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元端

译卷第二十 元端 端，字宣雅，是雍的长子。任散骑侍郎，多次升迁为通直常侍、鸿胪、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东南道大使。授镇军将军、兖州刺史，封安德县开国公。授都官尚书。孝庄帝初年，与雍一同在河阴遇害，追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上表请求集议郊祀、禘祭的配享问题 谨按《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后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说：“郊、祖、宗，是说在祭祀礼仪中配享。虞舜以前崇尚德行，禘祭、郊祭和祖祭、宗祭，都选用有德之人配享；从夏代以后，逐渐用同姓之人代替。”因此周人以周的后稷为始祖，以文王、武王为二祧。直到周代，配享祭祀从未废止。考察《礼记》，喾虽然没有专门的庙，却在禘祭中配享。谨慎详察本朝，太祖道武皇帝配享圜丘，道穆皇后刘氏配享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享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享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享雩祀。太宗明元皇帝的宗庙已经毁去，但上帝、地祇的配享祭祀仍有成法。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宗庙配享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决定。请召集群臣，集中议论后上报。（《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太常少卿元端上表陈说。） 宗室参与助祭议 《礼记·祭法》说：“天子设立七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祖之庙称为祧庙，共有二祧。祖考因为功劳重大而不迁毁，二祧因为盛德而不毁。依次迁移的原则，适用于其余四庙。”《祭统》说，祭祀有十种伦理意义，其中第六是显明亲疏关系的等差。祭祀有昭穆，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使其不发生混乱，因此有伦理秩序。注说：“昭穆都在场，同宗的父子一同前来。”这句话是指同一座宗庙中的父子作为一群，并不是按昭穆来区分。假如一位公爵有十个儿子，便称为群公子，难道还要等到历经几位公爵后才设立这个称呼吗？《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后的孙辈，祖庙尚未毁去。”虽然可以援引这句话，但它同朝廷的议论不同。如果依照那种意见，不仅太祖的曾孙、玄孙，诸庙的子孙也都应当列入参与祭祀的名单。既然没有确切依据，我私下认为范围太宽。臣等愚见，请同意王僧奇等人的议论。（《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江阳王继上表请求参加祭祀，王僧奇等认为不得预祭，李琰之认为可以预祭，太常少卿元端提出议论。又见《通典》卷五十一。） 羊祉谥议 羊祉立志埋轮，不回避强暴权势；等到主持军政法令，勇猛威武而能裁断；持符节安抚藩镇，边地夷人都认识他的德行，教化沾及异类，百姓背着孩子来归附。谨依谥法，“布德行刚”称为“景”，应当谥为景。（《魏书·酷吏羊祉传》。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刘台龙议定谥号。） 上表说明羊祉的谥号应当依照前议 我私下认为，谥号是对一个人事迹的概括，行状是对事迹的称述。