贼军大批集结，兵力强盛，在朐山设置栅栏，屯兵守卫门井，又包围固城，昼夜连续交战。恐怕敌人的凶势已经强大，日后就难以铲除。臣想让征虏将军赵遐率领现有军队，同敌人决一胜负。赵遐担心兵少不能抵敌，若一次进攻失利，军心就会受挫恐惧，因此请求等大军全部到达后，再奋勇出击。臣私下认为，这个谋划并非轻率冒进。况且臣本来奉行朝廷的规约，命令相互拒守，等待凉爽的秋季。今年已经进入秋天，高风渐起；经过谋划，大计所需的时机已经到来。况且鲍口以东陆路运输没有阻碍，朐山、固城之间本来没有积水停潦，应当及时袭击边境。敌军自夏天以来一直披甲不歇，从六里以北，城池栅寨相连；劳役兵士，如今已经疲惫不堪。若大军压境，一定可以擒获取胜。一座城退败，众多营垒便会土崩瓦解，乘胜进取，就像振动朽木一样容易。假如大军不能迅速到达，便会助长敌人的气焰，军士忧惧不安，自然产生异议。请迅速选拔配备兵力，以适应战机。（《魏书·卢玄附传》） 奏报出现白鼠，应该整顿吏治 臣谨考察《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官、县令县长不敬奉皇上命令，刻薄残暴地对待百姓，人民怨恨叹息，于是白鼠出现。臣听说，祥瑞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德行相合就必有符应；妖异也不会妄自出现，罪过彰显便会降临。因此古代君主，有的因轻慢祥瑞而丧失德行，有的敬畏变异而建立功业，这正是万古以来殷切的鉴戒、千年不变的明白训诫。近来灾气兴起，恒旸失去常度，陛下施行视民如伤的慈爱，降下如临深渊般的诏旨，哀怜百姓无辜，把责任深切归于自己。举荐贤能、斥退奸佞的诏令，光照胜过尧帝；勉励进言、采纳谏诤的话语，功业可与舜帝相比。臣伏读明诏，俯察征兆和谴责，怎敢不把自己的浅陋见解陈述一二。臣私下以为，一个农夫耕种，粮食仅够充饥；一个妇人织布，衣服只够遮蔽身体。每年的租税调役，是通常的负担，除此之外再征求，百姓到哪里去取得足够的东西？然而近年以来，战事屡次发生。荆、扬二州屯兵戍守不停；锺离、义阳战事相继。加上荆蛮凶悍狡猾，王师前往讨伐，暴露在原野之中，经过秋天又延续到夏天。汝水、颍水一带，几乎每户都有人从军；黄河以北、冀州一带，成年男子接连承担转运。又常常战斗不能取胜，甚至遭到败退，死亡、离散、流亡，十家中有九家如此。各种小役和繁重徭役，一天比一天加重；苛刻的兵吏和残暴的官吏，借机逞威作福。以至于道路贯通的原野和遥远的田界，田地荒芜，少有人耕种；相连的村落和相接的屋舍，连蚕都饥饿得无物可食。监察官司借公务贪求财物，豪强依仗私势逼迫抢掠。于是百姓只好卖掉粗布短衣来增加千金之家的财富，节制自己的口粮腹食来应付一时的急需。这些全都是因为州牧、郡守、县令、县长多半任用不得其人；郡中没有黄霸那样的长官，县里没有鲁恭那样的宰长，他们不思考怎样安抚百姓，只想着怎样肥润自己的屋宅。因此男女百姓在道路上彼此相望、哀叹不已；守令暴虐贪婪，传闻已经传到魏阙。往年司法官员查验案件，多数触犯刑法，认为一定要公开诛杀，以彰明劝诫。后来却派使者重新审讯，公然违背法典；有的承受风声、挟带请托，轻率地树立私恩；有的容情受贿，动辄施加自己的恩惠。御史弹劾的人，都说他们是诬陷冤枉；为罪人申辩洗雪，又说他们清白无罪。这使长期侮慢皇上的根源不断滋长，使下级欺凌上级的道路不断扩张。忠诚清廉的人见到这种情形，便自行懈怠；犯暴作恶的人听到这种情况，更加感到痛快。白鼠出现，确实是有征兆的。伏愿陛下施展睿智明察，考察妖灾发生的根源。延请公卿入朝答对，广泛询问各种政务；召见掌管机要和进谏纳言的官员，广泛寻求百姓的隐情。存问孤儿寡妇，去除苛细琐碎的负担；减轻徭役、节省赋税，使百姓休养生息。正直贤良、忠诚敢谏的人，安排在朝廷任职；奸邪贪佞的人，弃置于市朝。这样，九卿百官不必告诫也会常存敬畏，百县不必严厉督促也会自然肃敬，士女欢欣，人人都有希望。（《魏书·卢玄附传》。卢昶升任散骑常侍，兼尚书。当时洛阳县捕获白鼠，卢昶上奏。） 奏报府、寺议定源怀谥号不一致 太常寺议定谥号说：源怀性情崇尚宽厚柔和，器量操守平和正直，依照谥法，柔和正直、享尽天年叫作“靖”，应谥为靖公。司徒府议定说：源怀任陕西牧守时，百姓受到他的恩惠教化；入朝总领宰辅副职，朝廷官员都归附仁德。依照谥法，施布德行、执守义理叫作“穆”，应谥为穆公。两府所议的谥号不同。（《魏书·源贺附传》。