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孙盛（二）

译卷六十四 孙盛（二） 《魏氏春秋》评论 蜀先主托孤 能够依仗大道、怀抱正义，内心存有诚信和顺从之道，然后才能匡扶君主、成就功业，最终奠定大业。古语说，下棋的人举棋不定，尚且不能胜过对手；何况不能衡量君主的才能如何，却在节操上反复不定，凭什么推服强邻、囊括四海呢？刘备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混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世上有人也许会说，刘备只是想使受托付的人更加坚定，同时也想安定一个蜀人的志向。君子说：不是这样。如果所托付的是忠诚贤能的人，就不需要这样教诲；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不应当开启篡夺叛逆的道路。所以古代临终托命，一定会留下明白的话；诡诈虚伪的言辞，不是托孤应有的做法。幸而刘禅昏暗软弱，没有猜忌险诈的性情；诸葛亮的威势和谋略，又足以约束、保卫各种异端，因此才使不同的心思没有机会自行产生。否则，恐怕会产生疑隙和不逞之人的祸乱。把这种做法说成权变，难道不是糊涂吗！（《蜀志·诸葛亮传》注） 诸葛亮没有裁抑法正 威势和恩福出自臣下，是亡家害国的道路；刑罚因为宠臣而放纵，是败坏政治、扰乱法理的根源。怎么可以因为是功臣，就让他肆意凌辱放纵；因为是宠幸之人，就让他凭借国家权柄呢？所以颠颉虽然勤劳，仍不能免于违抗命令的刑罚；扬干虽然亲近，仍然加以扰乱军纪的诛戮，难道是不爱他们吗？这是因为王法的缘故。诸葛氏的话，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政令和刑法的原则！（《蜀志·法正传》注） 法正劝先主应厚待许靖，以迷惑远近之人 礼遇贤人、尊崇德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为贤者封墓、为有德者表彰闾里，是先王留下的法则。因此，必须是品行高尚、德义冠绝天下的人，才可以借此让天下人仰视、使众民归服。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这种道理不会凭空施行。许靖在家中不能和兄弟友爱和睦，出仕后又接受了不应接受的职位；谈到诚信时，随着安危改变自己的心志；论其见识，几乎成了祸乱的首倡者。哪里有值得先加以宠幸、并借此感化招致远近之人的道理呢？如果竟然崇尚浮虚、使苟且浅薄的人得到荣耀，那么秉持正直、依仗义理的士人将凭什么受到礼遇？法正致力于迷惑人心的权术，违背了尊贵崇尚德义的风气；把他比作郭隗，也并不相称。（《蜀志·法正传》注） 谯周劝后主投降魏 《春秋》的义理说，国君应当为社稷而死，卿大夫应当为职位而死；何况自称天子，怎么可以受辱于他人呢？谯周却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苟且求生、侥幸免死，丢弃礼义而希求利益，只希望得到一点微小的荣耀，这是糊涂。而且从当时的形势来说，这个道理也没有说尽。为什么呢？刘禅虽然是平庸的君主，实际上并没有桀、纣那样的残酷；蜀军虽然屡次战败，也还没有发生土崩瓦解的乱局。即使不能君臣同心固守，也可以背靠城池拼死一战；即使如此仍不能取胜，也完全可以退守东部边境，谋划日后的行动。当时罗宪率重兵据守白帝，霍弋率精锐镇守夜郎。蜀地道路险狭，山高水险，断崖急流，不是步兵能够轻易通过的地方。如果把船只全部收集起来，保守江州，向南中征兵，向东国请求援军，那么姜维、廖化等五将自然会如云随从，吴国的两路军队也会奉命迅速赶来，哪里会无处投奔，因而担心一定灭亡呢？魏军来攻，是倾全国之力大举出兵；想追击，船只又没有资用；想停留，军队疲惫而忧患很多。况且形势有屈有伸，情势会交替变化，完全可以慢慢依靠思奋之民，进攻骄惰之兵。