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陈宠

译卷三十二 ◎陈宠 陈宠，字昭公，沛国氵交人，是尚书陈咸的曾孙。永平年间，任州郡属吏，被征召到司徒鲍昱府，三次升迁。章帝初年，任尚书。和帝初年，出任太山太守，转任广汉太守，擢升为大司农，授任廷尉，又任尚书，升为太鸿胪。永元十六年，接替徐防任司空。◇请求减省刑罚的奏疏 臣听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滥用；如果不得不有所偏失，宁可奖赏过当，也不可刑罚滥施。因此唐尧的典籍说：“流放可以宽宥五刑之罪，因过失和灾害造成的罪行应当大赦。”帝舜命令皋陶，用“五种宅居、三种安置方式，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允”。文王推演《易经》六爻，并设置重棘之听。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众多狱讼上有所差误”。伯夷的法典说：“只应敬慎地使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由此说来，圣贤的政治把刑罚放在首要位置（袁宏《纪》作“必以刑罚为首。反复叹息并相互告诫，是刑罚极其重要的表现”）。从前断案严明，是为了威慑惩罚奸邪；奸邪已经平定，就一定应当用宽缓来救济。陛下即位后，一直遵循这个道理，多次下诏告诫群臣，弘扬崇尚和乐宽厚的政风。然而主管官吏没有完全奉行，掌管刑典、运用法律，仍然过于严酷。断狱者急于施加严酷刑罚的痛苦，执掌法令者热衷于罗织诋毁、放纵滥刑的条文，违背根本、背离事实，甚至以杖笞制造奸邪；有人借公事行私情，任意施展威势和恩惠。治理政事就像调弦奏琴，粗弦调得太紧，细弦就会断裂。所以子贡批评臧孙的严猛之法，却赞美郑国子产的仁政。《诗经》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和。” 如今圣德充满天地，上下都受到感化，应当趁此时机，弘扬先王之道，荡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笞杖刑罚，以救济众生；完整而广泛地推行至高的德政，以奉顺上天的心意。（《后汉·陈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奏疏驳斥贾宗关于断狱贯穿三冬的议论 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等植物应时生长的征候。《时令》说：“各种生物开始舒展，安定形体。”天以十一月为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春。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雉鸡开始交配、鸡开始孵育，地以十二月为正月，殷以十二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出现，蛰虫开始振动，人以十三月为正月，夏以十三月为春。三种微小的阳气逐渐显著，从而贯通三统。周以天元为正，殷以地元为正，夏以人元为正。如果按照这个时令行刑，那么殷、周的岁首都应当流血，不合人心，也不符合天意。《月令》说：“初冬这个月，要催促审理狱讼，不得留下罪案。”这说明重刑应当在立冬前完结。又说：“仲冬这个月，身体要安宁，事务要安静。”如果用来发泄威怒，就不能说是安宁；如果用来施行大刑，就不能说是安静。议论此事的人都说：“旱灾的由来，过错在于改动律令。”臣认为，殷、周断狱并不以三种微阳为依据，却能通过教化达到安康太平，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都是在三冬行刑，而水灾旱灾等异常却往往成为祸患。由此说来，灾害自然有其他相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改动律令。汉朝奉行严酷政令，四时都行刑；圣汉刚兴起时，改为从简从易。