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刘湎

译《条对贾元友北攻悬瓠书》贾元友说：“敌虏的君主年幼软弱，奸诈伪乱纷纷兴起，内外都在谋求作乱，上天使其灭亡已有期限。”臣认为：獯胡丑类肆意侵扰，践踏王朝疆界，盘踞州郡，百姓残亡。去年冬天各路军队失去耕种，今年春天又接连被城池围逼，国家收复失地的谋略，实在无暇顾及，因而还来不及消灭敌虏。贾元友又说：“那里有七千多户人家，谷米丰足积聚，可以供给两万人数年的储备。”臣又认为：两万人一年所食米为四十八万斛，五年合计需要二百四十万斛；既然按道理不可能有这么多，恐怕事情难以像他说的那样。贾元友又说：“敌虏在悬瓠开设驿站、建立堡垒，敌虏已经先行占据；如果这里不足以凭恃，就不必……”这些都是攻城之事，就应当先图谋悬瓠，为什么还要越过悬瓠先攻取郾城，以承受腹背受敌的灾祸？况且有七千多户而且储积丰足，敌虏还应当从远方运粮，这说明威势不能制服百姓，百姓并非没有其他打算。贾元友又说：“敌虏想用水陆运输粮食，以救援军队，袭击的机会就在今天。”臣又认为：敌虏开设驿道、据守坚城，从观察其形势来看，并不像窘迫衰弱。所谓可以乘机进攻，恐怕很难验证。贾元友又说：“四郡百姓遭受敌虏二十七年的毒害，都想洗雪仇恨、报复耻辱，伏在那里等待朝廷的威势。” 臣又认为：垣式宝等人受国家厚恩，如今仍然驱赶掠夺车营，反而回去投靠贼寇，大概是眷恋故土之情太深，并非适宜报仇，怎么可以轻率尝试？贾元友又说：“请命令荆、雍二州派遣二千精兵，从义阳沿西山向北进发，直接占据郾城。”臣又认为：郾城是贼寇驿路上的要塞，而且经过蛮地相接的险阻；数百里中背负粮食潜行，刚刚走出平地，便进攻敌寇坚城，自古以来的名将没有谁能用这种办法成功。即使能够取胜，也不知道是否足以向南抵抗悬瓠、向北防守长社。况且敌寇占据数城，水陆交通便利，如今却让官军用二千人截断他们的物资运输，这件事很难办成。贾元友又说：“敌虏围逼汝阴，游荡两年，曾被张景远挫败，不敢渡淮。”臣又认为：张景远兵力寡弱，不能自守，远道派兵救援，才取得一点胜利。如今怎么能确定他就是被敌寇畏惧呢？张景远先前击伤的敌军不过数百，敌虏步骑却有四万，仍然不敢前进；如今却一定劝国家用轻兵远征，说伸手之间便可取胜，言辞和道理相互矛盾，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贾元友又说：“龙山、雉水、鲁奴、王景直等人都接受朝廷爵位，拥有步骑一万多人。” 他说进讨的适宜办法，只须等待诏命。臣认为：鲁奴与敌虏交往，已经历多年；去年向朝廷送来诚意，发誓要建立功劳。自从蒙受荣宠、获得爵位，便立即逃走，显然属于奸猾之人，哪里容易暗中约定？况且王景直是一个亡命之徒，部曲不过几十人，既不能这样说，也不值得依靠。所谓一万多人的说法，似乎不合实际。贾元友又说：“四郡百姓痛恨愤怒于这些异类，车营相连，荒废田地两年，生计已经耗尽，敌寇无所资取，粮食储备已经用完。截断他们的运输道路，是最重要的策略。”臣认为：截断运输需要军队，军队又应当有粮食供给；在悬瓠以外二百里这样的地方，要使军队和粮食都充足，哪里能够办到？” 臣私下考察元嘉以来，北方来的伧荒远人多次干预国家议论，背负行装来到朝廷，都劝说讨伐敌虏。鲁爽的荒诞言论，实在挫伤国威，只是白白损失兵力，虚耗金帛。凡是这类人，常常谋求近便的说法，从来一旦相信采纳，都会留下后悔。边界上的人，只观察强弱；王师到达边境，他们必定带着酒浆在路旁迎候；刚看到官军退兵，便群起抄掠截击。首领回军，什么时候不被河边的敌人所困扰呢？（《宋书·刘湎传》。泰始四年，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太宗，劝说向北攻打悬瓠，可以收复陈郡、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太宗把他的陈说给刘湎看，让他逐条答复，刘湎答复后，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与殷琰书》从前景和年间，君主凶恶悖逆，行为断绝人伦，昏昧残虐而险恶污秽，进谏劝诤的道路被堵塞，于是残毁陵墓宗庙，铲除百官，放纵毒害、窃取凶权，没有一点限度。