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羊欣

译◎羊希 羊希，字泰闻，是羊玄保哥哥的儿子。孝建初年，任尚书左丞。大明末年，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征虏司马、黄门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任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后来降为横野将军，被他的属下晋康太守刘思道杀死，追赠辅国将军。奏劾谢沈 山阴县令谢沈，母亲去世的服丧期尚未结束，却常穿着青绛色的衲衣和两裆，请求免去谢沈此前担任的官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北征上计 在本月十二日进入泗口，沿途砍伐沙草、开挖沟渠，日夜不停；每天只能行进十多里，有时只有七八里。参与议论陆澄所提出的皇弟休清服丧礼制 不久，陆澄的议论既然没有明确列举前例，就不应作为依据。按《礼》说：儿子不为父亲服殇服，臣子不为君主服殇服；君主和父亲最为尊贵，臣子和儿子的恩义深重，不能因为年幼就降低服制。又说：尊贵地位相同，就为他服与亲属相同的丧服。推究这段话的意义，旁系亲属自然应当服殇服，只有臣子和儿子的关系不服殇服。议论删改山林川泽旧有禁令 壬辰年制定的禁令十分严苛，既然难以遵行，按理也应随着时势而放宽。然而占据山林、封锁水泽的现象逐渐滋长，彼此沿袭，便成为祖传产业；如果一下子全部废除，很容易引起叹息和怨恨。现在重新删改，制定五条法令：凡是山林水泽，过去一向经营种植竹木杂果、培育成林的，以及陂湖江海中设置鱼梁、鱼场，长期加以修治经营的，允许不予追夺。[原文“常加功修作者”前有疑似乱码，句意或有缺损。]官品第一、第二品，允许占有山地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以及百姓，一顷。都要依照规定的等级，逐条登记在资簿上。如果先前已经占有山地，不得再占；原先占有的数量不足，可以按限额补足。如果不属于前面所说的旧有产业，一概不得禁止。有人违反，水土面积达到一尺以上的，一并计入赃物，依照通常盗窃律令论罪。停止废除咸康二年壬辰年的旧法。给孙诜的信，称赞陆法真 您的同僚中，似乎有一位姓陆的录事。此人是东南一带的名士，又是张玄的外孙，持身极为清正，很有志向和操守；年纪大而官位低，操守却始终不衰。我想他早晚会同您相互倾诉心意。刘少府 刘某，失去了他的名字，官职是少府。按：元嘉年间有刘兴祖，由少府升任青州刺史；《前废帝纪》中有少府刘胜之，《南史》作刘蒙之，不知究竟是哪一人。

译答何衡阳书 恭敬地读到您高明的论说，言辞恳切而证据充分；您所说的那位高人，确实难以应答。不过，如来穷尽事理、推究本性，因感应而创立教法，所以五种善行需要启发，便设置戒律；六种蔽障等待破除，便用般若加以照察。以十善熏陶人心，以无漏法净化身心，最终达到解脱，直到菩提而止。这大概就是只明白末端而不昧于根本的道理吧。孔子以达到孝道为要务，于是仁德遍及四海；释迦以大慈悲为首要，于是教化遍及五道。引导众生的途径，难道不是归于冥合吗？只是粗浅和精深终究各有不同罢了。凡是阅读《般若》诸经的人，并不因其中没有孔子而感到疑惑，为什么偏偏诵读孔子的书，却要说孔子有被弃置的话呢？连龙鬼那样浅陋的存在尚且能被圣人感化而来，经过诱导扶助便能获得信心，难道只有末世之人才不行吗？您依据现世可以看见的教法，来诘问三世因果的辨析；至于说它奢侈迂阔、奇怪荒诞，本来就不必多说。假如承认因果不差，就如同形体和影子相随，征验和结果彼此相应，如同合符。日月的运行、幽明之间的征信、水火的下降和升腾、风云的形成，都是先有原因而后有结果，不超出感应召致的规律。所以缘分具备时，镜子能映出水影；缘分消失时，燧石也不能招来火。一切事物，都从因缘而生灭。比如鹅被人捕杀，肉味登上俎鼎；燕子得到赦免，就不必取用盐梅。所以，鹅被人杀死，就像虫子死在燕子口中；鹅和虫子现世便遭受果报，人和燕子则在未来受报。果报由身、口、意三业造成，而业报有迟有速。人如果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便会在王庭受到表彰。对君主和父母有将要加害之心，加害就一定会被诛杀，这就是现世报应迅速、明显可见可闻的情形。又如有人忠诚而被视为美德，却被剖心沉入深渊；有人劫掠杀戮，却侥幸逃脱，这就是后世报应虽然迟缓，却疏而不漏。善恶之业，没有不受报的；只是过去和未来不是耳目能够得到的，所以相信它的人少，而否定它的人多。戒律清净，能够洗涤尘垢、开启智慧；中原之人不去思考，反而说这是隐蔽的陷阱，并不是我没有谋略，而是秦国不肯采用。劝人行善，这话确实正确。不过，权宜之道所说的，是实际情形，并非假设。因此周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是权宜之道；周室的嫡长子不一定成为君王，姬发却有天命；礼制只是疏略的制度，事理本来应当依据实际；伯邑考被废、武王被立，是事实。各种做法都依据实际，德与权相互归结；若不是大智慧的人，谁能预先明白其中的道理？佛经所说的善巧方便，也是如此。人一出生便要杀生，是本性的欲望；饮兽血、披兽皮，已是上皇时代的事了。圣人除去杀生，并不是教人杀生。只是民众受到的教化还没有完成，教化应当逐步减少杀生。即使将要享用三牲，尊贵地进献厚重的宾礼，但商汤仍然网开一面，孔子垂钓而不撒网，《诗经》赞美五种美德，《礼》又不亲自实行杀生之事。由此看来，创制这些礼法的本意就可以明白了。如今能够忍住不吃肉，确实已经有慈悲之心了。如果把这种不忍之心推及视听所不能达到的范围，对眼前所见、耳中所闻的一切都同样不食，那就达到极致了，达到极致了！[原文“▯藉来谇”疑有脱讹，含义不明。]我姑且借来粗浅的见解，来申述管窥之见；真实之相本来无言，一旦用语言表达就成了戏论。既然我不自以为是，想来您也不会认同我的说法。至于您高明的譬喻，请等待诸位君子来评定。何承天 何承天，东海郯县人，是徐广姐姐的儿子。隆安末年，南蛮校尉桓伟引荐他为参军，不久解除职务。义旗建立后，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他为辅国参军，授任浏阳县令，不久回到京都。抚军刘毅镇守姑孰时，以檄书任命他为参军，出任宛陵县令；赵忄炎任寻阳太守时，请他担任司马，不久离职。武帝任太尉时，任命他为参军，授任太学博士；调任世子征虏参军，转任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县令。宋台建立后，召任尚书祠部郎；永初末年，补任南台治书侍御史。谢晦镇守江陵时，请他担任南蛮长史；随着府署调动，转任卫军谘议参军，兼领记室。谢晦被诛后，他代理南蛮府事务；不久任到彦之的右军录事，入朝补任尚书殿中郎，兼左丞，领国子博士，升任御史中丞，因事获罪而以白衣身份领职。元嘉二十四年，又因泄露密旨获罪免官，去世时七十八岁。有《礼论》三百卷，文集三十二卷。木瓜赋 赞美中洲的美好树木，显现出娴静妍丽的姿态；扎下灵异的根，孕育出秀美的枝叶，迎着朝阳倾斜而立，散发光辉。高高拔起的丛生枝条舒缓伸展，铺展开青翠而繁茂的叶子。这棵树生长在树林中，也超出同类而独自美好；正当花朵盛开时，果实也繁茂，和沙棠相比同样光彩夺目。大厦正在兴建时，却惭愧自己枝干细弱而弯曲。难道要隐藏朴拙来侥幸保全自己吗？本来就是想显露才能，却没有得到施展；离开众多功用反而获得安宁，于是永远端正自身来砥砺操守。愿美人把木瓜投赠给我，希望彼此同心归依，以寄托友好之情。