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刘颂（一）

译卷四十 刘颂（一）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魏时察举孝廉，举为秀才，都没有接受。文帝征召他任相府掾，因事获罪而被除名。晋受禅后，授任尚书三公郎，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咸宁年间转任黄门郎，升为议郎，代理廷尉。泰康初年降任京兆太守，没有赴任；转任河内，授淮南相。元康初年任三公尚书，后来转任吏部尚书、光禄大夫。去世后谥为“贞”。永康初年追封为梁邹县侯。有文集三卷。授任淮南相时在任所上疏 臣过去忝任河内，临行辞职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说的都是重要事情，应当无论大小，屡次上报。常常苦于事务太多，有时不能全部答复，不要因此怀疑。”臣接受诏令那天，喜悦和恐惧交集，更加想着竭尽自己的力量，以至忘却自己的浅陋，希望像萤火和烛光一样，增添日月的光辉。到郡以后，草拟所要陈述的事项如下，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上奏，恰逢臣遭受父母丧亡的天罚，卧病困顿多年。现在谨慎地封缄上奏前面所说的事情。臣虽然才力不足以治理国家，言论浅陋而且多有违误，仍希望陛下垂意省察，使臣微薄的诚心能够得到圣明鉴察，不至于和寻常案牍一并被弃置。如果其中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能稍微补益万一。” 臣听说诏书开启疆土，以支撑百世，分封皇亲国戚，都让他们出镇藩国，这难道不是令人欣慰的事吗？这是公理所应当如此。树立完整的国家制度，到今天才开始实现，超越秦、汉和魏氏的局限，接续五帝三代中断的事业。功德遍及四海，光辉流传后世，巍巍盛美，三皇五帝般的君主恐怕也会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顺应自然条件而成就事业的，与在事业断绝之后重新创立不同。虽然如此，把年幼的皇子封到吴、蜀，臣以愚见认为还不够完善。吴越之地民风剽悍轻捷，庸、蜀地势险要偏远，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变乱祸患的来源，容易发生战事。况且自从平定吴国以来，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驻守江表，这是当今最大的忧患。再者，内地军队出外驻守，使吴人产生不自信的心理，应当得到强健的藩王来镇抚，使内外各自安守原有的状态。孙氏建立国家时，文武众官的设置多次仿效朝廷，一旦国家覆亡，便和普通编户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承受了重新获得生命般的恩惠，而灾祸困苦又逼近自身，认为自己失去了土地，因而心怀不安。如今若让年长的亲王治理该国，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文武官员一并叙用，士卒和各种役夫都不必离开本乡，想求取富贵的人可以在国内求得。内地军队得以解散，新建立的国家也安定，双方都各得其所，这是合宜的。应当从同姓诸王中选取年满二十岁、才干出众的人，分别分封到吴、蜀。因为他们要离开京畿而前往远方，所以应当划分疆土，使封地比旧制加倍。可以先把他们迁封到原来的封地，用来治理年幼的皇子；等皇子长大后再派遣他前往，也不算晚。当前急需的土地，可以和年长的藩王相互配合，这件事是合宜的。臣所陈述的分封建国之事，如今大义已经提出；至于其他事项，倘若有值得采纳的，可以用来共同完成制度，所以把有关事项都一并列在这里。臣听说，不怕遭受危险和悔恨的祸患，而愿意献上自己的见解，是尽忠的臣子；能够听取逆耳之言，甘心接受苦口劝谏，是能够挽救世局的君主。臣凭借时运，幸而遇到一个不避讳言论的朝代。臣虽然曾经上疏陈说，泛论政体，却还没有把所见全部说尽，只是指陈得失，白白承受恩宠，与普通人没有区别。臣私下感到惭愧，没有尽到忠言规劝的责任，无从报答陛下，谨把所见列述如下。臣实在不敢自信所说一定正确，但总以为不隐瞒心中的想法，是报答陛下的节操。如果万一有值得采纳的地方，那就是微臣获得新生的年月；如果全都是愚昧妄说，那就是国家的福气。愿陛下抽出半日时间，垂意省察臣所说的话。