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魏三十七◎桓范

译◇荐举管宁表 臣听说商汤在田野之间聘用伊尹，周文王在渭水之滨荐举吕尚。我私下见到东莞的管宁，束修自持，品行著称，年轻时便有美好的声誉，在州乡的名望仅次于已故太尉华歆。他遭逢乱世，漂海远行，长期客居辽东。在混浊的环境中仍践履清白高洁的节操，笃实的行为足以激励风俗，清正的声名足以矫正世风；他箪食瓢饮，超过颜回；住在漏雨的屋子里，穿着破旧衣服，超过原宪。臣听说唐尧尊宠许由，虞舜以礼对待支父，夏禹优待伯成，周文王供养伯夷、叔齐；汉高祖尊重商山四皓的名声，屈尊前往商洛山野聘请他们。史籍对此赞叹叙述，认为是美谈。陛下继承五帝伟大的功业，兼有三王超逸的遗风，承受时运而受命，光明照耀百代；仍应以优厚尊崇的礼遇对待大夫管宁，宠幸他以上卿的职位，用安车的称号荣耀他。这样的美事，应当载入魏国典章，流传无穷，使他成为彰明时代的高士。臣认为，既然给了他大礼，就不应拘泥于小节；还可以用玄纁重礼来聘请他。即使管宁病重不能乘车，也不要（疑有缺字）羁留栖息的凤凰，拂拭范戟的史事。◇荐举徐宣 臣听说帝王任用人才，要衡量时世而授予相应才干。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以谋略为先；形势确定以后，以忠义为首。因此晋文公采用舅犯的计策，却奖赏雍季的言论；高祖采用陈平的智谋，却把后事托付给周勃。古语说：守成守文的时代，德行高尚的人地位尊贵；仓促变乱的时候，功劳多的人赏赐丰厚。我私下见尚书徐宣，具备忠厚的品行，秉持正直明达的性情，清雅特立，不受世俗拘束，坚定不移，有安定社稷的节操，历任州郡官职，所在之处都称职。如今仆射空缺，徐宣可以代理掌管后续事务。担任腹心，责任重大，没有比徐宣更合适的人了。◇陈述军事事务 善于用兵的人，依据敌情取得资助，所以兵法说要顺从敌人的意图。即使相隔千里也能杀死敌将，像是先显示自己的形迹，向敌人打开有利的道路，暗中布置神妙的计策，使行动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这就像江中的鱼遇到腐烂的绳索，必然可以捕获。古人用兵，是以己方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可是吴国舍弃船只而徒步渡陆，这就是舍弃长处而使用短处。◇给管宁的信 凿坏墙壁作为居处，修养德行而彰显仁义。尧、舜在上位，许由在下位。箕山隐居的志向，到这时又重新显现。严平、郑真，也不足以与您相比。清正的声名远播，顽劣鄙陋的人也仰慕敬服。我想请求在您的蓬屋旁拜见您，在道德之门承受您的教诲。只是道路没有由此通达，只能寄托思念于晨风。

译◇《世要论》谨按：《隋书·经籍志》法家类有《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代有二十卷，后来亡佚。《新唐书·艺文志》与《隋书》相同，《旧唐书·经籍志》作《代要论》十卷。各书征引时，有的称《政要论》，有的称《桓范新书》《桓范世论》《桓公世论》《桓子》《魏桓范》《桓范论》《桓范要集》。互相考证，可以知道是同一本书；宋代时已经不著录。《群书治要》收有《政要论》十四篇，据各书征引补改缺讹，定为一卷。桓范字元则，《三国志》附《曹爽传》注。◇做君主很难 有人说：仲尼称道“做君主很难”。君主处在尊贵高位，掌握赏罚的权柄，可以任用人的才能，凭借众人的力量，还有什么做不成？还有什么求不到？功业建立了就接受功劳，治理成功了就享有丰厚的福禄，所以任用官员有舜，治水有禹，农业有弃，审理诉讼有皋陶；尧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却因此成为圣明的治理者，为什么还说“做君主很难”呢？回答说：这正是做君主困难的原因。太阳和月亮在白天黑夜照耀，风雨运行滋润万物，阴阳交替而使万物生长和衰杀，四时轮流而形成一年。人们看不见上天的具体作为，却仍然尊崇它，是因为运行元气、陶冶演化、协调和谐并施行教化，都是上天的作为。因此，上天是覆盖万物的，君主是庇护万物的。凡有生命的种类，如果有未被恩泽浸润的，上天以此为自己的过失；众多百姓如果有未沾受恩惠的，君主以此为耻。因此居于上位的人，要体察君主的大德，怀有体恤下民的小心；阐明教化、建立教令，一定要合乎正道；发出言语便要通达四海，施行政令便要影响万物；心中要思虑，内在要思考；把政教施行于天下，在朝廷上端正自身，而教化要在乡里之外得到回应。即使以（字有误）塞住耳朵，隐退在屏风之后居住，也要洞察幽微、通达民情，照察宇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没有一件事不思虑。