回顾《卫风》中所珍爱的木瓜，即使以琼琚相报，也仍不足以报答。代谢晦奉表自陈 臣凭借幸运的际遇，蒙受武皇帝非同寻常的恩宠，在朝廷之外治理政事，在内廷参与帷幄谋划，经营治理艰难险阻，辅佐赞助王业，参与建立国命的功勋，接受封赏土地山河。先帝身体不适时，臣宣扬传达遗命；臣与已故司徒臣徐羡之、左光禄大夫臣傅亮、征北将军臣檀道济等人，一同登上御床，跪受遗诏，承接遗言，托付后事。臣虽然平庸浅陋，却感念恩德而自我勉励，送别先帝、侍奉新君，诚心贯通幽明。及至营阳王刘义符失德，自行断绝于宗庙，朝廷内外危急，祸患将至；忠诚谋划彼此协同，为国舍弃自身，扶助陛下登临圣朝，使皇位焕然一新。陛下乘驿传顺流而来，竟然没有丝毫疑虑；临朝之后勤勉不倦，还提高我们的封爵。这说明臣等的赤诚之心已经明白地呈现在上天的鉴察之下，远近万国也都通晓圣上的旨意。假如臣等想要专擅权力，不顾国家法典，就应当辅佐幼主，背弃天日；哪里还会白白住在馆舍七十天，仰望陛下的鸾旗呢？所以庐陵王在营阳王时期屡遭猜疑嫌弃，积累怨恨而冒犯君上，最终自取非命。上天保佑圣明之德，恰逢昌盛的时运；如果不废黜旧主，又怎么能够兴立新君？成全他人美德，是《春秋》所推崇的高义；把皇帝安置在清静的馆舍，是臣子职责所在。耿▯尚且不把叛贼留给君主和父亲，臣又怎么会辜负宋室呢？何况祸衅由兄弟内讧而结成，灾祸因畏惧逼迫而造成；天下人的耳目都看见听见了这些事情，难道还能欺骗他们吗？

译臣有幸担任藩镇职务，至诚而不懈怠；政事无论大小，都一定先上报请示。整顿各部蛮民，清理平定境内；分别留下弟弟和侄子，让他们侍奉殿省。陛下又遵循先帝遗志，以婚姻加深关系；年幼的孩子也蒙受召见，臣进献女儿、送子入朝，全家相送。侍奉君主的道义，到这里已经尽到了。臣徐羡之总揽百官事务，辅佐三代君主；年老请求退职，多次上表，陛下以优厚诏旨慰留，却始终没有允许他退下。臣傅亮掌管诏令文书，早晚恭谨勤勉，一心守持善道，至死不改。这些都是皇宋的宗室重臣、社稷的镇守卫士，却被谗言之人倾覆，妄自制造国家祸衅，天威震怒，施以极刑，并牵连臣的家门，一同遭受灭族之祸。虽然还不知道臣檀道济的生死，按理推究此事，也不可能独自幸免。先帝临终托付的重臣、辅佐新君的功臣，都毁灭在奸佞手中；忠贞不顾自身的辅弼，也未能免于夷灭之诛。陛下正值壮年，刚开始总理万机，还不能完全洞察民情真伪。王弘兄弟轻浮躁进，王华猜忌残忍，图谋操弄威权，先除掉执政大臣，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天下人无论知情与否，谁不为此痛心、愤恨呢？臣等侍奉先帝，已将近二十年，小心谨慎，没有丝毫过失；刚刚侍奉陛下，却遭受这样的罪责。如果不是先帝识人有误，就是陛下没有察知臣等的愚诚。臣去年年底出使返回时，得到朝廷官员和殿省诸将的书信，都说嫌隙已经形成，必然会有今天这样的事。臣推诚仰望陛下，绝无二心，却没有料到奸邪暗中构成祸乱；局势虽然有理可据，却难以依靠，忠贤陨落朝廷，愚臣又受到袭击。到彦之、萧欣等人在附近道路上。过去白公胜声称作乱，诸梁国人戴上武器铠甲；奸恶之人在朝廷，赵鞅便入境征伐。臣与国家休戚相关，又身居分陕之任，难道能在国家倾覆时不扶持它，从而辜负先帝遗旨吗？于是臣率领将士，修治船只铠甲，等待他们自行送上门来，便挥袖出击讨伐。如果上天保佑大宋，预卜国运世代长久，义师能够振作，在中流肃清祸乱，臣就应当乘船东下，诛杀这三个奸竖，申明冤屈和耻辱，向朝廷谢罪；即使俯身赴汤镬，心中也没有遗憾。伏愿陛下向远处追念永初年间的托付旨意，向近处记取元嘉年间奉戴陛下的诚心，那么微臣的赤诚，仍然可以得到察知。面对这篇表章，臣悲愤哽咽，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情。又按《南史·庾登之传》，何承天替谢晦撰写表章，其中有“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的话；如今这篇表章中也有这句话。

译又代谢晦上表 臣听说凶恶奸邪会败坏国家，这是前代已经形成的祸患；谗佞小人扰乱朝廷，在不同朝代造成的祸害也相同。因此赵高假传诏命、逼迫君主，秦氏因此倾覆；董卓成为祸乱的阶梯，汉朝国运也因此覆亡。即使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光明照临四方，也不能使这种祸害的苗头永远不发生。奸臣王弘等人暗中玩弄权威，制造祸乱，又同弟弟王华内外呼应，共同作恶，嫉妒残害忠贤，图谋非分的愿望。因此已故司徒臣徐羡之、左光禄大夫臣傅亮横遭酷刑，并牵连臣的家门。虽然还不知道征北将军臣檀道济的生死，也不容许他独自免祸。于是萧欣、到彦之等乘轻舟突然袭击，奸诈虚伪竟达到如此地步。徐羡之和傅亮，有的属于德高望重的老臣，与皇室结为姻亲；有的总掌文武大权，位列三公；檀道济担任上将，负责守卫疆域，他们都受到先朝礼遇，是一代的栋梁。臣从前因时势而有幸，过分蒙受先帝恩宠，在内参与政事，在外经略军旅，与徐羡之、傅亮等人一同受到先帝器重。既经历开创王业、协助成就大业，从最初创业直到禅让，臣的诚心虽然微薄，仍被记载在功劳簿上，并且都蒙受丹书铁券的誓约，各自接受土地山河的封赏，要使我们与宋室共同兴亡，流传无穷。等到先帝身体不豫，穆卜没有吉兆，召臣等四人一同登上御床，接受顾命和遗诏，把国家和家业托付给我们。臣仰承先帝遗旨，俯身竭尽辅弼之力，忠贞若不能奏效，便以死相期。但营阳王违背德行，自绝于上天，社稷危急，忧患在于托付；如果不废黜他，又将凭什么兴立新君？于是远考殷、汉旧事，拥立圣明之德。陛下顺流乘驿传而来，没有听信张武的疑虑；进入府第便如龙飞升，并未等待宋昌的议论。这正是君臣彼此信任，天人相合；九五之尊居于正位，教化显现于四海。徐羡之、傅亮在内廷赞助皇帝谋略，臣与檀道济在外分掌文武事务，普天下谁会说这样不合宜呢？于是臣蒙受恩宠授职，前来镇守此地，分别留下弟弟和侄子，侍奉台省。到任以来，前后已有三年；虽然身处远方，心中仍系念朝廷，事情无论大小，行动都先咨询请示，八州政务没有一件擅自决定，尊奉君上的心，足以贯通幽明。陛下追念先帝遗旨，又以婚姻加强关系，长子和世子也承蒙召见，所以去年送女儿、遣儿子入朝，全家一同南下；臣的赤诚如此，不知还有什么可惭愧的。然而凶恶狡诈之徒无端制造衅祸，徐羡之在内被诛，臣在外遭到征伐；回顾省察内心，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过。上天的听闻遥远，臣无由陈诉。王弘等既蒙受宠任，能够侍奉陛下左右，便自以为势力如狐鼠般专擅，情理上隔绝于熏灼和掘取之外。又因为陛下年纪尚轻，刚开始处理政事，他们想凭借恩宠势力凌驾他人，窥伺国家权力，亲自依附于磐▯寺，谋求为自己封殖势力。若不除掉臣等，他们就不能专擅权力，因此彼此结交谗佞，造成这场祸乱的根源。又想到王弘等人所构陷的罪名，应当以营阳王为名义，以庐陵王为罪过；还说臣等官位高、功劳相同，内外关系牢固。陛下相信他们厚重的外表，却忽略了他们的邪曲之心，三次来到陛下面前陈说，怎么能不暂时受到迷惑呢？臣私下反复寻思，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并不是为了自己。庐陵王的事情，不是旁人造成的；宫廷内部积累了祸衅，对外施行了叔段那样的惩罚，既然有主谋负责，臣又参与了什么呢？不过，庐陵王天性轻浮险诈，不够恭敬顺从；武皇临终时也有口头诏令。近来事情虽由营阳王发起，实际上并非国家祸乱。至于徐羡之、傅亮等人，与臣同心同体，内外都是心腹，只想竭力为皇家效命，尽忠报主。假如臣等稍有想要掌握权力、不是专为国家的意图，那么当初废黜营阳王时，陛下身在远方，武皇的儿子又年幼，只要拥立他发号施令，谁敢非议？