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杜预（二）

译◇《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载事情，要把事情系在日上，把日系在月上，把月系在时令上，把时令系在年份上，用来记载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必定标明年份作为一件事情的开头；一年有四时，因此错综地举出四时，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周礼》中设有史官，掌管诸侯国和四方的事情，通达四方的意志。诸侯也各有本国史官，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只写在简牍上。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王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就是周代旧有的典籍和礼经。周王朝的德行衰落以后，官吏失去了职守，居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所记之事昭明，诸侯报告和史官记录的策书，许多都违背旧章。仲尼依据鲁国史书策书已经形成的文字，考察真伪，记载其中的典礼；对上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阐明将来的法则。凡是教化所要保存、文字所妨害的地方，就删削订正，用来表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都直接采用旧史；史书有文饰和质朴的不同，言辞有详略，不必改动。所以《传》说：“记录了其中的善。”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大概周公的意旨，是仲尼承接下来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因此《传》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以开始一件事，有时在经文之后叙述以完成意义，有时依照经文来辨明道理，有时错综经文来会合不同的记载；随着这些情况，阐发凡例中所重视的意义。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而没有全部列举，并不是圣人修订经书的要点。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各种典籍，必定广泛记录，详细说明。他的文字舒缓，内容深远，是要使学者推究事情的开端和结局，寻求枝叶，探究其中的穷尽之处；使他们从容而柔和地思考，自己去探求；使他们充分咀嚼、深深涵泳，自己趋向理解。正如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最后豁然如冰消解，怡然使事理顺畅，这样才算有所收获。凡是开头说明凡例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传下来的法则和史书的旧章，仲尼承接它们加以修订，从而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例。那些使隐微显明、使幽深显露、裁定义类的地方，都是依据旧例而阐发意义，指出具体事情来确定褒贬。凡称“书”、不称“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以及“书曰”之类，都是为了创立新旧体例、阐发大义，称为变例。不过也有史书没有记载，反而借此形成意义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不说“凡例”，而曲折地把它阐发清楚。经文没有凡例，只因具体事情而说明道理的，《传》只直接说出它的归趣罢了，并不是凡例。因此，阐发《传》的体例有三种，而形成凡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是隐微而显明，文字表现在这里，意义却在另一处兴起，如称族以尊重君命、舍弃族称以尊重夫人，以及梁亡、城缘陵等事；第二是记载而含蓄，用简约的言语表示制度，推究它便可知道凡例，如参会不言及“与谋曰及”等事；第三是委婉而成章，曲折地遵循义理训释，以显示最大的顺从，如对各种违背和避讳，以及璧假许田等事；第四是详尽而不加污饰，直书事实，文字完备而意义显现，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等事；第五是惩罚恶行而勉励善行，求取名声反而灭亡，想要掩盖却反而显露，如记载书豹、盗三叛人的姓名等事。