当时人神都惶惑不安，没有人能够保全自己；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都希望共同匡正时局。我当时职任直卫，亲眼看见这一切。主上神明的机谋如天意发动，指挥之下很快平定了局势；天下横流涂炭，一朝恢复太平，扶助危难、拯救急迫，实在超过古今。然而四方之人心存疑虑，造成这种乖逆；军队和器械所到之处，常常只是采取懈怠简略的行动。足下出身衣冠华族，诚信气概早已著名；虽然参与叛乱、顺逆失当，仍然得到宽容养护。贤兄任长史，已经升入清贵职位；贤子任参军，也在国家法网之内。近来进军宛、唐，计策出于刘顺；退兵之后闭守城池，当时的事情尚未了结。过分承蒙朝廷恩典，错误地充任将帅；早年承受您的风采素养，彼此情谊仍然存在。如今皇帝的威势远远伸张，三方敌势都已窘迫衰弱，胜败的形势清楚可见。王御史昨天到达，这里一并送上主上的诏敕、骠骑将军的教令，以及给贤兄、贤子的书信。百代以来，从没有如此弘大的恩德和曲意宽宥，竟达到这种程度。况且朝廷正在宣示大义，更新王道，怎么能对士女虚饰言辞，使国家失去对一州的信用？凭足下明达的见识和深远的观察，想来一定不会等到一天结束才作出决定。如果贵军孤立地背弃亭毒之恩，又不顾忌被屠杀覆灭，那么我就应当穷尽兵力、肆意用武，彻底施行法令和极刑。恐怕到那时，贵门再没有主持祭祀的人，坟墓也无人扫洒；进则有负忠臣之名，退则惭对孝子之责，名分和实际都丧失，便再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了。仅凭微力略作陈述，希望您幸而加以审察。（《宋书·殷琰传》）

译又给殷琰的信 柳伦来投奔我，把情况详细说明了，我才知道您身陷污秽混乱之中，内心仍秉持忠诚，只是茫然困顿，不亲自参与军事政务。去年冬天开创新局之初，愚昧迷惑的人很多；像您这样的人，进不得列为匡辅社稷的宗臣，退也没有受顾命托付的名分，朝廷既没有特别嫌弃责罚您，您也没有什么需要单独惭愧的。程天祚已经举全城归顺，庞孟蚪又接着逃亡；刘胡困在钱溪，袁ダ想战也不能。推究事理、揣度形势，他们又怎么能够长久呢？况且南方刚刚起兵，连结十六州，聚众百万；自仲春以来，没有一战不败，摧毁歼灭，十成中连一二成都不到。南面凭借袁ダ的弱兵，北面依靠您的一座孤城，用这种形势来成就大业，恐怕万万没有道理。如今国法网罗疏漏简略，暂且举出大纲；近来已经把这些意思告诉您，想来您也已经完全明白了。况且柳伦等人都是您的心腹和爪牙，所以同您携手离开，并不是有什么怨恨，只是明知事情无法成功，祸害已经临头罢了。拥兵数千的乌合之众，抵抗天下的军队，覆亡的形势，难道还不容易看清吗？即使是六蔽之人，也应当不做这种事，何况您出身于少祖名教之家，又厌恶死后默默无闻呢？我之所以再次把这些话告诉您，实在是惋惜华州这一重镇沦为茂草，也兼为贵门一旦被屠灭而悲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您如果能够封闭府库，打开四门，向文武官员宣布祸福，先派一封近在咫尺的书信，表达真诚，然后乘素车白马来到军门；如果让您的身体发肤不能保全，儿侄也遭到伤残损耗，那么皇天后土，实在会听见我这番话。言辞已经够简朴了，哪里还需要再多说呢？（《宋书·殷琰传》） 沈怀文 沈怀文，字思明，是吴兴武康人，晋代光禄勋沈寂的孙子。元嘉年间，州府征召他为从事，转任西曹、江夏王义恭司空参军，随府转任司徒参军、东阁祭酒、尚书殿中郎，又任随王诞后军主簿，兼领义成太守。入朝任通直郎、治书侍御史。元凶弑君自立时，任命他为中书侍郎，他从小路出逃投奔。竟陵王诞任命他为卫军记室参军、新兴太守，随府转任骠骑录事参军、淮南太守；孝建初年转任扬州治中从事史，升任别驾从事史。大明年间升任尚书吏部郎，出任西阳王子尚抚军长史，入朝任侍中。又出任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被免职，不久赐死。有文集十六卷。上书说皇子不应设置邸舍 开设店铺进行贩卖，是古人所反对的，所以卜式明确指出不下雨的原因，弘羊也承担了导致旱灾的责任。如果是因为费用不足，骤然停止确实困难，那么本来就应当酌量加以削减节省。（《宋书·沈怀文传》：子尚等皇子设置邸舍，抽取什一之利，祸害遍及天下。沈怀文又上言此事，但没有被采纳。） 