这不正是越王因此击败阖闾、田单因此摧毁骑劫军队的道理吗？为什么要匆忙把自己囚禁起来，送到敌人手中，以至于留下斫石般的终身悔恨呢？葛生说过：“事情不能成功也就罢了，怎么能反过来做他们的臣下！” 这话说得壮烈啊！足以树立懦夫的志气。看古代燕、齐、荆、越遭遇失败时，有的国家覆亡、君主被杀，有的像鱼一样被悬挂、像鸟一样逃窜，但最终都能建立功业、恢复社稷，难道只是上天相助，还是人的谋划呢？假使当时只想着苟且保存，采纳谯周的话，哪里还能建立国家的根基、取得美好的声名呢？刘禅既是昏暗的君主，谯周实在是庸弱的臣子；和申包胥、田单、范蠡、大夫种相比，差得不是很远吗！（《蜀志·谯周传》注）

译▯正撰写论说，把姜维作为一时的表率 ▯氏的议论真奇怪啊！士人虽然有各种品行，操守和事业也各不相同，但说到忠、孝、节、度，这是各种品行中最高的。姜维在魏国取得功名，却向外投奔蜀朝；违背君主而追逐利益，不能说是忠；抛弃亲人而苟且求生，不能说是孝；给旧国带来祸害，不能说是义；战败而不以死赴难，不能说是节。而且德政还没有施行，就使百姓疲惫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处在抵御外侮的职位上，却导致失守。说到智勇，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这六点，姜维一条也没有，实际上只是魏国逃亡的臣子、亡国的乱臣，却说他是人的表率，这不是糊涂吗！即使姜维喜欢读书，稍稍能自我修饰，又怎么不同于盗贼分赃的所谓义，和程、郑下阶迎降的所谓善呢？（《蜀志·姜维传》注） 宗预出使吴国 帝王保有天下，凭借的只有道和义；道义已经建立，即使国小也可以变大，殷、周就是这样。如果任凭诈术和武力，即使强大也必然失败，秦、项就是这样。何况处在偏僻狭小的地域，依仗山川险固，却想同万里之外长期结成横向联盟、彼此永远资助依赖吗？从前九国制定合纵计划，但秦人最终兼并天下；隗嚣、​​公孙述谋划辅车相依，但光武帝最终兼并陇、蜀。凭九国那样的强大、陇汉那样的广大，仍然不能互相救援，只能坐看被屠灭，这是为什么？因为道德的根基不牢固，强弱各方的心志难以统一。所以说“吴国不能没有蜀国，蜀国不能没有吴国”，难道不是谄媚之辞吗！（《蜀志·宗预传》注） 吴主孙权向魏称臣 从前伯夷、叔齐不肯向周屈服，鲁仲连不肯做秦国的百姓。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尚且以守义为荣、不受屈辱，何况分据天下三分之一的列国君主，怎么可以反复改变节操，时而承认、时而否认呢？我看吴、蜀都自称奉汉；到了汉朝名义之下，却没有谁能坚定地守住臣节。君子因此知道，他们不能使后代昌盛，最终必然会被大国吞并。假使孙权听从群臣的建议，终身自称汉将，难道不会使天下人感到义烈悲壮、使百代之后仍受仁德感动吗！（《吴志·大帝传》注） 陈武战死，吴主让他的爱妾殉葬 从前三位良臣随秦穆公殉葬，秦穆公的军队因此受到谴责；魏武帝的妾已经出宫，杜回却因此僵仆而死。祸福报应，就是这样明显。孙权依仗权谋和术数，让活人跟随死者去死；吴国国运不能长久，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吴志·陈武传》注） 吴主不治朱桓之罪 《尚书》说：“臣下不可擅自作威作福；擅自作威作福，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凶祸，给你的国家造成危害。”朱桓凶残狠毒，简直像虎狼一样。君主尚且不可如此，何况将相呢！《论语》说：“得到一个人，却失掉一个国家。”即使因此减轻罪责、损害刑法，所失去的哪一样更大呢？（《吴志·朱桓传》注） 吴主厚待各位将领 观察孙权养士的做法，他竭尽心思，以求得将士为他拼死效力。他为周泰受伤而哭泣，让陈武的爱妾殉葬，为吕蒙请求活命，抚养▯统的遗孤，谦卑委曲、劳苦用心，竟勤勉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他虽然没有显著的德行声誉，仁爱恩泽也没有彰明，却能够屈服强大的荆、吴，僭越而仿效帝王年号，或许确实有其原因。