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蔡邕（四）
史官咸贺，请作主颂，却而不听；郡国咸上瑞应，寝而不宣。允恭挹损，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辇在殿，顾命群司，流恩布泽，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圣。昔书契所载，虞帝二妃，夏后涂山，高阳有莘，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劳思，笃继国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会，消无妄之运者也。功德巍巍，诚不可及。汉世后氏（《书钞》作「母氏」）无谥，至于明帝，始建光列之称，是後转因帝号，加之以德，高下优劣，混而为一，违《礼》「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谥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体，礼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谥为和熹皇后，上稽典训之正，下协先帝之称。（本集，《后汉·曹皇后纪》注引《蔡邕集》，又略见《北堂书钞》九十四。）◇朱公叔谥议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曰：「昔在圣人之制谥也，将以劝善彰恶，俾民兴行，贤愚臧否，依事从实，虽文、武之美，灵、厉之秽，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国大夫，皆用配号，传于无穷。秦以世言谥而黜其事。汉兴以来，惟天子与五等之爵，然后有之，公卿大臣，其礼阙焉。历世弥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贯综典术，率由旧章，始与诸儒考礼定议，加陈留府君以益州之谥，是后览之者亦无间焉。今子▯纂袭前业，不忘遗则，孝既至矣，礼实宜之。谨览陈生之议，思忠文之意，参之群学，稽之《谥法》，夫万类莫贵乎人，百行莫羡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统，教以忠德。然则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犹有三焉。孔子曰「进思尽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忽诲乎」，谋诲之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情，忠之属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抚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则，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辍乎口，忠谋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谏，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导，出自一心，疑不我听者，果有踬覆不测之祸，谋诲忠矣。爰牧冀州，时值凶荒，劳心习思，勤恤度事，诛毙贪暴，纠戢贵党，虽则强御，当官能行，夫岂淫刑，将有利也；发墓盗柩，议而不罪，夫岂漏奸，察以情也，抚下忠矣。位在牧伯，职据纳言，秉权食禄，实有年数，而居无畜好，财货不益，粝食布衾，概谓之精丽。昔鲁季孙行父卒，宰家器，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曰「相三君则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而谥曰文子。《春秋外传》曰：「忠，文之实也。」然则文，忠之彰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事通议合，两名一致，是贞俭之称文也。邾子▯▯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与焉」。于是迁而遂卒，谥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称文也。卫大夫孔圉谥曰文子，子贡疑焉，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仲尼与之。是勤学好问之称文也。府君所在，屡以忤违，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后三黜，一罹疾废，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师，犹复宗事赵叟，示有攸尊，能下问矣。有一于此，犹可以称，况乃忠兼三义，文备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谥法》亦曰宜矣。本议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谥者，鲁之季文、孟懿子，卫之孙文、公叔文，皆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与诸侯并，故以公配。