然而尚书省掌管铨选衡量，厘定各类事物的品级；如果行状同事迹不相符合，就应当压下不受，记录真实的行状，然后交给太常寺，依照谥法，根据行状拟定谥号。哪里有舍弃一个人的实际行迹，只在外部另有所求，既去掉行状又去掉称述，那将依据什么来裁定呢？考察羊祉因母亲年老而辞去藩职，朝廷于是下手诏说：“你安抚治理地方多年，声誉和实际成就都很显著，安定边境，确实符合朝廷的期望。”等到他去世，又加以显赫的追赠，说羊祉的忠诚功绩在历朝都很显著，内外成效都彰明；任岷地牧守，养育百姓的功绩很快便传扬开来。诏书册命极力褒美，完全符合一贯的声望。然而君子任用人，应当取其器识，没有必要要求完美；人的德行有多种，优劣各不相同，刚强而能够自我克制，也是一种德行。谨依谥法，“布德行刚”称为“景”，认为前面的议议是妥当的。（《魏书·羊祉传》。元端、刘台龙议定谥号为景，侯刚、元纂等驳议，灵太后命令依照驳议重新议定，元端、刘台龙于是上表说明。） 广陵王羽 羽，字叔翻，是献文帝的第五个儿子。太和九年，封为广陵王，加授侍中、征东大将军、大理。加授卫将军，升任特进、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兼领廷尉，代理太尉。因获罪而被削职；等到皇帝南征时，进号卫将军。授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进号车骑大将军。宣武帝即位，升任司州牧。景明二年，进位司徒。去世后谥号惠。奏请考核京城官员 关于外地考核的法令规定，每年年终，由州镇列举刺史、太守的治理情况。到第二次考核时，依照他们的品级，来彰明升迁和黜退。过去十五年中，京城百官都已经考核为三等。今年正好是第三年，虽然外地已有成文法令，京官考核的法令却还没有颁布。内外考核按理应当相同。我谨推求并参照外地考核制度，用来确定京官的政绩和操行。（《魏书·广陵王羽传》。） 彭城王勰 勰，字彦和，是献文帝的第六个儿子。太和九年，封为始平王，加授侍中、征西大将军。授光禄大夫，转任中书令，改封彭城王。授中军大将军、开府、宗师。不久任司徒、太子太傅。宣武帝即位，出任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不久兼领扬州刺史，进位大司马，兼领司徒、录尚书事，加授侍中。被高肇诬陷，永平元年九月遇害，谥号武宣王。孝庄帝即位，追尊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上孝文帝谥号议 谨按谥法，协和时宜、开创祭祀称为“孝”，使五宗安定称为“孝”；道德广博、声闻远播称为“文”，经纬天地称为“文”。仰想大行皇帝，确实兼备这些意义，应当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号高祖，陵号长陵。（《魏书·彭城王勰传》。） 奏请驳回甄琛放宽盐禁的议论

译甄琛所陈述的意见，富有文采和道理，首尾完备，有些地方几乎无可贬责。只是恐怕坐而论道时道理很高明，实行起来却会使事务缺失，因此犹豫不决，尚未认为可以施行。我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把好的治国道路说明白的；我们的长远治理，到拯救社会时，也要随着时代而升降取舍。要使富裕不致过分，贫俭不至于困敝，使劳役和休养有张有弛，各种措施都适得其中，节省费用而取得足够的供给，从而成全百姓的生计。如果不是这样，要君主有什么用呢？如果任凭万物自行生产、各按所需取食，那就等于把万物都看成刍狗，彼此不再发生关系。自从大道衰微以后，恩惠便产生了；下级奉事上级，上级施恩下级，尊卑之间的关系才得以和睦。然而恩惠相互施行以后，拯救百姓的方法更加广泛，常常担心财富不能充实国家，恩泽不能厚待百姓。因此采取多种办法来表达这种意愿，制定法令来实行这种志向。甚至从山川取得财货，减轻百姓的贡赋；在关市设置税收，补助十一税的储备。把这里的财物收取来补给那里，并不是为了利己；把那里的资源转运到这里，也不是为了自身。