根据这五种体例来寻求经文和《传》的意义，触类旁通加以推演，附着于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之中，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都完备了。有人说：《春秋》通过错综文字来显示意义；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经文就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相应意义的情况。先儒流传下来的说法，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有时只用一个字表示贬斥，但仍然必须用几句话组成完整的言辞来表示制度，并不像八卦的爻辞那样，可以错综排列成六十四卦。因此本来应当依照《传》来作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如今还能见到遗文的有十多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承袭；向前不能做到错综经文以穷尽它的变化，向后又不能守住左丘明的《传》；对于左丘明的《传》有不能通晓的地方，便都隐没不说，反而浅薄地引用《公羊》《谷梁》，只足以自相混乱。我如今之所以与他们不同，是专门整理左丘明的《传》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必定出自《传》，《传》的凡例总归于“凡例”之中，再推究变例来确定褒贬，删省《公羊》《谷梁》二传而去除异说，大概就是左丘明的本意。对于其中有人怀疑是错乱的地方，就详细讨论而暂缺不定，留待后来的贤者。可是刘子骏创始通达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优秀的人；末世又有颖子严，虽然浅近，也算一家之学。因此特意列举刘、贾、许、颖等人的不同之处，以显示同异。把经文各年的内容分出篇次，与《传》的年份相附，比较它们的义类，分别加以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凡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数，分别编成各部，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明它们的异同，并加以解释，名为《释例》。这是要使学者观看所汇集的异同之说；《释例》对这些内容解释得很详细。有人说：《春秋》的写作，《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文说明；论说者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修订《春秋》，树立素王，左丘明成为素臣；谈《公羊传》的人也说，仲尼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行为危险而言语谦逊，以躲避当时的祸害，所以文字隐微，意义深藏。《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结束于孔丘去世，请问应当以哪一种为准？回答说：这与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去世以后，文化传统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制作经书的本意。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已经完了吧！”这是为当时王者的政治而伤感。麟、凤等五种灵物，是王者出现时的吉祥征兆。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然出现了应验之物，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归宿，这就是圣人受到感动的原因。在“获麟”这一句结束笔墨，是因有所感而开始，本来就是用来结束全书的。有人问：既然如此，《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君王；隐公是谦让国位的贤君。考察时代，他们前后相接；论其地位，都是列国之君；追溯其开端，则是周公后代的子孙。假如平王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继承并开创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事业，光大开启王室，那么西周的美德便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事迹也不会失传。因此依据它的历数，附着它的史事，采集周代旧典，汇合成王道的意义，把法则传给后世。