《春秋》曰：「刘卷卒」，「葬刘文公」。《公羊传》曰：「刘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经又曰：「王子虎卒」。《左传》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礼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称其礼，与同盟诸侯敌体故也。又礼缘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虽侯伯子男之臣，自称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异国之人称之皆然。是以邾子、许男，称公以葬《春秋》之正义也。以例言之，则府君，王室亚卿也，有王叔、刘氏之比。以臣子之辞言之，则有邾许称公之文，虽无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犹可，若称子，则降等多矣，惧礼废日久，将诡时听。周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称也。父虽非爵号，与天子诸侯咸用优贤礼同，顺乎门人臣子所称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择一处焉，斯不得称子而已。（本集，《后汉·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答丞相可斋议
译史官都来祝贺，请求撰作功德颂文，她却推辞而不听；各郡国都上报祥瑞，她又搁置不宣布。她恭敬谦抑，勤勉不懈。后来遭受疾病，身体不适，仍挂念臣子，乘坐辇车来到殿上，顾念并嘱托群臣，施布恩惠，大赦天下。有始有终，同先圣相合。从前典籍所记载的虞帝二妃、夏后涂山氏、高阳氏有莘氏、姬氏任母，都只是因为端正自身、率领内宫，思念并使周京和顺而著称；没有像大行皇后这样勤勉精诚、劳心忧思，笃实地延续国运，端正三元的秩序，使百六之厄得以安定，消除无妄之灾的。她的功德巍巍，实在无人能够比及。汉代后妃本来没有谥号，到明帝时才开始建立光烈一类的称号；此后便依照皇帝的谥号，加上德字，高下优劣混为一体，违背《礼记》所说“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的制度。《谥法》说：“有功而使人民安定的称为熹。”皇帝与皇后是一体，礼制也应相同。大行皇太后应谥为和熹皇后，上合典籍训诫的正道，下与先帝的称号相协调。（本集；《后汉·曹皇后纪》注引《蔡邕集》，《北堂书钞》卷九十四也略有记载。） ◇朱公叔谥议 汉益州刺史、南阳人朱公叔去世，他的门人陈季▯等人商议谥号，说应当称为忠文子。陈留人蔡邕议论说：“从前圣人制定谥法，是要劝善彰恶，使百姓振作而行善；贤与愚、善与恶，都依照事实如实确定。即使文王、武王的美德，灵王、厉王的污秽，也无不完整保存。从王公以下直到列国大夫，都用谥号相配，流传无穷。秦朝因为世俗议论谥号而废黜其事。汉兴以来，只有天子和五等爵位的人才有谥号，公卿大臣在礼制上却有缺失。历代日久，没有人修复。益州府君贯通掌握典籍术数，率先遵循旧章，开始与诸儒考订礼制、确定议论，给陈留府君加上益州的谥号；后来阅览此事的人也没有异议。如今您的先人继承前业，不忘遗留下的法则，孝心已经极为深厚，礼制也确实相宜。谨慎阅览陈生的议议，思考‘忠文’的含义，参照众家学说，考察《谥法》：万物之中没有比人更尊贵的，人的各种德行没有比忠更值得称羡的，所以夏后氏以人为统，教导人以忠德。既然如此，忠就是人的德行中最高的。但忠还有三种。孔子说‘进用时想着竭尽忠诚’，又说‘臣子侍奉君主要以忠诚’，这是侍奉上位者的忠。” 孔子又说‘替别人谋划，难道不忠诚吗’，又说‘忠诚而能够不停止劝诫吗’，这是谋划和劝诫方面的忠。《春秋左氏传》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必定依据实情，实情属于忠’，又说‘在上位而想着使人民得利叫作忠’，这是抚恤下民的忠。这三种忠，是人的准则，而忠行贯穿其中。益州府君从开始任事直到终身，忠诚的言语从未离开口中，忠诚的谋划从未停止于心中。他在朝廷任职时，端正自身，行为谨慎，言语像磨平的砥石和笔直的箭，谋策符合神明，忠贞不屈的劝谏，文章中都完整保存了，这是侍奉君上的忠。他作为属臣时，匡正挽救、善意引导，都出于一片至诚；如果有人怀疑君上不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果然遭遇倾覆莫测的祸患，这是谋划劝诫的忠。他后来治理冀州，正值凶年荒乱，劳心思虑，勤勉体恤百姓，审度处理事务，诛杀贪暴之吏，纠察收敛权贵党羽；即使对方强横，仍能依法施行，难道是滥用刑罚吗？这是为了有利于百姓。有人掘墓盗取棺柩，他议定后不加治罪，难道是放纵奸邪吗？这是根据实情审察，是抚恤下民的忠。他位居州牧，职掌进言，掌握权力、领取俸禄，实际已有多年，却没有积蓄嗜好，财货也没有增加，粗米饭、布被子，概括说都以精美华丽为标准。从前鲁国季孙行父去世，宰夫清点其家中器物，没有穿丝帛的妾，也没有吃粟米的马，君子说：‘辅佐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下积蓄，难道不能称为忠吗？’他的谥号就是文子。” 《春秋外传》说：“忠，是文的实质。”既然如此，文就是彰显忠的表现。以忠作为实质，以文来彰显，事理相通，议论相合，二者名称一致，因此“文”是贞正俭约的称号。邾子▯▯在绎地占卜迁都，史官说：“迁都对百姓有利，对君主不利。”