所谓汇集天地间的财产，惠及天地间的百姓，借造物者的富足来救济造物者的贫困。征收商贾的财物，用来供给战争；向四民征赋，用来供养军队和国家；取得什么、使用什么，各自都有道理。禁止这处深池，并不是专供大官享用；收取这些匹帛，难道是为了充实后宫的资财吗？既然恩泽流润并不归于自己，那么彼此一体，仍然积聚后再分散出去，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况且征税的本意，是事情有需要可取用，本来就是希望救济百姓，并不是为了积累财富、收藏货物。如果不是这样，过去的君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后来历代经营筹划，都没有谁改变它。先朝因此考察商议，根据事情大小和实际情况，下降恩泽察看民情。（“兴复盐禁”一语疑有脱文。）然而盐禁施行以来，主管机构多有懈怠，出入之间办事不合法度，于是使平民怨恨叹息，商贩轻视非议；这只是执行的人没有办法，并不是创立盐禁的人有错误。如今如果让朝廷明察此事、听任私人经营其中，却又在此时废除盐禁，恐怕会违背先前的诏旨。制度一施行一改变，法律就像下棋一样反复无常。参酌议论其中的道理，应当依照原来的制度。（《魏书·甄琛传》。世宗即位后，甄琛上表请求放宽盐禁，诏令交给八座议论可否上报。司徒、录尚书、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上奏。） 彭城王劭 劭，字子讷，是勰的儿子。永平年间承袭爵位。孝明帝时历任宗正少卿、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孝昌末年，征召为御史中尉。孝庄帝即位，尊为无上王。不久在河阴遇害，追谥为孝宣皇帝。

译上表请求拿出家财充作军费 伪造的宦官余党游荡不散，窥伺边境，军队劳苦经年累月，每天都有千金的费用。臣仰仗先人的资财，承受丰厚的俸禄，愿把微薄之物拿出来，以补助国家山海般的军需。臣的封国在徐州，距离军队较近，谨奉上粟九千斛、绢六百匹、封国属吏二百人，用来充作军用。（《魏书·彭城王勰附传》。） 北海王详 详，字季豫，是献文帝的第七个儿子。太和九年，封为北海王，加授侍中、征北大将军、光禄大夫。转任秘书监。代理中领军，留守京城。又代理司州牧。授护军将军，兼任尚书左仆射。受遗诏任司空，辅佐朝政。宣武帝即位，升任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授太傅，兼领司徒。正始元年，因罪被废为庶人，暴死。永平元年恢复原有封爵，按王礼安葬，谥号平王。奏劾甄琛、李凭 我听说结党营私造成祸患，是自古以来都深恶痛绝的事情。政治所忌讳的事，即使受到宠信也必定诛罚，都是为了保存天下最公正的原则，保障皇室基业长久稳固。恭敬地想，陛下继承圣明先帝的光辉，深刻洞察隐微的奸恶，恩断近臣，法度焕然一新，大政因此更加光明，宏大的谋略也由此长久安定。谨按侍中、兼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执掌法律的职位，专任纠举弹劾之事；即使风声邪僻、名声污浊的人，也应当加以弹劾，何况赵修奢侈暴虐，声名在内外都很显著，侵害公家、损害私人，是朝廷和民间都知道的人。而甄琛曾经不加奏报，反而同他往来密切、结交纳贿，把他当作朋党，内外相互呼应，使赵修获得赞誉。竟让平民的父亲越级升任正四品官，七品官的弟弟越级升三阶，损害先皇选拔人才的典制，玷污圣明任用官员的制度。又同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互相表里为奸；李凭的兄长贪受封爵，李凭明知却不说。等到赵修的罪恶暴露，才加以弹劾。他在赵修活着时依附其势力，死后却到尸体所在之处排斥他，窃取上天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力量，仰面欺骗朝廷，俯首蒙蔽百官，其卑鄙奸诈到此已十分严重。不实而且不忠，实在应当贬黜。谨依律定为徒刑，请免除甄琛现任官职。