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庾肩吾

译为南康王辞让丹阳尹上表 臣听说，收集刻有七星的器物，并不能用来掌管天文；廉价的五岳图，哪里能认识转眼即逝的云气？由此可知，即使鞭打泥龙，也不能使它赶上太阳；乘坐这种流马，又怎能使它奔驰如闪电？当今振鹭般的贤才满朝，白驹却徒然混迹于俗世。只有皇帝顾念功劳，只有圣明才能予以认可。君子的国家，有幸听到臣的谦让；石门的水，也因而得以免受贪取。（《艺文类聚》五十，《御览》二百五十二。） 谢赐历日启 凌渠所奏报的历法，弦月、望月都与实际相合；邓平所说的历数，连锱铢这样细小的分量也都吻合。登台观测朔日，看见云气等天象必定被记录；吹动律管使灰尘迁移，知道权衡自有确定的尺度。刚打开历书开始阅读时，还暂且以为春天停留未去；看到篇章末尾，便已经感伤冬天到来。徘徊于深厚的恩泽之中，觉得一日如同一年。（《艺文类聚》五） 谢赐铜砚笔格启 用烟墨研磨青石，已经使孔氏的讲坛显得低贱；以笔管抚弄铜龙，又反而使王生的玉璧可笑。西域胡人，躺卧在织成金色花纹的竹席上；游仙童子，隐现在芙蓉花纹的屏障后面。无不一并从梁园出来，来到这狭小的居室颁赐给我。（《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谢东宫赐宅启 肩吾居住的地方不同于道南，才学也比不上巷北；以前流寓在建春门外，寄居在灵台之下。哪里敢希望宅地没有低洼狭窄之处，里巷中有乘轩的显贵，曲折的巷道转过幡旗，门庭足以容纳碗盖？何况门前交错垂着五柳，像元亮的住宅；两旁夹着石头和两株槐树，又像安仁所任职的县邑。回头可以望见锺阜，门前枕着洛桥；池水通向西邻的流水，窗户映照着东邻的枣树。来到高里的住宅，反而成为侍奉封爵者的门客之门。夜里坐在书台前，不再是借着墙壁上的通灯读书；才刚成为应、王那样的文士，礼遇便超过温、阮；官职成就、声名建立，没有一件事不是恩惠。（《艺文类聚》六十四） 谢东宫赐古迹启 我私下认为，仙岩遗留下来的传说，传入掌中便化为尘土；孔壁中藏的文字，随着开启也已经腐朽。石上的文字有的暗淡，厨中的图画却仿佛仍在飞动。哪里有经历四代、年代超过十纪的古迹，芝英云气般的巧妙形态还没有损伤松烟铅粉，鹊返鸾惊般的气势也没有侵蚀蒲草竹简？只怕会使酒肆中的来客看到后，池水都因之改变颜色；这将损坏北海的书牍，反而代替西河的简册。（《艺文类聚》七十四。） 谢东宫赐内人春衣启 台阶边的细草，还要推让纟戾叶的光彩；门前的桃树，反而惊讶于蓝花的颜色。于是衣襟飞动如合燕，衣领相斗如分鸾；试着回头看那些采薪之人，也全都成了挽留贵客的人。（《艺文类》六十七） 谢东宫赐米启 氵蚩水边蝉声鸣叫，香气传到七里之外；琼山禾穗合拢，租税归于十县。肩吾惭愧自己没有振发文采，只是徒然降低了云间的松树；职任过分地享受便利繁多的待遇，却白白撤去家中承继的俸禄。米粒落地如成珠，事情重又遇到仙人；遨游玉食之间以米为粮，其珍贵胜过进入楚国。即使激水奔流，也不必等待滥河的传说；春风扫过大地，才会嘲笑文学之篇。（《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湘东王赐米启 我私下认为，月亮满了就会亏损，但恩惠到来却没有差错。海潮虽然广大，万条江河却总是流入其中。于是米粮连箱堆积在地上，不亚于阳翟；仓廪充盈直达屋宇，又哪里不同于海陵？（《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赐炭启 我惭愧自己像曼倩一样，仿佛看见昆明池的灰烬；又清高得惭愧像伯鸾一样，不再依靠别人的热势。（《白孔六帖》） 谢赐粳米启 这是从梁国运来的口租，还兼有水陆所产的不同珍品；即使伊尹游说，也未必能得到这些，石崇的豪奢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承蒙恩遇而默默接受，得到宾客共同称道的举荐。长河可以堵塞，至高的德行却无法用言语训示。谢湘东王赐米启 滋味胜过新城，香气超过涝水。连续的船只驶入水浦，仿佛彦伯南归；米粮堆积成山，疑似马援从西方运来。不必等候侯沙，便与新渝的再次丰熟相同；无需拜谢石崇，也同样有辽仓那样沉重而充满的粮仓。先前的恩惠还没有远去，接着厚重的恩泽又不断流来。墨翟借用旧书尚且要说明缘故，裴楷也惭愧于本国所赐。答湘东王赐粳米启 我私下认为，农夫辛苦耕作，却时常遇到歉收之年；身份疏远低微的人等待恩泽，正好获得丰年。倾倒满斛的粳米如同泻下珍珠，欣喜地听说陶氏的量器。（《并艺文类聚》八十五） 答陶隐居赐术煎启 我私下认为，沿着叶子抽出枝条，生长在首峰旁边；紫色花朵显出光彩，出自郑岩之下。它能在外抵御百邪，在内充实六府；山精的妙用见于书中，华神也在其中。术荧火谢，采集它们的困难全都消除；从早晨到申时不断熬煎，终于制成淋漉之剂。因此它能够与云珠争辉，与冰玉争奇。若不是亲自疲于掌管笔砚、劳累于攀援桃枝，哪里能够立即使人恢复年华、坐而生出羽翼？来到丹井旁洗涤，才觉得可以舍弃它；郦县的菊泉，也不必再去汲取。希望能够遨游海岸，追随涓子的遗迹；奔驰于霍山，与陈生共同作伴。即使把谣俗看得轻而易举，仍说难以酬答这出世的鸿恩，哪里知道怎样报答呢？