臣想到，陛下虽然应天顺人，龙飞登基，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但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衰乱的末世。为什么呢？汉朝末年逐渐衰败，宦官掌权，小人专擅朝政，君子退处民间，政事荒废，众人离散，于是终于因动乱而灭亡。魏武帝凭借经略治理的才干，拨乱反正，同时整顿文教，积累数十年，到延康初年以后，才达到官吏清正、下民顺服，法令开始大为推行的局面。到了文帝、明帝二帝时，奢侈淫逸、骄纵放任，都是使国家倾覆危险的君主。然而他们在内享受楼台声色之乐，在外面对三方英豪和强敌，事情仍能成功办成，过失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依靠前代留下的基业，来成就功业。不过法令、礼器、政事和刑法，确实已经逐渐衰败了。自嘉平初年晋朝基业开始建立，直到咸熙末年，其间经历了多年。虽然斧钺屡次斩除凶恶之徒，但留下来的人都蒙受时势所给予的恩惠，不遵守法度。泰始初年，陛下登上帝位，所穿的衣服、所乘的车舆，都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功臣的儿子，就是曾孙、玄孙。古人有言，享受膏粱厚禄之家形成的性情很难匡正，所以说这是处于衰世。正当这个时候，天地的秩序刚刚确定，四海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陛下仍然认为任用人才应因时制宜，法令宽缓自有缘由，这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与汉、魏初年不同；三祖兴起，改变朝代的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用严刑峻法约束臣下，这确实是合乎时宜的。但到了治理国家的时候，要纠正世俗、整顿各项事务，就应当逐渐走上公正的道路，使法令端正、威权决断，日益趋于严肃。譬如行船，虽然不能横渡急流，但船头一旦转向所要去的方向，便逐渐顺势前进，最终能够到达目的地。细微的积累逐渐显著，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谈论政事了。然而自泰始以来，将近三十年，政绩和功业仍未达到圣旨的要求，各项事业都没有比过去更加兴盛。凭着陛下的英明圣德，尚且没有赶上纠正衰世的弊病，以成就创业初期的隆盛，并把它传给后世，难道不是令人忧虑吗？想来，臣的这些话，难道不会使圣心稍稍有所感触吗！” 考虑到万世长久的事业，道理在于两个方面。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也很难恢复。因此，考虑能够贯通后世的事业，就一定要精心治理眼前的政事，使政局安定、遗留的功业能够发挥作用，让几代人都依赖它。若能同时分封诸侯、树立藩屏，根基深厚牢固，那么国祚便可延续无穷，足以与三代相提并论。假如在当代的政事上，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烈不能传给后代，即使树立了亲属为藩屏，而建国的制度没有建立，使后世只能独自依靠智力和力量来安定大业；如果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使历经不同的时代，忧患和责任仍会追究到陛下身上，那将怎么办呢？愿陛下善于治理当前的政事，建立不可动摇的形势，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忧患了。

译圣明的君主不会世代相继，后代也不一定贤能，这是天理的常态。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依靠形势，而不依靠个人。依靠形势，就是依靠诸侯；依靠个人，就是依靠郡县。郡县的优点，是小处的政事能够治理，而大的形势却很危险；诸侯建立邦国，近处虽然容易有违背，远处却能牢固。圣王推究从开始到终了的弊病，权衡轻重的道理，包容那些小的违背，以求占据大的安定，然后才足以使内外藩屏牢固，镇守九服。武王是圣明的君主，成王是贤能的继嗣；然而武王不仰仗成王的贤能而广泛分封诸侯，是考虑到要使制度贯通无穷。况且，善于谈论当今的人，必定要在古代找到验证。唐虞以前，典籍文字残缺，事情难以详知。到了三代，都建立了有明德的人为诸侯；对于兴起的君王显赫的亲属，排列五等爵位，开国承家，用来藩屏帝室，使国祚延续长久；近的有五六百年，远的几乎达到千年。