他的父亲任中散，实在也是贪受越级的官职；即使是皇族帝孙，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得到的官职不合伦常，请下令收回并夺除。李凭结交依附赵修，无论是亲近还是倚仗，交游的方式都不合常规；有时早晚跟随拜访，有时逢吉凶之事相互往来，甚至亲自拜见赵修的父母，妻子去拜见赵修的子女；每逢赵修家中有事，李凭一定先行请托。这样玷污皇上的教化，尘污正道。如果对此不加纠正，将凭什么整肃阿谀奉承、奖励勉励忠贞刚正之人呢？请免除李凭现在所居的官职，以整肃风俗法度。（《魏书·甄琛传》。赵修死的第二天，甄琛和李凭因结党被召到尚书省，兼尚书元英、邢峦穷究他们阿附的情状。司徒、录尚书、北海王详等上奏。） 奏请修改制度条文，归还刑律处理 我私下认为，奸邪和劫盗难以根除，成为祸害已经很久；群盗造成祸患，是国家的共同忧患。因此即使施用五刑，仍然有人触犯法网而被诛杀；道德教化几乎能够胜过残暴，却仍不能止息狗盗般的声响。所以颁布制度、垂示法式，被称为治理的根本；整顿纲纪、提挈条目，是政治的大要。我谨考察夺除俸禄的条文，颁布已经一年了。然而京城的尹、令，其善恶容易被听闻；边远州郡的长官，有时难以查听审察；上下官员同怀私情，互相掩盖隐瞒。假如盗贼发生而隐瞒不报，有时把劫掠说成偷窃，有时把阻拦掠夺说成盗贼作案，反而使盗贼更难查知，抢夺偷窃更加严重。我们商议，如果依制度削夺官职，那么县里就没有能任满一月的长官；如果依附加条文贬黜官员，郡中就没有能任满一年的守令。这种制度一旦实行，正所谓法令越来越繁密，盗贼反而越来越多。过去黄龚改变风俗，并不是依靠削减俸禄；张、赵二人得到美名，难道是害怕被贬退吗？然而安抚教导的关键，得失在人。只有慎重选择官员、谨慎任用，并依照法律弹劾禁治，不应轻易改变法令，削黜群官。如今请修改制度条文，仍归附刑律处理。那些自我勉励、公正清廉的人，依照常规典制奖赏；风闻有贪污受贿的，则据此列入考核等第。（《魏书·北海王详传》。景明二年，详与八座上奏。） 上表请求集议禘祭、祫祭的礼仪注式 奉诏集议，群臣都认为，设置禘祭、祫祭，是前代一贯的典制；惠蔚所陈述的意见，符合古义，请依照旧制，恭敬地在清宫举行祭祀。至于请求省减时祭，按道理确实应当如此；但只求从解释经义上作罢，向下又会逼近诸侯国，并且连同当时祭奠的恭敬之礼，也很难轻易省略。请改在仲月择定吉日，再行奏闻。（《魏书·礼志》二。景明二年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陈说。诏令准许。） 北海王颢 颢，字子明，是详的儿子。永平元年，承袭北海王爵位，多次升迁至都官尚书。正光年间，出任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徐州刺史。孝昌年间，任征西将军、西道行台、尚书右仆射，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泰初年，进位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相州刺史。孝庄帝即位，授太傅。不久逃奔梁国，梁国拥立他为魏帝。永安元年十月，进入并占据南兖州的钅至城，建年号孝基。第二年五月进入洛阳，改年号建武。不久战败向南逃奔，被临颍县小吏江丰斩杀。孝武帝即位，追赠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入洛后上梁武帝表 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如今已经一时平定，只有尔朱荣还敢于骄横跋扈，我和陈庆之自然能够将他擒获讨伐。现在各州郡刚刚归服，正需要安抚，不应再度用兵，使百姓受到动摇。（《梁书·陈庆之传》。） 清河王怿 怿，字宣仁，是孝文帝的第五个儿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为清河王。宣武帝即位，授侍中，转任尚书仆射，进位司空。孝明帝即位，转任司徒，进位太傅，兼领太尉。正光元年，被元叉杀害，谥号文献王。（考察《北史·李先传》，李先的曾孙义徽在太和年间补任清河王怿府的记室。起草笺书、表疏，文思敏捷，下笔不加修改，典雅丰富而迅速，当时人都称赞他。《魏书·清河王怿传》有一篇劝谏灵太后让沙门惠怜用咒水治病的表，据《北史》记载，是义徽起草的奏章，现在编入义徽文集，其余姑且归入怿的文集。又考察《魏书·袁翻传》，袁翻的儿子袁跃任清河王府的释文学，清河王怿的许多文章表疏，大多出自袁跃之手。）

