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顾欢

译◇《夷夏论》辨别是非，应当依据圣人的经典。考察二教的源流，所以分别引用两部经典的话。道经说：“老子入关后到了天竺维卫国，国王的夫人名叫净妙。老子趁她白天睡觉，乘着太阳的精气进入净妙口中，后来在四月八日夜半时分，从她右腋剖裂而出生，落地就走了七步，举手指天说：‘天上天下，唯有我最尊贵，三界都苦，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于是佛道兴起了。”这段话出自《玄妙内篇》。佛经说：“释迦成佛，经历了尘劫之数。”出自《法华》《无量寿》。“有的做国师道士，有的做儒林宗师。”出自《瑞应本起》。顾欢评论说：五帝、三皇的时代，没有听说有佛；国师道士不过是老子、庄子，儒林的宗师，难道不是周公、孔子吗？如果孔子、老子不是圣人，还有谁能担当这个称号？然而两部经典所说，像符契一样相合。道就是佛，佛就是道；他们的圣理相合，行迹却相反。有时收敛光芒以使近处的人明白，有时放出光辉以向远方显示。道惠及天下，所以没有地方不进入；智慧周遍万物，所以没有事物不作为对象。他们进入的方式不同，所做的事情也必然不同；各自成就其本性，并不改变各自的事业。因此，端正衣冠、佩戴绅带，是诸华的仪容；剪发穿黑衣，是各夷的服饰。举手跪拜、身体弯曲，是侯国、甸服之地的恭敬；蹲伏如狐、踞坐如狗，是荒远地区的肃敬。棺材、内棺、土葬，是中原的制度；火焚、水沉，是西戎的习俗。保全形体、遵守礼制，是继承善行的教化；毁损容貌、改变性情，是断绝恶行的学说。哪里只是同类的人，甚至对异类的万物也是如此。鸟中之王、兽中之长，往往就是佛；无穷世界中，圣人代代兴起。有的昭明五常典籍，有的布施三乘佛法。身为鸟便发鸟鸣，身为兽便发兽吼，在华夏教化就说华夏语言，教化夷人就说夷人语言罢了。虽然舟车都能到达远方，却有水路陆路的区别；佛道都能通达教化，却有夷夏的分别。如果说目的相同，方法就可以互换，那么车能够渡河，船能够行陆地吗？如今以中原的性情去仿效西戎的办法，既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完全不同。下则抛弃妻子儿女，上则废弃宗庙祭祀；对于满足嗜欲的事物，全都用礼来伸张；对于孝敬的典章，却偏偏用佛法压抑。违背道德、冒犯正道，竟没有人觉察。弱年离乡而死，忘记归来，谁还认识他的旧日身份？况且理论所可贵的是道，事情所可鄙的是习俗。舍弃华夏而效法夷狄，义理将从哪里取得？如果依据的是道，道本来就相合；如果依据的是习俗，习俗就大不相同。我多次见到有人像刻舟求剑的沙门、守株待兔的道士一样，争论大小，彼此弹劾攻击。有的划定道教的疆界，认为二者是两种教法；有的混同风俗，认为二者本来是一体。这就是牵强地把不同说成相同，又破坏相同而说成不同，也正是纷争的原因、混乱的根源。考察圣道，虽然根本相同，但方法却有左右之别；开始于无端，终止于无末。涅槃与成仙，各自是一种方法。佛称正真，道称正一；一归于无死，真会于无生。名称上相反，实际上相合。不过，无生的教法距离现实较远，无死的教化更为迫切。迫切的教法可以使傲慢强暴者进而谦弱，疏远的教法可以使夸张强横者退守；佛教文饰而广博，道教质朴而精微。精微的道理不是粗疏之人所能相信，广博的教法也不是精通之人所能完全实行。佛的言语华美而有引导作用，道的言语朴实而有抑制作用；抑制使明白的人独自前进，引导使昏昧的人争相向前。佛经繁多而显明，道经简约而幽深；幽深则妙门难以看见，显明则正路容易遵循。这就是两种教法的区别。圣人的匠心没有偏私，但方圆各有形体；器物既然用途不同，教化也就施行不同。佛教是破除恶行的方法，道教是兴起善行的办法。兴起善行，自然以高远为贵；破除恶行，则以勇猛为贵。佛的行迹光明广大，适宜用来教化万物；道的行迹幽密微妙，适宜用来修持自身。二者优劣的分别，大致就在这里。至于蹲伏夷人的礼仪、娄罗人的辩说，各自出自他们的风俗，只能彼此自行听懂。就像虫子的鸣叫、鸟的喧噪一样，有什么值得述说仿效的呢？（《南齐书·顾欢传》、《南史·顾欢传》、《弘明集》七。）