可是臣等却逆流行船三千里，空置馆舍三个月，奉迎陛下车驾，以遵循周成王、周康王之道；这样的赤诚，很容易看得清楚。况且臣等侍奉先朝十七年，都身居显要，世人称道我们恭谨，没想到一旦之间竟遭此祸罚。周公那样的大贤，尚且有流言诽谤；伯奇那样至孝，也不能免于谗诉之祸。慈爱的父亲并非对仁德的儿子没有感情，明君难道会有意加害忠贞之臣吗？只是奸邪的构陷能够使人改变判断，势力足以撼动山岳，何况臣等精诚微薄，还希望求得信任吗？《诗经》不是说过：“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国；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陛下亲自阅览典籍，考察是非，对于祸衅萌芽的征兆，应当深入察看。臣私下害怕王室小则有皇甫之患，大则有阎乐之祸，早晚忧虑不安，仿佛失去了头颅。周王道逐渐衰微，齐桓公、晋文公尚且声称讨伐；君主身边的人扰乱国家，赵鞅便入朝诛讨。何况如今凶祸滔天，帝星受到逼迫，台辅大臣遭到灭族，州牧重臣倾覆陷落。臣的才能不如绛侯，却以安定汉室为职责；才能也有愧于博陆侯，却参与接受先帝遗旨。国家的灾难已经深重，家门的痛苦也同样深切。臣于是挑选部众、修治铠甲，军队驻扎在巴陵；萧欣困窘恐惧，望风奔逃。臣确实才能短浅，但为国而忘身；仰仗社稷的神灵，俯下身来激励义勇之气，将长驱如电，扫荡敌军，直入石头城，斩首剪除元凶，诛灭首恶，吊慰徐羡之、傅亮两位公卿的冤魂，抒发臣家门遭祸的悲痛。然后把自己交付司寇，甘愿赴汤镬；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伏愿陛下的德行合于乾元之道，治道与玄极相等，洞察灾祸发生没有缘由，明察忠贞正直自有根本；收回日月般的光明，发出霜电般的威势，在宗庙朝廷诛灭四凶，在绛阙悬示三监，申明二台并无罪过，昭示两蕃并无罪行，对上向祖宗谢罪，对下向百姓说明；派遣一名使者，赐下近在咫尺的书信，我便统率部众回军收旗，返回守护原任之地。等候经过的道路时机，随后再上表奏闻。（《宋书·谢晦传》。）

译◇上《元嘉历》表 臣天性愚钝懒惰，少有通晓了解之处。从幼年起，臣颇为喜好历法和算术，专心留意此事，一直到白头。臣已故舅父、前秘书监徐广，向来精通此事，著有过去的《七曜历》，常常记载其中的得失。从太和年间到太元末年，共四十多年。臣因逐年考核校验，到现在又过了四十年。因此其中疏密是否得当，全部都可以知晓了。天体圆极不断运行，日月五星循环运转，彼此离合、往来运行，虽然有一定的规律，但新旧交替相涉，自然会产生极细微的差错；日积月累，细小的偏差就会积累成显著的误差。因此《虞书》记载了恭敬顺应天道的法则，《周易》阐明了制定历法的训诫，意思是应当顺应天时来求得符合，而不是先求符合历法再用它来验证天象。汉代在清台综合观察天象，以黄昏和黎明时的中星来考察太阳所在的位置；太阳虽不可直接看见，但月亮盈满时发生月食，必定处在太阳正对的位置，依据月亮来推求太阳，就可以知道它运行所经过的星次。舍弃这种容易的方法而不采用，反而耗费心力去做困难的事情，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尧典》说：“白昼最长时，火星出现在南方，以此确定仲夏。”如今到了季夏，火星才出现在正南方。又说：“昼夜相等时，虚宿出现在南方，以此确定仲秋。”如今到了季秋，虚宿才出现在正南方。自那时以来二千七百多年，以中星来校验，已经相差二十七八度。那么尧时冬至的太阳位置，应当大约在须女十度。汉代的《太初历》把冬至定在牵牛初度，后汉《四分历》和魏《景初法》都定在斗二十一度。臣用月食来校验，《景初法》所定的今天冬至，应当在斗十七度。又因史官奉诏用土圭测量日影，考察校验冬至、夏至，误差有三天多。从历来累积的年份以及交州上报的数据来看，检验其增减变化，也都相互符合。这样看来，如今所定的冬至、夏至，并不是天道真正的冬至、夏至。天道的冬至，太阳已经在斗十三、十四度了。这就是十九年置七闰，所推算的数值仍有较大误差的原因。若再改历法、换章法，计算就会更加繁琐，应当随着时势不断改革，以求与天象相合。考察《后汉书·律历志》，春分的白昼较长，秋分的白昼较短，差距超过半刻。推究起来，春分、秋分都在冬至和夏至之间，却有昼夜长短之别，由此可知春分接近夏至，所以白昼较长；秋分接近冬至，所以白昼较短。杨伟没有领悟这一点，却把这种方法施用了。上《历表》说：“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各种历法计算，都还没有能够同时达到自己的精妙之处。” 为什么连这个也不明白，又怎么能这样说呢？因此臣重新制定《元嘉历》，以六百零八作为一纪，取其一半作为度法，以七十五作为室分，以建寅之月作为岁首，以雨水作为节气的起点，把各种历法中闰余为一的年份作为章首。冬至从原来所定的日期向前三日五时推算。太阳所在的位置，比旧法移动了四度。月亮还有迟速不齐的情况，合朔时发生日食，并不在朔日或望日，这也不是历法本来的意义。因此《元嘉历》都用盈缩来确定小余，以校正朔日、望日的日期。伏惟陛下诚信地遵循圣哲之道，先于天时而行动却不违背天道，辛勤操劳于各种政务，敬慎地辅佐宏大的事业，深入探究往代典籍中的思想，探寻前人未曾听闻的精妙旨意；穷尽神妙，通晓变化，没有什么不加以阅览。因此愚臣欣逢盛明之世，献上自己管窥所得。伏愿把臣所上《元嘉法》交给史官考察其疏密得失。如果其中有错误而仍有可取之处，希望多少能够补正缺漏谬误，以备万分之一。（《宋书·历志》中记载，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自撰写新法，于元嘉二十年上表，诏令交付外廷详细议论。） ◇奏请改制定时漏刻的箭 尚书省如今既然改用《元嘉历》，漏刻也与先前不同，应当一并改革。考察《景初历》，春分白昼较长，秋分白昼较短，历来沿用的漏刻制度，是冬至以后白昼漏刻的比例长于冬至以前。而且昼夜长短的增减，进退没有渐变，不仅是旧法不精确，也有各自传写错误的原因。如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各自依据准确的时点确定，那么冬至、夏至前后就不再有差异。应当重新增减旧有刻数，参照日影，删削订定为准则，改用二十五箭。请尚书台命令漏郎将考察验证后施行。（《宋书·历志》下。） ◇奏请弹劾博士顾雅等 尚书省下发文书说：海盐公主所生母亲蒋美人去世。海盐公主先前已经离婚，如今应当成服；现撰定仪注加以参详，应交给两学的礼官博士议论公主所穿丧服的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论说：如今既然一概采用士人的礼制，便应当同样穿齐衰，削去丧杖，系布带，穿粗布鞋；期服礼节完毕后，内心仍为母亲服丧三年。博士周野王又议论说：如今各位王和公主都采用士人的礼制。谯王、衡阳王为自己的生母太妃都服重丧，那么按照公主的情理，也应当在家服期服才恰当。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都同意顾雅的意见；何忄炎、王罗云二人同意周野王的意见。以上是所上报尚书台的案情。如今各位王虽实行士人的礼制，但这是施用于旁亲以及自己以下的亲属。至于受到帝王尊贵身份压抑的丧服，仍然完全依照古典。又在永初三年九月，符▯仪去世，广德三位公主因受到余尊压制，仍然服大功丧服。海盐公主亲身出自皇帝，按理应当上受至尊压制，怎么能任意服丧呢？尚书台依据经传正文，并援引事例，按照根本道理责问他们的过失。然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人坚持不肯屈服，反而声称自宋朝以来，皇子和藩王都没有受到压降，和士人一样，这已经写入旧例。