穿一件有颜色的衣服，就要想到女工的劳苦；食用一粒粮食，就要体恤农夫的辛勤；判决一件没有听清的案件，就要害怕刑罚不恰当；进用一个士人、提升他的爵位，就要担心官职给错了贤者；即使赏赐极细微的善行，也必定有所劝勉；即使惩罚极细小的恶行，也必定有所阻止。要使教化像春风，恩泽如应时的雨；消除凋敝污浊的人，使浅薄虚伪的风俗发生改变；挽救衰败时代的弊病，使它返归上古的淳朴；把最高的德行施加于天下，把深厚的恩惠施给百姓。因此百姓像仰望天地一样仰望他，像爱父母一样爱他，像敬神明一样敬他，像畏惧雷霆一样畏惧他。（此下大概有所删节。）况且辅佐治理的臣子，历代都难以遇到，庸人多而贤才少。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能都得到稷、契那样的才干，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就像造父也不可能总能得到骐骥这样的良马和追风这样的四匹马。驾驭劣马，必然要频繁操弄缰辔；统率庸臣，必然要劳费心智。因此君主用来辅助群臣、均平养育大小事务、考核真伪、察看变化的方法，都在幽深玄妙之处，在剖析毫毛、折断芒刺的细微之间；若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把这些全都做到呢！所以臣下有以小忠来掩饰大不忠、以小信来造成大不信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诈伪来加以防范吗？有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表面取仁而行为违仁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虚伪来加以防范吗？有伤害同僚以独揽朝政、堵塞下情以蒙蔽君上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嫉妒来加以防范吗？有进献邪说来扰乱正确见解、借似是而非的言论来伤害贤人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谗佞来加以防范吗？有借赏赐来报答恩惠、借刑罚来树立威势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奸诈来加以防范吗？有表面显然互相推荐，暗中却互相排斥；谋划事情托言为公，实际上却挟持私心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欺骗来加以防范吗？有事奉君主身边的人以求进身、托靠重臣以自我结交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虚伪来加以防范吗？有用表面和同来取得和谐、苟且附和来求取进用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祸患来加以防范吗？有迎合君主心意以求亲近、迎合君主言论以求取容纳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谄媚来加以防范吗？这九种需要防范的情况，是用来防止邪恶的。臣下有辞语笨拙而心意精巧、言语逆耳而事情顺当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直率而予以宽恕吗？有质朴而口才木讷、外表疏略而内心敏锐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质朴而予以宽恕吗？有冒犯艰难来替君上担当、承受毁谤来保全国家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忠诚而予以宽恕吗？有坚守正道而违逆众人意愿、执行法令而违背个人私情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公正而予以宽恕吗？有不委屈自己以求同、不迎合世俗以求声名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贞正而予以宽恕吗？有从偏僻鄙陋之处出身却进献显明见解、出自卑贱地位却陈说国家事务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处境艰难而予以宽恕吗？有孤独特立而坚持节操、耿介自守却遭受毁谤的，难道不应当把他看作刚劲而予以宽恕吗？这七种应当宽恕的情况，是用来荐举善人的。接近下属的道理、驾驭臣子的办法，难道只是‘七恕’、‘九虑’而已吗？（《群书治要》） ◇臣下不容易 从前孔子说‘做臣下不容易’，有人却认为容易，说：‘臣下侍奉君主，供给职事、奉行命令，约束自身、恭敬自己，忠诚顺从罢了。忠诚就能获得受宠和安宁的福分，顺从就没有危险和受辱的忧患，有什么不容易的呢？’这话听来似乎容易，实际论说起来却非常困难。君臣相接，愚昧者侍奉聪明者并不容易，明智者侍奉昏暗者最为困难，只有贤者侍奉圣人、圣人侍奉贤者才可以。然而贤圣相遇十分稀少，即使周公对于成王，也尚且不能做到，这确实是不容易的。况且父子凭恩情亲近，君臣凭道义牢固；恩情尚且有所亏损，何况道义能没有缺失吗？如果有亏损缺失，又怎么会容易呢！