译请求议定丧礼的表 我听说历代君王所崇尚的，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中最重要的，丧礼达到极点。时代世代相承又各有变革，制度有损有益不同，但遗留下来的风俗和先贤的功业，仍然值得效法。至于前代贤人和往昔哲士，考订商议时意见各不相同：有的共同引证经文，却分别讨论人情和不同情况；有的各自陈述见解，却共同考察事情的根本。虽然都以法令为准、以祖制为依据，各自成为一家之说，但议论纷繁，最终道理仍归于众人共同认可的正理。没有不是顺应当时所崇尚的，各自形成一代的典章制度，从上到下，无不遵循使用。因此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专行于汉朝，王肃制定的礼制独行于晋代。这就是所谓礼仪文制共同遵循、天下四海整齐划一。至于俯仰进退的仪容、哭泣升降的节度、往来内外的举止、出入闺门的尺度，尚且要咨询礼官、广泛访问儒士，记录在文书上，明载于通行法令。若辩答互相乖异、证据不明，便斥责其错误瑕疵，纠举弹劾并定罪。这些都是简牍文书上已经形成文字，可以一一查阅了解的事情。从未听说有帝王垂示典范，国家却没有一定的制度；有英明贤能之士辅佐治理，家家却各有不同的礼制；还想让风俗流传、成为法则，永久遗留给后世。近来虽然建立了学官，学校礼制却还没有修治；考察古今，又没有专门负责这件事的人。到了宗室的丧礼和百官的丧事，冠服制度的裁定、服丧日月的轻重，往往只由一名博士草率议定。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同样为庶母服丧，元恭却按重服治理丧事，居庐守丧；元颢则穿齐衰一年之服，居垩室守丧。论亲属关系，元恭、元颢都是皇帝的孙子；说到爵位尊贵，两人又都属藩王，不知这两种服制的依据出自哪部经典。不久便发生了相互驳难，却没有人能够裁定是非。懿王这样的近亲尚且如此，何况从此以后，差错怎么能够穷尽。历观汉、魏丧礼的各种仪制，卷帙多达数百。有些是当时名士反复讨论而成为定规的，有些是一代文宗审定而成为准则的。何况我大魏堂堂统有四海，人才济济，却使丧礼彼此参差，且从皇族开始，这不是用来仪范天下、整饬四海的办法。臣忝居台傅之职，备位于君主近臣，不能掌握国家大权，以致出现这样的缺失。为众人所瞻望而受到责备，臣实在无罪可逃。谨略举元恭、元颢两国礼制不同的情形，以说明丧服制度混乱的过失。乞请召集公卿、枢纳以及内外儒学之士，广泛讨论，制定制度，颁行天下。使礼制不再有不同的标准，使得失都有所归依，并且根据实际事务加以推广，永远作为条例。这样或许可以略尽微薄之力，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魏书·礼志》四。熙平二年十一月，太傅清河王元怿上表。）

译◇官员任用失序表 孝文帝制定制度，出身任官的人，本来依据门第品级，高下都有一定标准。若按资历和荫袭来论，从公卿、令、仆的子弟，到甲、乙、丙、丁各等家族，上至散骑、秘著，下至御史、长兼，都有明白的条例，没有遗漏。自此以后，有的人并不是三公的子弟，却脱去布衣而任公府正佐；有的人并非甲乙等门第，却得以任上宰的属官。此后也多有违背制度的情况。况且参军事本来是专门的职务，并不是出身任官之职，如今却一定要以此脱去布衣而入仕；秘著本来是起家之官，如今有的人却升迁到这一职位。这些都是仰面违背原有标准，违反明确法令，并不是所谓严格遵循旧有典范、奉行既成规制。事情虽是官员任用上的过失，而且相沿已久，但推究其泛滥的原因，也并非没有缘由。