译◇答袁粲驳《夷夏论》考察道经的创作，著于西周；佛经传入，始于东汉，相隔八百多年，时代悬隔数十代。如果说黄老之学虽然久远，却在释教之前泛滥流行，那就等于说吕尚盗取陈恒的齐国，刘季窃取王莽的汉朝。经书说，戎人的气性强悍粗暴，难道就要再去掠取人的面颊和下颌吗？而且夷人的习俗是长跪，礼法与华夏不同，左脚翘起、右脚屈折，完全是蹲踞的姿势。因此周公在前代禁止这种行为，孔子在后代加以告诫。船是用来渡河的，车是用来行陆路的；佛兴起于戎地，难道不是因为戎俗本来就恶吗？道产生于华夏，难道不是因为华夏风俗本来就善吗？如今华夏风俗既已改变，与戎狄相同而变恶，佛教来破除它，实在是有原因的。佛道确实可贵，所以应遵守它所禁止的恶业；戎俗确实卑贱，所以它的言语和仪容可以抛弃。如今各地华夏男女，民族习俗并未改变，却露头偏坐，滥用夷礼；至于剪发出家的僧侣，完全就是胡人。国家自有旧日风俗，礼法不能改变。再看风俗和教化，它们的道路必然不同。佛教不是东华的道路，道教不是西戎的法则；鱼和鸟处在不同的水域，永远不相干，怎么能让老教、释教两种教法交相流行于八方呢？如今佛教已经向东流传，道教也向西传播，所以知道世间有精粗之别，教法有文质之异。这样说来，道教执守根本以统领末节，佛教救治末节以保存根本。请问二者的差异归结在哪里？如果以剪发出家为差别，那么胥靡也剪发了；如果以设置佛像为差别，那么世俗巫师也设置神像了。这些都不是根本所在，根本在于常住不灭。常住不灭的形象，与恒常的道又有什么不同呢？神仙也会死，是权宜方便的说法。神仙是大化的总称，并不是穷尽玄妙的最高名称。最高的名称本来无名；有名称的神仙分为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有时称为圣，共有九品；品级达到极致，就进入空寂、无为无名的境界。如果服食药物、吞食灵芝，延长寿命万亿年，寿命终尽仍会死亡，药力耗尽也会枯竭；这些是修炼考察之士，并不是神仙一流。（《南史·顾欢传》） ◇题写在东府柱上的文字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史·顾欢传》，元嘉年间顾欢出都，寄居东府，忽然在柱上题写了这些话，便向东归去。后来元凶发动弑逆，正是这年这月这日。） ◎宗测 宗测，字敬微，又字茂深，南阳人，是宋征士宗炳的孙子。州里举荐为秀才、主簿，豫章王两次征召他为参军；永明年间征召为太子舍人，建武年间征召为司徒主簿，他都没有赴任。◇答复府署征召 为什么要错误地伤害海鸟，横加斧斤砍伐山木呢？（《南齐书·宗测传》，豫章王萧嶷征召他为参军，宗测答复。） ◇再次答复 我的性情同鱼鳞鸟羽一样，喜爱栖止在山谷之中，眷恋松树竹林，轻视迷失在人世的道路上。放纵地游荡于山岩流水之间，有些像狂人；忽然不知不觉老年已经到来，而如今两鬓已经斑白，哪里容得下考核虚名、责求实绩，使鱼羡慕鸟呢？（《南齐书·宗测传》，豫章王萧嶷又派书信请他，征召为参军。宗测答复。） ◇答鱼复侯子响 我年轻时就有狂放的毛病，寻找山林采集药物，远道来到这里。按照腹量进食松树、术的果实，估量身形便穿薜荔、女萝，清淡自足，哪里容得下承担这种横加施舍呢？（《南齐书·宗测传》，子响任江州刺史时，丰厚地派人赠送财物。宗测这样说。） ◎陈文建 陈文建，宋末任将作匠、太史令，入齐后的事迹不详。（按《天文志》作“文孝建陈天文”，《南史》作“文建陈天符瑞”，今从《高纪》。） ◇奏报符命 六，是亢位。从后汉建武年间到建安二十五年，共一百九十六年而禅位于魏；魏从黄初到咸熙二年，共四十六年而禅位于晋；晋从太始到元熙二年，共一百五十六年而禅位于宋；宋从永初元年到升明三年，共六十年，都是以六年终结、又以六年承受帝位。