译所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有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的意思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建立东周吧！”说的就是这个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字，是用来彰明过去、考察未来的，感情显现在言辞中；言辞写得高远，旨意就深远；言辞简约，意义就隐微，这是通常的道理，并不是故意隐讳。圣人把周王朝全身防护的制度都包含在内，著作完成以后才反过来隐瞒避讳来躲避祸患，这不是我所听说的。子路想把国君让给别人做臣下，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至于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也不是通行的说法。先儒认为仲尼制作《春秋》用了三年，文章完成时麒麟出现，这既是妖妄之说，又引用经文一直说到仲尼去世，也近于诬妄。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中小邾射不在三叛人的数目之内，所以我认为是因感应麒麟而开始制作，写作从获麟开始，文字也应止于开始之处，这才符合事实。至于说反过衣袖擦脸、声称“我的道穷尽了”，也没有取信的必要。（《文选》，《唐石经春秋传》） ◇《春秋左氏传》后序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刚刚平定，我从江陵回到襄阳，解下铠甲，使军队休息，于是重新申述过去的意旨，完成《春秋释例》和《经传集解》。刚刚完成时，适逢汲郡汲县有人挖掘境内的旧墓，获得了大量古书，都是用简编书写的科斗文字。挖墓的人不把它们当回事，往往使书简散乱。科斗文字长期废弃，难以推究，不能全部通晓。起初这些书藏在秘府中，我晚年才得以看见。所记大体有七十五卷，其中多是杂乱、琐碎、怪诞、荒妄的内容，无法训释理解。《周易》和《纪年》最为清楚。《周易》的上下篇与今天流传的完全相同，另外有阴阳学说，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等文字；我怀疑当时仲尼是在鲁国编成此书，还没有传播到远方国家。《纪年篇》从夏、殷、周开始，记的都是三代王室的事情，没有分别记载各诸侯国。只是特别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记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鲁隐公元年正月。全都采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按年份依次编排。晋国灭亡后，书中只记载魏国的事情，一直到魏哀王二十年，大概是魏国的史书。推算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这一年是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韩襄王十三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楚怀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齐湣王二十五年。向上距离孔丘去世一百八十一年，向下距离现在的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年。魏哀王在《史记》中是魏襄王的儿子、魏惠王的孙子。魏惠王三十六年去世，襄王即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即位。古书《纪年篇》中，惠王三十六年从元年记到十六年，然后称“惠成王卒”，这就是魏惠王。我怀疑《史记》错误地把惠成王的时代分开，作为后王的年号。魏哀王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书中特意不称谥号，只称“今王”；它所写的文意很像《春秋经》，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的通常体例。书中称鲁隐公与邾庄公在姑蔑结盟，就是《春秋》所记的邾仪父；因为他没有得到王命，所以不记爵位，只称仪父，是为了尊贵他。又称晋献公会合虞国军队攻打虢国，灭亡下阳，就是《春秋》所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先写虞师，是因为虞国接受了贿赂。又称周襄王在河阳会合诸侯，就是《春秋》所记的天王狩于河阳；这是以臣下召见君王，不能作为训法。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姑且略举几条，以说明国史都是承接告知、依据事实来记载时事的；仲尼修订《春秋》，则依据义理而制定不同的文字。