为什么呢？把一人的明察，寄托在九流人物的广泛鉴别上，必须全面考察氏族，辨明人物，然而人的才识有限，本来就难以全部审察。因此州里设置中正官，清理评定门第，品评人物高下，使天下标准划一，专门担任衡量裁断之职，责任实在不轻。所以自从设置中正官以来，直到太和年间，无不选用声望高、才德优的人，精心完成这一选任；都必须名望地位在乡国中很重，才德又足以为众人所瞻仰，然后才可以品评州郡、综合考核人物。如今所设置的中正官，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乞请明确制定诏令，使官员任用人才时完全依照先前的旨意，不要让有才无才的情况违背方针，也不要违反制度而改任其他职务；同时革除现行的中正选任制度，一律依照从前的轨制。这样或许可以使清正的源头有所归依，使人才任用的秩序和谐严整。（《通典》十六。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因官员任用失序上表。考察：今本《魏书·孝文五王传》全篇缺失，因以《北史》补充，所以没有这篇表文。《通典》所依据的，乃是魏收原书。） ◇奏请设置表木观测日影 天道极其深远，不是人的情理所能测量；历法数术幽深微妙，哪里能够凭主观意念随意推度。然而议论者纷纷，各自争相提出端绪，争着指向虚远之处，很难求得真实结论；如果不树立表木测量日影，就无法检验它们的真伪。近来永平年间虽然有考察的便利，但不到一年便停止穷究，于是不能知道日影是否达到应有的长度，误差究竟多少。臣等参酌详议，认为应当在今年冬至重新竖立表木，明确观测日影的长度，三年之内，便足以知道是否正确。让是非有所归依，使争论者停止争竞，然后采纳其中较为长处的方案，再讨论应当遵从哪一种。（《魏书·律历志上》。延昌四年，太傅清河王元怿、司空尚书令任城王元澄、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元晖、侍中领军江阳王元继上奏。） ◇奏请追夺于忠所受的赏赐和爵位 臣私下思考，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极之始，四海安宁，天下清平。至于迎接车驾失当、侍卫宫门，这本来是臣子的常规节操、主管官员的固定职责，不应把这些作为功劳，妄自开创封赏土地。臣等前次议论之所以广泛分封土地，正是因为畏惧权势威迫，姑且避免暴戾之祸。因此在中议之时，认为十三日夜间入宫并无功勋，只有拒绝违背矫诏、压制贬黜奸邪回逆之人，略微可以加以褒奖叙录。前任侍中臣于忠总管文武事务，侍中臣元光长期掌管枢密，他们赞同于忠的意图，所以只赏赐这两人。如今尚书臣元昭等人不断上诉，奉诏重新议论。考察王显暗中勾结奸徒，意图作乱；高肇远相呼应于凶逆之徒，遥相构成祸端。没有统帅而举兵作乱的罪行，按事理应当处以诛戮。可是于忠等人承担罪责，只到本人为止，没有追及子女，也放出了罪犯，未能彻底追究。依照法律和宪章，此事并不轻微。及至皇上即位、圣后迁居别宫，母子隔绝，早晚问安之路断绝，这些都是于忠等人的过错。过失远远超过功勋，功劳很小而罪过很重。又如于忠专权以后，擅自杀害枢纳，动辄废黜宰辅，使朝廷内外惊骇，远近之人都感到奇怪震惊。功过相抵以后，仍完全不合乎赏赐的条件，请把所受赏赐全部追夺。（《魏书·于栗磾附传》。灵太后临朝听政，解除于忠的侍中、领军、崇训卫尉职务。十多天后，太傅清河王等人上奏。） ◇奏请制定五时冠服 谨按前次诏令制定五时朝服时，曾经询问国子学，讨论旧有制度。太学博士崔瓒等人议论说：“从汉代直到魏、晋，迎接五方之气、祭祀五郊时，都戴帻而穿相应服装，随着时气改变服色。这种制度因循相承，从未改变，冠冕也仍旧，没有听说有变更。如今大魏取法前代，斟酌增损而从宜制定。五时之冠，依照汉、晋以帻为冠，是合适的。”尚书认为这不合礼制，请求询问参与议礼的人，奉诏交给臣下，命臣进一步考察裁定。臣认为帝王的服饰制度，是为万世制定的法则，不可轻率裁决。请再召集礼官，交付尚书省审定议论，承蒙诏令听许。