缌麻、大功等丧服的制度，并不会因尚未亲身遭遇丧事而废除；如今却唯独在生母之事上贬降丧服，这是申明其轻的一面，反而夺去了其重的一面。夺去其重的一面，哪里是顺应人情的意思？尚书台恭敬地考察，本朝接受晋朝的统绪，凡是施行的制度，没有不向上考察礼文，同时兼采晋朝事例的。又在太元年间，晋恭帝当时还是皇子，为自己的生母陈氏服丧，戴练冠、穿缘饰丧服，这就是前代施行的旧例，也是谨慎依照礼文的做法。又广德三位公主为生母符修仪服大功丧服，这是受到先君余尊压制的情况。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为曹婕妤服丧，只穿麻衣，这是受到至尊压制的情况。博士既不依据古代，又不依照现今制度，背弃违背已经施行的事例，反而写出许多浮泛言辞来为自己辩护。还说什么五帝之时、三王末世，又说长子去掉斩衰，除去衤覃仗，都是古礼，不能完全适用于今世。博士即使再引用这些条文，也不能挽救其过失。又反过来责问尚书台说：藩国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情，这个道理出自哪部经书和典籍？臣考察，南谯、衡阳两位太妃都接受朝廷任命，作为藩国的小君，因此二王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服丧，怎么可以拿她们和美人相比？推究藩王能够满足服丧愿望，是圣朝所允许的；皇子、公主不能申明服丧，是由于有至尊压制才这样。

译尚书台再次登文严厉责问他们的过失，规定不得超过十日答复，他们却又不作答。被催促拘摄了两三天，才勉强交上屈服的文辞。虽然理屈词穷，却还听说以承认错误、服从礼制为耻。臣听说丧服制度有明确规定，是礼制的大纲；降等减杀各有适宜，是国家和家族的旧典。古代诸侯的众多儿子尚且因尊贵身份而受压制，何况身处王室，却想和士人庶民相同。这种偏僻谬误，不必等待辩说就已经显明。太常统领礼寺，却从未加以考究驳正；所谓和他们一同犯错的人，也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应当加以裁定纠正，弘扬彰明国家的典章。谨此查核：大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忄炎、王渊之，以及前博士、现任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人，都承蒙选拔任用，充任朝廷审议疑难礼制的官员。他们既不能谨慎守护旧有礼文，又不能审慎依据前代准则，终于上违经典，下背旧例，任意妄作，自行制定礼章。太常卿臣敬叔身居宗伯之位，掌管礼制事务，只转述前后议论，完全没有加以考究驳正，混同于这次过失之中，也应当追究罪责。请将此事一并处理，免去他们现在担任的官职，解除周野王所领的国子助教之职。顾雅、周野王起初提出的议论乖谬，中间坚持错误，最后又违背十日期限，虽然起因只是一件事，合起来却构成三项过失；王罗云掌管文书押署而坚持错误，应加禁锢五年。（《宋书·礼志》二，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陈满案件议论 审理案件贵在根据实情作出判断，有疑问就从轻处理。从前有人惊动汉文帝车驾所乘之马，张释之弹劾他犯了清道禁令，最终只处以罚金。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查明他并非有意惊吓御马。所以不能因为车驾尊贵，就对他施加特别的刑法。如今陈满的本意是在射鸟，并不是有意射中人。依照法律，误伤他人应判三年徒刑，何况并没有伤人呢？处以轻微惩罚就可以了。（《宋书·何承天传》、《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六。义熙年间，刘毅镇守姑孰，常常出行；两名隐陵县的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值日的帅官，虽未伤人，却被依法判处充军到市中服役，何承天对此提出议论。） ◇尹嘉案件议论 接到府中的宣令，要求众人共同议论尹嘉应判大辟一事。宣令称，法吏葛滕签说：母亲控告儿子不孝，想要杀死儿子的，可以准许。法律所说的，是指违犯教令、敬恭有所欠缺，父母想要杀死儿子的，一概准许。对于这种控告，只要取得控告者所求之事的凭证，就予以批准。臣谨慎推究事情的原委和当事人的本心，尹嘉的母亲是因为自己要求典身借钱，为儿子偿还债务。尹嘉虽然违背了孝道和教义，但其母熊并没有请求杀死他的言辞；熊是请求让他活下来，如今却要杀死他，并不是顺从她所请求的意思。起初以不孝弹劾，最后却以和卖人口定罪，倚靠两方面的说法，母子二人都获罪；滕签所援引的法律条文，并不属于相应的条款。尹嘉所保全的东西很重大，只是道理上难以申明；但既然圣教已经彰明，就应怜悯他的愚昧蒙蔽。所谓彰明德行、慎重刑罚，是周文王用来体恤下民的办法；议论案件、宽缓死刑，是《中孚》所用来施行教化的道理。就人情而言，母亲本应为儿子隐瞒；就敬恭而言，礼制也没有要求到这种程度。如今舍弃请求宽宥的意见，反而依照请求杀死儿子的条文，责备一个饥寒交迫的奴隶必须遵守敬恭的节制，实在不是遇到疑罪从轻、宁可错失有罪之人的意思。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减免尹嘉的死刑，以普施春天般的恩泽；赦免熊的过失，以彰明母亲为儿子隐瞒的合宜之道。这样一来，蒲亭虽然简陋，也可以和盛明时代相比德；即使像豚鱼这样的微小生物，也不会独独被当今教化遗弃。（《宋书·何承天传》。永初末年，有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困，他的母亲熊把自己抵押借钱，为尹嘉偿还债务，因此因不孝获罪，应当处死。） 何承天提出议论，正好遇到大赦，尹嘉和熊都被免罪。◇薄道举案件议论 考察劫盗案件，同籍的期亲应当补充为兵，大功亲属不在这一条规定之内。妇人有三从，出嫁从夫，丈夫死后从子。如今薄道举犯了劫盗罪，如果他的叔父还在世，按制度就应当补充为兵受谪；妻子和儿女留在家中服役，本来就是合宜的。但在他犯劫盗罪时，叔父已经去世，代公、道生都是从弟，属于大功亲属，不应当补充为兵受谪。如今如果把叔母算作期亲，让代公跟随母亲补充为兵，既违背大功亲属不受谪罚的制度，又失去妇人三从的道理。这是由于主管官员只拘守期亲的条文，没有辨别男女的差异，远远避嫌，害怕承担责任，才产生了这个疑问，恐怕不是圣朝体恤刑罚的旨意。臣认为代公等人的母子都应当免罪。（《宋书·何承天传》、《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七。） ◇奏事官名议 已经去世之人的姓名，不适合用来上奏，并没有别的意义，只是担心接近不祥罢了。奏事一旦被退回，往往要经过一年半载；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事情应当从简从易，种种过分的忌讳和细小禁忌，都应当荡除。（《宋书·何承天传》。前司徒掾孔邈所奏之事尚未得到皇帝阅览，孔邈已经去世并入殓，议论者认为不宜仍用孔邈的姓名，应当改由现任官员上奏，何承天又提出了议论。） ◇久丧不葬议 礼制所说的“还葬”，应当是指一时荒歉贫困，所以准许按照财力办丧事而不要求一切完备。丁况三家，几十年间下葬时总是没有棺材和外椁，实在是因为感情浅薄、恩义淡薄，和禽兽没有区别。臣私下认为，丁宝等人与他们同属一伍多年，却从来没有用义理劝导他们，也没有用法律约束他们。