译况且侍奉君主的人，应当竭尽忠义之道，尽到忠义的节操，承担劳苦和耻辱的事情，在危难之时肝脑涂地、让脂膏血液滋润草野也不推辞。（疑当有‘诚欲’二字。）这是为了使君上安定、百姓得到治理，宣扬教化、成就德业，使君主成为一代圣明之主，自己成为一世的贤良辅臣；辅佐千乘之国，就要想着超过管仲、晏婴；辅佐天下，就要想着使稷、禹相形见绌。难道是为了七尺之躯、一个官职的尊贵、满足一家人的俸禄和追逐喧华的荣观吗？（当有‘是’字。）忠臣侍奉君主，献出生命、委身效命，期望建立功业，使国家得利、百姓受益，所以不因事情困难或容易而改变节操，不因安危不同而改变行为。然而做大臣的，有的凭借旧日德望和既有势力，有的被提拔担任重任；他们要保全恩宠、成就功业，上承君上、下安百姓，就应当远离掌握威权的地位，避开嫌疑的界限，懂得盈亏的规律，通达知止知足的道理；行动遵循典礼，办事怀抱忠诚笃实，才应当匡正君上的行为，劝谏君主的过失，提出可行之策以补救不可行之处，不顾自身安危；刚直时不吐露，柔顺时也不吞咽。所谓大臣，就是用道义侍奉君主。然而应当寄托于幽微之处，实行于隐密之中，使怨恨和过错归到自己身上，而各种善行都由君主发出，成为群臣的表率、百官的规范，哪里能只是偷安取乐、讨好容悦而已呢？可是有时被邪臣诬陷、被幸臣扰乱，君主听信一面之词而不再相信他；事情似乎如此却无法解释，忠诚的谋划被歪曲成错误，善事变成恶事，罪责归于上天也无从祷告申诉，只能激切直言而没有地方申辩。（疑作‘激直而言无所告诉’。）严重的当即伏剑赐死，轻的也逐渐被斥退抛弃。这就是比干、龙逢被飞廉、恶来害死，孔子、周公被管叔、蔡叔、季孙毁谤的原因。大臣之所以不容易，正是这样。做小臣的，得到任用就治理自己的职务，接受事务就修治自己的事业，思想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考虑不超过自己的职分，竭尽力量、奉献诚意，做到忠信罢了。然而有时处境困辱而待遇不均，受到压抑而失去位置，所以贤者有时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议论或事务，也不计较自己的浅陋和卑微，希望贯通一句话而有利于一件事。可是凭着极轻、极微、极疏、极贱的身份，去冒犯万乘之主，以礼义的尺度约束他，以行为事务上的过失匡正他，触犯执政大臣，揭露他们的短处；意见相合时还能安然自处，意见不合就遭受祸害。有时谋略不想让别人知道，事情也不让别人预先参与，而自己的谋划恰好合用，陈述的道理恰好相同。（当有‘在’字。）上位者有时公开杀戮他的身体，以显示自己的谋略神妙；下位者有时嫉妒他人而夺取他的计策。这就是关思被杀于郑国、韩非被诛于秦国、庞涓砍断孙膑的脚、魏齐折断应侯肋骨的情形；这也是孤立任职的小臣之所以困难的地方。做小臣的，首先应当恭敬谨慎地守职办事，出入言行都合于诚信，跪在君前进献隐微之言，内心坚定而审慎缜密，忠于君上、爱护君主，只是不谄媚求取亲近而已。若这样做，便忧虑被外人弹劾、被邪臣嫉恨；因为职务接近君主，言语容易被听见，身分亲近而容易取得信任，于是那些奉公而夹杂私心的官吏，就想加害他来显示自己的正直；那些怀奸抱邪的臣子，也想除掉他来显示自己的忠诚。所说的话有这种可能，所做的事有这种迹象，即使父子之间尚且不能明辨，何况臣下与君主之间又怎能明辨呢？所以有上官诋毁屈原、爰盎诬陷晁错、公孙排斥主父、张汤陷害严助。这几个人即使表现出纯正的德行，也说明亲近君主的臣子同样处境艰难。做外臣的，大概都要竭尽力量以死效命；他们的道义是相同的。不因为路远就把自己当作外人，不因为关系疏远就自我简慢，而是亲自参与事务并掌握职任。如果有可以兴利除害、安定危局、平定乱事的办法，即使违背本朝的议论、违反通常的法则，也要把它陈述给君主，亲自实行，心志在于忠于君上、成就事业，忧虑公事而没有私心；至于善恶得失，都由自己掌握、由君主裁断即可。然而又担心受到君主左右的轻重左右，受到贵臣的阻塞压制；有时他们逆反毁谤，使建议不能采用；有时虽然采用却从中加害，使事情不能成功；有时事情成功了又加以谗毁，使功劳不能得到应有归宿。