六，是亢位。考察过去、衡量今天，像这样明白显著。我冒昧依据自己的职分，把管见全部陈述出来。恭敬地希望陛下顺应天时，承受符瑞。（《南齐书·高帝纪》上，太史、将作匠陈文建奏报符命，又见《南史》卷四。） ◇奏报天文 从孝建元年到升明三年，日食共有十次，其中上部亏缺七次。占辞说：“有亡国失君的征象。”又说：“国运将绝，君主将有危亡。”从孝建元年到升明三年，太白星经行天中五次。占辞说：“天下将变革，百姓将改奉新的王，异姓将兴起。”从孝建元年到升明三年，月亮侵犯房宿、心宿四次，太白星侵犯房宿、心宿五次。占辞说：“这个国家将有丧事，宋国将遭受此事。”从孝建元年到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宫四次。占辞说：“国家将失去君主，国都空虚而迁立君王。”从大明二年到元徽四年，天空两次裂开。占辞说：“阳气不足，白虹贯日，君主对此应当厌恶。”从孝建二年到大明五年，月亮进入太微宫；从泰豫元年到升明三年，月亮又进入太微宫。从孝建元年到元徽二年，太白星进入太微宫各八次，荧惑星进入太微宫六次。占辞说：“七曜运行偏离轨道，是危亡的征象。贵人将失去权势，君主也将衰弱，应当有王进入而成为君主。”从孝建二年到升明二年，太白星、荧惑星经行羽林各三次。占辞说：“国家将残破，世代将更替。”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荧惑星守在南斗，形成句己。占辞说：“天下将改变正朔，改换年号。”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荧惑星、辰星在南斗会合，占辞说：“将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星在斗宿侵犯填星。大明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星、填星在危宿会合。占辞说：“天子将失去土地。”景和元年十月八日，荧惑星守在太微宫，形成句己。占辞说：“君王对此应当厌恶，君主的寿命将没有确定期限，将有君主迁徙；或者君主称王，天下将更改纪年。”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西南方出现白气，横贯东西半边天空，名叫长庚。泰始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东南方又出现白气，长二丈，形状也长大，猛烈超过彗星。占辞说：“除去旧的、施行新的，是更换君主的征象，远期为一纪。”到升明三年，一纪已经结束。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星在胄宿侵犯填星。占辞说：“君主对此应当厌恶。”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星、岁星、填星在东井会合。占辞说：“将改立王公。”元徽四年到升明二年三月，太阳频繁发生日食。占辞说：“社稷将要灭亡，君王对此应当厌恶。”

译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在太微宫，逆行又顺行，历时四年。占辞说：“这是君主将亡的警戒，将改朝换代而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荧惑星、太白星、辰星在翼宿会合。占辞说：“将改立王公。”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岁星守在斗宿建星。