到了秦氏，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子弟连一尺土地也没有分到，孤立无援，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承接周、秦之后，兼采二者而使用，前后二代各有二百多年。考察它不采用纯粹的分封，虽然有强弱不相适应、制度错杂、不能完全合乎事理等情况，但考察其衰亡的迹象，常常是同姓之人失去职守，诸侯势力微弱的时候，并不是在他们强盛的时候。过去吕氏作乱，幸亏依靠齐、代的援助，才使国家安定。七国叛乱时，梁王抵御他们，终于平息了这场灾难。从此以后，威权被削弱夺取，诸侯只能享用租税俸禄，严重的甚至只能乘牛车。因此王莽得以专擅朝廷，实现他的奸谋，倾覆天下，使毒害流布于百姓。光武重新兴起，虽然分封和树立了子弟，却没有建立完整的建国制度，国祚也没有延长；魏氏承接其后，反而把亲属圈禁起来，幽闭囚禁子弟，因此帝位很快倾覆，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长短的应验、祸福的征兆，在这里都可以看见。况且魏氏虽然正位居体，面南称帝，但三方还没有归服，正朔也有地方不能推行，实际上仍有战国诸侯相持的形势。大晋兴起后，宣帝平定燕国，太祖平定蜀地，陛下灭亡吴国，可以说功德与天地相当，土地广大超过三王；车船所能到达、人的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成为臣妾，四海完全统一，从今天开始。应当承接这伟大的功勋，在陛下圣明的时代开启疆土，使同姓之人都成为诸侯，建立万载的长久安定，使长久的世代延续到无穷。臣又听说，国家有任用贤能之臣就安定，有任用专权重臣就混乱。而按照王者的制度，君主立嫡子而不以年长为标准，立嫡子后又立其长子而不以贤能为标准，这是事理上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贤明的人极少，不肖的人极多，这本来就是天理的常态。各种事物同类相求，彼此感应而来，也是自然规律。因此，昏暗的君主在位时，专权重臣充满朝廷；贤明的君主临政时，任用贤能之臣充列官职。任臣和重臣，都是执掌国家纲纪、能够独断的人。然而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原因是什么呢？重臣借助所凭借的权势来树立私党，任臣则依靠所掌握的权力来尽行公事。尽行公事，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混乱的根源。由此推论，太平的日子就少，混乱的日子就多，政教逐渐衰败，想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又不只是这样。假如愚昧低劣的继嗣承受先哲遗留下来的基业，得到中等贤能之臣辅佐，但国家的根基树立得不深，没有坚固的干辅，那么所谓任臣也会转变成重臣。为什么呢？国家处于可以倾覆的形势，掌权的人就会受到猜疑；众人一旦猜疑，便难以自我相信，而甘愿接受死亡并非人情所能做到的。若是根基建立得深厚，藩屏强大足以抵御，即使安置年幼的君主、赤子般的孩子，天下也不会恐惧；从前所谓的重臣，如今全都会反过来成为忠诚的任臣。为什么呢？因为形势没有危险，内心没有自我猜疑，忠诚可以显著表现出来，不会因邪恶而恐惧。圣王知道贤哲之人不会世代相继，所以建立相互制约的形势来驾驭臣下。因此五等爵位既已排列，臣下无论忠诚还是怠慢，都同样竭尽节操，来奉行君上的意志。群臣诸侯既已建立，继承帝位的人无论贤能还是鄙陋，也都处在同样的约束中，等于没有忧虑。况且，国家根基如果确实牢固，所任用的臣子即使贤能，便能使政事更加有条理；即使次一等的中等才智之人，也足以使国家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形势牢固就容易维持。既然如此，建立邦国如果完全合乎道理，那么没有什么方向不可行。因此，周室自成王、康王以下，直到宣王；宣王以后直到赧王，历经许多年，朝廷中没有著名的贤臣，而宗庙没有毁灭，是因为诸侯维持着它。所以说，为社稷筹划，没有比建立邦国更好的办法。邪正、逆顺，是人心所依附和归服的。如今的建置，应当审慎衡量形势，使诸侯都依循义理行动，同样怀着愤怒、共同奋发，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系和保护京城。如果有人包藏祸心，因担心邪恶而起事，孤立而没有党援，那么他所承受的封地和凭借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但要做到这些十分困难，陛下应当和通晓古今、善于认识形势的人深入共同筹划。