谨召集门下省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查考史传，斟酌古今，意见与国子学先前的议论相同：帻随着服色改变，冠冕不作改变。另外，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认为，五时的冠冕应当随衣服一同改变。臣等认为遵从国子学先前的议论是合适的。（《魏书·礼志》四。熙平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元怿、给事黄门侍郎韦延祥上奏。） ◇议定胡太后父亲的宗庙制度 太学博士王延业和卢观等人各自持有不同意见。考察《礼记·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这些都是后世追述讨论完备宗庙制度的文字，并不是当时据以建立神位的事情。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经书礼制残缺，各位儒生的注释记载也没有可以依据的典制。即使考察异闻、引用古代义理，然而制度的取舍随时代而变，通行与阻滞也各有时宜，要折中采用而取得正确结论，本来就很难详尽。如今相国、秦公开始营建国庙，追立神位，只应奉祀二昭二穆，向上追到高祖、曾祖，共四代而已。为什么呢？秦公本人是最初受封的君主，将来应当成为永不迁毁的祖先。如果因为功业隆盛而越居正位，恐怕会以卑下压临尊上，扰乱昭穆次序。若权宜设置始祖，以凑足五庙，恐怕数目一满便要毁去，也不合礼意。从前司马懿在魏建立功业，成为晋太祖；到了他的儿子晋公司马昭，才建立五庙，也祭祀四代，只到高祖、曾祖为止。太祖之位暂时空着，等待宣帝、文帝，等其后代使世数达到规定数目才停止。这也是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正是如今应当殷切借鉴的。又《礼纬》说：“夏代有四庙，到子孙一代为五庙；殷代有五庙，到子孙一代为六庙；周代有六庙，到子孙一代为七庙。”由此明知当时太祖的神位，仍然依照昭穆次序，要等到子孙相继传承，世代逐步增加，然后太祖才迁居正位。远则考察《礼纬》和诸儒的说法，近则遵循晋公宗庙的旧例，应当依照博士王延业的意见，确定建立四个神主，亲属关系只到高祖、曾祖，同时空着太祖之位，等待子孙后代以完备五庙。又王延业、卢观先前经过详细讨论，并依据许慎、郑玄的解释，认为天子、诸侯可以制作神主，大夫和士则没有神主。他们的意思是，这一说法虽出自前代儒者的论述，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情理和礼制。为什么这样说呢？推究制作神主的礼制，本来是为了让神灵有所依凭；孝子的内心，如果没有神主便无从寄托。如今铭旌用来记载灵柩，设置重来凭依神灵，祭祀一定有尸，神灵一定有庙，都是为了充分表达侍奉和孝敬之意，想象死者仍如生存。上自天子，下至士，这四件事的礼制都相同。为什么偏偏说只有王侯才有神主呢？《礼》说：“重，是神主之道。”这就是说，埋葬重之后就要建立神主。因此王肃说：“重，是尚未建立神主时所行的礼。”《士丧礼》也设置重，这就明确说明士也有神主。孔悝反葬时，载于左史；馈食时设置神主，记载在《逸礼》中。大夫和士既然可以有宗庙，可以题写记载祖先，怎么能没有神主。《公羊传》说：“国君在宗庙举行祭祀时，听到大夫去世的消息，停止奏乐而完成祭祀；大夫听到国君去世的消息，就代理神主前往。”如今认为所谓代理神主，只是代理神灵、收摄神主而已，并不是有时间等到撤去祭品。何休说：“宗人代理主持神主之事而前往。”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译又据延业、卢观先前的详细议论，并根据许慎、郑玄的解释，认为天子、诸侯可以设置神主，大夫和士则不可以。意思是说，这一议论虽然出自前代儒者的说法，实际上却不合情理和礼制。为什么这样说呢？推究设置神主的礼制，木牌是用来凭依神灵的；孝子的心意，没有神主便无从凭依。如今铭旌用来标识灵柩，设置重以凭依神灵，祭祀一定要有尸，神灵一定要有庙，这些都是为了充分表达侍奉和孝敬之意，想象死者仍然在世。