书中又称卫懿公与赤翟在洞泽交战，我怀疑“洞”应作“荧”，就是《左传》所说的荧泽。齐国佐来献玉磬和纪公的首级，就是《左传》所说的宾媚人。书中所记的事情大多与《左传》相符合，而不同于《公羊传》《谷梁传》，由此可知这两部书是近世牵强附会的说法，并不是《春秋》的本意，这一点很清楚。它虽然不完全与《史记》《尚书》相同，但把各种材料参照起来考求，可以使学者的认识端正。又有一卷，专门汇集解释《左氏传》中卜筮事情的文字，篇章次序以及文义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此书的人的姓名。《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住在亳地，他的卿士是伊尹；仲壬去世，伊尹把大甲放逐到桐地，竟然自行即位。伊尹即位后，把太甲放逐了七年；太甲暗中逃出，知道伊尹在桐地，便杀死伊尹，于是立共子伊陟、伊奋，命令他们恢复其父的田地并把田地分成两半。《左氏传》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直到死也没有怨恨之色；那么太甲虽然被放逐，回来后仍杀了伊尹，却还任用他的儿子为相。这和《尚书》叙述太甲的事情大相违背，不知道是年老的伏生昏乱遗忘所致，还是这部古书本来就是当时的杂记，不能据此作出确切判断。因为它大致对《左氏传》有些帮助，所以略微记载下来，附在《集解》的末尾。◇长历 《释例》说：《尚书》称一年有三百六旬有六日，设置闰月来确定四时、完成一年，使百官办事有条理，众多功绩都兴盛起来。因此天子一定设置日官，诸侯一定设置日御，世代修习这门事业，用来考察历法的技术。举整数来说，所以说三百六十六日；实际上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太阳每天运行一度，而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还多一点。日官应当把运行迟速会合起来，考察朔日和晦日的确定，把它们错综安排来设置闰月。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斜指两个地支之间，所以它不同于其他月份。把这些差数积累并加以协调，四时八节没有违失，才可以形成一年；其中的精密程度实在非常高。掌握其中的精微而与天道相合，事务就能有条不紊而不发生差错。所以《传》说：“设置闰月来校正时令，依据时令来安排事务；依据事务来使百姓生活富厚，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然而阴阳运行，随着运动而发生差异；差异不停积累，最终就会与历法错位。因此仲尼、丘明常常在朔日和闰月处发明文义，大概是为了纠正历法的得失，借此阐明历数。桓公十七年发生日食，朔日计算正确，但史书缺少具体日期，只写“朔”；僖公十五年发生日食，朔日也计算正确，但史书连朔日和具体日期都缺了。因此《传》根据这些得失，一并指出当时史官的错误，同时说明其余日食有的也是历法失去准确。庄公二十五年，《经》记载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并在社庙击鼓、用牲祭祀。周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是所谓正阳之月。当时历法错误，实际是七月初一，并不是六月初一，所以《传》说“不是通常的情况”。只有正月初一，邪气尚未发生，出现日食时才有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的制度；由此可知这里不是用币，而击鼓是常月的礼仪，只是因日食这一变故而举行，根源在历法错误。文公十五年，经文所记都相同，却又重新发明义例，《传》说“非礼”，说明前一条《传》是要审定正阳之月，后一条《传》是要阐明诸侯的礼制。这就是针对贤者而发的隐微旨意，是先儒没有理解的。

译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发生日食，平子却说这不是正阳之月，用来欺骗朝廷，近似于指鹿为马，所以《传》说“已经不像君主了”，并且借此说明这个月份确实是上天规定的正月。刘子骏制作《三统历》来校订《春秋》；《春秋》所记有干支的日食共有三十四次，而《三统历》只推得一次。它的历法技术比诸家已经最为疏漏，而且每六千多年就无缘无故增加一日。这种岁数本来应当日积累而成，不能无故增加一天，这是最不可行的做法。刘子骏本来是前代著名儒者，却有人说他的历法最为精密。不只是班固，自古以来，各种论说《春秋》的人大多沿袭错误，有的创立一家历法，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来推算《经》《传》的朔日，都不能相互符合。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是上天的验证；《经》《传》又记载了朔日发生日食，可以说是符合天象。但刘、贾等儒者的学说，都认为日食发生在月初二或初三，公然违背圣人的明文；他们的弊病在于固守一个起算元年，而不随着上天的变化推移。