建立诸侯的道理，是使君主喜爱自己的国家，臣子以自己的朝廷为荣，各自流传福祚，传给无穷的后世；上下同心，爱护国家如同爱护自己的家，视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然后才能保有和承受上天的禄命，同时辅翼王室。如今诸王分裂土地，封地都比古代诸侯的封地大，但君主轻视自己的爵位，臣子以自己的地位为耻，没有人有安居其位的志向，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法制和郡县相同，没有建立独立成国的制度。如今的建置，应当使他们一律遵循旧章，完全按照古代典制办理。然而人心依附于常情，经过不到十年，好恶不会改变，情愿也不会转移。臣的愚见认为，应当及早创立宏大的制度，延缓众人的观望，仍在十年之外，然后才能使君臣各自安处其位，以所得为荣，上下相互维系，形成藩屏辅弼。如今这样的做法，只足以损耗国家府库的储藏，白白浪费粮食和布帛的资财，对于镇守国家、保卫君上的形势没有补益。古代分封制度确定以后，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后来即使是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再分得一尺土地，这是如今必定不能实行的事情。如果按照亲疏关系逐步废弃旧封而另行树立新的封国，那么这就是郡县的职能，而不是建立国家的制度。如今应当预先开辟这种土地，使十代以内的亲属可以逐步迁到较近的地方。到了十代以后，近郊的土地用尽，然后亲疏相互维系，不能再像十代以内那样安排。不过仍然可以树立亲属为诸侯，等到天下完全充满封国时，已经是数百千年以后了。如今才开始分封，却把亲疏远近的次序倒置施行，实在非常不合宜。应当重新大规模计算天下土地的方里数，重新划分土地分给人，使同姓之人都成为诸侯，让亲疏远近各得其宜，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古代分封国家，大的不过方圆百里；这样以后人口才会繁盛，境内必定能够充实力量，足以完备制度。如今虽然一个国家周围将近千里，但实际力量很少，不足以奉行国家典制。所处情况不同，所以应当因时制宜，使制度完全适合当前的实际。应当让诸王国的地域规模较小而军队规模较大；至于古代典制中应该具备的，都应建立其制度，但不是当下急需的，可以逐步备办，不得一下子全部设置。等车马、铠甲、器械都具备以后，群臣才穿用有文采的章服；

译仓廪已经充实以后，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以后，才设置官署；境内已经充实以后，才制作礼乐。只有宗庙和社稷，应当先行建立。至于境内的政务，官员任用和人才选拔，若不是内史、国相由天子任命，其余各项职务，以及死生案件的裁断、粮食布帛等物资、庆赏刑罚和威权，除了封爵之外，都可以由诸侯专断。现在臣所提出的两项，大概是事情的大要；没有列出的事情，如果属于这两项的范围，就以此为准。如今各国本来只是一个郡的政务，如果完全备齐古代典制，官署数量会过多，许多事情又不是当前所需要的，反而会因空有制度而损害实际力量。至于庆赏和刑罚裁断，这是保卫下属、维护权力的手段；权力不重，就无法威慑众人、保卫君上。因此臣的愚见，是想让诸侯具备相应的权力，使国土规模较小而军队规模较大，但最终仍必须把适合当前实际的制度全部备齐。周代分封诸侯，诸侯长久享有自己的国家，与天子并存；远的将近千年，近的也有几百年。汉代的诸王，国祚传到曾孙、玄孙。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古今道理也相同，但国祚长短却相差极大，原因是什么呢？是立意根本不同、制度也不同。周代的分封，使国家重于君主，公侯个人轻于社稷，所以无道的君主不能免于诛杀或放逐。周代重视兴灭国、继绝嗣的道义，所以国家的国祚不会断绝。君主不能免于诛杀或放逐，诸侯便会思惧，后代继嗣也必定延续，这样就没有灭亡的国家。诸侯思惧之后才会遵循正道，下面没有灭亡的国家，天子也因此能够处于其上，形势自然安定，这就是周室长久存在的原因。汉代设置诸侯和国家，君主与国家的轻重没有区别，所以诸王失去法度，陷入罪戮，国家也随之灭亡。汉代不尊崇兴灭继绝的次序，所以下面没有牢固的国家；下面没有牢固的国家，天子处在上位便势单力孤、没有辅佐，因此奸臣得以专擅朝政，容易倾覆大业。如今应当纠正汉代的弊病，修复周代的旧制。