萧何草创律令，在季秋审理囚犯，都避开立春之月，却没有考虑天地所定的正月以及殷、周的春季，实际上很有违背。陛下探究幽微、分析精细，坚定地执守中正，革除百年以来的过失，建立长久的功业；对上有迎受顺承天意的敬意，对下有奉行微阳的恩惠，考察《春秋》的文义，符合《月令》的意旨。圣明的功业和美好的事业，不应当中途疑惑。（《后汉·陈宠传》，《通典》一百六十六） ◇奏请删削律令 臣听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所以《甫刑》规定大辟二百条、五刑所属罪条三千条。礼所排斥的，正是刑所取用的；失去礼就进入刑，二者互为表里。如今律令中犯死刑的有六百一十条，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大辟四百一十条，耐罪一千五百零七条，赎罪七十九条。《春秋保乾图》说：“君王每三百年应当清理一次法律。”汉朝兴起以来已经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没有限度。况且律令有三家解释，各自驳杂不同，刑法繁多。应当命三公、廷尉评定律令，凡符合经典义理、可以施行的，确定大辟二百条，耐罪、赎罪二千八百条，合计三千条，与礼相应。其余一千九百八十九项，都可以删除，使万民改变视听，成就大教化，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境界，让它流传无穷。（《后汉·陈宠传》，《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年〕 ◎陈忠 陈忠，字伯始，是陈宠的儿子。永初年间，被征召到司徒府，三次升迁为廷尉正。元初年间，擢升授任尚书。安帝亲自处理政务后，转任仆射，升为尚书令。延光三年，授任司隶校尉。第二年，出任江夏太守，后来又留在朝中授任尚书令。◇荐举刘恺的奏疏（永初元年） 臣听说古代三公，对上像天上的台阶，对下象征山岳，是君主的股肱，像鼎的三足一样各居其职，协调阴阳，调理五常，考核功绩、衡量才能，以安排众官；遭遇烈风不会迷乱，遇到暴雨不会疑惑，没有什么职位比三公更重要。如今上司的职位空缺，还没有议定合适的人选。臣私下依次考察各位卿，综合众人的意见，大家都称赞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父陈宠以前忝居司空，朱伥、荀迁都曾任他的属官，臣父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朱伥能够讲说经书，但用心偏狭；荀迁严厉刚直，却不擅长文学。臣又看到前司徒刘恺，沉稳厚重而深邃美善，道德学问广博完备，能够谦让爵位，把福禄让给年幼的弟弟，亲自实践远离浮华的志向，同时具有浩然正气；他多次任职于二司，举止行动都合乎礼仪。后来因病辞官，退居乡里，处在困约之中仍保持纯正，出仕退处都合乎法度，百官仰望取法，海内人心归向。过去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都曾离开宰相职位后又重新任居上司。实在应当选拔这样卓异的人，以满足众人的期望。（《后汉·刘恺传》） ◇肃清盗贼根源的奏疏

译臣听说，轻微之事是严重祸患的端始，小事是大事的根源，所以堤坝因蚁穴而溃决，气体从针尖般的缝隙泄出。因此明智的人谨慎对待细微之处，聪明的人能识别事物的先兆。《尚书》说：“小恶不可不除。”《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的顺从，以此谨慎对待不善之人。”这都是尊重根本、杜绝末流、深入探究根源的考虑。臣私下看见元年以来盗贼接连发生，攻打亭舍、抢劫掠夺，造成许多伤亡。小偷小盗不能禁绝，就会导致强盗；强盗不能断绝，就会发展为攻城劫掠的盗贼；攻盗成群，必然产生大奸。因而逃亡罪是法令急于惩治的罪名，甚至为盗贼通行、供应饮食，也会判处大辟。但近来以来，人们对此却不以为忧。州郡督察记录盗案懈怠，地方长官防御不严，都想取得捕盗的虚名，忌讳把盗贼存在视为自己的过错。即使有所发觉，也不致力于查清整治。甚至有人逞威滥怒，使无辜者倒地。有人把邻里编组牵连，互相摊派征敛；有人跟随官吏被追捕押送，在道路上奔波惊惶。