这里是阴阳终始之门，是大赦、升平兴起的地方，也是律历和七政的本源；德星守在那里，天下将改换年号，五礼重新兴盛，会有许多人突然显贵。升明二年十月一日，荧惑星守在舆鬼。升明三年正月七日，荧惑星守在两戒之间，形成句己。占辞说：“尊贵者将失去朝廷，必定有亡国、君王离去之事。”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在孟效出现在西方。占辞说：“天下将更换君王。”升明三年四月，岁星位于虚宿、危宿，徘徊在玄枵之野，那么齐国将有深厚的福运，这是承受庆瑞的征兆。（《南齐书·天文志》上，宋升明三年，太史令、将作匠文孝建陈奏报天文。） ◎任遐 任遐字景远，是乐安郡博昌县人。仕于宋朝。入齐后任尚书左丞，永明年间任御史中丞，建武末年任光禄大夫。◇奏劾刘祥 刘祥年轻时就狡猾怪异，长大后也不改过。他在私宅中拒绝请托，却在公庭上反唇相讥；轻率议论皇帝，屡次贬损朝廷声望，肆意丑诋而毫不避讳，放纵言语，神态自若。他的哥哥死后浮棺归来，兄弟天伦之情竟没有一日悲痛；南方的金钱没有得到，嫂嫂和侄子因此轻视并断绝了关系；孤舟返回，生者和死者彼此抛弃，竟使暴徒掠夺尸骸棺柩。过路人都流泪叹息，有见识的人无不伤心。刘祥的门生孙狼儿供称：“刘祥近来饮酒没有节制，言语放纵，在道路上谈论朝廷，也有不恭敬的话，确实不避左右，这些话不能写在纸上。刘祥的哥哥刘整先前任广州官员，死于任上；去年刘祥上表请求迎回丧柩，走到大雷时，听说刘祥和刘整的妻子孟氏因争计财物而发怒，刘祥于是丢下她先行返回；后来还未到鹊头，那天夜里就遭到劫掠，家中妇女也都被凶徒奸淫掳掠。”如果供词与传闻相符，请免去刘祥的官职，交付廷尉审理。（《南齐书·刘祥传》，有人把弹劾刘祥的连珠启奏上报，皇上命御史中丞任遐上奏。） ◎张欣泰 张欣泰字义亨，是竟陵郡竟陵县人，宋朝左卫将军张兴世的儿子。被征召为州主簿，历任诸王府属官。入齐后历任宁朔将军，授尚书都官郎。武帝即位，任命他为直阁将军，历任豫章王太尉参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又任直阁、步兵校尉，授正员郎，调任随王子隆镇西中兵，改任河东内史，后被免职。明帝即位，任领军长史，升为谘议参军，出任永阳太守。东昏侯即位，授辅国将军、庐陵王安东司马，晋升为雍州刺史，因谋划废立而被处死。◇移书魏广陵侯 听说你要攻打锺离，这是你的深谋，难道不会错吗？《兵法》说：“有的城不应攻打，有的土地不应争夺。”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我国的舟船有百万，覆江横海；之所以按兵至今没有出动，是想用边城来疲惫魏国士卒。我们还要从千里之外运输粮食，行军和留守都疲惫不堪，再加上一场连绵大雨，河流山谷水势暴涨。然后乘帆渡海，百万大军一齐前进，你又凭什么抵御呢？如今却让魏主以万乘之尊，来攻打一座小城，这算什么呢？攻打而不能攻克，究竟是谁的耻辱？假使你们能够攻克，你来守城；我将连接舟船绵延千里，首尾相接，西边经过寿阳，东边连接沧海，不再请求兵器，不再补取粮食，士卒躺卧休息，起身便接战；到那时鱼鳖不能通行，飞鸟也会断绝踪迹，淮河以南的偏师不能守住，明白可知。若不能攻克，我将依据魏国有关官府的法律，请求追究你的罪过。倘若军队受挫、众兵覆没，攻城最终不能攻下，驱赶士卒填塞护城河；即使攻下却不能守住，那么魏朝的名士，难道还应当另有深谋远虑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估量的了。从前魏国太武帝拓跋焘，号佛狸，倾全国军队攻打一座十雉的小城，士卒死亡过半，仅仅自己返回。既在金墉城被智谋挫败，即使攻下也不能守住，都是谋算失误所致，直到今天还被人取笑。前车之鉴离现在还不远，已经忘了吗？和门之地忧愁郁闷，我姑且载录往日的意旨来戏言劝告。（《南齐书·张欣泰传》） ◎司马宪 司马宪仕于宋朝，入齐后任殿中郎。◇郊祀配享议 南郊不设配享，祭祀仍照旧举行；明堂不设配享，就应当废止祭祀。殷祀也一并使用今年十月。（《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 ◎熊襄 熊襄是豫章人。