国君即使有时失道，陷于诛杀或绝嗣，又没有子嗣可以承继而应当撤除封国，只要有最初受封者的旁支后裔，不论远近，都一定让他承继国祚。若没有遗留下来的同类后裔，就暂时空置建立封国，等皇子出生，以承继其统绪，然后建立的国家便不会灭亡。又据班固说：“诸侯失国，也像是法网太密。”如今也应当大大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况且建立诸侯的道理，根本在于贯通国家的盛衰；宏大的制度完全确定后，就把它颁给诸侯，写下誓言，绘在丹青上，刻写在玉版中，收藏在金匮里，置于宗庙，并把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这样，即使寡弱的小国也不可能受到危害，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呢！承接一个难以倾覆的国家，再把这样的制度加在其上，自然能够长久处在稳重牢固的安定中，可以说根基深厚如华岳，四方都得到维系。臣以愚见，希望陛下把天下置于自然安定的境地，把大业寄托在牢固成就的形势上，这样就可以没有遗留的忧患了。如今民间少有著名士人，官署中没有才能卓越的人。原因是什么呢？清议不能严肃整饬，人们不树立德行，行为只在于取悦容人，所以没有著名士人。下级官员不能专门负责事务，又没有考核制度，官吏不能竭尽节操，所以没有才能卓越的人。没有高能之才，就会有人厌恶世事；少有名士，后进便没有准则。因此臣思考建立官吏考核制度、整肃清议。想要富贵而厌恶贫贱，是人情常理。圣王深知人情，知道这种欲望不可能消除，所以就把公利和私欲结合起来，改变人们求取富贵的道路，使想富的人必须先经历贫困，想贵的人必须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会自高自大，不自高自大然后廉耻之心才会受到砥砺；守住贫困的人一定能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操守才能完整。凭借这种操守处理事务，才可以完全奉行公事。完全奉行公事的人，正是能够获得富贵的人；无私的人最终反而能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公利和私利是相通的。如今想富的人不必经过贫困便能自行取得富贵，想贵的人不必安于卑贱便能自行取得显贵，公利和私欲的道路既已分离，而人情又不能没有私欲，私利不能通过公事得到，于是人们总是背离公道而任意谋求私利。因此风俗和节操日益衰败，公理逐渐废弛，士人获得富贵，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用这样的情况来治理国家，小事大事都难以期待成效；然而教化衰败已经很久，也难以在一天之内扭转。况且世俗放纵而极其奢靡，经营欲望彼此相当，众多士人混杂在一起，庸常的行为彼此相似，不可能一下子肃清，尤其不适合立即大加黜陟。况且教化不要求一下子达到尽善尽美，善于教化在于抑制最突出的问题；在同样奢侈的风气中，仍有更加过分的。应当使那些沉迷于满足欲望之乐的人，减少他们显赫荣耀的待遇，使他们很快处在不显达的地位；让约束自己、保持清白朴素的人，得到节俭德行的报偿，位列清要官职之上。使这两种行为各自分流，使各自有所获得；然而风俗放纵而极其奢侈，不能一下子肃清，所以臣私下考虑，希望先逐渐着手办理。天下极其广大，事务极其繁多，而君主极其少数，和天一样、和太阳一样，因此不是靠亲自听取政事就能全部览察的。所以圣王施行教化，只掌握要领而已，把事务委托给下属，而不让事务缠绕自己。分工已经确定以后，便不再参与其中；这不是害怕日偏西时的辛劳，也不是被贪图安逸享乐的顾虑牵制，实在是因为政体本来就应当如此，形势也使然。为什么呢？创制谋划开始时，要辨明是非，区别能干和无能，十分难以察知；施行以后，根据成败来区分功劳和罪过，就很容易识别。容易识别在于考察结果，难以察知在于筹划开始，所以君主常处于容易的环节才会安定，臣子不承担困难的环节，国家就会混乱。如今陛下常常精心处理事情的开始，却忽略对结果的考核，所以群吏考虑事务时，对成败的畏惧很轻，粉饰文辞以逃避眼前责罚的顾虑却很重，这正是政绩未能完善的原因。如今君主如果能够常常处在容易的环节，掌握要领来驾驭下属，然后臣子的功罪就会在成败的征验中显现，没有人能逃避应得的惩罚和奖赏。这样，罪过不能被掩盖，功劳也不能被诬陷。功劳不能被诬陷，能干的人就会受到鼓励；罪过不能被掩盖，违背法令、怠慢职守的行为就会日益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要。