因此发生盗贼的家庭不敢申报，邻舍乡里互相压制逼迫；有的还拿出私财，赔偿被盗的损失。只有罪行重大明显、无法掩盖时，才肯揭发。渐渐发展下去，终于快要成为风俗。盗贼横行及其所受诛罚，都由此造成。前年渤海张伯路的事情，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警戒。翻车的旧轨迹，离现在并不远。应当从末流的过失追究根源。宜在旧有罪科上增加条款，以防止今后的事情。从今以后，强盗如果被上级官府或其他郡县纠察发现，一次发生，所属部众都依法处死，尉降一级俸秩，令、长用三个月俸禄赎罪；发生两次，尉免官，令、长降一级俸秩；发生三次以上，令、长免官。这样便可以撰定科条，写成诏文，严厉告诫刺史，严格加以纠察惩罚。希望以严厉补救宽纵，使奸邪之徒惊惧。近来季夏大暑，但阴阳消长失调，寒气违时，水势涌动成为灾变；上天降下异常，必定有其原因。所举荐的有道之士，可以用国家典章和政务来策问，考察王事的过失，让他们说明温暖之气不能应时发生的原因。希望能得到正直的言论，以承受上天的警诫。（《后汉·陈忠传》） ◇荐举周兴的奏疏（永宁年间） 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发布号令，言语一定宏大雅正，文辞一定温和华美，流传于后世，列在经典之中。所以仲尼赞美唐尧、虞舜的文章，遵从周王室的文采盛美。臣私下见到光禄郎周兴，他孝顺友爱的品行在闺门内著称，清正严厉的志向在州里闻名。他把古今知识藏于胸中，博学多闻，《三坟》的篇章、《五典》的文策，没有不阅读的；写文章、撰文辞，也很有可观之处。尚书负责传达和收受皇帝的命令，是君王的喉舌。我们既愚昧昏暗，而各位郎官又多是文俗之吏，很少有高雅的才华，每次撰写诏文、向内外宣示时，往往彼此请求代作；有的因为不能胜任，便任意自作主张，文辞多鄙陋固执。周兴怀抱奇才和能力，却随同辈沉滞不进，实在令人叹惜。（《后汉·周荣传》） ◇上疏预先疏通皇帝的意旨 臣听说，仁德的君主扩大容纳山林薮泽般的胸襟，接纳切直的谋议；忠臣尽力履行直言进谏的节操，不畏惧言语逆耳的祸害。因此高祖舍弃周昌把自己比作桀、纣的譬喻，孝文帝赞许爰盎讥刺宫中养人如养猪的直言，武帝采纳东方朔在宣室提出的正直意见，元帝容忍薛广德以自刎相切谏。过去晋平公向叔向问道：“国家的忧患哪一种最大？”叔向回答：“大臣俸禄优厚却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实情不能传达到上面，这是最大的忧患。”晋平公说：“说得好。”于是下令说：“我想听取善言，有人求见却不能通报，罪当处死。”如今明诏推崇汉高宗的德行，发扬宋景的诚信，归罪于自身，并询问群臣。进言者看到杜根、成翊世等人刚刚受到表彰录用，显列于二台，一定会受到风气感召而响应，争相进献切直之言。如果是好的谋略、奇特的策略，应当立即采纳使用；如果只是管中窥天、妄加讥刺，即使话语苦口逆耳、没有事实根据，也应当暂且优游宽容，以显示圣朝没有禁忌的美德。若有道之士回答策问时见解高明，应当特别加以阅览，破格升迁一级，以扩大直言进谏的道路。（《后汉·陈忠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七） ◇上疏请求允许大臣宁告以终服丧期（建光元年） 臣从《孝经》中听说（袁宏《纪》作“从前先王用孝治理天下”），孝道始于爱敬亲人，终于因亲丧而悲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论尊卑贵贱，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父母和子女同出一气而呼吸不同，身体本为一体而后分开，子女到三岁才免于父母怀抱。先圣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礼节，服丧二十五月；因此《春秋》说，臣下有大丧，君主三年不登门召见他。闵子骞虽然为了服事君主而穿着丧服，赴公家危难，但退下后便辞去官位，以充分报答亲人的恩情，所以说：“君主使唤他是不对的，臣下这样做才合乎礼。”周王室衰落，礼制失去条理，《蓼莪》诗中的人作诗自我伤感说：“瓶子已经空了，只剩下小瓶的羞耻。”