（《艺文类聚》八十一） 答陶隐居赐术蒸启 滋味胜过金浆，芳香超过玉液，足以使芝草惭愧于九明，使仙丹惭愧于芙蓉。坐享其效便可延年益寿，我内心深深铭记。（《艺文类聚》八十一，《大观本草》六。） 谢赐菱启 上林苑的紫水中，菱与藻一同漂浮；云萝般清澈的池水间，芙蓉从水面上错杂开放。珍贵胜过百般滋味，送来供奉在彩绘的盘中；恩惠重如千金，于是沾润到我这不配受用之人。凌霜的红橘，也惭愧不能使我这样开颜；带露的葡萄，更惭愧自己不能像它那样甘美。（《艺文类聚》八十二） 谢武陵王赐绢启 肩吾启禀：蒙赐绢二十匹，是清河的珍品；丘园惭愧于所得束帛，正是关东的精妙织物。隐秘的织造使普通的绢帛也显得粗陋，下官恰好承受这扁舟般的恩赐。暂时瞻望归去的旌旗，却蒙天人般的厚重眷顾，使我增添了谈论的荣光；江汉平安流淌，没有逆流曲折的阻碍。于是鹤唳般的霜露在天空凝结，轻薄的绢帛立即变得不同；雁风在清晨骤急，华美的衣服也变得温暖。感恩之情只能寄托在笔端，却没有言辞可以陈述报答，实在承受不住内心的感激。谨奉此启事致谢，谨启。（《初学记》二十七，又略见《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武陵王赐白绮绫启 织成云纹、缀饰仙鹤的白绮，在邺市很少遇到；描绘雾气、敷设花纹的绫，在丛台也难得看见。即使马均竭尽心思，论巧妙仍然惭愧；虞卿接受黄金，那样的恩惠也还不算深重。近来我乘扁舟独自返回，燕地的道路上仍怀有深情；满载实物归来，却不知何日才能衔珠报答。（《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赐梨启 雎阳东苑的梨，果实大到三尺；新丰箭谷的梨，枝头悬挂着六斤重的果实。从来没有生长于粉水、产自铜丘的梨，树影与邓橘相连，林木与苑柿交错；它们远道送入内厨，又颁赐到下臣的居室，事情如同灵枣，有意使人延年，却恐怕像仙桃一样，无法留下果核。（《艺文类聚》八十六。） 谢湘东王赐甘启

译它的名声记载于地理书中，远远来自武陵的水洲；品种繁茂，见于神异之经，遥遥听说产自建春岭。王逸曾为它作赋，把它拿来与荔枝相对；张衡曾撰写辞文，把它同石蜜相连。足以使萍实也不算甜，葡萄仍然显得甘美不足。（《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赐橘启 光彩分自璇玑星宿，影子连接铜峰；远行不再像青马那样遥远，食用朱橘使人感到清爽舒适。楚原的鸿篇巨笔，歌颂记载而不改变；陈王的华美辞藻，作赋称说它从遥远之地移植而来。从前朝歌的季重，只得到海鱼的赏赐；大理的元常，也只蒙受秋菊。（《艺文类聚》八十六。） 谢赐朱樱启 朱樱在宫殿旁成丛生长，仍然连接着制赋之人的枝条；在西园结出果实，不再是粘蝉的树。它不同于合浦珍珠的归来，却疑似藏着朱红的果实；又如同秦人追逐弹丸，仿佛得到金色的丸珠。（《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东宫赐栗启 查树的果实可以用火烧成，钻取后制成粉屑；柰子适合煎煮，晒干后可以做成糗。却不如北燕的巨大果实，足以胜过荣枯变化；南国晒制的山果干，反而惭愧于牙齿咬断它。承受恩惠而踊跃，面对它便听到闻喜之河；想到报答便惶恐不安，询问那知来之鸟。（《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赐林檎启 丹徒旧苑，年岁绵延却已经看不见；岷山虽然栽有这种树，道路重重阻隔而难以运来。从来没有移栽到圆丘、移根到阆坂的果树；仙厨刚摘下时，尚且被珍视为青玉盘中的果品；如今颁赐给下臣，便使人抽出蒲草之席来承接。（《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赐槟榔启 形状与绿竹相似，哪里是用来扫除山坛的？颜色好比青桐，却不是生长在空井中的。事情胜过紫柰，功用又兼有芳菊；正好可以作为口中食物，长久用来解除疾病。谢东宫赐槟榔启 不必依靠朱红果实，也兼有荔枝的五种滋味；能够使容颜红润，又类似芙蓉的十斛美酒。登上玉案而向上陈献，从珍珠盘中取出而下赐到我这里。恩泽深厚如温柰，恩惠均等于含枣。（《艺文类聚》八十七） 答谢馈赠绫绮书 洁白如同雪霜，华美胜过▯绮；长衣衣襟可以拖曳，穿着它做王门宾客也毫不惭愧；宽大的衣袖将要裁制，反而具有城中流行的式样。（《艺文类聚》八十五） 东宫玉帐山铭 玉帐山空旷辽阔，昆山足以抵挡鹊鸟。聚拢树叶成为帐幕，连接枝条搭起帷幕。玉蕊难以移植，金花永不凋落。隐士在此弹琴，仙人在此观棋。岩石间还留着旧鼎，炉灶旁聚集着新柴。煮石刚刚煮烂，烧炼的丹药将要炼成。桑田屡次干涸，大海之水频频倾覆。长久听到凤凰吹笛，永远听着箫声。（《艺文类聚》七，又见《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作庾信。） 团扇铭 周武王深远地观察事物，最先制作扇子。班固学识广博，白绮制扇于是流传。裁削竹片如同薄雾，撕裂白绢轻若蝉翼。扇面内侧像掩藏着一弯月，外形圆满如重叠的规。炎热盛大、火星正旺之时，连石头都会熔化、沙子都会被煎灼。它的清凉超过浮萍叶尖，光莹如同寒泉。恩情深厚却难以凭恃，宠爱到了极点便会转移。秋风飒然到来，扇子将长久弃置在箱笥之中。把铭文刻在华美的扇子上，谨敢将它献到夏日宴席。（《艺文类聚》六十九）