景明三年，源怀去世，兼吏部尚书卢昶上奏。） 卢同 卢同字叔伦，是卢昶的族弟。太和年间，任北海王元详国常侍，升司空祭酒、昌黎太守。不久任营州长史，仍兼领昌黎郡。入朝授河南尹丞，升太尉属。永平初年，授冀州镇东府长史。后来授司空谘议参军，兼司马。延昌年间，转任尚书右丞，进龙骧将军。熙平初年，转左丞，加征虏将军。正光年间，授平东将军、黄门侍郎，加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授度支尚书、幽州刺史。孝昌初年，被除名。不久授左将军、太中大夫，兼左丞。孝庄帝时，授都官尚书，封章武县伯。授七兵，转殿中，加征南将军。普泰年间，授侍中，进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初年去世，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空、冀州刺史，谥号孝穆，加赠尚书右仆射。

译上表请求杜绝冒领功劳、窃取官阶 臣私下看到，吏部的勋簿大多已经被改换；于是核对中兵局的奏案，也多有乖错。臣姑且加以挑选核验，已经查出三百多名，明知有隐情而尚未暴露的，动辄有几千人。臣愚以为，罪行虽蒙恩赦免，仍须加以刊正确定。请派一名都令史和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的勋簿，与奏案逐句核对。若姓名、等级相符，就在黄素上用楷书大字书写，详细列明阶级、数量，命本曹尚书加盖朱印。明确制作两份，一份交吏部，一份留在兵局，与奏案相互核对掌管。这样向上呈送，可以防止擦洗伪造；向下保存，也没有改易的道理。过去以来，勋书送到尚书省，只列姓名，不记所属，致使那些窃取、滥冒功勋的人轻易苟且行事。如今请对征召来的职白民，详细列出本州、郡、县三长的姓名；确实任正职的官员，也列出姓名、乡贯，另行登记历任阶级。应由本军在其上加盖印记，然后在缝合处加印，各自上报主管机关；统将、都督也都加盖印记，然后列名上报行台。行台移交太尉，太尉核验精审，才开始移交刺史；尚书省再次详细核查，然后奏报。奏书发出的当天，连同加盖朱印的黄素，一并交付吏部。近来不只是偷窃阶级、冒用姓名、改换勋簿而已，有的一阶功勋重复领取，有的改换姓名接受等级，像这样的事情，人数不少。实在是由于吏部没有簿籍，防范堵塞的方法失当。为什么呢？吏部加授阶级以后，簿籍不作注记，因此容易产生侥幸。今后叙定阶级以后，应在名簿中详细注明，并记下加授、补授的年月，由尚书加盖印记，然后交付本曹。郎中另行制作抄录目录，印记一如尚书，由郎中亲自掌管，交接更代时相互传付。这项制度一实行，便可稍稍止息奸伪。（《魏书·卢同传》。肃宗在位时，许多人盗冒军功。卢同于是上表陈说这些话，诏令采纳了。又见《北史》第三十卷。） 又奏请制定勋簿格式 臣近来奏请用黄素记录勋功，详细注明官名、户属，以及吏部更换勋功的办法，共三项，已经蒙受诏旨许可。臣反复思考，黄素勋簿确实可以大略制止奸伪，但军中的虚假诈冒，仍不能完全杜绝。请从今以后，在军中查阅簿籍的日子，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自明确立下文案，处处记载。斩首达到一阶以上的，就立即发给凭券。凭券一张纸的中央，应大字书写，从行台、统军的职位名号，到立功者甲、乙等。斩杀三名贼人以及负伤而成阶以上的，也要一并写在凭券上。各项各占一行，按行竖着撕裂。凭券的前后都要写明年号、年月日，以及攻破某处敌阵、某官获得某项勋功，并加盖印记作为凭验。一份交给立功者，一份交给行台。记录送到京城后，即交给门下省，另封保存记录。自从迁都以来，军队屡次获胜，所以征集、登记的功勋越来越多，功劳叙定不完，实在是由于年久之后产生奸弊，多年积累形成伪冒，奸巧的官吏借着评定阶级取利，偷增功勋的情况于是越来越严重。请从今以后，凡是勋簿已经奏请并获得赏赐的，就广泛下达远近各处，说明某处的功勋已经判定，使大家都知道。制定等级和酬赏的规则，以三年为期限。凡职人以及在出身资格期限内的，都命令铨选授官；实授官员以及外号官职，则根据才能加以授予。这样或许能使酬报勤劳的人迅速得到申明，鼓励立功者，事情不至于拖延日久，侥幸也容易止息。若有人遭逢穷困艰难，州中没有中正官的，不在此限。又按勋簿的制度，军队征还之日，就应当上报送达。