然而霸王之道，目标在于重大而长远的事业，所以先王建立德义的根基，扩充诚信和顺的领域，制定经略天下的纲要，明确贵贱尊卑的次序。处事简易，亲附自己的人就能长久；自身完备，功业就能宏大，难道只是忙于眼前小事、在当年求取利益吗？《论语》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之处；但用它来达到长远目标，恐怕会陷入泥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吴志·▯统传》注） 吴主奉事鬼神 孙盛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听从民意；国家将要灭亡时，听从神意。孙权年老志衰，身边有谗臣，废黜嫡子而立庶子，以妾为妻，可以说已经有很多败坏德行的行为了；又伪造符命，向妖邪神灵求福。将要灭亡的征兆，难道还不明显吗！（《吴志·大帝传》注） 吕岱诛杀士徽 使远方来归、使近处安定，没有比诚信更好的；保全大业、宽宥功臣，没有比义更好的。所以齐桓公开创霸业，德行在柯地会盟中彰显；晋文公开始称霸，义行在讨伐原地时显明。于是他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成为各代诸夏盟主，留下长久的美名，为百王留下范式。吕岱以军队友善对待士匡，使他以盟誓取得信任；士徽兄弟袒露上身，推诚相托、把性命交给他，吕岱却趁机将他们消灭，以求取功利。君子由此知道孙权不能作长远谋划，也知道吕氏的国运不会延续。（《吴志·士燮传》注） 赵达知道东南有王气，可以在那里避难 能够玄妙地观察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洞察未来，即使裨灶、梓慎也还以此为难，何况比他们更低下的术士呢！吴国史书说赵达知道东南应当有王气，所以轻率地渡过长江。魏国承继汉朝的统绪，接受天命而居中原，赵达不能预先看见征兆的萌发，反而流窜于吴越。又不知道吝惜自己的术法本来就是鄙陋之举，已被当时人轻视，哪里谈得上能够预见天道、审察帝王的符瑞呢？从前圣王观察天地的文理，画出八卦的形象，所以吉凶显著地记载在蓍草和策数上，变化形于六爻；因此三种《易》虽然不同，占筮的义理却是一致的。哪里会有转动一根筹策，就能够探求深奥、测知隐微，凭心意回答、预先占卜，而最终知道未来事物的道理呢？世俗喜好奇异，妄自设置神奇之说；这种不幸，正是孔子所摒弃的。因此君子立志于宏大的道理，对此没有什么可取的。（《吴志·赵达传》注） 《魏氏春秋》异同评论 《世语》说袁绍有步兵五万、骑兵八千 考察魏武帝对崔琰说的话：“昨天我查阅冀州的户籍，可以得到三十万兵众；由此推想，单是冀州的精兵就已经如此，何况还包括幽州、并州和青州呢？袁绍一旦大举出兵，必定会把全部军队都发动起来，接近十万人了。”（《魏志·袁绍传》注） 陈寿记载合肥与赤壁事件的先后次序不同于《吴志》考察《吴志》：刘备先击破曹操的军队，然后孙权进攻合肥。但这部《记》说，孙权先攻打合肥，后来才发生赤壁之战。两种说法不同，应以《吴志》为正确。（《魏志·武帝纪》注引《异同评》） 《曹瞒传》和《世语》说桓阶劝曹公正位，夏侯惇认为应先平定吴、蜀 夏侯惇以做汉朝的官为耻，要求接受魏国的印绶。桓阶正是依据夏侯惇有义烈正直的节操来称许他的。考察他的传记，《世语》的说法是虚妄的。（《魏志·武帝纪》注） 《世语》说景王病重，把朝政交给傅嘏，傅嘏不敢接受 晋宣王、景王、文王相继辅佐魏国时，权力的重要地位相承不断，晋王业的根基已经建立，哪里是小小的傅嘏所适宜插入其间的呢？《世语》所说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魏志·傅嘏传》注） 《世语》说刘表请刘备赴宴，蒯越、蔡瑁想趁宴会擒拿刘备，刘备暗中逃走，骑着的卢马渡过檀溪 这是不合事实的说法。当时刘备寄居在外，宾客和主人之间的形势悬殊。如果有这样的变故，他怎么敢在刘表一生之中始终安然相处，而没有发生任何嫌隙和事故呢？这些都是世俗的妄说，不是事实。（《魏志·先主传》注）