吴起被毁谤于魏国，李牧被杀于赵国，乐毅被谗毁于燕国，章邯在秦国畏惧被诛杀；这又是外臣所以危险的地方。这些只是举出大概而已，其中曲折细微的情形，哪里能够全都论述呢？（《群书治要》） （《治要》把它与上篇连在一起，仔细考察可知，这是另一篇。篇名应当是《治本》。） 治理国家的根本有两个：刑罚和德政。二者相互需要而实行，相互依赖而成就。上天凭阴阳形成一年，人凭刑罚和德政形成治理，所以即使圣人执政，也不能偏用其中一方。所以德政用得多、刑罚用得少的是五帝；刑罚和德政各用一半的是三王；刑罚用得多、德政用得少的是五霸；完全使用刑罚而强盛一时最终灭亡的是秦国。君主想要治理国家，既然已经懂得专门掌握刑德的权柄，那么职位一定要与德行相称，俸禄一定要与功劳相称，官职一定要与才能相称：这三件事，是治乱的根本。职位与德行相称，贤者就居于上位，不肖者就居于下位；俸禄与功劳相称，有功劳的人受到劝勉，无功劳的人受到激励。（此处有脱文。）从来没有国家永远安治，也没有国家永远混乱；愿意治理的就能治理，不愿意治理的就会混乱。后代国家中的士人和百姓，也是前代已有的；前代有的，后代也同样有。可是禹独能使天下安定，幽王、厉王独能使天下危险：这并不是天地不同、人民不同，而是愿意治理与不愿意治理的差别。吴坂的马，庸人驾驭缰辔，就成为疲弱的马；伯乐执掌缰辔，就成为良骥，并不是马发生了不同，教导人民也是这样。所以遇到禹、汤，人民就成为良民；遭逢桀、纣，人民就成为凶顽之民，这是治理造成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责怪百姓，而把罪责归于自己；不责备下属，而从自身寻求原因。《传》说：‘禹、汤归罪于自己，所以他们的兴盛迅速；桀、纣归罪于他人，所以他们的灭亡突然。’由此说来，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詹何说：‘从未听说自身得到治理而国家却混乱的。像詹何这样的人，可以说懂得治理的根本了。’（《群书治要》） ◇政务

译凡是官吏对于君主、百姓对于官吏，没有不听从他们的言语而以他们的行为为准则的。因此，治理政务的关键在于端正自身；自身在这里端正，百姓就会在那里响应。《诗》说：‘你的教导端正了，百姓都来效法。’所以叶公问政，孔子回答说：‘您带头走正道，谁敢不正？’又说：‘如果端正自身，对于从事政务还有什么困难？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端正别人？’所以君子治理政务，以端正自己为先，以教导和禁令为次。如果君主在上面端正，官吏就不敢在下面邪曲；官吏在下面端正，百姓就不敢在乡野偏邪。国家没有倾覆君主，朝廷没有邪曲官吏，民间没有偏邪百姓，却有政务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凡是政务的关键，关键在于节制事务。上面节制事务，下面百姓就有余力；下面有余力，百姓就不会有争讼。（此处疑有误。）百姓没有争讼，政务就能无为而治，教化不用言说也能实行了。（《群书治要》） ◇节制欲望 人一出生就有情感，情感发作就成为欲望；外物显现在外，情感就在内心受到触动。外物感动人的作用没有穷尽，人的欲望也没有止境：这就是外物一来，人便被它改变。人被改变，就是灭失天理。欲望达到无穷，去追求难以穷尽的外物，即使有圣贤的资质，也很少有不衰败的。因此修身治国的关键，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传》说：‘欲望不可放纵。’纵观那些拥有家庭和国家的人，他们获得成功，无不以俭约为阶梯；他们失去成功，无不由于奢侈。俭约就是节制欲望，奢侈就是放纵情感。放纵情感的危险，节制欲望的安定。尧、舜居住的宫室，台阶只有三等；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禹使宫室低矮，饮食简薄。这几位帝王并不是没有情欲，而是节俭到了极点。所以他们从百姓那里征取的赋税很少，使百姓耗费的力量也少；他们培育万物很广，兴利的功效也深厚。因此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国家积聚丰饶，万物生长顺遂，并以仁义兴盛而使四海安定。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有所失误的，很少。’况且完全闭塞情感、没有欲望，是最高的境界；不能做到完全闭塞而能消除欲望，是次一等。从前帝舜把黄金藏在峭岩之山，把珠玉投入深川之底；后来仪狄献上美酒，禹却喜欢它，于是疏远仪狄，完全断绝美酒。这就是能够使情感闭塞而达到无欲的例子。