近来行台、督将到了京城才开始制作勋书，有的过了一年、两年才上报，奸伪产生的根源，实在就在这里。从今以后，军队返回之日，便立即呈送勋簿，不许隔月。（《魏书·卢同传》，又见《北史》第三十卷。） 卢元明 元明字幼章，是卢昶的第五个儿子。临淮王▯征召他为开府属官。孝武帝即位，封为城阳县子，升任中书侍郎。永熙末年，离职。天平年间，兼任吏部郎中，授尚书右丞。转任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兼任黄门郎、本州太中正。去世后追赠太常卿。有文集十七卷。幽居赋（《魏书·卢玄附传》。元明在永熙末年居住于洛阳东面的缑山，于是作《幽居赋》） 剧鼠赋 它们踩实泥土、排开空地，筑巢居住，钻穴藏身，只在山林水泽间饮水啃食，全部偷偷穿行于林木和墙垣之间。因此寝庙都有固定处所，茂草也有另外的地方，何况这种微小虫类，违背群居、不同伴侣，干犯纲纪而进来，在情理上实在难以允许。《尔雅》所记载的鼠类，种类很多。仔细考察它们的形貌和体质，都不值得重视。有的居于旷野而隔着阴山，有的同穴而邻近坟冢，有的饮河水来求得腹饱，有的吸食烟气而游走在高耸森密的地方。然而如今所要议论的，是从人家的墙壁孔洞中出来的鼠。唉，作为动物，它最为卑贱；毛骨不能供人玩赏，脂肉也不能登上祭祀和宴饮的食案。所以淮南王轻身飞举，终于呕吐肠子也无法追上；东阿王身体受拘束，只能徒然自称神仙而遭受谴责。它的形状是：〔原文此处多字疑有讹误〕，胡须像麦芒般半垂，眼睛像从豆角中剖开的豆子，耳朵像槐树叶刚刚生出时，尾巴像酒杯中剩下的酒滴。有一种老鼠，身体瘦弱，长满疥癞，却尤其多有奸计，在鼠群中无可匹敌。它借托社坛而使人顾忌器物，巧妙地懂得自我爱惜；深藏厚闭，善于推寻觅食。有时沿着绳子下去，有时从地面高高跳跃；登上器械，攀缘柜子，摇荡门户，触动窗棂。整日发出切切之声，整夜轰轰作响。因此诗人作诗称说它，确实说它很大。它偷取伊尹为汤王烹制的珍贵食物，倾倒留侯的香泽，损伤绣领的斜裁，毁坏重叠的罗衣。曹舒因此进献规谏，张汤也因它受到贬谪。又有闲居的士人、厌倦游历的客人，断绝庆贺和吊丧来保养真朴的本性，屏退身边的人而研习《诗》《易》。庭院肃静清幽，房屋廊窗空寂，这时群鼠乘隙而入，东奔西跳，有的在床上捋胡须（《御览》作“从墙缝中露出胡须”），有的从门缝间露出额头，神态十分舒缓闲暇，心中毫无畏惧。又带领它们的同党，兴高采烈，倾斜翻倒箱笼和镜匣，跳跃践踏褥席，彼此肆意侮慢，实在没有一点适宜之处。真令人惊讶天地如此广大包容，为什么要生出这种东西来呢？（《初学记》卷二十九、《御览》卷九百十一。）

译嵩高山庙记 有神人以玉制成的形象，高几寸，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出现时，就能使世人延长寿命。（《隋书·崔廓传》。崔廓的儿子崔赜答诏时说。臣见魏朝大司农卢元明撰写《嵩高山庙记》。考察《魏书》和《北史》，卢元明未曾任大司农，这大概是史书遗漏。） 卢观 观字伯举，是卢昶同族的曾孙。被举为秀才，对策列甲科，授太学博士、著作佐郎。授尚书仪曹郎中。孝昌元年去世。胡太后父亲庙制议 考察《王制》：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诸侯有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座；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从天子到下层，随着地位降低而递减，每次减去两座；庶人没有庙，死后成为鬼。所以说，尊贵者的统系可以追溯得远，卑贱者的统系只能追溯得近。因此诸侯能够祭祀太祖，天子能够祭祀其始祖所出之祖。《祭法》说：“诸侯建立五庙，一坛一▯单，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每月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在春秋享祀时祭祀。离开祖庙的设坛，离开坛的设▯单，离开▯单的就成为鬼。”至于▯、▯大祭，才在太祖之庙合祭。 《大传》说：“别子成为祖。”《丧服传》说：“公子不能把先君作为自己的祢，公孙不能把诸侯作为自己的祖。”