我感慨《春秋》中的事情，曾经撰写《历论》，极力说明历法的通理。其中大意说：“天体运行不止，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它们都是运动着的事物。事物运动就不会完全相同，即使运行的度数大体可以限定，日积累成月、月积累成年，旧年和新年依次相接，也不可能没有极其微小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日〕 所以《春秋》中有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也有多年不发生日食的；道理不可能完全相同，而计算却拘守固定的数目，因此历法没有不发生差错的。开始时只差极其微小，还不能察觉；差异积累多了，连弦、望、朔、晦都发生错误，就不得不修改历法制度来顺应实际。《尚书》所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说“治历明时”，都是说应当顺应天道来求得符合，而不是先求符合再拿它来验证天道。只要这样来讨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历法因时变化、不断调整的情况就很多了。即使历数的技术已经失传，仍可追寻《经》《传》的隐微旨意，大体情况是能够知道的；当时历法的错误，《经》《传》也有可以验证之处。学者本应曲折地依循《经》《传》所记月份、日期和日食，考察朔日、晦日，推求时日来验证；但他们却全都不是这样，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来推算《春秋》，这无异于量自己的脚，却想削掉别人的脚来相合。我写完《历论》以后，到咸宁年间，有善于计算的李修、夏显，依照《历论》的体例制定历法，名为《乾度历》，上表献给朝廷。它的算法符合太阳运行四分之一度的数值，又略微增加了月亮运行的数值，采用三百年修改历法制度的意思；两个起算元相互推演，七十多年一轮，接续时还考虑强弱。强弱的差异很小，却恰好足以长久贯通盈缩变化。当时尚书和史官拿《乾度历》与《太始历》参照校验《古今记》的注释，发现《乾度历》远胜《太始历》，比现行《官历》优胜四十五项；如今它的算法仍然完整保存。其时又一并考察古今十种历法，用来验证《春秋》，知道《三统历》最为疏漏。现在我详细列出当时历法得失的数目，又依据《经》《传》的隐微旨意作为证据，考察日辰、朔日、晦日，互相发明，撰成《经传长历》如下；各经传中的证据、失闰和违背时令之处，以及文字错误，都加以甄别说明。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天道，大概却是春秋当时所用的历法。学者可以阅读它。（《续汉·律历志中》注，《永乐大典》本《春秋释例》，《晋书·律历志下》） ◇宗谱 别子，是诸侯嫡妻所生的长子之弟。君主命他为祖，他的子孙便成为大宗。大宗通常有一位主持者，审定昭穆的次序，辨别亲疏的区别，因此百代也不迁移。如果没有儿子，就以支子作为后嗣；即使年到七十，也没有主妇。如果夭折而死，就把丧服加重一等，以兄弟这一辈代替他。夭折者不能履行父亲的职责，因为兄弟之间昭穆相同。凡有死亡，都为他服齐衰，服丧月份各随亲疏关系而定。即使身份尊贵，即使已经出嫁，也不敢降低丧服等级。亲属关系断绝后，就为他服齐衰三月；如果是最初受封的诸侯相传承，就从最初受封的祖先开始。支子的子孙都以大宗为宗。这样看来，承继君位的君主是宗族中的尊长，支庶不敢把他作为宗主，所以命令别子作为宗主，由一宗共同奉事。因此说，祖就是高祖。意思是，亲属关系延及君主时就归属于君主；与君主的亲属关系断绝时，就到宗子家中去。可是有些解释者说“君主代代都可以成为大宗”，有的说“别子的同母弟也可以成为祖”，有的说“命令妾所生的儿子为别子，而嫡妻所生的儿子就把宗族迁归君主”，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别子的弟弟，其子孙无论贵贱，都应当以别子的子孙为宗。小宗是一家的长者，同族人就以他为宗。他们所服的丧服，随亲疏关系而定。姐妹出嫁，也不敢降低为她们所服的丧服等级。五服关系断绝以后，就不再以她们为宗。（《通典》卷七十三） ◇遗令 古代不实行夫妻合葬，因为明白生死终始的道理，认为死后归于无有。中古的圣人改变了这种做法，改为合葬，大概是因为分别与合葬都没有确定的依据，只是借助生者的情感来表示教化。从此以后，大人物和诸侯，有的合葬，有的不合葬；既然不能知道生，又怎么能知道死呢，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过去任台郎时，曾因公事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一座坟墓。我询问耕田的老人，他说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墓，有人又说是子产的墓。于是我带领随从祭奠并察看。