楚文王喜爱妇人而荒废朝政，喜欢打猎而忘记归来，于是放逐丹姬，杀死如黄；后来共王攻破陈国而得到夏姬，她有倾国的美色，楚王把她纳入宫中，听从巫臣的劝谏，毁坏后墙把她送出宫去；这就是不能闭塞情欲，却能抑制并消除情欲的例子。既然不能闭塞情欲，只要能够抑制并消除它，也就可以了。所以舜、禹的德行巍巍然被称为圣人，楚文王能够任用朝臣治理邻国，共王最终谥号为‘恭’。（《群书治要》） ◇慎重刑罚 刑罚的创设，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圣人用它来治理，乱世之人却用它来灭亡。因此古代帝王无不对刑罚详慎对待，因为人的性命最为重要，人死不能复生，判决一经作出也不能重新连接。尧、舜的明智，尚且特别忧虑刑罚。所以后来的圣人制定法律，设置三槐之吏，设立肺石、嘉石以接受讯问，然而仍然要反复三次告诫。（原误作‘判’，据《御览》改。）众人都说‘可以杀’，然后才杀；罪行如果有疑问，就从轻处理。这大概是慎刑到了极点。因此如果审慎，死者不会怨恨，生者不会愤怒；怨愤不发生，灾害就不会产生；灾害不产生，就是太平之治。所以圣明的君主施用刑罚，审慎而后实行，必定希望百姓犯罪的少、畏惧刑罚的多。使刑罚彰明而达到无刑可用，善于杀伐而达到不必杀伐，说的就是这个。昏暗混乱的君主为什么越是繁密地使

译用刑罚，犯罪的人反而越多，被杀的人越多，轻慢刑罚的人反而更厉害呢？是因为使用刑罚不审慎，执行法令又不能始终如一。不审慎，罪罚就不相称；罪罚不相称，该死的反而活下来；执行不能一贯，法令就会有所亏损；法令有所亏损，刑罚就不能公平一致。丧失这两点，即使每天使用五刑，百姓仍然会轻易触犯它。因此混乱时代的刑罚，是用刑罚制造刑罚；厌恶杀戮的杀戮，反而以杀戮招致更多杀戮。说的就是这个。（《群书治要》） ◇用兵要领 太古初年，百姓刚刚有了知识便发生分争；有了分争便结成群体；结成群体后，聪明的人成为他们的君长；君长建立后，战争就兴起了。战争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即使圣明的帝王也不能废除它，只是使用它必须有道。所以黄帝在阪泉作战，尧讨伐欢兜，舜征伐有苗，夏禹、殷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都使用军队攻伐，以取得天下。（《御览》二百七十一） 圣人用兵，是要使万物获利，不是要伤害万物；是要挽救将亡者，不是要使存有者陷入危险。所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使用它。然而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兵器是凶器，不希望人们喜好使用它，所以制定法律留给后世；任命将领、出兵作战，即使战胜敌人返回，也仍然按照丧礼对待，以表明并不以战争为乐。因此说：喜好战争的会灭亡，忘记战争的会陷入危险；既不喜好战争、也不忘记战争的，才是天下的王者。用兵的关键在于修治政事，修治政事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在于给百姓以利益，给百姓利益的关键在于用仁爱护他们、用义理治理他们。所以六匹马不协调，造父也不能驾车走远；臣民不归附，商汤、周武也不能建立功业。因此用兵的关键在于得到众人；得到众人，就是善政；善政就是体恤百姓的忧患，除去百姓的祸害。所以内政治理得好，外部军队就强大。纵观古今用兵失败，并不在击鼓出战的当天，而是因为民心离散，平日的行为早已预先导致失败；用兵取胜，也不在列阵交战的早晨，而是因为民心亲附，平日的行为早已预先造成胜利。所以效法上天的道，履行大地的德，尽全人众的和谐，使君臣和睦、上下同心，不必使用盟誓，不必施行赏罚，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异俗之中折服凶邪；这是帝王之兵。以德作为士卒的根本，以威势作为辅助；修行仁义，施行和乐亲善的政令；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使国家富足、百姓丰饶；赏罚分明，约誓诚信；百姓乐意为此而死，将领乐意为此而亡；军队不越过国境，旅众不踏入战场，敌人却叩头归服；这是王者之兵。（《群书治要》） 篇名各有缺失，应当是《择将》。事情的安危，实际上取决于将领，所以说将领不懂用兵，就等于把他的君主交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就等于把他的国家交给敌人。