译《书品》序 玄静先生说：你遍寻深远的古代，远远追访文字的起源。书名起源于玄洛，字的形势发端于仓颉、史籀。因此，古人遗留下结绳记事，从文字中取法，依形象描摹形状，会合人事意义；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广泛的书写、深刻的文契更为宏大。正因为如此，加大“一”画，便可知天尊贵；在“力”上增加“土”，便可明白地位卑下。把“日”作为君主之道，字形便圆；把“月”作为臣下辅佐，字形便缺。至于转注、假借一类，指事、会意之类，无不在笔端描摹法式，在字形表面呈现形状。翻开篇章玩味古意，便如同与千年前的人共同朝会；删削简册传给今日，便如同与万里之外的人面对面。记载善行，恶行自然减少；书写贤德，过错必定改正。颁行历法来端正时序、教化风俗，陈述帝王事迹来设置教化；变化通达没有穷尽，日常使用没有止境，与圣人同样建立功业，与神明一同运行。到了中叶，舍弃繁琐而趋向简省，逐渐失去了颍川的言说，最终追逐云阳的字形。至于鸟迹孕育于古文，孔壁文字保存为科斗文；符书陈列于帝王印玺，摹写蜀漆；题署显现在宫门，铭刻题写在礼器上。鱼形仍舍弃了凤凰形，鸟形也已经分化为虫形。仁义从麒麟形中产生，威严形象由龙虎形而发；云气时常飘成五色，仙人又变作两个童子。龟仿佛浮游溪水，蛇好像奔向洞穴；流星使人疑心是烛火，垂露又像珍珠。芝英体转动如车轮，飞白体遮掩白绢；参差的倒薤体，既令人想起种柳的歌谣；长短不一的悬针体，又令人想起定情的书体。蚊脚体向旁低垂，鹄头体仰首挺立；填飘体写在木板上，谬起体刻在印章中；波回体如同落入镜中的鸾鸟回旋，楷书回顾体又像雕陵中的鹊鸟。这些书体都把篆书、籀书反复变化的特点结合起来，所以在古代受到重视。有的精巧得能换来酒，有的奇妙得能使鬼哭，确实是没有实际滋味的奇珍，并不是追逐时尚的急务。前人的训说姑且全部记录在这里，今天不再兼论；只有草书和正书通行于世，后来即使有人继承发展，也可以预知会流传百代。考察隶书的形体，源头在秦代，是隶人下邳程邈所创作的。秦始皇见后很重视，因为奏事繁多，篆字难以书写，于是创制这种方法，所以称为隶书；今天的正书就是它。草书的形势兴起于汉代，解散隶书的法则，以便迅速书写；它本来取草创、草率之义，所以称为草书。建初年间，京兆杜操首先因擅长草书而知名；今天的草书就是这种书体。我从小到大一直留心这种技艺，洗手临池学习，专心程度如同削刻木板；但蕺山的扇子始终没有因此增价，凌云台也没有机会用来告诫儿子。我寻求古代遗迹，发现其中有浅有深，于是删定善于草书、隶书的一百二十八人：以伯英所称的书圣居首，以法高追随骏马者列于末位；按才能相互超越的程度，分为小类九等，再把同类相附，大体分为三品，又作简略评论，总名为《书品》。《书品论》第一（上之上） 张芝伯英、锺繇元常、王羲之逸少 隶书既然源于秦代，草书便在齐国丞相处激荡成流；跨越七代而更加遵循，经历将近千年而没有改变，确实是开创博大书艺的人。综合考察它们的文字，概括六书的要旨；指明它们的事理，包罗八种书体的奇妙。能够从繁杂中拔出篆籀之体，使楷真书从重叠密集中移转出来。字行分布在纸上，好像出自《虫尔》的蛾；笔画结聚在篇中，仿佛听见琴声中的鹤。山峰仿佛从烟雾中突起，琼山也惭愧于自己的收拢云雾；水波接连振荡，碧海也惭愧于处在下风。抽丝散水，决定下笔的姿态；倚刀量尺，在成字后加以验证。真书、草书已经像星芒一样分明，烈火又仿佛化成珠佩；有时横向牵引、纵向提掣，有时浓重点染、轻轻拂过；有时将要放纵却又收住，有时因挑笔而回转安置。敏锐的思绪藏在胸中，巧妙的意趣从笔端发出。詹尹端起蓍草占卜，也会因此迷惑于它的变化；英华的韵味充盈耳边，却无法察辨它的声音。大概正如善射者不必注视，轮扁的精妙技艺无法传授。因此，鹰爪般的笔势舍弃锋利之形，从兔毫中显现；龙须般的笔管滋润如霜，在蝎尾般的笔势中游走。学习者很少能够掌握全貌，窥探者也很少能找到入门之处。若要探究精妙、测度深奥，穷尽形态而获得气势，使烟霞般的光华落在纸上便仿佛要动，使风采随着字形而仿佛要飞，简直疑心是神明变化所作，不是人世间能够学习的；这样的人，只有张有道、锺元常、王右军。张芝以功夫为第一，天然资质次之；先在衣帛上书写，被称为草圣。锺繇以天然资质为第一，功夫次之；许昌的碑刻中他的妙处无不穷尽，邺下的书札中他的技艺也达到极致。王羲之的功夫不如张芝，天然资质胜过张芝；天然资质不如锺繇，功夫却胜过锺繇。羊欣说：他的尊贵超过众品，古今没有第二人；兼收众家书法，完备地形成一家之体。若孔门以书法设喻，这三个人已经进入内室了，确实是上之上品。《书品论》第二（上之中） 崔瑗子玉、杜度伯度、师宜官、张昶文舒、王献之子敬 崔子玉在北方享有专名，书迹却很少流传到南方。世上有人得到他的摹本，王子敬见到后称赞，认为他的功夫近似伯英。杜度是草书的源流人物，因奇异的书法受到汉帝赏识；皇帝下诏让他重新奏事，他都写作草书。师宜官在鸿都最为突出，大小字都能写。张昶文舒的声名不如兄长，当时人称他为亚圣。王子敬用秃笔书写，早早显露出天赋，又兼能迅疾运笔，也看得出人工功夫；一字不失，书法妙处可以传留两叶。