译《江表传》说刘备心里不相信周瑜一定能击破北军，所以故意迟疑落后，以作进退的打算 刘备有雄才，身处必然灭亡的境地，向吴国告急而获得奔来援助，怎么还会回头观望江边、另作后计呢？《江表传》的说法，应当是吴人想独自占有美名的言辞。（《蜀志·先主传》注） 孙策谋划袭击许都，尚未出发就被许贡的门客杀死 这几部书各有失误。孙策虽然威势行于江外，略取了六郡，但黄祖凭借上游地势牵制他，陈登又从内部离间他的心腹；而且深险强大的宗族还没有完全归附，曹操与袁绍像虎一样争斗，形势牵动山河。孙策哪里有空暇远征汝南、颍川，把皇帝迁到吴越呢？这大概是普通人所能看见的情势，何况孙策这样通达时势的人呢？又考察袁绍于建安五年到达黎阳，而孙策在四月遇害；《志》却说孙策听闻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拒，这显然是错误的。关于讨伐陈登的说法，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江表传》又说孙策能够认出韩当军中的所有士兵，我怀疑这是欺诈之说，于是孙策射杀了一个人。三军将士中有的可能是新近归附之人，孙策作为大将，怎么能全部认得？只因不认识某人就把他射杀，这种说法不合道理。而且孙策在建安五年被杀，柳城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二年，《九州春秋》的错误尤其严重。（《吴志·孙破虏传》注） 《魏书》和《九州春秋》说鲁肃激烈劝说孙权迎接曹操，孙权想斩杀鲁肃 《吴书》和《江表传》说，鲁肃一见孙权，便劝说抵抗曹操，并谈论帝王事业的谋略；这发生在刘表死后。鲁肃又请求出使观察形势变化，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后来又劝说迎接曹操。而且当时劝孙权迎接曹操的人很多，却说孙权唯独想杀鲁肃，这也不合道理。（《吴志·鲁肃传》注） 陈寿记载朱然事迹有误 《魏志》和《江表传》说，朱然在景初元年、正始二年两次出兵侵犯魏境；他所击败的胡质、蒲忠发生在景初元年。《魏志》承袭《魏书》，含糊其辞，不说胡质等人被朱然击败，只径直说朱然退兵。《吴志》说，赤乌五年，即魏国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交战，蒲忠失利，胡质等人都退兵。考察《魏·少帝纪》和《孙权传》，这一年并没有这件事，应当是陈寿误把吴国嘉禾六年写成赤乌五年了。（《吴志·朱然传》注引《异同评》） 诸葛恪被杀的事情，陈寿的记载与《吴历》不同 诸葛恪与诸葛胤关系亲厚，约定等到关系疏远时，遇到非常重大的事情，按形势应当向诸葛胤说明，共同谋划安危。然而诸葛恪性情强悍刚暴，平素又轻侮诸葛峻，自然不会信任他，因此才会把他召入。难道诸葛胤稍微劝说几句，诸葛恪就会替他冒险招祸吗？（《吴志·诸葛恪传》注） 《晋阳秋》评论姜维谋划复兴蜀国 孙盛在永和初年随安西将军平定蜀地，见到了许多旧人；姜维投降以后，曾秘密向刘禅上表陈疏，说想假意服侍钟会，趁机杀掉钟会来恢复蜀土。钟会的事情没有成功，姜维于是也随之覆灭，蜀人至今还为此悲伤。孙盛认为古人说过：“不是自己所处困境，却陷入其中，名声一定受辱；不是自己所应占据的位置，却占据它，本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就将到来。”这说的不就是姜维吗？邓艾进入江由时，兵力很少。姜维进不能在绵竹之下奋力尽节，退不能统率五将，拥护保卫蜀主，谋划日后的计策，却反复处于叛逆与顺从之间，希望在难以实现的时机中求得违背常情的成功；以衰弱的国家屡次向三秦用兵，对已经灭亡的国家还希望从外部谋求奇策，不是太昏暗了吗！