臣私下想到，陛下的圣心在于追求尽善，害怕政事有违失，所以精心处理事情的开始，以求没有过失；又因为众官中胜任者少，所以不愿委托事务，宁愿亲自劳作到日偏西。臣的愚见私下认为，如今若想达到尽善，就应当考察事情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心处理开始的环节难以核验。况且群官中有许多不能胜任，也应当把事务委托给他们，使能干的人得以成就功绩，不能干的人得以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出来，就可以罢免；功劳成就以后，就可以继续任用。这样以后，贤能的人常常处在职位上来做好政事，昏暗低劣的人不能再尸位素餐、损害政务。如果这样坚持下去，胜任的人会逐渐增多，经过若干年，众多官署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了。这是考察才干、核验政绩的最重要事务。如今君主不把事务委托给臣下、等待他们完成，反而和下属共同筹划事情的开始，那么功劳和罪过就难以区分。下属不能专门负责事务，在官位上停留不久，所以能干和无能无法区别。用什么来验证呢？如今世上的士人，当然不可能全都贤良能干，也当然不可能全都疲弱软怯。然而现在想举荐一个忠诚贤能的人，却不知道该奖赏什么；想追究一个失败负罪的人，却不知道该惩罚什么。等到他们被免职退下时，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触犯了法律，并不是没有能力；被提升任用的人，自己认为只是凭资历积累和世间声誉，并不是凭实际功劳。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政事就没有达到圣旨的要求，这就是明证。陛下按照现行法令治理国家将近三十年，功绩却没有日益更新，过失究竟在哪里呢？古人有言：“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改弦更张。”臣所说的这些，确实是政体的常理；但古今形势不同，所遇事情也不同。

译陛下即使还不能完全采用等待下属完成事务的道理，也应当把事务全部委托给下属；至于如今应当奏报御前的事情，删去不急迫的事项，使重要事务可以精简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古代六卿分掌职务，以冢宰为首长。秦、汉以来，九卿各自处理事务，由丞相总领。如今尚书负责裁决，诸卿奉行成命，这在古代制度中权力偏重，事情也不一定需要如此，但现在还不能裁减合并。可以把各种事务交给外寺办理，使他们能够专门负责；尚书总领其事，如同丞相的职能。只有制定法律、创立制度，裁断死生，除名、流徙，罢退免职等大事，以及涉及度支的事项，才由台阁奏请裁处。其余事务由外官全部专断，年终由台阁考核功绩、核对簿册而已。这样，九卿负责筹划事务、裁断并施行，尚书负责记录掌管，依照赏罚加以约束，他们的形势必然会比只考核成事机关更好。如今亲自掌管事务的人动辄要接受上级成命，上级的过失不能再归罪于下属，年终事务没有成效，也不知道应当责罚谁。监察官司依照法律举发罪过，狱官审理弹劾务求事实，执法官吏依据供辞遵守条文，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到了具体施行时，监察官和执法、审判机关的职责应当略有不同。狱官只求事实，执法官吏只守法条，监察官则希望举发大事而略过小事。为什么呢？细小的过错和轻微的缺失、荒谬错误，是人情必然会有的；如果一概用法律纠察，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完人了，这就是所谓本想治理反而造成混乱。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提纲挈领而使法网疏阔；提纲挈领，所能罗致和治理的范围就广；法网疏阔，小过错必然有所遗漏；所能罗致的范围广，治理就不会苛刻，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领。然而自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的人大多不能振举大纲，却一定要举发细小过错。细小过错不足以危害政事，举发它反而使小弊病增加为大混乱；大纲不能振举，豪强便横行放肆；豪强横行放肆，百姓便失去安身立命的职业。这就是把紧急事项放在一边、反而颠倒事务重点的原因。如今应当让有关官署改变一向的做法，使天下能够受到良好教化。