然而选择将领的人，不致力于寻求他的谋略，却先考察他的勇气；不取用威严刚强的人，却任用软弱迟缓的人；这就是所谓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从前霸王之间交战，谋略贵在神妙而取胜，所以说上等的用兵是攻伐谋略，而不是直接交战取胜。吴起面对战阵时，即使不携带剑也能作战；项羽起初学习剑术，后来学习兵法谋略。这说明勇力不能单独使用，何况连勇力也没有呢？太公誓师时，迟到的人要斩首。所以说，手执鼓槌站在军门那里，便有不可侵犯的威严。严厉，所以能够推行法令；有威势，所以能够彰明命令。如今选择将领，应当参考往古的标准，结合当时的法度；选得壮健有才的人来承担责任。这就像坐在车上驾驭骐骥，不劳自身而能到达千里。古代评论将领的人说，一个人长于谋略，就用抵御敌人的事情考核他；善于治理军队，就用政务考察他；勇于奋勇攻击，就用战斗责成他。如

译果没有这三种才能，就不能把境外的职任交给他，也不能把国家安危的事情托付给他。（以上五条，均见《御览》二百七十三） ◇精选骑兵

译骑兵，是军队的锋刃和精锐。面对敌人时便冲锋陷阵、突破坚固防线；退却时又像鹗鸟俯冲、鹰隼搏击；前进必如闪电发出，离去必如疾风掠过。（《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十七） ◇辨别才能 商鞅、申不害、韩非这类人的才能，崇尚诡诈，专力实行苛刻严酷，废弃礼义教化，任用刑名之术，不以古代为师，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这样的人，是伊尹、周公、召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尊崇君主、贬抑臣下，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能够守法持术，这些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到了汉朝兴起，有甯成、郅都这一类人，承袭商鞅、韩非的治理，只以杀伐残暴为能事，顺从君主的心意，窥测旨意而行动，迎合时势、追逐利益，敢于实行导致祸败的事情；这又是商鞅、韩非的罪人。然而他们能够压制豪强、抚恤孤弱，约束自己、禁止奸邪，背弃私情而树立公义，也还有可取之处。至于后世所谓有才能的人，竟然触犯公家的法令，投奔私门的势力，废弃百姓的事务，专心应付人情；处理繁杂事务只求临时巧辩，只要使官府没有被谴责和负罪的牵累，却不顾下层百姓呼号的冤屈，这又是申不害、韩非、甯成、郅都的罪人。然而世俗仍然共同称说他们有才能，执政者选用他们也不停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贵势挟持，又得到社会人士称誉；听信声名而任用的人多，考察事实、审定才能的人少，所以使有能无能的区别无法确定。判定县令、县长才能的，是郡守、国相；判定郡守、国相才能的，是州牧、刺史。然而刺史一类人未必能够考核评议才能高下，也未必能够端正公平。有时把事情交给下级官吏，听信浮泛的声誉；有时接受亲戚党羽和贵势人物的托请。他们整顿驿舍，等待迎接宾客，听从请托，供给私人的要求，于是路上的人便说他们有才能。治理政务把威严放在首位，办事只求迎合时势、临机取巧，窥伺上官的意旨，恭敬顺从监察官的教令和期限命令，无所不应。（此处有脱文。）他们降低身分接待前来求见的人，违法来满足对方要求，希望人情事务没有不顺从的，游说言谈没有不采用的，于是寄居游走、裹幅巾的士人便说他们有才能。有这三种人替他们传播声誉，这就是听信声名的人容易受迷惑、才能高下无法确定的原因。（《群书治要》） ◇尊重嫡子 凡是光耀祖先、安定宗庙、传承国土、使百姓获利，都在于确立继承人、承继世系。承继世系的道理，没有比尊重嫡子、区别庶子更重要的。因此圣人制定礼制，尊贵嫡子，使他们的服饰和礼数不同，所受宠爱和爵秩有别，用来统一群臣百姓的希望，堵塞变乱争夺的道路，杜绝邪心、防患于未萌，深思固本强基。纵观前代，后妻地位卑贱而侄女、媵妾反而尊贵，太子地位卑下而庶子反而尊贵，无不引起争斗混乱，以至于危亡。所以周国有子带之乱，齐国有无知之祸，晋国有庄伯之患，卫国有州吁篡位。因此《传》说：‘并立两位王后、并列两个嫡子，使两种政权如同两个国家，是混乱的根本。’（《群书治要》） ◇谏诤 谏诤，是把君主引入正道、纠正偏曲和错误、挽救君上过失的手段。君上如果有错误却没有人挽救，就会危害政事；危害政事，就会危及治国之道。所以说，遇到危险却不扶持，跌倒却不搀扶，那还要辅助者做什么？扶持君主的办法，没有超过进谏的。因此，儿子一味听从父亲命令，不能算孝；臣子如果只知顺从，也不能算忠。所以国家将要兴盛时，最可贵的是有能进谏的臣子；家庭将要兴盛时，最可贵的是有能进谏的儿子。