这五人确实属于上之中品。《书品论》第三（上之下） 索靖幼安、梁鹄孟皇、韦诞仲将、皇象休明、胡昭孔明、锺会士季、卫瓘伯玉、荀舆长胤、阮研文机 索幼安收敛并承继舅氏的书法，声名可以抗衡卫瓘。梁孟皇的功力全部体现在笔力上，字迹甚至写入帐巾。韦仲将不轻易使用梁鹄的笔，必须用张芝的笔并让纸张向左。胡孔明常常成为楷模，世人说胡昭的字肥、锺繇的字瘦。皇休明斟酌胡、锺两家的长处，连驾而行于八种绝妙书体之间。锺士季取法元常，如同王子敬承受逸少；功力与天然兼备，真书、草书都很成功。卫伯玉远则仰慕张芝，近则参酌父亲的书法。荀长胤以狸骨笔书写，虽可相比，却难以赶上。阮文机处在当今而观察古代，尽窥众妙的门径；即使师法王羲之、宗法锺繇，最终仍形成独特的一体。这九人确实属于上之下品。《书品论》第四（中之上） 张超子并、郭伯道、刘德升君嗣、崔实子真、卫夫人名铄字茂猗、李式景则、庾翼稚恭、郗愔方回、谢安安石、王珉季琰、桓玄敬道、羊欣敬元、王僧虔、孔琳之彦琳、殷钧季和 张子并与崔氏同乡，彼此很相仿效，可以说是酱因盐而成、冰比水更寒。郭伯道居住乡里，朝廷从远方搜求他的书迹。刘德升的妙处，分别采取锺繇、胡昭的优点。崔子真才俊，家传书法没有失坠。李式的妻子卫氏，出自显赫的华宗。李景则笔墨流动，庾稚恭声名文采刚健超逸；郗愔与谢安在草书、正书两方面并驾齐驱。王季琰与桓玄，笔力都很骏健。羊欣早年跟随王子敬，最能得到王氏书体的神髓。孔琳之声望高于宋氏，王僧虔雄健的书法在齐代突出；殷均颇为沉溺于书法爱好，最终也能与他们并肩。这十五人确实属于中之上品。《书品论》第五（中之中）

译魏武帝曹操孟德、吴主元宗孙皓、卫觊伯儒、左子邑伯字、卫恒巨山、杜预元凯、王е世将、张彭祖、任靖、韦旭文休、王修敬仁、范怀约、张永景初、吴休尚、施方泰 魏武帝的笔墨雄健丰赡，吴主的体势格局绵密；卫伯儒兼擅隶书、草书，左子邑与梁邯各自驰骋；卫巨山为三代相传，杜元凯也是累世承继。王世将是右军的老师，张彭祖取法王羲之。任靖矫饰声名，韦文休题写柱子；王敬仁品格清峻，有使人畏惧而感到逼迫的言辞。范怀约、张永适逢其时，都是东南才俊；吴休、施方在邺下后生中，同年脱颖而出。这十五人确实属于中之中品。《书品论》第六（中之下） 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刘舆、张昭、陆机士衡、朱诞、王导茂弘、庾亮元规、王洽、郗超敬舆、张翼、宋文帝刘义隆、康昕、徐希秀、谢朓玄晖、刘绘、陶隐居弘景、王崇素 罗叔景、赵元嗣都在西州并称；刘舆的书札，张昭的书法，都没有瑕疵。陆机凭借宏大的才华掩盖了书迹的不足；朱诞凭偏长的技艺流传声名。王导受到历代圣贤推许其才能，庾亮则受到众公卿推让其巧妙。王洽兼通各种书法，郗超在晚年取得声誉。张翼善于仿效宋文帝，康昕、徐希秀孤然自成。谢朓、刘绘，是文坛宗师和书法范式，但近来少有人能超过他们。陶弘景具有仙人般的才华，笔墨文采从山谷中脱颖而出；王崇素绘画与口才无与伦比，书法在乡里流传。这十八人确实属于中之下品。《书品论》第七（下之上） 姜诩、梁宣、韦秀、锺舆、向泰、羊忱、晋元帝、景文、识道人、范晔蔚宗、宗炳、王荟、谢灵运、萧思话、薄绍之敬权、齐高帝绍伯、庾黔娄、费元瑶、孙奉伯、羊祜叔子 这十九人都擅长笔墨，落笔便成为楷模法式；大概已经逼近前代贤良，又为后来的才俊所稀见，确实属于下之上品。《书品论》第八（下之中） 阳经、诸葛融、杨潭、张炳、岑渊、张舆、王济、李夫人、刘穆之道和、朱龄石、庾景休、张融思光、褚元明、孔敬通、王籍文海 这十五人虽然还没有穷尽文字和书法的奥妙，却崇尚文采；翻检他们的繁茂篇章，并非没有香草；观察他们所达到的边际，都有滋润的珍珠。因此留下这些文字，作为世间赏玩之物，确实属于下之中品。《书品论》第九（下之下） 卫宣、李韫、陈基、傅庭坚、张□□、阴光、韦熊少季、张▯▯、曹任、宋嘉、裴邈、羊固、谢晦、傅夫人辟国训、徐羡之、孔闾、颜宝光、周仁皓、张欣泰、张炽、僧岳道人 这二十二人，都像五味调和为一种滋味、五色汇聚成一种光彩；观察他们雕饰文字，并不只是刻画鸿鹄；人人落笔，哪里只是追随前人？遗留下来的书迹受到珍爱，余下的芳香仍可采折。确实像群马奔驰、并驾齐驱，虽赶不上前锋，但居中掌握、殿后收束，各自都尽显美处，确实属于下之下品。《书品》后序 现在用九个等级来总括这些贤才，犹如玄圃堆积美玉、炎洲聚集桂树；其中确实相互推让，所以才有这么多品第。然而最终都能振动鳞翼，一同登上龙门；倘若后世学习者继续增益考订，也不过如此罢了。阮孝绪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不接受征召和辟举。大同二年去世，谥为文贞处士。有《高隐传》十卷、《七录》十二卷。