墓建在山顶，四面远望都通达；山脉本来向南北延伸，却斜向东北，正对新郑城，意思是没有忘记根本。墓道只堵塞后面而使前面空着，不把它填满，是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不需要挖得深重。山中有许多美石却不用，必定收集洧水中的天然石头来筑墓，贵在不劳烦工匠技巧，而且这种石头不能用于世俗的器用。君子看重其中的情意，小人没有利益可图也就不能动它，经历千年而没有毁坏，这是节俭所达到的效果。我们入朝以后，因郭氏丧亡，依照陪陵的旧义，亲自选定洛阳城东首阳山南面作为将来的墓地。所得的地中有一座小山，上面没有旧坟。它的高度虽不及邢山，但东面可以奉望二陵，西面可以远眺宫阙，南面可以观看伊水、洛水，北面可以遥望夷叔，空旷而视野辽远，是感情所安适的地方。所以我便亲自划定地界、栽树、开通墓道，制定一套固定制度。将来下葬时都使用洛水的圆石，墓道向南开，仪制取法于郑国大夫，只想以俭朴使墓制完备罢了。棺木器物以及小殓等事项，都应当依照这个标准。（《晋书·杜预传》，又《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十、《御览》卷五百五十四并引王隐《晋书》） ◇集要 凡是牵引灵柩，天子用六条绋，诸侯用四条，大夫、士用两条。（《御览》卷五百五十二） ◇自述 年轻时就喜欢学习，在官府任职就勤于治理政务，在家中就更加沉浸于典籍。（《书钞》卷九十七）

译◇杜预集序 杜预任镇南将军时，在长江边检阅军队，投降的男女有一百多万口，军中为此编歌谣说：“用计谋等待交战，一人可以抵挡一万。”（《书钞》卷一百十九） ◎王浚 王浚字士治，是弘农湖人。被征召为河东从事，后来参与羊祜征南军事，转任车骑从事中郎，授任巴郡太守，转任广汉太守，升任益州刺史，封关内侯，授龙骧将军，监督益、梁诸军事，进为平东将军，假节。吴国平定后，授辅国大将军，兼任步兵校尉，封襄阳县侯，升任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兼任后军将军，转任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太康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岁，谥号武。有文集二卷。◇上书请求平定吴国 臣多次访察吴、楚两地的异同，孙皓荒淫凶暴悖逆，荆州、扬州无论贤者愚者没有不叹息怨恨的。再观察时运，正应当迅速征伐。如果现在不进攻，天时变化就难以预料。假如孙皓突然死亡，另立贤明的君主，文武官员各得其所，那就会成为强大的敌人。臣制造战船已经七年，每天都有腐朽损坏；而且臣年已七十，死亡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这三件事只要有一件发生变化，事情就难以谋划。诚愿陛下不要错失时机。（《晋书·王浚传》） ◇上书为自己申辩 臣先前奉到庚戌诏书，诏书说：“军队乘着胜势，勇猛的气势更加壮盛，应当顺流长驱，直达秣陵。”臣接到诏书的当天，便立即向东进发。此前臣又奉到诏书说：“太尉贾充总管各方军务，自镇东大将军王浑以及王浚、王濬彬等人，都接受贾充的节度。”其中没有命令臣另外接受王浑节度的文字。臣自从到达巴丘，所到之处敌势纷纷瓦解，知道孙皓已经穷困▯，势力无所施展。十四日到达牛渚，距离秣陵二百里，住下后部署军务，准备进攻取胜的节制安排。此前进到三山，看见王浑在北岸，便派书信给臣，说可以暂且过来会面，共同商议事情，却没有告诉臣应当接受他的节度之意。臣的水军乘风而进，借着有利形势抵达贼城，连夜部署，行军也已经有了次序，没有理由在长流之中调船去见王浑，使军队首尾断绝。不一会儿，孙皓便派使者来归降。臣立即回信给王浑，又抄录孙皓的降笺，把这些全部给王浑看，让他赶快来，说将在石头城等候。军队中午到达秣陵，傍晚才收到王浑下达的、命令臣接受节度的符令，想让臣在十六日把所统率的军队全部带回去，围困石头城，以防孙皓逃往越地。又索要蜀兵以及镇南诸军的名册，以便核定人数。臣认为孙皓已经到都亭投降，没有理由再合军徒然围城。至于核定兵员，也不能仓促办理，这些都不是当前的急务，不能奉行。中诏说臣突然抛弃明确的法令，专擅而任意行动。臣拜读严厉的诏书，惊恐战栗，不知道自己的身命将置于何处。哪里只是老臣一人忧惧战栗，三军上下全都丧失了士气。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典，所任责任重大、事情重大，常常害怕托付的事情办不好，辜负圣朝。所以臣投身于死地，转战万里。承蒙陛下宽恕的恩典，得以按照临机处置的适宜办法行事。因此凭借陛下的威灵，幸而能够成功，全都是陛下神明的谋略和庙堂的筹算。臣承受陛下的指示授意，不过效法鹰犬之用罢了，有什么功勋可以倚仗而放纵自己的意志？哪里敢贪图私利而违背圣诏。臣十五日到达秣陵，而诏书从十六日起程于洛阳，二者相隔悬远，不能相互接应，那么臣的罪责应当得到体察和宽恕。假使孙皓还有螳螂举斧那样的势力，而臣却轻装少兵独自进入，以致有所损失，治臣的罪也是可以的。臣所统率的八万多人，乘着胜势席卷而来。