如果只是借物讽喻，话说得隐约而不切直，不切直就不能使人改正；只有正直的劝谏、直截的劝谏，才可以补救缺失。《诗》说：‘王室职事有缺失，仲山甫来补救。’对柔弱者不吞食，对刚强者也不吐弃，这就是正谏。《易》说：‘王臣进谏，言语謇謇。’《传》说：‘直言争辩者昌盛。’这就是直谏。然而使人不悦、违逆人的意愿，改变人的情感，压抑人的欲望；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为谏诤。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会因此产生怨隙；何况臣下对于君主，存在天地般悬殊的差别，没有亲戚的关系，以极卑贱的身分面对极尊贵的身分，以极疏远的关系接近最亲近的人，怎么会容易呢？厌恶死亡而喜欢生存，羞耻困顿受辱而喜欢荣华富贵，即使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这些，何况士人君子呢？如今正直说话、直言进谏，就接近死亡和受辱而远离荣华富贵，人的感情有什么喜欢这样做的呢？这只是想要忠于君主罢了。不能进谏，君主就危险；坚持进谏，自身就危险。贤人君子不忍心看着君上陷入危险，也不顾惜自身的危险。因此承受危险受辱的灾祸，触犯君主的逆鳞，到了获罪时也不逃避，这就是忠，这就是义！深入思考进谏之士的事情，就知道进谏是多么困难了。（《群书治要》） ◇疏通壅塞 君主被左右近臣壅蔽控制，就会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长期看不见、听不到，必然会导致混乱正道。因此国家有壅蔽君主的臣子，祸患很快就会逼近邻国。臣下想要壅蔽自己的君主，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这种人，为什么呢？因为壅蔽君主对他们有利。壅蔽之后，他们便能独占宠爱，独揽威权，这正是臣下日夜祈求的事情。臣下壅蔽君主，手段微妙而巧诈；君主处于被壅蔽之中时，自己并不知道，直到国家灭亡失败以后才后悔。君主的职责，在于疏通壅塞；疏通壅塞的关键，在于让下情得以上达；让下情上达的办法，在于广泛听取；广泛听取的意义，是不论贵贱、同异，奴仆、童仆、牧人、养马人，都能得以上达。这样，君主所听见、看见的就广；所听见、看见的广，即使有人想壅蔽君主，也做不到。君主的好恶不可显露在外；好恶显露在外，臣妾就会利用君主的好恶来进行壅蔽控制。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意向，否则就会成为臣下的诱饵。从前晋公喜欢女色，骊姬便利用美色来壅蔽他；吴王喜欢扩大土地，太宰便用讨伐来壅蔽他；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便蒸煮自己的儿子来迎合他。后来薛公进献美玉耳饰来劝说立后，龙阳君临水垂钓时施展微妙诈术来壅蔽控制自己的君主；这种深沉隐蔽、无端发生的手段，实在可怕。

译古今亡国的很多，都是由于在帷幄之内受到壅蔽，在谄媚奉承的言语中沉溺。秦二世尤其严重。赵高看见二世喜欢淫游享乐、荒废政事，便趁机说：‘帝王尊贵而拥有天下，最可贵的就是能够放纵欲望、任意行事，尊严如同神明，当然可以让人听见，却不可以让人看见。’于是赵高专权并欺骗蒙蔽二世。二世在望夷宫被杀，临死才知道被壅蔽的祸害，后悔也来不及了，难道不可悲吗？（《群书治要》） ◇赞颂祥瑞 创作赞颂祥瑞的文章，是为了昭明叙述功勋德行，追思歌咏政治恩惠，这大概是《诗经》‘颂’体的末流，应该由上位者倡导兴起，而不应专由下位者创作。考察世代的事迹。（旧校说，疑有误字。）确实有功绩，恩惠施加于百姓，遗留下的爱意流传于民众，就应当向国家请示，把它记录在史官那里，载入竹帛；向上彰显君主的德行，向下宣扬臣吏的忠诚。如果言语不值得记载，事情不值得叙述，却把空虚说成充实，把没有说成有，这是圣人所痛恨、庶几之士所羞耻的。（《群书治要》） ◇铭文与诔文 近世的富贵之人，乘着时势攀附权贵，爵位靠贿赂取得，官职靠行贿形成。他们看重常侍、黄门和宾客借来的势力，以此使公卿、州牧、太守在各地执政；没有清明惠民的政绩，却有贪暴残害的祸患；做臣子没有忠诚的行为，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过，背弃正道、趋向邪恶，依附下位者而欺罔百姓。这本应受到法律制裁、被流放抛弃。然而他们的门生故吏却聚集财货，刻石记功，称颂其功勋德行，说上可比伊尹、周公，下则超过管仲、晏婴，远处追比子产、叔豹，近处胜过黄霸、邵信臣；权势重的人就称美，财富多的人就写得华丽。后人接踵而来，称这种行为为义，表面像是在赞美善人，内心却是在为自己发迹；上下互相效法，争相把它当作荣耀。