译《七录》序 日月端正光明，如果没有光照，就不能垂照大地；嵩山、华山承载并孕育万物，如果没有风云，也不能悬示感应。伟大的圣人挺然而生，顺应天时、受命于世，所以能够匡正救济风俗、纠正常伦；如果没有丘墓中的典籍、诗书礼乐，凭什么成就肃穆盛大的功业，达到广大无边的教化呢？所以远古时代大道丧失，帝喾、太昊兴起而创制爻画；结绳记事的意义隐没，皇颉开始创制文字。从此以后，世代相承而各有不同，功业成就、治理安定，各自都有典册。正统既已断绝，音乐崩坏、礼制毁弃，先圣的法度如同缀在旒上的珠玉，摇摇欲坠。因此孔仲尼感叹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三代英杰的时代，我孔丘没有赶上，但心中仍有志于此。”所谓有志，是认为古文仍值得珍爱，所以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开始树立素王之道。于是删定《诗》《书》，订正礼乐，在《春秋》中排列五始，在《易》的道理上兴起《十翼》。孔子去世以后，微妙的言论几乎断绝，七十弟子相继去世，大义于是乖离；到了战国，风俗不同、政教各异，诸子百家竞相兴起，九流互相创作。嬴政嫉恨这些学说，于是发生坑儒焚书之祸。到汉惠帝四年，才开始废除挟书之律。此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所收藏的书，内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藏，于是开放献书的道路，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到了汉孝成帝时期，典籍颇有散失，于是派谒者陈农到天下寻求遗书，命光禄大夫刘向以及他的儿子刘歆等人校勘篇籍。每校完一篇，就抄录并上奏皇帝。适逢刘向去世，皇帝便让刘歆继承他的事业，于是把温室中的书移到天禄阁上，刘歆遂总括各篇，进奏《七略》。到了后汉，兰台仍然作为藏书机构，又在东观、仁寿阁撰集新的记载。校书郎班固、傅毅共同掌管秘籍，班固于是依据《七略》的文字，撰成《汉书·艺文志》。后来有著述的人，袁山松也把它们记录在自己的书中。魏晋时期，文献典籍更加广泛，都收藏在秘书省内外三阁。魏代秘书郎郑默删削校定旧文，当时的评论者说他使朱、紫有所区别。晋代领秘书监荀勖依据魏代《中经》，重新撰写《新簿》；虽然分为十多卷，却总的以四部加以区别。惠帝、怀帝时的战乱，使藏书大略散尽；汇集左氏旧籍草草开始，十成中仅存一成，后来虽重新搜集，混乱已经非常严重。到著作佐郎李充时，才进一步删削订正；他依据荀勖旧簿四部分类的方法，调换了乙、丙两部的书，删略众篇的篇名，总的以甲、乙为次序。从那以后，世代相继仿效。宋代秘书监谢灵运、秘书丞王俭，齐代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フ等，都有新的进展，又重新撰写目录。宋代秘书殷淳撰成《大四部目》。王俭又依照《别录》的体例，撰成《七志》；其中收录前朝遗书，范围稍微扩大，但散失的仍占大半。齐朝末年战乱焚烧，祸及秘阁。梁朝初年，典籍缺失得非常多，于是命秘书监任▯亲自编集，又在文德殿内另行收藏众书，派学士刘孝标等重新校订增补，便把数术类的文字分出来，另立一部。又令奉朝请祖▯恒撰写目录名称；尚书阁内另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汇集佛教经典和论著。自江左以来，篇章典籍的盛况，没有超过当今的。孝绪年少时便喜爱古代典籍，长大后也从不厌倦。卧病闲居时，身旁没有尘俗杂事；清晨天光刚刚开启，黄色书囊已经散开；夜漏分明之后，绿色书帙刚要合上，却仍不能穷尽探究目录流略。他探寻并穷尽书籍的秘奥，每次翻阅目录后自我反省，总觉得还有许多不足。他很喜欢搜集那些散佚的文章和隐秘的记载。自宋、齐以来，王公士绅的馆舍，只要能够积聚典籍，孝绪必定设法取得它们的目录；凡是所遇到的，无论亲眼见到还是听说的，与官府目录相校，都发现遗漏很多，于是总汇各家，重新编成《新录》。天下之内的经史，直到术数技艺，合为五录，称为《内篇》；天下之外的佛教、道教，各自成为一录，称为《外篇》。总共成为七录，所以命名为《七录》。从前司马子长记载数千年的事情，先贤还怜悯他的辛劳；即使称他为良史，仍有搜集遗漏之责。何况总括群书四万余卷，都要加以考核、研究，标明并评判宗旨？我的才能惭愧于疏通，学问惭愧于博达，又没有班嗣赐书的条件，也没有黄香在东观任职的便利。倘若有人想查考，室内却缺少卷轴；如有疑惑滞碍，身旁又没有人启发疏通，那么其中的讹误，不是会很多吗？恐怕后世责备我的人，难道不就在这部《七录》上吗？至于论述它的旨趣、辨析它的讹误，随着编成便一并奏上，全部载在本书中。当时又另外汇集各家目录，称为《别录》，就是今天所说的《别录》。刘歆摘取其中的要旨，撰成《七略》；其中第一篇是六略的总括，所以命名为《辑略》，其次是《六艺略》，其次是《诸子略》，其次是《诗赋略》，其次是《兵书略》，其次是《数术略》，其次是《方伎略》。王俭的《七志》把“六艺”改称为“经典”，其次是“诸子”，又把“诗赋”称为“文翰”，把“兵书”称为“军书”，把“数术”称为“阴阳”，把“方伎”称为“术艺”。因为刘向、刘歆虽然称作《七略》，实际上只有六条，所以另立《图谱》一志，来补足七类。除此之外，又分别记录《七略》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中所缺的书，加上天下之外的经典，即佛经、道经，各自成为一录。它虽然接续在《七志》之后，却不列入《七志》的数目。如今所撰《七录》，斟酌采用王俭、刘歆的做法；王俭认为“六艺”的名称不足以标明经书目录，改称“经典”，现在便依从这一点，所以把《经典录》列为《内篇》第一。刘歆、王俭都把各种史书合并到《春秋》一类。刘氏那个时代史书很少，附在《春秋》中，确实合乎分类的体例；如今各家记传多于经典一倍，仍然沿用这个分类，实在太过繁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篇〕