郑玄解释不能祖、祢，是说不能建立他的庙来祭祀；世世代代把这个人作为祖，是说世世代代以受封的君主为祖；不能把公子作为祖，是说后世成为君主的人以这个受封的君主为祖，而不能祭祀别子；如果公子处在高祖以下，就按照与亲属相应的丧服制度，后世迁移神主后，才毁掉他的庙。我认为，所谓迁，是迁到太祖庙；所谓毁，是随着太祖之庙一同毁掉。如果不迁入太祖庙，就不必特别说明把某人作为祖；这正表明他不是始封之君，所以又说明了最终毁庙的节次。怎么知道呢？考察诸侯有祖考之庙，以及祭祀五世的礼制，五种礼制所规定的祖庙地位很轻，不能一朝突然建立。祖考之庙必须等到第六世君主时才有意义，在第六世以前，庙是空的，神主也没有归属。寻求圣人的旨意，这并不是通行的理论。《曾子问》说：“庙中不能有空置的神主。”空置的神主只有四种，祖考不在其中。由此可见，太祖之庙一定不能空置。《礼纬》说：“夏代有四庙，到子孙一代成为五庙；殷代有五庙，到子孙一代成为六庙；周代有六庙，到子孙一代成为七庙。”这是说夏代没有始祖庙，要到禹时才成为五庙；殷人以契配郊祭，到汤时才成为六庙；周代有后稷，到文王、武王时成为七庙。所谓“夏”，就是大禹本人；所谓“子”，是启、诵的时代；所谓“孙”，是逐代迁移的时候。禹承受天命，不毁掉亲庙；汤作为始君，不迁去五位先主；文王、武王作为二祧，也不去掉三昭三穆。三昭三穆，是把文王、武王计算在内；如果没有文王、武王，亲庙不过四座。远祖汉代侍中刘植所说就是这样，郑玄、马昭也都相同。况且天子倒推增置二祧，就能合计为七庙；诸侯预先建立太祖庙，为什么不能成为五庙呢？如今始封君为自己的父亲建立祢庙，很像成王对于二祧的制度。荀卿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世祖先，拥有一个国家的人侍奉五世祖先。”假如到第八世，天子才可以侍奉七世；到第六世，诸侯才可以通祭五世；按照情理推求，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即使王侯采用礼制，文辞节次有所不同，也可以举一反三，事情自然清楚明白。况且文宣公如今作为太祖，世代居住在子孙之间，现在建立五庙，我私下认为是正确的。《礼纬》又说：“诸侯有五庙，亲庙四座，始祖庙一座。”这说明始封之君，无论处在上位还是下位，即使还没有居于正室，也不能废弃四代亲属的祭祀。《小记》说：“王者在▯祭时祭祀其始祖所出之祖，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同时建立四庙。”这确实是殷汤时期的制度，没有什么难以解释的。我姑且标举这些内容，略引几条章句。臣愚昧鲁钝，不足以承受重大的询问。（《魏书·礼志》二。神龟初年，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追赠太上秦公。当时人们对他的庙制有疑问，博士卢观提出了这项议论。） 卷三十八 刘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史》作字“伯支”，说是彭城丛亭里人。）是汉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文明太后提拔他兼任主客郎，不久授中书博士，升中书侍郎，教授皇太子经书。升任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不久授正式官职，兼通直常侍，越级升任国子祭酒。遭逢母丧，起复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兼任侍中。宣武帝即位，任正式侍中，升中书令。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转任太常卿。延昌二年去世，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文贞。有《毛诗笺音义证》十卷，《仪礼》《周官义证》各五卷，《王肃注尚书音》《郑注仪礼周官音》《干宝注周官音》《何休注公羊音》《范宁注谷梁音》《韦昭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音义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