（《蜀志·姜维传》注） 晋朝采用前代的正朔和服色 孔子修订《春秋》，列举三代纪年，以后代的正朔为法则；如今仍旧沿用旧制，是不对的。而且晋属金德，却崇尚赤色，考察天道，这种违背实在太严重了。（《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五） 晋平定吴国，封孙皓为归命侯 古代建立群主，是为了统治、牧养众民，所以一定要上合乾坤之道，下能覆盖养育万物。如果放纵淫乱暴虐、残害百姓，那么天和人都会诛罚他，斩断他的国运，夺去他南面为王的尊位，给他加上独夫的刑戮。因此汤、武举起兵器讨伐，不会受到违背君臣之义的讥责；汉高祖挥剑而起，也没有失节的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是四海共同憎恨的仇敌，是人神都排斥的人。何况孙皓的罪行在于逃亡的逆寇，残虐超过辛、癸；即使在白旗下斩下他的首级，也不足以向冤魂谢罪；即使毁灭他的宫室、祭祀他的社，也不足以记录他的暴行。如今反而优厚地授予显贵的命令，宠幸赏赐一再增加，难道符合代天施罚、讨伐罪人、安抚百姓的义理吗？因此可以知道，僭越叛逆得不到惩罚，凶残暴虐也没有受到警戒。《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捉来，扔给豺狼和老虎。”仅仅进谗尚且如此，何况进谗并且暴虐呢！况且晋军像神兵一样迅速扫荡，兵临伪国巢穴，等到道理穷尽、形势危急，他才请求保全性命。不可赦免的罪行已经明白，三面驱猎而留一面的仁义也无从施行，即使推到权宜之道的极端，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吴志·归命侯传》注） 庾纯的父亲年老，却没有告假回家奉养 至于冢宰大臣，不能以家事推辞王事，牺牲小处来保全大局，本来就不是这一类人应有的行为。他确实应当像普通人一样尽情表达思念父亲之情；即使这种心志有时不能改变制度，既然还没有受到裁抑，作为孝子的内心怎么能忍住不说呢？庾纯从未上告请求，确实是不对的。（《通典》六十八） 王衍 芝兰不和蒺藜荆棘一同栽植，鸾鸟凤凰不和猫头鹰一同栖息，这是天理本来如此，很容易明白。（《文选·辨命论》注） 怀帝纪总评 怀帝天资清秀美善，年轻时就有声誉。如果遇到太平盛世，足以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但他继承惠帝之后的动乱局面，东海王专擅朝政，权势和俸禄离开王室，没有幽王、厉王那样的祸乱，却有骊戎之祸。可悲啊！（《御览》九十八） 元帝下诏亲自执酒杯，在太庙祭奠怀帝、愍帝 《阳秋传》说：臣子在礼法上是一体的。即使继承君位，也不能因为后来尊贵，就降低或废弃对前代君主的敬意。从前鲁僖公继承庄公为君，因为以兄弟长幼之情相待，却把庄公排除在外，反而成为悖逆。按照古代义理，明帝的诏令是正确的。（《宋书·礼志三》引《晋春秋》） 元帝纪总评

译从前秦始皇东游，望气者说：“五百年以后，东南金陵之地会有天子之气。”于是秦始皇改名为秣陵，吴人认为这是孙权将要称帝的征兆。孙盛考察说：秦始皇出游的那一年到孙权僭号，共四百三十七年，考察年数并不相合，比较两者的基业和地域也不相称，难道真是帝王的符瑞，在上代就显现征兆了吗？晋属金德，覆盖统治四海，金陵的祥瑞，难道应在这里吗？而且从秦始皇东游到此时已有五百二十六年，正是所谓“五百年以后应当有王者”。又孙皓将要亡国时，吴郡临平湖中的草木一夜之间自行消失，人们在湖边得到一只石匣，里面有一块小石头，青白色，长四尺、宽二寸多，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帝”字。当时人们没有察觉其中的祥瑞，莫非这正是中宗兴起、占有五湖的征兆吗？太康三年，建业发生盗寇，余姚人任振用《周易》占筮说：“盗寇已经被消灭了，三十八年以后扬州应当有天子。”