译况且《七略》中的诗赋，不归入六艺的诗部，大概是因为这类书已经很多，所以另立一略。现在依照这个例子，把各史的序、记、传、录分出，列为内篇第二。所谓诸子，刘氏、王氏的名称相同；刘氏又有兵书略。王氏认为“兵”字浅显，而“军”字含义深广，所以把“兵”改为“军”。我私下认为，古代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等说法，这些都是武事的总称，所以又把“军”改回“兵”。兵书既少，不值得另立一录。现在把它附在诸子末尾，总称为“子兵”，所以编次《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氏认为“诗赋”这个名称不能包括其他文体，所以改称“文翰”。我私下认为，近世的文章辞藻，总称为“集”；把“翰”改为“集”，在名称上尤其显明。因此编次《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氏认为“数术”这一名称有繁杂之嫌，所以改称“阴阳”。方伎之说，所涉之事没有经典依据，于是又改称“术艺”。我私下认为，“阴阳”所联系的范围偏狭，不如“数术”概括全面；“术艺”则泛滥到六艺，精奥的数术反而不及方伎显要，所以仍依照刘氏，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房中、神仙既已归入仙道，医经、经方又不足以另立一部，所以合并术伎之称，用来命名一录，作为内篇第五。王氏的《国谱》一志，是刘氏《七略》中没有的；刘氏数术类中虽然有历谱，却与现存的谱书不同。我私下认为，国谱一类的篇目，应当按照所绘所载的内容分部，所以随着它们的名称，各自附入本录。谱书既属于注记一类，应该与史书体例相参照，所以列在记传录的末尾。从这里以上，都是内篇。释氏的教法，确实已经传入中土；讲说、讽诵和玩味，足以与孔门典籍并列。王氏虽然把它载入篇目，却没有列入志书范围；按道理求考事实，这样做并不妥当。因此编次《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一类的书，来历已久；刘氏把神仙书列在方伎录末尾，王氏把道经写在七志之外。现在合并编次《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氏先道后佛，现在则先佛后道，大概是因为所尊奉的对象不同，也由于二教有浅深之别。内篇、外篇共合为《七录》。天下遗留下来的书籍和秘记，大概可以在这里穷尽了。梁普通四年岁次单阏仲春十七日，在建康禁中里的住宅开始撰述此书。博通之士、平原人刘杳跟随我交游，于是向我讲说此事。刘杳有编纂此书的志愿已经很久，却没有机会动笔；听说我已经先行着手，欣然与我心意相合，凡是他抄集的材料，全都拿来给我，使我的见闻更加广博，实在给了很大帮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篇〕 这也就像郑康成对于传注解释一样，全部归入子慎的著作。古今书籍总数 《七略》：书分三十八种，共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其中五百七十二家已经亡佚，三十一家保存。《汉书·艺文志》：书分三十八种，共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其中五百五十二家已经亡佚，四十四家保存。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按：此句以下应有脱文）。其中八十七家已经亡佚。《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佛经书簿十六卷，少了二卷，不清楚所记载的数量是多少。其中一千一百一十九部已经亡佚，七百六十六部保存。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按：此句以下应有脱文。）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中五十五帙为佛经，共四百三十八卷。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新增加五千卷，合计二千三百三十二帙。共一万八千一十卷。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计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秘书丞殷钧撰写的《秘阁四部书》，数量少于《文德书》，所以不记录它的数目。