孙皓因为余党叛离、亲信离散，再没有羽翼，像一个孤立的匹夫，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庇护，只是像雀鼠一样贪生，苟且求得一条活路罢了。可是江北各军不知道他的虚实，不早些把他捆来，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小失误。臣一到便擒获了他，他们反而更加怨恨，说什么他们守贼一百天，却让别人把他擒获了，所说的话喧嚣纷乱，简直不堪听闻。按照《春秋》的义例，大夫出使在疆界之外，尚且有专断行事的权力。臣虽然愚昧，也认为事奉君上的道理，唯有竭尽节操、尽忠效命，奋勇而不顾自身，量力接受任命，遇到事情便依时制宜，只要有利于社稷，生死都应当这样做。如果顾虑嫌疑、回避罪责，这就是臣下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尽忠，实在不是明主和社稷的福分。臣没有自知之明，忘记自己的鄙陋低劣，披露赤诚之心，倾尽肝脑，想竭尽股肱之力，再加上忠贞，希望一定能够扫除凶恶叛逆，统一天下，使圣明的时代可以与唐虞并盛。陛下大略察知臣的愚诚，也看出臣想要自我效力的诚意，因此授予臣方面牧守的职任，把征讨的事情交给臣。即使像燕王的乐毅、汉高祖任用的萧何，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待遇了。臣所受恩德深重，死后也难以报答，却因为自己顽钝疏忽，举措失当。陛下恩德宽宏，只是加以严切责让，臣惶恐惊惧，无处安置自己，只愿陛下明察臣的一片赤心而已。（《晋书·王▯传》） ◇再次上表申辩自己的情况 臣接到《壬戌诏书》，其中下发了安东将军所上奏的扬州刺史周浚的书信，说臣所属各军取得了孙皓的宝物，又说牙门将李高放火烧毁了孙皓的伪宫。臣立即把公文上报尚书，详细列明事情的始末。又听说王浑审理此事，陷害臣。臣秉性愚昧而忠诚，做事行动只凭内心的信念向前，期望不辜负神明罢了。秣陵的事情，全如前一表所说；可是厌恶正直、憎恨正道的人实在很多，想要编造南箕那样的诬陷，织成这张罗织罪名的贝锦，在圣明时代公然颠倒黑白。奸佞邪恶危害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无极破坏楚国，宰嚭灭亡吴国，到了右显，倾覆扰乱汉朝，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作为世人的警戒。从前乐毅讨伐齐国，攻下七十座城，最终却遭到谗言离间，只得脱身逃亡。乐羊回来以后，诽谤他的书信装满箱子。何况臣顽钝疏忽，怎能免遭奸邪之人的诬谤！然而臣所希望能够保全首领，实在依赖陛下圣明恭敬、明察事理，使浸润式的谗言不能得逞。可是臣孤立无援，朝廷中没有党援，长期被弃置在偏远之地，与外界往来断绝，又与强宗结怨，招惹豪族的怨恨。以像累卵一样危险的身躯，处在雷霆冲击之中；以像初生小牛犊一样柔弱的资质，走在豺狼出没的道路上，被他们吞噬，哪里能抵挡得住他们的锋牙利齿！冒犯上级、触犯君主，罪还可以得到挽救；违逆显贵大臣，灾祸却不可预测。所以朱云折断栏槛，触犯了皇帝触犯逆鳞般的怒气，幸亏庆忌为他求情，成帝才没有追究。萧望之、周堪违逆石显，虽然满朝都为他们叹息，却很快便死去。这正是臣最为恐惧的事情。如今王浑的党羽和姻亲，内外都盘根错节，势力像磐石和牙齿一样牢固，并且都处在显要职位上。听说他们派人在洛阳，专门彼此交结构陷，偷来的谣言说得很甜美，使听闻的人疑惑不定。曾参没有杀人，本来已经很明白了；然而三个人传播这句话，竟使曾参的母亲投杼而起。如今臣的诚信和行为还不如曾参那样著名，而谗言构陷却沸沸扬扬，远不止三个人的对谈，内外还互相煽动帮助，形成二五相应的声势。猛兽挡在路上，麒麟尚且恐惧，何况臣如此脆弱，怎敢不惊惧战栗！

译伪吴的群臣如今都还活着，立即可以把他们找来查问，以弄清虚实。此前伪中郎将孔摅说，二月武昌失守，水军已经开到。孙皓巡视石头城回来，身边的将士都拔刀大喊说：‘一定要为陛下拼死决战，解决这件事。’魏帝尚且凭一千人平定天下，何况如今有几万军队，完全足以辨明事情。孙皓听了非常高兴，认为一定能够做到，便打开府库，拿出全部金银财宝赏赐他们。小人们无所顾忌，一有机会便拿着财物逃走，孙皓害怕了，于是谋划投降归首。投降的使者刚刚离开，身边的人便抢夺财物，掳取妻妾，放火焚烧宫殿。孙皓逃身藏匿，恐怕不能免死。臣到达后，只派参军主管人员前往救火并截断火势而已。周浚在十六日以前进入孙皓的宫殿，臣当时派记室吏员去查看书籍，周浚便让人把他们收捕捆绑。如果有遗留下来的宝物，也应当是周浚先得到，不应转而诬指后来的人，借此求得苟免。臣先在三山得到周浚的书信，信中说：‘孙皓把宝货散发赏赐将士，府库大略已经空虚。’而如今他又说：‘金银箱笥，动辄有数万之多。’于是怀疑是臣军取得了这些东西。他的说法前后反复，已经没有首尾。臣曾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ヨ等一同进入查看孙皓的宫殿，竟然连一张席子也没有可以坐下。后来又和张牧等共同查看孙皓的舟船。王浑还比臣早一天登上他的船，船上的东西都是王浑亲眼见到的。臣的查验巡视都在他之后；如果有宝货，王浑本应已经得到。