译◇《齐典》序 《尚书·尧典》称作《虞书》，于是把所叙述的内容附在其中，所以通常都称为《齐》，书名叫《河洛金匮》。（《南齐书·檀超传》说，当时豫章人熊襄撰写《齐典》，上起十代。其序文如此，另见《南史·檀超传》。） ◎孔觊 孔觊是会稽人，建元年间任奉朝请。◇上奏《铸钱均货议》（建元四年） 粮食和货币相互流通，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要求。李悝说：“粮价太贵会伤害百姓，粮价太贱会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离散，农民受伤害国家就会贫困。太贱和太贵所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三吴是国家的关要之地，连年遭受水涝，而粮价却不贵；这是天下钱少，并非谷物丰收而价格低廉，这一点不可不察。铸钱的弊端，在于钱的轻重屡次改变：重钱难以流通，难以流通又成为轻钱的累赘；轻钱容易被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更深。百姓盗铸，严刑峻法也禁不住，是因为朝廷铸钱时吝惜铜料、爱惜工力。所谓吝铜惜工，是把钱看作只用于流通交易的器物，一心想使它轻而数量多，以便节省工料、容易铸成，却没有详细考虑它会造成的祸害。自汉代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时，经历五百多年，制度虽历代有废有兴，但五铢钱的标准没有改变，正说明它的轻重可以作为法式，符合货币的适宜标准。臣以为应当设置钱府，收取四方贡金，大规模熔铸钱币，使钱重五铢，一律依照汉法。府库充实，国家用度有储备，然后酌量俸禄，减薄赋税，这样家家富足、百姓丰足。近来盗铸新钱的人，都仿效剪凿旧钱的做法，不铸造大钱。钱经过磨泽、淄染，起初都像旧钱；流通交易以后，颜色变化，又恢复成新钱。善良的百姓并不都愿意把钱染黑，因此这种钱就不能再流通。出售物品的人都只白白失去货物。盗铸者又用低价买入新钱，染黑后再次使用，反复制造欺诈，循环产生奸弊；这是明主尤其应当禁止、不可任其发展的事情。若官府铸造的钱已经散布民间，就应严禁剪凿；凡钱体轻小、破损、缺边、没有周郭的，一律不得流通；官钱中细小的，应按铢两称量，熔化铸成大钱。这样可以使贫民和良民获利，堵塞奸巧之徒的道路。钱币和货物既然均衡，远近就会如一，百姓安居乐业，市场交易没有争夺，衣食也会日益丰足。（《南齐书·刘悛传》，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铸钱均货议》，又见《通典》卷九。） ◎蔡履 蔡履，永明初年任祠部郎中。◇南郊、明堂不同日举行祭祀议 南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本来应当在不同日期举行。汉东京《礼仪志》说：“南郊礼仪完毕，接着举行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的祭祀，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礼制也是这样。近世有所省略，所以郊祭和明堂祭祀在同一天举行。明年举行郊祭，应当制定明确的准则。（《南齐书·礼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