其流弊竟到了这种地步：欺骗炫耀当时，贻误后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况且活人用爵禄赏赐，死者用诔文和谥号荣耀，都是君主的权柄，汉代却不加禁止！使私人的称誉与王命争相流传，臣子和君上都任意使用，善恶没有章法，得失没有效验，难道不是错误吗？（《群书治要》） ◇序文的写作 著书立说，是想要阐明弘扬大道，叙述彰明圣人教化，推演事理，穷尽人情事类，记录正确、贬斥错误，使之成为法式；使当时可以实行，后世可以修治。古代富贵而姓名被轻视、废弃、消灭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只有篇章论述卓异的人，才能不朽。能在百代之前振扬声名，在千载之后流传声誉，是因为阅读它的人得到益处，听闻它的人有所觉悟。难道只是辗转模仿，虚浮地写作书论、空谈浮说，却没有任何损益吗？世俗之人不懂得制作合乎礼义的文章，却专门追求浮泛过度的言辞，不保存有益的道理，这是错误的。因此作者不崇尚辞藻华丽，而重视其中是否保存大道；不喜爱机巧聪慧，而厌恶它伤害义理。所以那些用小聪明破坏大道、狂妄简慢的人，文采斐然却只成浮文，都是圣人所痛恨的。（《群书治要》） ◇以下篇名均有缺失 赏赐，是用来使下属喜悦、役使众人的。（《北堂书钞》十九） 学习，是人的脂粉装饰。（《北堂书钞》八十三） 斟酒的快慢，会使人失意。（《文选》鲍照《结客少年场行》注） 遭遇顺逆是命运，善与不善则在于人。（《文选·辨命论》注） 责备别人容易，即使一个贤人也很少没有过错；处理困难的事情却有很多人，即使有九个舜也还会混乱。（《初学记》九） 贤与愚的差别，就像葵与苋的差别一样，怎么会不知道它们的本质呢？如果像莠草那样似乎像禾苗，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也就是表面像贤人而实际并不贤。（《长短经·知人》） 帝王之君历代相继，没有不羡慕霸王任用贤人、厌恶亡国者失去士人的。然而他们仍然任用凶恶愚昧的人，接连导致败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选取人才不寻求与道相合，却只寻求与自己相合。（《长短经·知人》） 桀、纣使用刑罚，有的把人的肌肉制成肉干和肉酱，有的剖开割裂人的心腹，终于使叛逆者众多，最终因此倾覆危亡；这是因为没有把仁义作为根本。所以说，仁是法令的宽恕，义是法令的决断。（《长短经·政体》） 有君主喜欢睡卧，就刺他的手掌。（《御览》三百七十；又六百十一作‘有读书疲倦而刺其掌’。考察《荀子·劝学篇》说：‘有个孩子厌恶睡卧，最终刺伤自己的手掌，可以说能够自我忍耐了。’） 水总会有波纹，钓鱼总会有磨损，我想改变它，却又能怎么办呢！这是说事物一发动，祸患的端倪便显露；形迹一出现，踪迹便已经彰明。（《御览》八百三十四） 钓大鱼时，不让婴儿轻易预先参与，并不是因为不亲爱他，而是因为他的力量不能胜任。（《御览》八百三十四引《桓范世论》；考察《桓子新论》有此语，桓范大概是承袭它。） 灵帝设置西园的府邸，卖爵位，称作‘礼钱’。钱堆积得像房屋一样，用泥封好并涂漆书写。（《御览》八百三十六） 学习不勤奋，就不能懂得道理；耕作不用力，就得不到粮食。（《御览》八百三十七） 朝鲜的马，披着鬃毛、善于啮咬；能够使它成为骐骥，是由于训练的缘故。（《御览》八百九十七） 卷三十八·魏三十八 ◎缪袭 缪袭字熙伯，是东海人。被征召到御史大夫府任职，历经魏国四位君主，官至散骑常侍，转任尚书、光禄勋。有《列女传赞》一卷，文集五卷。◇喜霁赋 感叹四时本来应当均分啊，为什么阴阳却不能均衡？夏至时草木开始萌发啊，有时却因旱灾干枯而持续十天。麦子已经成熟将要收获啊，接着却遇到积水成川。怎能忍心看下民陷于昏昧困苦啊，把嘉谷抛弃在田野中。那高远的苍天啊，广大厚重的后土，养育我们的百姓啊，降下了这样的福祉。既然曾在辰星、角宿之间显示光辉啊，又用九凤再次施加劝勉。为什么灾异变化无常啊，竟然连祭祀用的黍稷也不顾惜。看着唐尧时代的洪水啊，惆怅失意而长久怀想；直到日落黄昏还不能入睡啊，想着等到天明独自悲哀。白日时时浩荡明亮啊，云气涌动而交相回旋。雷声隐隐震响啊，雨声淅沥而又震聋耳朵。察看长河水流潺潺啊，仿佛龙门还没有开启。幸赖我君主圣明啊，独自能够亲身承担并归罪于己。发出一句话便感动神灵啊，百姓若没有粮食还能依靠什么？感叹上天鉴察迅速啊，仍如声响和回声那样尚未显明。浓密的乌云向东而去啊，和煦的南风扇动着飞翔。苍穹明亮地显出颜色啊，羲和灿烂地播扬光芒。农夫欣喜地收敛水流，田野间已经耕作于疆界。（《初学记》二《霁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