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君主不要喜欢琐碎严密的案件，却一定要责成官员举发强横、揭露大恶的奏疏；只要做到完全公正，危害政事的奸恶自然会被擒获。那些犯下大奸、扰乱百姓的罪行，大多出自富有强势之家；豪富者力量足以使人畏惧，财货足以诱惑人，所以官长顾忌其势力而停笔不举。下级官吏放纵奸恶，又害怕主管官署不肯举发，于是织成严密的法网来罗捕细小罪过。使得奏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完全出于公心，但扰乱法律、使法律失去清明的弊病已经包含其中了。这不但无益于政体，反而使清议因此更加受损。古人有言：“君子的过错，就像太阳的日食。”又说：“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又说：“不重复同样的过错。”这些话都说明贤人君子不可能完全没有过错。只要没有达到危害政事的程度，就都属于天网所遗漏的范围；所犯的过错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然后王法的诛罚才一定施加，这是举发罪过时衡量深浅的大原则。所以君子能够保全美德来做好政事，不善之人则一定要受到诛戮，以此警戒众人，这是治理国家时施行诛罚和赦免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既然不可能完全没有过错，那么小的瑕疵不能因此废弃其本人；如果动不动就用法律绳治，便有愧于清明的时代。为什么呢？虽然他们有所触犯，但轻重差别很大；士人君子的内心所受责备各不相同，而名义上却没有区别，因此不守法度的人便可以借用贤人君子的名声来为自己辩护，以迷惑众人的听闻。这样，名声可以被利用来扰乱是非，借助权势来取得所谓正当，清议便更加受到损伤。凡是举发过错、弹劾违失，本来是要整肃风俗、整顿世教；如今连小过错也一并举发，清议反而更加败坏。圣人深知人情而通达政体，所以说：“不因为一个小过失而掩盖大的德行。”又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又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美。”所以帝王冠冕前垂下旒，耳边充塞棉絮，意思在于善恶的报应一定只取其中最突出的部分，然后法网简要而不遗漏，大罪必定诛罚，法禁才容易完整。为什么呢？危害法制的在于重大罪恶，却小心搜捕细小过错，这和放出犀牛、豹子在大道上，却在角落缝隙里禁止老鼠偷盗有什么不同？古人有言：“斧钺不用而刀锯天天损坏，不能凭此治理国家。”这说的是把大事放缓而把小事抓紧。当今政事的过失，少有不是这一类的，陛下应当反过来考察并寻求，才会得到应当致力的方向。权宜的制度不能当作永久制度，政事有违常理也不能固守不变；这说明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不同。百姓虽然愚昧，但他们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一定会因时机而发作。有了条件便会发作，愿望就无法夺去；事情发生变化而不同于以前，时势便不能违背。明圣而通达政务的人，应当迅速响应，不等下车就采取行动，因此能够与事情的时机相合，大大得到人心。过去魏武帝把天下分割开来，使百姓按户服役，各自处在一方；这既是形势所需要，也有他有意曲为的因素，是权宜地借用一时的制度以满足当时的事务，并不是正统常制。然而拖延到今天，年年累积却没有改变，百姓虽然亲身遭受其中的困苦，私下却没有产生怨恨，实在是因为三方还没有全部荡平统一，知道当时还不能求得安息。因此他们甘心服役如同回家，把险阻看得如同平地。到了平定吴国的日子，天下都怀有安静的愿望；而东南两方六州郡的士兵、将士和武官，却驻守江表，有的还负责向京城运输漕粮，父亲在南方、儿子在北方，家庭离散，都更加不得安宁。又因为不习惯当地水土，运输和劳役十分疲惫，并且有死亡的危险，这种形势不可能长久维持。这应当大加处理，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魏氏错置劳役的制度，也应当改变旧制。这两件事各自按照道理办理，那么百姓感恩怀德、歌唱着享受生存的乐趣，一定会比现在增加十倍。自董卓作乱以来直到现在，接近一百年，四海百姓劳苦困顿，遭受的灾难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六合浑然统一，开始于今天；百姓思望安宁，并不是虚妄的愿望。然而古今时宜不同，所处情况也不同，确实还不能希望完全遵循过去的做法，放牧马牛、停止一切劳役；但如果使承担各种劳役的人不离开本国，使军队只在本乡准备应变，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即使不能完全这样实行，只要把道理尽量做到，也可以使天下安静三分之二，官吏和役夫不必出动到千里以内以外的地方。只做到这样，天下所承受的恩惠已经不可估量了。