元嘉十六年冬，既没有制定新的科条，也没有重新申明旧有制度，为什么突然严厉地互相纠察？或许是邻里之间发生争执，才借此兴起诉讼。听说在东部各地，这种情况已经很多；江西、淮北尤其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个人，恐怕不能整顿肃清。开了这个头，就会使彼此相互恐吓；里伍和县吏争相借机谋取奸利。财物贿赂一旦得逞，诉讼必然增多，恐怕会损害圣明时代治理百姓如烹小鲜般的美政。臣愚昧地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以不追问；因此附带制定制度：如果百姓下葬不合礼法，同伍之人应当立即纠举告发；但在三年丧服期满以后，不得再追究并相互告列，这样处理较为合宜。（《宋书·何承天传》。当时丹阳丁况等人久丧不葬，何承天提出了议论。） ◇制定三百六十律法制度议 上下相生，按照三分损益法减去或增加其中之一，这大概是古人简便易行的方法，就像古代历法所说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后人改制定法，都与此不同。而京房没有领悟，错误地定为六十。何承天另设新的比例，从中吕向上相生便能重新得到黄钟，十二律循环相宫，声调韵律没有差失。黄钟长九寸，大蔟长八寸二厘，林钟长六寸一厘，应钟长四寸七分九厘有余；其中吕向上相生所得的分数，又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重新与十二辰相参合。（《隋书·律历志》上。）

译第二十三卷 ◎何承天（二） ◇与宗居士书，论释慧琳《白黑论》（即《均善论》） 近来收到贤弟中郎的书信，说到您勤勉修习西方佛法。贤者的志向在于大处，哪里会把万劫看作漫长，只是遗憾人生短暂，无法测知幽冥神灵罢了。冶城的慧琳道人作《白黑论》，竟被众僧排斥摈弃；幸亏遇到英明的君主善加救护，才免于犯波罗夷罪。既然已经成为比丘，就不应当阐明这些道理；白衣弟子又为什么不可以说呢？您不妨考察这两家，究竟哪一家更高明，我实在很不明白，希望您能有所启发。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答宗居士书（解释《均善难》） 何承天口头谈到以前反复讨论《均善论》的事情，并请教高明的旨意；来信答复十分周详，还认为这个道理的兴衰存亡应当阐明，不能只放在可与不可之间。我虽然不能一切都依从，也不太固执于偏见，只是想在大海中求取夜明珠，至今仍没有得到。我认为佛经是调和九流各家之说的，夹杂着道家、墨家的思想；其中慈悲、博爱、布施，与中国并没有不同。大人君子把仁当作自己的责任，心中没有挂念，至于用形象和彩饰来装点佛像，不过是为了迎合普通人的耳目；它所造成的损耗还很小，而所能弘扬的益处或许很明显，因此可以兼而保存。至于好事之人，竟然因此认为佛超越孔子、胜过老子，只有佛教才是尊贵的，这就是还没有探求立言的根本，却被末流说法迷惑了。真正懂得这些言论的人，应当等待能够忘言的人。若只是取信于天堂、地狱的报应和因缘不灭的验证，压抑情欲，粗食节食，竭尽勤劳礼拜，希望能够得到罗帐的庇护，登上弥镫的座位，那就像淳于生所作的那样，实在是一个大笑话。论中说：众圣以及老子、庄子，都有神明，又凭什么断定他们不如佛所说？答道：明处有礼乐，幽冥有鬼神，这是圣王用来施行教化的道理，起初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如果果真有来生报应，周公、孔子难道应当闭口不言，连一句话也不留下吗？至于婴儿将要掉进坑中，凡人都会因此惊骇悲痛，圣人难道偏偏独自没有仁心吗？又说，人的形体极为粗浅，人的精神实在精妙；既然形体依从精神，怎么能让它们同样终结呢？答道：形体和精神互相资助，古人把它们比作柴与火；柴渐渐烧坏，火也渐渐微弱。柴烧尽了，火也就熄灭；精神即使精妙，难道能够脱离形体独自存在吗？又说，内心所感应的力量，能够使城墙崩塌、甘露坠落，使白虹贯日、太白进入昴宿；施行气禁的医生，冷暖也会立即应验。既然专心诚意能够产生神妙感应，那么接受身体、转生为七宝之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答道：城墙崩塌、灵物坠落、白虹贯日、太白进入昴宿，并不能说明来生的譬喻，不应当引用到今天所讨论的问题中来。又看见有禁止水火的法术，便希望它能使人转生到七宝之乡，这就像看见大冶炉熔化黄金，便希望它自己能够铸造陶器一样；它最终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可以知道的。又说：有真谛还是没有真谛，这一声唱说显然十分安稳；自古以来千变万化，转眼之间都已经归于空无。在万物正处于盛大存在的时候，难道不也已经具有终将归于空无的事实吗？愚昧的人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只看见眼前的存在。答道：如果如论中所说，事物在盛大存在之时就已经具有必然归空的事实，那么就是事物始终为空，空与事物便成为一体了。如今空与有并没有区别，为什么贤者和愚者却有不同的称呼呢？过去所谓的道，对于形体来说就是无形，对于事物来说就是无事；它恬静淡泊、冲和纯粹，用来养志怡神。难道只是因为爱欲尚未消除、害怕前世的因缘，才只看见事物的存在，这反而算过错吗？拿这种道理去讥笑齐侯，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又说，舟船和山谷都在潜移默化中消逝，这就是佛经所说的“现在并不常住”。如果确实能明白这一点，那么万物和自我就始终是空虚的。回答说：所谓潜移默化、不能常住，难道不是指由生入死、由有入无吗？所以说：形体虽有惊变，内心却没有损伤；生命虽有朝夕之变，却不因死亡而愤懑。贾谊也说：“化为异物，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这才是通达死生变化的人。至于那些拘泥于生死去留的人，活着时忧虑死亡，内心系恋无穷，志在死后生于天堂；我们所说的万物与自我皆空，和这种说法不同。又说，神奇的光明和灵异的变化，以及无量的寿命，都由于诚信而产生幽深奇异的作用，所以才显现出它们的光明。如今陷于邪见之中，按理说当然相隔如天。回答说：如今我也不是向轻慢、虚妄变化的人求取光明，只向有诚信的人求取。考察释迦的教法，是用权宜善巧来救助众生的；如果果真能有这样的应验，为什么不显现神异的变化，来使邪见之徒明白呢？难道只是舍不得数十百万的财物，却吝惜片刻的神光吗？徒然争辩教化的声名，始终不能明白真正的智慧，终年疲惫劳役，却不知道归宿，岂不可悲！又说，内心怀着虔诚仰慕，所以礼拜、悔罪；通达无常，所以感情上没有什么舍不得，甚至把妻子儿女舍弃出来布施，难道不是为了求取百倍的回报吗？回答说：用繁琐巧诈的手段来兴办事业，不如除去贪欲、停止争竞；遵守戒律来洗涤悔过，不如割断追求荣华的愿望以保全质朴。何况诱导人追逐所崇尚的事物来祈求利益，忘掉天生亲属来求取声誉，却说没有求取回报，我不相信。又说，涅槃把没有快乐当作快乐，法身把没有形身当作形身。如果确实能够仰慕并奉行这种道理，那么沉溺安逸的心就会逐渐减少，也就能在无利可得之处获得利益。回答说：涅槃是以离苦为乐，法身是以承受苦难为自身，所以使仰慕它的人不能自行断绝生命。如果最终归于无利可得，勤勉修行的人还能得到什么？怎么反而说能在无利中获得利益呢？这不过是形体和精神一同消灭的证明，恐怕不是高雅的论说所应当明白说出的。又说，想要追求这种道的人，可以说是对“无欲”有所欲求。至于启发引导那些粗浅近俗的人，既然有像影随形、响随声那样的实际效果，也如于公因为仁爱使人活命而得到封爵，严氏因为喜好杀戮而获罪，勉励人修行美善以希望升入天堂，谨守五戒以远离地狱。