又在太安年间有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年间发生大乱，王室覆亡，只有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得以渡江脱险，到这时中宗登上帝位。在此以前，岁星镇守辰位，太白星与四颗星聚集在斗宿、牛宿之间，五个铎又出现在晋陵；冥冥中的天数和玄妙的感应，仿佛符契相合。又起初玄石图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所以宣帝深深忌惮牛氏，便制作了两只▯，其中一只用来贮酒；皇帝先饮用好的那只，想用有毒的那只毒杀牛金，而晋王妃夏侯氏与小吏牛钦私通，生下元帝，也有符瑞与此相应。（《御览》九十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东海国妃与嗣王穿着不同的服色 废除服丧三年的礼制，开创偷薄礼制的根源，是汉、魏所犯的大错误。如今如果认为男子应当因王事而夺情除服，妇人却可以终守原来的丧服，就会使吉礼和凶礼的仪式混杂在宫室内寝，使彩服和素服的制度在内外不同，岂不是感情和礼制都违背，哀与乐也失去了各自的位置吗？藩国事务少，应该依照圣典办理，这没有什么可疑的。（《宋书·礼志二》。晋穆帝时，东海国上奏哀王去世。过了一年，嗣王才来继位，不再追服丧服；国妃也应当一同除服。诏令国妃终守三年之制。） 对《老子》的疑问和反诘 《道经》说：“所以常常无欲，以观察道的精微；所以常常有欲，以观察道的边际。这两者同出于一个根源而名称不同，都称为玄；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旧说以及王弼的解释认为，“妙”是开始，“徼”是终点。观察事物的开始而推究终点，看见精微而知道显著，是通达之人的见识。既然已经想使精神澄明，彰显它的精妙和开始，那么自己思考就可以了，口中应当完全止息，为什么还需要有欲望来求得它的终点呢？应当说有欲和无欲都出自妙门，都称为玄。如果这样，那么从始到终往复推求，为什么偏偏以无欲为贵呢？“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于是丑就产生了；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于是不善就产生了。”孙盛认为，美、恶的名称，是随着美、恶的实际产生的。道德淳厚美好，就有善的名声；顽固、聋昧，就有恶的声名。所以《易》说：“恶行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毁灭自身。”又说：“美德存于内心，便会畅达于四肢，发扬在事业上。”又说：“《韶》乐尽善尽美，然而还没有尽善。”既然如此，大美大善为天下人所共知，怎么能说“于是丑就产生了”呢？如果虚浮的美不是真美，把善称为善也不是真善，所赞美的超过了真正的美，所称善的违背了中正，那么这些都是世俗教化所厌恶的。圣王告诫天下人，也正是知道这一点。“不崇尚贤能，使百姓不争；不珍视难得的财货，使人不去偷盗；常使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有知识的人不敢妄为。”又说：“断绝学问就没有忧患，‘唯’和‘阿’相差多少？善和恶相差又有多远？”下一章说：“善人，是不善之人的榜样；不善之人，是善人的借鉴。不尊贵他的老师，不爱惜他的借鉴，虽然有智慧却是大大的糊涂。”孙盛认为，如果百姓果真没有欲望，那么还要向老师学习什么呢？既然相互以师生关系资助教导，不学习怎么会有善？尊重善人不是崇尚贤能，怎么会尊贵、爱惜他们？既然这些关系存在，美与恶就不能不分明，这哪里是“相差多少”的意思呢？下一章又说：“人们所教给我的，我也拿来教给别人；我的话非常容易懂，但天下人没有谁能懂。”又说：“我将以此作为教导的祖先。”推究这些话，并没有断绝学问。所谓“绝”，是要断绝尧、孔的学问吗？尧、孔的学问随着时势设置教化，所以道路能贯通百代；老氏的言论只把一种主张当作唯一标准，不能不拘滞于适应变化之中。