意思是自己不能尽完为人子之道，也是君上的耻辱。高祖接受天命后，萧何创制法令，规定大臣可以宁告服丧，符合表达忧痛的道义。建武初年，刚经历大乱，各项国政大多追求简便，大臣既不能宁告，群臣又经营俸禄、顾念私事，很少有人遵守三年丧期来报答父母养育的恩德。礼义的方面，实在因此受到损害（袁宏《纪》此下有“然而仁道没有远近，弘扬它就是仁道”）。大汉兴起，虽然承接衰败的局面，但先王的制度也逐渐得到施行。所以，亲耕籍田的礼仪始于孝文帝；贡举孝廉始于孝武帝；郊祀之礼在元帝、成帝时确定；三雍之礼的次序在显宗时完备；大臣服丧终期，则在陛下时得以成就。圣明的功业和美好的事业，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孟子说：“敬爱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敬爱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这样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容易。”臣愿陛下登上高处回望，以甘陵之思，揣度臣子之心，那么海内百姓都……（袁宏《纪》作“那么海内众生各得其所。《后汉·陈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有删节。） ◇因灾异上疏弹劾中侍伯荣（伯荣是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

译臣听说，任用的人不合适，众多事务就不能得到治理；众事不能治理，政治就会有得失；政治有得失，就会感动阴阳，妖异灾变便会作为回应出现。陛下每每把灾异归咎于自身，却不责问有关官员；有关官员习惯于蒙受恩宠，便没有人把灾异当作自己的过失。因此天意还没有得到满足，隔并之灾屡次降临：青州、冀州一带淫雨成灾，河水决溢；徐州、岱山附近海水像盆一样泛滥；兖州、豫州蝗虫大量滋生，稻谷收成微薄；并州、凉州两州羌人、戎人叛乱凶悍。再加上百姓贫困，府库财帛空虚，从西到东，织机上的丝线将要用尽。臣听说《洪范》的五事，第一是容貌；容貌庄敬，就会产生肃敬，容貌受到损伤就会产生狂妄，并导致常雨。春秋时的大水，都是因为君主的威仪不和穆，临朝处事不严肃，臣下轻慢，贵臣宠臣专擅权力，阴气强盛而阳气不能制止，所以形成淫雨。陛下因为不能亲自到孝德皇帝的园庙奉祀，多次派中使到甘陵致敬；朱轩和▯马在道路上相望，可以说孝心已经极为深厚了。然而臣私下听说使者所到之处，威势权力显赫，震动郡县；王侯和二千石官员，甚至为了伯荣独自到车下行拜礼，仪容礼制僭越尊位，几乎等同于君主。长吏害怕受到谴责，有的邪曲谄媚以求自我取悦，征发百姓修路，整治亭舍驿传，设置许多储备处所，徭役没有限度，老弱相随而行，动辄达数万人；向仆从馈赠财物，人数和匹数动辄数百，百姓疲惫倒地、呼号叹息，没有不捶胸痛苦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匹〕 河间凭借叔父的身份，清河凭借陵庙的尊贵，连那些手持符节的大臣，也都卑屈地在伯荣车下行礼。陛下如果不加追问，他们必定会认为这是陛下希望他们这样做。伯荣的威势重于陛下，陛下的权柄却掌握在臣妾手中。水灾的发生，一定就源于此。过去韩嫣依托副车的乘舆，接受驰马巡视的使者；江都王误行了一拜，韩嫣便受欧刀之诛。臣希望明主严肃天子的尊位，端正乾刚的地位，政务无论大小都交给贤能之人办理，不应再让女官干预错乱万机。应当重加考察身边的人，难道没有石显那样泄漏机密的奸邪吗？尚书负责接受诏令、进言，难道没有赵昌那样诬陷宋崇的欺诈吗？公卿大臣，难道没有朱博那样阿附傅氏的援助吗？外戚近亲，难道没有王凤那样谋害王商的计策吗？如果国政完全由皇帝下令，国家大事每每由皇帝亲自决定，那么臣下就不能逼迫君上，臣妾就不能干预君主；常雨和大水一定会放晴停止，四方的各种灾异也不能造成祸害。（《后汉·陈忠传》：“陈忠转任仆射。当时皇帝多次派黄门常侍和中侍伯荣往来甘陵。又连日下雨，河水涌出泛滥。陈忠上疏。”） ◇上疏劝谏不要因灾异罢免三公 臣听说：“君主按照礼节役使臣下，臣下以忠心侍奉君主。”