虽然是对可欲之物有所欲求，但实践的却是欲望日益减少的道路；这也好比向西行走去寻找郢都，还怕不能到达吗？回答说：把粗浅近俗的事说成启发引导，把报应比作影随形、响随声，不是很好吗？但影和响所依凭的原因，必定是形体和声音；寻常的形体，怎么能有八万由旬长的影子呢？如果执着于“对无欲有所欲求”，仍然是执着于所欲之物。耳朵和眼睛各有不同的职司，工匠和艺人各有不同的行业；末流小技所保存的道理，实在难以兼容并信。所以金石乐器能够和谐合奏，泰山却不能显出它的高大；鸿鹄正在聚集，幽暗的秋天却不能传达它的意旨。想凭借有欲来成就无欲，希望欲望逐日减少，虽然说是向西走去寻找郢都，距离郢都却更加遥远，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译又说，如果身体死亡、精神消灭是万物的真实本性，那么只应当和周公、孔子共同努力来推行教化，为什么要用不灭之说欺骗世人，用佛理欺骗人，使人烧毁、剃除头发和肌肤，断绝《片半》之合，以损伤尽性之美呢？回答说：华夏和夷狄本来就各有不同。为什么呢？中国人禀受清正和平之气，内怀仁义，所以周公、孔子阐明关于本性和习性的教化；外国人禀性刚强，贪欲深重而且暴戾，所以释氏制定严格的五戒。这正是所说的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心意，而是顺应万物本性的道理。惩罚暴行的戒律，没有比地狱更有威慑力的；劝人为善的诱导，没有比天堂更美好的。但要彻底消除残害生命的根源，并不是中庸之道的含义。周公、孔子却不是这样，他们顺应人的天性，去除过分和极端；淫乱、盗窃明列于五刑，饮酒犯罪之事载于《周诰》；春天打猎不围困泽中的禽兽，见到活物便不忍心杀死；围猎时只驱赶三面，钓鱼而不撒网。因此仁爱普遍流行，恩泽甚至惠及兽类和鱼类；嘉宾礼仪有固定的牲俎，老年人能够得到肉食。春天耕种，秋天收获，养蚕织布都依时进行；三灵降临，百神都按秩序享受祭祀。相比之下，他们所做的难道不宏大吗？又有甄供灌之赏，严疑法之罚，记述ヅ宰之问，作为劝善教化的根本；阐发▯蒿之答，说明来生报应的验证。礻玄服盱衡而自矜于这种说法的人，他存心也太强悍了。你的论说又称赞耆陀、尸梨之类的人，说他们的神理、风操不在琳比丘之后。足下既然明白普通人不能推测眼前的事情，如今又凭什么知道他们在百年之前、数千里之外的优劣呢？至于琳比丘，虽然有僧人的外貌，却具有天赋的虚静之性，似乎很能辨识真伪，只是他很不肯忌讳佛经、袒护师长，反而崇尚修饰巧辩之说；我正因此敬重他。孙兴公评论说，竺法护的深广通达，胜过法兰的纯正博大；足下想把他比作中土的哪一位士人呢？至于楚英的▯仁寺、笮融的▯行馑，难道还会有清正真实的风操吗？从前在东邑，有一位名叫道含的沙门从吴中来，深深懂得劝导譬喻之道，十分恳切诚挚。我于是留他住了三夜，彼此谈论炼形澄神的因缘以及罪福生灭的验证，内容都有条理。我拱手倾听正直的言论，直到天明也忘了睡觉；回来后认为，士人之所以立身扬名、树立诚信、践行道义，实在依靠周公、孔子的教化。子路说，听到了道理却还没有能够实行，唯恐再听到新的道理。我所实行的道理已经很多了，凭什么舍弃这些而专务另一套呢？又考察根据人的情性来制定文章制度的原则，知道来生之说是奢侈的幻想；探究终身不止的哀痛，领悟人的形体难以再次获得；称圣人为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因为足下情意深厚，所以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想来您年高而有大智慧，教诲别人从不厌倦，在这件事上不会默然不答。先前已经派人取来《明佛论》，过些时候应当送到，希望它或许能使您心中豁然明白。何承天白。

译答宗居士书 再次致意。我读了您的宏论，像项籍摆开阵势一样；您既然轻视汉高祖，何况弱小之士呢？您的论证譬喻坚实明白，文辞深奥丰富，确实是想扩大它的利益和恩泽，施及普通百姓，我深知君子的用心。足下正想借助影响应验来使佛教显得神奇，所以本来应当保持沉默，成全别人的美意；只是我认为外国的事情或许不是中华所应当从事的，所以才有前面那些话。如果如今认为中外之事都应相同，那么就是我见识浅陋了，谨此谢罪，承认自己不才。虽然如此，我仍有一些想法：能够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迂曲怪诞的事情迷惑；懂得盛衰规律的人，不会把心力耗费在常理之外的事情上。假如高雅的论说不依靠善巧权宜，恳切的教诲全都出于真实情感，难道不是通达之人的偏蔽吗？没有机会当面交谈，姑且用这封信代替会面。何承天白。答颜光禄 恭敬地拜读了您的佳音，反复研读其中深奥的旨意。您区别三才，步步验证精微纯粹的道理，宣扬道心，褒奖施士，贯通幽明，推诚而施及万物；实行于自身便是美德，推广为教化便是宏大，几乎无可非议。退下来反复思考您美好的教诲，您大概是想让我参照斗极，重新找到迷失的道路；但我思考之后仍然昏昧，未能完全明白通晓，所以再次申述本来的心意。足下所说共同成就三才，这必定是与天地合德的称谓，是上等智慧之人；但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立身为人的道理，取法于仁义；恻隐之心是仁德的外在表现，知耻憎恶是义心的开端。牛山的树木，被不断砍伐的利斧损伤了本性；恬淡寂静的思想，也会被利害之念扰乱。实在应该滋养它的萌芽，扶助人的善心；如今反而任其存在却不加计算，难道不是过错吗？又说，讨论三才，不取普通百姓；既然说众生，又怎么能把圣智也混杂进去呢？既已听到您的教诲，我仍不知道这两条道路应当以什么作为区分标准：是让伊尹、颜回处于下位，还是让宁乔、子张等人攀附上位？我不倦地企望得到指教，以消除未明之处；如果能使两种典籍都得到阐发，彼此宫调和谐、完全相合，岂不是最好吗？又说：“大德就是生，万物都共同具有它，也共同归于万物所处的方位。”不能说生有差异，这一点我并非认为不对。人虽然都同样承受大德，却不能因此称为众生；譬如圣人虽然同样禀受五常，也不能称为普通人。既然取的是没有差异的生，为什么一定要称为众生呢？来信说，人役使万物来供养自己，万物被役使来供养人，大体上就是这样，这实际上等同于顾氏的鄙陋议论。至于不节制情欲嗜好、残害生命和万物，所谓过分和极端的行为，圣人本来已经去除了。又说，以道为心的人，难道有人不止于此吗？请问那些不止于此的人，是要自己不杀生，还是要使所有受教化的人都一样？如果只要求自己不杀，却取足于市场买来的肉食，那不过是远离厨房的意思，若一定要把这种做法推广给普通百姓，我看您的高论便无法成立了。又说，如果人与草木相同，身体就应当像烟一样消尽；若精灵存在于天上，又凭什么来建立这种说法呢？人的神魄恍惚游动，游魂产生变化，精神发扬而又凄怆，这些又归于什么呢？仲由在知晓死亡的问题上有所屈从，端木赐也错误地理解了所问；人死后不再接受新的形体，这是前面论说已经明白说出的。至于凭据，请附会孔子的回答以及施报之道必然应验的符征。应当说于氏的高门，是等待积善所带来的福庆；博阳不线，承受公侯的福禄，这与后世之身有什么关系呢？又说，这是治理世事的常谈：施舍的人不要记挂，士人奉行义理，施恩却不据为己有。这话确实很好；只是我稍感遗憾的是，设置报应来求取恩惠，是说教之人的先务；欣悦于报应而施恩，是世人的通常做法。我怀疑经典所说累劫之罪、勤施而获加倍报偿，并不像我们这些求道者的做法，所以感到不满。我知道您想把我引导到更高、更有益的境界，也很不吝惜这样做；但真正脚踏实地的大丈夫，颇为鄙弃前人浮华的见识，所以不这样做。