奏议裁省录尚书 从前天官整饬纲纪，六典排列职掌，载师掌管均平，七府办理政务，都是用来辅佐平衡天道、经纬赞助国家根本的。因此，总领属官的本源，著录在官府典制中；调和统摄的要旨，也彰明于国家言论。夏代沿袭虞礼，有深厚的冢宰执掌之法；周代承继殷法，并没有损害掌管国家事务的礼制。于是用来调和辅佐君王，均平天下，整顿并辅佐帝王的法度。汉代扩大并端正法则，魏室又推述典章的规范，使之更加崇高明确。虽然条目和名目在中世有所设立和称谓变化，但总摄治理的实质，自古以来从未违背；历代相沿，朝朝没有二致。至于爵位因事变而改变，等级随时代而调整，都是兴衰更替的常理，并不妨害国家典章；八统所掌的根本职任，从未有人废省改革。考察台辅的职掌，其中第三是礼典，用来和谐邦国、统领百官；第四是政典，用来平定邦国、端正百官。郑康成说：‘冢宰对于众官，没有不总领的。’考察这件事，典籍中的依据十分完备；详考古制而参照今日，不应当徒然废弃。（《宋书·沈怀文传》） 议论把扬州治所迁到会稽 周代制定封畿制度，汉代设置司隶，各自都是根据时代需要，并不是故意相反；安定百姓、宁定国家，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民心安定，天意也会顺从，不一定非要改变今天而追法古代，才可以达到太平一统。神州旧地，历代相承，与边州不同；有时废置，有时恢复，既然不合人情，也可能损害教化的根本。（《宋书·沈怀文传》） 扬州迁移治所，既违背民情，使一州之内有两种制度，更尤其失掉国家治理的大体。我认为不应当有所区别。（《宋书·沈怀文传》） 议论开垦湖田 百姓虽然不亲自务农，也并非没有谋生的道路。如果强行驱使他们去田里，就会使他们坐受违背意愿和被夺取产业之苦；况且鄞等三县距离治所都很远。已经安居的百姓，忽然迁往别的县邑，篱墙还没有建立，旧居却已经毁坏；留下和迁走都陷于困窘，没有办法自给。我认为应当顺应民情，迁到他们愿意居住的新地方，宽赦逃亡者，并且让他们先从事生产就业；如果确实查明土地肥沃，然后再议论迁徙。（《宋书·孔靖传》：大明初年，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郄▯等议论此事。） 宋侍中赵伦之碑 您竭尽力量来表达忠诚，吐露谋略以把握时机；一鼓作气，敌人的骑兵便如云般退散，刚一行动，敌军的气势就全都消灭了。（《御览》三百三十七） 沈怀远 沈怀远是沈怀文的弟弟，曾任始兴王浚的征北参军，因事获罪被迁往广州；前废帝时回来任武康令。有《南越志》八卷，文集十九卷。

译长鸣鸡赞 翠色的冠羽像绩莒，碧色的距脚美丽整齐；到了黄昏便告别夜色，望见旭日便在清晨惊鸣。（《初学记》三十） 博罗县簟竹铭 簟竹长得高大，竹壁薄而中空，竹节长达一丈，挺直得像松树。（《初学记》二十八，《锦绣万花谷续》四十） 戴法兴 戴法兴是会稽山阴人，元嘉年间任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任命他为记室令史。义康失败后，他历任孝武帝征虏、抚军记室掾，随府补任南中郎典签。孝武帝起兵时，转任参军；孝武帝即位后，任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孝建初年，加授建武将军、南鲁郡太守；大明年间封吴昌县男，转任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废帝即位，升任越骑校尉，被宦官华愿儿诬陷。免职后不久赐死；泰始二年追复爵位。有文集四卷。议论祖冲之的新历法 三种精气的数理幽微，五星运行会合的规律深奥；如果不是深入推求，穷究日影长短的变化，怎么能够刊正古历、改革今法，转而校正圭表和星宿呢？考察祖冲之所提出的意见，常常有违背和错误之处，我谨以愚见，随着具体事情逐一辨析诘问。考察祖冲之新推演的历法，说：‘如今冬至所在的位置，年年都有微小差异。’臣法兴议论说：冬至、夏至是太阳运行南北的极点，太阳每天都有固定的度数，星宿的位置却不会改变。古历的冬至都在建星。战国时代诸侯横行，史官丧失纪法；到了汉初，测候标准没有得到审定，后来经过多次观测，才知道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年间所采用的数值，正好与古历相符。