所以三公称为冢宰，君王以特殊的敬意对待他们；在车舆中，君王为他们降居下位；在御座上，君王为他们起立；他们入朝就参与对答、议论政事，出朝就监察百官、督察是非。汉朝旧有的典章规定，丞相所请求的事情，没有不听从的。如今的三公虽然名义上仍是三公，却没有实际权力；选举、诛罚、奖赏，全由尚书决定。尚书所受的任用重于三公，这种情况自衰败以来逐渐形成，已经很久了。臣忠心常常独自感到不安，所以遇到事情便战战兢兢，不敢仅凭管见提出兴建或改革，也不敢迎合同僚的意旨而违背典章，因而诽谤之声日日传来，罪过足以死万次。近来因为地震，策书免去了司空陈褒；现在发生灾异，又想严厉责备三公。过去孝成皇帝因妖星守在心宿，把罪责转给丞相，使贲丽向方进进言；方进自己引咎，最终也没有得到上天的福佑，只是徒然借用了宋景的诚信。因此可知是非的分别，已经清楚地各有归属。况且尚书处理政事，多有违背旧典，定罪用法没有成例，以诋毁欺骗为先，文辞惨刻、言语丑恶，有违章法宪令。应当责问追究他们的意图，对这些意见加以裁断，不要听从。这样上可顺应国家典章，下可防止擅施威福，使方圆都置于规矩之中，使轻重都依照秤石来审定，实在是国家的典章、万世的法则。（《后汉·陈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文字略有不同。） ◇关于救援西域的奏疏（延光二年） 臣听说，八方蛮夷的侵扰，没有比北方胡虏更严重的。汉朝兴起时，高祖困于平城之围，太宗忍受供奉和亲的耻辱。所以孝武帝愤怒，深思长久的谋略，命令派遣勇猛的将领，渡过黄河、穿越沙漠，彻底攻破胡虏的王庭。当时，百姓死于狼望以北，中原困弊于卢山的山谷，府库耗尽，织机上的丝线空虚，赋税征到车船，资财征及六畜。难道当时不知道忧虑吗？只是考虑到长远的缘故。于是谋划设置酒泉、敦煌等四郡，以隔绝南羌；开通三十六国，许以公主为妻，以斩断匈奴的右臂。因此单于势孤力单，只能逃窜远藏。到了宣帝、元帝时期，西域终于成为完备的藩臣，关塞不必关闭，羽檄也不必传发。由此观察，戎狄可以用威势使其服从，却难以用教化使其融洽归附。西域归附汉朝已经很久，屡次有远方小国向东来叩关，这正是他们不愿意让匈奴仰慕汉朝的结果。如今北方胡虏已经攻破车师，势必向南进攻鄯善；如果弃置不救，各国就会跟从。这样一来，北方胡虏的财货贿赂会更加增加，胆气和势力会更加壮大，威势压临南羌，并与它相互联结。如此，河西四郡就危险了。河西既然危险，就不得不救援；到那时将兴起百倍于今日的徭役，支出无法估量的费用。如今议论的人只想到西域遥远，怜惜救援所需的烦劳费用，却没有看见先代苦心经营、辛勤劳作的意义。如今边境防守的器械不精良，国内群武卫的装备也没有修整；敦煌孤立危急，远道前来告急，却又得不到援助，对内无法安慰劳作的官吏百姓，对外无法向百蛮显示威势。削弱国势、减少土地，经典中有明确的警诫。臣认为敦煌应当设置校尉，依照旧制增加四郡的屯兵，用来向西安抚三十六国。建立屯田、增加兵力，宣扬如雷霆疾风般的声威，希望凭此在万里之外挫败敌军，使匈奴震恐。（袁宏《后汉纪》十七，又见《后汉·西域传》） ◇上言请求让服屯役者回乡安葬亲人 孝宣皇帝旧有法令规定，家人参加军队屯戍以及供事县官的，祖父母或父母去世而未满三个月的，都免除徭役，允许他们回去送葬。请依照这一制度办理。（《后汉·陈忠传》：“元初三年下诏，大臣可以服三年丧，服丧期满后回任。陈忠因此上言，太后听从了。”） ◇秦弹劾陈禅（永宁二年） 古代把合欢之乐在殿堂上演奏，把四夷之乐陈列在宫门，所以《诗经》说：“演奏《雅》乐和《南》乐，以及《▯》《任》《朱离》。”如今掸国越过流沙，经过县度，来到万里之外进献贡物，这不是郑、卫的淫声，也不是奸佞之人的行径，陈禅却在朝廷上讥讪朝政，请求弹劾陈禅，将他交付狱官。（《后汉·陈禅传》） ◇奏请太官应戴两梁冠