至于施舍若不是为了救济急难，恩惠若只是为了保全功名声誉，按照高明之人的标准来看，难道不也可耻吗？这就是我一向的本心，长久以来没有改变；内心惭愧于璩子，还没有工夫加以责难。何承天白。再次答颜光禄 我年轻时所相信的只是管窥之见，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坚定。既然已经说出来，却难以用言语详尽说明，恐怕它将湮没腐朽于内心，所以希望凭借流▯，托付给鳞融。承蒙您顾念旧日情谊，惠赐再三解释；考核引证周详明白，文辞华美而内容丰富。美玉有时也会沾上瑕疵，鄙贱之人便只指责它的瑕疵；望舒怀抱月魄，乡野之人却只斜视月中的缺损。难道我是喜欢争辩吗？只是还没有能够说完罢了。现在再提出请教求益的问题，希望能够研讨尽除心中的滞碍。来信说，三才的理论本来应当以三画为根本；三画既已陈列，中爻代表君德，所以要神妙地达到至高境界，尊崇一个元首。若按照您的论旨，把三画作为三才，那么最初应当比拟地爻，三爻又应当议论天位。然而，隐退避世而心无烦闷，并不是厚重承载的地的称谓；君子勤勉不息，也不是苍苍高天的称谓。如果天地两仪无所凭托，那么又何必设立人这一才？不过是因为爻处中央而调和，应该用来对应蓄养德性罢了。又说，恻隐之心穷尽博爱之量，知耻憎恶之心穷尽正直之道，于是便成为最高的仁、最高的义，这就是把能够体现仁义的人算作三才。接着又说乔、札未能攀附上位，尹、颜应当位居下列，那么即使是身穿黄裳的人，也还比不上他们。虽然深奥旨意的高下没有确定的标准，所以困惑的人仍然不能觉悟。阴阳陶铸元气，刚柔赋予性情；圆头方足，容貌并没有不同；恻隐和知耻憎恶之心，人人都同样具有。但如果要参与体现天地两仪，就必定要把仁义列为开端；取知见的限度来确定名分器用，谨慎对待所借用的标准，最终却使有恩惠的人和清白的士人同禽兽相比，使有希望成为贤人的人和有甲壳的族类同气，这难道是立象的本意吗？又说，既然已经平等地禀受同一众生之性，又何必忌讳把众生说成相同？所以应当区别其中最特殊、最有灵性的部分，而不应区别其获得生命。特殊灵性的精神既然已经不同于众生，获得生命的道理什么时候曾经片刻相同呢？生命产生于根本道理，而道理各有不同；如果说众生共同的生命，那么这个名称将依附于什么呢？如果执着于“生”这个名称，必定要使它归入众生，那么混合生成的万物也将在这个例子之中吗？又说，即使谨慎设置墙垣防护，仍然担心有人越墙盗窃，何况完全不设置防备而去满足奢侈的志愿呢？既然正在开启过分放纵之事，还讨论什么去除极端行为？足下起初说，皇帝圣人设置使万物各得其所的教化，谨慎顺应时令的常法，是要逐渐反转恶化趋势、停止过分行为；如今又以正在开启过分行为为难题，不知这是要驳难我的议论，还是要讥刺圣人。又说，市场和厨房之外，难道没有其他驾驭、供养万物的方法吗？神农所记载的，中散大夫所论述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剖割牲畜当作禀受中和，把烹煮食物当作辅助行善呢？蚕茧和小牛用于祭祀，宗庙社稷使用三牲，切割牲肉、陈列豆俎来供奉宾客；七十岁的老人等候肉食而得到饱足，难道只能陈列草木石块，取来作为上等药物罢了？

译我所担忧的是这种理论不能成立，并不是说宏大的论说难以维持，而是退一步说，担心这件事不可能一下子从世上彻底除去。又说，天下难道有无形而存在的东西吗？只是对此感到疑惑，应当予以正确确定。考察您的来意，似乎并不嫌恶鬼的存在；那么您是说鬼也应当有形质，莫非是被天竺书籍把鬼另列为一种生命类别的说法迷惑了吗？古人以鬼神来教化世人，于是把它列入经典，公布在典籍之中；郑乔、吴札也这样认为。所以《云和》奏六变，实在能够降临天神；《龙门》奏九成，人和鬼都来会聚。足下一向尊奉《周礼》，近来忽然忘了这个道理，反而诘问无形之物的存在，难道是在作支离破碎的辩论吗？又说，后世之身遵守戒律，难道不值得尊敬吗？慈爱护生的人，深深懂得这套道理。不知您所说的慈护者，是哪一家的子弟？如果依据佛教外典关于报应的说法，那都属于我所说的权宜教化。凡是讲求最高道理的，竟不分析圣人的言论，却多取诡谲怪异之说来互相扶助，这难道不像用水来助长水势吗？又说，万物没有无缘无故的变化，必定因同类感应；一向行善者得到救助，善事也随之而来，形表与影子的势态一样，不必忧虑它会自行到来。这话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同类感应的事物，轻重就必定相等；形影相随的长短，也应当有一定尺度。修饰土木建筑，却不能激发慈悲之心；顺应时令举行田猎，也没有根除残酷的本性；天宫华美欢乐，凭什么奖赏而使人升上去？地狱幽暗痛苦，凭什么惩罚而使人沉沦？只说一味区别轻重，却制定没有衡量标准的法则。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保姆和傅母怀着爱护之心，也要小心不要触犯混杂肥美之物；优秀的厨师拿着刀，也会在面对有甲壳的动物时心生恐惧。那些圣人，光明如同日月，教化关系到三统。如果报应必定相符，又何妨用来教化世人，却为什么要关闭伏羲、唐尧的纪纲，埋没周公、孔子的时代？他们最初结网捕猎，造成累积亿万的罪过；后来又制定牲牢祭祀，开启长夜般的刑罚；遗弃天上的厨房，却甘心吃草木之食；面对溺水者却没有救济的仁心，反而横行造成把人推入城墙壕沟般的酷害。事情既然不应是这样，足下应当慎重地思考。如果说穷尽神妙智慧的圣人仍有未能尽知之处，那么即使您情意高远、喜好奇异，想来也不至于侮辱圣人。足下议论仁义时，说有真情实意的人少而谋利的人多；谈到施惠时，却承认它可以遗忘贤者而不求报答。真有情意的人既然少，谁能遗忘贤者？谋利的人既然多，又怎么能说他们忘记报偿？如果能够推举乐于施舍的人，以期待他们成为追求仁德的一类人，阐发忘记报答的意义，导引趋向义理的心，那么义理确实就在这里，求取仁德也不会违背它。至于救济一切有生命的类别，使其进入没有死亡的境界，恩惠周遍万物，尊贵超过百神，这种宗旨宏大而荒诞，不是本来论题所能涉及的；莫非秦军将要逃走，行人便纵情夸言了吗？即使形势相逼，我还是告诉您：圣人在上，不与百神争夺长幼尊卑；万物有开始也有终结，怎么会有无死之地呢？辨明幽暗与光明，研究万物的精微；从上古结绳记事开始，最终发展成繁复的礼文教化。以本性遵循道义，所以断绝亲爱和声誉的虚名；规范造化的秩序，并不损伤博爱万物的胸怀。用田猎和捕鱼来供养，无论贤者还是普通人都能得到养活；三类猎获物确实可以充实宾客的厨房，金石乐器奏出华美的乐声，笙箫合着节拍；饮酒而饱享恩德，长久保持万年之福。居家者宏扬日新又新的事业，做官者施行先王的教化。若遇到贤明君主，恩泽遍及万物，身披龙章以显示仪表，佩鸣玉、合节而行，这也是尧、孔所乐于处身的境地。若生不逢时，便考察▯阿涧的道理来修养自身，杀鸡做黍，姑且寄托情怀；有的人背负鼎、亲自烹调，在长久的时代中扬名；有的人屠羊击刀，把高远的志向凌驾于浮云之上，这又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心意。何必鄙薄积善可以延长福禄，反而希望来世没有报应；在今生背离当下真实的欢乐，只是徒然疲惫劳作而没有归宿？捕风捉影，并不是中庸之美；羡慕夷狄、迷惑于妖异，也违背通达之人的旨趣。蹲伏与膜拜、揖让等礼节终究不能并立，我私下希望您舍弃兼杂的说法而遵循专一之道。至于蜀梁二叔和甘人驿胥的譬喻，不是本义所要裁断的，所以不再详述。替谢晦发布檄文告谕京城 王室多有变故，祸难接连到来。营阳王失去德行，自行断绝了宗庙血脉。庐陵王刘义真与人构成争斗本有原因，却屡屡遭受猜疑嫌弃；而且居丧时失礼，这些事情远近都知道。他积累怨恨而冒犯上位，自己招致不合正道的后果。群臣退位，于是拥立圣明之主；但叛乱尚未平定，责任仍有所归属。