邾公说：“百姓如果有利，我也同样得到好处。”于是迁都，随后去世，谥为文公。这是以牺牲自身、使百姓获利为文。卫国大夫孔圉谥为文子，子贡对此表示怀疑，只有“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这点，孔子赞同他。这是以勤学好问为文。府君任职所在，屡次因忤逆权势而触犯，濒临深重祸患；只要能够除去百姓的祸害，便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前后被贬黜三次，一次因病废退，在自身方面可说很危险；他又兼通六典，成为一代宗师，却仍拜赵姓老人为师，表示有所尊敬，能够向地位低的人请教。有其中一项，尚且可以称为文，何况他兼具忠的三种意义，具备文的三种德行，既不违背古代记载，《谥法》也说适宜。本来的议议称为忠文子。按古代以“子”配谥号的，有鲁国的季文、孟懿子，卫国的孙文、公叔文，他们都是诸侯的臣子。至于王室的卿大夫，他们的尊贵与诸侯相等，所以用“公”相配。” 《春秋》说：“刘卷去世”，“安葬刘文公”。《公羊传》说：“刘卷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大夫。”经书又说：“王子虎去世。”《左传》说：“王叔文公去世，而参加同盟，这是合乎礼的。”这些都是天子的大夫能够获得相应礼制称号的例子，因为他们与参加同盟的诸侯地位相当。况且礼制考虑到臣子都想尊崇自己的君主和父亲，所以即使是侯、伯、子、男的臣子，在称述自己的君主时，也都可以称“公”。等到他们去世，外国人称呼他们也都如此。因此邾子、许男下葬时称“公”，是《春秋》的正义。按这种事例来说，府君是王室的次卿，有王叔、刘氏一类的先例。按臣子称述君父的说法，也有邾、许称公的文例；虽然他没有封土，但他的职位就是如此。如今称“公”尚且可以；如果称“子”，等级就降得太多了。我担心礼制废弃已久，反而迎合当时人的听闻。周代有仲山甫、伯阳、嘉父，这是尊养老臣的称号；宋国有正考父，鲁国有尼父，这是配合谥号的称号。《春秋》称孔父，孔子称伯某，是父亲亡故后的称呼。“父”虽然不是爵号，但与天子、诸侯一样，都是尊重贤者的礼称，顺应门人臣子称述的适宜。因此可以在“公父”之中选用一个，这样只是不应称“子”而已。（本集；《后汉·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 ◇答丞相可斋议
月日诏召尚书问：「立春当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冯方殴杀指挥使于尚书西祠，可斋不？得无不宜？具对」。议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对：「案礼，上帝之祠，无所为废斋者。所以致斋，不敢涣散其意。宫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斋洁之处。元和诏『礼无免斋』，宜以洁静交神明，本无嫌间，祠室又宽，可斋无疑。《诗》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夫齐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怀福，无有不宜。臣邕、臣敏愚憨死罪」。（本集，又略见《宋书·礼志》一。）◇历数议（熹平四年）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而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光、晃相难问是非焉。（《续汉·律历志中》注引《蔡邕集》。案：光、晃谓冯光、陈晃，《御览》作「冯先」。）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数无常。是以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及初，元用丁丑。行之百下产，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郊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谒者▯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洛》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议著，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六十）
译某月某日，诏书召尚书询问：“立春时应当斋戒，到东郊迎接春气；尚书左丞冯方在尚书西祠殴打杀死指挥使，能否斋戒？恐怕不合适吧？详细回答。”议郎臣蔡邕、博士任敏冒犯死罪回答说：“按礼制，祭祀上帝，没有什么情形可以废止斋戒。之所以斋戒，是为了使心意不散乱。宫室虽然极其高大，指使的地位虽然极其卑微，但这件事不发生在斋戒洁净的场所。元和年间诏书说‘礼制没有免除斋戒的规定’，应当以清洁肃静来交接神明，本来没有什么嫌疑间隔，而且祠室又宽敞，可以斋戒而无疑。《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恭敬，明白地侍奉上帝，于是承受许多福气。’恭敬斋戒来奉行明洁的祭祀，正是文王所以获得福气的原因，没有什么不合适。臣蔡邕、臣任敏愚昧刚直，冒犯死罪。”