新编《七录》内外篇图书，共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其中六千七十八种、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为经书，二百零三种、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为图符。内篇五录，共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种、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其中三千三百一十八种、五千三百六帙、三万七千一百八卷为经书，一百三十五种、一百八十七帙、七百七十五卷为图。外篇二录，共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种、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其中二千七百五十九种、五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卷为经书，七十六种、七十八帙、一百卷为符图。

译《七录》目录 经典录，内篇第一 易部六十四种（按：“六十”旧作“本”，误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今改正），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尚书部二十七种，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诗部五十二种，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礼部一百四十种，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乐部五种，五帙，二十五卷。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种，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论语部五十一种，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孝经部五十九种，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小学部七十二种，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以上九部，共五百九十一种、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十卷。记传录，内篇第二 国史部二百一十六种，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注历部五十九种，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旧事部八十七种，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职官部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仪典部八十种，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法制部四十七种，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伪史部二十六种，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鬼神部二十九种，三十四帙，二百五卷。土地部七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谱状部四十二种，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簿录部三十六种，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以上十二部，共一千二十种、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子兵录，内篇第三 儒部六十六种，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道部六十九种，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阴阳部一种，一帙，一卷。法部十三种，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名部九种，九帙，二十三卷。墨部四种，四帙，一十九卷。纵横部二种，二帙，五卷。杂部五十七种，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农部一种，一帙，三卷。小说部十种，十二帙，六十三卷。兵部五十八种，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以上十一部，共二百九十种、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文集录，内篇第四 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别集部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总集部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以上四部，共一千四十二种、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术伎录，内篇第五 天文部四十九种，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纬讥部三十二种，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历算部五十种，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五行部八十四种，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卜筮部五十种，六十帙，三百九十卷。杂占部十七种，十七帙，四十五卷。刑法部四十七种，六十一帙，三百七卷。医经部八种，八帙，五十卷。经方部一百四十种，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杂艺部十五种，十八帙，六十六卷。以上十部，共五百五种、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按：以上内篇各录的总数，多与各部下面的数目不相合，外篇的仙道录也是这样，都是《弘明集》传写错误的结果。现在无法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仍照旧文记录。） 佛法录三卷，外篇第一 戒律部七十一种，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禅定部一百四种，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种，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疑似部四十六种，四十六帙，六十卷。论记部一百一十二种，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以上五部，共二千四百一十种、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仙道录，外篇第二 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三卷。以上四部，共四百二十五种、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录一卷。《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古今世代录》一帙，七卷。《序录》二帙，十一卷。《杂文》一帙，十卷。《声纬》一帙，一卷。以上七种，共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按：这个数目也不相合，详见前文。） 这是阮孝绪撰写的，数量不足以编入前面的各录，所以载录在这里。（《广弘明集》卷三） 《高隐传》论 至高大道的根本，贵在无为。圣人的事迹在于拯救时弊；时弊要靠事迹来救治，而一旦运用这些事迹，就会有违于根本。根本既然是无为，积极作为便不是大道的最高境界。然而，如果不显现这些事迹，天下就无法得到平治；如果不探究根本，道本身也会一同丧失。孔丘、周公旦将要保存这些事迹，所以应当权宜地隐晦根本；老子、庄子只阐明根本，也应当深深抑制事迹。事迹既然可以抑制，这几位先生便显得有所余裕；根本一旦被隐晦，尼丘因此又有所不足。不是得到“一”的人，就缺少通晓它的明智；能够体察它的人，只是独自怀有鉴识。然而圣人已经达到极明彻的境界，反而创立了显现于世的事迹；贤人还没有居于宗主地位，却更进一步谈论根本。这实在是因为，事迹必须用来拯救世道，不是圣人不能做到；根本在于明白道理，贤人也可以照见。若能体会这种根本与事迹的关系，明白抑制与显扬的道理，那么孔子、庄子的旨意，就领会一大半了。（《梁书·阮孝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