从天子以上，到士以下，这四件事的礼制都是相同的。怎么能到了神主一项，就只说王侯才有呢？《礼记》说：“重，是神主的根本道理。”这说明埋葬重之后就要设置神主。因此王肃说：“重，是尚未设置神主时的礼制。”《士丧礼》也设置重，这就明确说明士也有神主。孔悝反┙，记载在《左史》中；馈食时设置神主，这件事见于《逸礼》。大夫和士既然可以有宗庙，题写、记载祖先的名号，怎么可以没有神主呢？《公羊传》说：“国君在宗庙举行祭祀时，听到大夫去世的消息，便停止奏乐，办完祭祀的事务；大夫听到国君去世的消息，便代理神主前往。”如今把“代理神主”理解为代理神灵、收摄神主前往，只是因为来不及等到撤去祭品罢了。何休说：“宗人代理主祭之事前往。”我认为不是这样。国君听到臣下丧亡的消息，尚且为此不举行绎祭，何况臣下听到国君丧亡，难道还能安然替代神主完成祭祀吗？又相国建立宗庙，设置神主以凭依神灵，神主本来不分贵贱，只是记载神位而已。官位相当于诸侯的人就有神主，官位属于大夫的人却没有神主，这便是三位神灵有神主，唯独一位缺少；从人情和礼制来看，实在不能安稳。应当通通设置神主，用来标明神位。（《魏书·礼志》二。神龟初年，灵太后的父亲胡国珍去世，追赠太上秦公。当时对他的宗庙制度有所疑问，侍中、太傅、清河王元怿提出议论。又见《通典》四十八。） ◇又议 古代有七庙，各庙的正堂都彼此分开。光武帝以来，变为不同内室共用一堂。因此先朝《祀堂令》说：“宗庙都为四椽、五架，北厢设置神座，东边为昭，西边为穆。”所以相国营建宗庙时，只建一室，共同祭祀祖先。近来各王建立宗庙，都是自行私造，不依照公令，有的五室，有的一室，彼此参差，没有统一标准。必须先议定并施行新的法令，然后才能确定其制度。相国的宗庙已经建成一室，确实符合朝廷法令，应当立即依照这种制度，举行祭祀。（《魏书·礼志》二、《通典》四十八。） ◇议论制作神主 推究制作神主的礼制，本来是为了让神灵有所依凭；孝子的内心，没有神主便无法表达孝敬。如今铭旌用来记载灵柩，设置重来凭依神灵，祭祀一定有尸，神灵一定有庙，都是为了表达侍奉孝敬之意，想象死者仍在世间。上自天子，下至士，这四件事的礼制都相同。为什么偏偏说只有王侯才有神主？如果官位相当于诸侯便有神主，官位属于大夫便没有神主，这就是使三位神灵有神主，唯独一位缺少；从人情和礼理来看，实在不能安稳。应当通通设置神主，用来标明神位。（《通典》四十八。） ◎清河王元亶 元亶是元怿的儿子。正光年间承袭清河王爵位。孝庄帝末年，任特进、车骑大将军。普泰初年，历任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升任太傅。太昌初年，调任司徒。孝武帝西迁时，以大司马身份承受诏制，总理一切政务。天平二年去世，谥号文宣王。◇承制发布大赦（永熙三年八月） 黑暗正是光明的开端，动乱实际上是治理的基础，这既体现了上天的规律，也符合人事的变化。所以姬周国运衰微时，践土会盟有勤王之战；刘氏将要倾覆时，北军有袒左臂起兵的举动。由此才能使国运长久，成就世代延续的基业。永熙末年，权臣奸佞擅自把持朝政，群小受到尊崇，功臣贤能反而遭到杀害。官职因财货而定贵贱，案件因贿赂而决定生死。宗庙飘摇，仿佛系在旒旗上的玉串；百姓的性命被弃置，如同草野。大丞相地位相当于晋文公、郑庄公，责任如同齐桓公、晋文公，已在汾川兴兵，向伊水、洛水一带问罪。群奸畏惧威势，挟持逼迫君主来保护自己，远远逃往秦地。虽然皇帝车驾流离迁徙，还没有立即返回宫廷，但权臣奸佞即将被铲除，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魏国虽然是旧邦，但教化将要焕然一新；应当与亿万百姓共同开始新的局面。可以大赦天下。（《魏书·出帝纪》。皇帝从长安出发。八月，推举司徒公、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承受诏制，总理一切政务，居于尚书省。戊辰日颁布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