（本集亦载，《宋书·礼志一》略有记载。） ◇历数议（熹平四年） 三月九日，百官在府公殿下集合，面向东；校尉面向南；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官员列成两行面向北；议郎、博士面向西。户曹令史坐在中间，宣读诏书，众人共同议论。蔡邕坐在侍中西北方，靠近公卿，与冯光、陈晃互相诘问是非。（《续汉·律历志中》注引《蔡邕集》。按：光、晃指冯光、陈晃，《御览》作“冯先”。） 议郎蔡邕议论说，历法精微，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得失交替，术数没有固定不变的。因此汉朝兴起后承继秦制，历法采用《颛顼历》，历元采用乙卯。经过一百零二年，孝武皇帝才开始改定正朔，所用历法及历元改为丁丑。施行一百多年后，孝章皇帝听从清河人李梵的意见，改用“四分历”，历元为庚申。如今冯光、陈晃都认为庚申不对，甲寅正确。按历法来说，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共有六家，各自都有历元。冯光、陈晃所依据的，是殷历的历元。其他历元虽然不见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也都应当在当时取得效验。从前《太初历》开始采用丁丑历元以后，六家历法错杂，争论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执持甲寅历元，认为汉历错误，在清台参与观测考核，成绩列在下等，最终因疏漏宽泛，连续受到弹劾；而《太初历》用于郊祀验证，没有丝毫差错。这说明它虽不是图谶所说的历元，却曾在前代有效。自从采用《四分历》以来，考察天体运行，它比《太初历》更为精密，这又说明新的历元对当今有效。所以延光元年，中谒者▯诵也认为《四分历》的庚申不对，上书说应当采用《命历序》的甲寅历元。公卿百官共同议论并审定此事，最终没有施行。况且日月星辰的运行，迟速进退本来不一定完全相同。历法家用算术追寻推求，只求与当时的天象相合罢了，所以有古今的差异。如今的术数不能上通古代，正如古代术数不能下通今日一样。由此说来，文字见于谶书而对今日没有效验的，未必就是正确；对今日有效而谶书没有文字记载的，也未必就是错误。《元命苞》《乾凿度》都认为从开辟到获麟经过二百七十六万岁；而《命历序》计算从获麟到汉朝，起于庚午▯之二十三岁，终于己酉、戊子和丁卯▯六十九岁，合计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在乙未年，从汉元年上推到获麟，则应在庚申年。由此继续向上推到开辟，历元也应是庚申。谶书虽无明文，数字却已经存在。冯光、陈晃认为从开辟到获麟是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到汉朝是一百六十一岁，前后推算反而少了一百一十四岁。若说要补足这个数，就会向上违背《乾凿度》《元命苞》，中间使获麟不能在哀公十四年发生，向下又与《命历序》所说获麟到汉朝相距四▯年的数目不合，也与奏记、谱注不相应。现行历法以正月初一为癸亥日，冯光、陈晃却认为应是乙丑日。乙丑与癸亥之间，没有题记、刻勒、款识一类可以让众人共同辨别的证据，只能依靠月弦、月望、晦朔以及月光盈亏等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考察其应验。可是冯光、陈晃的历法以《考灵曜》为根本，其中二十八宿的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位置，与今日史官所传甘氏、石氏旧文错异，无法考校；用今日的浑天图仪检验天文，也与《考灵曜》不相合。冯光、陈晃如果确实能够依照自己的术数，另造观测望仪，以追求天体运行度数，远则在图书上得到验证，近则与日月星辰相合，那就可以用来改易甘氏、石氏的说法，彻底使各种术数归服，实在应当采用。臣责问冯光、陈晃，他们只说图谶，所说的便可以服人。元和二年二月甲寅日的制书说：‘朕听说古代先圣先王，先于天时行动，天就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行动，就奉行上天的时令。史官采用太初年间邓平的术数，冬至这一天太阳在斗宿二十一度，而历法把它定为牵牛中星；立春前一天才是四分历所说的立春，却据此裁断刑狱、判处大刑，在节气上已经违背时令，用来观察月望、求取平和，也相距很远。如今改行《四分历》，以遵循尧的法则，顺应孔圣奉天的教诲。’这就是开始采用历元为庚申的《四分历》的诏书。深深援引《河图》《洛书》以及图谶来作为验证，并不是史官私下独自编造的。冯光、陈晃却认为这是固执己见地造作妄说、违反经文，是极其错误的。从前尧命令羲、和推算日月星辰的历象，舜协和时令、月份而校正日期，汤、武通过革命来治理历法、明确时令，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可是他们仍然会遇到水灾、旱灾，天还以‘蛮夷侵扰华夏，盗贼奸邪’来警戒。冯光、陈晃却认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都是历元造成的灾祸，实在没有道理。元和二年才采用庚申历元，到现在已经九十二年；冯光、陈晃说这是秦代取代周代时所用的历元，却不知道它是否自秦代传来；汉朝三次更改历元，也并非始终使用庚申。冯光、陈晃只是拘泥于相信自己的学说，也有妄造虚假、欺骗人的过错。至于更改正朔、变易历元，从前张寿王的术数已经考核证明无效，▯诵的议论也没有采用；元和诏书的文义完备，议论已经确定，不是群臣凭义理所能改变的。（《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