而且臣所统率的将军一向严明，士兵不得任意离开部阵。在秣陵的各军，总共有二十万人。臣军先到，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百姓的心都归附仰望臣。臣严厉告诫所统率的军队，连秋毫也不侵犯。凡有买卖，都有伍中人员作证，明确依照契券办理；有违犯者，共斩了十三人，这些都是吴人所知道的。其他军队纵横行动，假称是臣军，而臣军大多是蜀人，幸亏以此可以自行区别。难道只有周浚的将士都是伯夷、叔齐，而臣的各军全都聚集着盗跖吗！当时有八百多人沿着石头城抢劫布帛，臣的牙门将军马潜立即捕获了二十多人，并列出他们督将的姓名，移交给周浚，让他自行审理结案；但周浚却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回报，臣怀疑他把这些人全都放走了，故意断绝了线索。又听吴人说，从前张悌交战时，所杀的财有二千人，而王浑、周浚发布的捷报却说有一万人。周浚任用吴刚的儿子为主簿，又派吴刚到洛阳，想让吴刚增加斩首的数字。只要详细询问孙皓及其群臣，就能知道事情的确实情况。如果真如所听说的那样，周浚等人虚报战功，尚且敢欺骗陛下，哪里还会顾惜诬陷臣！他们又说臣聚集蜀人，不及时把孙皓送来，是想要谋反。又恐怕惊动吴人，便说臣等应当诛杀他们、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他们因此作乱，好让自己发泄私愤。谋反大逆这样的罪名尚且加到臣身上，其余的诽谤诬蔑，也就不足为怪了。王浑审查臣，说臣是‘瓶磬这样的小器物，却承蒙国家深厚恩典，屡次被提拔叙用，终于超过了自己的才能。’王浑这句话最为可信，臣反省自己，惭愧而又恐惧。今年平定吴国，确实是最大的庆典；但对臣个人来说，却更加增添了罪责和牵累。既没有孟侧那样策马驰骋的才略，却使人才济济的朝廷有了谗邪之人，损害了和穆庄严的风气，也损害了皇朝的美德。由于臣顽钝疏忽，才导致这种局面。臣拜上表章，汗流不止，言语颠倒失序。（《晋书·王▯传》） 卷四十四 ◎唐彬 唐彬，字儒宗，是理国邹县人。魏时任郡门下掾，转任主簿。升任功曹，被举为孝廉，州府征召为主簿。文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铠曹属，授任尚书水部郎。武帝接受禅让后，赐爵关内侯，出任邺县令，升任弋阳太守。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起用为监益州诸军，调任监巴东诸军，加授广武将军。因平吴的功劳升任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征召任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出任使持节右将军、监幽州诸军事，兼领护乌丸校尉，后被免职。元康初年，授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兼领西戎校尉。去世，谥号康。◇任职雍州时发布教令征聘处士 本州是著名的大州，也是士人聚集之地。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人，都志节清正高妙，操行高尚纯洁。我一踏入州境，听闻他们的声望，便虚心而又如饥似渴地想延请他们来，按照不以臣礼相待的典礼接待，戴着幅巾与他们相见，只谈论道理罢了，难道会因为任用官职而使他们屈从、玷污高尚的规范吗？各郡国应当备办礼物，派遣他们前来，以满足全州的期望。（《晋书·唐彬传》） ◎魏舒 魏舒，字阳元，是任城樊县人。魏嘉平年间任郡上计掾，被察举为孝廉，对策列为上等，授任渑池长，升任浚仪令，入朝任尚书郎。正元年间升任钟毓的后军长史，转任文帝相国府参军，历任宜阳、荥阳二郡太守。晋接受禅让后，征召授任散骑常侍，历任冀州刺史，入朝任侍中，升任尚书。太康初年任尚书右仆射，不久调任左仆射，兼领吏部，加授右光禄大夫，代替山涛任司徒，署理兖州大中正。太熙元年退位，不久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谥号康。◇上言应当确定六宫娉礼使者的等级 如今选定六宫嫔妃，以玉帛作为聘礼，而旧制派御府丞奉送聘礼、宣布成就嘉礼，这是礼物贵重而使者职位低微。我认为，拜立三夫人应当派卿，九嫔应当派五官中郎将，美人、良人应当派谒者；这样才符合典制而且更加隆重。（《晋书·魏舒传》） ◇给山涛的信 郄诜非常孝顺，中间离开郎官职位，正是为了母亲。他居丧时哀毁憔悴，几乎不能保全自己。他父亲死在缑氏，想要改葬却无力亲自办理，所以过了时日还没有下葬。后来在家堂北面临时挖墓安葬，墓道通到堂中，未按时封闭，直到服丧将满才封闭。下葬后过了一年才被任用。他担任平舆监军长史时，任意发泄悲伤，因为未能及时安葬父亲，平日常常向魏舒谈起这件事；事情明白无疑，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通典》一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