到了景初年间，始终没有丝毫差错。《尚书》说：‘太阳短，昴星出现，用来确定仲冬。’正因为月份分属四仲，中间的星宿常在卫阳，羲、和因此校正时令，取其万世不变。祖冲之认为唐代冬至的太阳在今宿左边约五十度，于是凭空增加度数，白白改变天道运行。按照他的设置，近来已经偏离半个星次，那么四十五年九月，大概就会移动一度。《诗经》说‘七月流火’，这是夏历建申的时节；‘定之方中’，又是小雪的节令。如果冬至确实有差错，那么豳公时代火星西流时，日影应长一尺五寸；楚宫建造时，白昼漏刻应为五十三刻，这种荒谬太严重了。仲尼说：‘我听说火星隐伏以后，蛰虫才全部蛰藏。如今火星还在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错了。’如果按照祖冲之的错误，星宿就没有固定的次序，卦位也会出现偏差。名号的正确称谓，古今必然不同；典诰的声音和称呼，各代也不相通。尧时所谓开、闭，如今称为建、除；如今的寿星，就是周代的鹑尾；现在的东壁，已经不是玄武；轸星突然归入苍龙。把天象说错、背离经典，竟到了这种地步。祖冲之又修改章法，规定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个闰月。臣法兴议论说：太阳运行有快慢，所以斗宿有宽窄；古人制定章法，确立了中等标准，年数积到十九年，通常设置七个闰月，日影有时多有时少，这是不能改变的。祖冲之削减闰月、破坏章法，把余数加倍削减，于是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按照四分法，突然少了一天；七千四百二十九年，就会少一个闰月。太阳少一日，时令就会提前；闰月缺失，事情就会违背时序。我听说时令用来安排事务，事务用来使民生富厚；这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也是历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恐怕祖冲之浅薄的思虑，不可以任意穿凿附会。祖冲之又把上元日度定为从虚宿一度开始，说虚宿是北方列宿的中心。臣法兴议论说：祖冲之既说冬至每年有差，又说虚宿是北方中心，这就像舍弃形体去责问影子，不足以称为迷误吗？为什么呢？凡在天空中的事物，没有太阳便不能明亮；居于地上的方位，则凭斗宿来辨别。假如冬至在虚宿，那么黄道就更加遥远，东北方应当是黄钟宫，室宿、壁宿应当属于玄枵的位置，虚宿怎么还能再作为北方中心呢？假如典籍中的冬至、夏至位置屡次迁移而星次不改变，招摇星改变绳位而律吕仍旧，那么七政就不能由璇玑玉衡校齐，建时也不是由摄提来纪年，不知道五行将处在哪里，六属又安置在何处。祖冲之又把上元年定在甲子年。臣法兴议论说：设置历元、建立纪年，各有其所崇尚；有的依据图谶中的文字，有的取法当时的效验。祖冲之说：‘各家纷争，无法审定它们的会合。’从前《黄帝》以辛卯为元，日月运行没有超过；《颛顼》以乙卯为元，四时没有差错；《景初》以壬辰为元，晦日的月光没有差异；《元嘉》以庚辰为元，朔日的日影没有错误。这难道不是承顺天意吗？祖冲之如果只保留甲子年，只能说是为了求得与天相合而勉强附会。祖冲之又把日月五星交会的迟速，全都以上元作为起点。臣法兴议论说：交会的历元，可以求得日食；至于运行迟速的情形，不是普通人能够测知的。从前贾逵略微看出其中的差异，刘洪粗略写出了计算方法；至于疏密的具体数值，没有人能究明它的极限。况且五星所处的位置有时盈缩变化，例如岁星在轸宿时，显现出超过七辰的现象；历家既然追溯计算以求与今日相合，那么过去和未来也就可以推知。《景初》之所以在纪年开始时设置差数，《元嘉》又分别设置后元，是因为这样可以把功夫简省而用于实际，不空作推演来增加烦琐。祖冲之既违背天道而强行改变，又设法来满足自己的意图，我认为这是制定历法最大的过错。臣法兴议论说：太阳有八种运行道路，各自形成一道；月亮有一道，与太阳相离便成为九道，左右交会、运行迟速彼此相差一倍或一半；一个周期终结的道理相同，太阳运行的日数也应相同。祖冲之把通常运行和交会周期合并计算，差了九千零四十日；阴阳运行七十九周有余，迟速却不足一周。这就是本来应当缩短却反而增加，本来应当减少却反而增益。（《宋书·历志》下）