这又是他所未能通达的隐蔽弊病。“大道空虚，但它的作用也许永远不会穷尽；调和它的光芒，与尘俗混同。”孙盛认为，老聃可以说是懂得道，却不是亲身体现道的人。从前陶唐氏治理天下时，没有一天懈怠，便以光明照临、任用众人；把师傅和赏赐授予普通人，就欣然禅让，难道不是大道空虚而作用无穷、光芒与尘俗同流吗？伯阳却不是这样。他既然处在浊乱的官位上，又远远逃到西戎；行动举止显得狂放，著书立说又有矫诳之辞，调和光芒、混同尘俗，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我本来认为他懂得道，但说到体现道，还没有做到。“这三者不能追问究诘，混然成为一体；绵延不绝，无法命名，又复归于无物。无物的形象，就叫作恍惚。”下一章说：“道作为一种东西，只有恍和惚；惚啊恍啊，其中有形象；恍啊惚啊，其中有事物。”这两章一会儿说无物，一会儿说有物，开始就有不相宜之处。“把握古代的大道，来驾驭今天的万有。”下一章却说：“执着于它就会失去它，有所作为就会失败。”既然又说“把握古代的大道，来驾驭今天的万有”，一会儿说应当执持，一会儿说不能执持，难道不是含有隐约的矛盾吗？

译“断绝圣人，抛弃智慧，百姓可以获得百倍的利益。”孙盛说：有仁德的圣人，必然有仁德圣人的德行事迹；如果不尊崇这些，陶唐氏的教训将凭什么融通？如果不崇尚仁义，孝慈之道就会丧失。老氏既然说要断绝圣人，却在每一章都称说圣人；既然称说圣人，圣人的事迹怎么能够断绝？如果想断绝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事迹，那么所称的圣人，究竟是哪一种圣人的事迹呢？即使按照他的话说，圣人中有的事迹应当消灭，有的事迹应当称扬；既然称扬和消灭不同，我们究竟听从哪一种呢？“断绝仁爱，抛弃义理，百姓就会重新拥有孝慈。”如果按照这番话，仁义不被断绝，就会没有孝顺和慈爱了。又说要居于善地、心存善仁，那么“善仁”的“仁”，难道不是先前所说想要断绝的仁吗？如果是，就不应再称述它；如果不是，那就不清楚两个“仁”的意义：一个仁应当断绝，一个仁应当彰明，这又是他没有理解的地方。如果说这是“不圣之圣”“不仁之仁”，那么这种教说本来就应受斥责，不必高声宣扬。到了庄周又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又说：“田常窃取仁义来取得齐国。”天地陶铸万物，善恶一同孕育，各自禀受自然本性，彼此的道理并不相关。猫头鹰、毒鸟放纵毒害，并不需要向鸾凤学习；豺狼老虎任意加害，也不借用麒麟的手段。这些都是天生的本性和自然的行为，不需要借助外物。为什么凶恶顽劣的人，偏偏要借助仁义来成就自己的奸谋呢？至于冒顿杀父、郑伯盗取郐国，难道还要先假借孝道，才能最终造成祸害吗？庄周、李耳掊击并杀害仁义的根本，毁坏驳斥正确的教训，和憎恨盗贼便销毁铠甲兵器、看见吃饭噎住便断绝食用五谷，有什么不同？后世谈论此事的人，虽然曲意替他们解释义理、加以辩说，却没有不在杀害圣人之说上艰难困顿，在忘却亲人之说上陷入困境的。“知道我的人很少，所以我才尊贵。”上一章说：“圣人处在天下，百姓都把耳目注视着他；尊他为师、以为资助并珍爱他，必然彰明万物。”既然这样，知道他的人怎么会少呢？知道他的人少，为什么反而尊贵呢？如果就他自身而言，已经在九州受到尊贵，怎么还能佩带实际的尊位，却反过来说尊贵是由于知者稀少呢？这大概是想压制、改变世俗的常情，所以故意说出这种过分的话。圣人的教化则不这样，而是调和言辞，用道理教导，所以说“在家必然闻名，在国中必然闻名”，也就是声名一定会通达。不被人发现善行而不忧闷，是潜龙的德性；不被人理解而不怨怒，是君子的道行。众人喜爱的必然会被察知，众人厌恶的也必然会被察知；既不因知道的人多而显赫，也不因知道的人少而尊贵。这样的教诲诱导从容舒缓，道理自然合于中正，怎么能把它和老聃的话放在同一天比较优劣呢？