译令史质堪上言，认为太官令应当戴两梁冠。尚书孟希奏称，太官的职掌在于主管鼎俎，不位列殿陛之位；质堪想让他比照大夫戴两梁冠，不应允许。臣恭敬地认为，太官令的职务在于掌管君王的膳食，统领六清之饮，陈列珍贵的膳食，整治百品的肴馔，接收四方贡物，所奉行的职责尤其重要，所用心力也特别勤劳。明诏慎重对待口腹饮食的供奉，防止败坏之事，所以提高对其人选的要求。侍御史主管捕捉审理，太医令负责奉进方药、供养身体，符节令掌管旌旗、符信和金虎符，所以职位按大夫的等级，车上有帷幔，冠戴两梁，用来区别亲疏、分辨内外。若从供养君王来说，太官令是最亲近的；若从职事来说，是最繁多的；其人选又要求高，执法地位又与太医令相当，品秩相同、服饰等级相等，却与二人所戴的冠不同，名实并不相称。博士的品秩低，却因为传授先王的训诫，所以受到尊重而不同于其他官员，官服采用大夫之冕。由此说来，两梁冠并不一定只能列于殿陛之位。建初年间，太官令曾戴两梁冠。《春秋》的义理，在于重视恢复古制。如果质堪的意见合乎典章，就可以施行；若能使皇帝满意，便应听从采用。（《续汉·舆服志下》引荀绰《晋百官表注》：“建光年间，尚书陈忠认为……”云云。） ◇奏称不应采用太初历 那些主张采用《太初历》的人，都没有其他有效的验证，只是拿世宗攘除夷狄、扩张疆域、享国长久来作理由。有人又说孝章帝改用《四分历》后，灾异反而突然加重，没有出现好的应验。臣恭敬地认为，圣王兴起，各自采用不同的正朔，以贯通三统。汉高祖接受天命后，沿用秦朝的纪年，以十月为岁首，闰月通常置于岁末。这没有考察前代，违背帝王典制。太宗遵循修治，三阶星平和，黄龙出现，刑罚搁置不用，五种祥瑞因此齐备。哀帝、平帝时期，都承用《太初历》，但妖孽灾祸接连不断，灾患不止一种。议论者不把成数相互参验，考察真实情况，却泛泛采集妄说，把福应归给《太初历》，把灾祸归罪于《四分历》。《太初历》是众多贤者共同制定的，是非本已确定；永平年间却没有审慎考察，又改变了朔望的推算。《四分历》有错误，不可施行。元和年间凤凰本不应当按照历法出现，却飞来聚集。远远赞美先前的制作，就抹杀后来的吉祥；近来讥刺后来的改制，就掩盖了它的福应。这些显然是偏曲的议论，不可以认为正确。臣又重新对衡、兴加以诘难，认为《五纪论》推算日月运行度数，在当时各种术数中较为接近，但仍没有考察古法。至于刘向、刘歆想使历法符合《春秋》，任意截断年数，减少夏代而增加周代；考察历表和纪年，差错竟达数百年。比较两种历法，经历六千一百五十六年，而《太初历》多出一天。冬至那天太阳正对着斗宿，《太初历》却说在牵牛宿。它迂远疏阔，不能再采用，明白到这种程度。史官共同看见这些问题，并不只是衡、兴二人。先前认为《九道》精密接近，如今议论者又认为它有缺失；至于甲寅元也有许多遗漏，这些都不能拿来作为确定的依据。过去仲尼顺应借用马名的说法，以尊崇君主的义理。何况上天的历数，更不能任凭疑惑、听从虚妄，以错误的说法取代正确的说法。（《续汉·律历志中》尚书令陈忠的奏疏） ◇奏请选拔尚书郎 尚书是君王的喉舌，但各位郎官多是文俗之吏，很少有高雅的才华；每次撰写诏文、向内外宣示时，往往彼此请求代作。（《御览》引《后汉书》） ◎王阜 王阜（《后汉·滇王传》作“追”），字世公，蜀郡成都人。永平年间，太守第五伦察举他为孝廉，任重泉令。元和年间，升任益州太守。◇老子圣母碑 老子，就是“道”；他产生于有形事物之前，兴起于太初之前，运行于太系的起始，浮游于六方虚空之间，出入幽冥之境，观察混沌融合而尚未区分的状态，窥见清浊尚未分开的情形。（《御览》一） ◎梁鸿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肃宗时，向东出关，改姓运期，名耀，字侯光。最终死于吴地。◇安丘严平颂 没有经营谋求，也没有贪欲，淡泊自守而深沉清明。（《文选·雪赋》注、《补亡诗》注。按：《文选》注文引用梁鸿《安丘严平颂》时脱去“梁”字，杨慎《丹铅录》因此把“鸿安丘”当作成都人，没有根据。梁鸿仰慕前代高士，为四皓以来四十四人作颂，这篇大概是歌颂安丘望之、严君平二人。《玉海》引用梁鸿本传和《文选》注文，证据很清楚。又考皇甫谧《高士传序》说“梁鸿颂逸民”，指的就是这篇颂。） ◎梁松 梁松，章帝初年任司隶校尉。（按：梁统的儿子梁松，字伯孙，明帝永平四年下狱而死，未曾任司隶校尉。这里大概是另有一个梁松。） ◇奏请免去马防等人的职爵 特进马防的兄长马廖，以及马廖的儿子马豫，兄弟父子都接受爵位和封赏，荣宠显贵冠绝天下；他们大量购买京师肥沃的良田，修建大宅，宅第近连城郭，使小民受到妨害和困苦。（□□□□引《东观汉记》：“司隶校尉梁松奏。”） 特进马防、他的兄长马廖以及马廖的子孙，三家共有奴婢一千人。（《御览》五百引《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