译政务有很多方面，世事中没有完全合乎道理的地方，难以全部通过奏疏列举；要振举纲领、总摄大纲，关键在于三条。政事想要安静，安静在于停止劳役；停止劳役在于无为。仓廪想要充实，充实在于使农业获利；使农业获利在于实行平籴。治理政事想要显著而有信誉，显著有信誉在于慎重选拔贤能；慎重选拔贤能在于官员任职长久。官员任职长久并不难，只要连接其班次等级，除非才能确实适合，不得随意调转职位直到完成考核，政事就会改善。平籴已经有成法，尚未完备的地方可以继续周全补足，这样粮食就会积聚。无为并不是别的，就是停止那些有功劳名义的劳作，抑制那种表面有益、实际上有害的事情。做到这样，天下就安静了。这三件事已经提出，虽然还不足以使教化深厚，但可以使国家安定而有余力。王者的利益，在于使天地自然产生的财富得以生长，农业就是如此。所确立的方针正在这里，事情确实有功效和益处。假如有妨害农业的事情，都应当停止；这就是看似有益而实际上有害的事情。然而如今天下自有必须办理的事务，不能一概停止；有的只需耗费很少的功力，却能获得极大的成效。眼前办理它，虽然略有废损，但从长远计算，最终益处很大。农业官署若有十倍、百倍的收益，而它造成的妨害在开始时看似并不急迫，最终却会成为大患，就应当预先加大功力，以堵塞其发展趋势。比如黄河、汴水将要合流，沈莱如果确实善于治理，那么这项劳役就不能停止。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务有缓急，权衡有轻重；除非接近这类情况，否则都应以此为准则，才可以兴办，其余事情都应以安静休息为务。但要善于计算轻重，权衡并审察是否适宜，知道什么可以兴办、什么可以废止，实在很难彻底明白。若不是最高明而有远见的才智，就不能承担这一责任。创业的美德，功勋在于垂留统绪，使后世蒙受恩泽而得到安定。这样的安定，即使昏暗的后代也能如同明智，即使愚昧的后代也仿佛有智慧。挽救世局的功业，实在在于善于教化，关键在于使国家安静。至于修饰官署，各种劳作和工程，往往一味追求长期进行而伤害、超过限度；不必担心它们不能兴办，这些都是将来不需要陛下操心而自然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仰赖前代留下的基业、依靠日月长久的时间，实在在于遗留的风范联系着人心，余下的功烈扶助幼弱；如今却勤劳于不需要的事情，来损伤所凭借的根本。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哪一件应当先办，陛下稍稍施加恩意、回心思考，详细选择安定国家的办法，那么大义就完全具备了。世间的私下议论，暗中把陛下比作孝文帝；臣认为，圣德是更加隆盛还是稍有减损，将要看后世，而不在于当今。为什么呢？陛下龙飞凤翔，顺应时机登上帝位，已经有开创业基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完全征服南海，又有这样的功勋了；以天子的尊贵身份，亲自实行平民所难以做到的事情，孝顺和节俭的德行超过百王，又有这样的功勋了；行为没有细小失误，举动都合乎法度，又有这样的功勋了。如果能够善于治理当代的政事，建立牢固的藩屏，使晋代长久延续，后世仰望瞻视遗留下来的事业，考核功劳、考察事情，确实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比，哪里只是孝文帝值得称道呢！臣说这些话，不是臣下褒扬君上、虚饰美誉的惯常言辞，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用来资助国家安定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完善，那么臣担心优秀的史官记载功勋时，不能把宏大的美德传到久远的后世，那实在太可惜了。然而不能让那些了解政事的人参与到圣上的思虑中，经过几年以后，最终一定会有所成就。愿陛下稍加察看臣所说的话！（《晋书·刘颂传》，又见《群书治要》卷三十引《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