考察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他们错误地承受当时的私恩，窃据权要之位。王弘在永初初年，确实承受了非同寻常的恩典；到了元嘉年间，他因谦让而自认为受到的任用和礼遇浅薄，进而诬蔑先皇托付真诚信任之意，退而助长彼此嫌隙和异同之端。王昙首过去因奉使出行，曾被询问当今皇上的起居，却不能宣扬美德、使朝廷听闻，所说的话多有诬妄，所以不详细列举。王华在贼乱平定之后，按照赏赐擢升的次序，先帝曾经召见并询问他，希望他多少有可取之处；可是王华禀性凶暴多疑，残忍迫害了许多人。先前他放任部下进入城中，又托病推辞事务，这都是京城士民共同听闻的。于是把他的奏启和皇帝亲笔答复拿给宗叔献看，又命人宣告徐、傅二位公。等到周纠奉使出行，又命人当面告知说：‘想要亲自总揽政事，请求解除任职回到京城，并且让昙首详细陈述这个意思。’又有惠观道人说，外面有人告发王华和到彦之谋反，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件事。城内东部的将领，在几天之内就拿着武器彼此对峙。王华说自己屡次被秋当诬陷，常常不能安心。所有这些事情，难道会有像这样暗中相合的忠诚吗？他自称父亲死在道路旁，感情和处境与常人不同，对外戒绝酒食，却任意在夜间饮酒。▯貌□□□□□□，凡是士人和百姓，谁不侧目而视？他又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竟有好几个人，这是多么愤懑，竟图谋总揽威权而不顾国家法典。保护皇家的人遭受屠戮之诛，效力于社稷的人招致歼灭之祸，士大夫们谁不慷慨激愤？于是他们擅自违背诏旨，派到彦之、萧欣之乘轻舟发动袭击。当天，监利左尉发布檄文告知各军，军队已经到达扬子。

译我虽然没有勇武之才，却惭愧地承担藩镇职任；国家处于艰难之中，悲痛和愤怒一齐涌上心头。假如让小人得志，君子的正道消亡，那么将有许多百姓遭受死亡的悲哀，苍生也深深害怕陷入横流之中。我于是纠集、约束义勇之士，修治舟船和铠甲，船只首尾相接横贯江面，披甲的战马遍布原野；武夫勇猛有力，每个人都拿出加倍的忠诚。如今派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率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一万人，作为前锋进讨。南蛮参军、振武将军魏像统率参军事、宣威将军陈珍的精锐二千人；参军事、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统率甲士三千人，互相接续进军。南蛮参军、振威将军郭卓统率铁骑二千人，水军和步兵一齐出动。大军三万人，接连不断，如飞驰的闪电。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和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率骁勇之士一万人，留守江陵。分派参军、长宁太守窦应期率步骑五千，直出义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率军司马、振武将军胡崇之的精锐一万人，向北出兵高阳；长兼行参军、宁远将军朱澹之率步骑五千，向西出兵雁塞，共同讨伐刘粹，并进趋襄阳。奇兵贵在迅速，大家要看准时机一齐奋进。诸位贤者都共同承受国家的恩德，感情兼具义烈；如今正是有志之士舍弃自身、奋不顾身的时候，也是义士建立功绩的时节。见到时机就应行动，不必等到看见风声才接受勉励。第二十四卷 何承天（三） 报应问 西方关于报应的说法，枝节末流虽然说得明白，但对于根本道理却常常昏昧。它的言辞夸张而缺少要旨，譬喻迂曲而没有验证，违背五经，所以被先代圣人抛弃；迎合近世人的情感欲望，所以得到末流之人的相信。想要知道日月运行的规律，所以借助观察璇玑；想要说明幽明报应的可信，应当从眼前的事情中寻找验证。因此金属与燧石悬置，水火便能降下；雨宿离而风云兴作，这些都是由远处的原因在近处得到验证，是幽微之理通过显著之事表现出来。天鹅这种禽鸟，浮游于清池，啄食春草，其他蠢动的众生并不侵犯它；但厨师一旦捉住它，很少有能逃脱刀俎的。燕子翻飞求食，只爱吃飞虫，人们却都喜爱它；即使巢筑在帷幕上，它也不害怕。并不只是鹅和燕如此，群生万物往往都这样。由此可知，杀生者并没有恶报，行福者也没有善报；佛经用来训诫人的说法是那样，向世人显示的实际情形却是这样，我对此十分困惑。如果说燕子不吃虫以外的东西，所以罪过不及于它，那么百姓食用草木，为什么偏偏要承受罪责？如果说禽兽猪豕没有知觉，而人懂得经典教化，那么在还没有经典教化的时候，打猎、捕鱼、结网捕兽也就没有罪了。无缘无故地把这种科条法令强加到中国来，正是给百姓设置陷阱。那些仁爱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所以我认为，佛经不过是假设的权宜教化，用来劝人为善罢了，并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叙述。因此圣人制定制度，推行德教而庇护万物；我耕作，我祭享，确实承受上天的保佑；田猎获得三类猎物，足以供给宾客和厨房。至于见到活物便不忍心杀死，听到哀鸣便不吃它的肉，本来就是君子所应当致力的。我私下希望高明的您再多加思考。答向歆问祖母无服而父亲有服、孙女出嫁的问题 向歆问何承天说：“父亲为伯母服丧，女儿服小功。祖父尊贵而统领全家，年末可以嫁孙女吗？”何承天回答说：“我认为祖父是主持婚姻的人，女子本人又只服小功，不妨碍婚嫁。”尚书郑玄说：“祖父主持婚姻，女子的父亲不参与婚事，意思是可以嫁。”周续之说：“《礼》说：‘本人虽服小功，也可以举行冠礼、娶妻。’那么女子本人虽有丧服，也就是说出嫁并无妨碍。伯母属于义服，而祖父是家长，按礼可以通融。”徐野民说：“礼允许变通。《礼记》所说父亲服大功的情况，应当不是有祖父在家的家庭；《公羊传》又说：‘不应以父亲的命令拒绝君王的命令。’依照推类附会名分的原则，意义在于尊奉唯一的上位者，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 答江氏问次孙承当重丧 江氏问：“甲的儿子先死，甲后来又死，甲的嫡孙承继重丧，但还没有到中祥祭，嫡孙又死了；现在有次孙，应当服三年丧吗？”何承天回答说：“甲既然有孙，就不能没有人服三年丧；我认为次孙应当承当重丧。不过次孙先前已经按照制度服齐衰，如今既然可以立即改换丧服，也应当等到中祥祭时，才穿练服、居住在垩室中。从前有人问范宣：‘有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没有儿子，小儿子有儿子，对承当重丧一事感到疑惑。’范宣回答：‘小儿子的儿子应当服三年丧。’这大致可以作为依据。” 答裴氏驳难荀氏关于服大功时嫁妹妹的论说 婚礼是吉礼却不用音乐，贵在不失时机。元康年间有人在服丧期间嫁女，被执掌法禁的官员弹劾，却完全没有出现因降服大功而禁止嫁女的弹劾；难道他们是轻视违犯周代制度，却重视违犯大功服制吗？本来这在礼法上就是可以通融的，不应受到讥责。足下说下殇服小功不可娶妻，这足以包括降服大功时不可嫁女。因为撤去音乐会引发对继承亲人的感伤，接续点燃蜡烛会激发离别的悲哀；唱歌出行比应和随从更为重要，接受聘礼比纳聘更轻。既然二者已有一等的差别，那么本来服周服的人虽然不得娶妻，又有什么疑问说他可以嫁女呢？如果本来降为大功的人不可嫁女，那么大功降为小功的人也不可娶妻，难道只有下殇服小功如此吗？事实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