“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预先知道，是大道的浮华，是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处在厚实之处，不处在浅薄之处；处在真实之处，不处在浮华之处。”孙盛说：老聃足以知道圣人的礼乐并不是玄妙至上的工具，圣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制定礼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故意毁谤礼乐呢？因此，他排斥礼学，以保全自己任顺自然的理论，难道不知道叔世末代已经不能再返回自然之道吗？他只是想伸张自己偏好的情怀；这样看来，就免不了被自己的情感牵制于所喜爱的东西，并不是能够放任心意来教化万物的人。不但不能挽救弊病，反而助长了弊病。“王侯得到一，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正。”正，就是正道。下一章说：“谁知道它的极限？它没有固定的正，正又转为奇，善又转为妖。”考察这两章，一处说天下有正，一处说没有固定的正；既说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师，又说善会转为妖。天下的善本来是一种，道路的正也本来是一种，却一会儿说是老师，一会儿说是妖；天下的正道本来是一种，却又说正会转为奇。这些反常的见解，是他未能通达之处。有人问，老子、庄子之所以这样发端议论，大概是想同圣人教化相互表里；至于陶铸万物、阐明教训，归宿是相同的。孙盛认为不是这样。圣人的道理广大而完备，如同日月高悬天空，哪里有照不到的地方？老氏的言论处处驳杂于六经，难道还要等待老聃、庄周来补救和辅佐吗？这正是庄周所说的，日月已经出来，火把却还不熄灭。至于那些空虚欺诳、诡谲怪异、矫饰诡诈的言辞，尚且拘滞在一端，却横行声称为不合常理的奇异言论。（《广弘明集》五） 孙放 孙放字齐庄，是孙盛的次子。任国子博士，后来出任长沙太守。《庐山赋》寻阳郡南面有庐山，是九江的镇山。它临近彭蠡湖泽，连接着平坦开阔的原野。（《水经·庐江水注》） 《西寺铭》（序） 长沙西寺的层层楼阁倾斜坍塌，商议想要重建。有人说，曾有一个童子拿着纸花插在地上；旧寺东西两边相距十多丈。于是开始修建，正好建在纸花所在的地方。（《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五） 卷六十五 嵇喜 嵇喜字公穆，是谯国钅至县人。魏时任中散大夫，是嵇康的哥哥，任卫军司马。进入晋朝后授任扬州刺史，升任太仆、宗正。有《集》二卷。《嵇康传》嵇康家世代学习儒学，年轻时就有出众的才华，旷达超逸而不合流俗，才高志洁、任性而行，不修饰自己的名声，宽厚简朴而器量宏大。他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传授，却博学多闻；长大后喜欢研究老子、庄子的学说，性情恬淡安静，没有欲望。他生性喜欢服食药物，常常采集和服用上等药材。擅长撰写文章和论说，弹琴咏诗，内心自得满足。他认为神仙之道是禀受自然本性而成，并不是积累学问所能达到的。至于导引调养如果合乎道理，使性命得以尽善，像安期生、彭祖那样长生变化，是可以通过正确追求而获得的。他著有《养生篇》，知道那些想要过分厚待自身的人反而会丧失生命，追求外在增益的人必然会失去本性；于是超然独达，放弃世俗事务，放纵心意于尘世之外。他又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逃避世俗、遗弃名声的人，编成传赞，从混沌时代一直到管宁，共一百一十九人，大概是向宇宙之内寻求材料，而把它们发扬到千古之外。因此世人没有谁能够给他定名。（《魏志·王粲传》注） 嵇蕃 嵇蕃字茂齐，是嵇喜的儿子，任太子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